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公报》及其“新记”时期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报纸。1902 年，《大公报》创刊于天津，由英敛之主持。1926 年 9 月，吴鼎昌、 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开启《大公报》的“新记”时期。该报的发展经历四个阶段：
①1902 年至 1916 年，英敛之主持阶段，是一份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以敢言、严肃、非牟 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报纸。
②1916 年至 1926 年，王郅隆接办阶段，变成一份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
③1926 年至 1949 年，由新记公司接办阶段，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发展成为有全国 影响的大报。
④1949 年至今，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 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2）“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1926 年 9 月 1 日，由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在天津复刊，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一文，提出 了“四不”方针，即“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
①“不党”，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 国者，纠弹之”。
②“不卖”，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③“不私”，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 公众喉舌”。
④“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 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四不”方针体现该报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
（3）新记大公报办报方针的动摇
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大公报》并没能始终贯彻“四不主义”方针。一方面，《大公报》存在某种“文人论政” 的特点，另一方面其主持者与当局政府关系密切，因此《大公报》在后来的活动中屡次表现出立场的动摇。
①“新记”《大公报》复刊之初，虽然认为蒋介石为一派新势力的代表，但对蒋之言行也颇多批评。1927 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清党屠杀活动日渐猖狂，规模见增。新记《大公报》发表社评，反对屠 杀革命群众，强烈谴责蒋的反动行径。
②“新记”《大公报》对蒋介石态度的改变，始于 1928 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自清末至“九·一八”事变之 前，国内缺乏能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权威，延续了军阀之间的混战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北伐之后，国民政府 以自身军事、三民主义和经济的优势，使《大公报》寄望于国民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外交诸方面 的改革，增强自身的权威，最终实现统一。因此，《大公报》的政治立场从最初的自由主义，转变为公开发社评 表示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建设。1928 年 6 月，北伐军定鼎平津之后，蒋介石向国民政府上呈辞去军职，“新记” 《大公报》立即发表社论称赞这一行动确为革命的武力领袖之所为。7 月，蒋介石为了“统一”天下从南京北上， 《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称颂蒋介石为“革命英雄”。此后，张季鸾与蒋介石相识。后来，蒋介石有意利用《大 公报》这家非官方的报纸为自己宣传，张季鸾以“揄民”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连载数日的《新都观政记》 和《京沪杂记》，表明自己的态度。
③“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迫切需要有能力的领袖，整合全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一致抗 日。蒋介石以其政治、军事和三民主义标榜的优势成为“领袖权威”。《大公报》的政治立场转向支持以蒋介石为 国家政治中心。“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指示《大公报》主张缓抗，为其不抵抗主义辩解，《大公报》发表 了一些评论，主张“镇静应付”，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干预和美苏表态。在学生抗日请愿运动兴起时，《大公报》又 发表社评进行指责。为此，《大公报》遭了炸弹，张季鸾也收到了附有炸弹的抗议信。
④1935 年夏天，吴鼎昌在庐山岵岭同蒋介石密谈一周，非常投机。12 月，蒋介石任命吴鼎昌为实业部长， 《大公报》也因此更进一步亲蒋。1936 年上海版创刊，《大公报》的重心移到上海，南迁以后的重要社评《今后 之大公报》撰述了其主要政治主张，文中已不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字样，代之以“拥护统一和平”的口号， 实际上就是拥护蒋介石一统天下。
⑤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震惊全国，全国新闻传媒都作了报道，其中《大公报》12 月 18 日社评《给 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却颂扬蒋介石，要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谢罪”。这篇社评被国民党当局翻印成传单， 用飞机在西安散发。
⑥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 分别于 1937 年 8 月 5 日、12 月 14 日停刊。
（4）“新记”《大公报》办报方针的现实意义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时局下形成的特殊的对策和编辑方针，皆为历史 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所体现的对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 众等办报精神，对现代报界乃至整个媒体行业而言，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①对媒体社会责任的启示作用。当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新闻娱乐化、媚俗化现象时有发生，有偿新闻、 广告式新闻、虚假新闻频频出现，“封口费”问题屡屡不断，记者的职业道德素养问题也亟待提高。针对当今社 会上出现的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种种现象，“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值得媒体从 业者认真反思。
②立足广大受众，发挥媒体公共价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人民群众的 创造，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当下的新闻媒体应当充分认识到贴近群众的重要性，应当充分发挥其社会责任 意识，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从广大受众的切身利益和真正的心理需求出发，以“受众本位”的新闻价值观去完成日 常的新闻实践活动。
③坚定媒体立场，坚守新闻业的专业规范。当今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期刊杂志以及网络媒体应当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面对不确定的信息或言论应当经过深入详细的采访调查，完全核实之后才让其置之于广大受众的视野 之下，对自己报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抱定最负责任的态度，要独立、客观、公正的发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