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实现可持续性增长，要求宏观政策的导向从需求政策转向供给政策，消除束缚增长的各种障碍，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效率。从目前的情况，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①城乡结构转换空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一个严重的结构畸形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城镇化进展缓慢，城乡差距大，消费结构远未到足以引起工业增长向重化工业方式转换的时期。因此，现阶段投资的方向之一应向城市化发展方面倾斜，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为中心来调整投资方向，引入多元投资力量，适当加大居民住宅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的比重，通过促进城市化，实现大规模过剩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展就业空间，实现收入支出结构和总水平的调整和升级，带动产业关系的转变和重组，从而形成新的宏观供求格局。
②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演进的最为根本的制度原因。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国有资产比重迅速下降，非国有资产比重持续上升；而随着资产比重变化的，是不同所有制结构主体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的变化。因此，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将换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
③区域结构转换空间。中国由于地域广大，并存在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分级地带，即呈现出产业结构明显差异的东、中、西部地区三个不同地带，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差异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说，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可因为区域差异的存在而长久保持，支撑起中国30至40年的高速增长。
（2）但尚须指出的一点是，宏观调控只是暂时的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但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无法最终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日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国的结构调整任务更重。因此，有必要将近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从中长期的战略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进行的是调整经济结构。
启动中国经济像推一辆车，如果用100公斤的力量推10次，车还是原地不动；如果用1000公斤的力量推1次，车就启动起来了。但风险是，车有可能在启动以后，加速飞驰，再次失控。因此在用力推车前，要检查车的闸和其他装置，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希望这次启动起来以后，车能高效、均速、可持续地前进。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其说是内在周期引起的，不如说是政府调控调出来的。反周期措施有可能制造更大的经济波动，这一点无论是在使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时都应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