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缓和医疗早已是世卫组织全球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但在中国，仍旧鲜为人知。我们传统的医学教育里面，只教生、老、病，没有教死，死亡是医学的失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弱势。 

2014年，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已经94岁。因罹患大病，几次人院治疗，吴蔚然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当年4月，在一次治疗出院之后，他向北京医院党组织递交了一份遗愿，上面写着：“当我生命走向终结时，尊重自然规律，请不必再采用‘插管’‘透析；‘起搏器’等创伤性治疗以拖延无意义生命。”最终，子女和医生都听从了吴蔚然的意愿，他以“尊重自然规律”的方式，于2016年8月8日逝世。 作为一名医学大家，吴蔚然的选择令人震撼，也引发了人们对缓和医疗的深思。 

10年前，罗典典因目睹父辈历经痛苦抢救过程，有了推广缓和医疗的想法，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更加舒服而有尊严地离世，而不再是讣告中那句“经积极抢救医治无效”。罗典典和陈小鲁成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建立“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动缓和医疗。现在，已有2．3万人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交代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等“五个愿望”。“我们试图用另一套办法关注生命末期病人，不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治好’，而是缓解生理、心理、社会等层面的痛苦，不仅仅是针对即将离世的病人，也包括病人的家属。”罗典典说。 罗典典说：“缓和医疗不是安乐死，不是放弃治疗，比临终关怀更有专业性。”缓和医疗包括三条原则：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中国人对缓和医疗还很陌生。大部分人临终选择在医院抢救，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家人痛苦而无助地陪着。我国老年人已超过2亿，晚期癌症等慢性病成为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全国仅有146家医疗或养老机构、2家社会团体开展缓和医疗服务，其中大部分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市唯一开设缓和医疗病房的社区医疗机构。从2009年开设以来，共接收400多名临终患者。该中心统计发现，在社区实施缓和医疗的患者，临终阶段的日均住院费用与大医院相比，非常少。 

缓和医疗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冲突。罗典典说：“传统观念认为，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因此想尽办法治疗，能延长一天是一天。但缓和医疗并不能解决人们想长寿的愿望，只是提高生命质量，让人们有准备、有安排地迎接死亡。” 4年前，小尹得知父亲患病后，一直让父亲与疾病“战斗”，先手术，然后不断化疗。几个月前，父亲化疗后出现败血症，医生说不能再化疗了，小尹开始恐慌。她哭着说：“他躺在床上能呼吸，我就不孤单。他在，家就在。”对于失去母亲的小尹来说，为父亲选择缓和医疗非常艰难，她觉得就像把亲人扔下悬崖一样，很无力、很害怕，难以接受“等死”这个事实。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宁晓红团队的陪伴与帮助，减轻了患者的痛苦症状，让小尹得到了缓和医疗真实的帮助。 

“省钱”的缓和医疗，并不受大医院青睐。宁晓红说，从死亡率、床位运转率、科室盈亏等各种指标考量，三甲医院一般都不愿意收治生命期有限的病人。一些医院原本设立的缓和医疗病房，往往运行几年后就被迫关闭。 罗典典认为，缓和医疗不一定要在大医院开展，社区完全可以开展，其费用能低至大医院的1／10。北京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办主任金琳说，中心病房共有10张床位，只接收癌症晚期患者。有具备开麻醉药资质的医师、3名拥有舒缓疗护护理证的护士，还有160名注册志愿者。居家的患者由医护人员组成出诊小分队，定期或根据需求上门导尿、输液等。 中心主任韩琤琤说：“缓和医疗是一门系统的学科，其服务内容、流程、标准应有规范，需要专业培训过的医师、护士以及医保政策的支持。”她说，开展缓和医疗6年来，中心摸索出很多经验，也遇到不少困难。比如，适合缓和医疗的生命末期患者，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标准，临终前1年、6个月、3个月的都有，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并考虑将其纳入医保，或是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办法。对居家老人提供的上门缓和医疗服务，并不符合《执业医师法》有关规定，执业风险极大，应明确其合法性，保护医护人员权益；放开缓和医疗相关的社区医保、药品限制，满足服务需求。 

阅读给定资料，概括我国缓和医疗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求： (1)分条归纳概括； (2)表述准确、完整； (3)不超过1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