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敏感的理论问题，在40年代曾屡次引起论争，比较突出的就有两次。
   (1)1941年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强调了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重视文学的特殊功能，强调发挥文学认识生活和批判现实的积极作用。随后，丁玲、王实味、罗烽、艾青等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强调以文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杂文，揭露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与缺点，提出作家有责任用文学清理现实生活中陈腐的思想、行为。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激起了更大的反响。这些文章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讨论，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重视发挥文学的独特作用，有较清醒的深刻的眼光。但是，在当时极度政治化的环境里，文艺领域的正常讨论与争鸣很快被粗暴的政治干预取代了。以上作家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与压制。
   (2)1945年茅盾的《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芳草天涯》等话剧在重庆上演后，引起了部分人对他们“反正之花”的批评。在讨论中，冯雪峰发表《题外的话》反对将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强调“对作品不仅不要将它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冯文实际只是对《讲话》的部分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这却被当作“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罪证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