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用进京“赶考”来形容我们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和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与开展城市建设这一时代转换。今天我们再一次面临“赶考”的挑战，在我国城市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爆发性发展时代的同时。如何治理好城市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难题。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部门作为单一管理方，通过“企业办社会”对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城市管理模式有效地维护了城市秩序，保障了社会安定。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这种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流动人口涌入、社会群体分化、利益诉求多样等新情况、新问题。为此，必须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城市管理阖于自身局限，难以应对城市管理内容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被动、死板的行政指令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管理局面，对于拆迁、城中村改造等问题，很容易因处置不当引发社会矛盾；运动式、命令式的行政措施。对于“黑车”“群租房”等问题，只能取得短期的成效，难以长久；有限的公务人员和紧张的经费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居民诉求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时不堪应对，容易导致政府机构盲目扩大和人员冗繁。造成资源浪费和权力寻租。

城市治理是城市管理的“升级版”，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在管理主体上，城市治理能够将政府以外的社会成员纳入范围．使市民通过听证议事等方式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不仅能有效了解民意，还能培养公民主体意识，防止权力滥用。在管理格局上，城市治理能够利用公民参与、网格化管理等方式，及时发现和主动解决问题，有效防止矛盾的扩大。在公共服务上，城市治理通过项目推介、公开认领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事业，不但能丰富公共产品数量，提高服务质量，也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为此，要想实现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的转变，最主要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和社会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首先要创新管理体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事务的“二门式”办理和跨部门协调机制，提高政府为民众服务的便捷度、透明度和亲和度。其次要鼓励社会参与．扶植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成长，畅通沟通渠道，实现良性互动。最后，要注重人才的培养，提高基层执法和服务人员的素质，培养更多法律类、社会工作类等城市治理方面的专业型人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到城市体制的现代化上。就是要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伟大跨越。相信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基层民主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的成长。我国的城市治理水平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