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一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质疑其数额庞大，奢侈浪费严重，要求公开“三公”支出的呼声很高。
材料（2）：2011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3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3月25日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要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各级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部门预算和决算，以及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等方面的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财政部门要尽快研究提出实施各类预算、决算公开的时间表，今年就要部署相关工作。7月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要大力推进预算决算公开，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三公”经费支出要公开得更详细。
材料（3）：2011年4月14日，科技部率先在网上公开了2010年的“三公”决算数和2011年的预算，成为“三公”公开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三公”公开似乎陷入僵局，其他中央政府部门都没有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时间表向社会公布本部门的“三公”支出情况。2011年7月6日，僵局被打破，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开始陆续公开“三公”支出情况。中国工程院和国家文物局分别在7月6日和7月7日将本单位的“三公”决算和预算数公开。此后，各个部委陆续公开“三公”支出情况。但是，截至8月6日，97个中央部门中的94个公开了“三公”经费的决算和预算数，仍有外交部等部门没有公开“三公”经费情况。
中央单位公开“三公”支出对于深化与推动政府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定作用，具体表现在：
（1）积极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为,将制度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一味的流于形式。
（2）说明政府意识上与时俱进，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性；同时更加透明与更加公开也顺应了世界开放的趋势。
（3）这种公开是对社会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
（1）改革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利益冲突导致社会政策执行失控
政策改革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成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驱动力。政策能否得到落实，与各方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本位主义和利益至上的驱使，下级机构对与上级的政策，总是以自己利益的损益作为对策参数。
②社会政策运行机制不健全且政策本身具有缺陷。
社会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政策制定、执行、监控形成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独立的运作机制，而我国的社会政策在制定、执行机制及监督机制上都存在着极大的欠缺，有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化、民主化程序。
③政策执行不力，监督软弱。
各级机构的职责不清使政策执行机关相互推诿或互不买账，执行机构间缺乏沟通协调。使政策目标得不到合理的了解和整合，不能迅速、准确地传递和实施，政策执行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法制约束，使社会政策执行情况得不到及时检查，对造成政策失控者缺乏严厉惩处，而使政策执行中的失范行为得不到及时防治和纠正，党政不分使社会政策之间发生抵触，相互重叠、矛盾，从而造成下级政府左右为难，难以准时、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社会政策。
④社会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存在缺陷。
一个合格的政策执行者应具备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以及较高的管理水平和政策水平?能够协调、沟通各种利益关系和取得社会政策执行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2）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①完善政府决策体制及决策咨询系统。
中央政府适度放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力，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单一制结构形式的层次目标分明的决策系统，既要保证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目标、方向的一致性，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政策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继续完善政策咨询机构，真正形成一个综合多学科专家、多种优秀人才的大型智囊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尽早建立民间的政策咨询机构，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形成信息市场，从而在社会政策中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②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实施责任制。
通过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地方各级政府人员的政治、业务、能力素质，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他们的整体观念、法律观念及责任意识，从而使他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③建立独立地执行局，来执行政府所有的政策并推广下去。
设立执行局，实行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公开，符合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趋势和政府管理专业化分开的发展方向。随着现代的进步和社会自治力的增强，越来越多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承担。政府自己决策，自己执行，两种行为缺乏制约，常导致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在决策和执行两大职能中，后者更易于社会化，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适度分开，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