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从来都是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题与主线。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围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地位，连续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既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推进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地处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中山市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渐渐缩小。乡村同样有便利的公共服务，城市同样有浓浓的乡愁味、互助情。 在中山市小榄镇沙口东路的全民公益园，堡垒型的建筑风格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说，它的前身是沙口粮仓的一座三层建筑及两个旧米仓，前几年才被改造成公益园区。 走进小榄镇永宁社区可以看到，这里的社区与城市社区基本无异，一栋栋两三层民居规划有序，装修漂亮。居民区不远处就是永宁社区文化广场，广场附近配备有休憩长廊、健身器材、篮球场。 小榄镇还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立居委会服务大厅、物业服务大厅、公益服务中心等，方便群众办事。 在中山市各乡镇，居民能享受像城市一样便利的公共服务。而在城市社区，邻里守望氛围也越来越浓。 在东区花苑社区，“爱心义剪店”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剪发，目前累计服务4万多人次；“志愿管家”服务则带动一批老党员和群众投身社区服务，传授文化课程、收集群众需求、化解矛盾等，成为邻里和谐共进的好帮手。 为了促进新老中山人社区邻里融合，当地还为辖区流动儿童开设“430”课堂，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4点半到6点，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学业辅导，还免费开设趣味英语、剪纸、绘画、围棋等课程，由大学生志愿者到学校接学生来社区上课。 花苑社区党委书记梁家荣说，调动社区群众的力量互帮互助，把“小社区”当作“大家庭”来建设，才能让老人们感受到更浓厚的邻里亲情，让年轻人更有归属感。 3．成都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市，平原、丘区、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就像一场中长跑。”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D说，如果把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比作一场中长跑，目前的成都正在全速前进阶段。 (1)铁中府河学校是成都市金牛区的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80％左右。 在成都，很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学生实现了“有学上”。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成都每年保障超过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30％的随迁子女入学，且其中超过90%都在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和成都市户籍学生一样可以享受各类教育政策和福利。 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均等，成都市还加大教育资助力度，建立和完善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不重、不漏、满覆盖”的教育资助体系，包括义务教育“三免一补”“免除住宿费”“营养改善计划”“鸡蛋牛奶工程”等近30种资助类型。2013—2017年成都市资助总额达到56．3亿元， 年均资助额一直保持在10亿元以上，确保实现“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的承诺。 要实现城乡处处都能“有学上”“上好学”，除了构建公平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城乡学校标准规划的统一也尤为重要。 “我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成都实际的地方教育办学标准，这是城乡学校规划和建设的参照系。”D介绍。 近年来，成都市在国家、省、市已有标准基础上，坚持“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原则，按照“全域成都”理念，构建起血大类24项教育行业地方标准。 2017年，成都市教育局会同市规划局启动了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修编工作，对成都全市22个县(市、区)进行统一规划，希望以“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图”的思路，共同打造“优教成都”。 (2)“在农村中小学标准化提升工程中，全县教育装备提升总资金9934万元、环境改造资金200万元、运动场改造共投入资金3395万元……”说起近年来的教育投入，蒲江县教育局局长杨忠云很是高兴。而作为成都西南边缘的农业县，蒲江县国内生产总值不到成都的1％，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10亿元。 杨忠云介绍，蒲江县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显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更得益于成都市以市域统筹的方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我们国家教育公平步入从机会公平到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的新阶段，而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相应的资源配置也应保持动态。”D介绍，成都市不断规划和统筹实施倾斜农村的新项目，同时为兼顾区域差异，形成了“中心城区给政策、近郊区县给补贴、远郊区县给倾斜”的推进思路。 一方面，项日经费实行分担和支持的“动态倾斜”制度。例如，为期3年、总投入40多亿元的城乡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中心城区、近郊、远郊分别承担100％、70％(或60％)和30％(或20％)，其余由市里承担。另一方面，则是制定《成都市中小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如今，在成都，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每两年就会有一次动态调整，并且实行市县两级共同保障机制，对牛均公用经费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中心城区所需资金由各区自行承担。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也建立了逐年调整增加制度。通过提升，2017年，成都市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已调整到6000元。 (3)教育教学质量的城乡差距，突出体现在农村学校“软件”上，师资水平配置还未同步跟上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 教师专业素质城乡差距明显。2009年，成都市农村音体美学科教师缺额超过45％，小学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初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的比例，农村与城区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且优秀教师数量城乡差异大。 师资困局如何破?如何实现统筹?成都在全市所有区县内推行教师“县管校聘”。每年年底，成都市所有中小学教师都会拿到一份成都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雇主”不是所在学校，而是一个叫教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的机构。该机构对城乡教师的人事、户籍、保险、工资等进行统一管理。 “县管校聘”把阻碍城乡教师流动的‘玻璃门’打开了。”成都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说，教师管理服务中心与教师签订人事合同，学校则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手握两份合同的教师们，彻底从原来的“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 教师由“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被教育主管部门派到学校任教，学校负责教师的日常工作安排与考核评价。不合格教师将待岗，甚至被退出教学岗位。 实现“县管校聘”后，温江区根据每所学校学生人数，重新核定每所学校编制，竞争上岗重新决定教师的去留，盘活了城乡教师资源。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全省“主干”的成都，正在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从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转变，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从学有所教向优教成都转变，立足这三个转变，成都将从“大城市带大农村”向“中心城区+郊区新城”的城市格局变化，实现城乡教育在各自健康发展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4．在沪郊最是“农味十足”的金山廊下镇，说起乡村振兴，听到最多的是“没有围墙”4个字：当地的郊野公园，没有围墙；农场就在公园里，没有围墙；农场与农家乐之间“农农结对”，没有围墙；民宿的“民”字，既是村民又是市民游客，“没有围墙”。这“没有围墙”4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沪郊推进都市型乡村振兴的一种特色，那就是融合式发展。 近年来，上海在郊区布局建设一批大型郊野公园，既“成规模、成系统”地保留保护沪郊的“乡脉、农脉”，又入深、入细、入里地清理和还原乡村的“乡风、乡貌”。金山廊下郊野公园是最先“开园”的一处。但廊下镇党委委员俞惠锋笑着说：“说是‘开园’，其实郊野公园根本没有围墙，公园规划覆盖了半个镇，而且与整个镇打通。” 不搞“盆景式”乡村振兴是沪郊一个十分突出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乡村最根本的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由此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和乡愁情怀。廊下郊野公园最主要的“景点”就是一处处特色鲜明、出产丰富、市场品牌上佳的农场。其中，有沪郊最人的草莓基地，尽可能广泛地汇集各地优质品种，使用专门的有机肥和生物防虫法，出产的“金山草莓”已在上海市场颇有品牌影响力；还有番茄工厂化生产基地，产量是一般薄膜大棚的5倍以上，产品口感也上佳。目前在廊下郊野公园21．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有20多家这类农场。 乡村振兴不能留下一处处“断头路”，沪郊的乡村产业链正在新的起点上延伸整合。在2018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廊下镇推出了一个“特色节目”：“农+农”结对。农家乐饭店与郊野公园里的这些农场联手，合作社“带着心跳”的新鲜农产品直送到农家乐的厨房，让农家“菜单”常订常新。 曹月芳是廊下镇的“文化达人”，当地的土布工艺、莲湘舞蹈等“非遗”项目，都有她组织和参与的功劳。曹月芳退休后主持推出了一处有特色的“民宿”，取名“江南莲湘”，并且把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概括成“八个一”的综合体验：学一节莲湘舞蹈、玩一个农家游戏、画一幅简易扇画、学一句本地土话、做一道农家点心、干一下农家小活、学一个节气知识、缝一个手工包包。 乡村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形态，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交流和融合。廊下镇党委书记沈文有几句话说得很生动：都市里的乡村，对村民来说是“我的家园”，对市民来说是“侬(沪语“你”的意思)的乐园”。“农+农”延伸到“农+侬”，城里的“侬”也融入其中。农房变成了客房，田园变成了公园，劳动变成了运动，而农房依然是农房，田园依然是田园，劳动依然是劳动。 廊下有一个“枫叶岛”，是上海有名的“网红”景点。与景点贴邻，有一处叫作“涵七”的民宿，其农舍的结构基本保留，市民游客人住的时候，农舍主人并不“撤离”，而是同在一个房檐下。而且，农家自有农家的自信，农家的老伯伯说，到了农村就要充分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慢节奏，千万不要再熬夜玩通宵，“年轻人，早点睡”。 在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的基础上，“城乡区别”已成为新的都市亮点。沪郊的乡村不仅要有形，更要有魂，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廊下的多处特色民宿，不仅有农家屋、农家园、农家菜，更有土布服饰、乡土版画、手工青瓷等民间体验，让人留得下来、乐得起来。用一位上海城里人的话来说，在郊区既要能够“养肺、养胃”，更要能够“养心、走心”，让人觉得“就是不一样”。 5．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有关“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最近几年，农村和城市更是纷纷谋求新的转变。对此现象，××报特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进行深入探讨。 ××报：现在，城乡交往更加频繁，然而城乡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似乎并未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卢晖临：改革开放确实松动了城乡壁垒，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交往的机会和频率增多了，但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缺乏实质性的互动。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接受打工人员的服务，但这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交往，无法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根本性的原因其实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虽然能进城打工，却难以变成城市人，在城市长久定居和生活，拥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报：农村人要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主导着话语体系? 卢晖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在这些年进一步扩大，乃至于农村逐渐丧失了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遍观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流杂志，农村题材要么就不出现，要么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种影响下，农村人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慢慢丧失了主体性，以追求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着城乡分化的加剧，乡村在文化价值上的边缘化会越来越明显。 ××报：如何化解城乡隔阂及其社会张力? 卢晖临：第一，政府要改变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将财政投人向农村倾斜。美丽乡村应当建立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上。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可以使农村逐渐成为农村人愿意居留的家园，而不是纷纷逃离的弃地。第二，对于已经进入城市打工，并希望成为市民的农村人来说，国家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无论是住房、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这取决于中国劳工的力量以及政府保护劳工权益的决心。 6．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能否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这里所说的“在地”，不仅仅指空间在地、职业在地、户籍在地，也包括“关系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系在地”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这是因为外来人口仍属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动无根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在城市已产生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水平较低，导致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与其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联系。可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动的过程。对此，我们需要采取“渐进策略”，注重为进城农民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其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在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政策和制度构建固然极为重要，但从政策运行的动态角度看，其实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性条件的积累和提供，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在现代社会，职场关联是城市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职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单元。但对于多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就业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关联。故在现实中，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职业关联，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颈。 透过对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关联的复杂性分析，我们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其自身的迁徙移动是否与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职业体系发生了密切的社会关联。只有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被纳人工业化和城市职业体系之中，才能够成功地进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近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面临的一大困局在于，农村人口面对不断降低的城市入门门槛所表现出少有的犹豫和徘徊，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购房的情况下，户籍入城就意味着失去土地。同时，城市居民已经没有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福利。随着就业、住房的市场化，尤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业、住房、粮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纳入了市场，其优越性明显下降。在此种情况下，农民更希望通过兼业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这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移”而不“转”的特点。在此情形下，进城农民自然很难生成“社区感”，其在地化进程也必然会迟滞缓慢。 中国社会，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的在地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人城市生活，我们应持久努力地推进这一进程。 7．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度条”在加速。无论是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农村城镇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乡村止积蓄着变革的伟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更为乡村振兴的“质变”吹响了有力号角。 但是，城乡的二元发展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周期，这也注定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眼前工程、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城乡融合，绝不只是图纸上将城与乡圈在一起，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如何使那些曾经让城市繁荣起来的要素能以比较低廉的成本顺利进入农村发展进程。 乡村振兴，最终旨归是“人”。农民如何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具体的规划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是不是真正“融”好了?需要时刻注意和校验。换句话说，绝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思路建设农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农村，而应该因村制宜，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乡村的个性。既要留住乡村的“形”，全力恢复乡村历史质感、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更注重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只有在实战中琢磨出实招，在干事创业中凝聚合力，城乡的真正融合才能实现。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所谓学术腐败，实质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学术权力所进行的一种不当谋利活动。产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些学者把自己也当作了“经济人”，因而具有谋利的倾向。其次，学术研究的权威化导致了学术权力的集中化，这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条件。再次，学术体制的行政化导致了学术评价的外行化，也导致了学术研究目的行政化，人们进行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取得学术成果，而是为了行政职位升迁，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腐败就有了一种外在动力。第四，学术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加重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治理学术腐败，有不同的措施和对策，但笔者认为，结合中国国情，用“公开化”手段制约学术腐败应是最有效的。所谓“公开化”，就是阳光化，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约学术腐败，就要将有关方面的信息和情况尽可能公开。公开是产生公正的基础，通过“公开化”，可以发挥各方面的监督作用，对搞学术腐败的人形成舆论压力，必然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当然，在学术评选等活动中，能否真正将有关过程和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也是一个有关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因为任何一项措施的实行，总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规则本身就是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所以，治理学术腐败，最终是与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密切相关的。有了理性精神，就能保证规则制定的有效性；而有了诚信精神，就能保证规则执行的有效性。