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坚持以群众反映突出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自2009年4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实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大投入，医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初步成效，实现了阶段性目标。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达到13亿人，保障范围从大病延伸到门诊小病。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药品安全保障得到明显加强；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核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同步推进，开始形成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性的新机制。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实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围绕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便民惠民措施全面推开，多元办医稳步推进。五年改革实践证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有力，尤其是在基层取得了明显成效，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近年来，医患关系颇为紧张，患方敲诈、辱骂、殴打医务人员，围攻医院，甚至故意将医务人员殴打致残、致死……一幕幕暴力恶性事件在全国频频“上演”，性质极其恶劣。

有媒体曾对几起伤医辱医事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从受害者的职业身份来看，一线医生首当其冲，占到75.0%，护士占比为25.0%。与之相对，患者家属是最主要的伤医者，比重高达60.0%。家属一般是因对医护人员的服务、医疗方案等不满，对医护人员下重手。如2014年3月1日，无锡一患者家属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时，因不满医生作出的住院决定动手打人。患者本人占比为30.0%。有时候，患者或家属行凶是源于一个很小的导火索，甚至难以理喻。如2014年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齐齐哈尔北钢职工医院耳鼻喉科一名术后复查患者，年龄19岁，男性。在复查的过程中，认为医生在操作过程中弄疼了他，随后回家取铁棍，再度返回医院耳鼻喉门诊，攻击医生，直至殴打致死。其次，从发生的地点来看，八成以上的伤医辱医事件在医院发生。2014年3月4日，潮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收治一酒后急性酒精中毒患者，下半夜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中午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押着当晚的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边走边喊：就是这位医生害死了死者，被游行的年轻医生边走边哭，持续约半个小时。医院外发生的伤医事件，占到15%。2014年12月5日，河南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出诊时遭暴力袭击，一名怀有身孕的护士被打伤，出现流产征兆。

“中国医生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013年特别刊出了这篇不涉及医学科技的长文，“最近几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涉及个人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需结束医生面临的暴力威胁。”

3.2014年2月25日凌晨，南京口腔医院两名医护人员遭两名公职人员殴打。2014年8月6日晚，贵州医学院护士由于给车祸受伤的孩子打输液针几次不成功，家属与之发生口角，进而发生肢体冲突，两名护士被打伤，护士站的鱼缸和体重秤被家属砸碎……

医生们为何高调宣示自己的不安全感?

一位医药界人士告诉记者，“死了白死”的现状，伤了医生的心。“医生群体最伤心的是，无论院方还是政府、办案部门，都以‘维稳’为标尺处理杀医案，息事宁人是准则。而医生想要的，是杀人凶手被绳之以法，医院支持他们维权。但现在的案件中，这条底线都做不到。”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对医生诉求的“维稳”无需兵临城下。“医生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尊重，相信医生护士的悲愤不会危及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匡正祛邪，惩恶扬善。依法治国迫在眉睫。”

“白衣天使”这个职业，在中国年轻一代心中已经不再光鲜。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数据表明，78%的受访医生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穿上白大褂。

实际上，中国医师协会此前曾做过4次调查：在2008年的首次调查中，不愿意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占53.96%；2010年，这一比例升到63%；2013年基本持平，为62.49%。但在2014年的第四次调查中，不愿意的比例陡升至78.01%。

从这4次不同时段的调查来看，随着医患矛盾的日益突出、医疗纠纷与冲突的逐步升级，“医不过二代”的现象愈加深化。

4.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同时，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维权意识也逐渐提高。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在看病过程中易导致医患矛盾的产生。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主要支出费用是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医院设备购买靠收费来解决，医院的行政开支如日常开支、发放奖金等支出项目也靠收费保障，但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忽视群众利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由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对医学知之甚少，很难做到有效监督，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往往监督不到位，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尽管2010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针对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较大篇幅的调整，但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适用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化，不便于操作，没有结合医疗特点专门立法进行规范，一旦出现事故，鉴定仍是医疗部门的人员承担，这容易引起群众对鉴定结果产生怀疑，导致医患纠纷不断增多，且处理难度大。在我国，由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导致很多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长期以来，一些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有的医生技术水平不高，职业素质低，在医德医风方面存在一些不正之风，甚至出现腐败问题，导致群众不满。虽然这些只是行业中的个别现象，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杜绝。由此引发的患者对医生的不满情绪，在预期医疗效果与实际落差过大时，电就难免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新的催化剂。

现在医院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新闻媒体更是愿意对医疗纠纷和事故进行报道，并且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倾向于患者这个弱势群体，往往对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视而不见。媒体为弱势群体呼吁，确实为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打击红包、回扣，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片面的报道会误导读者，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给有效防止医疗纠纷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媒体过分强调患方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冲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某些媒体为了寻求卖点，打出醒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草率地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为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性而进行炒作，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夸大了医疗机构的过失。媒体错误的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诱发医疗纠纷的发生。

