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入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三、作答要求

给定材料 “假的真文凭”和“真的假文凭” 1．一高校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诉苦：干部博士得罪不起 “别人要，我们不得不给，要不然就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目前，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被多次扣上“思想不够解放”帽子的副院长向记者讲述他对干部假文凭现象的困惑。 “不敢开手机，不敢呆在办公室，每到招生的时候，我就过不了正常生活，递条子、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一些处长、局长之类的‘干部考生’，不办吧，得罪不起人；办吧，实在有悖学术良心。” “相对过去‘严进严出’而言，现在学校在‘进出’两头都稍有放宽，即便这样，仍然有人希望不参加考试就能进门，个别与学校打交道的部门领导总想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拿到文凭，有的甚至通过上级部门打电话、批条子，要求在考试、论文答辩等环节放一马。弄得我们主管研究生的老师，甚至校长都很有压力。这些‘干部学生’，基本上是入学就等于拿到了文凭，其文凭的水分自然少不了。凭心而论，给这些人发文凭总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 “别人要，有时我们得给；别人没要，我们有时还不得不送。深圳某部门一位处长在我们学校读工程硕士，还没毕业，学校居然就给了他一个兼职教授的头衔，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项目。你说这算什么啊?去年我们还有一个500万元的设计项目，也是通过‘文凭钓鱼’的方式得来的。” “现在干部在职读博士成为热门，特别是高校的人文学科‘干部博士’人满为患，学校面临着巨大的招生压力。对此，学校不得不设立一些门槛，目的是要减少‘人情文凭”权力文凭’的纠缠，维护学校培养博士的声誉。” “没有一个高校不希望培养出真才实学的学生。但是，目前一批‘干部学生’，课也不来上，考试让人代，论文靠挂名，答辩打招呼，怎么可能学到真东西?这些学生多了，不光破坏了学术的严肃性，而且也使学历、学位的公信度大打折扣，难怪现在有人说，一看到干部的高学历，便不禁发问：‘这是真的吗?’” “对待干部要文凭、混文凭的事，学校一味地挡也很难办，因为学校开门办学，需要主管部门，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等部门的支持，学校是哪一尊‘佛’也得罪不起。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了，还被笑话为‘思想不够解放’。干部假文凭，恐怕是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要想挡住‘权力文凭’，干部自律才是最根本的。” 2．众说纷纭假文凭 假文凭动摇社会公平原则 有专家认为，假文凭的泛滥，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而假文凭的最大受益者，是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他们凭借手中的假文凭，在获取社会机会、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得到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机会，令社会的基本公平原则陷于泥淖。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会后悔当初诚实守信，没有弄虚作假搞假文凭，没有利用假文凭升官发财。 让持假学历的官员丢乌纱 部分专家认为，官员造假，哪怕是学历造假，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造假就失去了信誉，信誉是政府官员的生命。在其他国家，文凭造假的官员一旦发现也都是保不住乌纱帽的。目前，我们正在查处县级以上干部的假学历问题，希望也能学学其他国家，让假学历者丢官。 利益导致“权学交易”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认为，一些高校受利益驱动，不断网罗在职领导干部攻读硕土博士等高学位，导致“权学交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握有各种项目的审批权，这种行政资源可以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这使一些高校自降“门槛”。在国外，做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开题报告，要经过15个权威同行的论证。我国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构成虽然也要求聘请校外专家，但一些导师和学生往往找熟人来充当。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回避性的规定，或者在备选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人选，提高答辩委员会的对抗性，质量关也就容易有保证，“泡沫学位”就会相应减少。 必须辞去工作才能念博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对外宣布：从明年起，该院将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他指出：“无论是国家官员还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只要在光华管理学院念博士生，我们都要求他们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参加全日制学习。”他解释说：“目前有些人，一边在官场、商场中得意，一边读着学位，拿着证书。光华管理学院此举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状况。” 领导读研关键要健全机制 在职读研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是领导干部高文凭的重要出处，也是“注水文凭”一大来源。学位论文质量高低，是辨别文凭是否“注水”的重要依据。为挤掉学位论文中的“水分”，湖南各高校建立起完善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回避制。湖南省教育厅学位办主任肖湘愚表示，除对在职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者提出专业素质的相关要求外，他建议各高校着力倡导在职者结合专业的攻读方式。这样有利于在职者结合自己的实践与兴趣攻读学位，又不给浑水摸鱼者以可乘之机。他认为，领导干部如果有真才实学，又有时间和精力，在职读研和以同等学历申请读研并非不可，关键是要健全相关机制。 干部学历水平应与国情相符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鲁仁、王立行等认为，目前有的地方组织部门要求不达到什么学历就不能被提拔为什么层次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相应学历要达到一定比例。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只有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追求这种形式。这样下去，没文化的都成了有文化的，这比任何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都严重。这种“文凭腐败”的隐患是长远的，最后吃亏的是国家、民族。 领导干部的学历水平应该与国情相符 韩国的理长(相当于我国的乡镇长)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司局长基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这是与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素质水平相适应的。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硬性规定机关干部学历是不科学的。

给定资料1 A市南部两个乡镇为招商引资，和一家畜牧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并和农民签订了上千亩的土地征用合同，用来创办生猪养殖基地及配套设施等。然而，2018年这家畜牧企业经营跟不上，无力支付土地租赁租金，表层土壤还遭到破坏。村民张海村说，早知道这样，就不签租赁合同，现在租金拿不到，地也种不了。 而在A市市区周边的几个乡镇，有别于有些地区企业老板直接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签约模式，而是采取政府背景的公司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然后转包给各类资本承包种植的模式。 由于外地老板经营不善和对风险预估不足，这种模式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政府因此背上沉重包袱。 作为当地农业局下属企业，一家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当地大量土地流转的实施平台。公司廖姓负责人介绍，前几年是当地土地流转的高峰期，很多老板过来种植甘蔗，流转了6万亩左右土地。但由于甘蔗行情不好等原因，许多老板“跑路”，这些“跑路”老板流转的土地加起来有上万亩。“烂摊子留给了地方政府，现在都是政府支付农户的土地租金”。 “每亩土地租金约1000元，目前几万亩土地的租金需要政府来承担。对一个市级行政单位来说，每年筹集几千万元来给农民支付租金并不容易。”廖姓负责人表示，政府在压力之下只好从别的地方挪借资金，虽然知道这是违规的，但也没更好的办法。现在，政府低声下气地求老板给钱，法律手段也都用上了，但效果也不明显。现在都是财政在撑着，东挪西借，已经垫了很多钱。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相关政策与管理措施不完善，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处于“无序化”状态，频繁发生的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B市的一个村子，听说记者过来采访，不少村民立即围过来。“上一年的租金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还不知道能不能给。2018年甘蔗开榨已经20天了，但是公司什么说法都没有。我们按照合同办事，他们却不按照这个来。”有村干部表示，流转土地是政府动员的，2017年的租金也一直没拿到，村民意见很大。 目前，B市只有70％的县市区建立了县级土地流转交易有形市场，还有30％的县市区尚未建立，部分交易市场管理欠规范，大多数没有规范的资料档案室，土地流转资料保存不全。还有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交易只是民间行为，不在交易场所交易，交易程序也有点不规范，给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带来隐患。 市农委经管站刘站长说，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出方比较多元，有的是乡镇组织流转，有的是以村组为单位组织流转，有的是由农户自发流转，还有少数是由县(市)涉农部门或由中介机构组织流转，五花八门，操作时不看对象、没门槛、不讲程序、不守规矩，随意性很大，流转双方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很普遍，容易引发纠纷。 “土地流转不够规范，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都没签书面合同或只有口头协议。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条款也比较简单，对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难以保障流转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权益。”刘站长表示。 相关部门在C市调查时发现，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粮食生产，而是选择种植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 市农业局一位干部表示，由于粮食价格较低，全省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如果流入方选择种粮，按水稻种植两季亩产1600斤和1．35元/斤的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收入才2160元，除去人工、成本、生产资源等因素，种粮利润很少甚至亏本。因此，大多数流转企业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其他经济作物或水产养殖，致使主粮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部分基层干部还反映，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一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此外，有专家表示：“一些农户因为土地不流转或抛荒都能得到粮补，土地不愿意流转或抛荒的现象比较常见，粮食补贴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给定资料2 推进精准脱贫攻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持续投入，更需要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内因与外因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成果。 在扶贫工作一线，也有干部反映少数贫困户甘为“懒汉”，甚至以当“懒汉”为荣，进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导致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A村调研的过程中，结合帮扶干部和该村群众的描述，我们听到两个“懒汉”的“事迹”。 甲：贫困户户主40岁，在享受了精准扶贫政策后，每月“等靠要”政策扶助。每逢集日，还喜欢买酒喝，以打扑克牌等方式聚众小额赌博。帮扶干部督促其勤奋工作，他反而说“我要是太勤奋了，我很快就脱贫了，那我明年就拿不到这个贫困户指标了，脱贫了就没人管我了，我宁可就这么穷着”。 乙：贫困户为独居老人，无子女，现年62岁，之前靠上山挖草药为生，种了些口粮田。但是在享受政策之后，不再挖草药，口粮田也撂了荒，还在村民面前炫耀“你们看看我多好，什么都不用干有人养”。 当我们从基层干部口中听到这些“事迹”时，确实感到很震撼，这部分人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示范效应，甚至助推了一种“贫困光荣、懒惰有理”的文化。这些极富故事性又极有冲击力的个案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穷苦农民淳朴善良的认知，结合新闻报道中的现象，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扶贫政策“养懒汉”很普遍的印象。 大多数人在提起“养懒汉”现象时，都将其归因于贫困户的个人问题，“好吃懒做”“不可理喻”“刁民”这些标签被贴到这部分贫困户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贫困户的个人觉悟和素质，确实对滋生“养懒汉”现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懒汉”的出现不仅仅是贫困户自身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少数帮扶干部把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救济，把带动贫困户脱贫异化为给贫困户送钱送物、落实保障政策。对于“两不愁三保障”这样的较易落实的“底线援助”积极完成，对于“产业扶贫”“就业脱贫”这样的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的帮扶政策，或是有心无力，或是消极应付。没有做到“扶”与“帮”相结合、“造血”与“输血”并重，久而久之，给了贫困户一种“天上掉馅饼”的错觉。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我们思考。某村干部反映，某户贫困户自身隋性较强，在享受政策照顾后更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还经常借口其他人得到了比他更优越的政策照顾，去村委会“要补助指标”，威胁村干部若不如其所愿“就在有督查组来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得到，让上级检查的看看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避免在“省检”“市检”的时候他真的跑来捣乱，村干部一再妥协，这更刺激了他好逸恶劳、伸手要钱的习性。这起事件本身不得不说是一场闹剧，但其中折射出在频繁的督查、检查、暗访之下，尤其是在扶贫工作有着“一票否决”威慑下，贫困户和帮扶干部的心态同时发生的异化。 此外，“懒汉”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那就是村庄公共性的瓦解，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私人化。村庄公共性瓦解的直接后果就是村民的行为越来越注重个体取向，而非群体取向，越来越不顾他人的眼光。正因为如此，“懒汉”不必理会因自己的好吃懒做带来的不利的公共舆论，反正这些舆论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样是X乡，人口规模差不多的A村和G村的情况大不一样，A村的“懒汉”有6个，G村的“养懒汉”现象却很少乃至没有。A村是个杂姓村，G村是个单姓村，村落中的宗族文化相对浓厚，村支书还是宗族内很有权威的人物。G村也有精准扶贫户，但是很少听到在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后就不愿劳作，乃至“挥霍”补助款的。这是因为G村内部有一定的公共规范，也有一个众人信服的公共权威，精准扶贫户如果要蜕变成“懒汉”，不但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还要背负道德上的骂名，“在家族内都抬不起头来”。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宗族治村”，更不是提倡弘扬宗族文化，而是要说明，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具有一定组织动员能力的村庄，村庄的公共舆论对村民有一定的成慑力，村民对村庄共同体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的自律性也更强，“养懒汉”现象出现的概率更低。 我们应该明白，扶贫工作中的“养懒汉”现象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不良现象的存在就改弦更张，乃至部分极端观点提出“凡是‘懒汉’，一律不享受政策”，贫困户毕竟是弱势群体，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也复杂多样，即便个别贫困户在品行上离我们的理想预期尚有差距，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剥夺其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任何政策的施行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一项政策施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找出新的办法予以解决。 给定资料3 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贫困农户实现“安居梦”的一大惠民工程。但这项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问题，下面是某县当地论坛中一些网友的说法： A：县里的网上查询公开系统中没有资金发放情况这一项，镇里也没有进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更是走形式。这样一来，势必产生大量漏洞。到底什么人该享受，补助标准是多少，补给了什么人，人们不得而知，也无法监督。如此一来，就给执行这项政策的干部极大的操作空间，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B：我打报告申请危房改造资金好几年了，自己建好了房，但村干部一直不给我补助资金指标，直到过年送了6只鸡、两条烟，村干部才给了我一个指标。钱到手后，村干部还要2000元的“劳务费”才罢休。 c：我们村有一户低保户，去年建了房，向村干部申请指标，送了礼，请吃了饭，村干部答应给她指标。她本可得到两万元补助，但村干部开出一个条件，就是只给她补助6000元，其余的补助资金要买村干部家的建筑材料。她苦苦哀求，说她已建了房，急需危房改造资金付工费和材料费，希望能得到全部补助款，因此没有同意村干部开出的条件，结果村干部硬是没给她指标。镇里有多余指标，也没有给急用钱的低保户一个指标。 D：去年7月份，我家唯一的住房被拆了。拆房的时候说的是拆旧房建新房，但这是我们住的房子啊，我们不同意拆。然后他们就强行拆我们的，开挖机来挖，堵都堵不住。房间里还有好多东西，都全部埋掉了。在我们村，这种情况的不止我家这一户。村头老曹家也是这样，他前一阵子因为脚伤，在医院花了9万多，经济压力原本就不小。家里唯一的住房被拆后，又不得不在外租房住，光房租每月就要400多，此外，还增加了水费、煤气费等开支，林林总总加起来，每个月起码要增加800多元的开支。 E：我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去年中秋节回了一趟家，却发现村里的老房子被拆了，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没了。而在此之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书面或口头的通知，我去村委会询问怎么回事，却被告知，我家房子属于长期无人居住的危旧“空心房”，按规定予以拆除。拆后，建新房的事却至今没有下文，原来房子里的家具也无处安放，有的露天放在外面，有的放在山上空地上，盖几块牛毛毡遮风挡雨、小雨还勉强，大雨根本挡不住，还是会淋湿。 F：市里规定，对“拆三房”(窄心房、危旧房、违章房)工作考核排名前100名的行政村，最高可奖励20万元，而排在后100名的，则罚款10万元。这么一来，各乡镇政府村委会肯定会积极拆房，管你是不是“三房”，危拆了再说。 G：唉!房子刚建好俩月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纹，还有严重的渗水问题。一直都没敢住，给镇政府反映好多次了，他们也不来维修，房子建好后，也没有相关部门来验收。原本是国家给我们农民的福利，现如今已经变成放柴火的仓库了。 给定资料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重点要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外面的人才需要引进、吸引，而从本地走出去的人才，更有理由留住及唤回。这些有文化、见过世面的人才，拥有一般村民没有的经济、社会和智力资源，在乡村社会威望高，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强。充分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必将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走出宽阔的乡村振兴之路。 W县16万在外务工人员，最近几天收到了由县委书记、县长共同署名的返乡就业邀请信。 这封信不但有明明白白的返乡就业政策介绍，还有情真意切的呼唤；不但有实实在在的岗位供选择，更有亲情的感召。“年初外出年尾回，妻儿老小盼亲归……”W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15．9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7％，占全县劳动力人口的45％，留下10多万个留守家庭和近2．5万名留守儿童。近年来，随着大企业、大项目不断入驻，W县就业岗位更加丰富，仅开发区和产业园就有各类企业近700家，已吸纳8万余人就业；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交通路网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基本覆盖，生活环境焕然一新。信中还说到了留在家乡就业的诸多好处，如：与在外打工相比，实际收入更实惠，生活成本更低，一家人团聚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和父母等。这封信在当地媒体及朋友圈中迅速传播，引起了极大反响。春节刚过，已有2500余人到该县各类企业应聘，其中1300多人签订了意向就业协议，860多人已上岗。 据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约800万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中心万主任看来，过去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这是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过程。要吸引更多人回乡、下乡创业，除了要有产业，还要有“情感引力’。”万主任说。 近期，S县组织35名本地籍重点高校大学生开展“桑梓情深·放飞梦想”家乡行活动。县委书记说，县里每年都有数百位学子考入本科院校，这对家乡而言是一笔宝贵财富。一方面，乡亲们乐见他们走出大山，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翅高飞；另一方面，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这些青年才俊愿意回归故里，发挥专长，干事创业。他寄语学子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份桑梓之情，关注家乡、关心家乡、关爱家乡，跟家乡的联系不要断，对家乡的感情不要淡，回馈家乡的心意不要变。家乡为你们而骄傲，也请你们努力成为家乡的骄傲!”县委书记说，家乡对在外的学子，除了提供良好的环境，一定要打好情感牌，让他们乐于回乡贡献才智。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中全会闭幕。为期4天的全会听取并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我国目前留在农村的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全国多数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不足。全国2.6亿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却很难被城市接纳。 也有学者评价，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虚高”应该可以由此遏止。 2．20世纪90年代初，苏江的老家开始了城镇化建设，他跟着无地可耕的父母进城务工，他对土地、乡村没有太多感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交流。”苏江说，城市的便利显而易见，满街的人不会让人觉得寂寞。他的朋友也都在这里，他们与苏江一样，全是来沪务工人员。“我不打算回老家。”苏江说得毫不犹豫。 目前，苏江带着妻子和3岁的女儿，住在公司提供的单间配套宿舍里。他希望全家能定居上海。但没有上海市户口，无法申请经适房。高昂的房价更让他不敢幻想。但他宁愿租房，也不选择回到老家，虽然这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三年后，苏江即将面临的两难选择更让他忧心，或者交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把女儿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现在他常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留存这座城市。 3．“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这个曾经写在教科书中的常识，如今早已成为过去时。辽宁中部某县城就将县政府行政中心搬到老城外儿公里远的新址，占用大片耕地，新建的大广场面积达到46万平方米，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出2万多平方米。 东北地区某农业大市，市政府要搬迁到城南十几公里之外的新区，并配套建设了公务员居住区。那里昔日曾是著名的水稻产区，现在却不能收获一粒水稻，几万亩农田中出现了一座座工地，大型施工机械还在平地上堆了一座山，挖出了一个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人工湖和一条人工河，又在河上修桥，斥巨资打造依山面水的好“风水”。新城规划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老城区的一倍。 美国曼哈顿地区，建筑容积率是12至21；北京的金融街，综合容积率为3.9。芝加哥一个楼群最集中的区域，大概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而北京望京地区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了900万平方米的建筑，还不及芝加哥1平方公里的使用强度。 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目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紧缺正在成为房价快速上涨最主要的“借口”。让城市“长高”以缓解我国土地资源的紧缺，正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仍在坚持的“低层建筑摊大饼式”扩张式发展，被北京市政协委员、地产商任志强认为是“最落后的一种规划方式”：比如说北京在不断地延长地铁或者轻轨的道路公里数，认为只要建设了快捷的交通，就可以让人们住到更远的地方，可以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压力。但是他们忘了，当城市居住压力加大时，或者办公压力加大时，原本一个人一天可以办五件事。现在变成一个人一天就只能办一件事。 在北京，从东城到西城一上午只能办一件事情，一下午才能办另外一件事情，城市的扁平化扩张实际上造成了效率的降低。任志强提出，限制建筑的高度，等于对土地的约束性限制增加了。“我们老说土地不够，如果把当地的楼提高一倍，我们等于多出了一倍的土地。” L市新城与北上广相比大相径庭，晚上亮的灯几乎可以用“鬼火”来形容。街边配套商铺店面的玻璃上总贴着“招租”的纸条，但早已泛黄。每个月都会去那里办业务的深圳职员小陈这样捕述：“L市的房子成片，但入住率极低，已经在那里买了房的，要再卖出去很难。” 被问及会否考虑去L市买房时，小陈连连摇头：“不去，从L市到公司，商务车要花90分钟时间，如果堵车或者坐公交车，时间更长，再说L市不是什么发达地区，人口跟深圳相比望尘莫及，就算是周边县城的人都住到L市，没个十年八载根本也发展不起来，可越是不发达就越没人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 这一空旷城市难道只是个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经济学家吴俊毅认为，目前中国符合严格定义的“鬼城”数量可能为50座左右，空置率普遍超过了50%，有的地区空置情况特别严重，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空置率可能超过80%～90%。 4．目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心仍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一方面，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起步早于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另一方面，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距离实现农民“闲有所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城乡居民实行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和运行机制。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城镇非从业人员和中小学阶段的学生等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属自愿行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家庭为单位，由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出资，属自愿行为。 在待遇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医疗费用所处的不同区间来分别给予经济补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为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帮助农民提高抵御大病的经济能力。这种制度性差别，使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2005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收入1079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基金收入只有42.09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6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781.88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人均支出34.50元，前者是后者的23倍。 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00万人。另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土地，成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多数失地农民缺少技术专长，常常是上岗又下岗，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部分失地农民处境艰难，个别农民工进城后，产生“仇富”心理，城乡矛盾加剧，甚至引发违法犯罪事件。 从现实情况看，有的失地农民得到货币补偿一夜暴富；有的自主创业、外出打工；有的以出租房屋或收废品、捡破烂谋生；也有的“坐吃山空”，把钱花光，再次返贫；还有的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 5．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德国有11个大都市圈，如莱茵—鲁尔区、柏林—勃兰登堡、法兰克福区等。这11个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国各地，聚集着德国70%的人口。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即是美”的原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人口则多数分布在2000～10000人的小型城镇里。全国除排在第1位的柏林有340万居民外，排在第2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3位的慕尼黑只有120万人口，没有其它超大规模的城市。 二战后，德国人为了重建城市，大规模摧毁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公共建筑。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误，开始把对历史文化和占老建筑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规定具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必须列入保护范围，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使之成为城市独特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德国，城市既是建筑艺术的天堂，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 德国城市规划的一个特点是，其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在市级的城市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都有市民的广泛参与。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市政府要向市民公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或者规划局必须给出书面的答复，要向市民逐条解释说明。因此，市民对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居住地附近的规划要求非常了解，有利于形成共建共管的良好氛围。 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但产业不能凭空发展，而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城市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定位和侧重点，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罔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城市特色产业和文化可以增强居民的自豪感、凝聚力和城市环境的舒适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天然森林、草坪形成了基础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德国国民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近年来，德国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实行指令性管制。在小城镇建设中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因素优先考虑，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其建设法典中，环境保护制约着建设的全过程，而且政府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因此，德国几乎所有小城镇中森林和花园总面积都占该城的三分之一以上，环境十分优美。 6．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也是两会农民工代表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人称“农民工司令”，目前正筹划把“司令部”从深圳迁往郑州。他说：“以往招收的农民工，基本上全部安排在沿海就业，现在已有约三成农民工被安排在河南，再过几年，农民工在沿海和内地就业就会对半分。”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新现象、新数据共同证实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中西部家乡。 近几年，全国有不少省市都在实施农民工“回归工程”，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全国累计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近500万农民工返回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5。1名回乡创业人员每兴办一个企业，就可以带动7至8个人就业，全国近5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人员，可以带动3000多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左右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就地就近就业。