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5年国庆节期间，P市发生了“天价虾”事件。旅游部门通过电话向事件中2名涉事游客道歉，并感谢其对P市旅游的关心。同时，旅游部门表达了邀请其担任旅游服务质量社会监督员的意愿，希望他们继续关注P市旅游事业，提出宝贵意见。但这个邀请被婉言拒绝了。“我之所以拒绝，是有原因的。”肖先生说，自己在广元上班很忙，几乎没有出差去P市的机会，这次国庆出游本是全家比较难得的一次亲子游。因此，即使受邀担任，自己以后也几乎到不了P市，实际上发挥不了监督员的作用。不过，他不太理解的是，他已经在电话中明确拒绝了这个邀请，但不久后P市方面的一些媒体发布了关于这个邀请的新闻，却没有提及他拒绝的回应。 

高先生是某大学一知名学者，他年年都是几家单位的社会监督员。他说，有的单位选聘监督员，不是真心实意想改进作风，而是迫于行风建设压力、上级部门要求，摆摆形式走走过场；有的单位聘请的监督员“挑刺”的少，“唱赞歌”的多，这不仅没有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还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政部门的形象。 著名互联网民营企业家陈先生被江城市城建部门遴选为社会监督员。他说，谁成为社会监督员是由受监督的政府部门自身决定，有些“监督”甚至是部门统一组织的“集体行动”。不排除有些部门有意借社会监督员的设置，笼络各界精英和社会贤达。聘请社会监督员的范围仅局限于人大、政协或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很少聘请普通群众…… 孙先生在Z市交通执法总队官网上看见一则“总队结合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召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的新闻。新闻称，总队召开了社会监督员座谈会，各位监督员“针对总队执法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孙先生称，他想与社会监督员沟通情况，反映问题。孙先生依照程序填写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表，并送到交通执法总队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提出“请公开交通执法总队聘用的2013年度社会监督员姓名、联系方式”。

10月25日，Z市交通执法总队向孙先生回复了一份“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告知书称，孙先生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因此“不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答复”。这答复让孙先生疑惑，“不公开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有问题怎么找他们反映?” 社会监督员承担着收集并反映民意的使命，这就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并参与。不公开社会监督员的信息，市民有问题怎么找他们反映?社会监督员又如何听取和反映群众意见?聘请社会监督员，就是要有“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的心态，就是要把藏着掖着的所谓“机密”大白于天下，给群众交个实底，就是要让社会监督员说真话、敢揭短。否则，打造透明政府云云，都是空话。

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难以保障，政府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2．黄某与缪某是Y县政府聘请的社会监督员，两人通过Y县某派出所原所长钱某(另案处理)，取得某局王局长的个人开房记录及图片，并分两次将王某的开房记录以“Y县惊现开房局长”为标题，发布到许多网站，使王某产生巨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最终卧轨自杀。Y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某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缪某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很多网友认为两人是在进行正常的监督，所以两名被告不应该被判刑。公众也担忧对两人判刑，可能会对公众监督热情造成一定打击。况且黄某与缪某作为社会监督员有监督、揭发官员的职责，而且此次判决中，也并没有提到两人有诽谤的情节，也就可以想到，两人公开的王某开房记录属实，并不是造谣。 王某生前曾解释“工作多年，难免有接待任务，且有私人朋友到访，开房次数会稍微多一些”。

如果是接待任务，那也应在“三公”范畴之内，而且官员担任公职，其一举一动本就应在公众及相关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与监管之下，官员十年间开房200多次，就应该向公众及相关部门说清楚。现在王某因为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自杀，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重了民众的怀疑，甚至可能认为是一种畏罪自杀。 但法学专家李先生说，放任这种行为继续，个人信息安全体系将会被破坏，公民隐私权将得不到有效保护，法律体系也会被践踏，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将变得任性而为，将权利视为权力，甚至以身试法。这些并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也并不是公众监督权的体现。 

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小赵则认为，如果政府信息以及官员相关信息能得到及时公开，两名被告就没有必要去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王某就不会自杀，两名被告也不会被判刑，悲剧便不会出现，法律警钟也不用一再敲响，公众也不会再有监督焦虑，政府部门公信力及官员形象就会在公众的信任中持续得到改善。 接受群众监督，是行政机关的职责所在。社会监督员可谓紧盯行政机关的“第三只眼睛”，是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的重要途径。 党政机关聘请社会监督员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请根据给定资料，指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要求： (1)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语言准确； (2)不超过2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