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从道德的层面看，古代的包公和现代的杨秀峰，均值得人们敬佩。但不容忽视的是，从现代法治的角度看，如果前述大义灭亲的事例果真再次出现，则并非法治之幸事。首先，现代法治奉行回避原则，即“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因为制度保障要比领导的个人自觉更可靠。如果案件本身或者案件的当事人与承办此案的法官存在利害关系，则法官必须回避。叔侄关系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执法者回避的情形。其次，现代法治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对罪犯和执法者均不例外。这就是说，一旦执法者的亲属涉嫌触犯法律，执法者完全可以在法律程序内表达其对犯案亲属的亲情。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辩护权利。而能够为其辩护的，除了律师之外，还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可否充当辩护人的决定》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得充当辩护人。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如果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可以充当辩护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3号)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过程中，应当充分保证被告人行使法定的辩护权利，虽然一般情况下司法人员不得被委托担任辩护人，但是，如果公检法等机关中的现职司法人员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予以准许。最后，如果把眼界放得再远一点，就会发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考虑到人的正常亲情的重要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公民对于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的犯罪行为，法律免除其作证的义务。一般而言，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作证。但是，让父母指控子女、叫子女检举父母，却有违人伦，故法律宁可顺乎人情，免除这种义务，从而既使人们免于陷入法律与亲情的二难境地，也保证了证据本身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