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纪实摄影家张新民1990年开始“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主题拍摄。走遍全国，历时10年追踪拍摄各地农民工的故事，以史诗般的全景式记录，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巨幅画卷。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将观察的视角回溯到乡村，用照片呈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变迁。

“我觉得每个来深圳的‘移民’内心都是一样的，辛苦不是目的，改变才是目的。大家都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1990年，张新民首先将镜头投向了自己居住的四海社区。四海社区位于蛇口工业区东北角，当时居住着近200个企业的大约1.6万多名打工者。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居住在棚屋的人家、从山城来的“棒棒军”、流动人口子女……这些群体都被张新民的镜头捕捉。他曾拍过20人挤住在一间10余平方米的棚屋里，“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来说，根本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他曾拍摄清洁公司“蜘蛛人”的生活状态，“每接下一幢新楼，洗墙工都如同上战场，吃住都在楼顶”。他拍农民工春节返乡，“出门、返乡大多在春节前后，农民工买票、乘车都很困难”……

在张新民所拍摄的照片中，很难发现“需要社会关怀的弱势群体”的预设，但他所观察和记录到的个体故事却能勾勒出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们的命运——很多人生活在城市边沿，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拍进去以后才感觉到，当时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时，这个城市并没有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他们真正变成‘城里人’则需要漫长的‘远征’，因而也还不能割断和土地的这根脐带。”张新民说，这是长达10年拍摄给他的感受。

“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生态，那么乡村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1996年，已经持续拍摄了几年农民工的张新民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从‘包围’的源头开始拍摄?”

在张新民看来，对于乡村的观察是回溯源头寻找映照，也是“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专题拍摄中的组成部分。

“我开始瞪大眼睛去寻找一个乡村，不那么城镇化的乡村。”有一天，张新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豆腐块”，发现了流坑这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村庄。“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乐安县西南部的流坑村，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典型的中国乡村，是一座活标本，而不是活化石。”

张新民认为，他透过镜头看到的是“村庄无法为人们提供发展空间，无数年轻人离开乡村，村里出现越来越多‘老弱病残’，乡村精英流失，乡村在快速变化”。

在他看来，中国乡村的变迁，既是时代潮流，也是传统农业文明被遗弃的结果。“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最初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中国的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中国乡村的发展却长期重视不够。”

2．

(标题)______

(小标题一)______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就出现了城市。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迅速集中。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催生出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1800—1950年，地球上的总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23倍，这期间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说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1980年。发达地区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平均为70.9%，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30.1%，其中不少国家低于20%。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已达到50%，城市化进入快速稳定发展的阶段。

(小标题二)______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

(小标题三)______

2009年，日本、巴西和韩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虽然距离平均水平不远，但还是没有达到平均水平的50%，只有46%。像印度只有30%，城市化水平较低。

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韩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在1970—1990。这段时间中韩国城市化率将近达到80%，超过了日本。而中国城市化在1950—1980都是平稳增长，从1990年开始才快速增长，但还是比韩国和日本低。而日本城市化在1980年开始就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到2010年，城市化率有60%左右。

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30%时，国家将进入高速城市化的阶段，直至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美国在1880—1960，日本在1930—1970先后完成了高速城市化。我国自1995年达到30%的城市化拐点，预计高速城市化的进程可以持续到2030年。

3．近年来，农民上了楼留不下来，或者干脆拒绝上楼，类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二次空心化”现象，多数是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简单造楼所致。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正试图通过“镇村联动”模式，打造全市小城镇建设示范点。在此背景下，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

46岁的村民万增云说，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村子依然是空心的。“更要命的是，新村距离山上的耕地更远了，对于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来说，种地更不方便了。”

一段时间以来，安徽怀远县涡北新区五岔村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地不少村民忙着在夜间翻建新房，或是在原有楼房的屋顶上额外加盖一层，或者在已经住了多年的老院旁边再建配房。密密麻麻毫无规划的胡搭乱建，一度让返乡过节的村民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60岁的老余一语道破天机：村里马上就要进行大范围拆迁，大家随后将搬到政府统一修建的新社区楼上，“上了楼，没了地，以后的日子咋办?大家心里没数，只能想着投机取巧临时建房，到了拆迁的时候多赔点钱。其实说到底上不上楼不重要，关键的是能就业。”

三农学者李昌平认为，要避免“农民上楼”发生跑偏，需要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再思考。“从已经实行撤村并点的地方来看，很多都提出‘就地城镇化’的概念。但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没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一厢情愿地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容易导致农民‘被上楼’，埋下诸多隐患，因此要全面理解城镇化，避免简单的贴标签。”

