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解析】“安史之乱”之后唐代诗歌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不仅诗人和诗作数量超过盛唐，而且流派繁多，也不逊于盛唐。但是“安史之乱”给诗人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是巨大的，这就导致了“安史之乱”后唐代诗歌诗风的变化。
(1)由浪漫豪爽变为深沉悲壮。
在盛唐环境的浸染下，诗歌创作体现出盛唐人浪漫豪爽的气质与博大的胸襟，体现出盛唐帝国的发展壮大和盛唐文学艺术的成熟。当历史发展到玄宗朝后期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建安风骨”所标举的忧时伤乱的内容又重新进入了诗人的创作视野之中。“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这一特征得到了更鲜明的显现。一方面，诗人们带着对昔日盛世的追忆，在盛唐精神的指引下，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对社会进行冷静的思考，走向了理性务实的一面。这使得“建安风骨”由盛唐所表现出的热情洋溢而变得冷静凝重——这也是对盛唐精神最后的持守与昂扬，同时又使这种精神变得更为深沉、悲壮。
(2)由色彩纷呈变为求真务实。
盛唐诗人对艺术独创性的追求和尊重有好“奇”的一面，也表现了盛唐诗人诗歌创作所呈现的文化品质的多样性，如李白的“皆率纵逸”，王维的“辞秀调雅，意新理惬”，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岑参的“语奇体峻，意亦造奇”等等，呈现出色彩纷呈的文化品质。然而在“安史之乱”中，这种多元的文化品质则趋向于单一，呈现出新变的特点。
“安史之乱”中的盛唐诗人，亲眼目睹了国家由盛而衰、由治到乱的衰变。一改盛唐之浪漫求奇，而普遍呈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这集中地表现为以杜甫为首的写实精神。唐军收复长安之后，杜甫又继续在朝中任职。不久，他又被排挤出朝廷，在往返于华州与洛阳的路上的见闻使他既痛恨安史叛军，又为统治集团的决策失误感到痛心，对人民投入了更深切的同情，又希望民众一起投入平叛战争中。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杜甫写出了光照千古的“三吏”、“三别”，从而奠定了“诗史”的美称。
(3)由开阔的情怀转为对心灵的审视。
盛唐时代的人们有着爽朗乐观、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表现出开阔自信的社会心态，盛唐诗歌的意境也就具有恢宏豪迈的气质和雄浑外拓的境界。“安史之乱”导致大唐帝国一蹶不振，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再加之个人身世飘零，使诗人将注意力转向内心的同时，也选择了寄情于大自然，以寻找心灵的慰藉。与盛世的山水诗创作不同，“安史之乱”中的诗人要么在山水之中加入悲天悯人、伤时哀世的社会意识；要么在艺术上创新，而沉浸于山水之中。
诗人岑参早期有着为国安边的抱负，并对此充满信心，因此总是用一种乐观、喜悦的心情领略边塞的风光，在苦寒中描绘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丽的边塞景象。“安史之乱”后，诗人仍抱着“时命难自知，功业岂暂忘”(岑参《陪狄员外》)的为国效力的壮志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开始关注现实，书写边塞苦寒之景，用消极退隐的心态开始品味自然景色之美。在蜀中，诗人创作出了不少山水风景诗，“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着力刻画了蜀水之奇，“峨眉烟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写山势险峻。这些其实都是诗人利用奇景抒发心灵的愤慨，对后世的苦吟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由盛世走进“安史之乱”中的诗人群体始终具有一种盛唐精神，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诗中从未泯灭重返昔日辉煌的愿望。对昔日的眷恋与怀念，必然使他们对帝国做出新的思考。成熟的人格与成熟的诗艺也使他们有能力去做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创作，这是盛唐赋予诗人的。而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历诗人，自始至终面对的都是帝国的残破，因而他们对帝国缺少信心。在他们的创作中缺乏激情，衰顿苍老。而至元、白新乐府运动，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重新省悟，也显示了恢复盛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