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交警对开车打电话、发短信、抽烟和鸣笛等违规行为进行所谓“史上最严厉”查处，无论是手持还是蓝牙免提接电话都会被罚。目前，已有不少车主因打电话被当场罚款100元扣2分。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有50个国家禁止司机开车时打电话。最近美国也打算在全国各州都约束开车打电话行为。
广州交警部门指出，查处开车打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是市公安交警部门的常态化工作，交警部门会以设点查车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查处此类行为。如果交警在巡逻中发现，在前面没车的情况下车主的车速明显缓慢，会对其截停。此外，高清摄像头会作为今后交警对开车打手机取证的重要手段。如果因为短时间使用车载多媒体服务系统被当成打电话处罚，车主可以提出复议，并提供相关通话证据，交警会根据情况处理。
据广州交警部门的统计，近期由开车打电话引起的交通事故数量有上升趋势。开车接打电话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潜在危害。交警部门解释说：人在开车的时候要同时进行两项复杂工作，大脑已满负荷运转了。如果在这时候打电话，负责思维和控制语言系统的大脑额叶部分将“超载”。在这种状态下驾驶车辆，发生车祸的风险会成倍增高。因此建议广大车主在需要接听电话时，先将车辆停靠路边。
虽然众多网友对广州交警部门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不现实”，因为现实中最大困难是需要停车接听电话时，却没有地方可停。“在广州，可以临时停靠的路段本来就不多，交通拥堵的情况下你试试靠边停，后边的车不骂死你才怪！”有车主表示。还有车主对不允许用蓝牙耳机接电话这一规定表示非常不解：“像我们这种个体户司机，客人们都是靠电话通知我们接送业务，一天最少有7个小时在路上走，但在市区行车并有来电时，如果需要停靠在路边接电话，面对到处都是黄实线禁停地段，是否有充足的条件允许我们这样做呢？不现实。”也有司机提出疑虑：“怎么判定司机是在打电话而不是在唱歌呢？”
目前，广州交警部门采取了两种处罚方式：一是口头教育警告，二是现场开出罚款和扣分的罚单。至于选择哪种方式，交警部门也无法给出统一标准。有网民表示，如果开车打电话的处罚没有细化，也容易因为选择性执法而产生处罚不公平。面对一条缺乏具体解释细则和处罚细则的规定，不仅众多民众对其表示不解，连交警在执法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难题。有交警抱怨说，在他们执勤的时候，拦截下开车打电话的司机时，一般司机的反应往往先是否认，然后求情，最后是怒骂，这让他们非常为难。一位交警说：“我们只有百分百真真切切看到司机在打电话，才会截停司机。其实很多人都有开车打电话的行为，但被交警抓到的比率非常少。因为处罚细则没有出来，交警执法也存在畏难情绪，在目前这种管理制度下，凡是容易产生争执的，交警也不愿意多处理，谁都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们进行警告一般也是不想产生警民矛盾、冲突，所以很多可以处罚的行为，例如开车发短信看手机等行为就变成警告了。”还有交警坦言，“我们这里交通拥堵比较严重，不能轻易把车拦下来处罚，因为这样有时候对交通的影响更大。”一些交警表示，目前并没有具体细则规定什么样的打电话方式会妨碍道路安全，多数凭交警个人观察和意志决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此规定起到的威慑作用也不大。
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有专家表示，对于罚款范围，交警部门应列出一个系统而细化的清单，告知公众。这方面国外发达国家在开车打电话罚款方面已制定了详尽的法律法规，可参考借鉴。同时，交警部门应细化各项罚款标准，尽量做到规范化、人性化。“一个新的规定推出前期，应该面向广大市民征求意见，开座谈会，公示等，这样能更好地倾听民意。”同时也应通过各种渠道与公众进行深入沟通，阐明利弊，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政府的公共政策。
也有专家认为，这项公共政策惹争议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在于政策本身，而是政策出台没有考虑民意，程序过于简单。因此，该专家建议，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的完善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包括法制建设，应该规范重大政策出台的程序和相关制度建设。
问题：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效益、效率、充分性、公正性、回应性和适当性是评价政策是否科学合理的一般标准。
（1）效益，是指某一特定方案能否实现所期望的行动结果，即目标。效益与技术理性密切相关，常常按产品或服务的数量或它们的货币价值来计量。如果核电站比太阳能设置产生更多的能量，前者就被认为是更有效，因为它产生了更多的有价值的结果。这项政策饱受诟病的原因与其是否有效益密切相关。很多民众怀疑这项政策不能达到其所预想的目标。