中午时分，64岁的钟兆武和女儿在厨房生火做饭。屋外群山环抱，满目青翠。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大片的土坯房在山腰静默着，空无一人。

这里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南坑村民组。村支书钟兆柳介绍，南坑村民组原有30多户125人，全组200亩耕地，1700亩山林。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陆续外出务工，现在整个南坑村完全空心化了，仅剩钟兆武父女两人。

有关专家认为，在当前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村庄聚落形态的改变是必然现象。在此过程中，类似南坑这样的空心村将会逐渐消失，还有的村落则会重新改变自然形成的方式。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前司长李兵弟说：“当前整村拆迁兴建社区的现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行政村10来个自然村落，一个村落只有两三户，进行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太高，理应迁建集中。但在撤村并点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适度原则，因地制宜。”

安徽省住建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当前开展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其依据在于有关部门此前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用地指标不增加的情况下，让农民自发上楼，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的延伸，这个思路是好的。但从实际结果看，一些地方过于追求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导致撤村并点盲目扩大化。”他说。

江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志提醒，农村工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尊重农民意愿”，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让这一说法落到实处，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

“无论撤村并点还是兴建新社区，领导干部不要站在马路上由外往里看，而是要深入农家，从内向外看，耐心了解家里有没有自来水，生活方便不方便，收入来源如何，这样做决策时才能实事求是。”他说。

4．二十年前，金锡文到美国求学。他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有钱人大多住在郊区或小镇上。而市中心的高楼里，住的都是经济拮据人士，这些人一旦发达，也会选择搬离城市，即使这会让家和工作地相距几十公里。

他向导师请教，教授经济学的导师笑着说：“有一天，你们中国也会这样。”回国数年后，金锡文发现，中国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果然掀起了逃离城市的浪潮。“逃离北上广”，是白领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也是报纸和网络上的高频词。

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网民，都想过“向下”迁徙——离开大城市去中小城市：离开小城市去郊区、农村。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者实现了他们的心愿。

金锡文也是其中一员。三年前，他从上海市区搬到了郊区一个小镇上。每周一、三、五，他会驾车去市区的绿色城市研究中心办公室上班。晚上再回小镇，享受那里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夜晚。

他不想住在市区的理由很简单：受不了城里拥挤的交通、浑浊的空气、嘈杂的街道。

然而，那些逃离大城市的人们，大多和金锡文不一样。

有过“逃离”行动的受访者中，仅有1.43%是“逃”到了大中城市的郊区。其余的，要么是从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要么直接从城市“逃回”到农村。

“问题就出在这里。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有人不堪‘大城市病’而离开，它是规模性的、趋势性的，称为‘逆城市化’。到了这个阶段，就说明城市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城市迁到就近的郊区。”金锡文说，“而我们‘逃离’大城市，不是逃到郊区去，而是直接逃到别的小地方去了。”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在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看来，“逆城市化”是都市圈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都市连绵区的必然结果，长三角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市一直都存在“逆城市化”现象，比如在上海上班的人在昆山买房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主要都出现在经济比较富裕的省市，比如浙江、江苏、上海等。

“之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公务员选择农村户口，利益的驱使是一个重要因素。”徐长乐一语道破，在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近年来，城郊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都纳入拆迁的范围，保留农村户籍可以在拆迁补偿上获得收益。此外，在农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户口还能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

另有人则认为，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近年来房价的暴涨，是很多人搬离大城市甚至转回农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长三角地区的很多农村生活条件并不比城市差。

据近期某网站进行的“浙江大学生不愿进城落户，你咋看?”调查结果显示，共有4981位网友参与了调查，其中，59.8%的网友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大，买不起住房”是大学生不愿落户城市的主要原因；25.7%的网友认为“浙江农村福利制度比城市好”是主因。

5．“儿时常见的皮影戏、地方曲艺表演、传统节庆方式等许多民俗都已在生活中销声匿迹，成为只能在晚会和剧场上见到的东西，不禁让人哀叹。”中法两国专家曾共同建议，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重保护传统乡村文化。

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已达47.5%，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传统乡村文化正面临逐步消亡的危机。巴黎工商会国际部代表梅岚瑞表示，法国用近5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现在在法国已很难找寻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希望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避免这样的结果。

乡村是文化的基因库。由于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经济基础的不同，乡村相对于城市有许多独特的文化表现。从民居到饮食和服饰、从语言到宗教、从民俗到宗法制度都无不散发出浓郁的乡村气息，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区域特色。

