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都延续了“皇权不下县”的间接治理传统。新中国成立至新世纪初取消农业税，也一直延续这一传统。
    1949年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队乡村集体组织对乡村社会进行间接治理，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全能控制型模式在我国农村兴起，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体制也相应地从“政社合一”逐步过渡到“乡政村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但仍然属于间接治理的范畴。由于农业税费负担沉重引致各地底层农民抗税风潮不断，乡级基层政权面临着治理性危机抑或说政治合法性的困境。这就导致农村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间接治理模式渐趋式微，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来缓解乡村治理危机。
    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依托于乡、镇、村集体组织的“背对背”的间接治理模式逐渐解体，而以彰显农民个体权利为核心的“面对面”的直接治理模式相继兴起。
    但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基层乡镇政权在失去了其赖以维持的农村税费基础后，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乡村内生权威逐渐消失，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直接治理模式同样陷入困境。我国农村公共管理模式由于严重滞后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要求，正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新时代乡村治理问题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1．当前广大农村青壮年人进城务工，空巢老人人数庞大，老人不愿给子女添麻烦，子女无暇顾及照料老人，出现许多难孝、不孝、被不孝等社会问题。“百善孝为先”，孝是做人的根本。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黄溪口镇在政府门户网站、文明网站、政府公示栏、宣传栏、电视广播、报纸、村社区公示栏开辟孝道“红黑榜”，推出一项名为孝道“红黑榜”的活动，评选孝子，惩戒不孝子。此做法的推行让乡村治理中融入德治，实现社会舆论与自觉修养相结合的“软治理”，让孝者得好报，不孝者得恶报，引领了文明新风尚，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剂良药”。
    在此引领下，各地纷纷把孝道写进文明创建考核，通过“孝道红黑榜”亮出道德牌，让孝心看得见摸得着。如安徽铜陵“孝道红黑榜”，依托政府实现全覆盖；武汉积极探索建立孝道“红黑榜”，评选孝子惩戒不孝者；潍坊探索建立“孝德红黑榜”把孝德与个人诚信挂钩；陕西宝鸡、广东顺德等城市都推出过类似提议；而广东惠州、安徽合肥甚至出台了“列入榜上黑名单者不能当公务员”等规定。孝道红黑榜，大有遍地开花、蔚然成风之势。
    2．近日，记者走访永川乡村，在大安小坎村林家院子，见到了当地的《村规民约》“邻里和睦，相互尊重，举止文明建和谐；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合家亲；谈吐文雅，有礼有节，要杜绝粗言秽语；讲究卫生，居室整洁，禁路边乱堆乱放……”，可以说，此项村规民约的内容全面且具体。不仅如此，在林家院子，记者还见到了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农村环境村规民约》。“村容村貌显精神，文明礼仪小坎人；众人拾柴火焰高，环境卫生会更好；清洁卫生常打扫，蚊虫苍蝇会更少……”。这项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成为警醒村民保护乡村的“利器”。
    记者走访后还发现该村的另一大亮点，永川乡村的乡贤评理堂。乡贤评理堂让德高望重、公道正派、懂得一定法律知识的新乡贤，作为调解人员，参与村民的纠纷调解，使之成为农村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骨干力量。这样的乡贤评理堂，几乎普及到每个村，而且有的乡贤，还做出了特色。如临江的陈久述，近几年调解了100多起矛盾纠纷，而且，每调解完一起纠纷后，还会针对调解事项中的事与理，创作一首打油诗劝化所有村民。
    3．德州齐河潘店镇姚庄村实施土地承包虽然早有先例，但因为全县推行“美丽乡村胡同硬化”工程，承包地需要重新发包，以获得承包金用于推行这项工程。这其中涉及了“承包未到期土地”问题，村民们对于这类合同如何签、村民权益如何保障一头雾水。
    村支书找到法律顾问张卫卫说出心中疑虑：“我们村有些土地承包截止日期是2019年秋收，提前签订接下来的承包合同，承包方担心支付费用后不能如期接手土地，村民更不愿意因为这些事闹矛盾。”因此，他希望张卫卫可以帮助村民起草合同，保障村民们的合法权益。
    张卫卫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工作。她在该村“土地承包”大会中积极献言献策，建议在有合同作为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由村委会出面向村民们保证“承包未到期土地重新发包，农户不必与上一任承包户打交道，由村委会出面确保合同顺利进行”，如此便能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在合同中详细表明，不遵守合同将承担经济赔偿等条款。
    有了村委会和法律两个保障，村民们所担忧的问题迎刃而解，土地承包合同签署十分顺利。此后，又有40多个村在涉及土地承包问题时找到张卫卫，请她根据各村情况制定了承包合同。合同签署最多的村有60多份，最少的村也有15份，如此一项工程算下来，张卫卫仅帮助村民制定、签订承包合同就达一千多份。
    其实，在德州市像张卫卫这样从法律顾问的角度积极协助村级事务开展、帮助解决乡村振兴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难题的事例还有很多。乐陵市法律顾问孙爱军在朱集镇“枣林书院”项目中，积极沟通合作双方，落实扶贫款，最终确保了这一项以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庆云县法律顾问孙淑芹积极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确保“小事不出村”，为村级组织构筑起了一道矛盾纠纷的“缓冲带”，化解了一大批乱搭乱建、违法占用土地、宅基地等问题……
    法律顾问撑起的“法治伞”，既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法律意见，也为群众遇到的交通损害赔偿、农村土地征用、劳动关系等领域的矛盾纠纷提供了法律意见和法律支持，切实打通了乡村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德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4．广州市增城区下围村，一直远近闻名，过去因为“大乱”，近年则是“大治”。自2014年通过实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制度以来，村集体收入实现了四年四倍的惊人增长，由2013年390万元的年收入跃升至2016年1800多万元。四年间召开了28次村民代表大会，对61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决策，已有58项决策得到落实执行，村民满意度极高。原本的“上访问题村”摇身蝶变为“广州市文明示范村”。