治理学术腐败，深层次与国民性的改造也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理性和诚信，就只有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就没有国家利益，最终也就没有了个人的长远利益。 2．眼下的学术丑剧，播出密度绝对超过任何一个电视连续剧。令人唏嘘不已的“史上最牛连环抄袭门”尚未谢幕，井冈山大学学术造假又再次粉墨登场，继2009年因70篇造假论文被杂志撤稿一夜成名后，又以39篇论文被撤的“实力”而重回舞台中央。其实传媒和公众舆论对学术腐败的监督批评并不少，也不乏西安交大六位勇揭家丑的老教授那样的侠义之士仗义执言，奔走呼号，举报到底；甚至也不缺一些或坚决果断或堂而皇之的惩处案例。但令人疑惑的是，在眼下的中国，学术腐败的生命力竟然如此之顽强，堪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出丑剧的上演，总会有人找到幕后的推手，比如过于功利化的科研评价，比如科研人员的道德沦丧，比如惩戒机制的不够完善。但是，比这更能刺激学术腐败的力量源于某种现实的悖论。在一些学术机构，本该视学术腐败为仇敌的学术委员会，却成了学术腐败者的“保护伞”，拥有处置学术腐败的权力，却对发生在自家的学术腐败极尽袒护之能，对清扫门户的举报者百般阻挠甚至威胁。如此景象已然遮蔽了一个正常学术圈子的本来面目，其情节、逻辑、结局与官场的腐败极具相似性。腐败一举报一包庇一劝阻(或报复)，把这个链条的两头相连，就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介入，这个封闭的系统便牢不可破。因为举报的被劝阻，“腐败”便肆无忌惮起来。这种来自权力的袒护甚至“鼓励”，比任何道德评判和指标评价都具有力量。 3．现象之一：七拼八凑编教材 数十年来不换“芯”据报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经达到500多种，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种之多。其他如：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文学原理、大学语文等学科也有相同的情况，一些理科的基础教材也大多如此。那么，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记者采访了一位同门师兄，这位师兄硕士毕业五年，已经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向记者透露，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后来编教材简直成了套路。他告诉记者，编教材既不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做这种事，便找来几个学生，给他们定一个大体的框架，让他们具体操作便是了。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如前所述，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把它当作“靶子”批判的。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中国的大学生们。现象之二：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都成了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报考者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则宽松许多。据该大学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老师介绍，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据介绍，该大学化学系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在该专业读博士，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大学当中也极其普遍。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评说这种现象，“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犹如医学上的近亲繁殖一样，其结果必然带来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不仅如此，硕士导师和自己一起读博士，或者本科同班同学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种学术乱伦，也带来了学术水平的畸形发展。”这位研究人员介绍，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绝对禁止的，同一学校的学生一般不赞成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国各个大学招收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本校的学生。学术的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已成为某个圈子的“学术”，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以及学术向生产力的转化。现象之三：扯虎皮做大旗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令记者钦佩不已。该学者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记者，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做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者，自称是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唯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耻笑。翻看许多高校学者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许多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者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个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等头衔，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现象之四：泡沫泛起浮夸盛行有人称，中国的学术为“注水”的学术，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数量，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问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现象之五：内定奖项玩弄学术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者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钱，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2004年，某知名大学哲学系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优秀成果评奖(1994—1998)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该获奖者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又获得一等奖，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曾经轰动学界的《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学者“读书奖”也被多名高校学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评奖的人既是候选人又是评委。学者杨某对记者说：“其实这里指出的高校及学界的评奖腐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恶心现象呢?”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要当国家主席，或者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的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干着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在当前学术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更不乏一些申报者的选题暴露在评委面前而被窃取的事情。”现象之六：凑数评职称折腾争教授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比如北方某著名大学就有明确的政策出台，讲师的住房二室一厅，副教授的住房是三室一厅，教授的住房则是四室一厅，博导的住房是四室二厅。为了评上职称，大学教师中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的大有人在。该校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一位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与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报的材料中竟然抛弃合作者；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四处挂名(即别人写了论文，请求人家在发表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属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论文篇数)；有的教师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文章，也拿出来凑数；还有的教师把自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又充当一篇论文；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属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外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师，就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分别在几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5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再论比较文学消亡论》、《三论比较文学消亡论》、《比较文学消亡了吗?》、《驳比较文学消亡论》。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现象之七：剽窃不知羞抄袭家常饭“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传统，更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4．63岁的祝国光博士至今还记得，当初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看到有关中药和西药对治疗心肌梗塞疾病具有同等疗效的学术论文时，那种难以言状的兴奋之情。时隔数月，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水平非同寻常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浙江大学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大约在2008年10月底，旅居荷兰的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教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揭露浙江大学中医学院博士后贺海波论文造假的消息，立即上网搜集了与贺海波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发现这些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具有明显的造假痕迹。我们先来看这一组文章的“奥秘”—2008年5月，德国《NSA药理学》杂志刊登以Haibo He(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慢性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其他作者包括Limao Wu(吴理茂)、Lianda Li(李连达)，其中，吴理茂是李连达主持的浙江大学药学院的药理实验室主任。根据文章所揭示的实验过程，课题组人员对小鼠进行开胸，人为地造成小鼠的心肌梗塞。然后，将这些小鼠分成若干组，分别服用中药丹酚酸B和西药贝尔普力数周时间，采集药理实验数据和病理切片。实验结果显示，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治疗心肌梗塞的药理作用是相同的。对于中医学界而言，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药学理论令人振奋，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它使得饱受非议的中医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地位。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因为另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出现了“穿帮”的镜头—波兰《药理学通报》杂志2008年第60卷刊登题为《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大面积心肌梗塞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作者依次为：Hai—Bo He、Li—Mao Wu、Lian—Da Li等6人。其实验过程和目的与上述文章所反映的情况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前者针对的是慢性心肌梗塞，后者针对的是急性心肌梗塞。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验，实验数据竟然高度一致。“两个不同的实验，对小鼠用药的剂量不同，时间不同，获得的数据却相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祝国光分析说，“要么是只做了一个实验，一篇论文原封不动地拷贝了另一篇论文的数据；要么两个都是假的。至少其中一个是假的。”《NSA药理学》杂志主编米歇尔(Martin C．Michel)教授和《药理学通报》杂志主编拉森(Wladyslaw Lason)教授在接受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剽窃和一稿多投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应该严肃处理，因此，我们对贺海波等人发表在我刊的剽窃文章，给予撤销。”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祝国光还发现，2008年3月，荷兰《人种药理学》杂志发表Haibo He、Limao Wu、Lianda Li等7人联合署名的文章《丹酚酸B对于大鼠大面积心肌梗塞的心脏保护作用》，单独论证丹酚酸B治疗心肌梗塞的药理作用。但这篇论文也是假的，其数据完全是从上述以贺海波为第一作者、发表在《NSA药理学》和《药理学通报》上的两篇论文中克隆的。荷兰莱顿大学生物学系主任、《人种药理学》杂志主编Rob Verpoorte教授给记者的书面复函说，该篇论文已被撤销，并且就此与浙江大学进行了交涉。此外，2008年3月，由Haibo He、Limao Wu、Lianda Li等7人共同署名的发表于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的文章，所用的数据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于上述三篇文章中的数据。《本草疗法研究》发现这篇论文的造假事实后将其撤销。主编伊丽莎白教授告诉记者：“作者使用了其他科学家的数据，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撤销这篇文章。我们对这起事件非常认真，因为它是科学的欺诈行为。” 5．2008年10月11日，湖北某高校研究生贾某搬出了自己的行李。校方正式取消他的研究生学籍，贾某因剽窃他人论文被开除。9月22日，一篇名为《剽窃示众：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贾××》的帖子在网上刚一发表，就迅速流传开来。该帖称，贾某2005年在《理论月刊》和《大庆师范学院》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鸦片贸易在华泛滥的经济视角思考》《翁通稣“罢退”之原由》，均系原文抄袭自西北大学内部交流年刊《史林新苗》，原标题分别为《1840年前鸦片在中国泛滥之原由新探》《试析翁同稣“罢退”之原由》，作者分别为王某和杨某。9月26日，作者王某发出《就剽窃事件答复贾××》一帖，其中道出贾某赴深圳找过杨某，并附上贾某发给自己的道歉信全文。此帖一出，网上讨论迅速白热化。网友们提供的资料，描绘出贾某一路走红的轨迹：2002年考入湖北某高校，本科四年，除学校的诸多奖励外，他还获得全国青年演讲大赛一等奖等30多项荣誉，连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奖学金，2006年，贾某被保送该校研究生，同时还担任了本科班的辅导员。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四方天井，琴韵书声。在李祖村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内，孩子们正在乡恋学堂主理人小梦的带领下，读线装书，体验活字印刷和古法造纸技艺。2018年，来到李祖村的小梦被村里的田园风光和淳朴乡风所吸引。“看到村民们的恬静生活，我很受触动，当时便萌生了在村里办阅读空间的想法。”小梦说。有了想法，还要解决场地问题。在村干部帮助下，小梦联系到了这座百年四合院。然而，“这里长期作为堆放物品的仓库，外立面斑驳，墙体也发生了倾斜。”小梦回忆。发愁之时，后宅街道及时伸出援手。“当时，街道组织对墙体进行修缮，帮了我们大忙。”小梦说。不同于一些村子的大拆大建，李祖村对传统古建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在保持整体结构不变的基础上，让村子“不变味、展新韵”。阅读空间的建设是李祖村在“千万工程”推动下实现整体更新改造的典型案例。谁能想到，如今在大家眼中文明有礼、美丽整洁的李祖村，曾经被当地人称为位置偏远、缺乏活力的“水牛角村”（意为看不到发展希望的穷村庄）。“20年前，出门走的是烂泥路，房前屋后杂草丛生，喝水得从井里打，池塘又黑又臭。”村民老杨回忆，“村里人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李祖村人。”2004年，在“千万工程”政策的带动下，李祖村以整治村口“臭水塘”为突破口开展水体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在专项资金支持下，村里一边逐个清理池塘底部的污泥，让池水恢复清澈；一边铺设供水管线，让村民家里能用上干净安全的自来水。经过一年多整治，村民们惊喜地发现池塘里的水变干净了。“住在池塘边成了一种享受。”池塘附近的居民说。水质变好只是第一步。2005年，李祖村启动包括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等在内的“小五化”建设，为连通城区的道路铺上水泥，开展管线综合治理，增容布点近10台变压器。沿着村路安上的路灯，不仅让村庄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心里更加敞亮。随着“乡村变美了、生活变好了”成为村民们的共同感受，大家的心态也从“要我建设美丽乡村”向“我要建设美丽乡村”转变。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令人头疼的垃圾分类，通过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有了显著改善；住房困难户、危旧房拆迁户们搬进了舒适的小高层，他们曾居住的危旧房地基上，造起了全村共享的公共空间；历史悠久的老宅旧屋，则由村里精心修缮和改造，打造成年轻创客的创业空间。现如今，走进李祖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繁花似锦、绿植遍地，让人心旷神怡。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李祖村获评“全国文明村”“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等荣誉称号。【材料二】穿过共富广场，走上一段石阶，生机盎然的栀子树下，藏着一家人气颇高的糖水铺。“咱们家的糖水都是现煮现熬，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南瓜挞。”店主小红正向到店的客人热情介绍。去广东佛山打过工，也在义乌市区开过店，谈到为什么最后选择李祖村？出生在湖南的小红回答得干脆：“第一次来李祖村，我就被山坡上金灿灿的油菜花吸引。”吸引她的不只是山间的美景，更有村里无处不在的温情。与李祖村初识之后，小红的身影便常常出现在村里，挑选衣物、学习扎染、感受活字印刷……“慢慢地，我和村里的创业者们成了好朋友。”小红说，“他们对于乡村的情怀感染了我。”2021年3月，小红又一次来到了李祖村，不过这次她并不是以游客身份出现，而是要为新店选址。“村里的生活，温暖而有趣。成为‘新村民’后，大家都会主动为村里想点子、出主意。”小红说。为了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李祖村没少下气力。外出调研，吸收外地的既有经验；寻找团队，持续培育孵化乡村创业者；制定政策，出台免房屋租金、给予项目启动资金等优惠条件……“村子要想有活力，就需要一群对农村有情怀的年轻人。”李祖村党支部书记说。日益浓厚的创业氛围，也激发了本村人干事创业的热情，小锋便是其中之一。2023年2月，在电商领域打拼多年的小锋回到李祖村，路过村口的生机花园农场时，里面的果蔬、鲜花和观景树让他无法挪开脚步……“没想到村里有了染坊、咖啡馆，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小锋感慨。于是他有了回乡创业的念头：在村子里开办一家生态农场。联系沟通、选择地点、签订协议……从创意到生意，他只用了4个多月。2023年7月，在村里流转的75亩坡地上，小锋开始了新农人生活。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得干到晚上8点才回家休息，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收获时，他还联系村民帮忙采收，并支付报酬。“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带动乡亲们一同致富。”小锋说。目前，李祖村已经有200余名青年在此创新创业。【材料三】策划演唱会、举办共富“村晚”、组织共富市集……一段时间以来，李祖村内各类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赢得了人气、获得了好评，而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职业经理人小谢的出谋划策。小谢与李祖村的牵手，源自一场双向奔赴。2020年，Z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召开前夕，李祖村原村主任主动找到小谢，邀请她来李祖村当乡村运营职业经理人，而当时已经策划了“大陈小集”等文创区域品牌的小谢，也希望能够为李祖村的发展贡献力量。2020年7月，小谢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来到李祖村。团队沉下心来，从招商、创业者管理、宣传推广、活动运营等环节入手，深度挖掘乡村潜力，带动发展了“十亩时光露营基地”“妈妈的味道美食街”等一批文旅项目。在进村的路上，有一个卡通人物形象引人注目。它以梨为形，笑脸盈盈，仿佛在跟每位进村的人展现着李祖村的热情与活力。作为李祖村的品牌文化形象，它有个特别的名字——“有礼的祖儿”。谈起这一品牌文化形象的诞生，李祖村的乡村策划师小李直言“不易”。“最初，村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打造品牌文化形象。”小李介绍。2021年，“有礼的祖儿”在文博会上精彩亮相，提升了村子的知名度，这一做法才慢慢被村民接受。在“有礼的祖儿”小程序里，村里56家农创客品牌正在陆续入驻，点开“创客之家”，各家店铺的详细介绍、联系方式一目了然。注册登录的游客，都可获得李祖村“云村民”的专属身份，和原乡人、归乡人同享积分兑换商品折扣的优惠服务。“后续，我们还会为各个品牌制作二维码标牌，张贴在实体商铺门前，将游客导流到线上，吸引更多‘云村民’共同参与李祖村的乡村建设。”小谢说。如今，线下，“有礼的祖儿”融入村子的文创周边产品、指示标识等，使村庄更年轻；线上，“有礼的祖儿”不仅为创客、访客服务，还推动着乡村治理的进程。打开小程序“有礼的祖儿”，村民不仅可以表达诉求、提供建议，解决邻里纠纷、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等问题，还能够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进行投票等。【材料四】Z省有700多条风景线，2000多个特色精品村，走在其中，“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光”。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圈”“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等级公路比例100%……Z省乡村的今日之景，与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Z省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密不可分。20年间，“千万工程”持续深化，Z省历届省委、省政府久久为功。2003-2010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示范引领，主要以村庄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推动广大乡村更加整洁有序；2011-2020年，“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主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推动广大乡村更加美丽宜居；2021年起，“千万工程”步入“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新阶段，重点是提升乡村产业匹配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城乡发展融合度；2023年，Z省提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把提高县城承载能力与深化“千万工程”结合起来。