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当时城镇就业的严重压力。实际上，1968年至1969年下放高潮中，被下放的并不仅仅是知青——虽然他们人数最多，还有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家属、职员、城市居民以至工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都处于下放的亢奋和狂热之中，对许多“城里人”来说，“斗、改、批”好像就是下放，就是到农村去安家，这样的下放大潮显然不能用因经济下滑无法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以及诸如通过下放红卫兵稳定局势等原因来解释。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动力。对以上文字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