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1)后现代的缘起 20世纪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1968年始于法国并席卷整个西欧社会的“五月风暴”、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开始逐渐成形的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会等三大事件使人们开始怀疑现代性的实际后果与其纲领性的承诺的不和谐。用鲍曼的话来说：(现代性)“自信在叙述着必然性，但却充满了偶变性；自信在叙述着普遍性，但却充满了特定的局部性；自信在叙述着超地域、超时间的真理，但却充满了受传统束缚的解释；自信在叙述着明晰性，但却充满了不定性；自信在叙述着世界的确定性，但却充满了人的处境的暂时性；自信在叙述着自然的秩序，但却充满了人为设计的含混。”后现代正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批判性反思而出现的。 (2)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①福柯 福柯的著述主旨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a．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是用以探讨知识何以可能的主体和客体条件以及“真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实践过程的方法。无论是知识，还是打上引号的“真理”，都并非知识社会学或意识形态分析中的用语，而是被福柯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以更深入地揭示知识或“真理”的建构与社会的运作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使用“考古学”一词，并非别出心裁，而是为了颠覆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深层的结构因果观念，福柯力图通过“停在表面”的方法去把握那些流变的、断层的、随机的具体现实。不同于现代史学的编写，不连续性不再被视为历史叙述中的障碍或大体上被认为是一种缺憾。相反，福柯以不连续性作为积极实用的分析概念。 b．权力谱系学 如果说知识考古学在权力问题上是沉默的话，那么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就是要探讨我们自身与权力的关系。所谓权力谱系学，即是要通过非常细致和耐心的文献工作努力去把握权力的出身，而不是权力的源起。 他强调权力的谱系学是要展示权力运作的过程和效果，为此，史家必须“在不考虑任何单调的终结目的的情况下，记录事件的独特性”，“力求关注那伴随着每个开端的诸多细节和偶然事件”，“能够认出历史的诸多事件，它的震荡、它的意外、它并不踏实的胜利和难以吞咽的失败”，“描述诸多力量相互发动的斗争或针对不利环境而发动的斗争，描绘那些企图通过分化这些力量、使之互相争斗而避免退化并重新获得力量的努力”。 c．自我伦理学 自我伦理学，是要探讨我们自身与伦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建构为伦理实践者。福柯在这里也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即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在他看来，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是与外在的禁令和准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欲望的控制或节制，是对自我的贬损和弃绝；而伦理尤其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伦理则是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是把自我作为一件艺术品去塑造的生存艺术，这种艺术是自由人用独特的行动来改变自身、赋予自己的生活以审美价值和独特风格的自由实践。因此，在自我伦理学中，个体不再是社会权力支配的对象和工具，而成了自我照看、自由行动、自主抉择的主体。但是支配权力仍然弥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及将自我作为可以不断去创造的艺术品。 福柯留给我们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想，实际上贯穿着他对自由的思考和追寻。与启蒙学者和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并不把自由与理性、与知识、与话语联系在一起，后者貌似自由亲密的同盟，实则自由危险的敌人。正因为对构成现代性基石的理性和科学的拆解，福柯对后现代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布希亚 a．对现代性的批判 在布希亚看来，消费既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也不是由人们的需要所决定的，相反，是消费引导了生产，是消费塑造着生产。不是我们在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在购买符码告诉我们应该购买的那些东西。因此，商品并非只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二重性，还具有更重要的符号价值。 b．对后现代性的勾勒 布希亚是在《模拟和模拟物》《致命的策略》等后期著述中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他后期的这些著述，我们看到他对后现代性的勾勒是三位一体的形象：模拟、内爆、超现实。 布希亚后期的思想有相当的虚无色彩，这使他对现代性的反抗和对后现代性的嘲讽失去了支点。不过，综观布希亚的思想，对社会理论的一个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对现代性的消费社会面向的洞察，对大众传媒、高科技、广告、符码在后现代社会的特殊影响的凸现。 ③鲍曼 a．立法者与阐释者 鲍曼认为后现代这个概念的提出与理解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角色息息相关。在他的名著《立法者与阐释者》中，它们分别是表达知识分子角色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及相应的两种不同策略。 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序的总体，因此，如果有正确的解释，就可以获得控制的有效性。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进行仲裁和抉择的合法权威，俨然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他们本人及其知识不受地域和共同体传统的限制，享有了治外法权。 而后现代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一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因此，知识分子这时就演变成了阐释者，他们的解释性话语是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其目的是使共同体之间得以沟通，而不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相比于立法者而言，阐释者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尤其是没有将他的解释强加在共同体成员和其他阐释者之上的权力。 鲍曼在书中强调后现代性策略并不必然排斥现代性策略，后现代模式也并非现代模式的一种提升。他所关心的是理解使两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及两者命运发生变化的因素。我们从鲍曼的这种表述中看到的似乎是被实证社会学奉为圭臬的价值中立原则。然而，我们在鲍曼现代性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书中，却明显可以看到鲍曼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 b．后现代伦理 在鲍曼所说的后现代性中，道德自我和道德责任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与相当一些对道德、解放之类主题抱怀疑或否定态度的后现代主义者所不同的。当然，鲍曼并非是对后现代简单唱赞歌的思想家。他认识到后现代世界既是一种巨大的道德希望，同时又是一种巨大的个人困苦。在他看来，后现代状况的伦理悖论在于，它为行动者恢复了道德选择和责任的丰富性，而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剥夺了现代的自信曾经允诺的、那种被普遍指引的安逸。换言之，道德像后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其他事物一样已经被私人化了。由于没有一种更普遍的伦理体系的指导，伦理于个体(在个体那里)便成为与“个人的判断力、冒险、剧烈的不确定性和永远不会得到抚慰的不安”相关联的事情。后现代性既可能是我们的“机会”，也可能是我们的“毒药”。也就是说，伦理的相对主义化和道德的私人化趋势是否能避免把我们拖进虚无主义的深渊，能否永远告别奥斯威辛和古拉格，这依然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