【正确答案】(一)人物通讯
   
   季羡林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于今晨溘然长逝，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但他留下了最美好的祝愿。
   就在今年5月底，记者受上海“百位名人寄语上海世博”活动组委会之托，邀请先生为上海世博会撰写寄语，季老欣然命笔：“祝上海世博会圆满成功”——这美好的祝愿，足以让我们读出这位世纪老人的殷殷深情。
   近年问，因为采访，我有机会接触了季老及他的亲人、友人、学生，有幸了解到季老一些晚年生活的片断。今天，回忆这些零星的片断，季老在生命倒计时阶段的场景，宛若一张张速写，呈现在眼前。
   用耳朵“听”世博
   今年5月31日，我接到季老之子季承的电话：“我已经把我父亲给世博会的题词，放在了三。一医院西院的传达室，你来取吧。”
   我于当日下午3时来到传达室，季承刚刚因事离开，他委托两位被安排于3时之后拜访季老的朋友接应我，其中一位是湖南省作协会员。他双手郑重地递上题词，那是先将题词平铺于报纸、然后随报纸一同卷起的纸卷，用一根细绳系着，绳上别了一个纸条，上写“文汇报”三字。
   解开细绳，摊开纸卷，只见题词被报纸保护得不带一点褶皱，“祝上海世博会圆满成功”十个用毛笔写就的大字气韵洒脱。这是季老献给上海世博会的最珍贵礼物，而我代表“百位名人寄语上海世博”活动组委会所呈上的只是一份绵薄的心意——两盒黄山毛峰。
   次日，季承代表他父亲对那两盒茶表示感谢。我向季承表达了《文汇报》想去拜望季老的心愿，季承答应尽快安排。我了解到，每周三、周六和周日下午是探视时间，而近一两个月的日程已经排满。
   季承告诉我，季老非常关心上海世博会，问他世博会主题，他能不假思索地回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会来句英文：“better city，better life!”他高兴地说：“奥运会是体育盛会，世博会是经济、文化、科技的盛会。”
   季老是通过“听”来了解世博会的。季老曾做过白内障手术，再加上视觉神经的衰退，视力变得模糊，他只好用他听力尚可的耳朵来满足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欲。季承每天会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为父亲读报纸、讲电视，告诉父亲“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上海世博会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季老边听边乐呵呵地点头：“好!好!”当季承告诉父亲：…百位名人寄语上海世博’活动组委会想得到您的寄语。”季老爽朗地表示：“没问题!”立即让儿子准备笔墨。
   季老手执毛笔，不偏不抖，落笔果断。惟一让他担心的是：“我看不清，就凭感觉写了，不知道写得好不好?”
   “《文汇报》比我小20多岁，还是小年轻呢!”
   2006年年底，为了给报社《近距离》专版采写长篇人物通讯《季羡林：做一辈子“学者”》，我去医院探望季先生。那次，季老谈到了他对于寿命的期待：“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像我父母亲的寿限。米寿(88岁)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108岁)，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
   去年1月13日，《文汇报》创刊70周年，季老写下了真挚的祝福：“祝文汇报永葆青春”。提笔之前，他很幽默地说：“我都不觉得老，《文汇报》还比我年轻20多岁，是个小年轻呢，还大有作为!”
   临终前一天留下三幅最后的墨宝
   季羡林曾对季承说：“如果我的字能让一些人高兴，能对一些事起到好的作用，那就是‘好事情’，你们不要拒绝。”
   其实，季老每次题完字，眼睛总会红肿，但他坚持对“好事情”来者不拒。季承于心不忍，但后来和医护人员等沟通，发现“让老人写一写、动一动，老人的精神状态反而好，这对健康更有好处。”
   季承告诉记者，昨天下午，季老还在做“好事情”，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三幅墨宝：“臧克家故居”、“弘扬国学，世界和谐”、“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
   
