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外来人口大量导入，上海出现了一些发展规模达到中小城市水平的新市镇。这些镇在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财政收入、地域面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均已达到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在“管理重心下移”、“属地化管理”的推动下，大量事务性工作被下放到街镇，责任明确分解在基层。特别是大型居住区建设后，城市化管理区域迅速扩大，人口大量导入，社会治安管理、道路河道保洁、小区物业监管、生产安全监管等社会管理方面的工作量成倍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科普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以某区G镇为例，目前有10个村、69个居委会，公共服务受理工作主要由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承担，“一门式”服务的内容扩展到了16个大类、190个受理项目，对应20多个上级主管单位。此外，该中心还承担着全镇劳动力资源信息管理、城镇失业人数控制、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和就业安置、公益性劳动组织的管理、征地农民落实社会保障等职能。但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大多未能按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有效配备，仍停留在过去较低的镇域规模水平，导致基层力量短缺现象较为突出，与辖区内大量服务人口的需求产生严重的供需矛盾。区政府部门和镇政府即条与块在执法问题上责、权不统一。条线部门工作相对独立，分工明确，但地区治理尤其是大型居住区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很强，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充分协调和大力配合。目前，条线在块上的单位有司法所、规土所、房管办、派出所、工商、税务、食药监、卫监所等区级单位派出机构，在实际工作中的条块关系、政事关系、事权与财权关系，最终都会落实到块上，但镇政府对这部分工作大多没有相应的财权和人权的匹配。基层政府在整合各条线部门力量做好本地区的综合治理方面缺乏抓手。在执法方面，块上无执法权但需承担主要责任，造成目前基层执法难问题日益突出，主体执法部门难作为现象比较明显，对综合执法依赖性较大，执法部门独立执法的力量薄弱。在综合执法过程中，相应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如安全生产、城市建设管理、食品安全的专业人员在镇政府部门中所占比例很少，甚至缺位；此外，作为条上的执法单位，派出所警力常常缺乏，造成镇协管员补充警力共同执法的现状。由于行政执法条块联系不紧密、责权不对等，区下派的执法部门虽有执法权，但管不到边；镇的小站(所)没有执法权，却要承担管理责任。在决策方面，镇政府决策协调权力有限，项目审批程序多、周期长、流转慢，影响了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随着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居委会数量剧增。目前主要负责社区管理的机构是镇政府的内设机构“社区办”，人员配备数量较少，难以满足日常管理的对接需求。基层单位在推进各类工作过程中，协调相关部门是最为耗费精力的环节之一，而镇与委办局的沟通和协调缺少一个有力的“中间者”、“牵头人”，出现了协调问题没有人接、工作没有人牵、机制没有人推的情况。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由于没有编制，窗口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各条线派遣人员，业务由涉及的各条线分头落实，所以给业务管理和人员管理都带来难度。目前解决基层机构管理职能与人员配置结构性矛盾的普遍做法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取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主要有年薪制人员、协管人员、合同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聘用人员以及借调人员等。这部分编外人员数量相当庞大，各乡镇、不同部门对其管理也没有相对统一的规范，没有适当的制度约束，管理主体不明确。在人员招录、薪酬、考核等方面也缺乏统一标准，存在进人随意性大、同工不同酬，人员队伍老化、流动性大、稳定性差以及工作积极性不高等诸多问题。
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要加强城市常态化管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理。要加强人口服务管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促进人口有序流动，控制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结合“给定资料”，概括上海新市镇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措施。
要求：概括语言精练，层次要点清楚，对策有针对性，字数不超过3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