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语言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战争冲突、移民杂居等，会使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发生接触，这种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相互接触。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相应地，语言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语言接触有不同的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语言成分的借用、双语现象、语言融合、语言混合等都是语言相互接触的结果。 (1)语言成分的借用。 ①词语的借用。语言接触最典型、最常见的现象是语言成分的借用。语言成分间的借用，最常见的是词语的借人与借出。借词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民族的交往和接触，会扩大人类生活的内容，也会增加语言表达所需要的成分。所以，任何一种语言，在与别的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要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缺少，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应该有的词语。借词是丰富词汇的一条重要途径。 狭义的借词又叫外来词或音译词，它指的是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都来自外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词，例如汉语中的“雷达”、“沙龙”、“拷贝”、“马达”、“扑克”、“卡车”、“啤酒”、“绷带”、“基因”、“蒙太奇”、“高尔夫”、“冰淇淋”等就借自于英语，“哈达”来自藏族语言，而英语中的“state”、“people”、“nation”等就是从法语借入的借词，“hamburger”是从德语借来的，“tea、mah—jong”是从汉语借去的。 广义的借词还包括意译词，它是用本民族语言的构词语素和结构规则，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过来，构成一个表示外来概念的新词，这类词的结构本身具有民族性。如汉语里的“科学、技术、火车、飞机、工程师、银行、青霉素、面包”等都是意译词。意译词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仿译词”，它是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也就是说，仿译词不但把意义，而且把内部结构形式也移植过来了，如汉语仿英语的“basketball——篮球”，“blackboard——黑板”，“swimmingpool——游泳池”，“railway——铁路”，“honeymoon——蜜月”，“hotdog——热狗”，“supermarket——超市”，“blackbox——黑匣子”，“software——软件”。 民族间的接触是经常发生的，因而各种语言中大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但是各语言中借词的数量有所不同。有些语言易于接受借词，借词比重较大。据统计，现代英语中的借词占总量的60％，其中大部分又借自法语。这主要是因为法国诺曼人在公元1066年入侵英国，法语成了国家、宫廷、教会的语言。日语中的借词也占词汇当中相当大的比例，从汉语借的词就几乎占了总量的五分之二。这主要是因为魏晋六朝后，汉字被用做日语的书写工具，汉语的词也就大量地涌入了日语。现在很多日语词还有很多保留了汉语的古音。当然，日语在汉语借词的基础上，又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或者用汉语的构词材料重新构词，有时一些日语词又被汉语借回来，如“艺术、自由、经济、运动、理论、劳动、理性、现象、垄断、悲观”等。由于这些词从构词材料、构词规则，甚至词语本身都是汉语所固有的，因此，人们一般感觉不出它们是外来词。与这种情形稍有不同的是，有的词，从甲语言借出去，经过一段时间，又从乙语言(或丙语言)借回来，例如汉语的“大风”被英语借去，称为“typhoon”(汉语的粤语方音)，汉语又从英语借回，就是“台风”。这种情况和汉语从日语里的借词情况类似，只不过从日语里面是借形，从英语里面是借音。 借词在汉语词汇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汉语自古以来就和其他民族有来往，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从外族语中借入了不少词。如“石榴、菠萝、狮子、骆驼、琵琶”等就是从西域各民族借入的；“佛、塔、夜叉、罗汉、阎罗、魔、和尚、尼姑、刹那、真谛、口吐莲花”等是汉代以后随着佛教的传人而从印度梵语里借来的；“胡同、站、戈壁、蘑菇”等词是元代时借入的蒙古语词；“耶稣、圣母、上帝、十字架”等是明代以后随天主教传人中国而借来的。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进入汉语的外来词也不断增加起来，如“苏维埃、纳粹、坦克、尼龙、蒙太奇、香槟、拷贝、克隆”等都是近现代从欧美借入的。 由于汉语使用的是意音文字体系，音节结构也较之西方大多数语言不一样，比如有声调，所以汉语在吸收外来语的时候不喜欢借音，喜欢用自己的语素来构词。很多音译借词后来都被意译词所代替，如“德律风——电话”，“麦克风——话筒”，“水门汀——水泥”，“赛因斯——科学”，“喀秋莎——火箭炮”，“白脱——黄油”，“仆欧——侍者”等等。借词是民族关系的一种见证，是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 ②语音的借用。除了词语借用外，民族语言之间语言成分的借用还包括借音。在借外族语的词时，语音、语法也得服从本族语言的结构规则。另外，如果词语的借用数量很大，那么它们的语音特点也可能渗入借人语言的语音系统中。词语借人时，如果遇到了本族语言所没有的音，就要借用借入语言里相近的音去代替。 解放后，我国少数民族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语，并从汉语里面吸收了一些音位、语音结构规则。