患者往往认为有病到医院就应治好，而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而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又不了解医学知识，对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更是不了解。一旦病人没有被治疗好，或出现死亡，或产生高额费用，且达不到预期疗效，就认为医院有责任，进而大闹医院，甚至打骂医务人员，完全忘记了之前医生、护士为此付出的大量劳动。

5.2014年2月，位于深圳市康苑路的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正式挂牌运作。3月中旬，调解员和律师正式进驻。这个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有别于以往在医院内部设置医患纠纷调解室的做法，率先在医院外选址，并率先在全市实现了调解范围对区属公立、民办医院的全覆盖，目的是强调公正、独立。

早在2010年，南山区就设了医患纠纷调解室，但当时这种驻扎在医院的机构，难以得到患者信任，调解效果并不明显。2012年，南山区采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率先在全市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但是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在医患纠纷的调解工作中，有部分医患纠纷在律师事务所调解，有部分在医院，还有部分在街道办及南山区委进行调解，让患者难以对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的定位形成正确认识。“信任基础很差。”主管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的南山区司法局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设立在医院，就容易让患方产生医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印象，较难树立公正的形象。

因此，政府购买律师事务所服务和设立专门的医患调解中心，让专业律师发挥优势，既不用顾虑医院、卫生主管部门，也不偏袒患方，以第三方公正的立场，能取得其他组织没有的效果。调解员只受职业规范、纪律的约束以及所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

调解员在受理案件后，一般先了解双方陈述的事实和诉求，然后对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调查，作出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根据法律条文分析责任，在双方诉求之间选择平衡点并提出方案，尽量说服双方接受。如调查中涉及专业问题，则要用专家资源和其他相关机构进行了解，法、理、情并用，目的是“给患方一个清楚，给医院一个明白。”

但由于宣传不到位，大部分群众不知道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存在，如今新设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更鲜为人知。

目前，自该中心挂牌起，才受理了1起案件，其他均为在调解委员会时期，由医方申请调解；或由卫计局通知医调委介入调解；或是因为信访，从而主动介入调解受理的案件。患方申请调解的医患纠纷很少。

不过，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的律师们很有信心，将依托各医院的联络点进行宣传，电话24小时不关机，随时展开调解，提高公众知晓率。

6.救死扶伤的医生本该受到患者的尊重和爱戴，但近期患者和家属“仇视”医生、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相比之下，国外医生则是收入很高、最受尊重的职业，他们在解决医患矛盾上有很多好方法值得借鉴。

在美国，医患纠纷曾经同样是困扰医院和医护人员的社会问题。2013年美国护士学会网上调查发现，此前一年中，17%的护士曾遭受暴力攻击，57%的护士被威吓或辱骂。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虽然罕见，但由于美国枪支管理较为宽松，一旦发生往往就是“真刀真枪”的恶性事件。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就颁布了第一版《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防止工作场所暴力指南》，该指南就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避免和防范暴力侵入，提出了可操作的指标。“指南”有几方面规定，一是医院的报警防范设施和与警方的合作：如医疗场所必须安装报警钮，配备手持报警器、移动通讯步话机等有效的报警系统；医院大门必须装备金属探测器，以避免凶器入内；必须装备24小时监控系统；设置紧急员工避险房间，保证治疗区有备用出口；家具布置和治疗区陈设应避免妨碍员工脱困，避免设置容易刺激暴力或被利用来行凶的物品。美国各地警方非常注意在医院附近的巡逻，病患家属很难进入治疗区和住院区，进入者都要签到并佩戴通行证等。二是美国的医院多有严格的门禁制度，医院须建立暴力记录的患者“限制访客”名单，并发放给护士站和访客签到处；医院有权了解患者的行为是否有暴力或攻击倾向；建立一个发现有攻击性行为的问题患者记录本。三是对医护人员的建议，如不鼓励佩戴项链等饰品，防止发生冲突时伤及自身等。“指南”公布后，各医疗单位加强了防护措施，许多医院还建立了专门调解医患纠纷的机构“伦理委员会”。该机构会就如何治疗、何时停止治疗、采取何种恢复手段等，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医患纠纷发生后也会首先和患者接触，倾听对方意见，并进行充分沟通、协调。这一措施将许多可能导致医患纠纷的隐患提前消解，也可在医患矛盾发生后，有效缓解患者方面的抵触情绪。

很多电视剧都有这样的一幕：有人想见公司的老板，秘书问：“您预约了吗?”如果没有，秘书会微笑拒绝：“对不起，没有预约不能见。”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留美华人毕先生就会想起第一次在美国看病的尴尬：“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挂号的地方，不得已，我只好用蹩脚的英语，问前台护士在哪儿挂号，护士问我您预约了吗?我说没有。护士说，对不起!我们不接收直接来的患者。”

毕先生后来从朋友那了解到，在美国无论是小诊所还是大医院都没有挂号室，想看病都得预约，急诊除外。在美国看病、化验检查和住院手术并不一定在同一家医院进行。如需做复杂的化验或检查则要去第三方机构如“导管中心”“影像中心”和“化验中心”等。做手术住院也要去另一家医院。

