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号角。2013年，分税制改革向第20个年头迈进之际，财税体制改革释放出诸多攻坚信号，折射出未来新一轮改革的方向。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再现“卖地热”，地方平台债务融资也出现扩张趋势，地方债务风险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摸清底数，宣示着中国政府加强地方债监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心。
    2013年以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多次公开表态要加强地方债风险防控。强化监管的路径日渐清晰；对地方债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严控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地方债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但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更值得深思。地方政府大量借债，固然与投资驱动型的传统发展模式有关，但也反映出在事权不断增加情况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只能靠卖地或借债筹集资金。
    对此，一些基层人员抱怨，“县里权力芝麻一样小，责任西瓜一样大”。而要破解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关键要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改变地方政府事权大财权小状况。而这已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财政体制改革如何破题?已有的迹象显示，改革从易到难，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当下的突破口。
    201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在黑龙江两大平原启动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将中央财政安排的3大类77项涉农资金全部纳入整合范围，涉及20多个中央部门。整合后中央各部门的资金审批权下放到地方。
    一直以来，中央对下专项转移支付名目繁多，资金多头下达分散使用，层层结存降低资金效益，基层财政配套困难，造成项目虚假、虚报，浪费财政资源。
    针对这些问题，楼继伟今年多次表示，将逐步取消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部分属于地方事权且信息复杂程度较高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到地方管理，对部分使用方向类同、政策目标相近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予以整合，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以完善转移支付为突破口，今年我国还加大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全口径预算，盘活存量资金，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削减“三公”经费等支出，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诸多举措传递出进一步管好国家“钱袋子”，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的改革新思路。
    2013年8月1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推向全国，税制改革再迈新步伐。
    “‘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将开启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营改增表面看是两个税种的归并，但会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的配套，推进建立新的地方税体系，并触动政府间收入划分格局，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导火索。
    目前，营业税是地方政府掌握的几乎唯一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大致占地方政府税收的一半以上。“十二五”期间营改增一旦全面推开，营业税将不复存在，无论是地方主体税种还是地方财政收支，都将由此面临极大冲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建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地方税制体系。
    以“营改增”为引领，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简洁的税制结构。楼继伟在谈及下一步税改时表示，除“营改增”改革，还将加快消费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资源税等重点税种改革。
    2．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财政体制变迁，其实质就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核心问题是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支出和收入责任划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稳步下降至2011年的52.1%，而地方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框架设计势必驱动各级政府以本级财政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收支倒挂”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让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地生财”，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随着全国财政收入逐步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特别是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减少，以及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的社会民生刚性支出的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的来源也将逐步减少，不仅偿债的能力越来越弱，地方政府负债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只要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降低，举债的内在动力也会进一步增强，债务不可持续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大挑战。
    2003年以来，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2003年到2012年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达到72%。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这种通过土地融资以小搏大的做法，加剧了金融财政风险。近两年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不断减少，导致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万亿，占比44%。201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政府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明显的下降。
    “土地财政”盛宴即将结束，未来到底何去何从关系重大。
    有专家认为，地方债务如此膨胀，且没有任何风险意识，除政绩需要透支未来之外，与政府债务和财税体制关系的扭曲，也是完全分不开的。如果在财税体制运行过程中，能够根据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和事权界定情况，及时对财税体制作出调整，并将土地财政有效纳入到财税体制约束范围，那么，土地财政就不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依靠。
    毫无疑问，单纯依靠财税体制改革，理顺财税体制与地方债务的关系，还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方债务不会再恶性膨胀，不会再出现债务被悬空的风险了。如果能够再辅之以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地方债务就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3．国务院转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扩大到煤炭等应税品目，清理煤炭开采和销售中的相关收费基金”。这一表述，使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有了比较具体的推进时间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山西、新疆、青海、内蒙古4省区调研，征求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意见。可见，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改革似已提上日程。
    其实，无论是从财税体制改革本身出发，还是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来看，资源税改革都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而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则是发挥资源税基本功能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资源税在税率设计上，对原油和天然气采用从价定率的方法征税，税率确定为5%至10%。在其他资源领域，并没有采取从价定率的方法征税，如对煤炭、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矿等资源，仍然实施每吨20元至60元的定额征税。
    资源税从量定额的课税原则，最大的弊端是造成资源税与实际价格变化脱离，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如果实施从价定率的资源税征税制度，那么市场紧缺，资源价格就上涨；资源价格上涨，就相应带动资源税上升，进一步推动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如此一来，必然会让资源产品使用者感觉使用成本高，进而精简节约，或者寻找替代品，这就达到了节约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