例如，侗语的[ph]、[th]、[kh]等送气音原来只是相对于不送气音的音位变体，现在都已经变成独立的音位了。壮语武鸣话本来没有央中元音[【*e】]，由于借用了汉语的“革命、特别、道德”等一系列词，[【*e】]就很自然地进入了一部分人的口语了。再如，景颇、傈僳、哈尼、佤等语言的方言里逐渐增加了唇齿清擦音[f]。苗语养蒿话清送气音声母和清擦音声母[h]，原来都不能同高平调和低降调结合，由于借进了汉语的“调查、讨论、红旗、考验、合作社”等词，在语音系统中便有了[phu]、[tsha]、[thau]、[khau]、[ho]等音节结构，出现了新的音位组合关系。再如裕固语在借入汉语词的基础上，增加了[ai]、[au]、[ei]、[ie]、[ian]等16个复元音，并且许多复元音不仅用于汉语借词，也用于本族语言的词语。 ③语法的借用。语法方面的借用主要包括词缀的借用、虚词的借用以及语法规则的借用。例如，英语的后缀—ive，—ish，—ous等借自于拉丁语，后缀—able，—ment，—tion等借自于法语。我国有些少数民族语言借用了汉语的一些虚词，如侗语就吸收了汉语的结构助词“的”以及介词“比、连、为”等；广西龙胜瑶族从汉语借了连词“虽然、但是”等。有些少数民族语言还吸收了一些汉语的语法结构规则，如仫佬语原来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除数量词外，其他限定成分一般在名词之后，现在也可以把限定成分放在前边了，两种形式并存，后者与汉语一致，显然是受汉语组合关系的影响。又如，纳西语原来只有“主语——宾语——谓语”结构次序，由于长期与汉语交往，受后者的影响，吸收了汉语里的“主语——谓语——宾语”词序。又如侗语，原来把“我的书”说成“le ² jau ² ”(书我)，自从借用了汉语的“的”[tji]之后，在词序上就和汉语一样，说成[jau ² tji ⁶ le ² ]。这在侗语的北部方言中已经代替旧形式而成为唯一的结构规则了。再如，英语中介词结构作状语，其固有的语序是介词结构要放在被修饰的中心语之后，受汉语影响，现在介词结构放在中心语之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结构规则除了借用外，也可以仿造。“五四”运动以来，通过翻译，汉语里增加了一些“欧化句式”。比如汉族读者已经习惯了比较长而复杂的修饰语。外来句式的仿造在报纸新闻的翻译中最为活跃，例如“他相信他的企业不仅应该而且也能够多做类似的有益于弱势却群体的服务活动”、“他并不排斥会导致裁军的谈判解决途径”、“任免、培训、考核、奖惩公务员”、“支持、监督和帮助自己的政府”等等。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借用一般不如词语的借用常见，而且在产生之初，往往只在借词的范围之内使用，一段时间后才可能逐渐将使用范围扩大到本族语言的词语上。 (2)语言的融合。语言融合是随着不同民族的接触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指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这是不同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基本形式。语言融合有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之分。自愿融合是指，在各民族的长期接触中，有些民族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放弃本民族的语言，选用在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等方面比本民族更高的民族的语言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例如，鲜卑族就放弃鲜卑语而选用了汉语。有时候这种融合与政治地位的强弱没有必然关系，例如，汉语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几度被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所统治，但是由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处于先进的地位，汉语在和这些民族语言的接触时，总是被这些民族所采用而成为留存者。被迫融合是指，有些民族为了保持本民族的语言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但是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最终不得不放弃本民族的语言，选用经济、文化比自己先进的民族的语言，如满族放弃满语而选用了汉语。被迫融合和强迫融合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强迫融合是指征服者利用军事、政治的优势，迫使被征服者接受征服者的语言并放弃自己的语言。这是民族压迫和种族灭绝的一种表现形式。强迫融合总是要引起强烈的反抗，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征服者并不能取得成功。例如，20世纪上半叶，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台湾岛和东北地区强制推行日语，歧视汉语，企图用日语取代汉语，泯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结果以失败告终。 ①语言融合的原因。a民族杂居区的人民之间的交际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工具；b究竟哪一种语言能够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杂居于同一地区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而持久的接触，使这些民族的人民除了讲本民族的语言之外，还会讲杂居区其他民族的语言，否则，民族间就会由于语言隔阂而无法交际，随着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民族间会发生融合，这时杂居区的某些民族社会最终放弃本民族语言，完全采用另一民族的语言作为本地区共同的交际工具，这样，多种语言就融合为一种语言。例如，满族入关后，满族人民逐渐不再说满语，而采用了汉语作为交际工具，汉语逐渐代替了满语。