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试述构成社会制度的基本要素。

问答题参照群体

问答题比较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主要特点。

问答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的问题。 城乡统筹之“成都实践” 一年前的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项战略部署要求两地“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对成都而言，不能不说是重担在肩、众望所系。从2003年起就试图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两个“改点”上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成都市，五年来一直围绕“统筹”这两个字向着农村改革的纵深区突进，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三个集中”促进“三化”联动 “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源于四川省委提出的“三大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的构想。这“三个集中”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和统筹推进的基本方法，其目标在于通过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构成的“三化”，创造和谐交融的新型城乡形态，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远郊区邛崃市羊安镇是推进“三个集中”的缩影。三年来，羊安镇将新引进的40个工业项目集中到工业集中区，创造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镇党委书记王谚对本刊记者说，工业集中增加了岗位，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富余劳动力，农民向城镇集中则为工业园区和规模经营提供了基础。 羊安镇仁和社区已入住236户农民。社区设有篮球场和健身路径，还有图书馆和免费网吧。周末，20多台电脑前坐得满满当当，都是农家孩子。社区党支书雍长清说：“农民集中居住，就是一起向城市生活过渡。” 与“三个集中”相衔接和补充的是“三大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从近郊到远郊，直到最偏远的角落，“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使众多农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大兰村是龙泉驿区最偏远的山村。2005年水果丰收运不出来，200多名干部用手推车拉了3天，农民还没挣上钱；2006年大旱，政府给群众送生活用水就花了400多万元，人称大兰村为“大难村”。去年7月，大兰村与相距30多千米的城郊村龙华村合并，1654位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建的公寓楼。 “这次搬家真正让我有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45岁的张代萍说，山上生活苦得让人恼火，砍柴时手经常被划得稀烂，一天忙到黑肩膀酸痛得不敢摸。儿子为了离开山里，前年出去当“上门女婿”去了。如今，张代萍与丈夫均办了养老保险，新居面积120平方米，价值几十万元，村集体还分给她家30平方米铺面，每年出租收益5100元。她将山上的12亩承包地流转给一家企业种草养牛，每年流转收入6000元。每月她与丈夫打工约收入1200元。刚刚高职毕业的女儿也在社区幼儿园找到了工作。 针对这些实践案例，四川省委主管官员向《嘹望》新闻周刊介绍了“三个集中”促进“三化”联动的具体思路： 一是推进工业集中发展，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保护环境，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工业引擎。将原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归并为21个主导产业突出的工业集中发展区，目前入驻企业1470户，工业集中度达65/%。 二是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住，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转变。按照“宜聚则聚、宜散则散”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建设农民新居工程，五年来新建城乡新型社区602个，38万多农民入住，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63/%。今年4月成都市出台的《促进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意见》，曾引起广泛的议论。它首度将“成都籍农民工”纳入了经济适用房与限价房的中购人群。4月24日，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申购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其中涉及进城务工人员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资格条件、审核资料、房源保证及档案管理等细节。执行细则的出台，意味着成都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非城镇户口正式“开放”。 受访专家认为，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畴，不仅突破了住房保障的户籍限制，更让农民工在“进城”迁徙的过程中能够无差别地享受住房政策，这对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针对被城乡二元体制“伤害较深”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推出了与城镇居民无差别的“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针对征地“农转非”劳动人口，推出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对尚有耕地的农民推出了“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将户籍限制的突破，与落实社会保障的衔接、充分就业及住房保障等，在改革措施中捆绑设计、统筹考虑。 三是稳步推进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目前全市43/%的耕地面积实现了规模经营，培育规模以上龙头企业615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911个，带动农户面达65/%。 乡村“资本潮”涌现 在近五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成都市今年初以“确权赋能”为着力点，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完善，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耕地得到保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 “确权赋能”，就是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到户，使之成为农民法定的资产，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这一举措着眼于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不仅落实了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而且为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了市场环境。 “确权颁证到农户，盘活资产快致富”，在双流县兴隆镇，类似的标语格外醒目。瓦窑村农民胡易明向记者展示了“四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即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使用权证。他说：“我们农民最大的财产，一是土地，二是房屋，这‘四证’才是真正的‘定心丸’。” 与“四证”同时发给农民的还有“两卡”，即耕地保护卡和养老保险卡。成都市和下属区、县、市两级财政每年拿出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耕地保护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扣除10/%的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打到农民“耕保卡”上的数额分别是360元和300元。根据本人意愿，也可选择将耕保补贴转到养老保险卡，抵扣保险费。 农民可查询“耕保卡”上的金额，但不能领取。成都市规定农民男到60岁、女到55岁，经耕地保护协会确认自己的承包地没有遭受破坏，方可一次性领取耕保补贴，否则将予以扣除。目前，各村均成立了耕地保护协会，小组成立了分会，专门设有耕地保护义务监督员。 今年4月18日，瓦窑村59岁的农民冯正昌领到了“两卡”。他家5口人，共有5.5亩承包地，去年“耕保卡”里有2450元，抵扣4个人每人480元的保险年费后，目前“耕保卡”还结余530元。他说：“这个办法好。耕地年年要保护，如果你破坏了(耕地)，或者租你地的人破坏了(耕地)，你就得不到耕保金。” 截至目前，成都市206个乡镇参加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共涉及农户58万多户，已有60/%完成入户摸底调查，45/%完成土地测绘，27/%完成确权方案公示，11/%完成确权颁证。按目前进度，估计两年内全市可完成确权颁证工作。在确权到户、耕地保护的前提下，成都市尝试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促进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变。目前，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集体林地使用权等“四权”流转。截至8月底，全市在确权颁证后实现产权流转10917宗，金额1.3亿多元。 “两大保障”加速民主法治进程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被成都市委、市政府视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两大保障”。 从2004年起，着眼于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成都市就开始对城乡分设机构大动手术：撤销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市)县成立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撤销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市交通委员会。通过机构改革整合，初步形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管理体制。 五年来，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始终是成都市统筹城乡的重点。比如，通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城乡一元化户籍制度，消除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门户”限制，促进城乡充分就业，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到2.7/%。1991年至2003年累计多达48万失地农民的就业、居住和社保问题逐一被解决。 涉及“三农”的任何一项改革，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就会寸步难行。近年来，成都市创新党领导下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机制，让农民在参与经济发展和民主管理中增强自主意识，发挥主体作用，逐步改“代民作主”为“农民自主”。 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叶裕民教授多年跟踪调研成都的改革。她告诉本刊记者，“三个集中”、“三项工程”以及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既契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又体现出“两型”、公平、法治等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这些经验不仅适应于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于地级以上大部分城市。 面对《嘹望》新闻周刊的采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这样描述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和前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们党历经几十年探索，走上的一条符合规律的城乡发展道路。它对于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有效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全面带动作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它的核心着力点要放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但它实际上还是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之路。它的最终目标，就是构建城市是现代化的城市、农村是现代化的农村，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问题：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试评价“成都实践”。