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实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发展农民工功不可没：而未来农村的发展，农民工不可或缺。 “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出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很多年，但真正形成气候得从2008年说起。”面对关于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源头的提问，阜阳市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慕朝晖一下子把时钟拨到了5年前。原来，2008年，出于解决大量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的问题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阜阳市响亮地提出了“返乡创业光荣”的口号。“那时候，我们主要是通过举行表彰会的形式，对返乡创业先进个人行表彰奖励，号召其他人向他们学习。” 很多“80”、“90”后农民工留恋城市生活，但现实的情况却要求他们做出理智的判断。是在城市里继续苦等机会?还是回农村一显身手?“80后”农民工王建坤说：“我从中学毕业后就跟着舅舅来城里打工了，这几年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但现在想办企业也有条件限制，我们这些农民工没有几个钱，如果政府不给一点扶持政策，恐怕创业这条路并不好走。” 某高校学者表示，当前政府虽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但过多的行政审批却可能耗尽很多人的热情，多年前办一家公司要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地方盖章审批，现在虽然很多地方有了一站式服务大厅，审批提速，但类似问题却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尽早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很多人都会对政府的诚意产生质疑。 据调查，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从创业资金需求来看，由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一般都已积累部分启动资金，资金需求缺口主要集中在一年以下的短期流动资金，且主要集中在规模种养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的多属小微企业，公司管理体制并不完善，有效抵押物不足，加上农民工与会融机构之间沟通不充分、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从防范风险角度考虑，对达不到信贷门槛的农民工的创业资金需求较难满足。而农民工返乡创业缺乏有组织的引导和管理。目前尚无明确的组织机构或者部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引导与管理，受技术、资金、管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分散、随意、无序的不稳定状态。 学者刘某对农民工创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当前东南沿海地区‘招工难’和内地部分地区只要‘GDP’不要环境的问题都在告诫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回乡创业仍然是进行传统的产品加工，不注重生产技术，势必成为生产链上的最后一环，而罔顾环境一心发展的话，也难免出现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问题，那么当前这些棘手的问题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循环出现。” 专家王某认为：“大家进城务工是因为机会多，但大有大的难处，北上广竞争大压力大，农民如果可以将大城市挣来的钱带回农村创业，就可以慢慢将农村建设成一个小城镇，如果能够良性循环，生活待遇恐怕比在北上广打工强得多。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扶持工作，引领农民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当然，开展城镇化的推进工作就要结合当前城市病的各种问题，做好统筹规划，毕竟无论是雾霾还是拥堵，都在降低着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城镇化给了我们一次全新的机会，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过的问题。争取建设一个风光明媚、生活富足的新城镇。” “90后”农民工柯尧对未来充满希望：“大城市车多人多太乱太脏，我来这里打工就是为了学点知识，等我能耐学到手，钱攒够了，就回老家创业，如果家乡就业机会多、待遇好，以后年轻人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就挺好吗，还能经常孝顺父母，再说我们村里的空气比起城市好得可不止一星半点哩。” 7．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新型城镇化将是发展的主导，在新型城镇化热潮中，如何保护好文化传承、延续历史脉络，让群众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守护好文化遗产这个“根”? 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表示，十年前，存城市化的进程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国家和地方陆续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资助国家级传承人、颁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等。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非朝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一些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后，成了当地的文化品牌。有些人出于商业考虑捅手进来。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适合商业目的的部分人为地改变，致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目全非。比如剪纸和皮影，本来应该是纯手工制作的，但现存几乎都是机器压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不再具备非遗的特征了。” 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些地方政府动机不纯，只是一味地追求政绩。一旦“申遗”成功，热闹几天后，就失去了兴趣，抛在一边不管了。时间一长，这些非遗就会被破坏，直至消亡。 冯骥才介绍说，在日本，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被视为“国宝”，一大批专家围绕着他转，给他做档案、建数据库、做影像资料等，可是我们的一些非遗传承人的身边缺乏这样的号家。“没有专家扶持，一些非遗项目，尤其是只有一两个传承人的项目，其结局可想而知。” 有群众反映，现在城镇化中出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冈为政府缺乏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没有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规划，没有使它融人城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某县城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老建筑都好多年了，又破又烂的，跟新城区根本不协调，拆了重建可以建更好的。 也有网友表示，其实城镇化的建设中，对古建筑要按照不损害文物本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原则，改善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些古建筑里面都有水电设施，建筑风格保持不变，居民住在里面既可以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又可以延续固有的文化传统，实在是一举两得，我国城镇化就应该学习这种先进经验。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回扣是指卖方从买方支付的商品款项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买方的价款(见《辞海》1999年9月第1版，第2054页)。按照是否采取账外暗中的方式，回扣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即“账内明示”的回扣、账外暗中的回扣。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回扣，是账外暗中的回扣，也就是商业贿赂的典型行为方式。《暂行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账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但是，如果断章取义地从“本法所称回扣”或“本规定所称回扣”中提取回扣的概念，那么得出的结论将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记入账内的“账内明示”回扣，也就会产生所有回扣都能构成商业贿赂的错误印象。 2．家乐福8名肉类采购负责人因收受供货商黑钱被警方抓捕。 窝案的背后，是隐藏在卖场采购环节的商业贿赂黑洞，作为行业“潜规则”，供货商要想进入卖场、降低扣点，需要打点科长、处长等多道关口。零售业内，处于强势地位的零售商向上游供应商收取进场费、扣点的赢利模式被认为给员工带来腐败空间。 此类腐败并不是家乐福的“专利”，国家有关部委明令禁止的进场费、促销费、海报费等“乱收费”，在扣点模式经营下的卖场依然存在。 被腐蚀的链条带来的是商品价格的虚高和质量的难以保证，但为此埋单的最终还是消费者。 3．某县医院2004年部分回扣药品目录清单 品名 市场零售价 医院零售价 药贩子给回扣 头孢哌酮舒马坦钠针 7.00元/支； 32.10元/支； 6.00元/支 加替沙星针 15.00元/瓶； 75.00元/瓶； 20.00元/瓶 头孢他啶针 8.00元/支； 38.00元/支； 4.00元/支 那琦针 0.70元/支； 65.00元/支； 10.00元/支 西米替丁针 0.30元/支； 16.00元/支； 3.00元/支 罗红霉素分散片 7.00元/盒； 11.30元/盒； 5.00元/盒 头孢呋辛针 7.00元/支； 23.00元/支； 4.00元/支 凯兰欣针 6.80元/支； 33.00元/支； 6.00元/支 4．据报道，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商业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潜规则”。为遏制商业贿赂发展态势，中央近年来多措并举重拳出击，并将其作为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来治理，然而由于商业贿赂涉及面广，系统复杂，加之立法局限、执法取证困难等一系列因素，破解这一社会“顽症”依然任重而道远。 5．材料显示，教育系统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设备采购、教材采购、消耗品采购、基建工程等4大领域。全国教育系统2001年至2006年底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577件，涉案金额总计7379.5万元，414人受到刑事处理。 6．近94%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普遍存在；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这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被调查人群包括来自不同省市和地区的部分中央党校学员、公司企业人员和普通民众。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做生意如果不请客送礼就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或肯定做垮。这说明商业贿赂已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商业贿赂在我国滋生蔓延，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7．华润蓝剑(广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巨额商业贿赂，被重庆市工商局立案查处，并被暂扣了1万多件总价值30多万元的啤酒。这是该局自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整治活动以来调查的涉及区域最广、金额最大的案件。由于川渝两地在啤酒销售方面历来竞争激烈，此事被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观点认为重庆市工商局此次行为是地方保护，将正当的促销定性为商业贿赂，从而打击“雪花”、“蓝剑”系列啤酒。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也发表声明，认为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8．2006年5月25日，北京教育系统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正式启动，重点锁定以销售、选用图书教材为名收受回扣和“手续费”及单位设小金库等问题。 近年一些地方教材购销回扣风盛行，已使不少本应“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者被金钱迷惑，甚至跌进商业贿赂的无底洞。被誉为人文制高点、社会首善地、学术探索源、人才孵化器的教育系统因教材“回扣门”而蒙羞。 近年来教材腐败大案迭出，一次次地撞击着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2004年揭发的四川省高校图书腐败大案，涉及成都、绵阳等地13所高校，36名干部被立案侦查，其中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的3人，涉嫌犯罪总额达1200万元；2005年底查处的河南省教育厅图书腐败大案，1名副厅级官员和3名处级干部被拘，涉及回扣金额3000多万元；江苏省检察机关经过两年多侦查，挖出了一系列高校教材回扣案，该省115所高校中有109所涉案，回扣金额2000多万元…… 喊打了多年的教材腐败，并没像过街老鼠那样仓皇而逃，反而“在骂声中成长”，居然出落成脸皮奇厚、心肠奇黑、裙带众多的怪胎，变成了集团化的扎堆腐败。根治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砸烂暧昧丛生的“回扣门”、斩断上学贵背后的黑手，需要打出组合拳，打破垄断、健全监督、约束权力，使整个教材购销链在“透明门”中运行。 一项公众调查结果显示，教材出版业在2004年、2005年链续两年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这种现象极不正常，属典型的“反市场经济现象”。在对江苏109所高校教材回扣案的查处中，检察官描绘出两条耐人寻味的“犯罪链”：一是明扣→小金库→个人腰包→犯贪污罪，二是暗扣→个人腰包→犯受贿罪。出版和销售环节中的漏洞、高校官员权力的失控、校园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匮缺和社会监督力量的鞭长莫及，共同造就了教材腐败这个怪胎。仅靠教育部门一纸红头文件，在行业内部作道德纪律的系统自净，恐怕难以根除盘根错节的腐败毒瘤。 9．商业贿赂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的手法和各式各样的内容。按照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给付或者收受回扣； (2)赠送或者收受现金或者财物； (3)配送证券、股票或者股份； (4)提供其他利益或者机会。 10．建设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9月7日联合召开“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分析暨工作交流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1608件，占商业贿赂案件总数的26.31%。 在此次会议上，建设部向社会公布了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违法犯罪20个典型案例。其中，有把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拉下马”的北京市通州宋庄建筑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张桂军单位行贿案等。 建设部副部长、建设部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志峰对上述案例分析说，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钱交易，损公肥私。案例中的受贿者大多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工程发包、规划审批、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企业资质审批等环节，非法受贿，为他人牟取私利。 二是以小博大，非法获利。行贿者通过贿赂等手段，取得工程承包、规划许可、企业资质等方面的市场竞争优势，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诸多市场机会，非法获取比贿赂成本高得多的商业利润。 三是手法多样、行为隐蔽。“其中有直接给钱、给物的，也有假借咨询费、信息费、服务费、资助子女就学等方式实施贿赂的。” 四是扰乱市场，危害巨大。这些案件的发生扰乱了建筑、房地产、市政公用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刘志峰说，目前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行为仍处于易发、多发时期。这些案件全部发生在权力与资源相对集中、容易发生权钱交易的岗位上，而且发生贿赂的主要原因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到位，对重点岗位及领导干部的管理制约缺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致使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索贿受贿，牟取非法利益。因此一定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堵塞漏洞。 11．为有效治理医药购销领域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规范医药购销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发了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这次专项治理的重点是解决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严重破坏正常医药购销秩序的问题。主要是：医疗机构的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活动中，收受生产、经营企业及其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回扣的行为；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提成的行为；医疗机构接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不按照行政事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私设小金库、用于少数人私分的行为；医疗卫生机构有关人员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医院转制、招标等活动中，收受有关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的行为；卫生、中医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力，在医药购销和工程招标等活动中，收受有关企业和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的行为。同时，各级卫生、中医药行政部门要建立行贿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并及时上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凡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两年内取消其参加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招标投标的资格，医疗机构不得采购其产品。 12．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依赖知情人的举报，知情人有无信心和积极举报至关重要。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所列鼓励知情人举报的措施中，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反贿赂的正义感、给予举报人重奖、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以保护其人身安全，三者都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并不相同。其中，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以免其遭受打击报复属于最有效的鼓励举报措施；给予举报人重奖的有效性也较强；而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反商业贿赂的正义感的有效性一般。因此，强化举报人保护与奖励制度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13．为推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开展，广州市白云区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制定了《举报商业贿赂有功人员奖励暂行办法》，对举报有功人员，根据没收或追缴违纪违法金额的情况，给予3万元以下的奖励。 为切实治理卫生行业商业贿赂行为，天津市卫生局建立了市卫生行业治理商业贿赂专用账户，多数医疗机构都建立了长效的监督机制，在门诊设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卫生局系统各单位上半年退还、上交各类“红包，，金额近90万元。 日前，四川省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与54家药品生产企业正式签订“药品阳光采购合同”，并对医院采购药品的种类和数量作出明确规定。此举有利于阻断医药代表与医生间的销售联系，有效防止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据悉，这种“阳光采购”形式在全国尚属首次。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13年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各级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智慧和魄力，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会议认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兑现已部署的各项改革承诺，增强人民对改革的信心，奠定改革迈出新步伐的基础。当前要一手抓已确定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一手抓今后尤其是2014年重点改革任务的谋划。要认真检查2013年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努力使各项改革逐一落地、逐见成效。特别是对推进营改增、减免小微企业税费、盘活财政和货币资金存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要以坚定的决心和韧劲，毫不放松、一抓到底。同时，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2014年工作，认真研究、筹划下一步各项改革任务。对已明确方向的改革任务和已确定的改革项目，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国务院各部门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做答案”，通过抓好2013年各项改革，为2014年改革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奠定良好基础。 2．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财政体制变迁，其实质就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核心问题是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支出和收入责任划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稳步下降至2011年的52.1%，而地方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框架设计势必驱动各级政府以本级财政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收支倒挂”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让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地生财”，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随着全国财政收入逐步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特别是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减少，以及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的社会民生刚性支出的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的来源也将逐步减少，不仅偿债的能力越来越弱，地方政府负债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只要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降低，举债的内在动力也会进一步增强，债务不可持续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大挑战。 2003年以来，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2003年到2012年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达到72%。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这种通过土地融资以小搏大的做法，加剧了金融财政风险。近两年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不断减少，导致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万亿，占比44%。201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政府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明显的下降。 “土地财政”盛宴即将结束，未来到底何去何从关系重大。 有专家认为，地方债务如此膨胀，且没有任何风险意识，除政绩需要透支未来之外，与政府债务和财税体制关系的扭曲，也是完全分不开的。如果在财税体制运行过程中，能够根据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和事权界定情况，及时对财税体制作出调整，并将土地财政有效纳人到财税体制约束范围，那么，土地财政就不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依靠。 毫无疑问，单纯依靠财税体制改革，理顺财税体制与地方债务的关系，还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方债务不会再恶性膨胀，不会再出现债务被悬空的风险了。如果能够再辅之以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地方债务就会步人良性发展轨道。 3．国务院转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扩大到煤炭等应税品目，清理煤炭开采和销售中的相关收费基金”。这一表述，使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有了比较具体的推进时间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山西、新疆、青海、内蒙古4省区调研，征求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意见。可见，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改革似已提上日程。 其实，无论是从财税体制改革本身出发，还是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来看，资源税改革都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而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则是发挥资源税基本功能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资源税在税率设计上，对原油和天然气采用从价定率的方法征税，税率确定为5%至10%。在其他资源领域，并没有采取从价定率的方法征税，如对煤炭、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矿等资源，仍然实施每吨20元至60元的定额征税。 资源税从量定额的课税原则，最大的弊端是造成资源税与实际价格变化脱离，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如果实施从价定率的资源税征税制度，那么市场紧缺，资源价格就上涨；资源价格上涨，就相应带动资源税上升，进一步推动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如此一来，必然会让资源产品使用者感觉使用成本高，进而精简节约，或者寻找替代品，这就达到了节约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 资源税从量定额的税率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由资源开采和利用权利不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国资源的所有权是国家，国家通过特许权的方式授予企业开采和经营。在资源方面，虽然大部分开采和经营由国有企业进行，但有些国企在利润分配、围企红利上缴等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其为全民所有的属性。具体来说，就是国有企业通过薪酬分配等方式将一些应该全民共享的收益行业化，造成了一部分行业凭借国家资源短时间暴富，加大了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国家推进资源税制度改革，特别是要按照从价计征的税率设计对资源产品收益进行征税，有助于克服国有资源收益行业化，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公共服务。 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资源产品的开采权将会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资源税从价定率的税制改革，以适应民资和外资等社会资本进入资源开发开采领域的新形势，进而保障资源产品为全民所有、相关收益为全民共享。 当然，推进资源税从价定率的改革，会增加一些资源企业的成本，这一成本可能还会传导到居民生活用品。因此，在推进资源税改革的同时，还应考虑对企业减掉一些不必要费用，使企业增加的成本和减掉的费用能够大体相当，从而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发布后，201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L接受了某财经栏目专访。 ××财经：您一直深入研究财税领域的问题，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也一直备受关注，会前就有传言说三中全会将对财税体制改革着墨较多，从公报来看也的确如此，全会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表述您怎么看?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新提法将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会有哪些突破性进展? L所长：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表述确实着墨较多，我认为有以下亮点： 一是财政职能的新定位，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不只是经济的一个环节，这突破了从经济学视角来认识财政的老框框，把财政的定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把财政提升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而不仅仅是拿钱的。财政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是否稳固。财政一头连着国家钱袋子，另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故而财政的改革往往是惊心动魄的。财政的改革也就是国家治理基础的改革，财政改革好了，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础更加稳固了，长治久安就有了保证。 三是“法”字当头，解决法与财两张皮的问题。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财政的基本特征。依法理财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基础性的，如果法与财两张皮，则表明依法治国就落空了。因此，调整事权、完善税制、透明预算等财政改革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应当遵循法治思维。 四是稳定税负，意味着今后税收与GDP增长要协调，给了社会一颗定心丸。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避免税收增长过高，过高会加大宏观税负，拖累经济发展；二是要避免税收增长过低，过低就会导致赤字债务扩大，扩大财政风险甚至引发危机。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扩大公共风险。 ××财经：一直备受关注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改革此次表述为“明确事权”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不是说明财税体制改革有了新的明确的改革思路? L所长：支出责任是指花钱办事的责任，不只是钱从何来。显然，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个提法蕴含了钱由谁来花更合理的问题，表明支出责任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调整，同时调整事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也就意味着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了。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尽管地方财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但地方的支出责任明显偏大，85%的支出责任在地方，即国家钱袋子中有85%的钱是由地方来花销的。而中央的支出责任只有15%显然偏小。上移部分支出责任和事权应当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现在的财税体制下我们过多地把不适合地方政府履行的支出责任交给了地方，比如全国性干道的建设、大江大河的治理、边防性事务、缉毒等本来应该由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交给了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就是类似的支出责任应上收中央。 ××财经：上移支出责任和事权的改革方向，意味着今后财税体制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方面的难题?是不是说目前的转移支付体系会有变化? L所长：在这一改革思路下，原来中央用于委托地方履行中央支出责任事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就会减少，同时，这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上收事权的改革方向意味着，现有的分税制基础不会改变，在营改增全面推进之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税种设置会有变化，我认为可能是生产性环节的税种大多归中央，而消费环节的税种大多归地方。 另外，公报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发挥五级政府或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其中蕴含深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是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表明财政体制改革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财政体制或中央财政体制，二是地方财政体制，财政改革的大方略应是基于中央、地方两个层级，而不是五级政府。属于地方的省、市、县、乡镇四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而不一定是照搬国家层面的体制安排。这样，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5．每年下半年，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预算单位都要为编制下一年度的经费预算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是各单位忙着报预算，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部门忙着砍预算，而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一切分政府财政“蛋糕”的活动只是申报预算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闭门造车”式的博弈，离他们的生活似乎相当遥远。 H市财政局副局长F非常认同大多数人的感受，他将这种闭门搞预算称之为“闭环现象”。“虽然这几年预算编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F说。 以往，由于缺乏外部监督机制，财政部门面对单位申报的大量项目，只能根据本级财力状况和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往往与单位的期望值之间有较大距离。预算编制仅仅是各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且透明度不高，客观上就形成了预算编制中的“闭环现象”。