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社会，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两个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步发生融合的时候，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学习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显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这不但加强了语言融合的必要性，而且还使融合的结果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一般是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经济和文化比较先进的民族的语言成为共同的交际工具。 ②语言融合的过程。a首先出现双语现象，最后导致融合；b双语现象形成后最终是否导致语言融合，决定于社会历史条件；语言融合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语现象，最后导致一种语言排挤、替代另一种语言而完成语言统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论的一次性突击行动。双语现象是指被融合民族的成员一般会讲两种语言：本族语和融合中占优势的那种语言。双语现象的出现是融合过程中重要的、富有特征性的现象，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必经的过渡阶段。 ③双语现象。双语是指一个社会或者言语社团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民族间的接触，尤其是民族间的杂居，有必然的联系。双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指个别人学习或使用双语的现象，而是指一个言语社团的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双语并用的现象。双语现象也不是“双语制”，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也没有必然联系。“双语制”是指某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两种或多种，也就是指以一种法律的形式规定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并用的制度。双语现象形成后最后是否导致语言的融合，这决定于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两个民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某一个民族就会放弃自己的语言，完成语言的融合，例如中国历史上鲜卑族与汉族的关系就是如此。为了进行交际，为了向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汉族人民学习，鲜卑人学习汉语成为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随着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日益密切，久而久之鲜卑族终于被汉族所融合，鲜卑语也被汉语所取代了。但是，双语现象形成后，如果两个民族向分离的方向发展，那么它们就继续各说各自的语言，语言就谈不上融合了。例如元蒙与汉族的关系就是如此。历史上蒙古族在建立政权之后继续保持了它相对聚居的局面，而且对于在汉族地区居住和做官的蒙古人，统治者也采取一些迁徙措施，防止他们被汉族同化。这些措施，加上元蒙王朝的统治时间不长，蒙古族和蒙古语基本上没有与汉族和汉语融合，只有一部分和南方汉族人民杂居而没有北归的蒙古人融于汉族。双语现象是语言复杂的社会中必要的交际体制，同时，它也是语言走向统一的必然过程。双语体现象为语言竞争提供了机会，那些强势语言必然会逐渐取代弱势语言成为共同语，使语言走向统一。当然，双语现象也可能引起语言的局部分化，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种语言出现不同的变体。 (3)语言混合。语言接触也会产生“洋泾浜”、“混合语”等特殊语言现象。 ①洋泾浜是17世纪以后在殖民、半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这种语言是当地人和外来殖民者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彼此在语言上妥协而产生的一种能使双方勉强沟通的临时交际工具。克里奥耳语是以外来语言为基础，混杂了本地语言形成的自然语言。在一定条件下，洋泾浜也可以成为某一语言社团唯一的交际工具，并作为母语传给下一代，在这种情况下，洋泾浜就升格为混合语，也叫克里奥耳语。二者共同点：都是语言接触的特殊类型；都混杂了不同语言；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 不同点：性质不同。洋泾浜是在特殊场合使用的临时交际工具；混合语是当作母语使用的自然语言；结构特点不同。洋泾浜的词汇量少，语法结构规则简单；而混合语的词汇比洋泾浜丰富扩大，语法结构规则也更加完善；存在方式不同。洋泾浜只有口语形式，没有书面语形式；而混合语则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前景不同。洋泾浜要么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自动消亡，要么发展为克里奥耳语；混合语则是作为母语传给下一代。 ②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混合语，而世界语纯粹是一种人工的混合语。于1887年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以印欧语为基础。世界语的语法规则有16条，没有一条规则有例外。世界语兼采欧洲各种语言的词汇材料和语法规则，加以简化，可以说是欧洲各大语言的一个合理的公分母，也可以说是一种人造的洋泾浜。它模拟自然语言，但没有枯燥乏味矫揉造作的味道，简单易学，懂得欧洲语言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正因为世界语有这些优点，所以问世以来，受到广泛的欢迎。世界语虽然设计得很科学，但是世界语毕竟是一种人造的语言，缺乏母语的生命力，没有谁把它当作母语来学习，无法代替任何一种自然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