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中唐以后，门阀土族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很多中小地主和农民阶层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官吏的主体。他们在政治态度、伦理思想、文化思想方面形成了不同于以前的门阀士族的特点。
   首先，在文和道的关系上，崇道抑文。反对六朝至唐以来所形成的浮华、空洞、形式化的文风，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将文学的革新运动同复兴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他们用来批评浮华艳丽的文风的依据是儒家的道，他们认为文是用来表现道的，这就使得“道”的问题突出出来，暗示了以后道学的兴起。因此，后来周敦颐把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概括为“文以载道”，就显示了文学革新与道学运动这二者的某种联系。
   为了反对日益形式化的文风，欧阳修主张以“道胜”而不是以“文胜”。石介也说“三纲，文之象；五常，文之质也”。胡瑗还提出了被后来道学家所推崇的“明体达 用之学”，他认为圣人之道分为体、文、用三部分。体是指儒家的仁义礼乐等道德规范，文是指儒家的经典体系，而用就是将这些原则和理想运用到现实当中。这里的“明体”实际上就是“明道”。
   其次，尊崇经典。反对虚文、强调道的重要，必然要求从思想上、文字上向经典回归。范仲淹长于六经，尤通于《易》；欧阳修也有《易童子问》之作；孙复长于《春秋》。不过这一时期对经典的解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反对汉唐时期繁琐的章句训诂之学，强调义理的理解，大胆怀疑经典，力图寻找新的解释。这种趋势实际上与道学运动并不矛盾，因为由重道轻文，必然要求对经典的合理阐释，以获得对道的正确理解。这一时期，对经典的阐释形式比较自由，不再拘泥于传注，语录体成为后来道学家表达思想的主要文体。
   第三，排佛。宋明理学兴起的一个主要刺激就是应对佛教的挑战。石介继承了韩愈对佛教的激烈批评，认为佛教破坏了君臣、父子的人伦常道，其最大的害处是破碎、毁坏了圣人之道。欧阳修也认为佛教“奸且邪”，但是他不像韩愈一样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主张“修其本以胜之”，就是说根本的办法是阐扬圣人之道。孙复抨击佛教“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绝去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常。由此可以看出，对佛教的排斥是直接以圣人之道为追求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