这一现象所揭示的弊端更在于部分项目预算执行难，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由于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对单位申报项目的科学性、必要性未作充分论证，所以哪笔钱该给，哪笔钱不该给，该给多少，这一循环往复的“分蛋糕”难题，始终让财政部门和各相关单位之间难以达成共识。 “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不给，要明确知道每一笔钱用到哪去了。”H市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决心让财政部门吃下了大胆变革的“定心丸”。 为了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打造阳光财政，H市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引入了专家评审机制，对单位申报项目进行公开评审。 专家评审小组由人大、政协、基层代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在评审会设置上，相关单位负责人首先要按照评审规则向评审小组陈述预算编制的整体情况，专家据此作出分析和评判，然后进行合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提出评审意见。最终，该意见将成为财政部门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 为使预算编制过程变得更加公开、民主，保证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财政部门还邀请了市纪委工作人员监督评审过程。 “这个开3天的会议变为开2天不可以吗?”“看了你们调研经费和培训经费的预算，请问有何明确的调研目标?”……在评审会现场，专家们对资金“抠”得细致入微。 不科学、不合理的预算往往难以通过评审。某单位要求安排接待用面包车，但专家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建议租车；另一个单位提交了一个租车项目，却被专家否定了，理由是避免单位之间互相攀比。 不光是核减，也有经专家建议而增加预算的案例。对于一家单位提交的涉及广州农运会的一个项目，专家考虑到物价上涨、参会人数增加等因素，建议将该项目预算从30万元增加到50万元。 在这样的评审过程中，专家们与对方单位，甚至专家与专家之间，或询问、或辩论，但他们均对这种“H市模式”予以高度评价。H市政协委员、某汽运公司经济师许桂宝是评审专家之一，他表示：“对政协委员来说，以往监督预算只有在开大会时才有，参加如此细致、如此专业的评审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个提前介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编制部门预算时，H市财政部门选择了人大、政协、基层代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多人，建立了预算评审专家库，并抽取其中的14人，组成了两个专家评审小组，共举行了82场公开评审会，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专家对255个项目提出了评审意见，涉及项目金额2.07亿元，其中建议调整资金1.65亿元。 H市财政部门还优化了预算编制程序，与99个部门的300多家单位展开了多层次沟通，实行主动上门编预算，改变了以往预算项目申报随意性大、时间长、效率低的状况。 同时，H市改革预算经费供给模式，对所有事业单位根据事业发展及其所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实行项目预算，按事拨款，“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政府资金都是我们广大纳税人的钱，通过‘开门办预算’，充分尊重了我们的知情权，是一项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创新之举。”多次参加评审会的H市市人大代表、某公司内审稽核总监陆光耀说，“H市创立的这套公开化预算编制模式必将在全国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下一步，企业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对月度预算等进行评审”。 6．进一步深化改革牵涉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需要选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启动，也就是要选择好突破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口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G认为，就是财税体制改革。 G指出，之所以这样讲是有基本逻辑和基本依据的。第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可以紧跟着加上一句话——其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在于搞好政府改革，这恐怕是“核心问题”的核心。第二，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就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调整。把政府的职能规范好，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三，如何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调整?线索主要有两个：一个从“事”入手，也就是从政府所管的各种事项或者权限人手：另一个是“钱”入手，也就是从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财政资金的分配人手。相对而言，从“钱”入手对利益格局的触动不是那么直接，阻力较小。所以，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顺势而上，有助于迂回地逼近政府职能调整的目标，可能会容易一些。第四，相对于政府所履行的各种职能以及和政府有关的各项管理体制而言，财税职能和财税体制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最具综合性。由于财政收支是所有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直接纽带，故而财税职能的履行和财税体制的运行，其范围能够覆盖所有政府职能、政府部门和政府活动领域；其触角能够延伸至几乎所有家庭、企业和经济社会活动领域。牵住了财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顺藤摸瓜，就可以抓住政府改革以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突破口和主线索。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选择从分配领域入手，以放权让利来启动改革。回过头来看，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税上的管理权；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税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正是通过财税上的放权让利并以此铺路搭桥，才实现了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当改革进人制度创新阶段的时候，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从放权让利转入制度创新的经济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从而稳步实现了民生改善、体制创新以及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今天在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时候，也要从财税体制来寻求改革突破口。三、申论要求

1．又是一年求职季，为了满足大学生求职需要，某整形医院专门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整形专场”。医院的接待大厅整洁、明亮，大屏幕上正在反复播放着医院的广告，广告内容简单而直白：一个女孩儿因为相貌普通而得不到心仪男生的关注，通过整形变美后，引来了众多男同学的青睐。屏幕下方是一张宽大的咨询台，咨询台边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我想开眼角，那样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你们能把我的脸做成×××那样吗?”眼神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当得到整形顾问的肯定后，又兴奋地开始了对手术具体事项的咨询。 整形顾问刘莎介绍说，大学生的整形要求一般比较简单，隆鼻、去斑、开眼角等，大多属微整形，整形后人的个性特征大多能够得以保留。我们平时做的整形要比这大得多、复杂得多，人们的整形要求除了明星脸外，这两年比较热门的是网红脸，脸尖、眼大、肤色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板。最近几年男性整形者数量亦有所增加，一些男生为了提升自己的魅力和气质，也常常会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整形。 想要整形的小陈坦言，“在求职的时候，同等水平的人，往往相貌出众的那个人被录取。美也是一种竞争力，没钱，货款也是值得的”。他的同学小静表示，“整形不仅仅是变美丽这么简单，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美貌比一封介绍信更具说服力。”在眼球效应时代，外貌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分量被空前提升。整形行为已不再引起道德争议，人们不再会因整形而承受过多的压力。整形在年轻人中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800万以上的人进行过整形，30岁以下占比约为80％，其中大学生为主流群体， 2．中国整形博士联盟主席F介绍，以前，整形机构只有割双眼皮、纹眉、纹唇等简单整形项目，且收费较高。现在，整形技术成熟度越来越高，丰胸、隆鼻、割双眼皮、削骨瘦脸、除皱拉皮去眼袋、抽脂、丰唇、开眼角等都是常见整形项目。10年前，整形人群中40～50岁的多一点，近些年呈现出整形群体年轻化趋势，18-25岁的人成为主要人群，95％都是女性。随着国人收入的提高，原来只是演艺圈或者少部分“成功人士”能消费的各种整容、微整形，现在工薪族也能去尝试，越来越平民化了。 针对大学生经济尚未独立的特点，整形机构联合一些金融平台推出分期付款等专项业务，缓解了大学生整形的经济压力。“以貌取人”的社会心态与追名逐利的商业资本一拍即合，“整形热”的虚火便越烧越旺。 大三女生小吴想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由于自己眼睛较小，在找工作时想给招聘单位留下好的印象，去整形医院做了一个开眼角的手术，在整形顾问的大力推荐下，又做了隆鼻整形项目。小吴觉得整形效果挺好，想让自己更美，于是又3次贷款做了其他整形项目。为了还债，她先后多次通过贷款公司办理贷款，希望以贷还贷，结果越陷越深。 教育家X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年轻人如此强烈地执着于整形，迎合了职场上那种“看脸”的庸俗文化。甚至有好多女生整形就是为了一个男生，或者抱着“逆袭”的想法，这背后都藏着一种一蹴而就、不劳而获的功利动机。还有的人一味模仿明星，看到某明星鼻子上有颗痣，就往自己鼻子上加痣，这种做法更是盲目而愚蠢。应让他们了解，最终获得职业发展还是要靠自身能力，而不是容貌。 3．2017年4月，第一家丧茶实体店开张营业。短短半年时间，丧茶在全国已经拥有了十几家门店。“一家哭着做茶的丧茶店，干了这杯小确丧”是丧茶向初次进店的顾客做的自我介绍。据茶店老板介绍说，经营“丧茶”的创意来源于“喜茶”，当时是单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可能就是一阵热，很快就过去了”。有一款茶叫“混吃等死奶绿”，店员会提前告知顾客，这款茶不会很好喝，尽管如此，这款茶依然稳坐销售冠军宝座。进店的顾客其实并不关心茶本身的口感，茶的本意已经被尽可能削弱，“丧”的概念被无限放大。“我们做的不是茶饮，是情绪消费。” 就在丧茶快速走红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给自己贴上“丧”的标签。丧文化也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对于“什么是丧文化”，百度上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些90后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他们丧失心智，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成了只能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 丧文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人认为，丧文化体现的是年轻人一种消极的、绝望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想工作、漫无目的、情绪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不仁地活下去。 网友小李则认为，很多自称丧的人“态度和行为不一致”。他们表面上看是带有消极的、有点厌世、颓废和轻松、自嘲的混杂味道，但仔细审视，你会发现，他们心里更期待有向上精神的身份符号和标识。 在心理学家L看来，丧文化不是青年的自我放逐，而是他们出于人性的自赎策略。对于那些完成不了的目标，他们没有盲目追逐，而是选择了一种“不强求”的姿态，自嘲背后是遵从内心与自我和解的勇气，这背后折射的是当前人们生活和精神双重压力的社会现实。虽然美与丑都是审美对象。但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美和丑看作是相对立的概念，认为美是和谐，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内容与形式以及形式中诸元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反之，丑则是不和谐、反和谐，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对立和冲突。美能直接取悦感官，取得快感与愉悦，美停留在感性，丑则刺痛感官，引起人的痛感与不适，丑需要更多的思想、理智的介入。从这个层面说，作为审美对象，丑比美更为深刻。 4．“污”。字典里解释为“脏”。然而，在当下的网络流行文化里，“污”竟然和“脏”划清了界限，衍生出了一种所谓的“污文化”。 “污文化”以粗鄙化、极致性的特征，进行着情感的宣泄和极端观点的表达。一些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每集播放量都过亿的网络综艺、在线人数上百万的直播，将这些“污力十足”、含有粗口的语言片段以超高的能量级散布出去，一时间，朋友圈里动不动就是“污力滔滔”，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粘“污”的言论、图片或者视频，总会得到众多追捧，“污”仿佛成为一件令人沾沾自喜的事情，充斥整个网络空间，甚至逆向输出到传统媒体的舆论场中。 “污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因此，W市文化局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32人，在文化局311会议室召开了一场题为“审视‘污文化’”的座谈会。座谈会由局宣教科高科长主持。以下是座谈情况： 高科长：现在网络流行“污文化”，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5人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53．7％的受访者偶尔使用“污”的词语或语言；9．6％的受访者经常使用；47．8％的受访者觉得身边“污”的人挺多。请大家从自身的感受、体验、专业等角度出发，畅所欲言，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和对待这种文化现象，从而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和审美需求。 某高校学生：我觉得“污文化”其实也不算污，稍稍带点黄色，带点幽默，同学之间逗逗趣、过过嘴瘾，大家也不会当真，反倒增进了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很好啊!我是学中文专业的，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段子手在段子中释放的语言智慧和创造力将一个个荤段子说得很吸引人，让人浮想联翩，很有想象力! 某企业员工赞同道：对啊，对啊!我觉得污段子可称得上是社交利器，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阅读的信息很多，感兴趣的也大不相同。同事们一起聊天，话题众口难调。但是有了污段子就不一样了，它让每个人都能哈哈大笑，有接话题的能力。下班回家看看污视频，一天的疲累和烦心事也化解掉了，我每天都看。 某高校教师：我不太同意你们的说法!要是想放松，可以有很多好的方式，比如听音乐、聊天、看电影，为什么一定要用污段子、污视频呢?我是教师，年轻人的审美能力有限，我很担心年轻人沉浸在挑战公序良俗、贬损人的尊严、罔顾道德行为的“污文化”里，会失去正确的价值观。 某报社记者：这位老师的担心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在“污文化”里还有一个元素您可能忽略了，就是批判功能。很多污段子是针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编撰的，披露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不阳光的一面。我采访过一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能看到这一点的。 某机关公务贵：我同意刚才那位老师的观点，高科长提到的那个数据我也看了，其中一个数据高科长没提到，就是84．9％的受访者觉得“污文化”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可见，“污文化”尤其不适合价值观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学校、传媒、文化部门要起到教育、引导和管理的作用。 某美学研究者：我们课题组研究发现，现在“污文化”流行的背后，实际上有商业的、经济的利益在推动。他们不以丑为丑，不以羞为羞，不以耻为耻，极尽搞怪、出格乃至低俗之能事，是为了夺人眼球和点击量，然后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回报。在审美趣味上，“污文化”从人的物质欲望出发，尽力去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刺激并满足人的浅层需求，这种文化趣味会驱使人们走向自我的卑琐，走向趣味的低下，构成我们当下一种非常不健康、不文明的社会文化语境，应该引起有关部门注意。我觉得“污文化”展示和渲染的是人性与人情中的陋习、丑态，以提供生理性的快感为满足，更擅长将人物化或动物化，迎合了当今社会一部分人的某些需求，更容易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污文化”实际是审丑范畴，对丑的表现进行批判，要看到它的合理性，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不知丑，要有透过丑审视美的意识和能力。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高科长说：“今天的会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也达到了我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大家的发言为我们认识和对待‘污文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非常感谢大家!” 5．随着自带草根属性的网络语言和文化逐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污文化”在网络综艺、网红主播、自媒体的推动下，似乎有种“叫板”主流文化的气势。原以为会被“主流”“大众”轻易讨伐的“污文化”，不仅未被“覆盖”“碾压”，还快速地攻占了人们的日常空间，游弋于低俗底线之上。当一个陌生的面孔通过惊世骇俗的言行一夜爆红时，当脱离优美词曲的一首歌曲，只要足够粗糙怪异，就可以提升发行量和收视率时，当“瘦即是美”的畸形审美观大行其道时，人们不禁惊呼“到底什么是美?”著名作家冯骥才感叹道：“中华民族的审美，现在是低谷，充满了乱象!” 《2017中国人时尚生活审美报告》相关数据显示，超过50％的95后认为不知道该如何提高审美品位。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大声疾呼：美育是一种刚需，为美而献身，比为面包而活着更加幸福!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推出了《十三五之歌》《厉害了，我们的2016年》等一系列精品时政类短视频，以强大的内容资源优势、专业精细的技术水准，引导国人价值观、审美观的正向发展。 6．上海市某儿童画展，一位小朋友的作品上有一个洞，评审们好奇地问，这是不是一幅破损的作品?小朋友说，这是进入世外桃源的入口。孩子的答案，耐人寻味。如何擦亮发现美的眼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回答的课题。 著名作家宗白华回忆自己年轻时酷爱自然，常常在山水间徜徉幻想。尚未写诗的年龄，心中却已充满了诗境。他说：“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的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妙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 审美能力是从长期的美感熏陶中培养和孕化出来的。倘若一个人的心灵和境界，没有受到美的熏陶和启示，没有保留住一片审美的心灵净土，任何美的种子播下，也不会生根发芽。倘若没有审美的心境，也就一定不可能具备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胸襟和气象。在物质供应日益丰沛、精神问题凸显的现代社会，审美能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每一个人都拥有发掘美好的眼睛与心灵，拥有完善的性格、更富情趣的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之幸!

二、给定材料 (一)中国调息仅O.27，世界即应声而变 中国央行在2004年10月28日突然宣布加息27个基点，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全球金融 市场的巨大反应。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平均指数、伦敦市场FTSEl00指数争相下跌。 为什么仅仅O.27％的人民币利率变化就会使全世界有如此不同的凡响呢?利率调整 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是什么?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影响呢?有许多新鲜问 题令人感兴趣，也需要来探讨。 这主要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大。可以说，人民币利 率引起全球市场巨大的反响，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国际依存度增强，也说明全球化趋势下各经 济体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牵制不容忽视。 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1.2％增长到2004年的6％。在1993年到 2002年间，出口总量以每年17％的两倍于GDP增长速度上升，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 口总量占GDP总量的比例，已高达66％，是美国与日本等国这一比例的3倍以上。作为世 界第四大贸易国，中国已真正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开放经济体。 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平均每年GDP增长9.5 %，超过日本上世纪50～70年代和韩国 在60～80年代高速增长期的发展速度。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 12％，按市场价格计算，2004年中国GDP超过了13000亿美元。中国存在巨大的潜在购 买力。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表现在增量上。中国出口的增长，满足 了各国市场的需求，使全球消费者在不断增强的世界贸易增长中受益，同时增加了中国经济 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 据亚洲开发银行计算，2004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5％。中国人均 GDP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外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使中国成为巨大的国际商 品销售市场，为其他国家的出口创造了需求，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经济成长提供了巨大 机会。中国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因此，中国这次带着某种程度的刻意的“突发性”地调升了基准利率，引起全球性的慌乱 就不足为奇了。 (二)人民币值保持坚稳 非常有趣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对于人民币币值应不应该升值的重大 争论；这些争论成为世界为探讨解决中国发展之谜而在经济的心脏——金融和金融的心 脏——货币的变化上所做出的最重大思索、交流与碰撞之一。 在这些争论中，一些世界最知名、最权威的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显得极为活跃，也算得 上最富有代表性。美国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机构依然坚信人民币今年会升值之际； 而与之相对立，汇丰银行却持相反的观点，发布了有48页之长的英文报告——《成为坚石， 不要动摇》，逐条批驳人民币升值论的四大论点。 (1)不升值，经济就过热? 升值论者说：人民币如果不大幅升值，则中国经济将持续过热。在现行汇率制度下，中国央行为使汇率保持在现有水平，必须不断干预外汇市场，投放大量人民币，从而带来通货 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小幅升值，反而会大大刺激国际热钱的流入。小幅升 值无法满足国际投机者的胃口，反而会增强他们与中国政府博弈的信心，迫使人民币一步步 地升值，最终会导致中国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 汇丰批驳道：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尚存种种缺陷，浮动汇率制可能使经济进一步过热。人 民币升值将降低进口商品的标价，降低国内制造企业进口的成本，对过热的国内投资不啻于 火上浇油。2004年中国经济过热期间，国内企业就曾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等原材料。 (2)中国应效仿日本? 升值论者说：中国经济如要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应该效仿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将 人民币升值以提高实际汇率。 汇丰批驳道：提高实际汇率确有必要，但不必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实现，只需调整国内的 通货膨胀率即可；中国完全可以不提高名义汇率而享受实际汇率上升带来的好处。 (3)中国应为美赤字买单? 升值论者说：中国刻意操纵人民币币值，令人民币贬值以谋取国际贸易的优势，国际贸 易的不平衡以及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正是中国引起的。这是最为流行的说法。 汇丰批驳道：中国的出口优势不能归结于人民币币值，而在于人力成本低廉；“美国的赤 字只是借口”。美国赤字更大程度上源自其过于膨胀的国内需求，并非他国不公平贸易的结 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即使人民币升值25％，美国的境况也 不会有多大的改善。目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额只占美国国际贸易总额的10%。人民币升 值25％反映到美元上的影响也只有2.5％而已。中国的出口也不是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根 源。虽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断增加，但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在增加，二者足以相 互抵消。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并没多大变化。 (4)一定实行浮动汇率制? 升值论者说：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建立在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基础上。这种管制应该解 除，固定汇率制度也应随之变革。 汇丰批驳道：解除资本项目管制并不意味着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历史经验证明，在固定 汇率制度下，1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改变汇率， 而是改善国内资本市场，以避免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东南亚发生的金融风险。(三)外资银行赶紧布局中国 2003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新增5个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北京、厦 门是其中两个城市。但是，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定和承诺，这一情况还得改变。此 即，2005年年底之后，中国居民可以把手中的钱放到外资银行储蓄，或者办理各类理财业 务。为了这一天，外资银行正加快在中国的铺设。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随着在北京经营的日资企业可能不断拓展当地业务，预计 这些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将随之增长。上述最新举措将令这些企业顺利获得所需的人民 币资金。东京三菱银行1月13日宣布，该行已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可以在北京经营人民币 存贷款业务。东京三菱银行将成为首家在京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日本银行。该行是东京三菱 金融集团的核心子公司，而后者是日本四大银行集团之一。东京三菱银行的发言人表示，该 行最早将从3月中旬起提供相关人民币服务。 “随着业务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需要足够网点来支撑。”东亚银行上海分行新闻发 言人对记者说，不久前，该行获准在厦门开展人民币业务。他说，“2005年，东亚银行会按照 开放步骤，在合适的城市寻求网点，并将一些支行、办事处升格。”除厦门外，东亚银行此前已 获准在上海、大连、广州、珠海和西安开展人民币业务。 渣打银行和汇丰控股最近也获得了在东南沿海城市厦门开展同类业务的许可。 渣打银 行中国区新闻发言人钱晶告诉记者，“获准在厦门开展人民币业务，扩大了渣打在内地服务 的地域范围，使得该行的服务和产品为更多本地客户所享用。厦门的经济和中外资企业都 拥有良好的持续发展潜力，对渣打整体发展战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渣打银行现已获 准在中国的5个城市经营人民币业务，而汇丰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已达到9个。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承诺，上述举措是中国逐步开放银行业的步骤之一。 到2006年末，中国将向外资完全开放银行业市场。 (四)世界看中国，中国有好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中国的外汇收入在2002年就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而国际上则普遍预测：中国总产值在2010和．2020年将分别达到两万亿和四万亿美元，在 2030年就可超过日本而位居第二，甚至在2040年就将超过美国。总之，全中国到处都显示 出巨大而无穷的活力、动力、潜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克林顿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就说过：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如何定义其自身的伟大。 他在2002年的悉尼演讲中说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成千上万的人脱离贫困，这在世界史上 是鲜见的；中国经济取得积极进展对国际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世界变得 更加美丽。美国《纽约时报22002年12月16日发表卡恩的文章说：中国经济不顾全世界经 济发展放缓的影响仍在大踏步前进。这使人们期待它能够成为推动亚洲乃至全世界经济发 展的发动机。2004年，布什提出：中国经济腾飞是最令世界瞩目的事件，中国国力节节跃升 是21世纪的重要现象。 美国《财富》杂志在2004年10月4日载文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成为世 界经济中最强大、最不可预测的一支力量。中国已经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资。对于世界 500强企业的总裁来说，中国绝对是世界经济中心舞台。”11月1日又发表文章说：在未来十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科技大国。国际竞争带来的绝望情绪已经从北 京转移到华盛顿。2001年中国有22万工程学学士毕业，是美国的3倍多。留学归国人员 已近20万人。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可能成为干细胞研究的领头国之一。 《纽约时报))2004年载文说：北京之星在亚洲冉冉升起。在整个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朋友 或敌人都产生了新的广泛影响；这是二战以来所罕见的。权衡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和中国提 供的经济机会孰轻孰重，正成为美国盟友们的当务之急。美国正在失去其在亚洲不可动摇 的地位。 法国高层则把上海APEC会议比喻成“21世纪的雅尔塔会议”，并认为中国必将在新世 纪成为最有影响的世界强国。2002年2月，《巴黎竞赛画报》出版中国特刊并在社论中说： “今后，不了解中国就不能了解世界。” 2004年，德国首次举办有32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加的专门聚会。《华尔街日报》 对他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发表了如下结果：多数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挪威、美国 和中国的经济政策都处于正确的理想状态，再过3／4个世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 和欧盟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其中一位以“不可能定理”获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艾罗说：“从 过去经验看，中国大陆、南韩以及台湾的经济政策都是最好的，尽管他们都违反所谓的健全 经济原则。”因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而获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则表示，中国是 表现最好而且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展现最佳管理技巧的大国。2004年9月，德国《时代》周刊 载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既引发外国直接投资狂热；中国在下一个10年必将成为排在美欧 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力量。 加拿大《环球邮报》在2004年10月23日发表文章说：世界各地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感 觉到一个对外开放的新中国的崛起，中国可能在201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2040年超过美国。虽然在未来的道路上必定要遭遇困难和挫折，但一个自信、日益强大 的中国注定会和平崛起。 　　日本《读卖新闻》认为：中国经济的跃进不可阻挡；今后中国的动向将成为左右21世纪 世界的一大因素。2004年9月16日，墨西哥《箴言报》则将“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列为解 读21世纪的七个密码之一，对看清真实的新世纪面貌具有关键的作用。 现在的西方人已经开始对中国领导的成功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高度关注和研 究中国领导的重大之处，而且还喜欢观察和欣赏中国领导的微观之处，甚至于领导者的衣着 外貌和举止风度。他们评价说，中国领导人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心中装着一个 成熟而清晰的发展蓝图，对经济了如指掌，熟悉国际关系，“有眼光、有权威、有智慧、给人以 信心”；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却极少知道自己的国家在5年、10年或50年后将会是或应该 是什么样子。 俄罗斯《权力》周刊2004年8月30日说：“俄罗斯目前的政策是从邓小平思想演化而来 的。”《苏维埃俄罗斯报》8月5日则载文说：“时间证明了中国做出选择的正确性，而俄罗斯 则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中国没有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而俄罗斯 的未来则迷雾重重。1959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我们都得学俄语。2002年普京总统则告 诉人们：我的女儿正在学汉语。2004年9月，普京总统在谈到政治改革问题时说：“要放弃 西方的发展模式而向中国学习。” 所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应《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模式”并认为：西方模式 在世界上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却并未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则很可能在 21世纪为许多国家所参照。 (五)亚洲关注中国发展 2005年5月25—26日，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在东京举 行，会议的主题是“整合与深化亚洲经济的战略”。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 印度、印尼、菲律宾、美国等国家的政要、学者共聚一堂，共同展望未来，探讨亚洲和平、发展 与合作大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韩 国统一部长郑东泳等许多亚洲的政要出席了会议并发表演讲。 