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定材料
    参考材料1：“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善民生作为最突出的“重头戏”，充分反映了“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念。
    参考材料2：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共同富裕”概念从此广泛传播。邓小平一贯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坚信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江泽民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更是多次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七一”重要讲话再次作出这一承诺，实际上是我们党对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方向的庄严宣誓。可见，共同富裕已成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目标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来分析，“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共同富裕，有先富后富的问题，不可能大家同步富裕；即使大家共同富了，还应是有差别的。既要反对“效率至上主义”、“发展至上主义”，也要反对“公平至上主义”、“平均主义”。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参考材料3：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就可能出乱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7到2000年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2007年更达0.48。这个数字不仅比印度、伊朗、波兰这些发展中国家要高，而且高于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不合理，居民和劳动所得比重持续下降，国家和企业所得比重持续增加；二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不合理，缺乏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的有效手段，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使低收入者得不到有力保障。这种状况造成了国内居民消费增长缓慢，与投资和出口相比，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严重不足，难以靠内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但也要认识到共同富裕需要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更多的是针对一部分人民群众还没有富裕起来而言的，是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要去限制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发展，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物质和精神的极大丰富。抛开共同富裕讲生产力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离开生产力发展讲共同富裕，则会导致共同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更加注重、强调公平，着眼点在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分配公平的体制机制。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重庆的做法在2011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比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培养照顾130万留守儿童、“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建设公租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以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促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事关我们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的任务，不仅包括做大“蛋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包括分好“蛋糕”，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完成好这两个任务，对于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材料4：邓小平同志曾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主题，不仅契合了我国人均GDP2010年超过4000美元，总体进入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及我国未来又好又快发展的大趋势；而且符合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国家要求和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发展，以及《决定》对“缩小”与“促进”逻辑关系的严格界定说明：三届九次全委会的《决定》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一种政治抱负和价值追求。
    在邓小平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直接使用“共同富裕”概念有20多次，但相关论述要多得多，如他使用过“共富”、“不搞两极分化”、“搞集体富裕”、“全民共同致富”等等。把邓小平直接使用“共同富裕”的论述归纳起来可分五个大类：一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和道路使用的次数最多；二是作为社会主义原则；三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和特点；四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五是直接描述为社会主义本质。
    参考材料5：地处大西南的直辖市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存，近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底子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明显。新时期新阶段，重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共享。
    为此，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专题研究“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推出广受关注的“共富12条”，构建起“共富”的制度通道。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重庆市领导说“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走‘共建、共享、共富’发展路子。”
    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
    近年来，重庆探索科学发展，快速做大了经济总量。GDP已从1997年直辖初的1500多亿提高到2011年的近万亿；“十一五”以来，人均GDP从1500多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5000美元以上，历史性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利用外资等均大幅度提升，增速名列全国前茅。
    一般理解，重庆经济发展实现重大跨越，完全可打高分。但重庆决策者非常清醒，他们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将这些数据放在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共同富裕坐标系下考量，发现仍有一些问题让人担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三个差距”问题。
      2011年初，重庆基尼系数为0.438，超过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3:1。全市还有城乡低保人口170多万，偏远的渝东南、渝东北“两翼”还有14个国贫县。
    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还没有现成经验可学。重庆缘何主动触碰这个难题?
    重庆分析认为，“三个差距”继续拉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会遏制社会需求，内需难以启动，发展不可持续；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之基。现在重庆发展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即使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要下决心打好这个攻坚战!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共同富裕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市领导说，30多年前，面对低水平的生产力，把经济规模做大是主要矛盾；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邓小平同志有句关键的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因此，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
      2011年初，重庆率先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0.438降至0.35，同时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3.3:1降至2.5:1左右，以人均GDP衡量的主城区“一圈”和“两翼”差距从2.2:1降至2:1左右。
    上遵中央要求，下应百姓渴望，在发展过程中，统筹兼顾，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同步缩小三个差距，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正是契合科学发展的“重庆逻辑”。
    翻阅重庆市委全委会通过的《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共富12条”有理有据，条条沉甸甸、硬邦邦、实打实，都是让群众看得懂、摸得着、有奔头的具体措施。