城市化和现代化正创造着一种全新的文化，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加文明、更加活跃的生活。在文化演进的序列中，乡村一般位于城市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就是落后的、颓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说，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现代要顺从、适应，对传统尤其是精华必须传承、坚守。

对于如何保护乡村文化，梅岚瑞与前法国农业发展联合会主席萨伊夫有相同的见解——发展乡村旅游。“旅游与乡村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萨伊夫称，通过旅游业可将乡村文化充分挖掘并发扬，保留乡村文化特色，使农村形象增值，农产品也可借助旅游拓宽销路，还能带动农村人口就业。

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失，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的古遗址、古建筑、民居、文化街区、古村落，或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或落寞伫立，情势堪怜。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迅速流失、传承悠远的历史文脉被粗暴割裂、千姿百态的城市个性逐渐消遁，这导致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落脚点，失去了文化土壤的支撑。

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绝大部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那些兴高采烈地庆幸自己成为城镇居民的人们，在告别农村的同时，也将告别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和自己乡土的断裂，出现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乡土文化是联系我们族群昨天和明天的心灵桥梁，我们谁都没有理由去切断今天与昨天的精神脐带。

现在，我们大部分一线城市的面貌几乎一模一样，全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假如城镇化建设再不注意这个问题，那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城镇将面临“千城一面”的困境。失去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充满独特美感的建筑文化，这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承载着独特的地方文化，如秧歌、少数民族地区的祭礼乐舞等，都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节庆习俗密切相关。面对城镇与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城市的新居民与传统乡土文化将会产生断裂，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会更狭窄。

目前，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够，要么觉得乡土文化太土，要么觉得其零散不知道如何保存，尤其不知道如何将乡土文化资源转变为现代文化内容。鉴于此，应该专门对中国乡土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尤其是研究那些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采的传统，如何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当地活的文化基因，变成这个城镇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

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着重保护、继续传承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我国城镇化伟大历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只有文化支撑的城镇化才是好的城镇化，只有文化的城镇化，才会是人民安居的乐园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

6．“郡县治则天下安”。目前，全国94%的国土面积在县级，75%的人口在县级，整个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的管理末梢。在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彭真怀认为：相应的机构改革必须加强力量，权力必须下沉；应重视小城镇的政策投入不足、工农业发展本末倒置等城镇化问题，用新型城镇化盘活经济全局。

彭真怀指出。新型城镇化这场真正的改革将改变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态度，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过的大变局，将改变我们五千年农耕社会对农民的剥夺、对农村的侵害。“新型城镇化要给国家一个未来，让农民人生有出彩的机会。”

彭真怀认为，新型城镇化需要在两个层面发力。第一个层面是，让地级以上城市消肿，解决虚假城镇化遗留的城镇问题。第二个层面是，让县城和小城镇建设释放真正的改革红利。“在这个方面进行试点。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趋利部分，可以带动整个国家成长的空间。”

此外，彭真怀还建议用新型城镇化盘活全局，提高农民的收入，提升农业效益；鼓励资本下乡，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对农业进行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和加工，从源头上解决整个中华民族的食品安全问题。

7．2014年10月2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论坛在京召开。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产业改革与升级”为主题，共同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共谋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的改革创新之道。

“深化改革是适应当前新常态、培育新动力的根本途径。而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任务也是要围绕推进城镇化全面地深化改革，找到经济的增长点。”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城镇化最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城乡规划发展真正实现一体化，二是城乡要素流通和交换真正实现市场化，三是城乡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均等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廖明认为，新型城镇化一定要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了产业才有人去参加产业的生产。“事实上，新型城镇化是与国家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相伴相随的，用新的常态思维指导，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发展。”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克强做了2015年工作部署，他表示，2015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三、作答要求

结合“给定资料4”，谈谈你对文中“逆城市化”的理解。

要求：

(1)准确、全面；

(2)不超过150字。____

阅读“给定资料2”，根据资料的内容，在横线处填入标题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

要求：

(1)准确、精练；

(2)标题和三个小标题须分条写，小标题要标注序号；

(3)每条不超过30字。____

假如“给定资料3”是领导要求你编辑的内参资料，为方便领导阅读，请在资料前加一则内容提要。

要求：

(1)准确、全面；

(2)语言简洁、得体；

(3)不超过150字。____

为了推进城市化建设发展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某报特邀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为该报“时评”栏目撰文。假如你是这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5”，为该报写一篇题为“让文化点亮新型城镇化”的短文。

要求：

(1)观点明确，简洁有力；

(2)紧扣材料，条理清晰；

(3)语言流畅，有逻辑性；

(4)不超过500字。____

有人说：中国的城市恰如“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历史和现实，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