中国：亚洲经济火车头 “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将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5月2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演讲时，阐述了中国在亚洲未来发展历 程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亚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和潜力 的地区。亚洲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亚洲的未来何去何从，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 焦点。 此前，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3日专门为“亚洲的未来”作了一场题为 《亚洲的振兴与中日两国的共同责任》的特别演讲。吴仪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振兴亚洲的两 个轮子。亚洲国家应向全面拓展和深化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日韩合作、积极 推进泛亚合作等三个方向努力。 亚洲：积极接受中国崛起 各国政要和学者在演讲和讨论中都把中国放在亚洲未来发展因素的首位。 李显龙在演讲中提出：维持地区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做好四件事。首当其冲的是怎样接 受正在崛起的中国。中国在新加坡投资的企业有1500家，其中77家在新加坡证券市场上 市。中国的发展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亚洲各国应该学会接受中国的崛起，自身进 行结构调整、培养相关人才。 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认为：中国的举手投足都会对东南亚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应该乐 观地接受中国不断强大的事实，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关注中国的动向。 未来：中国责无旁贷 本次研讨会还设定了三场专题讨论。在“东亚经济整合和世界”的讨论中，中国在与东 盟国家谈判的时候，注意照顾大国小国利益一律平等的态度得到了肯定；在“BRICs(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合称)时代下亚洲新产业的活力”的讨论中，与会的企业家一致认为，四 国的新兴市场将会迅速发展，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评估东亚安保形 势”的讨论中，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日互为重要邻国，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会对本地区以 及世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参加讨论时指出：作为拥有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自身的稳定 和发展就是对世界和平直接的贡献。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积极参与推动区域合作；中国还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了不少冲突和争端，比如积极推动六方 会谈、调和印巴冲突、与东盟国家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纠纷等举措效果显著。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 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为实现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亚洲而努力，是 亚洲各国应该共同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中国作为亚洲的重要一员，责无旁贷。 (六)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框架浮出 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一结束，中国的外交经济旋风就把阵地转向了中国的南大 门——东盟，开始新的合纵连横，一幅新的战略蓝图正徐徐展现在人们面前。到2010年，一 个人口超过17亿、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 贸易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正式浮出水面。 2004年11月29日至30日，在老挝举行的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国 家的商人来说，将别具一种“万象更新”的意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个成员之 间从2005年7月起至2010年5年问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只留有大约500个贸 易项目处于关税保护之下。这成为昨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部长们签署的《中国一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这个协议已经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中国和东盟承诺将逐步调低7000种产品的关税， 到2010年，这些产品的关税将减至0％～5％。协议将商品区分为“常规贸易商品”、“敏感 性商品”和“高敏感性商品”三个范畴。中国和每个东盟国家被允许列入“敏感性商品”清单 的项目最多只有400个，同时至多可以保留100个项目作为“高敏感性商品”，但即使是这 样，这些商品也会逐渐大幅降低关税。 “这个协议是非常详细的行动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经济室主任柴瑜评价它是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她说，尽管在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等问题上的谈判还在继续，但是 在货物贸易上达成的协议，还是为明年中国与东盟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在2004年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东盟是东南亚囊括人口众多的 国际组织，也是近年来周边大国“争相合作的伙伴”，不仅中国，日本、印度，甚至遥远的美国， 都不愿放弃在此进行的经济博弈。 自1995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年增长速度均超过15％。特别是1997年东 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努力，使得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 紧密。此后，中国、东盟之间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比如，中国决定2010年之前与东 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起《中泰水果蔬菜零关税协定》正式开始实施。此外，中国 还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东盟经济介入 的不断深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东盟10国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日益凸显。 根据东盟秘书处的估算，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使东盟对华出口增加48％， 而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55.1％。另一个最新的测算显示，到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 贸易区内贸易额将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接近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 有权威表示：东盟的热带农产品和能源寻找到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中国的农产 品、自然资源、制造业则是东盟所需要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层次感将是中国产品出 口的福音，而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将减轻中国外贸对别国的依赖。 但也有观点认为：在短时间内，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仍然难以达到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以及欧盟抗衡的程度。欧盟的特点是高度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则具有非常集中的特点， 是有核心的一体化。相较之下，亚洲一体化面临成员发展程度相差太大、市场集中于欧美、 不掌握主导权等问题。如果按人口计算，东盟自由贸易区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按现有经济规模计算，它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贸易集团。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目前全球已有1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不承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义务。但“后京都协定时代”，中国虽然没有时间表，却可能承受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2．为了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 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说来，从2008年到2012年削减目标是：与 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 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 3．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虽然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8%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国人大代表、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聚生认为，只重经济，忽视环境，偏面追求产值，使环境和资源承担了过重的负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李培林说，中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 1/4；而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 4．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素以水量大、自净能力强而著称，现在也面目全非了。干流上21个大中城市，每年向长江排放63亿吨废污水，以致每个城市附近江段都有10—30公里不等的污染段，加起来总长已超过500公里；江面上每年有航船30多万艘次，向江中排放36亿吨废污水；沿江两岸及船舶向江中丢弃的垃圾更是难以数计。2000年10月，记者再次看到的长江，依然水质浑浊，江面上漂浮着稻草屑、泡沫饭盒及死猪、死鸡。靠近葛洲坝的垃圾积累了 3米厚，人站在垃圾上面居然沉不下去。长江既是沿江各城镇主要的纳污水体，又是人们主要的生活饮用水源。人们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自己排污自己吃。 5．发菜和甘草是都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护草场资源、防止荒漠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由于乱采滥挖，不仅使资源濒临枯竭，还造成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沙尘暴频频光顾。据专家介绍，每挖二两发菜，要破坏相当于16个足球场大的草地；每挖1公斤野生甘草，就可使20亩草原沙化。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每年外出搂发菜、挖甘草者约有10多万人。“甘草之乡”盐池县的马儿庄、惠安堡和冯记沟乡一带，80年代还是芳草萋萋的绿色莽原，如今，已变得满目疮痍，流沙茫茫，几乎寸草不生。 6．著名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位于北京市正北方，是我国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据说，从前每到夏天，这里绿草连天，牛羊满地，一片“风吹草低现牛羊”的优美景致。由于当地水草丰美，所产的苏尼特羊因肉质鲜美被北京东来顺饭庄列为首选羊肉。可是去年8月再踏足其上时，却发现这里既没有草，也很少看到牛羊，只剩下干燥的风裹着沙砾将人脸刺得生疼。放眼望去，零星点缀着枯草的黄沙地连到天边，偶然会有瘦骨嶙峋的死羊躺在沙地上。 7．海口万绿园是海口市的对外窗口，园内停车场有成片的名贵树木——印度紫檀，令到此游览的人们欣喜不已。然而，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200多棵紫檀树被绕上电线，缠上铁线，钉上开关、插座、挂上电灯，充当起“灯柱”。最多的一棵树上竟有七八个开关、插座，铁丝已深深地陷入树身，树干被弄得伤痕累累。 8．近年来，人们经常谈论“白色污染”。可是无论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到商店购物，大家用塑料袋装盛食品、物品都习以为常，欣然接受。结果我们经常会看到如下景象：大风起处，塑料袋挂满路旁树木，有的比圣诞树还“多彩”。学校老师在周日组织学生们捡拾废弃塑料袋，其行动真是可敬可赞，让人感动，可是他们捡得完吗?白色污染天天在我们身边泛滥，消灭它，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9．市民随意弃置的废旧彩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危害城市天蓝水清地绿的一个新污染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环保专家称，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回收渠道，目前十有八九的废家电弃置后都得不到妥善处理，大多混同于一般生活垃圾填埋，构成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值得提醒的是，电冰箱中的制冷剂和发泡剂是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电视机显像管属于具有爆炸性的废物，荧光屏为含汞的废物。这些东西会导致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渗漏，造成空气，土壤和水质的严重污染，对城市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10．由于村前屋后的河流、港沟污染严重，湖北省应城市黄滩镇艾堤村村民长期饮用已被污水渗透的井水，得癌症和怪病的为数不少。不到200人的艾堤村4组，先后有5人患癌症。近四五年来，有7人患癌症身亡；今年10月以来，又有两人先后被确诊患癌症。村民们告诉记者，村民常得的病不仅有癌症，还有肾结石、皮肤病、不育症等。 11．2000年，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出现沙尘暴、扬沙和浮尘天气，滚滚沙尘掠过华北、东北，跨过长江，直指祖国东南。频繁袭来的沙尘暴使人们体验到风沙的无情，天灾的恐怖。一份权威的统计资料显示出一种可怕的趋势：我国沙漠化的扩展速度正在不断加快。20世纪70年代，沙漠化土地每年推进1560平方公里，80年代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扩展速度增加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气象部门统计显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间，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了26次，80年代至90年代已有37次。 12．2002年1月，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在会上指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他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无论什么地方，保护好环境就能增强投资吸引力和经济竞争力。经济建设绝不能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不能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要把认识真正统一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要让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决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生路”的事情。 13．有关专家指出，从源头抓起，下决心对产业、产品结构动“大手术”，是解决污染反弹的治本之策。以山东的造纸业为例，尽管目前已减少到248家，所排放的COD(化学耗氧量)仍占全省工业COD排放总量的59.6%。这些造纸厂每天的治污运行费用就高达几万元，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达标，只有化小为大，集中治理。济宁市将原来的13家草制浆企业调整为3家，麦草制浆能力压缩了69%，造纸产量却上升了43%，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会议提出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管是党报党刊、都市类媒体、新媒体还是专题节目、广告宣传，甚至娱乐新闻。导向意识全程全面贯穿新闻舆论工作的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作为党的新闻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就在于及时发出“主流声音”、构建“主流叙述”。在这个众说纷纭的时代，越发需要党媒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但是导向也不是刻板的说教，而是“好记者讲好故事”。   当今世界，传播手段日新月异。先进的思想，若无先进的传播手段支撑，便很难深入人心；正确的主张，若没有快速多样的先进技术传播，便无法有效占据舆论阵地。   针对新的时代特点，习近平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而早在2014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思路。   2．2015年12月6日，一则名为《S市城管也太欺负外地人了》的帖子让H省S市城管和退休干部毕某成为舆论焦点。毕某发帖说，12月4日下午，他在S市Y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衣物和车辆均被城管扣走，致其身穿裤头徒步街头，多次交涉均未取回衣物，在4个多小时里身心受到羞辱。   12月7日凌晨，S市委宣传部发通报称，事发时毕某的车辆违规停放，因当时找不到车主，执法人员依规对车辆进行暂时扣押。对执法不够人性化，Y区政府道歉，并责成涉事城管深刻检讨，对责任人停职。   对此，毕某认为通报诚意不足，目前没人向他当面致歉，他要求当地城管局局长亲自向他说明此事。此外，他表示将起诉当地城管局，要求其赔偿人格损害1元钱，并登报致歉。   12月8日下午，S市Y区副区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和两名涉事城管执法队员，登门向毕某道歉。毕某当场表示，接受道歉。   12月12日，网上有文章称毕某存在炒作嫌疑，并有视频为证。对此，毕某承认有所隐瞒，向公众及媒体道歉。   该事件从帖子发布后受到大量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下面是一些网民的网上留言：   网民1：拘押物品连衣服都扣了?还当天取不出来?是蛮横惯了，当事人不在，随意扣押物品，城管有这么大权力?   网民2：厅官短裤行是对“城管的恶俗”营销，我们不该嘲笑奚落一个老人的偏执与“恶俗”，而应该感谢他，以自损人格的方式，向一切不公和野蛮叫板，以“恶俗”的方式，“营销”一个城管队伍的恶俗、强势和霸蛮。   网民3：他违章停车，城管合理执法，干吗要处罚城管，就因为对方是厅官?   网民4：S市政府为城管人员在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法方面存在不足，已经公开道歉了，按照“上帝归上帝、撒旦归撒旦”原则，建议毕先生也该公开道歉，为您乱停乱放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道歉。   网民5：不论他们谁对谁错，如果对方不是一个退休干部，结果会是怎样?这只是一件寻常事，只是当事人身份不同，才会引发这么大的舆论争议。   网民6：很多人起初一听城管又欺人了，牙咬得嘎嘎响。后来一听是厅官，就乐得不行了，直呼“城管终于做了一回好事”，告诫毕某在Y区的处理意见面前“应该知足”。这种有选择性的同情与站队，非常不理性，也没有法治定力。今天你无原则地为城管执了一回领导的法而叫好，明天你被粗暴无人性的执法找上门来时，你想要的公正公平与人性化，便会离你远去。S市“隔空一枪”，千万别以为你就不是受害者。   网民7：S市这次粗暴执法，枪口撞在了退休厅官身上，实际上是将他视作普通百姓来执法的。如果没有粗暴、只有执法，那么，一碗水端这么平，也是好事。但关键是，一听说是这么个来头，碗里的水晃荡了，原先所坚持的也不坚持了，最初的绝对正确也觉得多少有些错了。一个执法部门，把执法的权力玩弄到这个地步，旁观者看着不以为丑、反以为勇，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是无助于城管执法这把尺子能够拿捏到位的。   网民8：此次事件本应不算是太过严重的新闻事件，谁对谁错，只需依法依规办理。厅官作为媒体工作者，挟持消费民意，试图用舆论达成个人目的，本身就丢掉了厅官的身份和党员的党性。也建议S市相关政府机构，在此事件中，应该表现出更加明确的态度，承认改正错误的同时，也要坚持和维护依法治国和按规章办事的合理性。   网民9：从S市的应对来看，两天时间里从市长热线到警方再到宣传部门等可谓紧锣密鼓，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应对处置的过程，一众人等忙碌而低效，表明S市在处理社会事件时缺乏风险预警意识和系统的风险调控逻辑，不衔接、不顺畅、不严谨的业务处置流程，将拖累S市政府树立良好形象的艰辛努力。   3．现在，有一些人口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   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   3月13日，陆吴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给予了点赞。   “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音”。   其实，不少人都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王岐山2004年在任职北京市市长时，就曾经说过，“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类似的话，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08年在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时也说过，“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人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总之，允许官员说错话，这是一种舆论进步。敢于承认错误的官员也不失为一名好官员。   4．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这些发布在网络贴吧、微博、微信公众号上的内容，通过互联网传播，迅速引起媒体和网民热议。   这些文章描绘事件不一、地点不同，但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农村，提及的问题荒诞不经、触目惊心。然而，经过有关部门、媒体和网民的调查发现，这些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   “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发帖者并非上海人，而是其他省的一位女网民，因春节前夕与丈夫吵架，不愿去丈夫老家过年而独自留守家中，于是发帖宣泄情绪，内容是虚构的。而之后在网上自称“江西男友”回应的网民和发帖者素不相识。此事的缘起是出于泄愤，经过网民的大量转发和媒体的广泛报道，最终成为一起舆论事件。   春节还没过完，网友们的视线又从江浙转移到了东北。2016年2月14日，一篇名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的文章在《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中父亲濒死儿子却用低保金“行乐痛快”、媳妇骂婆婆“老不死的东西”等内容看得读者“目瞪口呆”。作者高某在文章开头还特别写道：“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然而，事情也发生了逆转。真相是，2016年春节期间，《财经》杂志社要求记者返乡，每人写一篇返乡日记，但是今年高某根本没有回乡过年，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虚构的。作为东北人，辽宁的戚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气愤：“这就是一些无良记者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要点击量而进行的编造。这种报道有抹黑东北人形象的作用，因为东北人给全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是日积月累的，加上这种负面的新闻，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记者在道德上要受到谴责。”   此外，某自媒体还发布文章《霸气媳妇回农村：光干活不让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并配图。当网民指出真实性存疑的问题后，该发帖者称，“真假其实无关紧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表示，上述文章涉及城乡话题，一些媒体未经核实地跟进报道也推动了舆情升温。   姜军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每一位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发表观点。但自由是以秩序为前提的，任何人在网络空间的言行，都不得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胡编乱造、造谣生事、胡作非为，将受到道德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处。   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声，人人都是信息源、传播者。作为媒体工作者，包括媒体法人微博、微信账号运营者应该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网络媒体要认真学习领会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认真核实报道内容，不能片面地挖新闻而忽视了导向，一味地抢时效而忽略了真假。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建立新闻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制度，不得登载、发送含有违反规定的新闻信息，发现有违反规定的应当立即删除。网络论坛等平台虽然无法及时一一核实网帖的真实性，但当发现存在疑问，或者被明确告知属于虚假信息时，应采取管理措施。   面对假新闻的“大行其道”，整个新闻行业需要反思的方面有很多，对社会舆论生态与格局本身的反思只是其中之一。杜绝假新闻，需要监管部门、媒体和社会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合力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舆论风气，彻底根除假新闻生成和传播的土壤。   5．自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爆炸发生以来，各界人士发动爱心捐款对其进行援助。舆论也掀起了逼捐潮，其中马云首当其冲。马云微博评论被清一色的“逼捐款”留言所覆盖。部分网友言辞激烈，直指马云为何不捐款，“首富就应该捐1个亿”“你有钱，你应该捐款”“人家娱乐明星都捐款了，你更应该捐款”……理性地看，这些言论不仅偏激，有的甚至是要挟，属于典型的道德绑架。慈善并非哪个人的法律责任，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他人捐赠或者向谁捐赠以及捐赠多少。   人们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一定要从事慈善事业，即便这个人很有钱。因为财富并不是慈善与否的凭证，有钱人可以不慈善，没钱的人也可以慈善。如果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善良的，就强迫别人做非强制性义务的事情，则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心办坏事，个体的权利得不到应有保证。所以，即便人们再心急，也应该清楚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不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目的，进行道德绑架。   有人会反问，那些要求马云捐款的人自己捐了吗?如此一问，很多质问者可能就会自感理亏，因为他们在理解慈善时，首先想到的是有钱人而不是自己。当然，很多人还会振振有词：我义没有钱，我捐一点钱有什么意义?马云可不一样，马云可是首富。这反映了人们在道德绑架时，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混逻辑”：把责任加给别人，谈及自己时，总提及特殊性。所以，马云是必须捐款的，因为他是首富；而我是不必捐款的，因为我是穷人。于是，慈善在悄然之间已经被认定为有钱人的事业。这是一种责任的推卸，也是一种对有钱人和慈善事业的扭曲理解。   对于慈善事业，更重要的呼吁与呵护，是对慈善生态的一种关注与建设。在这一点上，舆论表达有时落在了社会现实的后头。比如因为“被逼捐”，马云被媒体“挖”出这些年干的公益一点也不少。几年前就建立了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2014年还以145亿元在胡润慈善榜上荣列榜首，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这种致力于把慈善制度化、长期化的行为，是最该被赋予掌声的，也是“慈善舆论”最该寻找的落点。   慈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事业，需要“润物无声”的从容与涵养。经过多年的发展，不管是公益基金、企业联盟，还是民间组织，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样的情况下，舆论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也不能止步于“捐了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少是抠门，捐多是炒作”的低水平指责，而应该将民众期待引导到健康的慈善文化、积极的慈善心理、健全的慈善制度等轨道上去。   从慈善事业的健全与完善角度，舆论更需关注的，是企业家们当前做慈善的困境、慈善运作平台的短板以及多元的慈善渠道、有效的慈善监管等。或许，这才是更高层次、更有水准的“社会逼捐”，才能期待“逼”出一个健康的慈善生态来。   6．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占比提升至90.1%。互联网全面进入移动互联时代，而以微博、(微)视频、微信、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成为中国网络舆论新战场。截至2015年8月，微信公众号总数超过1000万个。随着微信公众账号影响力的扩大，聚焦于垂直领域的私人化、平民化、广泛化、自主化传播的“自媒体”正逐渐取代“微博大V”，并被赋予新的民间舆论场话语权。   新媒体的产生与繁荣，必然会带来舆论格局的新变化，原来主要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导的舆论格局被打破，网络舆论以其讨论话题多元、互动交流便捷、自由平等对话、聚集民意快速、传播影响力大等特征，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语境。   在中国，“主流媒体舆论场”所使用的媒介基本上是传统大众媒体，其新闻议程的设置和舆论的偏向都控制在把关人手里，整个舆论传播模式是单向的，受众缺乏反馈发声的机会。官方舆论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效应，传递的是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服务的是最广大的人民，但在舆论宣传时往往采用“守门人”过滤和单维度的线性传播方式，所用语言也多是格式化的官方语言，大部分公众的意见较难通过主流传媒得到及时、有效的反映，无论是态度立场还是话语方式，往往都给公众以乏味、不接地气的印象。   而“民间舆论场”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具有双向通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传播者和受众互为主客体且拥有更强大的参与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把分散的人群重聚起来的巨大作用，因而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可能会被不断放大，形成超出预期的舆论影响力。   正是这种特点使得两个舆论场之间缺乏应有的交集，也是造成公众“对抗”官方舆论的根本原因。两个舆论场之所以割裂，最主要的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分割。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类型的媒体进一步强化了两个舆论场的割裂，造成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形态。因此，推动两个舆论场融合成一个主流舆论场，是媒体融合的战略任务。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近来，关于“世遗”的话题相当热门：2011年6月底，杭州西湖成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意大利威尼斯则在担心“失去灵魂”。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意大利主要古迹保护组织“我们的意大利”警告说，每天多达6万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威尼斯的承受能力，威尼斯有“失去自己灵魂的危险”。该组织表示，威尼斯公众面临的威胁太严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考虑将威尼斯从世界遗产名单上划去。 意大利并不是第一个要求退出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有些国家或者城市因为不堪盛名之下的游客压力，为了对文化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提出“退遗”计划。 但在中国，无论是为了保护灵魂，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申遗的话题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是浩浩荡荡、踊跃积极的申遗大军；另一方面则是过于现实的目的，即通过申遗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班德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世遗看中的是真实和保护。两方的理念存在着巨大分歧。 杭州西湖的成功人遗也许会弱化这种分歧，毕竟，早在加入世遗之前，西湖已久负盛名，其旅游人数也早已达到饱和。6月24日西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杭州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诺，西湖将继续免费开放，并且“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同时还制定《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将对西湖的保护从地方规章制度上升到地方法规层次上来。相对于一些加入世遗即宣布“一流景区要配备一流价格”的地方而言，杭州的做法令人赞赏。 不过，不少专家指出，尽管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世界遗产当成经济开发区，将旅游作为唯一功能来过度开发，但是申遗本身仍然是需要坚决支持的。由于我们过去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许多文物景点存在着维护保养不周的情况。各地为申遗进行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不仅有效落实了保护，而且在环境整治上下大力气，这有利于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文物保护境况。例如韶关丹霞把建在景区内的七八座宾馆和餐馆全部拆除。“那里曾是景区开发带来的恶果——宾馆临水而建，丝毫不考虑与风景的协凋。”当地工作人员表示，“早就要拆了，一直拆不动，终于因为申遗拆掉了。” 假使申遗没有成功，也并非坏事一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申遗看成是金字招牌，根本没有意识到申遗的真正意义在于保护。成功之后，往往就是不择手段开发。但只要一天申遗不成功，就得不断地努力保护下去，这也许是件好事。” 2．西湖申遗成功，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至41个，位列世界第三，令人兴奋。但是，一片欢呼声中，人们的担忧挥之不去：一些地方的申遗往往被念成了一本“生意经”，最后成了旅游业的添加剂、房地产的膨大剂和地方经济的兴奋剂。 在巴黎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不扭转开发在先、保护在后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申遗道路将越走越艰难。 重商业轻文物，先开发后保护，甚至一边申遗一边仍在破坏，我国有太多的前车之鉴。远的不说，西湖申遗长跑十多年，审查历经艰难，原因就在于西湖很多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中被破坏殆尽，提交给世遗评委会的时候，西湖其实已经被城市化侵蚀得相当严重。就在一个多月前，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处豪宅还因为被怀疑是南宋皇城遗城而停工。 