   季羡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逢人便说“我现在很幸福。”当人们猜度他是否因字画风波而动怒伤情，5月31日曾去拜望季羡林的一位佛门师傅说：“他早就超越了对财富、对地位、对名誉的世俗之见，对他而言，亲情才是最珍贵的。”
   去年11月以来，季羡林的独子、74岁的季承结束了与父亲长达13年的隔阂，父子俩享受着迟来的天伦之乐。今年5月退休后，季承更是每天上午就去看父亲。
   季老有各种心愿：“替我去祭扫一下山东的祖坟”；“我想喝啤酒”……季承便一一去落实。季承还专门从济南订做了父亲爱吃的小吃“油旋张”，父亲就着啤酒，来块“油旋张”，直呼“好味道。”
   季承说：“父亲每天总要在沙发上靠着靠垫坐坐，跟我聊聊天，我会和他商量今年7月20日，怎么给他的孙子过生日，今年8月6日，怎么给他老人家祝寿。昨天下午，我还给他按摩了手臂。”
   季承是在得知父亲心脏病发作后，于今天早上8时赶到三。一医院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昏迷了，表情很平静。当医生在一小时后宣告我的父亲死亡的消息，我怎么都无法接受，总觉得他还应该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二)评论
   
   2009年7月12日，早晨，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季羡林先生平静离世。尽管先生已经九十八岁高龄，内心依然受到不小的震动，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今年年初还说过，要活到一百零八岁。
   
   按理说，外患频仍，战乱不已，很难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至少不利于学者的健康成长。国族争取自由，个人也争自由的时代，正是季羡林成长的历史背景。
   这位一九一一年在齐鲁之邦出生的季羡林，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晚清到民国的大转折。饥饿和贫困一直缠绕着少年季羡林，好强的他得遇良师——胡也频、董秋芳先生，两位老师都擅长新文学，对于年轻的季羡林自是很大的启蒙，季羡林喜欢通过散文抒发自己的性情和悲欢，渗透着两位良师的心血。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曾在中学教书，比如朱自清和钱穆先生，中学老师的才情和学问，对于中学生的耳濡目染功莫大焉。目前，中等教育总是喜欢呼喊改革的口号，总不如多几个胡也频、董秋芳这样的良师来得实在。
   一九三。年，季羡林由山东省立高中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叶公超、吴宓先生皆博雅之士，但是，季羡林不想以此自限，与林庚、吴祖襄、李长之友善，号称“清华四剑客”。四剑客都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少不了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一起到燕京大学旁听谢冰心和郑振铎两位新文学巨子的课程，在谢冰心的课堂吃了闭门羹——闲人免进。但是，却受到郑振铎先生异乎寻常的欢迎，郑先生主持《文学季刊》，把季羡林的名字写入撰稿人的行列，文学青年所受的鼓舞，难以用笔墨表达。
   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具有有特殊的地位。季羡林一九三○年入清华的时候，国学研究院的传奇，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王国维一九二七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一九二九年不幸病逝。但是，注重古今贯通、中西融通、文理会通的清华传统，流淌到学子们的心田，塑造季羡林人生道路的导师出现了——陈费恪、朱光潜。朱光潜先生在清华兼课，开设选修课——《文艺心理学》，朱先生的学术理念和学问路数，让季羡林非常神往，总觉得意犹未尽。陈寅恪先生是国文和历史系的双聘教授，不愧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学问博大精深，季羡林越听越觉得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
   
   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在高中母校服务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德国交换研究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季羡林在德国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先生专门写了一本书——《留德十年》。战争是残酷的，战时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也自有一种乐趣，导师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凑巧与陈寅恪先生是柏林大学的同学，人生真是妙啊!
   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对待学问之虔敬，对弟子之循循善诱，给季羡林深刻的印象，更让季羡林难以忘怀的是，德国学者研究学问的彻底性。这是否反映了德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也许难以证明，但是，季羡林亲见德国老太太不仅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把家门前的道路清扫的一尘不染。
   德国学者研究一个问题，要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要搜罗完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如果有新的材料发表，那么，就要添加进去，否则，推倒重来。季羡林耳濡目染，自是感受颇深。季先生撰述《唐史》，要把《四库全书》翻检一遍，有关唐的史料，季先生一一记录在案。这种“笨”功夫，正是学问彻底性的一种表现，饶宗颐先生称誉季羡林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史料的功夫，做学问能够做到涸泽而渔的，当推季羡林先生。我也曾注意到季羡林先生做学问的过程，存在一种理性的精神，王元化先生总结，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这两种方式，巧妙地统一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德国学者的彻底性，其实贯注着思想的彻底性，遗憾的是，季先生学习德国学问彻底性的同时，并没有同时吸取思想的彻底性，导致季先生学问主要体现在考据。其实，关于这一点，季先生自己也是清楚的，他说自己不善于义理，只是搞了一辈子考据。季先生晚年，突然喜欢谈论义理，这让知识界非常惊喜。于是，我们不断听到老先生的义理：“天人合一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东”，“西方文化衰落论、东方文化拯救论”，“送去主义论”，“政通人和、河清海晏论”。季先生文化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使得这些提法，引发了激烈的争鸣。季先生学问做得好，就是资料实在。对待季羡林先生，希望学术界能够实事求是，季先生是纯正的学问家，就不要强人所难，非要让先生也成为思想家。客观来说，季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三代学人中，比较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季先生确实欠缺思想深度。后学也不会更多苛责先生的。
   
