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2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相继发表。在这两篇震动当时的史论中，梁启超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史学作了猛烈而又系统的批判。他指斥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谱，封建史学的最大病根在于“四蔽”，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在编纂学上也存在两大弊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据此，他呼吁进行“史界革命”，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传统史学，建立适应日益变化着的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共鸣。

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史学命题:“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得其公理 公例者也。”围绕着“新史学”的这一宗旨，资产阶级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第一，在观点上，主张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反对复古倒退、停滞不变或“一治 一乱”循环不已的传统旧史观。第二，在内容上，要求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 心、以政治史为基础的狭溢格局，把记载和研究范围扩大到智力、产业、工艺、美术、 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三，在方法上，要求突破传 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 学、法律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学、化学、数学等各 种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第四，在表现形式上，反对模拟因袭旧史体，主张创 新，并产生了一批章节体的新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