还有人预言，西湖申遗将直接导致杭州房价再次飙升，因为申遗很容易成为房地产的膨大剂。杭州曾经是中国的“地王之王”，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杭州土地更是从黄金级上升为钻石级，在更为巨大的卖地收益面前，如何坚持保护为先、开发为末，如何避免与西湖为伴的居民最后不得不因为房价高企而远离西湖，都是摆在遗产管理者面前的更大难题。 3．早在2005年，“少林功夫”就申报了“联合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因为时间短、材料不详等问题而落选。后来相关方面改变思路，将整个嵩山各处遗迹打包，名为“嵩山历史建筑群”整体申遗，但在2009年却意外卡壳，直到2010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才获得表决通过。 相关专家介绍说，此次随嵩山历史建筑一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少林寺建筑，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初祖庵大殿是河南省现存少有的早期木结构建筑精品，它与宋代的《营造法式》这一建筑名著前后相错25年，是该书的很好注脚；少林寺?塔林是我国最大的塔林，包括唐、宋、金、元、明、清历代高僧古塔228座，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保留了历代的仿木结构的斗拱门窗以及各类装饰的砖雕、石雕，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少林寺常住院还保存了大量的北朝、唐宋至明清的碑刻以及千佛殿、白衣殿的彩色壁画。 但是建筑的申遗成功，并不代表少林文化的申遗成功。少林寺方面表示，禅宗、功夫共同构成了传承至今的少林文化现象，他们会继续推进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方丈释永信表示，申遗成功是对少林文化的一种肯定，有利于少林寺建筑的保护，有利于少林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他对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遗也很有信心。 然而，少林武僧团的开发也引来争议，似乎与保护形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少林武魂》获得2009年美国戏剧最高奖——托尼奖提名，但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剧评人批评它为“韵律杂技表演”。舞台上规范化、表演性的武术表演和介于“舞”与“武”之间的少林功夫剧被认为是少林文化申遗中的最大障碍。 4．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你能读到的信息，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在联合国的公约里，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地方，保护和过度开发会形成尖锐矛盾。 2007年，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大会要求这6处地方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如解释不得当，就有可能立刻被列入“濒危名录”。世遗大会关注了“三江并流”，并要求在下一年的大会上再次“验收”，如果正在建设水电设施的“三江并流”得不到有效整治，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而另据当年《南方都市报》调查：丽江在如潮的游人的喧哗下已逐渐失去古城的韵味：纳西古乐被周杰伦的歌声代替，夜色中狂乱的酒吧，连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宣科也因为喧闹搬出古城…… 面对这一结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缺乏经验，遗产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过分追逐商业利益；一些保护、修复原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彭华教授指出，申遗的目的在于“要借申遗之实，给地方上一个紧箍咒”。成为世界遗产后，不仅被游客关注，也被媒体和上级政府关注，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同时对保护的要求是与世界接轨的。“其实申遗的过程，就是一个洗脑过程。让地方从只想赚钱变成自觉保护。” 5．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副主席黄建银说：“这是对中国作为中医针灸起源国地位的确认，有效防止了中医针灸的异化和去中国化，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悉，在最初阶段，中医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介绍，中医历来被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是，整体申遗遇到了难题。大中医又有针灸、又有著作、又有技术、又有药，包罗万象，而联合国有关部门对申遗的要求是越具体越好。中医申遗思路面临调整。“单把中医针灸拿出来申遗，也是为了适应申请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说。不过，“中医针灸申遗，不是保护中医针灸的一招一式，保护的是传统中医思想，是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的根。”柳长华强调。 2010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家巾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透露，中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中医针灸申遗的申请，有望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不断成为被不当侵占的重灾区。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屡屡侵占其他国家的传统医药知识。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如今影响遍及全球。据统计，目前国外的针灸师至少有20万人，服务产值每年100多亿美元。 黄建银说：“随着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国家声称自己是针灸的起源国，这对中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韩国韩医协会曾在2008年公开表示：“世卫组织没有选择中国和日本的针灸穴位作为标准，而是选择了韩国。”中国专家随后对此进行了驳斥，世卫组织也因此事向中国致歉。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赵京生说，申遗能够持续保证中国针灸在世界针灸界的宗主地位。 黄建银说，申遗的成功，从法律地位上，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柳长华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了传统医药的文化根基，跳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窠臼。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保护，建立一整套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针灸在中医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中医就是从针灸发展来的。”谈起针灸的历史，89岁的针灸大师程莘农竖起大拇指说。 但是，如今针灸的发展，状况堪忧。 首先是“灸法”面临失传。针灸由“针”和“灸”构成。可如今针灸诊所却“有针无灸”，中医学界也存在“存针废灸”的声音。 人才问题也困扰着中医针灸界。由于针灸在海外收费较高，国内大量针灸人才外流。 “经济效益太差”，导致针灸在医院诊疗体系中走向边缘化。赵京生说，如果给医院最不赚钱的科室排个名，针灸绝对可以位列三甲。 如今，针灸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些人由此认为，有了一张很有分量的“免死牌”。但也有人提出，这张“免死牌”能保护它发扬光大吗?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医针灸就能自然得到保护，这仅仅是一个契机，”柳长华说，“申遗为发展中医药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好中医。” 6．“中国丹霞”地貌申遗专家组近日“晒出”一张账单：涵括申遗本身、设施建设，及景区综合治理在内的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其中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湖南良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银行贷款1．55亿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种一掷千金的“豪举”早已屡见不鲜：广东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河南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山西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在国家项目资金、地方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的包装下，申遗项目都成了“重金打造”。 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 尽管有严惩措施，但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仍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 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人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7．2007年成功申遗的石见银山位于日本岛根县大田市，是日本历史上持续开采400年的著名银矿，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大大小小600余处保持原貌的坑道。通往山上景点的主要通道是山脚下一条约1000米长的古街，至今仍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条古街上。石见银山申遗成功后，蜂拥而至的旅客一度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为保护景区，石见银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严格禁止机动车入内，游客可乘坐的交通工具只有专门的观光巴士。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频繁往来的巴士同样产生了大量噪音污染，还有一些游客会随意攀折居民种植的树木。一位63岁的居民抱怨道：“以前我们过着门不上锁、夜不闭户的平静生活，但后来我们的生活全乱套了。” 申遗成功后如果环境遭受破坏将会被取消世界遗产的认定，这促使当地人更加重视环境保护。2008年，根据当地居民要求，景区停止运营观光巴士，游客只能徒步进入景区。徒步游览石见银山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这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近年来，石见银山的游客因此不断减少。事实上，在日本的十多处世界遗产中，如石见银山、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落一样因过度旅游开发带来负面效应的并不少。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申遗对拉动旅游升温的作用十分有限，通常只在申遗成功后的最初几年有明显效果。东洋大学旅游学教授岛川崇准认为：“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往往很难兼顾。” 综观世遗可能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一些日本地方政府认为申遗付出的巨大成本得不到相应回报，因而放弃了原本的申遗计划。山形县的最上川是日本的旅游胜地，包括出羽三山等65处著名旅游景点。山形县此前打算申请最上川为世界遗产，但吉村荣美子在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根据山形县的保守估计，申遗所需资金达3．88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00万元)之巨。 对世界遗产领域有相当研究的日本国士馆大学建筑史教授冈田保良说：“申遗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可以让人们主动去深度挖掘申报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助于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等。但是，申遗这座独木桥实在太难走，中央政府应该替地方政府把好关，给出充分的建议。在地方政府准备申报的初级阶段，中央政府就应该针对申报项目进行一个可行性分析，避免地方政府走弯路。” 8．平遥古城因为世遗的金字招牌而成名。但实际上，古城这几年被人关注，还因为接连出现的城墙遭破坏事件。 早在2001年，在号称明清时期“中国的华尔街”——平遥古城南大街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云绵成”因为房屋产权纠纷被周边居民严重破坏。2004年、2005年，平遥古城墙接连发生坍塌。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10月，古城南门瓮城外侧东部一段东西长17．3米的城墙突然坍塌，上千块青砖落地。 本来县财政就吃紧，城墙坍塌都无资金修缮，而成名后的平遥古城却为名所累，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全县一年公务接待人次超10万人，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200万元。 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表示，按照规划，未来几年平遥县游客人数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年接待游客将达到200万人次。但对平遥县文物局纪检书记阴宝宝来说，这并非好消息，他并不希望游客增长这么快。“旅游发展太快，文物保护吃不消。” 古城内人口和基础设施服务能力都已过载，而让城内居民到城外安居，关键在于钱。阴宝宝建议，要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古城保护和旅游开发，古城的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上市将有望破解资金缺口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城内居民外迁的补贴力度，或加快在城外集中建设商品房供城内居民居住。“单靠平遥县是不行的，山西省，国家都要重视，平遥古城不仅是平遥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 即便财力有限，平遥县在居民外迁中还是做了大量努力。近期，平遥准备投资7亿元，陆续外迁1．5万人。“前两年已经投入1亿元，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我们又跟中围进出口银行贷款了6亿元，分3年，用于新城区建设和文物保护。”刘建昌表示。 此外，可以对古城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目前古城内只能住4000人，每到黄金周，住宿缺口很大。古城内很多老房子，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住起来非常舒服。目前，平遥已建立起全国的古城客栈星级评定标准。接下来我们将力推古城客栈上星级，推出几十家五星级古城客栈，将其打造成平遥的名片。既解决了文物保护问题，又能产生经济效益。” 此外，为缓解经费不足，经山西省物价局批准，平遥古城门票中准价将由每人次100元调整为125元，新票价将从明年3月起执行。调价增加的收人主要用于古城文物保护。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6月7日在巴黎总部就即将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举行媒体吹风会，在会上重申，世界遗产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人类自然和文化的精华，实现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推广和发行部负责人吉娜?道布尔迪说，凡是被列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需要其所在国依法严加保护，以确保遗产的完整和可持续发展。 道布尔迪说，教科文组织一直非常关注各遗产地在入选世界遗产后的管理和发展，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如果遗产地受到战争、灾害等威胁或在遗产保护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将有可能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将共同关注并努力去拯救它们。 道布尔迪同时强凋，世界遗产并非是只进不出，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如果遗产所在地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期限内通过采取必要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其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将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此前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和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都因此被取消了世界遗产头衔。

二、给定资料 1．几年前，有一本揭露官场内幕的小说《驻京办主任》风行一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实际上，“驻京办”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上很多朝代就存在的政府机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充当着上传下达的中枢机构，是古代庞大官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驻京办的起源和一种被称作“邸”的旅舍紧密相关。秦朝时就已经出现了邸，它设在京城，有专门的用途。具体说来，归降的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官员，因公务来京城，就居住在邸内。管理邸的政府机构，则被称为“属邦”。汉朝时期，诸侯国和郡在京城长安也设置邸，诸侯国的叫国邸，郡的叫郡邸。常驻邸的代表的工作，就是在朝廷和地方之间搞联络工作。这种邸就类似于现在的驻京办。 现代的驻京办已有60年的历史。最早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是内蒙古，该办事处设立于1949年3月，当初被称为“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有52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20家，县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职能部门及各类开发区管委会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2．源自早年“同乡会”和“会馆”的驻京办发展至今，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机构而已，其身上还附着着复杂庞大的附属行业。 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驻京办的资产在2001年就超过了100亿元，仅2002年，这些驻京办在购房、建房上的投资和日常经费开支就高达43亿元，平均每家482万元，比上一年分别增长了23.5%和21%。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这些经费除驻京办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外，其中不少是用于“公关”所产生的费用，或是用于地方官员来京接待的开销。由于财政管理上漏洞多，驻京办主任对这些钱有绝对的支配权，花销起来很随意，也为腐败提供了制度缝隙。 3．海淀区三里河路新疆驻京办的院墙外面，大门两侧各有一家商店，专门卖新疆特产。左边那家店里堆着几箱每斤150元的和田大枣；右边那家主营水果生意，成箱的哈密瓜都已经摆出来了。 亦官亦商，卖特产并不是驻京办做生意的主要手段，经营宾馆才是正道儿。西单附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是南方一家市政府驻京办所在地。从其向顾客提供的资料来看，这里共有283间客房，既有每天2280元的标准间，也有住一天要花14380元的总统套房。 作家王晓方对驻京办了解颇深。他曾这样描述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王晓方反问：“得有多少家驻京办是四星级以上酒店?最起码也得是三星级的商务酒店吧。这得给北京创造多少税收?带来多少客流?拉动多少消费?” “驻京办必须得到各地重要领导的财政支持，在北京它会发挥地缘优势，通过经营利润来维持其开销。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驻京办已经成为北京民营资本和外资之外的第三方重要投资力量。”王晓方说。 各驻京办事处在拉动北京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里这句耐人寻味的话似乎也足作佐证。 5．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明文要求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人民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撤销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各类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其他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单位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此外，《意见》还指出，已经设立的地级市、地区、盟、州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省(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 也就是说，将有数千家“保留”之外的驻京办面临被撤销的命运，时限是“6个月内完成”，届时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将有关情况报送国务院。 4月1日，在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强调，要认真做好清理撤销部分驻京办事机构工作。此前，有关省市领导已表示，将按要求开始撤销驻京办，并在规定的6个月内完成撤离工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被撤销的驻京办，不能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形式在北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或者派驻人员以驻京办事机构名义开展活动。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地方各级机构编制管理和财政部门不得为违规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审批编制、核拨经费。一旦违反规定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表示，很多县级的驻京办变成了接待站，背离了驻京办应有的主要职能。“由于县级单位的工作协调关系，主要集中在地市一级和省一级，其与中央各部委之间直接发生的关系并不多。让它们在6个月内撤销，应该说时间还是很宽裕的。” 6．某省驻京办官员李强(化名)接受记者采访，详解该省所有驻京办的来龙去脉和去留之路。李强说，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几年甚至十余年的努力工作，县级政府驻京办工作人员积累了大量经验，信息来源渠道广泛，人脉资源丰富。比如，近年来，县级政府驻京办主要承担了本地区上访人员的劝返和非正常上访人员的收容遣返工作。目前信访稳定工作已成为县级政府驻京办的主要工作任务，他们认真做好信访值班、积极做好各类接访任务，较好地起到了维护首都社会稳定的作用。 而在招商引资工作上面，多年来，县级政府驻京办在京上引下联，开拓进取，努力在招商引资项目上下工夫，积极推动了本县区域经济发展。招商引资项目效果显著，“多则上亿，少则几千万”。 他认为，平心而论，一旦这县级政府驻京办撤销，部分工作确实无法开展。最明显的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来京公务，无法提前予以安排；信访维稳工作无法保障。 目前，该省20家县级政府驻京办都希望能以其他形式保留，如果必须撤销，就以不登记注册情况的形式，继续开展工作。 另一条处理办法是：这些县级政府驻京办都按规定撤销。在人员安置方面，县级政府驻京办撤销后，酝酿将各省辖市驻京联络处职能强化，将所辖县人员进行整合，各县级政府驻京办名称不再保留，一部分人员回县进行安置，另一部分人员由地级市政府驻京办统一管理，由各县财政拨付经费，独自开展本县工作。 部分职能部门驻京办的处理意见相对复杂。首先是各省信访部门均设置了驻京工作组，是否属于这次驻京办事机构清理之列，尚不清楚。 部分职能部门驻京办希望采取“职能合并、人员分类”的双重管理办法留下来——对外统一称为省级政府驻京办，职能统一整合，人员上仍由主管厅局管理。 李强介绍，该省地级市政府驻京办超过15家。基本都是正县级规格编制，主任均为由当地组织部门任命的正处级干部。但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面差别较大，机构设置没有统一标准。 地级市政府驻京办的条件则比县级驻京办好很多，大多拥有办公场所和固定资产。经费来源上，各地级市政府驻京办的经费来源有3种：地方财政拨付、企业赞助和企业经营。各地市财政拨付资金大多经费不足，个别地级市驻京办地方财政基本没资金配套，平常运转经费很大程度上靠企业赞助维持。李强说，与县级政府驻京办一样，这些地级市政府驻京办在信访稳定、社会协调、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强说，目前各地市级政府驻京办希望能成为省驻京办的补充，省驻京办加强对地市驻京联络处的指导、规范和管理。县级驻京办撤销后，地市级驻京联络处要拓宽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扩大服务覆盖面。地市级驻京联络处应配合省驻京办，做好地市流动党、团员管理和教育，抓好廉政建设工作。 7．在受访专家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驻京办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首都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驻京办机构设置过多过滥、职能定位不准确、公务接待不规范、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的种种问题。如何让驻京办回归应有的职能，是此次改革的又一重点。 “保留的省级、地市级政府驻京办应尽快进行职能转型，在为地方经济发展、为当地群众公共服务、流动党员管理、首都社会稳定维护、承办地方和中央部署任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新方案要求，驻京办的主要职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承担派出地党委、政府委托的工作，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是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交办的事项；三是配合北京市政府做好维护首都稳定的工作；四是实行政企分开，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努力为本地区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群众在京活动提供相关服务；五是协助流人地党组织做好本地区在京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 后三点职能尤其引人注目。近年来，一些驻京办挂上了“群众工作办公室”的牌子，在工作重心上作了一定的倾斜。数千家驻京办撤销后，原来已经承载的这部分职能，将由哪些渠道和机制加以消化，仍然值得观察。 “要求明确驻京办的职能定位，对驻京办进行政企分开，是个很好的方向”，竹立家说，驻京办客观上还是有一些迎来送往的服务性工作。“但是，驻京办的这部分功能也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切实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积极推进公务接待和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地方驻京办，不是地方领导驻京办，既要服务领导，也要服务群众”，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龚维斌教授说，“驻京办应努力为派出地群众在京活动提供相关服务。让外来务工者等广大群众，也能通过驻京办来解决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 此外，驻京办也被赋予了协助流入地党组织做好本地区在京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职能。“这是一大进步”，竹立家认为。 8．驻京办的问题，不只是数量庞杂的问题。其内部的责权不清，以及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是造成驻京办腐败问题的最重要原因。齐善鸿教授说：“国管局、派出地和北京市对驻京办的管理职责要明晰，监管要到位，防止出现相互推诿，管理出现真空的现象发生。” 受访专家解读道，按照“谁派出、谁监管”的原则，派出地政府应切实承担起对驻京办事机构监管的主体责任。这包括严格驻京办事机构设置，健全监管制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预算、财务和资产管理，将驻京办事机构国有资产收益及其他非税收入纳入派出地财政管理，每年对驻京办事机构进行审计，并不得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在北京新建和购置具有经营、接待服务性质的场所。 按现行体制，省级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的有关管理及协调，属于国管局负责。因此国管局也应对大幅“瘦身”后的驻京办担负起相应的管理协调职责。 “国管局应负责拟定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加强省级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的党团工作，协助派出地政府抓好廉政建设，必要时会同审计署对省级及经济特区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审计情况进行抽查”，龚维斌说，“我们知道，同体监督效力不强，必要时需要引入国管局、审计署的力量介入，作为监督的外部保障”。 此外，北京市对驻京办的核准和年检、工作户口和工作居住证管理等问题担负一定的责任，应为驻京办事机构在京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各地驻京办自身要加强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确保行政事业性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合理使用。要认真执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不得超标准接待，严格控制经费支出。同时要与国务院、派驻地以及北京市‘密切联系’。”李成言教授建议道。 在专家看来，这种密切联系表现为，加强沟通协调，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定期通报驻京办事机构廉政建设、履行职责、执行财经纪律等重要情况。 “驻京办问题远非一撤了事那么简单。原有的数千家驻京办所肩负的沟通联络、接待服务、信息汇总等职能，存在客观需求，需另辟渠道加以满足”，龚维斌说，“如果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它还会以各种形式长期隐性存在”。 9．有专家认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投资管理体制确实存在漏洞。 “很多县级驻京办都是依托一些餐饮产业存在的，所以，要彻底取消这些驻京办，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驻京办没了，但他们的那些职能和功能还存在。他们很容易依托这些酒家、宾馆‘潜伏’下来。表面上取消可以做到，但背后潜伏的‘驻京办需求’并不容易一次性根除。”领导科学与公共政策分析专家罗振宇表示，对于留下来的驻京机构，关键是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要规范。 罗振宇说，对于驻京办的管理，首先要加强自律，规范自身工作机制。要制定出更加明确的工作职责、任务；必须在经费收支上透明、公开、阳光化。例如公务接待的规格就要规范。其次，中央各部门自己也要加强约束，接受监督和问责。自己把门关紧，不要乱开口子，不能让谁都能敲开你的“大门”。要彻底解决驻京办带来的种种问题，关键是要进行体制改革，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减少暗箱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压缩地方政府到北京“跑项目”的空间，驻京办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杨浩明则说，在当前的审批体制下，诸如项目资金、土地审批权、还有很多项目的拨款等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有关部委。“但由于具体项目的管理部门事权过于集中”，以致地方各级政府对于自己建设发展需要办的事情，就有一个向中央有关部委申请、沟通和汇报的环节，所以设置一个办事机构来处理这些事务。 为此，杨浩明建议说，首先，部分项目审批权要逐步放权；其次，要增加项目、资金审批的透明度；第三，要简化审批程序；第四，要规范审批程序。 全国政协委员陈重华则建议，驻京办要整顿，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统一部署，通过审核，加以整顿。通过切实有效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的权力运行，增加透明度，制约和减小权力运行中的自由裁量权。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一季度，山西省六大行业都出现了负增长，各项数据创2008年之后新低，严峻的经济状况影响到了就业情况。在以“能源基地”著称的山西，工业经济中对就业拉动最大的无疑是煤炭行业。而煤炭行业的持续疲软、涉煤行业用工需求下降，令山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首当其冲的是煤炭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数千名高校毕业生排队入场应聘，直到中午时分仍陆续有学生入场。和往年类似，煤炭、电力、房地产等企业摊位前，照例围满了咨询、应聘的毕业生。 但记者发现，不少煤企早早就招聘完毕。一位现场招聘负责人说，受煤炭经济下滑的影响，企业的用工需求也随之降低，企业招聘只能量力而行。 春节过后，正是企业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就业的双向选择时期。专家预测，2014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劳动者技能素质与企业用工需要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短期内难以缓解。 “现在一线的普通工人仍然短缺。主要是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求职信息不能实现及时有效衔接，因而造成了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一些企业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和待遇较差，也是企业缺工的一个原因。”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占武建议，企业要通过改善用工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提供发展平台和企业凝聚力，使人招得来、留得住。 有的企业负责人讲，目前的关键岗位技工千金难求。而对全国100个城市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来看，技工、高级技工和技师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这表明一个技工平均有两个以上岗位在等着他”。 目前的中基层人才就业模式依然停留在老乡间介绍或职业中介推荐，黑中介、虚假用工单位等非正规渠道的横行导致中基层人才就业市场整体信用状况不佳，用工信息的不通畅也导致人才与用工单位无法有效对接。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与“求职难”的局面并存，就是供需对接不顺畅的集中写照。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字，2013年是699万人，2014年将达到727万人。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另外，还有一个就业观念问题。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目前部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继2013年“最难就业季”后，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2014年，被舆论界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史上最难求职季”倒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反思，然而出国留学是否就是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的终南捷径?一个信息是，以往作为人才输出国的中国，开始对外国人才产生“输入”的吸引力，“中漂”的外籍人士也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当毕业生、海归、外国人一起涌向中国的就业岗位时，谁能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 2．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受到如此重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杂志社的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记者：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记者：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3．