   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听说季先生，也是第一次见到季先生。同宿舍的陕西学友，与我同好听讲座，也喜欢见识一下博士生答辩会。大概是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期间，陕西学友兴高采烈地回到宿舍，说是见到季羡林先生了，记不清是小型学术讨论会，还是博士生答辩会，季先生举手投足，朴素的衣装、朴素的语言，一派学者风度。这时，我已经看过先生的散文，并对先生散文中所流溢出来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神往。
   一九八九年，在一个殊胜的场合，殊胜的时间，正走在街上散步的我，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步履稳健地从北大走出来，季先生忠厚长者的形象，早就烙在我心里，所以，第一时间就得出判断，这就是季先生。雕塑家吴为山曾经说过，季羡林具有典型的东方面孔。原来燕园的第一盏灯，就是眼前的季先生点亮的，没有来得及问候先生，先生已经走过去了，先生又浓又密长的寿眉，象征着季先生的生命意志的高昂。难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跨世纪学术讨论会”上，季先生一直坚定地说：“我肯定可以跨世纪”。
   季先生在生活中，并不轻易宣泄自己的情感，性格内向，感情内敛。“胜不妄喜，败不惶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季先生胸怀之宽广，堂庑之大，平常心之发达，难以尽数。给新生看行李，安排保姆的孩子上学，给家乡的小学捐款捐书，相识不相识的朋友来拜访，必迎送，生活小事，可以见出季先生的大爱大德。
   张中行先生作为燕园老人之一，待人接物，是非常讲究的，其通过仔细的观察，得出结论，季羡林有三样为人所不及：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季羡林的朴厚，在张中行所见到的知名学者中，难于找到第二位。
   放眼西域：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大体是是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化。西域在季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域，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中国的新疆。季先生对于新疆这片土地，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
   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第三代学者的一位领军人物，季羡林先生整合学术力量，进行敦煌吐鲁番学的整体攻关，在季先生心目中，不仅敦煌和吐鲁番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具有西域学研究的清晰图景，西域研究在季先生东方文化的学术群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荣新江先生回忆，从八十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研究工作中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集会，类似于西方学术界的席明纳——“西域研究读书班”，时间大体上数月一次。季先生对于德国学者在席明纳中的真性情，记忆尤深。先后参加读书班的成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广达、王小甫、荣新江；北大南亚研究所的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的蒋忠新、郭良望；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中央民族大学的耿世民，文物局文献研究室的林梅村。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讨论过《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等。
   查阅书房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季羡林文集》，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完成《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完成《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季先生完成《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
   在季先生看来，比较成体系、影响比较大又比较久远、特点比较鲜明的文化体系，世界上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可以称为东方文化体系，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体系撞击、交流。文化交流，总要通过一定的道路，“西域地处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东方文化体系的内部，各民族问的文化交流，有时候也要通过西域。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和玄奘习性取经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在文化交流中，不管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应持有文化沙文主义理念，奇异的风俗、多彩的语言、各异的信仰，如何和平共处，理应从历史中学习先人经验，这是前辈学者季先生的劳绩；同时，作为多民说的国家，各民族如何通过平等、自由，获得国家认同，也是季先生竞的一大心愿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