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推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结构推理案例 “共富”，一个世纪课题的求解 细心的人们或许会发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提法，譬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特别要注意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等。从这些浓笔着墨的字眼和提法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我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发展，改革发展的政策及价值取向正发生变化。追求共同富裕，实现科学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方略。 势在必行的转变——由非均衡发展到统领全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和地区共同富裕”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的发展思路和模式。这26年来，我国经济以每年平均9.4/%的增长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发展的成就证明，我们走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不容否认的现实是，非均衡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负面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其表现在于，城乡差距、国民收入差距在扩大。调查统计显示，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有研究者指出，1995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上升幅度高达近40/%。 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表现在城乡上最为明显，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1984年是1.8倍，1995年为2.5倍，2004年达到3.2倍，如果把城市居民获得的各种补贴和非货币收入也计算在内，其差距可能达到5倍以上。 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和谐不可忽视的因素。据统计测算，“十五”期间，中国各类社会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诉讼金额占GDF’的7％左右。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看来，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是势在必行。 无法回避的课题——总设计师的心之所系 晚年的邓小平在1990年到1993年，曾先后四次谈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 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警告说：“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认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到一定程度就要调节分配。 1992年2月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期望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阅读了《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这两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再一次期望“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再一次讲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邓小平又警告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世纪课题的答案——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解决这一“世纪性课题”给出了答案。 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高度关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鉴于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该建议高度重视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明确提出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人，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大政方针的坐标和奋斗目标。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取向：由“先富”到“共富”的转变。邓小平提出的“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纪课题，被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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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推理案例 道路探索50年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失误的岁月里也是如此。那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会议”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同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也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开始。这种探索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等教训，从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及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毛泽东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以后几经完善，最终于1964年12月由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毛泽东还提出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 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我们要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 1956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党发展文化科学的根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正确思想，如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搞一点商品经济、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有些虽未贯彻实行，但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新时期的新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新形势下对实践中的新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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