在不同的阶段，“千万工程”的恒久使命就是“破题”，为乡村发展寻找最适合的答案。而越来越多的乡村，也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价值。松阳，长三角区域传统村落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他们不急着把农村变得像城市，而是实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与“拯救老屋”行动，大批老屋被修复改造成精品民宿、艺术家工作室、乡村博物馆。义乌，当地人有着活络的经商头脑，农创客、乡村职业经理人出现在乡村，他们在村里的老旧厂房和闲置农房里创业，村民因此有了房租新分红、就业新机会……在第17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上，缙云县壶镇镇联丰村党总支书记概括了“千万工程”给村里带来的三重变化：“第一步变干净，第二步变漂亮，第三步有特色。”特色由何而来？村口的烂泥塘变成了荷花塘、沿线开发卡丁车项目，带动村集体经济由负转正，连年分红；村里每季度评选美丽家庭，村民们踊跃参与、暗自较劲的过程，也是共建共享家园的过程。【材料五】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一条条指令从指尖发出……走进J市南湖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内，“民声一键办”专席上的工作人员正在井然有序地“派单”。“我们将110报警平台接到的非警务类事项，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的投诉类、求助类电话，基层网格员、社区干部等上报的疑难矛盾纠纷线索等都汇总在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平台，并通过该平台向各镇、街道分发指令。”南湖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6月7日凌晨2时许，有群众称经开区塘汇街道鸣阳路茶香坊某烧烤店声音太吵，影响参加高考的学生休息，接报后塘汇街道民声服务队赶到现场劝说，并跟老板沟通高考期间提醒食客尽量降低声音。上午，队员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对附近深夜营业的夜宵场所逐一开展走访宣传，提醒经营者和食客在此特殊时间段积极配合。J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以前碰到这类事件，群众不知道找谁能尽快解决问题，“民声一键办”改革以来，以公安110接处警体系为样本，参照公安机关110指挥中心、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模式，对“市、县、镇（街道）”三级社会治理中心进行改造提升，健全7×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全时全域全量接收、流转“民声”事项。没有打错的热线，只有顺畅的对接。群众无论打哪个电话，内部都能无障碍流转，诉求一一得到解决。7月6日晚，J市独山港镇民声服务队接到一条指令：独山港镇三兴大酒店路口有很多人摆摊，影响群众出行。民声服务队队员小陈前往处理，他来自J市综合执法局独山港中队，熟悉该类占道经营的情况及处理流程，抵达现场后，即刻处理完该事项，现场秩序得以恢复。“专业力量的合成，可以让处置更快，效率更高，做到有的放矢。”J市独山港派出所所长说。J市全市已建立72支即时响应、协同处置的民声服务队伍，拥有各类人员1341人。针对专职队伍组建之初现场应变能力不足、处置流程不熟等问题，由属地派出所通过“双处警”“跟班作业”等形式进行传帮带。建立前后方一体化支撑机制，打造“警云达”远程应用，当民声服务队遇到“疑难杂症”，民警可全程线上指挥，远程指导服务队开展各项工作。在此基础上，吸收“红船义警”“蓝天救援队”“老娘舅”“民声大姐”等具有专业技能的社会力量，协同开展群众受困施救矛盾纠纷化解、心理健康疏导。针对流转事项中86.33%是矛盾纠纷的特点，J市将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调解能力、较高群众认可度的民声服务队队员培养成人民调解员，亮证上岗，可以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人民调解书》，提高了调解的权威性和效率，也调动了队员的积极性。流转只是起点，解决才是终点。J市建立受理流转、提级盯办等一整套监督机制，并在全省首创签收率、分流率、反馈率、办结率、回流率、投诉率等“六率”质效评估机制，纳入平安考核。同时，“民声一键办”机制使职能部门与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为群众办事解难更有针对性，增强了社情民意感知能力，使“一件事处置”向“一类事预警”转变。嘉善县万洋工业园，入驻企业110家，常态用工8000余人。为快速处置园区内涉企纠纷，嘉善县自主研发“E企快”小程序，指令职能部门和园区物业企业负责人同步开展处置。工作人员通过小程序接受指令，在小程序内一键确认“签收”，到达现场后确认“到达”，处置完毕时反馈处置信息，系统也会一直跟进，直到彻底化解。自“民声一键办”改革以来，J市全市12345、110与基层智治综合应用平台流转事项7.82万件，12345受理诉求类事项同比下降21.3%，各类“民声”事项办结率达98.1%，其中营商环境事项一次性化解率达99.08%，占比较高的劳资类、消费类纠纷事项办理时限分别从10个、7个工作日都缩短为24小时，“民声”诉求得到了更快、更好、更精准的回应。据第三方机构测评，群众满意度达99.1%。“‘民声一键办’的深入推进，有效将各类‘民声’事项解决在基层、处置在源头，走出了警源治理的J市路径。”J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材料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枫桥经验”从涓涓枫溪流淌至全国各地，走过半个多世纪而历久弥新，久经检验依然生机勃勃，它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走进Z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村委会办公室“三上三下，民主公开”的标语格外醒目。“一上一下”为收集议题，村两委会从群众中收集议题，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为酝酿方案，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讨论完善；“三上三下”为审议决策，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通过“三上三下”的环节，村民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并最终体现在决策中，不仅有效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还从源头化解了矛盾。共同参与、群策群力，新时代“枫桥经验”调动人民群众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4.6万常住流动人口、7000多家企业、规上工业产值超千亿元……S市高新区枫桥街道，迅速发展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与基层治理能力、公共服务体系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2021年，S市高新区首个新市民公安志愿者队伍——“新枫景”志愿服务联盟通过民政部门备案，成为合法社会组织法人，活跃在护校安园、邻里守望、矛盾化解等社区工作一线，累计服务时长超过22万小时。“党组织把握大方向的同时，给他们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S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有关负责人说，“通过培育多元主体来完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和成长性，使之成为基层治理的有益补充和生力军。”从社会治安领域拓展至各类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从传统行业拓展至寄递物流、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从立足国内拓展至服务对外开放，创新开展涉外纠纷人民调解……2021年7月8日，Z省解纷码正式上线。因为不同意楼上邻居加装电梯，杭州居民高阿姨扫了扫二维码，上传了她的“烦心事”。接下来，她的难题移交给了平台和杭州市上城区矛调中心，直至她和邻居握手言和。高阿姨的便利，是Z省打破信息孤岛，推动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数据、资源流通，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全链条推进、全系统治理的一个缩影。立足基层治理，更多数字化探索迸发活力——政法一体化、数智枫桥省平台、“大综合一体化”、全域数字法院、检察数据大监督等一批重大应用出台，解决了不少过去想解决却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从源头捕捉风险、发布预警，真正实现“防未然，治未病”有了更坚固的保障。

二、资料 1. 2005年5月17日，记者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2005年团中央将举办“青年职业技能鉴定周”活动，并努力使之成为青年技术工人的“技术高考”。 2. 目前，福建省制造业从业人员已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但是，福建制造业同时也面临着高级技工短缺。在各类企业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所占比例仅为6. 11%、1.24%和0.27%，明显低于国家要求的“十五”期间高级工占到技术工人总数20%的目标。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将缓解该省当前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的矛盾。 3.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调查还发现，企业当前最急需人才的前三位人才依次是：营销、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分别占调查企业需求比例的14.4%、12.1%和10.9%。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较强烈，排第六位，占调查企业需求的8.9%，加上企业对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例占31.9%。 4. 2004年二季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城市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企业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和初级工的需求人数与求职应聘人数之比分别是2.4:1、2.1: 1、1.8:1、1.5:1和1.5:1，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 5. 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江苏省无锡市2004年二季度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用人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40%，为所有行业的第一位。二季度企业登记需要275名高级技师和技师，但没有一个人应聘；高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已经达到4.8:1，中级工和初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分别为1.5 :1和1.7:1。 6. 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三省，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更是严重短缺。据2003年底调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重，辽宁为8.8%，吉林为7.1%，黑龙江为6. 1%。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的上海，此比例也只有9.4%。 7. 据广东省2004初对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306家企业的调查，有128家企业急需招聘技术工人1.8万名，而应聘人员中符合企业招聘条件的则相当少。此外，调查还表明，熟练工和技校毕业生最受企业欢迎，不论性别，都十分抢手。 8.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势头。据测算，到“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增长15～2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 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上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并不高，2003年企业用于就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仅为195元，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4%，未达到国家规定1.5%的最低比例。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后，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职工重使用轻培训，甚至只使用不培训。这次调查显示，一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其中，职工教育经费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比例在20%以下的企业占58.5%，比例在20～50%之间的企业占26.9%，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占14.6%。 10. 尽管技术工人的短缺早已出现，但技工教育培训的发展还难以适应。一些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如近年教育部布点增长最快的10个专业，其毕业生的就业率在2002年全面下降，其中艺术设计下降了21.6个百分点，就业率仅为59.7%。尽管目前各类职业学校已达2万多所，但以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只有200多所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且由于经费不足，规模有限，设备设施老化，毕业生待遇未得到很好解决，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大批高技能人才。 11. 目前，我国不少企业遇到技术要求高的产品订单，由于工人技术达不到要求不敢接，令厂长经理十分头疼。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导致“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因人才匮乏而不敢揽“瓷器活”，造成效益滑坡。在众多的劳务市场洽谈会上，不少单位招收车工、铣工、焊工等，待遇丰厚，但报名者寥寥，许多招工单位发出了“找个好钳工比找研究生还难”的感叹。 12. 2001年9月，河北省城调队对该省制造业的149家企业技术工人水平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一成以上的工人不能掌握高新技术或进行技术改造，完全能胜任的企业有24家，占16.1%，基本可以胜任的企业有108家，占72.5%；不能胜任的企业有17家，占11.4%。 13.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介绍说，为了培养我国的技能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 3790多所技术学校。但是，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当工人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因此学生不愿上职业技术类学校。每年招生时大多数这类院校门庭冷落，有的竟然无人报考。其实按国家规定，技术工人应享受同级工程技术人员待遇。据调查，有35.1%的企业高级工收入比助理工程师高，只有7%的企业出现相反现象。在技师、高级技师与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比较中，多数是基本相同或略高于同级的工程技术人员。 14. 目前，我们社会存在严重的鄙视工人的倾向，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而不是读技校当工人。就连某位曾获“全国十大杰出工人”称号的家长也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技校、当工人，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将来上大学、搞科研或当企业家。这种情况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希望孩子读大学，即使孩子成绩不好，也要千方百计让他们上普高，再赖也要上个中专，为上大学做准备。至于上技校，那是不得已才走的路。向这些家长宣传“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等道理，他们是听不进的。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高校招生扩了又扩仍供不应求。“九五”期间，高校和高中招生分别以 150%、140%完成计划；而同一时间，中专和职业高中只完成招生计划的80%，大量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停止招生。 15. 据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介绍，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品每年的损失近200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但井喷式增长逐步放缓；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主要投资方式；对外投资主体继续多元化发展；企业对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有意打造‘世界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带一路’共建呈‘梯队式’发展，能源和基建等国企率先互补东道国经济需要，民营科技企业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新力量……”整体看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实现增长，2016年达到了1701.1亿美元，是2006年的8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处于“黄金期”。 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的“走出去”战略，见证了无数中国企业的海外打拼。回看一代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过去，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只能依靠人口红利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获得比较优势，通过在国内生产然后销往世界，实现稳定盈利。虽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积累一定资本，但较之发达国家，我们虽劳动力相对富裕，资本方面却不占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起家的一大批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屡屡碰壁后，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再跟发达国家硬碰硬。最初碰壁的这些中国企业，基本可以归为第一代“走出去”的企业。吸取教训后，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时，开始首选一些欠发达国家，比如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这样，中国企业除了具备资本和技术方面优势外，还能借助那些欠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在那之后“走出去”的第二代中国企业，获得了较第一代相对不同的境遇。年轻一辈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它们在初创时就引入了海外资本，因而具有资本优势；在发展中，又借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契机，从产业链的低端爬到中端较佳位置，继而积累了“走出去”后与海外同行业者竞争的优势。时至今日，同前两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为不同的第三代企业正在崛起，并且逐渐开始了“走出去”的尝试，比如共享单车企业。因为国外尚且缺乏同类企业，因此西方国家的一些城市都欢迎它们去投资和发展。 站在中国经济现实体量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时，应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越来越好的机会，我们的企业则应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及时找到比较优势，不断创造“走出去”的新局面。 2．“我们工厂被砸了，东西被抢了，请帮帮我们!”刚刚经历工厂被打砸洗劫的中国籍员工刘女士对某报记者说。据刘女士表示，她来缅甸仰光一间中资服装工厂工作已经一年多，2017年2月22日晚上，工厂的外部监控全部被砸坏，23号早上7点左右，约300名罢工工人冲进工厂、打砸设备，之后又到中国员工宿舍打砸抢劫。刘女士讲，她的两个行李箱被抢走，箱内有人民币2500元和一些珠宝首饰。厂方人员26日进入厂房巡视后告诉记者，厂内已无罢工人员，但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变压器也受到破坏，尚不清楚何时能恢复生产。 其实，该中资服装工厂的冲击事件已经发酵多时，之前已经罢工过两次，根据缅甸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15年9月1日起，缅甸在全国境内实行每日3600缅元(约合2.8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自此，缅甸各地尤其是仰光工厂的老板和工人之间爆发的劳资矛盾纠纷，几乎已经是家常便饭，尤其是依赖订单生存的成衣行业。一方面是员工要求涨薪的诉求，另一方面却是企业主难以为继的生意，导致目前在缅甸的中国服装企业举步维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缅甸的中国企业只能采取增加自动化设备以及裁员的方式。这样一来，看似从表面上解决了矛盾，但却埋下了深层次的隐患。 3．上海海立集团于2008年开始在印度开拓市场，承诺空调压缩机在印销量达到100万台就在印度投资开厂，结果仅用5年就兑现了承诺。现在，印度市场每年销售450万台空调压缩机，上海海立占据35%的份额。在印度市场已耕耘了十多年的上海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芳认为，投资印度的棘手挑战在于印度的商务签证给予的期限没有规律，允许停留的时间很短。沈建芳说：“最长期限仅为3个月，也就是3个月得回来一次，人员不稳定不利于企业在当地的长期发展。”而且，办理签证的手续非常繁复。这一点也得到了众多商人的认同，“我接触到的企业家最担心的就是签证问题。如果投资后，人员过不去，还能做什么?‘” 中亚国家实行严格的签证和居留制度，如乌兹别克斯坦对我国所有类别的护照均要求签证。哈萨克斯坦对国外劳务实行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哈取得劳动就业许可和居留许可较困难。这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企业正常经营工作，如阿拉木图规模最大的“公主”中餐厅有近200个座位，2016年仅拿到2个厨师劳动就业许可证。哈不仅申办获取引入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程序十分繁琐，而且许可证的数量还有限制。目前，哈国对外国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仍旧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壁垒之一。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难拿到签证和劳动许可的国家，严格控制向外国人发签证邀请比例，一般中企实际上几乎拿不到签证和劳动许可。乌、塔、吉三国对外国劳动力在该国就业有具体限制规定。现在中国人办签证实际上没有简化，似乎比过去更难。中企人员难以“走出去”，投资岂不是撂到了戈壁滩? 4．2015年3月初，斯里兰卡新任政府叫停了一系列涉外项目，其中包括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一期项目，斯方此举的依据是工程“缺少相关审批手续”。这一项目是在斯里兰卡前铁腕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领导下开始建设的，是中国在斯里兰卡数个海港和基建项目中最大的，投资金额为14亿美元。2015年1月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涉外项目被叫停并重新评估。一名内阁成员当时表示，斯里兰卡政府要对35个项目进行审查，这些项目之前都没有经过竞标程序，政府认为这些项目对斯里兰卡的战后重建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重新评估。而其中28个项目的出资方正是中国。