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沈从文和汪曾祺均是小说家，以小说见长。善于写人状物，善于把自己的情感观点深深藏在人和事之中。所以他们抒写情感都非常克制，而是把笔力放在营造气氛上。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长沙、鸭窠围，凭借人(水手、妓女等)的对话、动作，营造一种富有野性的迷人的气氛。在这一点上，汪曾祺完全继承了沈从文的衣钵，无论是写家乡的人还是胡同里的事，也处处以一种氛围，把读者黏住。正因为这样，使得他们的散文都很潇洒，尤其在抒情上，具有天然的随机性，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该行则行，该止则止。用汪曾祺的话说是“不今不古，不中不西”(《自报家门》)。
   虽然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散文都属“水”性，但由于他们的经历、气质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水”性又各具特色，显示出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最鲜明地就是表现在对现实的态度上。
   从总体上看，沈从文是个情感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所皈依的“情感”是“神”，是一种理想的抽象。
   汪曾祺却是对现实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他的解释是：“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这种态度使汪曾祺对现实能似“水”一样去化解一切问题、矛盾。
   沈从文的审美追求是健康、朴素、未经雕琢的原始美。他的小说采取的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叙述口吻，娓娓道来，让你慢慢走进他所设置的包含极强烈的审美愉悦的氛围，也能掂量出这种美背后的沉重。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这种作品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汪曾祺的散文崇尚和谐，这和他的“滋润”散文观紧密相连。正因为他要让读者到他的散文天地里来“文化的休息”，这个天地的和谐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这一点，又和他的尊师沈从文的散文区别开来了。沈从文是感情至上论者，他绝对皈依他的感情，从而崇尚极端。但汪曾祺比较克制和宽容。他长期生活在北京胡同中，对于精义是忍的“胡同文化”比较熟悉。但他并不一味迁就胡同文化，而是用他的“水性”对胡同文化积极改造，形成汪氏的胡同味。这种改造说起来并不奥妙，就是崇尚平等，以此把他的宽容和“胡同文化”的消极的“忍”划清了界限。尽管这种平等崇拜是朴素的、原始的，但却使汪曾祺的创作富有生命力，变得积极生动起来。同时，勾画静境也是汪曾祺的创作优势，他善写静境。以“静”为核心的审美情趣，是他的散文的胡同味的又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