（2）效率，是指为产生特定水平的效益所要付出努力的数量。它与经济理性同义，是指效益与努力之间的关系，后者通常用货币成本计量。效率的计量方法有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如每加仑灌溉水的成本或每次医疗检查的成本）。或者单位成本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如花费1美元能提供10加仑灌溉水，或花费100美元可做50次医疗检查）。用最低成本实现最大效益的政策被称为最有效率的政策。
（3）充分性，是指特定的效益满足引起问题的需要、价值或机会的程度。它明确了对政策方案和有价值的结果之间关系强度的期望。
（4）公正性，指效果与努力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分配的公正程度，它与法律和社会理性密切相关。公平的政策是指效果（如服务的数量或货币化的收益）或者努力（如货币成本）被公平或公正地分配。通常，设计对收入、教育机会或公共服务进行重新分配的政策根据就是公平标准。
（5）回应性，指政策满足特定群体的需要、偏好或价值观的程度。这个标准的重要之处在于，分析人员可能满足其他所有的标准——效益、效率、充分性、平等——却仍然不能对可能从政策中获益的某个群体（如材料中的司机群体）的实际需要做出回应。实际上，回应性标准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效益、效率、充分性和平等标准是否真的反映了特定的群体的需要、偏好和价值观。这是材料中“驾驶人员在行车途中不得接听电话”这项政策广受诟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适当性，是指一项计划的目标的价值和支持这些目标的前提是否站得住脚。虽然所有其他标准都将所定目标视为理所当然——例如，无论是效率还是平等标准，它们的价值都没有受到过质疑——而适当性标准却提出这些目标对社会是否适宜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驾驶人员在行车途中不得接听电话”这项政策本身存在不科学和不合理之处，这是其饱受诟病的根本原因。
（1）合理的政策建议
①明细罚款的范围，可以便于其操作。同时主张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②主张制定人性化、规范化的标准，有助于考虑与权衡多方面因素，减轻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阻力；
③主张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吸引民众参与，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④在政策实施之前展开政策宣传，获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众理解与支持；
⑤处理好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这一政策加以明确规定，可以形成权威性与强制性，更有说服力。
（2）分析途径
①目标图形化方法
政策行动建议中最为基础的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是要确定分析的政策目标。为了思维清晰，在理清目的、首要目标、次要目标时，形成层级，垂直排列，构成目标树。
②价值澄清方法
这一方法的作用是确定并划分支持政策目标的价值前提。公共政策价值是多元的（效益、效率、充分性、回应性、公平性、适宜性），因此必须弄清楚：何种价值前提支持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是政策分析人员的、政策决策者的、特殊利益群体的，还是社会整体的？哪些支持政策目标的价值前提是基础性的，哪些是实际性的？
③价值评价方法
价值评价就是检验在讨论政策目标过程中提出的对立性论证的说服力，考察价值在政策论证和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变化。
④成本要素构建方法
成本要素构建就是对建立和实施一个政策或项目所需要的成本加以分类和描述。成本要素结构是需要耗费资源的功能、设备和供应的一个列表。成本要素构建的重要性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配置了一种行动建议的资源耗费就牺牲了另一个行动建议的资源配置。
⑤敏感性分析方法
敏感性分析是用来测试成本收益或成本效益分析中出现不同假设时分析结果变化程度的方法。由于政策方案在未来实施时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会出现不同情况，因此，原先的成本、收益、效益的估算就会变异，这一方法主要是了解分析结果对不同假设的“敏感性”。政策分析人员可以对未来成本进行高、中、低三种假设，并单独计算在每种假设下的不同比率，以观察这些比率对不同的假设有多敏感。
⑥合理性分析方法
合理性分析是通过对照对立的意见来测试政策行动建议的一种方法。每一种政策行动建议都会有与之对立的意见，每一种都可能对建议构成威胁。只有逐一地考虑那些反对的意见，对它们做出反驳，才能保证提出的行动建议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