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解析】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在《论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到“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句话恰好揭示了魏晋人突出的两个特点：“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表现了魏晋人对自然和文化艺术的审美追求；“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则揭示了魏晋人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内在追求，崇尚个体自由，尊重个体的情感。
第一，魏晋士人崇善自然，寄情山水。谢安在东山隐居，游山泛海，赋诗论文，携妓出游，极具名士风采。如有一次，谢安在泛海做戏时遇风浪，但依然镇定自若，是因为专情于欣赏波涛汹涌的大海，从那壮观的景象中得到了美的享受。魏晋士人早已厌倦了宫廷政变、斗法带来的苦痛，又不愿扭曲心灵委曲求全，只好从游山玩水中得到快乐，以此缓解仕途无望的痛苦。于是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又抬头了，他们追求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自由，喜欢从自然中发现美、欣赏美。士人追求“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的人格美。人格美与自然美相关，能否领略山水美，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标准。因为文人的境遇与志趣不同，而自然之物进入文学的领域，在陶渊明为田园诗，在谢灵运为山水诗。虽然他们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在文学史和美学史上的意义是一致的。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新鲜趣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悠情，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活泼清新。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
第二，自我意识觉醒，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内在追求。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生命常常忽然而逝，更有儒家礼法的繁文缛节如层层枷锁束缚精神上的自由。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着解脱，寻求着精神的自由解放，这种理想的体现者便是一群放达之人。这些人纵任不羁，不拘于礼法，不拘泥于形迹，心系自然，适性而动，追求生命之体验，在内在精神上达到自由之极境。
表现之一则是对自身外在形象的审美追求，《世说新语》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同样，一代书圣的王羲之，时人称赞的却是他的飘逸风神：“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这种种夸张式地对人物风貌的形容品评，要求以美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正是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理想。
表现之二则是对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先秦至两汉，流行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问题的态度，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来体现重生不重死的生死观。但是东汉末年以来，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战祸不断，人的生命在这动荡的环境里显得极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生死问题。人生无常，生命苦短的悲情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残酷现实的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基本情绪。由此，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开始发生变化。
表现之三则是在艺术上也表现出潇洒灵动，不受拘束的特点。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的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