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请根据下述材料分析并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粉碎“四人帮”后，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国内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日益显露且无法回避的矛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被概括为“两个凡是”，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必然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就难以冲破毛泽东晚年所犯严重错误的束缚，就难以把党和国家的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
   “两个凡是”一发表，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持坚决反对态度。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的信中，极有针对性地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久，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同志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的这些话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令人振聋发聩。
   1977年7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在全会闭幕时，他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地准确的认识，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真理标准问题。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一些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试图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来临。
   1978年4月上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寄给《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引起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高度重视。杨西光建议作者对该文作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请正在撰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参与修改。经反复修改，并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后，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文章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深刻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凡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显然，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僵化思想路线给予了批判和否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经发表，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首先遇到的却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和压制。
   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在中央领导人中率先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态度鲜明和坚强有力的支持。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不久，《解放军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理论文章，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人民日报》随后进行了转载，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明确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的北方讲话，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来点火的”，他点燃的，是思想解放之火，是烧毁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真理之火。为了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不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而且敢于针锋相对地与消极面作直接斗争。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在全国日益形成之时，党的重要“喉舌”、在“文化大革命”中向来并驾齐驱的“两报一刊”，却出现了分歧：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卷人”政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不转载，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红旗》杂志的不卷入，实际上就是对“两个凡是”的肯定和支持。而且，由于《红旗》杂志的性质、规格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力，它的不卷入，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1978年11月，谭震林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而写给《红旗》杂志的文稿中，坚持要写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红旗》杂志负责人考虑到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直接改动文稿不合适，于是在11月16日将该文稿呈送中央常委审阅。邓小平看到后，在批语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之后，李先念对这篇文稿也写了支持的批语。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才不得不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由此，实际上结束了《红旗》杂志的不卷入状态，从而为真理标准讨论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全国理论界、新闻界等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并在讨论中努力澄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激发大家敢于突破思想禁锢思考问题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纷纷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并先后公开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广泛发展，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喜人的生动局面，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