在加拿大，患者除非急诊，一般要先看家庭医生，再由家庭医生决定是否进行体检，及是否找专科医生或专门医院就诊。家庭医生其实类似一个“收发室”，疑难杂症和大病都会转去专科医生或医院处，这样一来，病患能直接接触的家庭医生不负治疗责任，负有治疗责任的专科医生、医院又不和病患直接接触，有效保护了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医院是允许，甚至鼓励患者家属陪护的，但对住院时间控制严格，加上医生是自由职业者，非手术轮候时间一般不在医院，且通常不固定在一个医院里，这些都有效减少了医患摩擦的发生。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同样实行严格的医药分家，医院和医生本身只有处方权没有售药权，医院治疗的主要项目均由全民医保支付，医患之间基本不存在金钱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医患矛盾的发生率。

在日本，医患关系比较融洽，主要得益于三个以下原因。

首先，预约制度的存在，使医院很少有人满为患的时候，始终能维持一个适度宽松的环境。

其次，在各医院的大楼里，经常能在布告栏上看到“患者服务至上委员会”的字样。这是医院为患者提供一些便利服务以及人文关怀而特设的一个部门，目的是让患者能够享受优质的服务和温暖的关怀。具体实施内容包括提供各种生活供需品、指派护工人员、接待投诉、聆听烦恼、收集患者意见等，也会定期给医务人员开设一些接待患者技巧的培训。

委员会有时还会举办一些院内的讲座和活动会，形式非常简单，就在住院大楼的一层大厅，请几位演奏师演奏几段音乐，住院的病人感兴趣的话，会在护工陪护下前来观看。

最后，日本的医院都相当重视对患者隐私的保护，相比较之下，国内几乎一片空白。保护患者的隐私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包括病床必须配帘子，学生见习需要征得患者同意，病历中患者照片涉及隐私部位时用纸帘遮盖等，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矛盾的产生。

7.67岁的老人王金林，因为腹膜炎，被送进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原以为会挨上一刀的他，在手术前被医生“拉了回来”。手术取消，改为保守治疗，老人并没有责怪医生的“临时变卦”，反而因为充分的沟通，特别感激医生，还特意写了一首歌曲《医患情》送给主治医生。在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哀歌四起的当下，这首患者写给医生的《医患情》，却像一道光一样，让人感觉温暖，也给当前灰色调的医患关系带来了些许的亮度。单纯从这首歌的歌词来看，当然称不上是什么经典佳作，其朴素而口语化的表达，更像是一首打油诗。但是这首歌词背后所代表的故事，所包含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正能量”。

在这首歌里，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溢于言表的，但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感激从何而来，医患之间的这种和谐是如何达成的，又会对当下的医患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当然要从老人在医院的治病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老人的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老人可以接受手术，也可以不接受手术，但手术就意味着一定的风险。而这时候主治医生果断地放弃了手术治疗方案，选择了保守治疗。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让患者接受手术，然后就是一系列的住院治疗，显然能够带给医生和医院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医生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本着从患者角度出发，维护患者利益的考量，放弃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这当然是患者所愿意看到的。

其次，在老人接受保守治疗的过程中，因为胃部插管而感觉很不舒服，于是请求医生拔掉插管。但是这时候医生既没有不理不睬，也没有三言两语就把患者打发了，而是从专业的角度和患者进行了耐心的沟通、交流，最终取得了患者的信任，赢得了患者对治疗方案的支持。

实际上，如果我们顺着这两个“答案”反推上去，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医生没有选择手术治疗而是改为保守治疗，也就意味着医生和医院没有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患者的利益，这和一些医生屡屡开出大检查、大药方的做法显然大相径庭。而在患者对治疗方案提出质疑的时候，医生没有嫌患者麻烦，难侍候，而是给予耐心的沟通交流，最终说服了患者，这和一些医生不愿意和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对患者的请求也不管不问大不一样。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收到病人为自己写的歌，医生也是格外感动，至此，医患之间就完成了一次良性互动。先有“医患情”，才能谈得上医患关系的和谐。从这个角度说，成都市这位患者写给医生的《医患情》，既像是医患和谐的一个样本，同时也是一个范本，值得医患双方好好反思，认真借鉴。

申论要求

因医患矛盾而引起的突发事件屡见不鲜，请根据“给定材料4”，归纳概括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要求：概括准确，内容全面，字数不超过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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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医患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请根据“给定材料6”，谈谈国外改善医患关系的做法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要求：分析合理，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3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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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反映了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假设你是一名医生，请撰写一份《关于进一步改善医患关系的建议》提纲。

要求：建议合理可行，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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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2”中提到：“最近几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涉及个人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需结束医生面临的暴力威胁。”请你就如何结束中国医生面临的暴力威胁，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主题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合理，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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