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中国古代文论中，早在《周易·系辞》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蕴涵着文本的“言、象、意”三个层面的理论因子，对整个古代文论影响极为深远。《庄子·外物》中也有“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说法。但在那个时代，文学尚未从混沌的状态中独立出来，这两处论述主要是针对哲学性文本来展开的。 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弼，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在王弼看来，“象”是为了解决“言”与“意”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言、象、意”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层深结构。为了能把握不可见的“意”，必须通过“象”，而“象”又必须借助“言”才能呈现。这样，对于接受者而言，首先接触到的是“言”，由此“窥见”到“象”，最后才能把握那不可见的“意”。 清代桐城派文论家刘大櫆和姚鼐师徒则更为自觉地论述了文学文本的层面构造。刘大櫆《论文偶记》第十三条把文学文本区分为“粗”与“精”两个层面：但刘大櫆关于“粗”、“精”两个层面的所指过于笼统，对于具体的文本批评而言其操作性较差。其后，姚鼐在刘大櫆的基础之上对其二层面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值得提出的是姚鼐还指出了这两个层面的辨证关系，“粗”乃是“精”的基础“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但学“文”的最终目的在于抵达“精”的层面。从姚氏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庄子和王弼对“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的影子。可以说，桐城派的文论家们将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落实于文论领域，为文学文本的构成理论提供了一个优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