问答题阅读下列材料，同答相关的问题。 在干旱中反思中国城市化 2009年初的北方大旱，已经成为年度公众关注的第一个全局性事件，干旱的严重性使人们再次感受到了人类在自然灾变面前的乏力，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发展模式的思索。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大旱影响到的不是乡村而是城市，将会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但大旱只是影响到乡村的耕种和生活，城市一切如常，甚至流水潺潺的景观也不受影响地在运转。用于保证农业用水的水库，其功能也变成了保证城市用水。城市集中了人口，也集中了经济力量、话语能力和社会关系，这为城市赢得了“确保”的资格和条件。在吃下城市生活将不会受影响的“定心丸”以后，大旱和抗旱因为有些像是“远方”的事件而多少有了一些戏剧化效果。 这种效果，显示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对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胜利。诚然，社会的发展很难让人们都去当田园牧歌的捍卫者，城市化、工业化作为经济模式，必然会取代乡村和农业而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场域；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城市化可以通过吞噬乡村的方式来实现。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城市以较少的资源使用，以集约、稳定而大量的产出，与乡村实现公道基础上的交换，这大概是理想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再理想的城市化都会让人在情感上产生复杂的感受，既陶醉于城市的夜色，又叹惜于牧歌的消失，但是以交换的方式，哪怕交换是不十分公平的交换，也比以吞噬的方式实现城市化人道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和贸易的兴盛，世界近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包括“羊吃人”和殖民扩张在内的痛苦，城市化的输血管道上倒伏着大量的受难者。作为现代化的后发者，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应当探索尽可能减少痛苦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发展”、“统筹发展”、“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等表述中，隐含着对“美好城市化”的期待。 但是，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另外的景象。有舆论认为，城市的恶性膨胀是农业受旱的主因。这还未能道及城市恶性膨胀是何种性质的恶性膨胀，是源于何种力量的恶性膨胀。显然，中国城市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那样，单纯是人口大量集聚产生了贫民窟，那样的恶性膨胀并不足以形成水资源调拨使用的巨大不公平。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表现为权力主导下的造城运动，很容易变成城市对乡村的调拨和征用，有时这种调拔和征用甚至发生在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一个地方首先成为权力的中心，或者权力意图的所在，然后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等不仅水到渠成，而且似乎顺理成章。与之相应，城市从土地、水、矿产到资金、劳动和包括户籍区隔在内的社会关系，无孔不入地收复了乡村。城市甚至生产了一种自我满足的情感方式，使得注意力和同情心都尽量不溢出到乡村地带。 由此，城市成为了一种权力体制，成为一种政治构筑，哪一级权力的驻在地，就是哪一级的征收者。当权力从一个地方换成驻在另一个地方时，各种中心也会毫不费力地转移，商埠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权力在哪里驻扎，哪里就成了繁华之地，近畿和边鄙也依权力的等级而定义。可以说，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几乎都成为了“政治城市”，权力驻在及权力的兴奋点决定了它们各方面的规模、形制和等级。这似乎是一种“人定胜天”，实质上却斫丧了城市和乡村的活力。但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点在于，城市生长活力的斫丧得到了征用乡村的补偿，而乡村则是彻底的丧失。 恢复城市作为市的属性，变权力主导的城市化为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并且使权力成为城乡交换公平的保证，而不是征用乡村以供养城市、征用各方以供养某一城市的制度，才可能有“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否则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难言新型，可能还将蕴含特殊的社会风险。 问题：从城乡社区、城市化的角度分析这篇文章的观点。

问答题社会互动

问答题试分析我国的户籍制度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问答题试比较功能主义与冲突论的社会变迁观。

问答题政治社会化

问答题试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问答题人们在角色扮演中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举例说明。

问答题试论当代中国家庭的发展变化趋势。

问答题试评述韦伯科层制理论的特点与主要缺陷。

问答题社会组织

问答题再社会化有哪些原因和情况?并举例说明。

问答题举例说明个案工作的分层目标。

问答题收集资料的方法有哪几种?

问答题举例说明个案会谈中的“主动倾听”和“同理心”技巧

问答题你认为在中国发展社会个案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问答题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