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新闻思想和新闻业务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 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1)辛亥革命时期新闻思想的发展

①    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发展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 新闻思想的主流。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首先，报刊的主要功 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还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 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这四条原则精练地概括出一份好报纸应该具有 的要素，这些标准在今天仍然适用。其次，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所以少数人的 意见，不能称之为舆论，多数人持有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意见，也不是舆论。要建立健全的舆 论，报纸要从自身、从新闻从业人员入手，必须做到以下五点：一是常识;二是真诚；三是直道；四 是公心；五是节制。对舆论的深度和广度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把握，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造成 不可收拾的负面效果。第三，注重宣传的策略。梁启超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首先，从内容上，新闻宣传要抓住读者的兴趣，尽量使宣传的内容丰富多彩，并且多注意与读者 进行情感交流，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接受宣传。其次，从语言上，宣传要通俗，充分考虑中 国最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思想的发展

首先，不讳言报纸的党派性，明确“党报”和“机关报”的称谓，认为报纸是宣传政治纲领的工 具。同改良派一样，革命派也承认报纸具有党派性，但除自称“党报”外，革命派报纸还坦率地将 自己称为“机关报”。其次，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思想，指出报纸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革 命派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公理正义、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府丑恶。革命派报纸扮演的是社会的观察者、审判者、惩罚者等多重角色。第三，报纸是舆论和国民的代表，可以反映舆论、影响舆 论、制造舆论。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大多以“民”字命名，如“民报”“国民”等。党报应该反映人民 意愿、代表平民利益，是“社会公器”和“国民代表”。报纸是制造舆论最有力的武器，而政论文章 则是报纸这一武器的“弹药”。第四，认为新闻界应该先知先觉，报纸有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 用。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一直以来为革命派所重视，他们把 “开民智”作为办报的一项宗旨和报刊的功能之一，希望通过报刊的宣传教化作用解放大众的思 想，树立他们的自尊心，提升国民的公德和智慧，使他们脱离蒙昧无知的状态，从而对民主革命 起到促进作用。

(2)    辛亥革命时期新闻业务的发展

①    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业务的发展

在国内，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接着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它们可以看 作是我国政党报刊的开端。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改 良派报刊。之后，改良派相继创办了《知新报》、《湘学报》、《湘报》、《国闻报》等数十家报刊，成为 改良派在全国各地的舆论阵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出现。到20世纪初，主要的改良派报刊有 《时报》和《大公报》。近代白话报刊最早也是由改良派创办，这些白话报刊面向下层群众，打破 了文言文对主流信息传播的垄断，扩大了变法运动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尝试，日后也被证明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外，梁启超于1891年主编的《清议报》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 报刊。1902年由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仿效西方大型综合刊物，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 说，其宗旨是培养民德、开发民智、造就新民。

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业务的发展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对当地的《隆记檀山新报》进行爱国救亡的改造，使 其由华侨报纸转变成为宣传革命的报纸。190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 报》在香港创刊，这是革命派利用报刊进行革命宣传的开端。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 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随后在东京创刊。1902年在上海创刊的《大陆》是革命派在国内创 办的第一份报刊。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在1902年逐渐成长为革命派在上海的言论机关。 白话报刊由于用通俗的口头语言编写，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层民众也能读懂，为了贏得他们的支 持，白话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以《中国白话报》、《杭州白 话报》、《安徽俗话报》等为代表，面向社会基层的普通大众，开通了社会风气，使民主革命思想的 传播覆盖社会各个阶层，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盲”的作用。

(3)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他们所 持的新闻思想及进行的新闻业务，都对今天新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梁启超提出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和“积极舆论”的主张，指出监督政府并不是与政府 作对，表达了他对舆论监督的独特理解。这一观点在提倡民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对媒体的 监督职能和建设性监督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对于媒体如何履行正确的监督职能，梁启 超从提高新闻从业者自身素质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这一点在当今仍然非常现实。新闻从业人 员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时，尤其是独立负责地开展新闻批评时，由于知识局限、法律观念淡 薄、方法欠妥等原因，有可能出现一些“违规”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可能导致舆论 导向出现根本性错误。因此，媒体及从业人员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自身的文化知识、业务水平与道德修养的提高，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权，避免出现误用、滥用新闻舆论监督 权的现象。

其次，起到了重要影响。今天我们依然把各级党委所办的用以指导工作的报纸称为“党报” 或“机关报”，依然强调这些“党报”或“机关报”的“喉舌”作用，这样的属性和作用还会长期或永 远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