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由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号召和资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会聚位于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Mi-nnowbrook Conference Center），试图通过回顾和检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讨论公共行政面临的问题，寻求公共行政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学”（New Pub1ic Administration）作为区别已往行政理论的理论标志，并以政府及其官员在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作为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性问题。弗雷德里克森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概括起来说，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

他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注重效率、经济目的和管理行为的协调性或许并没有错，但传统的政府管理已经过于专注于高层管理和重要职能部门的管理，以至于效率、经济目的和管理行为的协调性经常以社会公平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和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恰恰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也是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点以及与传统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差别。因此，有必要把社会公平作为行政原理和政府目标的一部分，作为政府基本的价值标准之一。新公共行政主张放弃政府的与逻辑实证论相联系的表面上的“价值中立”（value-neutra1ity），转而按照后逻辑实证论（post-positivism）专注于更为人道、更为有效、更为公正的新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2）主张改革的、入世的、与实际过程相关的公共行政学

他们认为，公共行政学因其研究对象所然，应当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与社会环境相关、与公众相关、与政策相关、与政府及其官员相关的问题上来。因此，新公共行政学主张：

①变革，改变那些妨碍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和制度结构。“变革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

②关注政策，通过入世的、积极进取的科学方式更为普遍地改进影响所有人生活质量的各项政策；

③典范革命，即对传统行政学的基本假定、理论框架、价值规范、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进行一次重大的调整，重视“行动理论”。

（3）主张构建新型的政府组织形态

他们认为，传统的科层官僚组织结构已经造就了一种超稳定的能力，政府因此失去了必要的敏感性和同情心，正在远离社会公众。这就需要寻求不断的灵活性，使变革成为经常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需要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对行政现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定义分配过程、整合过程、边际交换过程和社会情感过程构建新型的公共组织，进而实现社会公平。

（4）主张突出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共”性质

他们认为，“公共”之于政府的重要性意义正在淡化，而公共性质——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行为等，正是政府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与以产权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管理（private management）的根本性区别。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坚持政府管理的公共性质。在这方面，新公共行政学偏重“公共的”而不是“一般的”。政府必须坚持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承担公共义务或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1ity）。

（5）主张“民主行政”

他们主张“民主行政”（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并以此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他们认为，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观在于，尊重人民主权和意愿，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反对滥用权力和行政无能。为此，应当以公众意愿、公众利益为导向，发展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和公共政策，强调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职能地位，强调公众参与，强调政府信息和公共政策的公开性，反对政府自利和代表党派利益，反对专业主义。

综观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和学术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不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行政实践方面，均对当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新公共行政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1）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新公共行政学借鉴和运用解释学方法和批判理论，强调民主行政下的有效沟通和意识形态的解放，着眼于对意义和价值的关注，俨然摆脱了传统“理性模式”的束缚；

（2）迈开了公共行政学独立发展的步伐。1950一1970年，行政学已经沦为政治学和管理学的附庸，新公共行政学兴起之后，便不再局限于对制度和技术的研究定向，它并且试图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独立出来，许多专门的公共行政研究机构和学会的建立便是公共行政独立发展的典型例证；

（3）扩大了公共行政的领域范围。新公共行政学认真细致地研究和界定了“公共”的意义和范围，它着眼于建立公共哲学，倡导民主行政，不仅扩大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也扩大了公共行政实际工作者的权力与责任；

（4）完善了公共行政组织理论的内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而且比较空洞，而新公共行政学者重新界定了公共行政组织的目的和意义，给公共行政组织理论赋予了一种规范性的基础并且提出了理论建构的方向。

（5）深化了公共行政教育的内容。过去按照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培养的行政管理人员大多为“效率机器人”，而新公共行政学者则强调应当培养一种德才兼备、高瞻远瞩、积极主动的行政通才。

从公共行政管理实践方面来看，新公共行政学基于社会公平原则所提出的诸如减少层级节制、分权、参与、民主行政、对社会民众的需求作出积极回应以及面对面的沟通等观念和主张，从公共服务的平等分配、公务员权利的解放、利益与价值代表的多元化、参与观念的增强、内省伦理道德意识的建立以及人事行政的分权化等方面，均对当代美国政府及其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由于新公共行政学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使公共行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它对社会公平价值观的极力倡导不仅使美国政府在参与性、分权化以及变通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公共行政学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怎样妥善地解决政治与行政之间的权利冲突？如何培养合适的公共行政教育家？怎样建立一个类似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的“社会公平模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新公共行政学只是迈向社会公平的开端和起步。而如何进一步探讨，建立各种理论，以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用公共行政实践丰富公共行政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进而彻底实现社会公平，则有待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进一步共同携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