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本文提要：通过新闻评论和政协建言的互动，直接促成了政府改革小学名校公平招生办法的出台；通过新闻评论解决了拖了十几年券商在佣金之外多收“五块钱”的棘手问题；写了30年评论，获得省级以上奖项30多个……这些“说了不白说”的积极效果，就因为找到了党的政策主张和民意的共振点。
   我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四年，而从事新闻评论写作恰恰和改革开放同步，开始于1978年。三十年来的写作实践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新闻评论写作并非像某些人嘲讽或自嘲的那样，是什么“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在我看来，新闻评论写作，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找准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共振点，不仅“说了不白说”，而且还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和我的许多同行一样，我也是由文学青年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从1972年在安徽日报发表第一篇“接受再教育札记”起步，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曲艺。1978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写了一篇《“郑人买履”的启示》，很快被蚌埠日报采用。从此，我就爱上了评论写作。由于有文学创作培养起来的文学和文字功底，我的评论文字比较生动，也就很受编辑们的青睐。1983年，在编辑老师们的力荐下，我从某区政府调进蚌埠日报，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
   进了报社，不到半年，我即由记者转任编辑，我编过新闻，也编过专刊副刊，直到主编周末刊，参与创办《淮河晨刊》，担任副主编。20多年来，不管编什么，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写评论的这支笔。和同行们交流，我觉得，最适合我们编辑发挥的文体就是评论。我们可以和普通作者一样，写个人署名评论，也可以代表编辑部写评论员文章，写编后、编者按和短评，天地最为广阔。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在本报先后开辟的个人言论专栏《看报说话》和《听钟楼闲话》，每周刊发一到两篇。这个专栏借用杂文的手法写新闻评论，文字生动，紧跟本市和国内外的热点新闻评论，受到许多读者，包括党政官员的喜爱，并以栏题为书名，由新华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本选集。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使我连续15年在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中获得一等奖；再由副刊一等奖推荐，获得一次安徽新闻奖一等奖，8次二等奖以及单独的5次安徽新闻奖，加上全国党报言论大赛等省以上奖项，大约有30多个。仅此而言，对我个人来说，已经是“说了不白说”了。
   当然，评论的社会功用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社会效果，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大的范围内体现“说了不白说”。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即便是个人署名评论，同样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潜移默化地引导梳理群众的情绪，冷静理性地分析热点新闻，担负起新闻人应负的社会责任。这实际上也是世界范围内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如果我们逞一时之快，故作惊人之语，卖弄噱头，也许一时可以取悦一部分读者，但决不可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长久尊重。
   新闻评论的写作，同样离不开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而且相比较记者的采访，评论写作的调查研究要求更深入，因为评论写作不是就事报事，而是要就事论理。道理说得不深刻、不新鲜、不生动，就没法说服别人。而要做到深刻、新鲜、生动，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握群众思想脉搏，反映群众呼声，运用群众语言，哪一样能离开深入实际，深人群众呢?
   我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不拘一格。打的，我和出租车师傅聊；出差，我和旅客乘务员聊；住店，我和旅馆服务员聊。现实空间里聊，虚拟空间的QQ群里也可以和我的学生们聊(我在安徽财经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写作和新闻评论课)。如果说这些还是随机的民间调查的话，那以我市政协委员和记者的身份，采访考察就更是职务行为，为我获取官方信息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事实上也正是在民间和官方的信息交汇点上，我写了大量的新闻评论。
   而在官方和民间的信息交汇点上做文章，也是对我们评论作者功力的考验。近年来，我在评论写作中注意将思路调整到党的“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上来，将政府关注、又有能力解决的民生问题作为自己评论选题的主基调，找准时点，及时“发言”，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好评，还获得了两次意想不到的成功。
   2006年年底，我在政协举行的均衡教育专题协商会上了解到，个别小学名校的地段外招生名额，已经在借读费之外“卖”到了1万元。于是，我写了一篇评论《市长的孩子上什么学校》，将我在参加市政协均衡教育调研组到铜陵考察学习中的见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自己的孩子就近上普通学校，从而带动教育均衡发展的“故事”写进评论，先“吹吹风”。此文一见报，立刻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社热线收到许多电话，本市的几家网上论坛也对此事展开了热烈讨论。趁热打铁，我牵头新闻界的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地分配小学名校的择校名额。市政协高度重视我们的提案，将其改成“社情民意”直报市委市政府领导。我又结合新华社播发的南京在省直机关幼儿园招生中采取摇号的新闻，在我的专栏里写了评论《摇号，一个不错的选择》，建议我市小学名校地段外招生名额采用摇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分配。紧接着市政协领导将我这个普通委员安排到市政协常委会上，当着市长陈启涛(现在的市委书记)的面发言，建议改革小学名校的招生办法。随后，陈启涛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亲自读了我的发言稿，并当即表态：“从我做起，不批条子，不开口子，公开摇号”。当年市政府就发文改革了招生办法，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家长代表到现场监督，公开摇号分配小学名校的地段外招生名额。
   今年3月7日晚上，我在网上看到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花税还有下调空间。对此新闻，我认为可以看作政府意在降低投资者交易成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但是我想，印花税已处在只向卖方单向征收千分之一的历史最低水平，下调空间不大。真要减轻股民负担，券商让利的空间要大得多。而在我们安徽，股民意见最大、反映强烈的是在佣金之外券商收取的“五块钱”。股民之所以叫它“五块钱”，是因为这笔5元钱的收费，没有名目，我所开户的券商，干脆就叫“其他费”，而且都是双向收取，买卖一次股票就要在佣金之外多交不明不白的10块钱，相当于单向卖出一万块钱股票的印花税。如果能取消这笔没有名目的收费，对散户股民来说，比降印花税还要实惠。
   但是我也深知，要取消这个“五块钱”困难很大。市物价局为此干预过多次，但券商总是往总部身上推，说是总部的“统一规定”。结果就不了了之，拖了下来。
   趁证监会意欲降低交易成本的契机，3月8日我写出了新闻评论《尚主席，先取消“五块钱”如何?》。当天下午，我将此文上帖到强国论坛，很快被编辑推荐到人民网主页，几个小时就有一万多网友点击，网友们纷纷跟帖，认为这个“五块钱”早就应该取消了。第二天，我的评论在本报见报后，本报热线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电话，支持我的建议。随后，我给证监会尚福林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说明取消“五块钱”的必要性，同时寄上刊有我的评论的报纸。
   六月初，中国证监会安徽证监局给我打来电话，并随后书面通知我，证监会已将我的建议转交安徽证监局办理。此后他们又多次和我电话联系，并派两位专员到蚌埠，当面征求我的意见。从6月26日开始，全省范围内先后取消了“五块钱”收费，这个拖了十多年的棘手问题，终于尘埃落定。据国元证券和安徽证监局提供的数据推算，安徽股民一年“减负”超过亿元。为此，我们报社党委经过认真研究，专门给我颁发了1000元的“最佳影响奖”。这是本报的历史上，第一次为一篇言论颁发如此重的奖励。市直机关工委书记颜以庆来本报视察工作时，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锡钰啊，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股民都要感谢你!”
   这两次意想不到的评论效果，为我“找准共振点，说了不白说”的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明。
   (摘自  江锡钰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