    老上访村、问题村，下围村曾因干群关系紧张“闻名”。2014年初村级换届选举以来，在上级党委指导下，面对20年来的“乱账”，新上任的支部班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达成了共识。作为村“两委”干部，只是村务财务的“组织者”和“保管员”，不是“老板”。对于村里大小事务，要让广大村民参与进来，共同商议，集体决策。由此，以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核心，推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自治新式的探索与实践在下围村拉开了序幕：建设一个庄严的议事大厅，形成一套民主的议事制度，打造一系列村务公开平台(政务公开栏、公众微信、村中广播)，让村中事务均在阳光下依法开展。
    如今，一事一议已成为下围村惯例，村民也习惯了自己做主。2014年底，经过民主表决，下围村村民代表会议以67: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无偿回收清水湖公园范围内的所有集体土地的议案。清水湖公园的建设为下围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支撑。不仅环湖的村民纷纷主动参与到“万家旅舍”项目中来，不少商家也开始瞄准清水湖公园的商机，租金收入逐年递增。
    2016年初，下围村还制定并向全村每户村民派发了一本“下围村集体土地固定资产名录”的小册子，让村民对村集体的“家底”一目了然，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更好地参与到招商事务的民主商议中，也更好地监督村委会招商引资行为，确保公平、公开、公正。发展成绩单也立竿见影，通过大力实施环境整治，建设了广场、公园、老人活动中心等一批设施，现在村内环境优美，干净整洁。
    近年来，全国各地正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依托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协商格局。推广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民主商议、一事一议”村民协商自治模式，大力推进“村民议事厅”建设。
    5．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传统农业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85年遂宁撤县建市以来，遂宁农业发生了翻天巨变，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从单一农作物种植到特色农业产业，农业在探索中不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发展。
    2003年开始，在蓬溪县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2008年蓬溪县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县，探索形成“民间协商、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不仅为全面开展仲裁工作积累了经验，而且有效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为国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提供了实践支撑，得到全国人大、农业部和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获“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工作先进集体”。2013年，针对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关于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加强仲裁体系建设的建议，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和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采纳，5个县(区)均获国家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组建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设立了仲裁庭，土地纠纷调结率达99%，为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促进依法有序流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6．1月19日，久场村举行“好媳妇”评选活动启动会。活动旨在引导全村广大妇女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用先进的典型引导人，用身边的事例激励人，不断营造平等和谐友爱的新型家庭关系氛围，为加快建设美丽新久场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此次评选活动将按照遵纪守法、尊重赡养老人、邻里和谐、勤俭持家、家庭和睦、妯娌感情融洽、支持村级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等标准，经过小组推荐、村委会审核等程序，评选出属于久场村的“好媳妇”，评选结果将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并在高寨乡2018年元宵节活动中对评选出的“好媳妇”进行隆重表彰。
    评选活动结束后，村委会将利用“小喇叭”广播等平台，积极宣传久场村“好媳妇”事迹，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激发广大妇女同胞参与久场村脱贫攻坚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进实施“巾帼脱贫行动”，助推久场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7．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
    对于什么是善治，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俞可平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是一种治理的良好状态。这种治理的良好状态主要体现在良好的秩序和公民的参与上，即在公民民主参与下形成的良好秩序。这种善治只是一种“达标”的、“底线”的善治。这种善治的治理成本可能相当高，可能稳定性不太好，或者不太灵活，因此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增加稳定性或灵活性来提高善治的质量和水平。可见，善治不是一种，也不是一类，而是不同治理方式形成的一个多类型“组合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种“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也回答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进程中“乡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既融合创新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资源，也选择性地借鉴了全球治理多样化的理论范式。它搭建和完善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
    请结合全部“给定资料”，围绕“走向乡村善治”为题，撰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自选角度；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总字数1000～1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