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解析】当代世界各国的政府再造，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从某种角度来看，政府再造是政府适应外在环境变迁的过程。
(1)政府再造的“五C”策略
“五C”策略是由奥斯本和普兰斯特克共同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政府DNA的首要成分即决定公共系统与组织的目的为何。任何目标不明确或目标过于多元与冲突的组织，皆难以获得高绩效。
②影响策略(Consequences Strategy)。引进市场、竞争、契约外包等观念，加强公务人员之诱因以创造更高的绩效。引进影响的三大途径即企业管理、竞争管理及绩效管理。
③顾客策略(Customers Strategy)。改造组织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了解顾客的需求，变更组织的结构以符合并顺应顾客的需要。
④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y)。将重大的决策制定权从官僚层级体制手中下放至社区。即从以往惯用的繁琐法规与命令式的控制，转变为与社区或执行组织分享任务与职责来达成控制之日的。
⑤文化策略(Culture Strategy)。此处的文化是指员工的价值、规范、态度与期望，目的在于确保每一政府部门的每一位员工均能产生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为顾客服务是他们的工作责任。
(2)中国政府再造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为了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改革，即1982、1988、1992、1998年以及2003年以来的政府改革。客观分析，经过几轮政府的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冷静地分析以往的政府改革，可以发现，政府改革本身存在着许多误区或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改革的被动适应性远远大于主动的前瞻性。历次的政府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出于财政、机构、人员、官僚主义的压力，政府迫不得已才进行改革，政府改革是消极的，往往是事到临头才忙于应付，缺乏主动性、自主性和前瞻性。
②政府改革视角的偏狭。多少年以来，一提起政府改革，便将其等同于机构改革，政府改革的视角是在机构、人员的调整上，似乎政府改革就是撤并机构、精简人员。
③缺乏对政府改革理论上的反思。历次政府改革，都反映出我国理论的准备和反思不足。对于政府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都缺乏系统的理论上的认知。改革在理论上的滞后，影响着对政府改革的思考，并限制着我国在战略和政策上的选择。
④政府改革孤立于政治和社会网络。政府再造无疑是一种大规模、普遍性、彻底性的，关联政党与政治、立法、司法、社会组织等多种环境网络的政府再造，而不仅局限于政府组织之内。这也是中国政府改革不推不动、推亦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⑤效率主义改革典范的局限。检视过去的政府改革，主导我国改革的是行政理性模型，即行政改革的核心在于有效率的行政。政府行政必须是有效率的，效率也是重要的，但是效率主义的改革典范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3)21世纪中国政府再造的战略选择
我国正在经历一个深层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如佛格森所言，是一种基本社会典范的变革。因此，我国的政府再造，必须适应这一社会典范的变革，确立新的治理典范和方式。新治理典范的确立，需要实现以下方面的政府变革：
①从效率行政典范到民主行政典范——政府治理典范的变革
民主行政典范代表着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理性的典范，民主行政典范并不反对效率行政典范的理念与做法。民主行政认为，民主国家的基石在于民主原则与民主行政，并使民主哲学能渗入其行政机制之中，依民主行政的观念，政府是经人民的共识建立的，政府是手段，而人民是目的，“将人民放在事物的中央”，是民主行政的基本出发点；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超越特殊利益集团；政府不仅要重视行政资源的有效运用，亦应重视公共服务的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它强调政府决策的开放性，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采取共赢的，而非你输我赢的取向；政府扮演成长、创造、转变、整合的角色，而非慈祥的父母或训诫式家长的角色；鼓励多元和创新而非无差别的一致和顺从等。如果没有治理理念的变革，真正的政府再造是十分困难的。
②从控制导向的管理到服务导向的管理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对民众的需要给予充分的回应。在传统的体制下，政府扮演了更多的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有些政府部门和人员甚至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为民服务的最终任务。政府再造，首先要重新检讨公共组织和公共管理存在的目的并以此推动政府再造工程。依据公共管理之日的和要求，政府再造最重要的在于要塑造一个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政府。
③从以政府为本位到亲市场的政府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教训证明，那种全方位的政府管制经济事实上导致了社会经济的乱循环，导致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导致普遍的搭便车和效率低下，导致官僚主义、寻租和政治腐败，也是政府膨胀的根本原因。中国行政改革的一个战略性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亲市场的政府，即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凡是市场能发挥优势作用的地方，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
④从强势国家的单独治理到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
现代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复杂性、动态性与多元性的环境；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性；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应通过确立行政参与、民营化或商业化，通过政府生产性和服务性功能的转移，通过社会责任的共负，通过契约化和委任体制等多种方式，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将民间资源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以达到国家发展的目的。
⑤从政企不分、政府管制到政企分开、放松管制
中国传统的政企关系最大的特点在于政企不分。政企不分不仅导致国营企业缺乏效率和活力，也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大；同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过分亲密关系和不适当的干预也暗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是寻租和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政企不分必然导致政府包揽属于企业的事务，大量设置专门经济管理部门，造成部门职能重叠、政出多门、推接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政府改革应该从政企不分、政府管制转变到政企分开、放松管制。
⑥从权力集中到适度的地方分权
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权力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资源，对这一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构造、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权力资源的过分集中或过分分散都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力太集中。因此，在调整权力结构时，要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中央的权威。
⑦从机械式的官僚组织到有机式的适应型组织
从组织设计的观点来看，传统的政府机构是一个典型的机械式组织，这样的组织设计固然有其优点，但缺陷表现得日益明显，因此，政府内部组织设计，应更具弹性和适应性，对环境具有开放性。
⑧从人治到法治
中国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动乱和政治悲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法治。法治是这样一种治理状态或秩序，在这一治理状态中，存在着法的普遍性和有效适用性，法律之于政府权力具有优先的、至上的权威或者说政府应由法律规制并服从法律，最终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维护、保障并扩大。具体而言，法治政府的含义包括：法治政府崇尚秩序并反对无政府状态；法治政府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法治政府要求体现实质正义；法治政府的核心在于政府受法律的约束和控制。
政府治理状况是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再造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历史发展表明，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小而能的政府是政府再造的目标。此处“小”是相对于过去政府庞大而言，意指政府权力适当，政府组织结构较小，政府人员精简，政府预算规模较小，政府职能精简；“能”则是指政府有高绩效，公共管理民主化，政府更加负责任、具有回应力，政府更加守法、廉洁、公正。应该相信：经过政府再造，一个民主的、法治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公正的、廉洁的、高绩效的政府就能够得到建立和发展，这样的政府必将带领中国进入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