港口城项目被叫停使中交公司每天蒙受38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使中斯互利合作遭遇“寒潮”。有经济分析人士指出，叫停港口城项目不仅使中国的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挫伤外商对斯投资信心，外资流入随之大幅减少。 从法国的葡萄园，到乌克兰的土地，再到澳大利亚的牧场，近年来中国公司和企业家纷纷走出国门，在海外置地。最近，一家“身份不详”的中国企业绕过监管机构，在法国“粮仓”安德尔省高价购地，引来法媒议论纷纷。法国媒体称，外国人用这种手段购买大片土地，在法国还是首次出现，一些法国人担心食品安全、乡村稳定发展受到威胁。德国华人投资顾问周先生对《环球时报》表示，“在德国买地常常会遇到许多障碍”，比如议会出于各种原因投票拒绝；媒体也对中企存在偏见，认为中企买地后会带来环保、失业等问题。而像美国或欧盟企业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甚至中东国家企业在德买地也比中国方便。 在澳大利亚也很明显。去年澳政府加强对向中国出售农田交易的审查，规定对中资企业出售1500万澳元或以上的农田交易都需要审批，而来自日韩美的投资者在收购11亿澳元以下的土地时都不需要审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仇焕广对《环球时报》说，本世纪初中国企业刚刚开始海外购买土地时，国际舆论环境还相对比较宽松。2010年之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恶化，有关中国“资源掠夺论”的言论屡屡出现，一些国家纷纷出台对中国农业投资不利、甚至带有歧视的政策。 5．2015年11月20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公司三位高管在马里遭遇恐怖袭击，不幸遇难，再次向近年来加快“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警示风险。 从近十年来的公开信息中，通过梳理中国企业员工、经营者在境外的遇袭情况，发现中国铁建在马里的遇害人员级别最高，极为罕见。在非洲西部地区的喀麦隆、尼日利亚、加纳，近年来中国企业员工遇袭事件也频频发生。该地区近年来暴力冲突不断，几起恶性绑架事件都发生在这三个国家，而且这些遇袭事件带有团伙性质，主要针对中国在当地的工厂。 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这些频繁与“武装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至今仍没有走出阴影。恐怖主义更是使安全问题越“燃”越烈。在利比亚撤侨事件中，惊慌失措的中国企业承受了超过21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境外中资企业的安全威胁已经近在咫尺，海外华人从过去的无辜受害者，已升级为现在恐怖分子袭击的直接目标。 6．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面对红海南大门的曼德海峡，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被西方称为“石油通道上的哨兵”，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非常重要。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吉布提政府提出，致力于将本国打造成为东非地区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商贸金融中心，争取成为“非洲香港、新加坡第二”。为此，吉布提政府鼓励外国投资，对外资持开放的态度。 2012年开始，招商局集团多次考察吉布提的相关情况。当时，该国并不是国际投资热点。招商局集团经过深入调研，认为吉布提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迅速覆盖“东南非共同市场”超过4亿的消费群体，使得20个成员国无缝连接，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同时，其政治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经济发展平稳，汇率稳定，外汇开放，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2013年12月，招商局集团与吉布提港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吉布提港，招商局集团持股23.5%。2015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时提到，双方应拓宽物流、商贸、经济特区、铁路、港口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项目之初，尽管双方高层已建立了良好的互信，但由于代表吉方的法国律师团队对招商局集团并无深入了解，因此对集团的发展理念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还存有较大顾虑，在谈判的推进过程中颇显敏感与疑惑。为了让吉布提政府与港口方更深入地了解集团的理念和思路，招商局集团特意将双方初期磋商谈判的地点设在深圳，邀请吉布提总统和自贸区管理局主席到深圳参观，用蛇口的实际成果讲解招商局集团发展的理念，细剖“前港—中区—后城”为核心的“蛇口模式”。据悉，吉布提总统参观完蛇口后指出，吉布提与当年的蛇口具有极其相似的区位优势，也很有希望将吉布提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逐步打造为区域航运中心、物流与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建设成为“东非的蛇口”。从港口到自贸区再到港区开发，吉布提在一步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半径，像极了当年中国深圳蛇口区的发展之路，而吉布提方面确实在有意识复制中国蛇口的成功。吉布提港口与自贸区管理局主席哈迪表示，“中国招商局集团实施的创新模式成功地把蛇口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中心枢纽，引入招商局集团是看中其经验与全球化知识，把我们的港口和城市融入全球贸易路线是我们的目标。” 同时，招商局集团分管领导亲自挂帅，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国际会议、高层互访、董事会议等可与吉方碰面的机会，与吉方高层讲理念、讲逻辑、讲前景，而不是讲具体商业条款的细节。在香港、深圳、北京、广州、吉布提甚至到伦敦，都有双方真诚的讨论和热烈的交流。在寻得理念认可的同时，招商局集团始终展示“共商、共建、共享”的意愿。2016年，吉布提港货物吞吐量和老港经常性利润分别相当于招商局集团入股前的160%和284%。我方只持有23.5%的股份，吉方作为大股东是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另外，当地工人收入也在稳步提高，过去四年工资总额每年增长约8%。 在层层努力下，吉布提政府最终同意将港口周边最宝贵的岸线资源和土地资源与招商局集团合作开发，于是有了后来的自贸区项目。2015年年初，招商局集团与吉方正式签署了“吉布提自贸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1月自贸区一期工程正式动工，预计年底可正式对外招商。吉布提港口与自贸区管理局主席阿布巴克尔说，自贸区将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岗位1.5万个，对于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国家来说，这一数字令人振奋。与中国的合作是典型的合作共赢。中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有助于节约成本，开辟市场，为吉布提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商机。 此外，面对企业由于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商业软环境比较差，而不愿意去投资的情况，招商局集团也为此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是硬件设施的改善，比如港口、公路、产业园区的建设；另一方面是软环境的打造，在特殊区域里实施特殊政策、与国际接轨，分别在集团内部与外部形成雁形结构抱团出海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在吉布提项目上，招商局集团自身已经有五个业务板块的公司参与进来，其中招商局集团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作为领头雁，主导整个项目。收购后。招商局集团港口总部后台与前方派驻人员密切配合，在商务、建设、运营、财务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全面提升吉布提港管理水平。在吉布提项目上，除了招商局集团内部形成雁形出海的态势，不少中资公司也从中获益。多哈雷多功能港口项目合同总额为5.8亿美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和中建八局负责港口施工，上海振华提供“中国制造”的大型港口设备。自贸区项目则由中国建筑和中土集团负责基建。 7．H机构近日发布《2016—2017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以下是报告节选内容： 从“走出去”的风险分布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和中亚、西亚。40%左右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东道国法律不健全”“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等政治风险，尤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风险最高；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访者提及企业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地域以北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居多；36%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地化”要求，以中亚、西亚居多；市场风险则在非洲、中亚、西亚较为显著；16.8%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群体性劳动纠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34%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风险较高；21%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以南亚、东南亚、北美、西欧居多。因此，“走出去”第一步的海外利益风险评估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投资地国别安全形势的动态数据也至关重要。 从企业税务争议结果看，受访者中有52个企业对税务争议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46个企业未能充分调研、准确理解东道国的税收法律法规；39个企业缺乏经验，面对税收争议时，在技术、人员、预算、管理等方面准备不足；37个企业未能与当地政府和税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和谈判；36个企业对海外项目的税务监管不予重视、未建立合规审查机制。此外，只有49%的企业购买保险，如人身、财产保险、政治风险保险、信用保险；46%的企业设立标准合同流程，并设专职合同审查人员；43%的企业建立财务和金融上的风险控制机制，如金融风险预判机制以防范汇率风险，财务预警机制加快资金回收等；43%的企业设立项目定期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仅有34%的企业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投资保护协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从2014年起，中国财团对国外体育俱乐部产生浓厚兴趣。2014年7月，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公司以8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荷兰海牙俱乐部100%的股权。2015年9月，万达以45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马德里竞技20%的股权。而海外体育并购案异常火热的时间段出现在2016年，从1月至8月共有10宗入股或收购宣告，其中手笔最大的是中欧体育投资管理长兴有限公司以5.2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意大利AC米兰俱乐部99.93%的股权；其次是苏宁以2.7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国际米兰70%的股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至今，至少有15家海外足球俱乐部的股权被中国资本收购，总耗费资金超过150亿元人民币。海外足球俱乐部很少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且大多数都处于亏损状态，甚至濒临倒闭。从2016年年底开始，商务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央行多部门要求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转移出境业务须获得特别批准。2017年2月2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提到，在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开展非主业、非理性的大额对外投资，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2016年11月初，万达集团宣布10亿美元收购美国好莱坞电视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但在2017年年初，在线娱乐新闻网站The Wrap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房地产和娱乐巨擘——大连万达集团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Dick Clark Productions Inc(DCP集团)的交易已经破裂。The Wrap表示，收购破裂的主因是中国政府方面的监管批准问题。 2016年，中国企业进行了2500亿美元的海外收购交易。在海外并购越是凶猛的中企，其背负的债务负担越重，其中包括：万达、复星、海航集团、中联重科、安邦保险、罗森内里等公司。其中，中联重科债务是EBITDA(利息折旧摊销前收入)的83倍；复星集团截至2015年6月，其债务总额是自身EBITDA的55.7倍；中国远洋控股集团负债总额达到企业自身EBITDA的41.5倍；中粮集团下属于公司中粮国际债务总额相当于其自身EBITDA的52倍；光明食品债务总额是自身EBITDA的24倍。 中国台湾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与日本夏普公司的“联姻”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据了解，日本夏普公司长期在液晶显示、净离子群等领域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然而，由于近年来在投资方向、创新活力、商业运作等方面乏善可陈，优势尽失。对此，富士康经过充分调研后敏锐地发现，自身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成本管控及优化整个垂直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恰好可以与处于低谷的夏普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因此便积极寻求与夏普“联姻”并对其进行注资。经过双方不懈的努力与磨合之后，夏普强势回归中国市场并在“6·18”电商节一举夺得大屏电视销售冠军，富士康也借此形成了一个“日本并购、大陆设厂、本地化供货、全球化移植”的共赢新模式。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投资争端解决统计，2016年，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起诉东道国的已知仲裁案件共计62件，累计达到767件。该案件数低于2015年的历史最高纪录(74件)，但高于此前十年的平均数(49件)，仍然处于增长态势。同时，从被诉东道国的分布上看，东欧和中亚国家占31%，南美国家占17%，西欧国家占15%，中东和北非国家占11%，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占8%，北美三国、中美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占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超过一半。从公开的数据来看，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于2014年受理的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外，中国企业通过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海外工程承包投资争议的案例少之又少，说明中国企业运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经验和实践仍不充分。 8．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在全球布局已成为常态。然而，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出现，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一部分企业家开始犹豫还要不要继续“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曾经，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 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变。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形势，和17年前加入WTO时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开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如今中国企业无论是到海外建厂、投资并购，还是搞品牌合作、购买专利，更多是主动拥抱全球化。无论潮流如何，对中国企业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走出去”仍是大势所趋，不用犹豫。 “走出去”是为了抢抓机遇，不能等待命运的垂青。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需要慢慢练就迎击风浪的经验和能力。中国企业不可能总在风平浪静时“走出去”，而注定只能“在深海里练就游泳能力”，在一次次的弄潮中成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稳定的投资环境，这不仅为境外企业到中国投资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建立了稳定的大后方。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中国企业抓住时机走向国际舞台，在硬碰硬、真较量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更合理的布局，才能打开一片新天地，找到发展新动能。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根本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是共产党人最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党性所在，先进性所在，有了崇高理想，就有了不懈追求，有了坚定信念，就有了高尚的情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灵魂和基石，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在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上产生霉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格调和生活品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正派、情趣是否健康，关键在于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一个满脑子都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是不可能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不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事业中的。 2．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从总体上讲是能够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能够努力为之不懈奋斗的。但是也要看到，党所处的社会环境，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必然会对党员干部产生影响，其中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问题，有的还十分严重。多数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积极，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指导思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但是一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迷惘，一些人淡漠、动摇甚至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而且逐渐弱化，丧失了理想信念，缺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多数党员干部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能把集体利益放到优先位置。能为他人和集体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观念比较强。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内心并不想失去个人利益，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兼顾集体利益。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宗旨观念淡薄，把党的宗旨抛在脑后，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存在为人民服务，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丢掉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淡化为人民服务观念和服务意识。多数党员干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但是一部分党员干部组织纪律涣散，组织意识不强，长期不参加或极少参加组织生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有的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党员意识的强弱反映党员的理想信念坚持与否，关系到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感。有的党员由于党员意识淡化不能自觉地按照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思想意志衰退，落伍僵化，不积极做群众工作，脱离人民群众。多数党员干部道德情操高尚，具有道德人格力量，但有一部分党员干部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和人格扭曲。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呼唤和推崇高尚道德的时代。一个思想上、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具有真理力量的党，必然是一个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具有人格力量的党。必须看到，现在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特别是在极少数党员干部身上暴露出来的人格扭曲、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3．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现阶段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两极日趋分化等问题，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不理解。同时，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信息网络化在迅速发展，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将伴随着经济产品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民大众。如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变性，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负面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际关系上就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从而使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部分领导干部之所以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放松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世界观改造。