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孤独而芬芳的生命之歌 ——沈从文和梭罗比较研究 沈从文(1902～1988)同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生活的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而且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初看似无可比性，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两位东西方作家在其创作的人文精神世界里的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属于浪漫主义流派，而且都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然美和人性美。《边城》和《瓦尔登湖》是他们颖脱不群、自由独立的人格所孕育出的世界文学花园里的两株奇葩。 一、自然的回归 沈从文与梭罗同是浪漫主义作家。凌宇曾这样评价沈从文：”在整体倾向上，沈从文的创作带着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坚信自然中有”神性”的存在，”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就都若有了神性……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在这里，沈从文将美的发现从人的”生命”扩大到一切有生物，明显地带有人化自然的哲学色彩，对”生命”和”美”的讴歌便成了他作品的主旋律。“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沈从文的这种”神在自然”的哲学观与他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也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楚文化继承地的湘西，本身具有重巫、祀，崇拜各种图腾的传统。沈从文曾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沈从文的”神”的观念，是他对宇宙人生与艺术的主体精神建构，在《美与爱》中他曾写道：”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人”“神”共体的特性使得《边城》中的人物生活得美丽而洒脱，其人性光辉折射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从而使《边城》成为闪烁着独特文化品格的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珍品。 同沈从文一样，梭罗也是一个崇尚浪漫、热爱自然的作家。梭罗和爱默生(1803～1882)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深受欧洲浪漫派文学运动影响的超验主义者倡导个人主义，主张人们远离物质社会的”非人”生活，推崇自然美和人类天性美。超验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对自然怀着一种半宗教的感情，他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同遍于一切的宇宙灵魂相结合，这同中国古代道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就是其超验主义实践的结晶。梭罗心中充满理想与激情，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信念，相信人的天性纯洁，人可以返璞归真，达到完美境界，坚信只有在简朴的生活中才能感觉上帝的存在，投身自然之中才能寻找自我。”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他认为自己居住在瓦尔登湖是”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这一点谁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念，他自豪地引用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语录勉励自己在任何贫穷和卑贱的阴影包围中都不要改变自我。在《瓦尔登湖》中，自然是有生命而充满人性的：蚂蚁的厮斗是两个国家的交战，潜水鸟的”狂笑”隐喻了看破尘世的智慧，狐狸会唱动人的小夜曲，就连瓦尔登湖上的冰裂，也是成了美丽冰湖的咳嗽声……梭罗写道，”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瓦尔登湖像一个动人妩媚的女子那样让人感到亲切，所以当梭罗从它的水面上又看到了同样的倒影时，他几乎要问，”瓦尔登，是你吗?” 二、世俗的叛逆 沈从文和梭罗对世俗的背叛首先表现在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不羁。沈从文对政治的态度是中立、自由主义的倾向，”我愿意别人莫把我蛮列在什么系什么派，或者什么主义之下”沈从文的写作生涯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又有别于国民党反动文人的路。面对当时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附庸的现象他曾疾声大呼：”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然而这呼声却同当时的大局格格不入，最后导致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曾视如生命的笔。梭罗则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只是极少数人的一种工具，它并非依照人民的意愿来运转，因此他呼吁人们”拒绝效忠”不道德、非正义的政府，他自己就曾因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他认为社会应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使人人都有机会按自己的良知行事，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是人，然后才能当臣民。” 沈从文与梭罗对世俗的叛逆还表现在对社会中人们追求物欲的批判。随着近代工业化革命的深人，不断膨胀的物欲使人们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在发展的幌子下为所欲为，人们肆虐破坏生态环境，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的精神家园几乎毁于一旦。对此梭罗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于是他向沉醉在物欲世界的人们大声呼吁：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不要因为一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虫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各自为政，后来更有外强的入侵，即使是湘西那个相对封闭美丽的世界也正在被外力所摧毁，对此沈从文不无痛心地写道：”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而在物欲不断膨胀的世界里，”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沈从文认为这种人生便与动物无区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面对着这样一个”神”已解体、经济进步和道德退化的时代，沈从文和梭罗都深切体会到美好人性不断失落的危机感。”一切所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于是，人成为物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扭曲。”他们期待着健康人性的复归，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然而和所有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一样，沈从文和梭罗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孤独而寂寞的。 三、孤独的守望 在批判人们在物欲面前丧失自我、人性堕落的同时，沈从文和梭罗坚守着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追寻生命中的至善至美。”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因此沈从文常常又感到”因为心上常常很孤单，常常不如别人一样的快乐，又不能如别人一样生活，所以我仿佛觉得我站在同人世很远很远处……”而在《种豆》一章里，梭罗这样写道：”我不要花那么大的劳力来种豆子和玉米了，我将种这样一些种子，像诚实，真理，纯朴，信心，天真等，如果这些种子并没有失落，看看它们能否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正如《边城》结尾所写的那样：”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对爱情的无可预知的守望也折射出了作家对理想”人性美”的一种守望。 这样的守候是孤独而寂寞的，但他们却选择了与孤独为伴。朱光潜曾这样评论过沈从文的作品：”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的人，可是在内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沈从文的孤独总是同微笑、美和善连在一起的，他推崇的是”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写的”，所以他将美与悲融为一体，完整地表现出一个在时代巨压下的民族的”生命”。孤独寂寞里的梭罗简直就成了一株庄稼，”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护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辚辚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寂静的时光从梭罗的心底流过，他也如一株庄稼一样正在阳光的照耀下拔节生长。”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就绝不孤独；他看到许多伙伴；他是要结成帮的。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酢浆草，或一只马蝇，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或许没有比这更孤独，更寂寞的文字了；这是一种真正伟大，真正纯净的情怀才能造就出的文字。 沈从文和梭罗像圣洁的雪莲，高居精神的冰山之巅，所以他们在生前也很少被人理解。梭罗生前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之辈，甚至连亦师亦友的爱默生对他的行为也颇为不解，他觉得梭罗”寂寞地研究自然是在悲惨地浪费他的人才”；梭罗的邻居们认为他”住在康科德林中的‘茅屋’里，整天在树林中和田野里游荡，耗费了时光和在哈佛所受的教育。”《瓦尔登湖》于1854年出版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八年后(1862年)年仅45岁的梭罗在孤独寂寞中病逝。而沈从文也曾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因此而倍感孤独，后来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撰文称他为”桃红色作家”，称他为”反动文人”，迫使他放下了曾视为生命的一支笔，而这一年他才47岁。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把我过去对于文学的观点完全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我得接受他人给我的死亡或新生……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沈从文去世后，也是孤独而寂寞的。他的好友巴金写道：”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或许这是伟大所必然要遭受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超前的，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后世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正如尼采所说，伟大不属于它自己的时代，而是属于未来。1917年，美国专门为梭罗举行了百年诞辰纪念会；在1985年《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瓦尔登湖》位居榜首。而沈从文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坛公正的礼遇和重新评价。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金介甫认为中西方的评论家”总有一天会对沈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徐迟先生曾在《瓦尔登湖》的译序里这样评价梭罗：”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孤独而芬芳的一生也同样属于沈从文。他们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在创作高峰的时候被迫淡出文坛。然而正如沈从文自己所预言的那样：”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当时间的长河洗尽所有的浮华后，他们的作品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文学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