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出版机构;

　　清朝末年，官办出版机构主要是由地方官绅创办的，大致上有两类：

　　1.地方官书局同治二年(1863年)在南昌设江西书局。同治三年，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后，又以重兴文化为名，奏请设立书局，刊印古籍。随之成立的有金陵官书局(又名“江南书局”)、浙江官书局、湖南官书局(又名“思贤书局”)、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广雅书局等。这些书局多仍用雕版印刷，刻印传统古籍。其中金陵官书局由莫友芝主持，聘请汪士铎、张文虎、李善兰、冯煦等名士校刊，选用善本，故所印各书质量上乘，为学林所重。浙江官书局由俞樾主持，先后刊刻两百余种，选用善本精校重刻，有“局本之冠”之称。广雅书局刊《广雅丛书》等三百余种，藏版多至十五六万片。然而，官书局处此西学东渐、学术日新之际，终为传统经籍刊印之余绪，一息尚存而已。

　　2.洋务派创办的出版机构

　　这类出版机构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翻译机构，附设于洋务派创办的学校和工厂内。洋务派在与列强的外交活动中，深感若不了解各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便无法与各国交涉，因而希望选派青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欧美书籍。

　　首先是京师同文馆于同治元年成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治二年又有上海同文馆的成立。同文馆在培养外交和洋务人才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书籍，其中以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毕利干的《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影响最大。同治五年，海关税务司在上海设置印务所，九年改名为海关总署造册所，设印刷厂，出版贸易年报、海关统计报告、中外贸易物资介绍以及方便外籍人士学习汉语的双语工具书等书籍。出版物多用中英文对照，所设印刷厂是我国最早具有外文排字能力的印刷机构。

　　工厂附设的翻译出版机构，有福州船政学堂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而尤以后者为著。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于同治七年，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官办翻译出版机构，先后聘请了59名中外学者翻译西书，出版了一批军事、应用技术、医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以及部分史志、政治类著作，总共20个学科 199种。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所译军事著作占全国此类书的一半以上;医学著作完整、系统以及影响之大，独步国内;社科书较少，但如《佐治刍言》、《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日本学校源流考》、《保富述要》等，也都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并于次年正式成立。南洋公学所附译书院自编出版新式教科书，打破了西学教育以使用教会出版物为主的局面。该院出版的《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学校正式使用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