群众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学习很不满意地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吃喝玩乐有瘾，就是对学习没瘾。有的一进酒场舞厅就来劲，一提政治学习就没劲；有的在酒场赌场一趴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老老实实趴在那认认真真学习就很难做到；有的对学习不关心、不热心、不用心，认为学习没有用，学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成天忙于应付会议、应酬来人、应对检查，总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根本谈不上学习。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对当前腐败问题，一些同志不能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去看待和分析，把支流当作主流，把局部的问题看成全局的问题，只看到党内有消极腐败现象的一面，看不到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所取得的成绩和力度不断加大的一面；只看到腐败现象在现阶段的严重性，看不到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完善、立法和监督机制的健全，腐败现象将逐渐减少的趋势，由此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一些同志甚至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在“酒绿灯红”和各种错误思潮面前，辨不清是非，经不起诱惑，价值取向偏移，理想信念滑坡，除了思想原因外，纪律和制度松弛也是重要的原因。胡长清在悔过书中曾写到：自己是“牛栏里关猫”，来去自由。近年来，虽然出台了许多监督领导干部的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管不到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世界范围内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手段和途径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领导干部抵御“糖衣炮弹”侵袭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自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部分领导干部由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如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大优越性，为什么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没落的制度，为什么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反而明显优于社会主义国家?等等。 4．2011年4月11日，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开始在D省巡展。据D省检察院的最新统计，2005年至201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类渎职侵权犯罪1216件、1435人，其中35周岁以下的有230人，占总数的16.03%，这个比例连续几年居高不下。应该说,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少年得志心气盛，阅历肤浅经验少，缺乏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和干部选拔、监督上存在漏洞的问题等等，但说到底是干部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理想信念缺失是“腐败年轻化”之根。“腐败年轻化”反映出这些年轻干部政治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扭曲。加之一些地方在提拔和选用干部时，过分要求官员的年轻化、高文凭，而忽视了政治坚定、清正廉洁等，往往将许多并不具备领导素质和能力的年轻人提拔上来，也导致了干部犯罪起步早、胆子大、作案手段更加狡猾。年轻，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干部年轻化”是党的事业传承的战略选择。这些违法犯罪的青年干部大多31岁到45岁之间，正是事业稳定渐入佳境的年龄，被党组织、社会和家庭寄予厚望。他们的犯罪，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警惕“腐败年轻化”现象，引导年轻干部成人成才，是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年轻化”现象，除了完善选人用人和监督制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提高青年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坚定其理想信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从根本上增强政治免疫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预防青年干部的职务犯罪问题，使之真正做到廉政、勤政、优政，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才智。 5．德行即人的道德品行，是人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和行为方式等在日常言行举止中的综合反映，也是一个人内心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第一次把“重品行”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选用干部既要重能力更要重品行”，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选拔任用干部要注重道德品行的立场和方向。从干部选拔工作上来说，注重干部道德品行也是抵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必然要求。大力提倡重德行的用人导向。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体现用人导向，关乎事业发展。当前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选用“好”干部，这个“好”，不仅是能力强、素质高，更重要的是操守正、品行好。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我们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干部选任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含义，认真贯彻执行“选用干部既要重能力，更要重品行”的要求，把重德行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原则和首要条件，选拔任用干部首先看德行，以德行选干部，以德行用干部，德行不端正的干部坚决不予提拔重用，树立注重德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努力提高干部选任工作的公信度和群众满意度。 6．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如何衡量隐性的“德”，一直是组织部选人用人的一大难点。A省B市近年来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德行考评体系，对“德”进行量化细化的科学公正的考评，为党委及组织部门选任奖惩干部提供了重要的尺度和依据，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德是人的品行、品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现有对干部德的评价办法大多存在客观性不强、鉴别度不够、应用性不足等问题，评价结果往往千篇一律，难以发挥导向作用。”A省B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E说，为了破解这一难题，B市从2004年起就开始与有关高校合作，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德行评价体系。具体做法上，B市把重点放在了德行考评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上。先对干部的从政道德进行划分，主要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两方面来明确考评内容，政治品质包括政治信念、政治纪律、宗旨观念、大局意识、坚持原则和理论素养，道德品行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然后，布置各县(市、区)和部分市直局单位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对不同情形的干部德的考核突出不同的考核重点。如建立反向测评法、扣分辞职制、正反对比法、道德临界点法等。这些办法虽然名称不一，切入点不同，但总的精神和操作思路是一致的，即通过计分量化、评分考核，使干部的德行表现从隐性变为显性，从不可比性变为可比性，从软指标变为硬指标。“在考评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了解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情况。”E说，一是考察干部履职中的工作态度、作风、成效及表现出来的团结协作精神；二是考察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的胆识、意志品质和对群众的感情；三是考察干部在关键时刻、大是大非面前，能否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四是对待个人升迁、个人名利的态度，能否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这些标准好比是“尺子”，通过合理设置指标权重，给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每个指标及具体内容赋予一定的分值，并采取座谈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让管他的人——上级领导、他管的人——下属同志、他服务的人——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了解他的人——身边同志和邻居等共同参与测评。最终将测评分值进行对比、分析，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量化评价体系，实现“一把尺子量道德”。作为B市探索建立干部德行考评体系的先行者，C区委组织部这把“尺子”的具体形态共有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随意选取两份面向评价者单位和社区的调查问卷，测评题上至“面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决议时的言行与态度”，下到“与父母、配偶的关系”、“环保意识”、“消费态度”、“子女教育”等。在指标评价标准设计上，C区针对每个质化指标设计了“优、良、中、差”或“优、中、差”等不同层次。其中，理想信念、政治态度、清正廉洁为“一票否决”指标，只要这其中的一项指标考核为“差”，不管其他指标得分为多少，总体评价为“差”。“自2006年‘造尺’以来，C区先后用这把‘尺子’对5个批次120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道德评价。结果显示，多数干部评价结果为‘优’，特别是政治立场、政治行为、科学发展、个人品行、家庭关系等9个指标得优的比例接近100%。但是。政治学习、奉献精神两个指标得优比例较低，分别只有45%和58.7%。”C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Q说，下一步，我区将把“尺子”运用到全体区管干部的日常考察和管理中，及时将测评信息录入评价系统，建立起领导干部道德档案。 7．饱含着对老母妻女的愧疚与牵挂，承载着小岗百姓的信任与期望，沈浩扎根基层，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6年。沈浩的事迹和故事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许多人纷纷发帖留言表心声。“流泪了，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流泪，为一位真正的中华好儿女流泪!”“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好官!”许多人这样在网上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沈浩在小岗的奋斗和奉献有一种无声的穿透力，像沈浩这样的干部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沈浩作为一名普通基层干部，用青春和生命谱就了恢弘的乐章，也重写了人们心中的干部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沈浩是一个鲜活、生动、可信的形象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展现了千万名优秀基层干部的品质。对于一心为百姓谋福祉的干部，人们从来也不会忘记。沈浩是真在为百姓干事创业，小岗群众数次用摁红手印的质朴方式挽留他，乃至请求把他的骨灰留在小岗。那些与沈浩素昧平生但听过沈浩事迹的群众心中同样有一杆秤，懂得什么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群众贴心人”，才会不吝笔墨表达感动和敬佩。“干部的好坏，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个不甘心留在基层的干部，我们不能说他不是好干部；但一个甘愿扑在基层一心为民的干部，肯定是个好干部。”“官不在大小，一心为老百姓干实事、干好事的官，一样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为民者民必记之、惠民者民必感之、乐民者民必爱之。”从这些留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干部才能赢得民心。沈浩的奋斗和实践让人们看到了干部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他的事迹和精神则为广大干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价值标杆，人们也因此对广大干部寄予了更多期望。 8．“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随着这首歌谣的传唱，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先进事迹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从普通农家子弟到革命工作队伍中的一员，从党的基层干部到地委主要负责同志，从退休的老干部到植树造林的新干将，是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人生轨迹。这是有形的生命痕迹，以农村始，以农村终，始终围绕着杨善洲家乡的大亮山，始终围绕着祖国西南边陲山区的各族群众。这是无形的精神丰碑，讲述了一个共产党人执着理想信念、致力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镌刻着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为广大群众谋福祉的非凡业绩，张扬出一个志虑忠纯、品行高洁的人的光辉境界。“他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重庆市巫山县一位普通的下岗职工W说：“把价值过亿的林场无偿奉献给国家，自家却住那么破的房子，这种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实事干好事的精神让人感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位老人最近一直在收看电视上对杨善洲的报道。他说：“杨善洲不但工作时兢兢业业，一心为民，退休了还要发挥余热，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二十几年，硬是把荒山变成林海，这是很了不起的。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还是要学习他，发挥自己的余热．做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9．2011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安徽调研时强调，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杨善洲同志、沈浩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对待党和国家事业上始终保持进取之心，在对待人民赋予权力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在对待个人名利地位上始终保持平常之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三心”，是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对待事业、权力和个人名利地位的鲜明标准，也是引导领导干部如何做人为官的深刻警示。领导干部是掌握着党和政府各级机构权力的领导成员。领导干部在事业的兴与衰、决策的得与失、个人的进与退等方面，往往处于风口浪尖，经常起到示范和楷模的作用。因此，领导干部能否做到始终保持进取之心、敬畏之心、平常之心，是党和国家事业是否顺利推进、科学发展的伟大战略能否化为壮丽现实的关键。前不久，全国两会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宏伟蓝图已绘制，关键在抓落实，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想干事、敢于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三心论”，为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作出要求、指明方向、明确目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人人都讨厌垃圾，人人都制造垃圾。垃圾问题，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世界难题”。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的运转每年将产生上亿吨的垃圾。而今，当人们陶醉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这支垃圾“大军”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围着我们，并随着城市的增大而增大。刺鼻的空气，巨大的垃圾山，周围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的脏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旋儿……随着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发地凸显出来。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目前，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与此相对应的，是仅为50%左右的城市垃圾处理率。一些早早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也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2．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到“十二五”末，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城镇人口预计达到7亿人，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城市垃圾处理是现代城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小城市的垃圾处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垃圾围城”问题虽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当时只是简单堆放、填埋，给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堆积如山的垃圾如一颗巨型“炸弹”，潜伏在城市地下。因此，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大中小城市，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步履维艰。我国各类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垃圾处理技术也不同，部分大中城市在垃圾处理工作中实现了分类回收、堆肥、填埋、焚烧为一体的处理方法，但中小城市在垃圾处理工作中还远未实现这样综合性的处理方法。此外，有机垃圾是城乡垃圾中的主要污染源，但有机垃圾的处理需要特别注意，如果仅以填埋、堆肥、焚烧等传统方式处理有机垃圾，不仅容易给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而且处理成本也高，而中小城市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往往忽略这些。从整体来看，我国大量中小城市生活垃圾最主要的处理方式仍然是填埋，约占全国垃圾处理量的70%以上；其次是高温堆肥，约占20%以上；采用焚烧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数量还很少。不少中小城市对生活垃圾普遍采用混合收集等相对简单的方式，垃圾分类并未落到实处，使得进一步的处理工作变得困难。而在收集了之后，往往采用堆放和简易填埋的方法，处理不彻底，容易污染周围环境。另外，受各地财力制约，相关资金投入不足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 3．“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国内环保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城市就开始倡导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马路边、社区里常能见到颜色各异的垃圾箱示意市民把垃圾扔进不同的桶里。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上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要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为前提。比如瑞典，每户人家都有好多个垃圾桶，对应的是不同的垃圾分类。除了生活垃圾、金属、电池、纸张、塑料这些基本分类以外，瑞典人为了进一步提高废弃物的利用效率，更有很多细分小类。另外，瑞典处理废弃物有四个层次，首先考虑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有困难的，尝试生物技术处理；生物技术处理不了的，焚烧处理；如果确实不适合焚烧的，再掩埋。最后填埋处理的比例不高，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的时候瑞典有9.1%的垃圾需要填埋，到2008年，这一数据降至3.0%。如此分类垃圾后，环绕在城市周遭的分类垃圾就不再是无用废弃物，而成为可利用和待利用的宝贵资源，“垃圾围城”将变成“资源围城”。可以说垃圾分类投放是瑞典将垃圾变为财富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前提。 4．2009年以来，广东多个地区的居民以环境污染和健康侵害为由，发起群体性抗议活动。因垃圾场选址和处理方式等问题，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争议不断升级蔓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番禺事件。2006年8月25日，历经三年多调研和选址论证的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取得广州市规划局下发的项目选址意见书。2009年2月4日，广州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2009年9月起，广州番禺大石的居民从媒体、网络等民间渠道得知当地要建垃圾焚烧厂。10月25日下午，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11月5日．广东省情中心对垃圾焚烧厂8公里内的12个小区进行调查，97.1%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11月21～22日，CCTV公开报道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一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事件。11月23日，番禺区长召开了“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座谈会”，与约30多名小区业主进行面对面谈话，称“环评不通过不动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不动工”。同日，番禺大石镇近300名居民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问题到市城管委上访之后，又来到附近的市信访局继续上访。12月10日，番禺区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选址全民讨论。不仅在广东，北京等城市也发生过源于垃圾的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区门口马路上聚集抗议事件；海淀区六里屯居民抗议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海淀区奥北地区居民抗议昌平区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场事件等等。