    比如，5年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2年消除绝对贫困，3年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5年50%的贫困区县脱贫摘帽；让130万留守儿童健康成长、200万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使全市220万困难群众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5年投入3000亿元，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重庆市市长认为，推出“共富12条”，不是简单做加减法，而是富含改革创新精神，坚持当前可承受、未来可持续，注重综合配套，搞好系统设计，构建长效化推进、科学化考核的制度体系。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上，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在发挥公有经济作用上，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在收入分配调节上，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43%提高到50%以上……
    参考材料6：西方私有制经济制度能够实现我们共同富裕的最高社会理想吗?只要对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答案：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
    众所周知，一切西方市场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资源的稀缺性，另一个是利润最大化。正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市场将资源作最有效的配置。所谓最有效的配置，就是要将资源向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地方聚积。所以在私有制下，资本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私有制下资本的天性。在具体经济活动中，资本为了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可以牺牲长期的利益；在追求自己个体利润最大化时，可以牺牲其他个体的利益，笔者将资本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极端利己性称之为资本的非理性。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了资本的非理性：“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也许有人会说，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早已论证出，自由市场经济中，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所谓理性经济人，就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完全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最终全社会可以达到利他的效果。比如说，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交易必定是交易双方各取所需，自愿交换。交易之所以能达成，一定是双方的产品都能满足对方的需要。所以，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利益需求而要求与对方交易，但客观上却满足了对方的物质利益需求，实现了整个社会利他的效果。
    亚当·斯密描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博弈，因为《国富论》中的这个结论是有前提的，即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是一个“理性经济人”，还要是一个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也就是说，交易双方必须都诚实守信，各自交换的产品必须都货真价实。如果一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自己的产品以次充好，以少充多，并利用信息不对称，掩盖真实情况，完成交易，那么市场交换就不能实现社会整体利他的效果。所以在《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还撰写了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出版，而《国富论》则是在之后的1776年出版，《国富论》中的结论是以《道德情操论》为前提条件的。
    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不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又做到利他，就如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要求人人都要成为圣贤的思想，是迂腐和不现实的一样。所以，《国富论》中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够将每个人的利己转化为全社会的利他的合作博弈，在现实中因其前提条件很少成立而几乎不存在。真正反映现实中理性经济人在市场之手的指挥下，最终实现的经济活动结臬，是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纳什均衡”告诉我们，理性经济人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在市场之手的调节下，最终结果一定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即市场“看不见的手”只能将每个人的利己转化为全社会的不利。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损害，因为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纳什均衡博弈”(也称为非合作博弈，所谓非合作就是指每个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基础。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非理性所造成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全球化之前。在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资本的非理性表现为对内剥削本国劳动者，对外掠夺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各国工业资本非理性所造成的纳什均衡。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当时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是各主要工业资本自身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在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资本的非理性表现为疯狂的金融创新，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交易进行财富掠夺，金融危机就是各国金融资本非理性所造成的纳什均衡。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金融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交易这一更隐蔽且非暴力的方式实现财富转移，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的资本非理性所造成的其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可以通过转嫁给其他国家(金融交易和国际贸易的对手盘)而得以减轻。但这必然加剧国际间纳什均衡的形成，其表现就是如果任何一国金融资本投机失败，不仅其本国国民，甚至全球其他国家都要为该国的金融投机失败埋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年，美国银行业进行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放贷。因为，美国银行业的贷款类型是以个人消费贷款为主(个人房贷、车贷)。这些个人消费贷款的回收周期非常长，美国个人房贷周期基本上都是30年，有些个别银行甚至推出周期为50年的个人房贷。如果银行体内已经存有大量的正处于回收期的贷款，它就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如果银行想保存已有贷款，享有贷款利息收入，它进一步放贷的规模就必然受到资本金存贷比的限制；如果银行想扩大放贷规模，它就必须放弃部分贷款的利息收入，将部分已有贷款转让兑现。在资产证券化诞生之前，银行自己内部的贷款基本上没什么流动性，就算银行愿意放弃利息收入，要想将贷款兑现也是很难的。资产证券化出现后，银行可以把这些贷款卖给两房，由“两房”把这些贷款打包证券化(贷款抵押证券)，并赋予信用担保，最后出售给市场投资者。这样就为银行内部的贷款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其实，从“两房”手里购买这些贷款抵押证券的市场投资者，就是当初把这些贷款卖给“两房”的银行。因为，这些贷款抵押证券在资产负债表中是以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形式而非贷款形式存在的，银行通过持有这些贷款抵押证券，既可以大幅降低资本金存贷比率，扩大贷款规模，又可以继续享受原有贷款的利息收入(利息收入还有政府信用担保)，何乐而不为呢?毫无疑问，贷款抵押证券大幅提高了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的高管们对这个金融工具则是爱不释手。因为他们年终动辄几千万美元的花红大部分都是以股票或者期权的形式授予的，如果银行盈利出现超预期的增长，股票价格也将大幅上涨，这样他们的花红也会水涨船高。在这一财富利益驱动下，当信用等级高的优质贷款全部被证券化后，银行高管们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继续追求银行利润快速增长，就开始打起了信用等级有风险的次级贷款的主意，最终酿成了次贷危机。
    让我们看看次贷危机的受害者有谁。首先是以雷曼、贝尔斯登为代表的当初疯狂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及其雇佣的员工，然后是持有它们股票和这些贷款抵押证券的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一般是通过社会化的基金间接持有的，例如加州教师退休基金)，还有因贷款利率突然上升而还不起贷款，房屋被银行拿走拍卖的普通美国购房者。最冤的就是外国投资者，既包括各国政府的主权基金，也包括各国社会的退休、保险基金等等。正是美国银行家疯狂追求利润增长，最终导致了包括美国金融资本自身在内的一切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的利益都受损。
    二、申论要求

问答题   根据所给材料，请概括共同富裕的内涵。字数要求200字左右。

问答题   根据材料3～4，谈谈如何正确理解“目的和道路”的共同富裕。字数要求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   仔细阅读材料，用300字左右的篇幅，阐述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问答题   围绕给定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800字左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