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1．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动员和总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和新举措。《决定》中有许多重大理论突破和思想创新，其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论断，尤其引人注目。《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始终是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观点：
一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深化改革要讲辩证法，要善于抓住改革的突破口。之所以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下社会反映强烈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都与经济发展不够有关。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布局中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同时，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就能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形成强大改革合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同时要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政府这支“闲不住的手”权力过大，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过多，对市场监管不到位。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和定型。
三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以往的“基础性作用”到现在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却是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历史和理论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学家冯·米塞斯断言。离开了市场价格，人们就不知道资源的稀缺程度，也就不知道资源怎样分配才能效用最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都由市场决定，但资源性产品和部分公用事业价格主要由政府定价，而且定价机制还不完善。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未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决定》对市场的定位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显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3．2013年12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和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银温泉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发展、权力滥用。为此，改革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权力。
银温泉说，就经济方面来说，我国目前存在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中国经济30来年的增长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增长模式，资源消耗很大。2010年，我们仅仅生产全球GDP的9.3%，但消耗的水泥、铁矿石几乎是全球消耗量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其他主要的有色金属，像铅、锌、铝、铜都在40%左右。另一个就是环境问题，中国许多城市出现雾霾，可以说，中华民族在空气方面已经到了一个危难的时刻。80%的中国江河湖泊断流或者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沙漠化的土地每年增长都是在34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县或者一个半县的面积。饮用水安全，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社会方面，也是不可持续。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就业、收入分配这些领域。比如从教育公平来说，在银温泉看来，不公程度在67%，满意度连50%都达不到。教育不公不仅仅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还有规则的不公，比如在北京跟外地，同样的分，在北京能上到好大学，在外地就未必如此。
银温泉说，从根本上讲，造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在政府身上，是政府主导发展，权力滥用的结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司，总理就是总经理，总书记就是董事长，大家一起带着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问题，就是为了追求GDP的数量往往是不计成本的。这种不计成本、不计经济社会效益的结果，就是不可持续的。
从权力滥用来讲，实际上就是不公平，正是因为这种不计代价，导致资源占有的不公，出现暴富阶层，造成结果的不公。另外在就业安排、干部制度这方面的不公平，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表现。这种大的背景促使《决定》出台，并且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改革的核心。
4．2014年1月，《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报告》发布。此份报告收录了357名犯罪企业家的案例，《报告》显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是国有企业家落马的主要罪名，民营企业家涉案的主要罪名却多和国企“抢生意”有关，排名前四的分别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合同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自不待言，其他罪名在实践中也并不真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诈骗。例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商业诈骗和资金回笼失败导致的商业欠款民事纠纷的区别绝非那么分明。民营企业家中当然有利欲熏心者，但很多所谓犯罪的发生往往和商业环境、融资环境对他们不够宽容，公权力不当介入商业竞争有极大的关联。
《报告》总结的企业家犯罪的几大根本性因素，和企业家本人的操守关联较小，而与体制性问题紧密相关。
具体来说，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导致市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其次，“民营企业融资难、市场准入受限”，民间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自然只能通过炒房、炒矿等投机方式，或者利用各种地下金融方式进行投资，这正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屡禁不绝的深层次环境。不是民众愚蠢不听政府的警告，而是由于“金钱永不眠”，它们必须寻找生机。再次，“政府转型副产品”，即政府职能交叉、职能重叠、多头治理，甚至前任政府的承诺后任政府不仅不认账，反而对民营企业家“算账”。最后，“规则缺失、监管不力导致官商勾结”；“刑法万能思想与政府责任的隐蔽化”，政法部门任意扩大追诉范围，甚至如当年重庆对民营企业家的“黑打”，对市场本身的伤害是得不偿失的。
研究报告指出，2011年民营企业就业人口是国企就业人数的近四倍。民营企业的GDP贡献至少在50%～60%之间，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占城乡总就业人口比例的30.8%，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撰文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2012年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为32.8%，国有企业的就业比例为19.9%。而民营企业大多处在创业期，一个企业家的入狱往往带来一个企业的垮台和千百人的失业。
倘若是民营企业老板咎由自取，固然怪不得别人。但如《报告》所分析的，很多企业家的涉罪或是出于制度困境以及社会现实的无奈，却不能不值得深思和关注。
5．2013年，中国掀起反垄断风暴，监管部门相继对奶粉、黄金首饰、食品包装、进口汽车等行业展开反垄断调查。
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自2008年出台以来，就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但却在2013年骤然发威、频频发力，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成为中国出镜率最高的法律。反垄断调查所涉及的企业数量、规模以及处罚力度均前所未有，从1月份对韩国三星、LG等6家液晶面板企业的罚款3.53亿元，到2月份对茅台、五粮液两家白酒企业的罚款4.49亿元，再到对合生元、美赞成等6家奶粉企业的罚款6.7亿元，反垄断罚单的金额纪录屡屡被刷新，一改过往只闻约谈、不见罚款的执法无力现象。
企业的各种垄断行为是造成中国物价畸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老百姓已饱受其苦，因此对反垄断的一系列重拳举措普遍叫好。但叫好之余，却不免心存疑虑和担心：反垄断究竟能进行到何种程度?会不会再一次止步于垄断程度更高、对人们生活影响也更大的行政性垄断面前?
在西方国家，垄断主要是市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经济型垄断”。但在中国，垄断更多地表现为通过设置行政壁垒、行业准入，来人为地限制竞争、造成垄断，这种垄断通常被称为“行政性垄断”。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府不断地放松管制，来产生竞争，并一步步扩大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运行的行政化色彩虽然一直在变淡，但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却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因此，行政性垄断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
垄断造成市场失灵，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反垄断机构作为监管者，要通过罚款、重新引入竞争者等行政外力作用，来实现对市场机制的纠偏，垄断者和监管者之间应该是异质的关系。但在行政性垄断环境下，这种模式失去了效力。因为能够实施行政性垄断的企业，其垄断地位并不来源于市场，而是来自于行政权力，这就与同样依托于行政权力的监管者构成了同质关系。双方之间不再是“行政——市场”的异质监管关系，而成了“行政——行政”的同质较量关系，谁的行政级别和权力更大，谁就能占得上风。而现实情形是，我国的反垄断机构由分设在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的三个部门组成，权力分散不说，行政级别也低，只是司局级，而在行政性垄断的主要实施者央企那里，仅副部级企业就有53家。因此，反垄断在推进到行政性垄断这一级别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陷入“小管大”或者平级监管的尴尬境地，其间捉襟见肘、利益纠葛之处可想而知。2011年的电信联通垄断案最后不了了之，根源就在于此。
反垄断在清理了市场领域的种种经济型垄断行为后，必然要向在中国更为普遍、也更为“难啃”的行政性垄断“硬骨头”升级。可喜的是，这次监管者拿出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近日，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明确表示，下一步要对电信、银行、石油等行业展开调查。破解行政性垄断的“行政序列”悖论，实现反垄断的“升级”，要提高监管者的行政权力层级和集中度，使其能更强有力地开展执法活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切实推进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打破那些不必要的行政壁垒和行业准入，让国企与其他类型的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这却不是一个反垄断机构所能独立完成的，事实上，反垄断只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一小部分。反垄断最终能走到何种程度，能不能实现“升级”，与此次市场化改革的整体推进情况密切相关。

问答题 给定资料提到“改革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权力”，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 结合给定资料，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写一篇文章。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