在垃圾焚烧争议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一些地方政府越积越深的“信任危机”，最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越来越不能说服群众，甚至任何解释或澄清都难逃群众的质疑。更糟糕的是，原本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因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也备受质疑，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与周边群众之间的隔膜愈发加深的局面，尤为值得深思。 5．“垃圾围城”引发社会危机在意大利就有先例。2007年，因现有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新的掩埋场建设不断遭遇市民反对，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街头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苍蝇纷飞、老鼠乱窜，原本风景如画的滨海城市因垃圾危机而不再美丽。其实，居民并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质疑的是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是真为民还是真为利?其中，突出的焦点之一就是选址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安全距离问题。目前，对于“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区多远”才安全，始终没有定案。出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之口并见诸报端的300米安全距离，其依据是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点多远才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最初我参与环保总局评审的时候，专家建议是1000米，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减到700米，实际上没有个确切的国家标准。”安全防护距离因此成为地方政府与群众争议的一个关键点。而在垃圾焚烧的选址问题上，不少市民质疑是否会出现土地利益在作祟的现象，政府是否在与民争利。例如在番禹垃圾焚烧选址中，网名“阿加西”的番禺居民指出，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第一选址点不在会江，而在石基镇凌边村。当时全是农地、荒地，还有一个垃圾填埋场。最后被否定了，实际上是因为，大学城建成后，周边地还空着，将来要卖出去，建了垃圾焚烧厂后，担心地价卖不高了。这是政府在与民争利。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说：“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应该从整个城市规划的角度，作一个科学的规划，并建立起政府环境补偿机制，给予周边可能受到环境侵害的市民足够的补偿，甚至是整体搬迁，选址非但没有尽早告知市民，甚至还藏着掖着，当然引起市民怀疑政府在与民争利。” 6．对于垃圾焚烧问题，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最常见的说法是：大城市的垃圾已无地可埋，只能选择焚烧处理的路子。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此前明确表示，广州市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发展快、可用作填埋场的土地资源缺乏。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充分、减容减量明显、资源利用率高等优点，广州已确立了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走“以焚烧发电为主、填埋为辅”的道路。他表示，对未能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进行现代化的焚烧处理符合环境友好型技术要求和气候友好型技术要求。针对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状况，加快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是紧迫的，也是满足生活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而番禺居民则认为，政府是在回避核心问题。我们不是反对一切焚烧，而是反对不作任何处理的焚烧。政府不能一边不做分类，不把有毒垃圾分离出来，全部一起烧，一边还宣扬焚烧无毒，这叫市民怎么能够相信。现在，政府自始至终并没有能说服群众。垃圾焚烧是否造成污染，垃圾焚烧管理不善是否会导致剧毒物质二恶英排放危害公众健康，成了地方政府与群众分歧的又一焦点，而且在全国形成了“骨牌效应”。这一点在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难通过中得到了验证。 7．为了说服市民，广州市于2009年10月和2010年2月先后组织了两次专家咨询会，以此打消周边居民对于焚烧污染的疑虑。广州番禺区市政园林局2009年10月邀请的4名“知名专家”在有关番禺垃圾焚烧项目说明会上一致认为，垃圾焚烧的污染是可控的，不能妖魔化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等污染物。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质疑，专家的“权威解释”非但没有打消番禺居民的疑虑，反而激起了对四名“知名专家”的质疑。反对者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资料，其中的一位专家身份后来被公开，是一家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的副总裁，而两年前这家企业开始积极进军珠三角地区的垃圾发电市场。让公众最为不满、以致质疑专家可信度和政府公信力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观点和意见，而是这些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关联”。在民众的查根究底之下，一位专家被曝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这一消息被披露后，这位专家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显然，这一次专家说明会非但没有说服群众接受，反而加剧了群众的质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更坚定的反对。在经历了番禺全区垃圾处理大讨论、焚烧发电项目停止、全面启动垃圾分类等一系列动作之后，2010年2月23日，广州市再次邀请了以“主烧派”代表人物、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为组长的30多位专家，齐聚羊城探讨广州垃圾处理之策。然而，作为广州市自2010年1月14日以来的“垃圾处理，问计于民”网上征询活动的一部分，专家咨询会既没有市民代表和业主参加，也不对媒体开放，只在会后公布了一份总的专家意见书。结果，不出此前市民的意料，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现代化的垃圾焚烧技术是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宜采用“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面对这样的专家意见书，广州番禺丽江花园业主表示，“既然是问计于民，为什么不向市民开放?既然专家的意见如此高度一致，还有什么需要研讨呢?” 8．中国的大都市不少都面临垃圾围城。北京现在的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设施正在超负荷运行，据称垃圾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其实，“垃圾围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83年，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三环路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花费了23亿人民币。“城市垃圾按照体积单位来衡量，77%都是包装物。”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著名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说，“在国内，一个月饼的包装就有八层之多。如果能有效‘限制包装’，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将减少12%～17%。”但我国并没有《包装法》。200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才明确了限制包装，但仍未作出具体规定。唯一的实际成果是由发改委牵头，从2008年开始的“限塑”运动。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垃圾产生量与这个地方的GDP是平行的。然而，日本东京从1989年以来，已经连续19年实现垃圾负增长。欧洲的垃圾总量也是处于负增长状态。在减量已成为垃圾处理的第一要务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比如净菜进城，如果每天运进城里300吨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而这些废料还得作为垃圾拉出去，往返无效运输。食品安全也无法保障。”王维平说，可是很多城市管理者还在城内建设农贸市场。北京大小餐馆有2.3万多家，每天产生2000多吨餐厨垃圾，其中多是由于剩饭导致的无端浪费。“单单是净菜进城和不许剩饭，北京城的垃圾总量就会减少22%。”王维平说，“在日本，超市里买回的蔬菜基本不用再清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垃圾进行计袋收费，餐馆都会尽量减少餐厨垃圾。”“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与其花费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而且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中策是产生垃圾后尽可能转化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争取100%的无害化处理率。”王维平说。有人建议，在垃圾的资源转化和分类中，遍布全国各地的拾荒者可加以利用。目前，全国共有230万人在各大城市拾荒，北京就有17万人。在北京城的四环外，存在着100多个自发形成的废旧物资交易市场。但是无序而初级的拾荒，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非常严重，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北京一年丢失3万多污水井盖，都是这一批人干的。”王维平说。而据公安部门数据显示，北京市72%的刑事罪案也与这批人有关。“破烂王”能否成为垃圾分类减量的主力军，尚需规范。 9．2010年6月26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组织10多位居民参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前政府还专门组织北京市居民去日本考察城市垃圾处理方式。“实际上政府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说服我们接受建垃圾焚烧项目。”一位受邀参观高安屯的居民说。无论是北京的阿苏卫，还是西边的六里屯，甚至已经投入使用的高安屯，政府要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都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反焚烧派”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产生的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确定出人最多能够承受多大剂量的二恶英。即使你能达到欧盟暂定规定的标准，也不能保证对人体健康就无影响。在日本焚烧炉周围癌症患者明显增多就是很好的说明。另外，中国的城市垃圾在焚烧之前，很少进行处理。什么都堆在一起，一把火烧掉，怎么可能不污染空气和环境。”再者，垃圾处理主管部门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关于垃圾焚烧厂的操作运行规范、监督处罚制度，企业为了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更新的零部件不及时更新，该用的耗材不用、少用或者以次充好，怎么能保证运行的安全?对此，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著名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认为，现在有些公众谈“烧”色变，以为垃圾焚烧一定会致癌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技术角度讲，焚烧完全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都集中于烟气净化上。这些保证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污染。”然而一味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先进，也凸显垃圾处理政策措施缺乏“人性考量”。为了让市民放心，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垃圾焚烧厂都完全对市民开放，随时接受市民的“突击检查”。这一点，也是不少地区获得的成功验证。环保联盟台北分会总干事林正修说：“从台湾过去十年垃圾处理的经验来看，解决垃圾问题有三个关键点：财政力量、技术力量、社会共识，目前，财政和技术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社会共识是最难做到却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垃圾的处理逐步到垃圾的管理，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目前北京已经有近700家企业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还需政府更多的实际行动。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2003年6月16日凌晨2时40分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24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被熊熊的大火所吞噬。市公安局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综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6月18日，警方将两名涉嫌纵火的初中生抓获，经公安机关初步审查，纵火嫌疑人张某，男，13岁；宋某，男，14岁，二人系本市某中学学生，且均因父母离异后缺少家庭管教经常逃学，近半年来，二人一直居住在海淀区展春园宋某家一间房屋内。二人交代，他们经常去网吧玩，两周前在"蓝极速"网吧与服务员发生纠纷，于是起意报复，遂购买汽油纵火。　　如果调阅一下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恶性案件：　　北京市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杜心(化名)，这个身高1.77米、体重180多斤的小伙子，在面临中考时不得不天天躺在床上。因为他走不了两步就会摔倒，握笔的手写字时不停抖动，书看不到一小时就头晕、恶心。导致杜心如此"惨"状的"凶手"竟是同龄的5个学生，而他们疯狂地殴打杜心的原因则是由于他没将自行车借给其中一位"并不很熟的同学"。　　2002年6月，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受理了一起盗窃现金31万余元的特大案件。但谁也不会想到，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开始作案时，还是一名不满16周岁的花季少女!　　近日，黑龙江省虎林市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一举打掉一个儿童盗窃团伙，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2岁。6月22日下午，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阎福成带领民警在辖区检查时，发现6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形迹可疑，并发现其包内装有储蓄所专用的"狼牙棒"2个、中英文电话本1个、手机卡2张。这些与他们身份不符的物品，引起了民警们的重视，民警们将这6个孩子带到派出所。经讯问得知，2000年5月，6人纠合到一起，先后在密山市、虎林市等地盗窃作案20多起，盗窃现金1万多元，盗窃照相机等物总价值6万余元。6月22日他们来到杨岗镇，正准备晚上盗窃时被抓获。　　武汉市洪山区警方曾破获一起强奸案：17岁无业女孩，为报复女友，指使 3个男高中生对其施暴。这名17岁的女孩外号叫"狼"，初中辍学后到处游荡。"狼"与某中学17岁的李某拜了干姐妹。由于李某说了"狼"的坏话，"狼"很记恨。一天晚上，"狼"伙同李某学校的3个17岁男生，把李某拉到旅社，开了房间，"狼"命令3个男生轮奸李某，并殴打她。　　2001年3月25日，未满18周岁的黄甲、黄乙和丁某3名少年一起来到金华一家小录像厅，他们来的目的很明确：杀掉独自一人守店的店主姜某，抢光店里的钱。晚上8点，他们佯装看通宵录像租了10个碟片，然后躲进店内一间房屋看录像。当晚10时许，姜某关掉店门进里屋打扫卫生，黄某等3人突然站起来卡住其脖子，用拳头和板凳猛击她的头部和身体，致其惨死。3个少年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抓捕归案。　　2000年1月17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7岁的徐力放学回家，母亲开始不停地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问题，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是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好学生徐力杀母"案一度震惊全国，最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另外，还有媒体称，据全国公安部门的抽样调查：在全国犯罪总量里有一个"17岁现象"，就是说17岁左右的犯罪特别多，占整个青少年犯罪的80％以上。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皮艺军教授认为，当前青少年犯罪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数量、比例的问题，而是犯罪性质的问题。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比重和程度都增加了很多，如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案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抢劫又是这几年增加速度最快的暴力犯罪。　　在不少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锄杀、砍杀、刀劈、杀父、弑母、奸杀、勒毙这些血腥的字眼随处可见。人们不禁要问，能够制造这些场景的孩子，都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基础?皮艺军教授说，其实，暴力案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一个社会或一类人群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他认为，青少年暴力案件的增加是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的。现在孩子的暴力倾向最简单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说，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打你"，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杀了你"!　　皮艺军教授认为造成这种暴力倾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在现实中却基本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对此还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大众媒体对暴力限制太少，虽然我国一直都在限制色情暴力内容的传播，但在实际做法上往往是限制色情不限制暴力。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孩子可以十分方便地接触到暴力的场面。特别是我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没有分类，更没有因为其中有暴力内容而限制孩子观看。更不可理解的是，成人往往因为一些影视作品是描写正义的战争或正义的行为就让孩子观看，即使其中的暴力场面十分可怖。其实，孩子在有暴力场面的作品中并不见得就能充分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的，他可能学到的只是其中暴力的行为。对刚开始接触暴力内容的孩子来说一般是恐惧，看多了就会有一些孩子觉得兴奋、刺激，再后来，因为看得太多，就麻木了。对再血腥的场面也习以为常，这种麻木的状态其实比兴奋更可怕，说明他对暴力已经非常习惯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做出类似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行为还不以为然。　　针对美国这几年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皮艺军教授说他个人相信那些枪击同学和老师的青少年在自己射击时，心理感受可能和自己在游戏机上射击时差不多。因为他平时已习惯游戏机上的射杀，在真实的射击中他就有可能认为自己还是在做游戏。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残忍程度比用枪更残忍。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兵器，与受害者近距离接触，见血见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皮艺军教授说，暴力的基础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这是值得更深探究的问题。　　2000年8月2日17时，昆明市某中学学生14岁的超然、大伟(均为化名)各带一把匕首，窜至某小区，以借伞为名进了杨家，趁主妇王某转身拿伞之机，超然冲上去勒住王的脖子，大伟用沙发垫捂嘴，把王拖进卧室，用准备好的匕首疯狂地刺向王的胸部，背部和大腿，共计五十余刀。见王还未死，又从王家厨房拿来菜刀，朝王的颈部一阵乱砍，直至将王杀死。他们还抢走王身上仅有的7元钱。他们将尸体抬到了事前看好的楼顶藏匿。二人回到房中后，用水冲洗现场血痕后逃离。3天后，公安机关在学校内将犯罪嫌疑人超然、大伟抓获。这起杀人案的起因是，超然与同班女生杨某悄悄谈恋爱。杨某的母亲王某发现后及时劝阻了自己的女儿，于是超然认为是王某有意阻碍他与杨某相好，便产生了将王杀掉后继续与杨某恋爱的想法。　　2000年3月，一起发生在校园内的暴力案件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城内掀起轩然大波：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学生，因与同班同学在上课期间发生口角，竟抡起锄头打在其同学头上，致该同学颅内血肿，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在轰动一时的徐力杀母案中，徐杀死母亲后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抚顺11岁的男孩王某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以后的11个小时里，他的父亲没有发现儿子有任何恐慌和反常的举动。当这个孩子在派出所接受警察询问时，一边不慌不忙地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一边还若无其事地在各个屋里乱窜。　　对暴力的麻木和生命的冷漠到了如此程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春晨博士说，在上面的案件中，这些未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漠然令我们感到吃惊。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行为理解为未成年人缺少法律意识和理性自控能力，为了一时之快，才做出了这样的犯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也许会对这一现象有更深的认识。生命对人的可贵性在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对生命的敬畏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道德素质。而对这些犯法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敬畏生命的道德感是缺乏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就如同一件东西，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如果我们排除这些未成年人中可能存在的精神障碍问题而把他们看成是精神正常的人，那么，这种对生命的非道德态度是非常可怕和恐怖的。　　青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情况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据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80％和家庭教育不当有关。广州市某中学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说，到该室咨询"心事"的学生，反映的问题90％和家庭不和有关。