近日有媒体报道，某高校新闻系学生赵辰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赵辰告诉记者那家杂志社是她的父亲为她“攻”下的。不少大学生都认为，通过家庭关系找工作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对此学生家长、教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子女就业，父母代办，这是今天人们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看到的现实情况，几位嘉宾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郑苏淮(大学毕业生家长)：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理想单位顺利就业，而靠孩子自己显然是办不到的。我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告诉我，他的侄子今年大学毕业，一大家子人都在操心。因为他和爱人在公务员系统，所以就负责张罗侄儿报考公务员的事情，从买资料、上补习班、复习备考，到面试过关等，都要考虑到，很累，还要到处求人说情。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他虽然表示希望考研究生，暂时还不需要考虑就业，但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几年之后能够帮助他找一个好工作。 王欣涛(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作为一名高校就业工作者，我确实目睹了很多学生家长在子女求职时奔波忙碌，很多招聘会现场总有一些学生家长不放心，陪同子女前往，甚至比学生来得还早，围在招聘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情况、工作待遇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子女就业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如临大敌、竭尽所能。 主持人：对这一现象，几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解决办法? 王欣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能力。前面提到的就业中，大学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有限，要改善和解决这一现象，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要提高自己人力资本存量，这才是就业竞争和未来发展的“硬通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资本在求职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生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往往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学校就业中心开展的活动，通过学校活动结识的人脉资源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广泛的网络。当然，这里也想奉劝各位家长不要对子女就业大包大揽，家长可以帮助子女找到工作，但只凭借人际关系达到完善职业生涯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郑苏淮：我认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就业的公平与读书的公平同等重要，都是机会的公平。为了保证就业的公平，国家应该出台促进公平就业的法律，明确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经费、路径、待业和相关人员回避等，避免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不同毕业学校歧视等一系列歧视，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竞争。 王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对这一现象，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但社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在两种流动模式之间，在家庭代际传递的个体欲望与社会良好运作发展进步之间会存在着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一阶段会偏向家庭，但在某一阶段，会偏向社会良好的运作。而当过于偏向某一端时，社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但是总体而言，以能力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进步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必然的。 4．从世界范围看，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都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法国在2007—1199号法律《大学自由与责任》中明确规定：“大学应公布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第1章第2节第L.612-1条)，“大学应成立帮助就业办公室，为学生提供与学校教学相关的实习与就业信息，协助学生寻找实习和初次就业机会”(第L.611-5条)。日本在《职业安定法》中也提出了高校的职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2002年明确指出，“应将职业生涯教育、就业教育、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等整合到高等教育体系”，要求加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部门与各学院的内在联系和工作配合，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学校层面讲，英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特色鲜明，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有效的实践基础，英国剑桥大学早在1884年就成立了就业指导协会，为本校学生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提供咨询服务；美国哈佛大学在1911年就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今就业指导和服务已成为英美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就业中心已遍及英美每一所高校甚至院系，成为学生就业的必经之地。如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为例，2006—2007学年，访问该校就业中心的人数达15万多人次，平均每个学生3次，每个毕业生超过10次；该中心就业网站2006—2007学年的点击率高达290万次，访问人数超过89万人，平均每天访问人数2437人。 从数据看，美国98.8%的高校有自己专门的就业网站，95%以上的高校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就业咨询指导等在线服务，90%以上的高校提供招聘会、校园面试、安排实习等服务，2006—2007年度，美国高校生均就业指导经费从0—300美元不等，平均为10.53美元。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并非全免费，如俄亥俄州立大学，一次性收费25美元，交费的学生在4年内都可享受其提供的所有就业指导和服务。英美高校一般在3月、5月、10月举办3次大型招聘会，其他小型或单个企业的招聘活动长年不断，深受学生欢迎。 从效果看，澳大利亚受到过就业指导的毕业生人数超过50%，英国超过60%，印度多数工科院校通过学校就业指导和校园招聘解决就业问题的学生一般在70%左右，美国有40%—70%的学生通过学校、老师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岗位。 当然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学生就业中心，如德国只有70余所高校成立了就业中心，而且不少高校的就业中心只是“一人”中心，仅有1位工作人员。用德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心联盟(CSND)主席Claudia Fink的话说，“德国高校就业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校更多的支持，要达到美国和英国的水平还要走很长的路”。 5．2012年年初，24岁的新西兰留学生刘俐俐在节目上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主持人张绍刚在没有听懂这一陌生名词的情况下，对刘俐俐之后的现场表现不满，随即出众多难题，张绍刚甚至将刘俐俐的笑定义为“狂浪”。 节目播出几天后，李开复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起投票，建议网友抵制《非你莫属》。“这个活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用数字点醒节目组：以收视率为目的，以求职为包装，以羞辱人为手段，歪曲事实的变形娱乐节目是不可取的。我会继续抵制该节目，直到道歉整改。”截至6月6日，参与抵制的新浪和腾讯微博的总人数为41.04万人，占参与投票人数的94.4%。 继天津市电视台《非你莫属》求职类互动节目在网络上陷入舆论危机之后，东南卫视类似的一档节目《步步为赢》也曝出了争议。据媒体的报道，先后有两位求职者王先生、郭先生在分别向七匹狼、小米公司求职的时候，现场达成了“录用”意向，但是都没有真正达成录用关系，这两件事情将电视类求职节目再次推向舆论漩涡。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提出，电视台既然提供招聘、求职这个平台，就有义务书面告知求职者，其参加节目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如招聘公司在节目中表示录用，只是公司初步意向，还要经过其他考试，或者公司一旦在节目中承诺录用，就要立即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如果电视台不提供这些说明，为了追求收视率，招聘公司的承诺不构成法律关系，那么求职者必须要自己核实情况，否则一切损失只能自负。”刘铭认为，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审核电视招聘节目，以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招聘类电视节目如今越来越多，这种节目到底相当于公开面试，还只是简单追求娱乐性、收视率?刘铭认为，节目定性不准确，很容易坑了求职者。刘铭进一步解释说，劳动关系一般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基础，简单的口头允诺，不构成劳动关系。 6．2014年3月26日14时58分，李克强总理比预定开会时间早两分钟进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是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审议并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 李克强指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也是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重大举措。他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产品“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些都与职业人才素质关系密切。他说职业人才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一种职业理念。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市场需求已经开始更加看重产品的质量。职业人才的培养既符合市场需求，也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李克强强调：“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曾撰文论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他指出，目前一个与之相关且广为讨论的政策议题是“异地高考”改革。这项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这一政策取向对于未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恐怕并非最为有效。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职校技校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给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脱节。 中国职业教育水平总体落后这一事实被广为认可，而职业教育中也存在一些被人们所认识到又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方面，面对这些内容，我们该如何做?陈钊教授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在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向之后，我们可以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原则出发，分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及具体建议。 第一，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取消职业教育入学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户籍等门槛限制，具体包括：中等、高等类别的职业教育学校入学资格均与考生户籍身份完全脱钩，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职业教育学校入学后学生各项待遇与户籍身份完全脱钩；职业教育报考资格同时也向历届生、在职人员开放；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支持，转为直接补贴职业教育接受者，以便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者的市场选择机制。 第二，优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聘用劳动者时，只看能力不论学历出身，相应的措施包括：原则上，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主管部门不作学历上的硬性要求，由用人单位视岗位要求按能力自主聘用；在获得户籍资格(如户籍积分管理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完全同等对待。 第三，优化各种办学资源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要求在政策上提供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办学力量按市场规律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大向国外优质办学机构的开放力度；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合资、合作办学。作答要求

材料一 1076万人，这是教育部公布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这个就业季，有点不一样——今年夏天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多数出生在1999年和2000年，属于“网络时代”，他们对就业、创业和人生的规划，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 在西南边陲云南，首都师范大学2018级本科生肖松，在阳光充沛的果园，收获着沃柑。从遥远的云南昭通考进北京的大学刚读了一年半疫情就来了，学习、交流都改到了线上。肖松回到云南昭通老家，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开始认真思考未来。“我不喜欢朝九晚五那种上班族的生活，想自己做事。” 肖松发现，自己所学的物联网技术可以运用在智慧农业领域。云南，正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亟待开发和推广。 “这个季节，盛产沃柑。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特产，比如辣椒酱，但是缺乏包装和设计，所以卖不出去。”2020年底，肖松注册成立了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小程序也随后上线。22岁的肖松，现在是公司的执行董事。他的团队里，年纪最大的出生于1992年，最小的出生于2003年。智慧农业、远程办公、机械喷灌、无人运输……这些高新科技，都运用到他的创业项目中。肖松的团队，也因出色的表现，荣获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2022年夏天，肖松本科毕业，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中，跟同样热爱乡土的团队成员一起，挖掘更多值得推荐的农特产品。 冯朔出生在2000年，老家距离武汉只有一小时车程。2021年10月，大四的冯朔确定了自己的工作单位。“我的目标很明确，回家，回湖北。”只用了一两天的时间思考，冯朔就与武汉的交通企业迅速签约。同宿舍的同学，除了考研深造，其他选择就业的，都不约而同选择回乡。“现在中国发展越来越均衡，很多省会城市都非常不错。”冯朔说。 求职5个多月、投了近百份简历的大学毕业生陈可在不断调整就业选择后，决定入职老家丽水的一家民营企业，成为企划部的员工。“我原来定的求职方向是央企和国企，但到这家企业实地看过后，我转变了想法。”陈可说，“我觉得这家企业很有发展前景。入职后，我将主要负责文案、设计、PPT制作等。和我所学专业契合度高，公司也给了我比较好的待遇。”陈可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有浙江相关政策的助力。为加快山区26县发展，浙江出台《关于支持山区26县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从特色产业带动就业、引进培养各类人才等方面发力，鼓励更多人才到山区县施展才华。 “入职半个月了，跟乡亲们也熟悉了，和大家一起研究果树栽培技术，很有成就感。能发挥专业特长，未来肯定有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夏鸣选择回乡，在山东省栖霞市的一个乡镇当了一名服务基层的公务员，助力农村振兴。 “去哪儿就业”是社会各界聚焦的热点话题。如今，不少毕业生不再把留在大城市工作当作毕业后的首选，非一线城市、基层就业成了他们的新选择。有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回乡就业、基层就业的认识偏理性，近70％的受访者认为年轻人回老家、去基层就业，也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材料二 2022年毕业季．A市团市委为应届毕业生组织了一系列促就业专题活动，其中一场学长学姐讲述自己就业故事与心得的线上座谈会，很受毕业季学弟学妹欢迎。以下是座谈会原声记录节选。 话题一：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 阿源(设计师)：大家好，我是阿源，今年我刚刚成为一家电商平台的乡村品牌设计师，它给我提供一个平台，让我通过我擅长的专业，比如说平面设计，来促进乡村振兴。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刘荫(电视导演)：大家好，我是刘荫，目前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工作，是一名电视导演，这份工作真的有给我一个机会去真真切切了解农村，去了解党和政府对村民、对农村那些好的政策。这些以前我是感受不到的。 韦韵(品控员)：我学的是食品与质量安全专业，同时自己又是柳州人，所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从事柳州螺蛳粉行业。 小雷(设计师)：像品牌设计以及农产品包装设计用到的一些插画设计，跟我自己平时在大学学的比较对口，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自己擅长的东西去促进乡村振兴的话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 胡军(基层公务员)：大家好，我叫胡军，我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嘉黎县阿扎镇工作3年了，我认为年轻人的理想，在小地方一样能实现。 话题二：你如何看待内卷小雷(设计师)：我自己对内卷的理解，其实是说大家在满足自己工作目标，或者是满足自己工作需求之外，进一步进行一些可能偏恶性的竞争。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还好，更多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 刘荫(电视导演)：今晚直播结束大概会是10点多，而我还要工作两个小时吧，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状态了。但是其实在工作中我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从内心我并不觉得这是“卷”。当你专心致志地做自己手头的事儿，低头沉下心地去做的话，就没有时间焦虑了。 小叶(国企员工)：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保持一个清醒冷静、客观的大脑，去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规划，找准自己的赛道。 话题三：你如何看待躺平青年 小雷(设计师)：躺平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避世的态度吧，就是说当你厌倦了在一个高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去工作或者生活的时候，你选择一种消极的态度去逃避现实。 小叶(国企员工)：我觉得短时间的躺平也可以让我们从内卷的浪潮中出来，留给自己思考放松的时间，但是长时间躺平的话，会让我们丧失斗志和激情，然后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陷入一种低落的情绪中，甚至产生一个恶性循环，这都是非常不利于身心健康的。 阿源(设计师)：当不当躺平青年是个人的选择吧，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不会选择去当一个躺平青年的，因为我觉得人还是要趁年轻的时候为自己的目标努力一下，如果人去躺平的话呢，可能视野会过于狭隘了。 小量(设计师)：无论是内卷也好、躺平也好都是过于极端的两种生活态度。怎么可能躺平呢? 韦韵(品控员)：我的梦想是能开发出一款受大家喜爱的新产品。有梦想的人怎么可能躺平呢? 小结：一句话心得 小叶(国企员工)：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肩负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期待。 胡军(基层公务员)：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为这片土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阿源(设计师)：秉持自己的目标和初心，然后继续往前走。 刘荫(电视导演)：每一天都努力做事，你就会觉得我这一天没有白过。 小雷(设计师)：静下心去想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可以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去发掘一些自己未来可以做的事情。 韦韵(品控员)：如何更好、更有意义地生活才是自己人生的追求。 材料三 就业，事关青年的人生选择。2022年6月，在四川宜宾学院，习近平总书记对同学们说，幸福生活是靠劳动创造的，大家要保持平实之心，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热爱劳动，脚踏实地，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得知你们118名同学毕业后将奔赴新疆基层工作，立志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我支持你们作出的这个人生选择。”2020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半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吉林考察，在一汽集团研发总院同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亲切交谈，勉励广大高校毕业生“改变择业观、就业观，找到自己的定位，投入踏踏实实的工作中”。 择业中有家国情怀，就业中有远大理想。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习近平同志曾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他以自己下乡工作的经历，勉励青年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1984年夏，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邀请暑期返乡的正定籍大学生座谈，谈到大学生报效国家的多种选择时，他表示，“基层更需要大学生，更需要人才”“我觉得在基层很充实，有干头儿”。 “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响亮的口号正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行动指南。近3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到地市级及以下地区就业比例约70％，到中西部就业比例约60％。 材料四 2020年7月，小夏从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他放弃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审计局选调生和年薪20多万元的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机会，选择扎根边疆。说服父母，克服高原反应，经过培训学习，2021年4月，他正式踏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岗巴县孔玛乡德庆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作为村里唯一的汉族干部，小夏的主要工作是推广国家通用语。他白天做工作，晚上加班备课，努力让课堂变得有趣。村民对于学习普通话很积极。经过几个月，成效逐渐显现——全乡组织村委会主任开会时，德庆村的顿珠是第一个用汉语写名字的。有次小夏生病了，很多村民在微信里用汉语向他发来问候。“那一刻我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小夏说，“与其说是我选择西藏，不如说是西藏选择了我，给了我一个实现自我价值和梦想的机会。” “我曾在云南学习生活过，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有很深的感情。那时我就决定毕业后到云南工作，为边疆地区的发展尽我所能。”谈到扎根边疆的初心。挂任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田蓬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的北京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小孙说。 而对小孙的校友、北京师范大学2020届毕业生小陈而言，初心的背后，是榜样的力量。“同为广西小山村长大的女孩。黄文秀师姐的事迹对我影响特别大。”如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镇二塘村担任村支书助理的小陈说。 “在我之前，学校连一个专职体育老师都没有。”云南民族大学2019届毕业生小黄毕业后考取特岗教师，成为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公郎镇公郎小学的体育教师。科学安全的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小黄每天都为孩子们的体育活动绞尽脑汁。“能为边疆地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出一份力，这让我无比骄傲。”她坦言。“今年7月，我在公郎小学的服务期就满了，但我会继续做一名扎根基层的乡村教师。能每天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是我最大的满足。”谈到未来的人生规划，小黄清晰且坚定。 材料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022年毕业季前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着力加强青年就业帮扶等5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在就业优先战略指引下。相关部门拿出真金白银，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社保补贴、税费减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次性创业补贴、场地支持、创业担保贷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出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发布岗位需求超千万人次；教育部组织开展万企进校园活动，要求全国高校“一把手”带头访企拓岗，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 各地也想方设法护航毕业生求职路，用短期政策杠杆换来长期人才效应，为当地长远发展积蓄宝贵人才资源。上海将推出2．5万套公共租赁房．为应届毕业生定向提供一批租金可负担、长期稳定的租赁房源；福建福州为外地赴福州求职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年期免费住宿；安徽合肥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的数字经济相关岗位技能培训…… 材料六 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与2015年相比，2020年大学生评价工作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中，“收入”的排位从201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11．8％上升到17．5％。与此同时，将“发展空间”“能力提升”“个人兴趣”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都略有下降，选择“发展空间”的比例从2015年的34．2％下降到2020年的30．7％，选择“能力提升”的比例从2015年的18．2％下降到2020年的16．2％，选择“个人兴趣”的比例从2015年的16．9％下降到2020年的13．1％。报告据此认为，相比于“95后”大学生，更多的“00后”大学生将“收入”这一物质因素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首要标准。 此外，将“舒适”和“稳定”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都有所提高，选择“舒适”的大学生比例从2015年的5．4％上升到2020年的8．8％，选择“稳定”的大学生比例从2015年的5．9％上升到2020年的8．0％。随着越来越多的职场人以“打工人”“社畜”等称号来自嘲，工作的舒适性和稳定性也逐渐成为更多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00后”是享受成长红利最为丰厚的一代，比“95后”拥有更优渥的经济条件，他们在重视财富积累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生活质量。相比于“95后”大学生，“00后”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可能会更加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另一项调研通过线下个人采访方式调查“00”后在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并将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本科低年级。调研发现大学生认为其所学专业与今后工作关联程度不高的现象较为普遍。正如就读于环境工程专业的陈同学所说：“我认为我们专业的对口岗位很少，一些同学会选择考环保局，但最后的录取人数很少，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我在以后择业、就业时基本上不会考虑与环境工程相关的工作，可能会更倾向于运营、营销类的工作。”调研数据显示，47．9％的受众预期今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关联程度在30％一60％的区间，42．51％的受众认为关联程度大于60％，9．58％的受众预期会小于30％，关联程度低也就意味着跨专业就业，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一些专业的招收人数与市场相关岗位需求人数不匹配，一些岗位人才稀缺，一些岗位又人才密集过剩，所以不得不去从事专业不对口的职业，学不能致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变相提高了一些热门行业的准入门槛，加剧了就业竞争。另外，即使对口就业，在学校所学与社会所需要的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给毕业生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材料七 论文写在大地 设计做在乡村 “我的毕业设计是一款桌游文创品，将湖头村养生文化编入游戏，好玩、好记、好传播……”2月27日，东华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大四学生刘晓涵，站在N市岔路镇湖头村文化礼堂前。做毕业设计的开题报告。 刘晓涵的灵感来自她脚下的土地．湖头村已有1700年历史。是葛洪后裔聚居村，1500多名村民中99％姓葛，湖头村后的大洪山学士坪一带，今天还保留着祖上葛洪结庐炼丹的遗迹和祭祀供奉的场所。她说：“养生文化结合年轻群众较易接受的桌游类产品，用年轻人的语言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意思!”而更令刘晓涵兴奋的是，湖头村也对她的设计充满期待，已经预定她的设计作为本村主打文创品。“没想到，我的毕业设计可以直接用在乡村大地上。比起以前凭空去做设计。更有成就感!” 以往各大高校的毕业设计多是“纸上谈兵”，今年，N市发起了“我在枫湖做毕设”——长三角艺术振兴乡村高校毕业设计联合行动，邀请设计院校以N市乡村为画板，设计毕业作品，并由大学生和村民共同推进作品的落地与转化。 目前，已有12所高校的60个毕业设计陆续落地N市。毕业生们从乡村人居环境、空间美学、产业升级、文化振兴、乡村品牌等方面选题。回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需求，既有落地的实体建筑项目，也有文创或乡村规划类的项目。 毕业生的作品要由村民导师、高校导师、企业导师组成的导师团来评分。打分标准也从单独的学术探究，延伸到商业价值、方案落地等多维度考量，更考验学生的实操能力。“你的设计中，河边护栏的高低有没有考虑安全高度，对小孩子是不是安全?发大水时的水位有没有考虑进去?”在下畈村，村民导师老周了解了安徽建筑大学安琪的毕业论文后提出的问题，给了安琪很大启发。 “以前的毕业作品大多还是比较理想化的．这次聚焦在乡村，我觉得要做到设计产品落地，就要为当地村民多考虑，比如适老化的改造、小孩的娱乐空间等。”浙江工业大学环境设计专业学生李爽的选题是在村里的“百草园”作景观设计，目的是宣扬中医文化，结合当前热门的治愈性景观，把两者融入到毕业设计中去。“村民导师打分不会看你专业的东西，我们做的设计，要让他们觉得真的能够实现，而且能为村庄带来帮助。” 写在乡间大地的毕业作品也吸引了商业资本的目光。在湖头村，东华大学毕业生郑蓉的作品《基于葛洪养生文化的盲盒IP形象设计》，让企业导师老褚下场抢设计。老褚是N市某办公文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他们公司的卡套植入动漫IP后，价格从3．5元提高到12元，老褚打算将这款毕业设计作品与文具产品进行结合。 “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我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看着自己的毕业设计作品落地，感到非常自豪。”安徽大学设计学院毕业生唐薇分享道。她和村民一起努力把“童趣下畈”这个毕业作品落地，用木栈道串联起的3个儿童游乐区域，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并最终打造成儿童探索自然、科谱学习的户外活动空间。“希望能长长久久地运营下去。”唐薇说。 “以前，学生设计出来的方案比较单一，设计出来的作品无法在市场落地。如今，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作品跟时代、社会、乡村有着紧密的联系，能通过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融入其中。”项目负责人之一，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陈教授坦言，“高校师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教学科研工作与地方发展需求相结合，是这批选题的意义所在。”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1月10日22点，杭州华星时代大厦，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主战场，灯火通明。 据悉，11月11日当天，阿里组建了5000人团队加班加点保障“双十一”顺利进行。为了防止意外，阿里这次为了天猫11·11购物狂欢节在各个环节准备了多达2000套的应急预案。支付宝2500多位客服坚守在电话、电脑旁，为消费者服务。之后三天，天猫客服人员也全员上阵，24小时为客户解答疑问。疯狂的不仅仅只有天猫，自11月8日到11月11日，当当网四天三夜决战电商“双十一”，进行“100小时不打烊”的疯狂促销。11月11日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双十一”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狂欢，也是电商行业的狂欢节，各大电商在一个月前开始准备。11月11日早间消息，据微博消息称，“双十一”购物节开抢不到六小时，5:49分，销售额突破100亿，比2012年提前了7小时49分。据此前消息，开抢一个小时时，支付宝总交易额突破67亿元，总成交量达到2500万单。其中，手机淘宝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0亿。 2．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12日下午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尤其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引发广泛关注。 全会公报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学界、市场一致解读为下一阶段改革纲领最大的亮点之一。以往被冠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被重新定义为起“决定性”作用，表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抓住最重要的“牛鼻子”，已经达成了共识，找到了方法，确定了方向。