    资源税从量定额的税率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由资源开采和利用权力不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国资源的所有权是国家，国家通过特许权的方式授予企业开采和经营。在资源方面，虽然大部分开采和经营由国有企业进行，但有些国企在利润分配、国企红利上缴等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其为全民所有的属性。具体来说，就是国有企业通过薪酬分配等方式将一些应该全民共享的收益行业化，造成了一部分行业凭借国家资源短时间暴富，加大了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国家推进资源税制度改革，特别是要按照从价计征的税率设计对资源产品收益进行征税，有助于克服国有资源收益行业化，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公共服务。
    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资源产品的开采权将会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资源税从价定率的税制改革，以适应民资和外资等社会资本进入资源开发开采领域的新形势，进而保障资源产品为全民所有、相关收益为全民共享。
    当然，推进资源税从价定率的改革，会增加一些资源企业的成本，这一成本可能还会传导到居民生活用品。因此，在推进资源税改革的同时，还应考虑对企业减掉一些不必要费用，使企业增加的成本和减掉的费用能够大体相当，从而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4．每年下半年，政府各部门和各预算单位都要为编制下一年度的经费预算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是各单位忙着报预算，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部门忙着砍预算，而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一切分政府财政“蛋糕”的活动只是申报预算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闭门造车”式的博弈，离他们的生活似乎相当遥远。
    H市财政局副局长F非常认同大多数人的感受，他将这种闭门搞预算称之为“闭环现象”。“虽然这几年预算编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F说。
    以往，由于缺乏外部监督机制，财政部门面对单位申报的大量项目，只能根据本级财力状况和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往往与单位的期望值之间有较大距离。预算编制仅仅是各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且透明度不高，客观上就形成了预算编制中的“闭环现象”。这一现象所揭示的弊端更在于部分项目预算执行难，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由于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对单位申报项目的科学性、必要性未做充分论证，所以哪笔钱该给，哪笔钱不该给，该给多少，这一循环往复的“分蛋糕”难题，始终让财政部门和各相关单位之间难以达成共识。
    “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不给，要明确知道每一笔钱用到哪去了。”H市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决心让财政部门吃下了大胆变革的“定心丸”。
    为了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打造阳光财政，H市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引入了专家评审机制，对单位申报项目进行公开评审。
    专家评审小组由人大、政协、基层代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在评审会设置上，相关单位负责人首先要按照评审规则向评审小组陈述预算编制的整体情况，专家据此作出分析和评判，然后进行合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提出评审意见。最终，该意见将成为财政部门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
    为使预算编制过程变得更加公开、民主，保证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财政部门还邀请了市纪委工作人员监督评审过程。
    “这个开3天的会议变为开2天不可以吗?”“看了你们调研经费和培训经费的预算，请问有何明确的调研目标?”……在评审会现场，专家们对资金“抠”得细致入微。
    不科学、不合理的预算往往难以通过评审。某单位要求安排接待用面包车，但专家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建议租车；另一个单位提交了一个租车项目，却被专家否定了，理由是避免单位之间互相攀比。
    不光是核减，也有经专家建议而增加预算的案例。对于一家单位提交的涉及广州农运会的一个项目，专家考虑到物价上涨、参会人数增加等因素，建议将该项目预算从30万元增加到50万元。
    在这样的评审过程中，专家们与对方单位，甚至专家与专家之间，或询问，或辩论，但他们均对这种“H市模式”予以高度评价。H市政协委员、某汽运公司经济师许桂宝是评审专家之一，他表示：“对政协委员来说，以往监督预算只有在开大会时才有，参加如此细致、如此专业的评审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个提前介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编制部门预算时，H市财政部门选择了人大、政协、基层代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多人，建立了预算评审专家库，并抽取其中的14人，组成了两个专家评审小组，共举行了82场公开评审会，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专家对255个项目提出了评审意见，涉及项目金额2.07亿元，其中建议调整资金1.65亿元。
    H市财政部门还优化了预算编制程序，与99个部门的300多家单位展开了多层次沟通，实行主动上门编预算，改变了以往预算项目申报随意性大、时间长、效率低的状况。
    同时，H市改革预算经费供给模式，对所有事业单位根据事业发展及其所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实行项目预算，按事拨款，“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政府资金都是我们广大纳税人的钱，通过‘开门办预算’，充分尊重了我们的知情权，是一项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创新之举。”多次参加评审会的H市市人大代表、某公司内审稽核总监陆光耀说，“H市创立的这套公开化预算编制模式必将在全国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下一步，企业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对月度预算等进行评审。”
    5．进一步深化改革牵涉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需要选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启动，也就是要选择好突破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口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G认为，就是财税体制改革。
    G指出，之所以这样讲是有基本逻辑和基本依据的。第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可以紧跟着加上一句话——其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在于搞好政府改革，这恐怕是“核心问题”的核心。第二，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就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调整。把政府的职能规范好，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三，如何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调整?线索主要有两个：一个从“事”入手，也就是从政府所管的各种事项或者权限入手；另一个是从“钱”入手，也就是从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一财政资金的分配入手。相对而言，从“钱”入手对利益格局的触动不是那么直接，阻力较小。所以，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顺势而上，有助于迂回地逼近政府职能调整的目标，可能会容易一些。第四，相对于政府所履行的各种职能以及和政府有关的各项管理体制而言，财税职能和财税体制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最具综合性。由于财政收支是所有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直接纽带，故而财税职能的履行和财税体制的运行，其范围能够覆盖所有政府职能、政府部门和政府活动领域；其触角能够延伸至几乎所有家庭、企业和经济社会活动领域。牵住了财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顺藤摸瓜，就可以抓住政府改革以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突破口和主线索。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选择从分配领域入手，以放权让利来启动改革。回过头来看，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税上的管理权；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税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正是通过财税上的放权让利并以此铺路搭桥，才实现了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当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的时候，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从放权让利转入制度创新的经济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从而稳步实现了民生改善、体制创新以及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今天在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时候，也要从财税体制来寻求改革突破口。

问答题   根据“给定资料2”，对资料中提及的“土地财政”加以解释。
    要求：精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问答题   资源税改革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3”，分析资源税从价计征的重要意义。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给定资料5”中有关专家认为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口，请参考给定资料，以“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