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克罗济埃(Michel Crozier)的跨文化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对组织内部工作的影响上。克罗济埃的理论是，每一种国民文化对置身其中的组织都有独特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最终会构成组织的基础病理学。在法国，这种衍生于文化的病理学是Bon-plaisir，即法国人所独有的，固执地认为一个人的命运由自己选择的信念——尽管有大量的事实与此相悖——“在身受禁锢，甚至不得不认命的时候最好也要自我节制和保持自由”。另一位法国人将这一信念延伸到了法国社会中各阶级的“荣誉”：法国人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阶层(不管是高是低)，但坚持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又不越阶层之轨。 不过，俄国人具有一种颇为不同的国民文化，它影响了官僚机构的运作。这就是Blat：一种非正式的复杂关系网。为了完成国家制定的生产指标，中层管理者结成一种共谍关系。B1at的特点是中层管理者很愿意在彼此之间进行非法交易。所以，俄国高层官僚强调的是等级制、猜疑和控制，这些病态做法常常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但它们并不能削弱Blat的功用。 与俄国的组织相比，美国的组织处于另一个极端，其特点是劳动分工和法律的正当程序。这两个文化特征构成了美国官僚结构独特的组织病理学。功能专业化(这几乎是职业化的代名词)造成了组织内和组织间的权限之争出奇地频繁，而美国对法律正当程序的热衷导致了过多的，旨在保护个人公正的官僚规章。这两个文化特征都倾向于加强律师或任何一个有权解释组织规章、权限和特权的官员的作用，这常常阻碍了美国组织的变革。 另一方面，英国组织中弥漫着恭顺气氛源于英国文化，这种文化使得利用冷冰冰的规章来保证下属的服从并无必要，因为英国的上级权威比美国组织具有更强的合法性。 问题：请结合以上案例分析文化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