这意味着今后该市场做的要还给市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理顺市场和竞争的关系。可以说，市场定位更加清晰，市场地位取得新飞跃。 随着对市场定位的进一步明确，可以预见的是当前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棘手问题有望迎刃而解。一是杜绝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过多，造成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二是解决市场体制不健全问题，引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果将变得更加辉煌。刚过去的“双十一”网购狂欢，就是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现实印证。 2013年“双十一”。支付宝24小时成交额为350.19亿。5200万，9.36亿，52亿，191亿，350.19亿，近五年双十一交易额几何级的增长让人惊叹。当然，“双十一”的成功一方面源于其成功的商业模式，将以往厂家一渠道商一批发商一零售商一消费者的商品销售链条，直接压缩成厂家一消费者，商品价格的诸多中间环节加成被去掉，从而形成诱人的价格优势。淘宝电商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完全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一个最具有活力，政府干预最少的市场。“双十一”狂欢节更是完全是由市场供求双方自发推动产生的，正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真正体现。 11日晚间9时20分，淘宝加天猫的支付宝交易额突破300亿元，阿里巴巴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悄然来临”。马云现身现场时却表示，“数字不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关心的，我们最关心的是数字背后的东西，通过数字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背后，能不能够让中国的物价相对地通过市场手法进行调节；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背后，能不能够真正地帮助中国企业按需定制进行转型升级”。马云说，如果想要做，未来几年内做到1000亿元也不是做不到，但是更希望可以得到健康的数字，“把做五六百亿、做千亿、做万亿的能力，放到真正帮助企业转型升级上去，让整个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去运转”。 在“双十一”各色数据创纪录的大潮汹涌背后，有人看到的是电商大战的硝烟。有人看到的却是信息消费促进经济转型的曙光。而对于未来电子商务还可能会引发什么浪潮，现在还没有人胆敢断言。但既然阿里还将把“双十一”继续做下去，那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众多：B2C平台依然会把这个消费时点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平台之一，在抬高销售额的同时将网络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例提至10%以上。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双十一”狂欢效应为拉动内需创造了机遇，也让物流、支付、零售业甚至制造业在数据背后看到变革的可能，新的消费时点期待商业体系再升级。 3．有个朋友为一件事纠结。每天陪着孩子学习，小孩越来越有依赖感。没人陪的时候，孩子只会坐在书桌前发呆而无所适从。孩子与母亲脐带相连、血脉相通，“放手”成为剪不断的难题。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放手”，无疑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 “放手”背后是一种尊重，一种自信，也是一种勇气。父母对孩子的放手，与政府对市场的放手，情况不同，道理相通。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醒我们。“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充分放手，市场这个独立个体才能像杠杆一样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不能让政府“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做市场的“包办管家”，体现了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对自身发展的自信，也体现了对深化改革的勇气。这也恰恰契合了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传统思想，这样的“无为而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我们不能让“看得见的手”越位，要让市场在回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放手”并不意味着“放任”，让孩子独立成长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对一般自然规律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极端自然现象的妥协。潮涨潮落，无法阻挡。但当我们意识到“涛之起也，随月升衰”的客观规律后，一定会趋利避害，不让船逆潮而行。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有时会表现出自发性、盲目性和波动性。市场的逐利性也会导致盲目投资，盲目生产。我们只有用宏观调控的优势去抑制“市场弱点”，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难以形成。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5．下面是一则记者与D省经济学会副会长Y的访谈记录。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知道，过去的表述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现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Y：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继党的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和突破。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将其有限的经济资源配置起来，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的资源配置主要局限于家庭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自给自足的配置方式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在第一个千年中，全球的人均收入没有任何提高，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01%：从1000年到1820年的820年中，年均增长率也只有0.22%。而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后，从1820年到1998年短短的178年内，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21%，这个发展速度，是第一个千年的221倍，是第二个千年前820年的10倍。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我国1978年的GDP只有3645亿元，人均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到2012年，我国的GDP达到518942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接近10%。可以说，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无限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 记者：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新的科学定位，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规律认识上的深化，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 Y：的确如此。我们党对资源配置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深化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每一次不同的表述，都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深化。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亟需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对新阶段的改革实践给予理论指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必定会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推动改革实践深入发展。 记者：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涉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调整。市场与政府应有怎样的不同定位? Y：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为我们在改革的深化中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厘清了二者的边界。全会提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就是说，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这就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企业的干预、对价格的干预；同时要求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深化资源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者。 要知道，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乘数原理和加速数的作用，会造成周期性波动；二是垄断的形成会影响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三是无法保证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四是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五是形成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六是信息不对称也会影响市场效率；七是市场对解决公共物品问题难以发挥作用。在这些情况下，就必须由政府来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国际经济范围内，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记者：市场与政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会有哪些危害? Y：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政府作用的发挥，不是对市场作用的替代或否定，其一，政府作用往往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的。如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往往是通过变动利率、银行准备金率、税收与政府支出、公开市场业务等经济杠杆，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其二，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对市场作用的补充与完善，如政府对垄断的限制与管制作用，就是对市场作用的完善：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就是对市场作用的补充。如果处理不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是政府乱作为，过分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干预价格，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大幅度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发挥，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三是政府无所作为，市场秩序混乱，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无法形成。 记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等，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上述问题在D省也存在。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Y：D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发展环境较差的问题，突出的过剩产能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等等，其深层原因，都与改革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发挥不到位有关。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为什么能成为经济强省?关键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 应该说，在过去35年里，D省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作为一个东部沿海省份，改革开放的程度还不够。省委书记Z指出，D省发展的差距，实质是改革的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掀起新一轮改革高潮，对D省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当前，D省发展正处于过坎爬坡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突出矛盾和棘手问题，要实现跨越赶超，必须紧紧抓住这次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大力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机制。只有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发展中的许多难题才能较好地得以解决。 记者：在您看来，D省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Y：D省改革的任务很重，就目前来看，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更为重要。要知道，D省与先进省市的差距，并不体现在资源、区位、基础设施上，而是体现在改革上。再具体点，就是体现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上。所以，D省应着眼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喷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一旦D省呈现市场主体万马奔腾的局面，D省的奋进崛起指日可待。 6．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人多地少，没有交通、资源优势，早年曾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当年人们迫于生计，想出了“鸡毛换糖”这种不入眼的小生意，但也把义乌人的经商智慧和创造力给“逼”了出来。 当时他们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户，用自制的麦芽糖换取鸡毛，然后再把鸡毛扎成鸡毛掸子出售。“鸡毛换糖”，便是改革开放前义乌人所从事商贸活动的经典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义乌人看到山区农民需要小百货，就把“买卖”一步步做大，货郎担上的商品也越来越多。无论是“敲糖帮”，还是“背包族”，都是靠着双脚走出来的最早的商人，他们用“行商”的方式开启了义乌市场之门。 尽管当时经商并不被大环境认可，但是义乌的党委、政府没有扼杀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势利导，在1982年大胆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开放了小商品市场。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义乌成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这是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也是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义乌试点”实施两年多来，致力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特别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试行、一系列重大平台的建设、便利化体制机制的完善，为转型发展开辟了良好局面。推进转型必须持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改革成果，拓展改革效应；必须更加突出改革的国家级、综合性，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义乌在转型中增创发展新优势。 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义乌市研究制定了《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三年实施计划(2011-2013年)》及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义乌量身定制了“市场采购”这一新型贸易方式，适应义乌小商品市场“多品种、多批次、少批量，满足定向采购和即兴采购相结合的一站式服务需求，公司户和个体户并存”的特征。还制定实施了与“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相适应的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汇、工商等监管服务办法。同时，积极建设义乌商贸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国家小商品国际贸易区、着力打造重要的国家会展平台、创办中国义乌(坦桑尼亚)经贸合作区、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综合保税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建设具有“始发港”和“目的港”功能的“义乌港”、建设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和综合交通运输平台、加快实现航空口岸开放。 义乌在完善相关服务体系方面也有大作为。如创新电子商务发展管理模式：构建市场综合服务体系；提升市场商品质量，深入推进质量立市、标准化和名牌带动战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实质性提升；构筑优势互补的区域协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与国际贸易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完善城市综合服务体系。 义乌市工商局副局长鲍荣建说，2013年是“义乌试点”的第三年，各项工作正向“深水区”发展。“义乌试点”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建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它强调“管得住、通得快”，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培育者、呵护者、监管者，我们既要“管得住”，又要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如何做到两全其美?不妨以现有的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信用为抓手，在规则明确、监管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市场主体提供“自律为主、监管为辅”的宽松的发展环境。目前，我们正尝试开展商事登记改革，有可能实现注册资本从实缴制向认缴制转变、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转变，这种模式的推行，将会给市场释放出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以往注重单个城市建设走向更加注重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将越来越呈现“强互动”发展趋势，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也备受关注。 组织500名左右高水平教师在高校开展互聘任教活动，30万名左右大学生跨校修读1000门左右精品课程，联合共建校地校企研究院50个左右……2021年6月，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三省一区)教育厅联合印发文件，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在学生联合培养、教师互聘、协同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构建三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对于跨校选课，许多人并不陌生。近些年，秉承开放办教育理念，不少学校达成合作协议，相互开放部分课程，通过学分互认等形式打破了校际围墙；以“慕课”等为代表的在线开放教育平台集纳了许多高校的优质课程。技术的赋能，进一步打破了知识围墙。这些探索和尝试，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增进了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尤其是辽宁省近年来在省内高校间推行开放办学，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悉，2020年以来，辽宁省扎实推进普通高校开放办学，为做好这项工作，省教育厅建立推进开放办学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指导意见、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推动高校深化制度创新。此次三省一区联合开放办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开门办教育、开放办教育探索的一次拓展和升级，既有较丰富的经验借鉴，也有一定的技术支撑。 从加强学生联合培养到推动教师互聘互认，从推进协调创新到促进国际交流，三省一区开放办学，开放的不仅是课业资源，共享的不仅是师资力量。以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为重点，以深度协同和全面合作为抓手，三省一区合作办学是对办学关系的一次新探索，有望织就一张覆盖范围更大、辐射范围更广的教育资源网。 实际上，现代高等教育就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从加大国际交流合作到本土高校开放共享，从面向社会需求开放办学到引进社会资源合作办学，教育不断突破校门、国门的限制，也不断打破学与用的壁垒，提升着现代教育的开放化水平。三省一区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动校际、校所、校地、校企合作，可以说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 更要看到，教育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四地高校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不仅能为四地学子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开拓的视野，为广大教师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和流动空间，也必将激发出“1+1+1+1>4”的效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当然，推动开放办学，需要“风向标”，更需要“路线图”。以学生联合培养为例，开放办学若不能成功调动起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则开放合作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就拿曾火热一时的跨校选课来说，由于跨校上课不方便、不同高校间课程雷同、学分沟通困难等种种原因，许多课程最终参与者寥寥。学校的根本使命在于人才培养，就此而言，推动多地开放合作办学，一定要紧紧扭住人才培养这个“牛鼻子”，以学生需求和诉求为导向，让工作落到实处，避免“叫好不叫座”现象，更要避免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三省一区跨省跨校的开放办学千头万绪，不仅牵涉四地教育机构，也牵涉四地教育部门；不仅指向外部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也指向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这就要求四地和各高校间要超前谋划、统筹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仅要在课程研发、科研协同、平台共建上下功夫，打造有“含金量”、有特色的课程和项目，也要从体制机制方面做好沟通协调，为合作办学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惟其如此，才能以开放办学模式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区域发展注入人才“活水”，为全国高校的开放办学提供有益借鉴。 2．2021年5月21日，全球健康峰会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讲话指出，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仍在肆虐。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首要任务。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始终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此过程中，科技始终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利器”。 2020年年初，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面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的严重威胁，全国科技系统聚焦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设备和试剂等方向开展抗疫攻坚。7天内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14天完成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和审批上市。疫苗研发5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多款获批附条件上市。国家卫健委5月24日公布的最新疫苗接种情况显示，截至2021年5月23日，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1085．8万剂次。 从守护生命健康到助力工农业发展，从促就业助增收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多的民生科技于无声处改变人们的生活。 “过去用小镰刀，秋收要持续近一个月，现在几天就能完事。”J县种植户老韩去年种了300多亩水稻，借助北斗导航卫星定位，采用无人驾驶智能收获机来收割，大大提高了收获精度，减少了收割过程中的粮食损失。“如今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有气象站，田里有摄像头，实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苗情、墒情监测。坐在家里就能查看庄稼的生长状况，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两脚泥地往田里跑了!” J县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近年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数字化和可视化水平，曾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先进县”。“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先进技术向全县的107．6万亩耕地逐步推广。”J县县委王书记说。 这是近年来我国实施“藏粮于技”的一个缩影。“藏粮于技”不仅降低了种田成本，提高了作业效率，解放了劳动力，还使得粮食丰产、农民丰收更有保障。 “有饭吃”是第一步，保就业才能让千家万户端稳饭碗。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以科技创新带动就业创业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直播救急，数字化救命。”某护肤品牌创始人孙先生认为，直播虽然可以在疫情期间为商家带来订单解燃眉之急，但是数字化才是企业发展的未来。据了解，拥有数百家门店的某护肤品牌在2020年年初业绩曾下滑90％，靠“电商”加“直播”很快实现“V”形反转。不仅线上销售额激增，6月份线下销售额也同比增长54％。 在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模式以及点播电影等新兴业态的成功探索，带来一波快速的新型经济和就业形态。这些新的就业形式对应的新兴职业、岗位以及工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以及不断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现象下可能被淘汰掉的部分就业。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在交通出行方面，网上订票、微信买票、无线上网、自主选座、高铁订餐等服务载体日新月异，以广州站刷脸进站为典型的“黑科技”已经转变到机器人提供智能服务，智慧斑马线、智慧路灯、移动警务室、智慧交管大脑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体系的新技术让出行更畅通。 在法治建设中，信息技术与法治建设不断融合促进，创造了更高水平数字正义。2020年年初，许多当事人因疫情防控不能出庭参加审理，原本应该审结的案件被迫延期。面对这一情况，全国各级法院运用近年来“智慧法院”建设的相关成果，积极开展远程立案、网上审判、智慧执行，努力让公平正义不缺席、不迟到。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画卷在中华大地铺展。 3．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一边是防疫不能松懈，一边是发展不能停顿，如何统筹兼顾?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初见成效。 有位地方领导同志说得好：过去我们是无疫状态、“晴天”环境，可以放开手脚干活；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可能是“晴天”“雨天”环境并存。我们要适应“晴天带伞”的工作方式。下雨了，“一手撑伞，一手干活”；天晴了，把伞绑在身上，继续埋头苦干。以湖北为例，该省之所以用3个多月的时间使经济总量恢复至上年同期的八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晴天带伞”的工作方式，练就了“撑伞干活”的本领。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这不仅仅意味着时间较长，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常怀责任之心、谨慎之心，保持耐心和韧劲，着眼于“常”。过去我们是无疫状态、“晴天”环境，但今后出现零星散发甚至局部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依然存在，“雨”也许还会再来。首先我们就应当树牢常态化精准防控意识，养成“晴天带伞”的习惯。 “现在我们的商业已经恢复到90％以上了。”武汉某商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大会要求坚定不移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我们正是这么做的，也将继续这么做”。 他介绍，商场营业总面积有12万平方米，主要出入口都设置了红外体温检测点，设置了隔离区。同时每天安排消杀人员对重点区域进行两次消毒，随着餐饮商户堂食恢复，还增加了夜间消杀工作，对每天产生的垃圾定点清运、及时消毒。为确保空气流通，商场负一楼等通风不畅的部位在营业时间全程开启新风和排风。 作为一个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目前商场内商户都已基本恢复经营。“为了促进商业恢复，我们针对不同的商业类型分阶段、分种类，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租金减免政策，还举办了多场营销活动。”该负责人说，公司拿到了电费补贴，所在街道在指导防疫的同时，还送来口罩、消杀剂等多种防疫物资。 “我们对四季度很乐观，对来年、对未来都很乐观!’，该负责人信心满怀。 如果“雨”来了，就一手“打伞”、一手“干活”。触发预警后要迅速响应，各个方面、各项工作第一时间进入闭环流程，采取最有力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把疫情管控在最小范围，扑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不扩散不蔓延。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先生表示，“撑伞干活，说的正是如此”。 赵先生介绍，过去是应急性全面阻击，现在是常态化科学精准，过去是集中火力，现在是统筹兼顾，疫情防控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难度更大。我们进一步压实部门自我管理责任，当好健康“守门人”，守好“城门”、管住“院门”、看好“家门”。针对懈怠大意、防控虚化等问题，加大日常督导、集中检查、随机暗访力度，组织单位自查、部门督查、定期与不定期抽查，引导群众、第三方参与监督。对重大风险隐患点挂牌督办，跟踪问效，对整改不力出现防控漏洞的追责问责。 赵先生表示，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形势，集团党委及时审时度势，大刀阔斧进行调整和改革，加快构建多点多极支撑的业务布局——瞄准高端行业升级，成立经发投咨询公司，成立投资事业群和项目管理事业群，抢占新业态“风口”，着力开发智慧城市等项目，形成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商业模式，以更精细的服务打出项目建管“组合拳”。“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我们正全力冲刺四季度!” 有关领导也进一步强调，“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保持“晴天带伞”工作状态，建立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我们就能“防”得好，“控”得住，“放”得开，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4．“住了大半辈子的棚户区，今年终于在新房里过新年，真的是太幸福了。”孙翠华牵着刚从幼儿园放学的小孙子，没走几分钟，坐个电梯，就到了家门口。 57岁的孙翠华23岁嫁到H市，一直生活在L区的东片区。“那时候这里还没开发，周边到处都是菜地。我们全家主要靠种菜为生，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日子紧巴巴的。”孙翠华说，刚开始，全家三代人住在一间瓦房里，在瓦房边上搭个茅草屋就是小厨房，后来，条件好了一些，就翻盖了几间平房，一家人住房问题算是解决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孙翠华家所在的片区逐渐成为城中村，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基础设施逐渐落败，城中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 “城中村大多数都是自建房，外来打工者租房子的居多。下水管经常不通，污水横流。下雨时屋顶渗水，屋外积水还会倒灌。没有燃气，各家各户都是煤球炉子，做饭时间经常是烟熏火燎。”能搬进楼房住上新家，是孙翠华一家最大的梦想。 在东片区，这片破败逼仄的棚户区，曾经是烙印在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道深深的“城市疤痕”。如今，棚户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电梯楼房。在原先脏乱差或被污染的城中村和河道两侧，一座座公园和休闲场所拔地而起，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在此兴业、定居。 “为了又快又好地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H市全面强化统筹组织，成立项目指挥部，由相关领导担任项目指挥长，相关单位和部门积极参与，确保整个工作有组织、有领导。”H市棚改中心黄副主任说。 聚焦“住有所居”，加强民生之安。2020年，仅H市L区就新增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3402套。对46个城市老旧小区进行节能改造和环境整治提升，面积达90．07万平方米，惠及群众10488户，城乡居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有效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和品位。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H市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快项目建设。“在居住环境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商品房标准，高质量推进住宅楼建设，并借助先进技术，将住宅区打造成为智慧小区。在教育方面，L区已与优质幼儿园和中小学签约。另外，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也在同步建设中。”黄副主任说，项目一期工程预计2022年建成。 “推进棚户区改造，让低收入居民早日出棚进楼，不仅仅是一项重大民生项目工程，也是改善城区面貌、增强区域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H市财政系统致力于让安置群众从‘有的住’变为‘住得好’，在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城市建设的未来，棚户区改造还将继续温暖和呵护更多百姓的安居梦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H市财政负责人说道。 5．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人(今天伊朗、伊拉克一带)就已经懂得使用“0”来避免混淆，后来希腊人采用了他们的思想，使用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用的“0”这个记号。然而，“0”还有更微妙和深刻的意义。 对宰客行为“零容忍”、对乱收费行为“零容忍”、对虚假促销“零容忍”……这些年来，每当出现损害公众权利的违规行为，政府部门总会用“对某某问题零容忍”表达利剑高悬的决心。“零容忍”也跻身使用频次甚高的热词之列，简单三个字，铿锵有力，体现出违规必查、逢罪必究的执法态度。 “零容忍”的执法理念，给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场“静默的革命”：过去对那些苗头性、倾向性、打擦边球的违规行为，面子上过得去也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引入“零容忍”之后，则要求加大打击力度、扩大执法覆盖面，见微知著、防患未然，不因事微而纵容、不以恶小而不惩。10年来，“零容忍”已经升级为政府部门严惩违规行为的利器、保护公众权利的坚实盾牌。 2019年9月，广东肇庆高新区实施“行政审批零收费”。这是肇庆市内首个实施“行政审批零收费”的行政区域，在广东省内行政审批改革中也走在前列。 进一步看，肇庆高新区实施“行政审批零收费”，不仅表明了政府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也是政府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的体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是现代社会对行政管理的迫切要求。 要认识到，现代化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政府改革的实质就是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政府不仅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从事基础研究，很多人都有过相似的郁闷经历。申请科研项目时，若是前人都没做过的“突发奇想”，总会被评审专家问一个问题：别人都不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可若是已有领域的继续钻研，又会被问：既然人家都做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两个问题似乎都问得有道理。几十年来，中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部分领域追赶上了国际水平，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在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想要把钱用得有的放矢，似乎确实该问问：既然别人不做，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国科技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的重要时期，跟上国际前沿固然重要，但要想走向学术巅峰，必须有开山立派的创新，因此遇到跟踪研究的项目也应该问问：这种锦上添花是不是必须要做? 这个让人无法回答的两难问题，折射出的或许正是中国基础研究对自身定位的迷惑——现阶段的中国基础科学究竟在什么位置?哪些领域需要跟踪模仿，哪些方向期待从0到1的突破?而为了得到从0到1的突破，我们能否承受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 当美国停止大型对撞机建设，欧洲却批准建设欧核中心时，不知道欧洲的科学家中是否有人问过：美国都不建了，我们建了有什么用?10多年前，当美国物理学家们开始建设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时，不知道是不是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 面对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跟踪模仿固然重要，但我们也有必要认真考虑：拿出多少科研经费进行从0到1的研究是合理的?能不能多一些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非共识项目”?与之对应，我们应该设计什么样的遴选制度和评价体系去鼓励一部分科学家从事这样开山立派的研究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类研究单独划分出来，予以资助和评价? 作答要求