据广东、山东、河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对四百多名女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女中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一些从事了十几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认为，家庭教育最关键。少年犯罪与单亲家庭、家教差、父母法律意识薄弱很有关系，家庭教育成了"易感染部位"，教育方式不当，为青少年成长埋下了隐患。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第三次离婚高潮，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孩子将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因父母离异，家庭破裂，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有的还因此引起父子和母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犯罪。　　"蓝极速"网吧遭中学生报复纵火事件及轰动一时的刘海洋"泼熊事件"同样出自离异家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认为，离异家庭比正常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问题，更易引发孩子的不良心理与问题行为。这是因为，其一，忽视教育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产生偏差行为。离异父母常常无力或疏忽对孩子的教育，甚至将他们推到学校或社会。纵火的两少年合伙在外居住并逃学，他们的偏差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与节制，逐渐由小的偏差行为发展至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缺少适度关爱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离异家庭给孩子带来一种残缺的爱，或使孩子完全失去了父母的爱，或父母怕孩子受委屈而给予孩子过度宠爱，无论缺少爱或是过度爱对孩子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在缺少爱和过度宠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都会缺乏爱心，容易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他们易采取极端的行为来实施报复，甚至不惜殃及无辜者。其三，软弱无力的离异家庭易对"青春期"少年产生失控局面。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急风暴雨"时期，这时的孩子心理冲突加剧，行为爆发力强，容易用狂躁的行为释放出他们心理的能量与不满。这一时期也是他们寻求心理独立的阶段，他们力图摆脱家庭及学校的管教，行为的隐蔽性增强，加之自身的是非不清及自控力差，很容易做出偏差行为。其四，成长环境不良的离异家庭使孩子形成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敌对，常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犯错误后无悔恨之心，也不能吸取教训，不承担责任，无罪责感。形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家庭原因多是孩子童年所体验的创伤经历，如父母离异、缺少温暖等，孩子将对家庭的不满转移到社会中，认为家庭和社会都愧对于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采用冷酷的行为加以反抗，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危险分子。　　许燕教授指出，家庭离异并非与子女不良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不当的家庭教育却是子女不良行为的根源之一。 三、申论要求

(标题)_____ 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绚丽多姿的服饰通过年轻大学生的诠释，在T型台上散发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韵律，而他们“走台”的位置恰在陕西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古遗址上。 “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仅一词之差，却有着文化生产力能否真正生根、释放的巨大差别。事实上，各地直接以“文化”命名的广场、公园并不在少数，但多数停留在雕像分布、展板宣传、文化墙绘制的“一次性”文化生产阶段，缺乏连续性、持久性。那么，公共空间的文化生产力如何壮大? (小标题一)_____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作为公共空间的管理单位应敞开大门与文化活动的“经验”操办者深度合作，一来可以节省人力及策划成本，二来可以提升文化活动水平，同时也能满足活动提供者对场地等硬件环境的需求。在大明宫，以西安市文广局及各级文化馆为代表的“专业”单位便是其长期合作伙伴，如刚刚过去的庆祝开园4周年暨丝路风情文化周、西安市社区文化节暨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2014西安市广场舞大赛决赛等，高频率、内容丰富、有水准的文化活动保障着人气及好评率。 (小标题二)_____ 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欣赏者都是百姓，文化生产力的强弱体现在百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对此，是怕麻烦处处设限，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还是出人出资细心帮扶，不同的态度决定着公共空间之上文化活力的命运。或许，有单位会“委屈”地哭诉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对于栖身于寸土寸金、人口稠密大都市中的一些单位而言，冷漠地看着场院冷落、设备空转，无异于端着金饭碗哭穷，其真正缺少的是细致入微的扶持政策及一片热心。 (小标题三)_____ 提到产业，不少单位首先想到的是“门票”经济，而忽视了开展公益文化活动可以与发展文化产业互为表里、互为支撑。包括大明宫公园在内的整个曲江的文化产业走的是一条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市民，进而带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全产业链运转之路。它可直接创造精神财富，也可通过向传统产业的延伸，创造新的增长点，还可通过“生产”更多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幸福公民间接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莎士比亚说过“城市即人”。要让城市更美好，就要充分显示出对人的尊重，让城市中人的生活更有尊严，更舒适惬意。对此，文化大有作为，而这离不开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生产力的勃发，离不开相关管理单位的借力、发力和给力。愿更多的公共文化空间勇于作为。 阅读给定资料。在横线处填入这则资料的标题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 要求： (1)准确、精练； (2)标题和三个小标题须分条写，小标题要标注序号； (3)每条不超过15字。

给定资料　　　　资料1“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吃火锅了，今天真的非常解馋。”2020年3月17日中午，C市李市长和市商务委主任一道“下馆子”，来到C市某火锅店，用微信点单吃了一顿火锅。“我们上周日重新开业，目前营业额已经恢复到往常的70%左右了。”市长的这次“站台”，让火锅店总经理Y对接下来的复工复产充满信心。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6日，全国住宿餐饮等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60%，滞后于制造业。服务业复苏，前提是复市，而复市的动力源于消费。目前，各地疫情得到缓解，但消费者“出门”意愿仍不高，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L表示，消费者信心恢复还需要时间。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市民“走出来”，让消费“旺起来”。L坦言，餐饮、零售、住宿等行业涉及很多中小微企业，解决了商贸领域的复工复产问题，就解决了C市近半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除了领导干部带头“下馆子”，近期，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扩大消费的重大举措，重点扶持餐饮、旅游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在C市，为吸引广大市民走出家门，拥抱春暖花开，享受美好生活，C市商务委集中开展“十个一”系列主题活动，包括号召市民吃一碗小面、涮一次火锅、做一回美容美发等等，共同唤醒消费活力。政府大力扶持，行业协会也不断为企业鼓劲出力。2月底，C市小面协会和E平台共同呼吁C市小面“云复工”，不少堂食受影响的小店纷纷通过外卖复工复产。3月初，C市商务委携手E平台，启动“一碗面叫醒一座城”活动，呼吁C市小面积极拥抱数字化升级。为让消费端活起来，逐渐唤醒整个城市经济生态闭环，C市各级政府从提振消费信心入手，拿出“真金白银”，扶持商贸企业复工复产。在C市渝北区，商贸企业得到了2000万元专项资金帮助。据渝北区商务委主任介绍，经过加快审批、加紧拨付，全区目前已兑付864万元资金，112个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企业拿到了补贴。餐饮券、超市券、乡村旅游券……3月以来，C市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消费券，取得了积极成效。4月26日，由C市商务部门主办的2020年“双品网购节”正式启动，助力C市本地商家、商品的线上线下融合，协调推动餐饮、娱乐、百货、本地生活等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C市近百家企业参与其中，通过线上优惠券派发，线上线下融合等方式，提升品牌消费、促进品质消费、积极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回补升级。活动当天，商家还借助网络直播“带货”、媒体联动及线下互动等形式，让消费者多渠道直观了解商品信息。据悉，活动期间，X电器、J家居、W百货分别投入2000万元补贴让利消费者。W百货餐饮区商家全部进行7折优惠活动。一些C市景区、酒店等品牌商家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双品网购节”活动前三日，仅X电器、J家居、W百货三家企业，累计销售额达到2651.7万元。“520我爱农”C市首届电商直播网购节活动于5月20日正式启动。10个县（市、区）的“一把手”纷纷走进直播间尝试带货，为当地特产代言。市长、县长当代言人，自带信任度，而且直播间价格实惠，当晚收获了不错的销售额。13个地方的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2000万，销售总金额达2048万元。有位网友评论：“直播间里的领导没有领导架子，但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听说社区设置了固定摊点以后，我立马就去申请入驻。现在天气渐热，我的水果摊生意越来越好。”家住C市东河社区的邹大姐说。邹大姐和丈夫在春节前辞去了原来工厂的工作，没想到一场疫情，让他们的谋生之路变得艰难起来。现在C市在“八项机制”规范下放开“马路经济”，街头巷尾的小摊小贩，在增加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把这种“接地气”的经营活动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无缝对接。尤其是夏日夜间经济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让C市的“烟火气”成色十足。 资料2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797.43亿元。据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的此项数据还不过是76.89亿元，然而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整整翻了10倍以上。而比这个数据更令人震惊的是90后的负债数据调查：90后的平均负债已经是他们月收入的18.5倍。根据机构的调研数据显示：10-34岁年轻人平均月储蓄为1339元。这意味着现今社会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不存钱了。隐形的穷人，已然成为这一代年轻人最显著的标签。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成本，加上错误的理财观念，致使很多的年轻人一贫如洗，成为月光族。维持所谓理想的生活，疯狂的信贷逾期，深陷冰火两重天的年轻人，已然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90后已经习惯了超前消费。“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方便最重要、时间最重要。习惯了方便，哪里还习惯得了节俭。”90后小吴说，“结婚前很少做饭，结婚后去市场买了一个月菜，觉得特别麻烦。后来发现了有直接送菜到家的即时购物方式，偶尔还有优惠，那么方便，我宁可多付些运费，省时省力，多好！”“现在的年轻人太不懂勤俭的美德，也没有理性消费的概念。”小吴的妈妈宁女士刚刚退休，60后的她经常说女儿“只花钱，不攒钱，不会过日子。”小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社会大环境的变化，都在表明一样东西：消费能让国家经济发展，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90后存不下钱不是任性，是我们都想在这个时代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现在真是跟不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了。”宁女士对女儿家使用的黑科技感到眼花缭乱，扫地机器人、厨房的标配手势功能、冰箱搭载售卖食品终端等，被女儿称之为品牌、精品的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电器功能令她一筹莫展。一场疫情，炸出了多少隐形穷人。他们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原本以为，工资够花就行，存款为零才是年轻人的常态。可是，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突发的黑天鹅事件令人猝不及防。小吴在疫情期间失业了，这让她措手不及，她愁得整宿睡不着觉：房贷、车贷以及空空如也的存款，让原本花钱大手大脚的她，现在开始算起了肉价……疫情的肆虐，让那些没有存款的人倍感冲击。社交平台上有人问：“疫情复工的第一天，你有怎样的感触？”小吴说最戳心的一个回答是：“从来没有哪个时刻，像现在一样，让我感觉此前过得太敷衍。以后我要努力赚钱，认真工作和生活。”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随便输入一个“借贷”字眼，都能轻松找到500个以上的APP，在填写个人基本资料后即可获得贷款，如此方便的借贷消费环境，只会给年轻人一个致命的假象：钱，来得真容易；钱，花得真爽快。在这个互联网营销的时代，不少商家都在鼓吹年轻人应该“及时行乐，该买就买”，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年轻人的冲动消费、超期消费。如今，大家从抖音上看到别的小姐姐生活得这么精致，非得自己也要这么精致，但是收入跟不上啊，只能超前消费。广告用钻戒代表婚姻，让结婚就得用钻戒的观念深入人心。除了婚戒外，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女性追求的奢侈品包包，男性追求的名表，这些东西就是商家告诉你，买了，你就是一个高档的人了。很多人为了外在的面子买、买、买，最终把自己包装成成功的负债者。外卖平台数据显示，疫情后复工第四周，仅S市就售出7.2万杯珍珠奶茶。这些“珍珠”可以填满一个国际标准游泳池。与此同时，要求大杯和超大杯的奶茶订单也比去年12月正常一周增加了3.4倍，被疫情压抑的消费需求可见一斑。虽然网友们纷纷叫嚣着“钱包不允许我报复性消费”，但复工之后还是没忍住用“报复性喝奶茶”安慰一下自己。“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疫情后日益增长的报复性消费的需求，和口袋里没钱之间的矛盾。”经济学家R近日说的这番话，引起来很多人的共鸣。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4月8日组织的《新冠疫情对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行为的冲击》课题讨论会透露，“疫情造成居民对就业形式和收入增长预期悲观，可能导致整体预防性储蓄上升，家庭资产资金流动性不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较大，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家庭预期总消费支出将减少11%。”X大学和M研究院4月21日联合发布的《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显示，一季度，有50.2％的家庭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有40.4％的家庭维持当前状况基本不变，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能带来最大安全感的就是存款，如此，大多数普通人的消费行为必然趋于保守，更多人放弃报复性消费，转向报复性存钱。　　　　资料32020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领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基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列入“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范畴。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打造产业的升级、融合、创新的基础设施体系”的目标。2020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已经很高，再维持高速增长并不现实。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科技部发布的全国技术市场交易快报显示，2019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超过2万亿元。随着国家对“新基建”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各地也在加速“新基建”项目的投资和落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中旬已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S省政府制定了加速推进数字新基建扩大信息消费和支持发展5G网络的政策意见，公布了2020年度数字经济重点投资项目与新基建行动方案，首批重大项目3年投资270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与产业工程项目占比六成。据预测，单是5G网络，到2025年国家的建设投资便将累计达到1.2万亿元，而同时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将达10.6万亿元。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疫情也为新经济的成长提供了机遇。“云端”会议，远程办公，智能施工，直播卖货，机器人配送……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片段，而是当下中国新经济的剪影，是网友口中“辛勤耕‘云’”“努力种‘数’”的智慧春天。新经济在科技抗疫中彰显威力。人工智能诊断技术在20秒内对疑似病例的CT影像进行判读，准确率高达96%；算法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时间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提速120倍；健康码集纳各类数据，直观显示亿万人的旅行轨迹和人员接触情况……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疫情防控“耳聪目明”，而疫情防控客观上创造了新技术更多元、更丰富的应用场景。新经济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居家办公、“云端”会议，移动产品助力“停班不停工”；智能工厂、云监工，智能制造支撑“人休机不休”；无人配送、非接触采购，互联网平台满足“宅生活”；订单共享、非接触定制，工业互联网平台承接企业需求，赋能全国多地企业复产复工……以高效、便捷、共享为特点的新经济，不仅“四两拨千斤”助力复工复产，更为柔性转产和产能共享“添薪加柴”，彰显了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备度、适应性与创造力，使中国经济韧性十足。这些在疫情防控中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看似“应急之举”，实则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3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一个最大的区别肯定是广泛应用了新技术，满足了经济发展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城市经济研究中心王主任认为：“比起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相对较强，需要更加有效地发挥各方合力、集聚创新智慧。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过去基建设施投资中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机制障碍，出台财税、金融、产业等方面政策，引导和鼓励有意愿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进来，让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2020中国新基建产业报告》指出，新基建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地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　　　　资料4某经济研究所唐所长：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需求的满足越来越趋于扁平化。比如，一个东西满足了某些社交需求，可能就不在意其是否安全。人们不只是关注安全、供给，更重要的是通过消费能够更好满足情境的共鸣和认同的归属。零食销售出现的两种趋势能够说明问题：一种是大家拼命追潮，比如抖音同款零食、网红的零食占比非常高；同时，大家也在怀旧，“我的18岁”“80后”的食品、饮料等也出现高增长。追潮和怀旧看似矛盾，背后都体现了消费者群体认同的诉求。机关单位员工小顾：结婚买房时发现，环境优雅、周围有绿地的房子价格最高，也最抢手，那时的感觉是绿色消费真贵！我现在理解绿色消费不只是到超市购买高价的有机蔬菜，更应该是合理购买。好比现在城市私家车日益增多，尾气排放惊人。有些同事、朋友买车，面子大于代步。单位边上居住的职工，步行10分钟便可到工作地点，何必买车呢？D平台在线旅游研究中心杨主任：疫情开启了旅游的直播模式，各大平台以及电信运营商们纷纷入场，宣告“旅游直播时代”的到来。D平台携手文旅部门和景区发起直播活动，通过金牌导游、网红主播带领大家“实地”游景区，展现当地文化旅游的魅力和风采。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4月，平台的直播场次日均增长率和主播规模日均增长率分别高达62.8%和43.9%，是直播业务开展以来平均增长率的两倍。直播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打破景区接待能力的边界，相较于泛娱乐化直播，旅游直播的观众更青睐户外深度玩乐体验，对旅行玩乐内容的“纯度”、体验的“深度”都有更高的要求，旅游直播大大促进了观众意向和决策的形成。软件开发王工程师：去年搬家，家里的东西用了一个载重两吨厢式货车才搬走，而搬家成为了我们开启极简主义生活的契机。我们采取“开流节源”的策略对家中物品进行了大清理，只留下那些真正需要且必须的东西。之后我们坚持“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和“不用完不新买”的原则，使家里物品日益简单而整齐，大大降低了操劳家务的时间和精力。不断清理自己不需要的物件，让我们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一类一物，我们的生活质量不降反升，比如，选择在家里做饭，吃的少了但更注重食材的质量。我们购买了茶盘、咖啡机、kindle阅读器等等，都是既符合我们自身需要又提升生活品质的物件。现在掏200元买件衣服我们会犹豫再三，花200元听场音乐会，我们会毫不犹豫秒杀。这种精神层次的消费体验不断增加，获得的是独特的创造性体验和内在情感的升华，花钱的意义脱离了单纯的“物化之欲”，实现的是“精神的品性”，这大概也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途径之一吧。某企业白领小张：我从小非常崇拜我外婆的一点，是她可以把各种东西收拾得妥妥帖帖。老人家节俭了一辈子，家里也没什么高科技新东西，但是箱子柜子都堆叠得整整齐齐，厨房和厕所虽是老式的，但布置得十分合理，用起来很趁手。废掉的盒子、杯子，总是会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位置发挥作用。外婆总是能做到物尽其用，并最大程度地享受物质，从不会被物质所累。有一天，我看到耶鲁艺术中心设计策展人格兰·阿丹森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词叫“物商”。我瞬间意识到，这不就是像我外婆这种人所具备的吗？那是一种感受和理解物品或物质的能力，包括对于身边的东西如何制造、如何工作、如何使用、材料几何、怎样欣赏的能力。