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570 年至 1644 年， 美洲所产白银也有一半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 一个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这个体系的中心是中国。
（1） 明前期白银的地位及经济发展
为保障商品经济的良好运行， 明王朝改革了货币制度。 元末， 由于滥发纸币， 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扰乱了商品秩序。 明朝建立后， 铸造洪武通宝钱， 在应天建宝源局， 各行省建宝泉局， 严禁私铸。 洪武七年（公元 1374年）， 设宝钞提举司， 并于次年重新发行钞票， “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 违者罪之”， 尝试改革货币制度，规范商品交易。 但由于对钞币发行规律不甚清楚， 导致新的通货膨胀， 改革并不成功。 到洪武末年， 大明宝钞急剧贬值， 白银逐渐成为民间和官府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
明前期的商业和社会呈现逐步发展和繁荣的态势。 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南北大运河的打通， 加之恤商政策的保护，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越来越多的投向市场， 商业逐步发展起来。 城市成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中心。南北两京， 既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也是商业发达的大都会。 商业的繁荣， 促进了货币的流通。 郑和下西洋后，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至宣德年间， “民间交易， 惟用金银， 钞滞不行”。 到正统初年， 明政府不得不“弛用银之禁，朝野悉皆用银”。 白银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主要货币。 不过， 由于官俸仍然给钞。 而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有限， 尤其是缺乏社会经济的普遍支持， 尚谈不上白银货币化。
（2） 明中叶白银的地位及经济发展
明朝中叶， 白银的使用更为广泛。 在市场上， 一切商品都已用银计价， 大交易用银， 小买卖也用碎银。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 在万历以后， 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国内达数百万元之多， 福建漳泉一带， 已经通行这种银元了。此时， 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方面， 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继续发展， 仍占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 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商品经济发达。 城镇繁荣， 白银货币化加快， 进而引起传统社会内部的一系列变化， 为新生产关系的萌生创造了条件。
成、 弘年间， 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 民间商人的海外活动日益频繁。 弘治年间， 有地方官也参与走私活动。 嘉靖中期， 广东、 福建、 浙江等地陆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居地， 如浙江的舟山群岛、 福建的漳州、 广东的汕头等。 在海外， 爪哇、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日本等地， 已是中国客商活动集中的地区。 此时，私人海上贸易已逐渐取代官方朝贡贸易， 许多沿海地方官员、 商贾要求开放海禁、 发展对外海上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 成、 弘之后， 随着赋税折银和工匠服役折银的普遍推行， 民间商品交易活跃， 白银货币化逐步形成。 到隆庆元年，“令买卖货物， 值银一钱以上者， 银钱兼使； 一钱以下者， 止许用钱”， 这是国家首次以法权形式承认白银货币的合法地位， 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 自嘉靖初年始， 一条鞭法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试行， 到张居正改革时在全国普遍推行。 一条鞭法规定， 赋税由原来征收实物和力役形式改为征收白银， 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完成， 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市场上白银的获得， 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国内的开采冶炼， 像云南、 浙江和福建都有银矿分布。 二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 隆庆开关之后， 大量白银作为世界货币流入中国， 国内统一市场由此逐步形成， 并通过广州澳门-果阿-欧洲、 广州-澳门-日本、 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和广州澳门-东南亚等几条贸易航线， 与世界连接起来， 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 中国精美的丝、 瓷等商品通过几条航线大批输往海外， 世界白银主产地日本的白银和墨西哥银元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 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商品的交换需要合适的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和便利的支付手段。 明中期以后，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白银成为最重要的货币， 白银货币化改变了支付手段， 提高了结算效率， 推动了商品的大规模流通， 有利于商帮群体的产生，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白银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它对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把世界经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的互动， 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 从成化、 弘治至嘉靖、 隆庆、 万历， 中国社会开始缓慢地由一个比较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向农、 工、 商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展现出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