二、资料 1、正当众多媒体对获得500万元体育彩票大奖的神秘女士频频报道时，人们更多的是 对该女士不愿透露姓名及面容的较强的自我保护行为议论纷纷。于是，由这位特别的大奖 得主引发了人们对公民隐私权的广泛关注。那么，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呢?公民 又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呢? 2、为寻找相关法律，记者分别采访了北京问中律师事务所的方律师和北京陆通律师事 务所的付律师。 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利的一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有隐私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享有个人名誉权、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权。而 其他法律、司法解释中只表明保护公民隐私，未明确公民有隐私权。 3、针对个人隐私如何界定的问题，付律师谈到：我国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未作界定，即 哪些个人资料属于隐私，哪些个人资料不属于隐私、未作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公民不愿向 外界透露的个人或家庭资料就属于隐私，比如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等。 4、那么对那些高额的大奖得主而言，一些认为“神秘女士”获了大奖应该算是公众人 物，不应该拒绝媒体报道、拍照，也不应该不透露姓名，因为在以往的彩票获奖者中，不是都 有要求披彩戴花上台领奖，并且讲述摸奖过程，从而激发更多的人投入买彩票吗? 5、“至于公众人物的界定，法律上暂无规定。”方律师介绍说，对于公众人物的理解，人们 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他个人认为，公众人物应该是负有一定的职责，有 义务在公众面前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的人员，比如有的公务员，他所管理的事务涉及到社会 公众事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付律师也认为，对于公众人物，比如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 受限制的，我国法律规定官员的收入情况应向政府机构报告，对收入来源应做出解释；而普 通人则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至于大奖得主并非对社会公众负有一定职责，也没有义务 公开自己的身份和隐私。6、据了解，在我国民事法律中，隐私权是以名誉权的形式加以保护的。最高人民法院 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 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形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 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 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 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 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 权。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资料1早上，在松北社区食堂，滋啦滋啦的油煎声中，黄澄澄的油条出锅了！看着酥脆，闻着喷香，看下价格，只要2元一根。每天中午，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赵先生都在这儿用餐：“又便宜又方便。”价格实惠是社区食堂的重要特征。松北社区食堂是老夏开办的，在老夏看来，虽然价格便宜，但只要用心经营，社区食堂一样可以赚钱。社区除了当地居民，还有很多湖南、四川的外来人口，因此食堂主打粤菜、湘菜和川菜，一开始食堂只做午餐，随着固定的顾客越来越多，现在延长供应时段，覆盖早中晚餐和夜宵，销量增加也意味着收益增加。每天一大早，老夏就要扎进菜市场采购食材，“这个南瓜形状不太好看，但很新鲜，不妨碍质量和味道。”老夏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精打细算中降低成本，细水长流地赚钱。”近年来，S市不少居民小区渐渐兴起了这种服务居民的社区食堂。在一家名为“睦邻小食堂”的社区食堂里，一个全自动的煮面机械臂正熟练地取面、投面、翻转汤篓、加上浇头，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就新鲜出炉了。“我们可以自己在电子面板上选择味道，有荤有素，挺符合我们胃口的，也比较营养。”前来取餐的李先生笑着说道。他把餐品放到AI摄像头下，每道菜品价格自动显示，刷脸或出示餐卡，就能轻松完成支付。这家社区食堂是社区物业创办的，通过数字化运营，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数字化运营还能保证食品安全。”食堂负责人颜女士表示，按照市政府的统一要求，为加强日常检查，社区为每个开业运营的社区食堂配备了一名工作人员。同时食堂还安装了一套数字管理系统，将后厨操作规范、环境监管整合为一体，能实时查看食堂后厨情况，让顾客吃着放心。“我们做社区食堂特别注重声誉，要既实惠又安全。”颜女士说，“其实社区食堂赚钱不多，但通过社区食堂，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居民，为以后启动理疗、康健、看护、家政等服务项目打下基础。”酸辣土豆丝4元，青椒炒肉7元，花卷0.5元……走进S市佳苑社区便民大食堂，价格实惠，老年人就餐还能打折，如此物美价廉，食堂运营会不会亏本？事实上，不少社区食堂在成长初期单凭自身运营很难做到盈亏平衡，实现价廉物美，需要政府部门、社区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建这个食堂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问题，不以营利为目的。”社区康主任说，社区居民一共12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就有360多人，年轻人上班后照顾家庭的时间少了，老年人吃饭问题就凸显出来。为了更好照顾老人、减少年轻人后顾之忧，社区决定筹建食堂。在这里，60岁以上老年人每个月伙食费300元。其中由社区出210元，个人只需交90元，相当于打了三折。建设社区食堂是民生工程，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了，自然要改善民生，让每一个居民受益。康主任介绍，去年佳苑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过7800万元，用在社区居民身上的民生支出有5500多万元，其中就包括对社区食堂的补贴。“我们也经营对外业务。附近有工业园，他们对我们的食堂比较放心，我们就与园内一些企业合作，定制团餐、送餐上门。”康主任说，客流扩大后，采购、运营、管理等环节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了。“我市人口六百多万，三成居民是60岁以上老人，自己做饭不仅麻烦，也不安全；还有很多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往往没空进厨房。这是我市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社区食堂是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S市民政局陈局长说，“市政府安排财政资金，对考核合格的社区食堂进行补贴，不过还是有些食堂难以支撑。”龙湖新村的助老食堂由政府部门出资建设，日常运营则由一家公益组织负责。“我们长期从事帮扶老年人等群体的公益工作，共有1000多名志愿者，食堂建好后，政府部门第一时间想到由我们来承接。”组织负责人董先生说，“助老食堂，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餐只需5元，而每顿饭成本就要10元左右，成立初期，食堂每月大约亏损1万元左右。这让我们压力很大。”董先生说，后来食堂从政府那里领到了经营补贴，暂时缓解了食堂的经营困难，但董先生还是对未来有些担忧，“社区食堂不是一个单纯盈利的商业机构，还带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既要走市场化道路，提升自身造血能力，也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对它进行补血。”　　　　资料2“早就想买新能源汽车，可总是担心充电难。看到写字楼地库新增了10多个公共充电桩，我终于下定决心了！”受益于充电桩建设不断提速，K市市民李先生前不久得偿所愿，买下一台新款纯电动汽车。随着新能源汽车在K市越来越受欢迎，充电桩也发展迅猛，已经建成充电桩三万多个，车桩比接近2:1，市政府的规划是车桩比要达到1:1，但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充电桩建设的速度还是跟不上。”K市工信局崔局长说，“我市的充电桩建设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也正面临‘成长的烦恼’。”“家里的车位按年续租，没有产权。按以往经验，物业很难允许安充电桩，可这次却痛快地签了安装协议。”前不久，小钱终于在家门口安上了充电桩。这得益于K市出台的相关规定：用户安装充电桩时，物业需指定专人配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属地供电公司勘查现场，提供相关材料，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装是装上了，可是一波三折，等了两周多时间。”小钱说，在小区安充电桩要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需要填写一堆表格；用电和施工要进行可行性勘查，电力、消防、物业等都得到场，协调时间有难度；物业也设置隐形门槛，以走流程为借口拖着不肯办……“电力负荷不够，可以申请扩容，但扩容这笔钱谁来掏？”物业宋经理也有自己的顾虑。近年来，部分老旧小区已由市供电公司进行电力扩容改造，但改造后又出现了新问题，“私桩无人值守，管理隐患和安全风险都不容小觑，而且责权不清，出事谁负责呢？”宋经理说。扫码、缴费、插枪……在城郊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里，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正在充电”的字样，出租车司机钟师傅长舒了一口气。此前，他送客人到城郊，看到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电，就用手机导航寻找充电桩，发现周边充电桩很少，最近的离自己也有五六千米。钟师傅开过去一看，却是慢充电桩，充好电要五个多小时，怕耽误接生意，只好继续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家充电站，这里是快充电桩，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充好。“市区大概一两千米就有快充电桩，城郊就少很多，而且像这个充电站离主干道很远，开车找过来很不容易。”钟师傅的手机里装着四个充电桩应用软件，他解释说：“我们市的充电桩分属不同平台运营，就怕着急用的时候周围没有熟悉的充电平台，多下载几个应用软件，才能方便寻找和使用，就是操作起来比较繁琐、费时费力。”“新能源车主最怕啥？怕车子开半路没电，比没电可更怕的是啥？找到充电桩却充不了电。”张先生因为在充电站没法充电，只能打拖车救援电话。原来，这家充电站有100多个充电桩，张先生按操作说明，多次扫码充电，均显示乱码，现场也找不到管理人员。“有的充电桩设备老化，又没有及时清理，手机软件上显示还在，但实际上无法充电了。”一家充电桩运营公司的周经理说，“有的则是运营公司倒闭了。充电桩的安装成本和运营成本都很高，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如果公司的规划和实际脱节，公司就很难坚持下去，拆除也要一大笔钱，有的公司就弃之不管了。”“这是谁的车子，怎么停了这么久？”在一家停车场，保安小刘焦急地大喊。这家停车场共有150多个车位，其中21个是充电位。由于充电桩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在平时（8时至16时，电价0.6元/度）和峰时（16时至0时，电价超过1元/度），来充电的新能源车较少，而这期间正值商业广场经营高峰期，车位紧张，很多汽油车就会停到新能源车位上，但到了谷时（0时至8时，电价0.3元/度），前来充电的新能源车会增多，部分原先停在新能源车位上的汽油车没有及时开走，使得新能源车充不了电。“经常出现纠纷，我们也很头疼。”小刘说。小小充电桩，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民生。“充电桩关系到清洁能源革命和绿色交通发展。”崔局长说，“成长的烦恼总是在成长中化解的。”　　　　资料3走进F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老杨正在大棚内侍弄自己培育的瓜果蔬菜苗，一盆盆幼苗在阳光的照射下茁壮生长。“县农业农村局派了技术员点对点指导我们科学栽培、防治虫害，我们的菜苗成活率比以前高多了。去年一年，光种苗我们合作社就卖了500多万株，抛去各种成本，一年下来能有40多万元的纯利润。”说起去年的收入，老杨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以前我们只知道种自家的田，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几户人家成立起合作社。”老杨说，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但种植的作物怎么卖出去却让自己觉得力不从心。“幸好县里有关部门一路跟着服务，商务局派了工作人员指导我们怎样做电商，建立销售网络，让我们不愁卖不出去。”老杨说的是F县帮扶小微企业行动中的一部分，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促进稳定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和省里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我们县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文件，把帮扶小微企业当作‘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来抓。”F县王县长说。“作为小企业，我们市场竞争力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发展资金压力很大，是税务局及时上门解读最新的税收减免和缓缴政策，帮助减免了40多万元税款，解了燃眉之急。”未来食品公司蔡经理感激地说。未来食品公司主要经营糕点糖果批发。去年，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74万元，原本按25%的税率应缴纳企业所得税60多万元，由于符合小微企业条件，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实际仅缴纳企业所得税20万元左右，减免税额达40多万元，“有些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并不了解国家税务政策的变化，是县税务局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了我们这些应享未享户，切实给我们带来了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的温暖。”蔡经理说。在当地一家银行挂着这样一面锦旗：小微贷情系小微。这7个字饱含了一个企业家对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感激之情。送锦旗的老魏是县一家五金模具厂的老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企业连续停业2个月，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县政府组织多家金融机构主动服务受困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支持服务。银行刘行长说：“我们积极配合县政府的行动，通过信用评价扩围，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以信换贷’方式，将受惠企业范围由纳税信用A级和B级扩大至M级，推出多种个性化的信贷产品，最大限度赋能企业渡过难关。”2021年，全县共有183家小微企业获得信用贷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极大缓解。老魏的模具厂获得了银行线上发放的47.9万元低息信用贷款。“这笔贷款是旱日的甘霖，我们立即用这笔贷款购买开工原材料、支付人员工资等，给我们复工复产带来莫大的信心。”老魏说。县综合市场石材批发店的老板老黄，凭着不怕吃苦的劲儿，生意越做越好，老伴儿笔笔手工记账，很快就赶不上他们生意的节奏了。可石材批发店人手不足，雇人专门记账成本又太高。“近年来，随着国家跨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运营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王县长说，“但我们县小微企业离真正的数字化运营还很远，这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县政府主动接洽科技公司，对全县小微企业开展数字化经营专门培训。“目的是帮助小微企业尽快跟上数字化运营的时代步伐，不断做优做强。这是我们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王县长说。首场培训选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县综合市场，大家热情高涨，包括老黄在内的近百名企业家参加了数字化运营培训班。老黄很快学会使用数字记账软件，每日、每周、每月的顾客人数，收款笔数，单笔款项等一目了然。看到这些企业如此踊跃参加培训班，县政府又顺势而为举办了一系列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研修班，受到众多小微企业的热捧。“我们县小微企业居多，今后县委、县政府还打算聚焦募集资金难、招工用工荒、市场开拓难等问题，采取实际行动提升小微企业竞争力。我们要结合本地特色谋发展。比如，农业农村局正在协调推进提升商业化育种能力，加大力度培育抗病虫害的高产果苗。县里还打算找准产业发展方向，通过打造长途蔬菜冷链物流配送体系、发展蔬菜深加工产业等，凝聚小微企业，脚踏实地做大做强产业链。”王县长说。　　　　资料4周六一大早，东方镇文化站里有个身影正在忙碌，整理书报，摆放桌椅，打扫活动室……“以前农村追求的是富裕，现在不仅要富裕，还要文明。一处公共文化设施就是一个文化建设的阵地。”文化站站长老沈说，东方镇共有25个行政村和3个社区。目前15个村已建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相当于15个村级的文化站。“目前我们镇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不均衡，一些比较困难的行政村还没有建立公共服务中心。”老沈说。东方镇文化站设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订阅多种报纸杂志，活动室配备围棋，象棋、乒乓球台……场地虽小，功能可是一应俱全。“可惜的是，文化站只有我一个人是专职工作人员，下乡开展活动时，文化站就只好锁门了。”老沈说，光是去年，就组织开展了20多场文化下乡活动。对今后的工作，老沈有些忧虑。他说，现在文体活动的参与者普遍都是中老年人，很多年轻人忙于工作，觉得文化站设施老旧，文化活动没意思，还不如开办一些技能培训班、法律讲堂来得实在。有空的时候，有些年轻人也更愿意足不出户，通过手机或者电脑来搞定大部分文娱活动。“就说地方戏团吧。队员们年龄普遍偏大，几乎没有年轻人加入。”老沈很着急，“地方戏是我们镇流传了几百年的特色文化，如果发展到今天却没有人传承，就太可惜了。”　　　　资料5在李家村的生态农场里，几名头戴草帽的村民早就忙得不可开交。大家动作快一点，“上午要把最后一车运出去。”农场技师老卢一边指挥着工友装运蔬菜，一边说，“前来收购的货车就停在路边，清晨采摘，上午运送，保证新鲜。幸亏路好，叶子不会被颠坏、我们的蔬菜水果都不愁销路了。”老卢提到的这条路是李家村通往外界的村路，宽8来、长700米，是新修的沥青路，平整宽敞。三轮车、小汽车、货车在路上川流不息，最早是泥土路，一下雨就变成一片烂泥，又滑又臭，接着是砂石路，后来“村村通”时硬化成3米宽的水泥路，现在是升级改造后的沥青路，想起当时村村通工程把水泥路修到村口时的情景，李家村村支书老李记忆犹新：虽然水泥路只修到了村口，村子里还是泥土路，但大伙儿个个都夸党的政策好，祖祖辈辈出行难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没过多久，许多村民都买了小车，还有做生意的货车也多起来了，原来还算宽敞的水泥路很快就显得太窄了，两车相遇经常发生刮擦，甚至引发司机争吵，“村村通”变成了“村村痛”。为方便群众出行，县里启动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老李说，县政府提出要村村通沥青路，组组通水泥路，户户通连户路。李家村的村路经过翻新改造拓宽，从3米变成了8米，还建了两条水泥路从村子里穿过。然后又在每家每户门口修了一条小路连到村子里的水泥路上，现在车子每次都能坐满了。村里开客车的小张说，“以前道路狭窄，行人、摩托车都紧靠客车，自己开车提心吊胆，而且道路缺乏修护，坑坑洼洼。一路颠簸不停，让人很难受。现在新修的沥青路宽敞平整，乘客们很舒心，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在村里开着农家乐的村民小曾也是道路变迁的受益者。“现在道路越来越宽，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开车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以前一天只有两三桌客人，现在每天都有六七桌。”小曾说，“这条路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路，村路拓宽后，旅游大巴都能开进来了，大家都想办法发展副业，番薯酒、腊味、自制的‘土菜通过新修建的村路运到了一个个买家的手中。”“你看，自从道路改造升级后，我们这里也兴起了快递。”指着一辆运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老李说：“以前道路不好，我们寄快递，拿快递都要走很远的路到镇上去。”在老李看来，快递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提供生活便利，增加就业岗位，还意味着这个原本偏僻的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村村痛”又变成了“村村通”。看着村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子和行人，老李满脸笑容地说：“这条路不仅是修到了村庄，也修到了我们群众的心里啊！”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1、2000年6月7日，由某部某司授权，某网站推出了全国高校科技实力排行榜。6月8日，某市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在其网站——网大(netbig)和某报上发布大学排行榜的同时，还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上 百家新闻媒体发布了这一排行。此前，中国某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和一些媒体也曾搞过大学排行。 2、据网站自己介绍，与去年该公司进行的大学排行榜相比，今年的排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显著的改进：一 是以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会员为主的一批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了2000年榜的改进和研发；二是为了增强 可比性，评估结果不仅按照高校的办学层次，区别了重点与非重点大学，还按照国家有关学科的标准分类，分 别进行了13个序列的排名。 3、在采访中，某大学一位同学明确告诉记者：“里面有些数据与我们的了解有出入，不知该网站是从哪里 采集的数据。”据某大学的一位老师反映，现在大学的发展变化很快，排行中的一些数据已经过时，不能反映 学校现在的真实情况。 4、被访者比较集中的另一个疑问是排名的权威性。有人认为，向具有代表性的115位专家发放问卷，而最后 只有52位专家愿意参与，回复率只有 45%，不足半数说明它不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网大对此的回复是，国际 上一般的高回复率也仅为50%。 5、在网大的排行里，理科院校明显多于文科院校，以人文学科见长的著名学府——中国某大学只列在了第 25位。该校校长办公室主任何某说，网大选择的115位专家中，人文社科方面的专家只有37位。据有关专家介 绍，在网大的排行中，文科院校不敌理科院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估中有一项指标是物资资源的评估，主 要依据是人均科研费用的高低，而国家分配给理工科的经费要大大高于人文学科。网大的评选方法中有一条规 定，一部自然科学专著计为12分，而一部社会科学专著计1分。不少被访者对这种计分方法的合理性表示质 疑。 6、排名中的重点非重点与高考报名资料中的一批、二批录取的学校名单不符，也造成很多考生疑窦丛生。 一些相关机构接到了考生对此的咨询电话，问：“到底该听谁的?”教育部有关官员指出：“不是想做大学排 行榜的机构都有权做”。 这位负责同志介绍说，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不具有涉外社会调查资格的机构(外资、中外合资、外商投 资机构)不得进行数据调查统计活动，而且任何机构在未取得教育部认可的情况下，不得引用教育部的统计数 据用于商业活动。否则，“我们有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7、有关专家向记者出示了国家的相关文件，以证实民间机构从事高教评估活动的合法性。在第三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的文件中，有这样的内容：“在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管理预测和毕业生就 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的行业协会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中有这样的文字：“建立有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对高等教育的 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等提出咨询建议。”有关专家认为：民间机构的中立性质，有利于其进行客观公正 的评价。 8、教育部新闻发言人6月15日就社会上流行的大学排行榜发表谈话表示，不赞成在当前形势下对高校进行简 单综合排名。这位发言人说，对一所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声誉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名，是一件十分严肃和复杂 的工作。要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教育规律和我国的国情；要有正确的指导思 想、严谨的科学态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评估方法，并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和实践。 评估工作需要对高等学校多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和评估。评估结论要符合高等学校的客观实际，要 有利于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因此，教育部不赞成在目前形势下，把高等学校进行简单的综合排名。 这位发言人指出：当前，一些社会组织和机构采用简单的量化打分和小样本调查的方法，仅凭少数几个指 标，对高等学校进行综合排名，其做法和结论没有真实、客观、准确的反映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在高等学校 和社会上产生了误导和不良影响。 9、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排行是对大学工作的一种促进。有一所高校老师反 映，去年他们的师资排名比较靠后，学校对此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0、某校高教研究所的阎博士说：“我们要研究适合中国大学办学模式的、科学公正的排行体系。据他所 知，在美国大学排行刚刚出现的时候，社会上对此也有很多疑问，甚至争议。但随着该体系不断完善，随着社 会公众对此认识和判别能力的提高，大学排行逐渐成为社会认可度较高的高校的评价形式。目前，大学排行在 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大家对它的认识和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大学排行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系统工程，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另外，任何指标体系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不存在十全十美的 指标体系。评价指标的选择和采用，受到数据获得性的制约。况且目前还无法对大学办学条件、质量和效益诸 多方面进行科学采样，但综合评估还是要搞的，关键是尽快研究制定出一个大家公认的体系。 11、网民也呼吁，国家应尽快出台有关法律、法规，限制商业机构为商业目的草率进行的类似评比，并为可 能发生的侵犯学校名誉权纠纷提供法律保障。

二、资料　　1、受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青少年吸毒人口比重较大。据公安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90.1万在册吸毒人员中，近80%是青少年，其中16岁以下的就有1万多人，这些人有的是辍学学生，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校学生。　　2、2002年6月24日，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向社会公布，北京市今年前五个月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已达到去年全年审结的50%，其中吸毒人员年龄已降至11岁。这也是我市首次向全市人民公布开展禁毒斗争的情况。　　3、北京市从1992年至2002年6月共查获和登记在册的北京市吸毒人员有12000名，其中80%以上的吸毒人员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而警方透露，实际吸毒人员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另外，1999年审结的毒品犯罪中只有一名学生，而今年审理的案件中，学生毒品犯罪的已达8人。因吸毒、贩毒而诱发刑事犯罪和治安问题尤为突出，仅 1998年至1999年全市共发生因毒品违法犯罪诱发的杀人、抢劫、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350起。涉毒人员为筹集吸毒所需资金，胆大妄为，不计后果，不少大案要案都是这些人所为。　　4、从1999年到2002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共破获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4954起，抓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6667名。其中贩毒案件611起、878人；吸毒案件4343起、5789人。收缴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各类毒品14万余克，铲除罂粟957株；收缴毒资人民币265万元。从1999年至2002年5月，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毒品犯罪案件681件、996人，共审结655件、945人，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法的有86人，已对犯有运输贩卖毒品罪的7名罪犯执行死刑。　　5、从1992年至2002年6月，北京市抓获的毒犯有62%是外省市和境外人员，以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重大犯罪案件居多，女性涉毒犯罪突出。2002年头5个月，女性涉毒犯罪人数已为去年全年人数的76.4%，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中女性犯罪相对较为突出相比，涉毒女性犯罪人数是贪污等犯罪中女性人数的3倍以上。　　6、自2003年春季开始，全国中小学校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全面开展毒品预防主题教育。以前，中小学每学年都要开设"禁毒知识一堂课"，通知要求，要在此基础上拓展为两堂课，同时，学校要把毒品预防主题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要逐步形成对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学校主要领导要充分履行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学校无涉毒现象要作为综合评定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　　7、教育部、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扎实实做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教育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毒品预防教育责任制，要把毒品预防教育纳入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公安部门要和教育部门密切配合，使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观看禁毒展览、禁毒影视片，举行各种禁毒、防毒讲座和知识竞赛等，让学生了解毒品的危害和防范毒品的知识。　　8、据统计，云南省5年来共查破贩毒案件66978起，缴获毒品42.1吨，其中海洛因 33吨，平均每年缴获海洛因占全国总量的70%左右，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32926名，判处毒犯23467名，先后组织了20余次全省集中打击毒品犯罪的统一行动，召开了455场禁毒宣判大会，公开宣判了一批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5年来，云南在国家禁毒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努力开辟境外禁毒战场，大力推进禁毒国际合作。缅甸警方先后协助云南警方抓捕了谭晓林、尚朝美、杨明朝等人，云南警方抓捕了尚中海、李佳兰等 36名境外大毒枭和大毒贩，中缅两国警方在边境地区开展了11次联合扫毒行动，联合办案22次，捣毁了10个毒品和易制化学品加工厂。通过不懈努力，云南吸毒人员得到控制，并稳中有降。截至2002年底，全省现有吸毒人员4.8万余人，比吸毒人员高峰期的1990年减少15.5%。在创建"无毒社区"活动中，涌现了保山市10万名中小学生无一人吸毒的先进典型。　　9、目前，云南省已创建"无毒县"15个，"无毒社区"732个。1999年，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17个毒品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首的巍山县，通过几年的全面综合整治，巍山等地区毒品犯罪的嚣张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些隐蔽较深的贩毒团伙被打掉，群众的反毒品意识明显增强。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