在如今的工业时代这种能力越来越稀有，但却是我们感知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而言，如能提升“物商”，凭借人身上自然存在的这一“生物尺”，也会帮助我们真正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去欣赏这些东西的可贵之处，养成合理的消费习惯，而不是被物品所捆绑，在消费主义里随波逐流。某大学王教授：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说过：“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如今，消费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就好比广告实际上不是一种仅仅告知更多人有这样一种产品实用性的方式，广告实际上还在创造一种消费文化。它必须把一辆汽车跟一群成功的英俊漂亮的白领放在一起进行视觉叙事，才能诱惑顾客情不自禁地掏钱购买商品，或者挣钱购买。就这一点说，消费汽车实际上是在消费汽车文化。我们购买汽车要考虑到实用性，但我们购买何种汽车，实际上是在受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中的使用汽车的生活方式场景和影像的影响。从这个方面说，消费的作用不仅仅只在经济方面，还有文化，消费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1 “住院治病先交押金”是医院的惯例。早在2016年年底，X县就打破了这种惯例，给建档立卡贫困户打开“绿色通道”，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模式和“一站式”结算服务，确保农村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当时X县没有专门的一次性结算系统，‘一站式’结算涉及民政、保险等多个部门，让这些单位派人进驻医疗机构又不现实，后来就只能由我们医院来统一代办，系统没有整合、没有联网，除了基本医保外其他都需要人工计算，一个人就要算五六次，我们医保科的工作强度很大。其余费用由医疗机构与医保、民政、保险等部门直接结算。贫困户再不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你不这样干就实现不了‘一站式’，‘先诊疗后付费’就成了一句空话。 一直到2018年1月份才实现系统直报。可以说，这项工作我们领跑全省。”X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瑞萍说。 在X县人民医院，有一沓特殊的“台账”，台账上记录着贫困户的家庭情况、所患病种、签约医生、分管领导等。针对排查摸底调查确定的健康扶贫户，X县各医疗机构建立起精准医疗扶贫对象台账，对因病致贫、返贫户实施动态化的分类精准救治措施。 贫困户因病需住院治疗，随时与签约的医生联系，签约的医生负责挂号、检查、住院等事宜，保证病人顺利入院。“通过对这些人建档、分析，有助于我们开展针对性的治疗和康复，让每一位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治疗和规范管理。我联系800多个贫困户，每天都能接到很多电话。”王瑞萍介绍。 “过去，这些贫困户一生病，都是愁眉苦脸的，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自从签了约，大家伙心里踏实了，稍微有个不舒服，就赶紧找自己的签约医生去看病。”城南乡乡镇卫生院院长马宝贵说，“双签约”服务开展以来，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在逐渐提高，签约医生也在想方设法为签约人群提供服务。 为了确保城乡群众对医疗救助政策特别是慢性病服务应享尽享，2018年4月份X县启动健康扶贫小分队“活动日”，将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五定为健康扶贫小分队“活动日”。 “村里人一般都是小病经常扛，实在扛不住了，这才去医院，那天听了卫计局专家讲的政策后，才知道，政府还专门针对咱贫困户出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下不怕住不起院了。”X县下李乡前峪村村民王秀连在谈到健康扶贫小分队时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X县健康扶贫小分队组织X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卫生监督所和乡村两级医护人员，分为3个小分队。活动突出宣传普及健康扶贫政策，及时更新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信息。加强慢性病管理服务，对常年用药、支出较大而没有享受健康扶贫政策的群众，逐户逐人排查，由县、乡医疗机构进行首诊和初步确认，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协助办理慢性病手续。 “喂，120吗?307国道P镇李家山路段发生一起车祸，请求救援。”12月10日，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接到呼救电话后，立刻打通了P镇急救站的电话，“307国道P镇李家山路段发生一起车祸，请迅速出车赶往现场”。 P镇急救站站长郝光明说：“时间就是生命，急救站与事发现场距离13公里，仅需12分钟，而从县城到事发现场，则需要40分钟。在接到患者后，我们给患者进行包扎、开通液路、进行氧气吸入，第一时间使患者得到救治。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会由于出血过多而引起失血性休克、伤口感染、昏迷等症状。” 对于那些危、急、重症患者来说，能否在有效时间内得到救治十分关键。为了优化资源配置，缩小急救半径，11月19日，X县医疗集团120指挥调度中心正式成立，成立的同时为乡镇卫生院统一添置了24辆120救护车，统一设置了县、乡、村三级120救护站点，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制度、统一服务流程，统筹承担医疗急救、巡回医疗人员下乡服务、检验标本冷链运送任务，把120急救建设体系延伸到乡镇和农村，真正形成了全县域15分钟救治圈，让全县任何地方的患者都可以在15分钟内得到120的救治响应。 X县东黄水镇卫生院共有17名员工，但具有资质的临床医生仅有3人，其中1人还专职从事基本公共卫生工作。“X线机、彩色B超，相关的检查设备都有，但就是没人会用。”说起卫生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院长王增山一脸无奈地表示，“基层卫生院的日子都过得没精打采的”。 进入4月，随着前期筹备工作的顺利推进，X县人民医院的门外挂上了“X县医疗集团”的铭牌，院长刘冬也成为医疗集团理事长。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医疗集团实行院长负责制，拥有人事管理、内部机构设置、收入分配、运营管理的自主权，现有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由医疗集团统一管理、使用、调配。县级医疗集团还将建立医学检验、放射影像、消毒供应等业务中心，为所属医疗卫生单位统一提供服务，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留住患者，必须有合格基层医生。”刘冬介绍，X县医疗集团成立后，决定将单位人变为集团人，人员在集团内调配使用，建立“按需设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合理流动”的用人机制。 给定资料2 一年前，G省L县古寨村的王育才还从没想过自己能“当官”。就在2017年10月，这个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农民老汉，被推选为村里的地膜回收站站长。 “以前，地膜留在地里，不仅影响来年庄稼发芽，到了冬天还被风刮得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王育才说，从2017年10月开始，村里开始鼓励农户回收地膜，“现在，已经回收了22吨多，村里干净多了”。 “王友军，100公斤，100元；王伟新，76公斤，76元……”在古寨村废旧地膜收购台账本上，王育才仔细写明了每一笔收购记录。“姓名、重量、金额、时间都不能落下，还要写清楚手机号，以备检查或者回访。”他说，收购时还要仔细检查地膜中有没有树枝、泥沙，如果杂质太多，就让农户清理干净之后再收。 2017年，古寨村专门建起了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再生废物利用回收点。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地膜使用量大，但地膜不易降解、回收困难，大量残膜造成了白色污染。秋收过后，大风一吹，地膜飘得漫山遍野，影响村容村貌。为创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L县从废旧地膜的回收、新地膜的生产使用标准等各方面做出了努力。 “我们村5328亩耕地，其中80％要覆地膜，一年下来得用20吨左右。”古寨村党支部书记王维兵说，村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面积用地膜，“以前没有环保意识，地膜要么不收集扔在地里，要么播种前扒出来烧掉”。 据介绍，目前还没有完全可降解的地膜。L县农委主任魏正艾表示，地膜残存在地里，会影响土壤团粒结构，导致土壤板结、透气性差，进而影响耕地质量，“水分渗不下去，作物根扎不下去、苗钻不出来，结果就是出苗率低、长势差”。 2016年开始，L县号召农户和蔬菜作物合作社主动回收地膜，但开始收效不大。王维兵说，出台奖励政策后，农户们渐渐有了积极性。 “现在的政策是按照1元/公斤的价格回收，或者5公斤旧地膜换1公斤新地膜。”王育才说，现在，秋收后，田间地头经常看见老人带着小孩在捡拾地膜，虽然钱不多，但好歹能贴补家用。风一吹地膜碎片到处飞、白色污染围村庄的情形也不见了，村容村貌整洁多了。 据统计，2017年L县共回收废旧地膜近2100吨。“总体来看，回收的地膜县政府一公斤补助2元钱，其中1元钱补贴给回收人，另外1元钱补贴给运输加工企业。”魏正艾说。L县还为种植大户和合作社发放地膜补贴，一吨补助1000元。2017年，蓼泉镇有5个村共获得6．9万元补贴。 前几年，L县农民使用的大多是厚度0.008毫米的老国标薄地膜，由于售价便宜，一直很受农民欢迎。“但是，这种地膜使用后极易碎片化，不利于机械捡拾，人工捡拾难度也很大。”魏正艾说。自2016年开始，当地开始推广使用厚度在0．01毫米以上的新国标厚地膜，但起初老百姓并不买账。“原来，5公斤超薄地膜能盖两亩地，一亩地最多30块钱。如果用厚膜，同样5公斤只能盖一亩地，而且价格还高一倍，一亩地要60块钱。”王维兵说。 “我们一方面向农民宣传地膜污染的危害，引导群众清除残留的地膜，提高土地产出的收益；另一方面禁止使用老国标薄地膜、推广使用新地膜，同时加大机械化捡拾技术、机具的研发力度。”魏正艾说，其实，只要用上一年，老百姓就对新地膜的好处心里有数了。 “新地膜保温保湿效率高，不易碎片化，更有利于铺膜机、捡拾机机械化作业，基本不用人再费工夫。”魏正艾说，原来不回收，影响播种、施肥效率，还要补种，浪费时间、劳力，“再加上有奖回收、以旧换新等补助政策的实施，目前全县已经基本实现新国标地膜全覆盖”。 同时，L县加大了对地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专项检查力度，从源头上杜绝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地膜流入市场。“全县境内禁止销售老国标地膜。”魏正艾说，每年春耕之前，县上都会组织农委、商务、供销社、公安局等部门，对县内的地膜销售门店、市场等开展联合检查，发现销售老国标地膜的，一律没收并处罚。 据了解，L县有不少村还把使用新国标地膜并回收列入了村规民约。王维兵告诉记者，村里按田间地头实行分户管理，有残留地膜就找到相应农户，对沟渠、道路等公共区域，也划分了责任人。 在L县，不少农户的土地种的是制种企业委托种植的玉米。在蓼泉镇，党委副书记杨娇介绍说，乡镇要求制种企业与各村委会签订的制种合同中明确约定，秋收之后，农户要清理回收地膜，交到村里的回收点，否则扣除制种款，“这笔钱，用于村委会雇人回收地膜。2017年，镇上还免费发放了6000个编织袋，发动群众自觉回收地膜”。 如今，像王育才这样的“站长”，L县共有71名。按照“有固定场地、有专门人员、有明确标示标牌、有完善制度、有辐射区域、有拉运车辆、有计量设备、有消防设施、有台账、有考核”的标准，L县建立起14个镇级回收站，71个村全部建立废旧地膜回收网点，形成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回收体系。 给定资料3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安排部署，深入推进电商扶贫工作。 武乡县枣烟村的王大爷曾经表示：“以前俺家的土鸡下了蛋只能等县城的人来买，这也说不准，有时候放坏了都卖不出。” 为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壁垒，武乡县利用现代化物流和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打造“蚂蚁到村”，为难题破解提供了新路径。 2018年4月20日，武乡县打造的农村物流综合服务平台——蚂蚁到村，正式上线启动。 据了解，蚂蚁到村上午收货，当日达，下午收货，次日达。送货到村不超过24个小时，村农产品快件到县城，不超过18小时，其独创的布局县级物流中心、乡(镇)物流服务站和村级物流网点的农村物流三级体系，打通了乡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 快速物流的建立只是第一步，电商扶贫想持续发力，还需要培养特色优质产品作为支撑。这方面，武乡县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众多优质农产品中，小米无疑是最亮眼的产品之一。 近年来，武乡在相关政策扶持下，进行了持续的品牌营销，创立了“武乡小米”这一区域品牌，并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让武乡小米走向全国。 在新零售“线上+线下”的趋势下，武乡县在打通线上扶贫渠道的同时，也大力发展线下。武乡县也涌现出一批线下潮头企业，为当地贫困户农产品“扩销路增销量”。以山西太行沃土农业产品有限公司为例，这家企业打造了“晋皇羊肥小米”，主要销售渠道为线下大型超市购人或采取私人定制的方式，目标人群以高端人士、老人、孕妇及婴儿为主，旨在打造高端小米品牌。通过与数个村庄的农户签订小米种植协议，并为其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支持，形成了稳定的产源，并通过高价回购、种植补贴等精准扶贫方式，惠农顾农，让利农户。 现在，如何“致富”成了武乡县的下一个重要目标。 潜力无穷的互联网行业孕育无限可能，扶贫致富的渠道也有许多种。其中，字节跳动旗下的西瓜视频算是佼佼者。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通过成为这个平台的创作者，实现了脱贫致富。 在“西瓜视频三农作者与武乡三农微商恳谈会”上，西瓜视频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山东、四川、河南等地的知名三农作者，与武乡县的一百多位农村电商带头人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除了会场交流，这些三农创作者还深入武乡的田间地头，借助平台向全国网友展示了武乡特色产品、特色电商理念。其中，“高峰拍摄”上传的参观武乡特色农产品“抄指”“手工拉面”等视频，在西瓜视频已有300万推送量，极大提高了武乡特色农产品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 “互联网+”是县域经济弯道超车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交城县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把电子商务纳入产业扶贫工作体系，以信息连接作为扶贫切口，将有效资源聚合成“能量场”，接轨电商平台，布局电商网络，更快更好地助农脱贫致富。 2017年2月14日，交城县与阿里巴巴签订农村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正式启动“农村淘宝”项目，由此拉开了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序幕。 为了更快促进项目落地，交城县随即启动建成了占地3300平方米的“交城创谷”，内设“一馆三基地四中心”，即特色中国·交城馆、文旅双创基地、电商孵化基地、创客宅间基地、阿里巴巴服务中心、菜鸟物流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交城从此有了农村电商“大本营”。 “统一规范管理，免费技术培训，场租水电网费全免……”为充分激发各类创业主体活力，“交城创谷”推出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吸引了大量创业者“拎包入住”，开启创业历程。 为探索解决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交城通过和阿里巴巴、京东、乐村淘等大型电商物流企业合作，投资建设了1800平方米的菜鸟物流中心，全面铺开农村快递物流网络，打通农村网络购销运输配送渠道，实现物流快递乡镇基本覆盖，村庄覆盖率约95％。 “交城创谷”馆内除了出售农特产品，还设立了监督投诉窗口、农产品快检中心。消费者只要扫描每个农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对农产品进行质量追溯。为把好质量关，交城县电商办组织电商企业负责人与种植合作社对接，在产品包装、物流配送、SC认证、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积极配合，共同打造“交城山”网货品牌。 目前，交城县六大类、三十四小类农副产品都有了合法的市场准入手续，“交城山”品牌在淘宝、京东等各大平台都有了旗舰店，产品品牌化之路不断拓宽。 给定资料4 走进Y县，走近两年前到过的W村。眼前，还是那条济民沟吗?当时的情景仍在脑海：河道狭窄，荒草丛生，了无生气。如今，这条小河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十里画廊”。 “到了3月，站在岸边，满眼都是花红树绿。秋天，树枝上挂满鲜果，十里飘香，城里人都跑来采摘、垂钓、健身。”本地一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说起眼下的变化关不住话匣，“大棚里种的葡萄、西瓜，品质好，不打药，卖价高。2017年，葡萄每斤卖16元，没出棚就被抢购一空。” “十里画廊”建设规模3000亩，其中W村入股土地1000亩。目前，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计划总投资2．5亿元，还将开发农业生态园、开心农场、水上乐园、生态餐厅等特色项目。 济民沟淌起富民水，“十里画廊”画出了党的十八大特别是近三年来，Y县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找准路子，压实作风，带动22551户55984人率先脱贫的轨迹。 在S村的现代化鸭棚内，上千只鸭子摇摇摆摆，吃料、喝水、下蛋。60岁的老史正在捡鸭蛋。他对我们说：“弯弯腰，一天工钱七八十元，还想啥?” 老史患有小儿麻痹症，干不得重活。两口子守着4亩地，只够吃穿，总在贫困线上熬着。想脱贫，要资源。可老史掰着指头算了算，手里除了几亩地，啥也没有。缺项目，缺技术，缺市场，种植、养殖都不敢试。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放在贫困户手里，效益提不上来。流转给‘能人’，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形成产业，带动大家致富。”S村村支书说，村里到外地引项目，看中一牧业公司。对方免费提供鸭苗、技术，保底回收鸭蛋，免去后顾之忧。 听说有好事，村民并不信。村干部小史第一个站出来，成立合作社。132家贫困户陆续响应，以每家扶贫到户增收资金8000元入股，凑够105．6万元，一期流转70亩地，建设16个鸭棚。 “土里有金子，就看你咋挖!”小史说，大棚养殖10万只蛋鸭，一个月产蛋5万多颗。每颗蛋保底价卖1．4元，最高可卖2元。产蛋期后，每只肉鸭能卖100元。2017年养鸭，纯收入200多万元。2018年，规模再扩大一倍，带领村民稳定脱贫。 老史算了笔账：把2亩地流转出去，每年地租收入2000元。从2017年开始，入股分红，连分五年，每年1000～1500元，总收入9600元。“有地租，有分红，有工资，三项加起来，一人一年挣3万多元。” 养10万只鸭，有没有污染?面对我们的担心，小史胸有成竹：鸭粪混合稻糠，是上好的有机肥；冲洗的废水流入池塘，种荷花，放鱼苗，收藕、卖鱼能挣钱，还能形成景观。 2017年，Y县整合涉农财政资金5。2亿元，发放产业直补资金2311．818万元，帮助23000多户贫困户增收。创新金融扶贫，以科迪集团为依托，推广“奶牛贷”，鼓励贫困户利用5万元小额贷款，购买3头奶牛，托管给科迪集团饲养。双方签订五年合同，贫困户每年到期分红，年增收3600元。 最近三年，Y县实施“凤还巢”工程，吸引10万人回乡创业。“十万城归”创办8458家企业，带动5万多人就业，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达4100人。还没进M村，就听到一件新鲜事：流转土地入股，发展“竹海”乡村游，五年不给分红，竟无一人反对。 可能吗?带着疑问，走进M村，身处“竹海”，别有一番情趣。 在公园，随便问村民，都说村子离县城5公里，发展乡村游，前景“好得很”。再问“五年不分红，怕不怕?”又答：“相信村干部，一定能干成。” 村民的心为什么这么齐?恰逢晌午，村里的“以孝治家大食堂”飘来饭香。近看餐厅，20多位“顾客”已然坐定，清一色白发苍苍。 “开饭喽!”一个个“红马甲”志愿者手托餐盘，鱼贯而入。老人们举动筷子，边吃边聊，整个餐厅洋溢着欢快和幸福。 有志愿者送上一盘菜，高声介绍：“村里年轻人出钱，请70岁以上老人吃‘爱心餐’。先到先请，每周一次，‘请客时间’一下子排到2019年2月!” “‘爱心餐’，只是以孝治家的一个活动。”回乡办教育的小凡说，村里有“爱心茶馆”，老人喝茶一律免费；设道德讲堂，每月请专家讲孝善文化；把每月初一、十五定为“母亲节”“父亲节”，鼓励子女回家，给父母做顿饭、洗洗脚；每年举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当众颁奖。 “因为‘孝善’，有了共同话题，有了活动载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根儿上支撑‘百年不分红，发展乡村游’。”M村村支书说。 回想过去，并不轻松。2016年上半年，M村为找准发展路子，开了11次会。有人说，种果树；有人提议，不如养猪。村干部外出考察，提出建议：种果树，没基础，且比不过邻村；养猪风险大，环保不允许，不如种雷竹。“一来产竹笋，每亩每年纯利7000多元；二来北方产竹少，观赏价值高，能吃上旅游饭。” 多数村民同意，以土地入股，成立种植合作社、旅游开发公司。也有人担心，村民有穷有富，咋能保证“不落一户”?村民商定，各取所需，灵活入股；除土地入股外，富裕户可以增资入股、以流转土地入股，贫困户可以劳动入股、以扶贫到户增收资金入股。最终，M村95％的群众参股，全村460亩地，安排400亩种雷竹。 人心齐，村变美。村子颜值提高，气质更佳。村外，300多亩玫瑰园、200亩中药材园、100多亩菊花园已成规模。村内，乡居竹屋、农村公园、儿童乐园，吸引城里人来过年。有人创办中学，整理本村《家训》，倡导设立“四知亭”，助力国学文化游；有人种植中药材，引入中医“雷火神针”，发展中医体验游；有人大学毕业，回乡加入旅游公司，专做竹艺装修、竹屋改造。

二、给定资料 1．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村民1200多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腹泻、偏瘫、智障、畸形等，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5、6人，多则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 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两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 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序幕。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盂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沿河一些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颖河水开始逐年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颖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 据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年7月13日做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 2．淮北是我国五大煤矿基地之一，过去地方经济对煤电产业的信赖性很强。着眼于淮北的未来，当地提出了城市转型的思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商贸、旅游城市。为实现这个目标，淮北积极招商引资，发展开放型经济。 2000年，北京一家民营公司找到淮北市有关领导，希望在淮北建一个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高尔夫球场，项目直接投资30亿元，间接投资超百亿。2001年4月，该项目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启动仪式。谁知工程奠基至今一年多，工地成了一片荒地。而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至今没有收到这个项目的用地许可申请。 正当高尔夫球场工程搁浅一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时，又来了一位加拿大客商，带来的项目计划是建设一个国内一流的生态住宅区，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国际新闻中心、豪华公寓及其它公共配套设施，取名为“温哥华城”。眼看投资巨大，淮北市政府又决定投入4150亩建设用地，将其列为“重中之重”项目。 2001年8月11日，“温哥华城”一期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两个月过去了，工地上只是被挖出四个大坑，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记者在工地上看到，4个大坑在太阳下暴晒。其中一个占地近20亩的大坑灌满了水，周围杂草丛生。钢筋水泥基础已打了一半，一些裸露在外的钢筋锈迹斑斑。 淮北是个有19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5000多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2200多元，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可行性何在?多少人会来此玩高尔夫?有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答复是：可以建飞机场，请东南亚的大财团老板开着私家飞机来淮北打球。此语一出，引来哄堂大笑。同样，建设高档的“温哥华城”，在淮北有多大的销售市场? 不切实际的项目，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这些工程开工后，外商并没有再投入多少资金，而是用这些土地进行“再招商”。记者遇到“温哥华城”工地上的人员，他说，这工程 2001年10月就停工了，挖坑的钱还是市里拿的呢。 许多人说，搞经济工作，难免会有失误，我们也允许决策者付一些学费。但如果是为了追求影响或“政绩”，人民是不愿意承担这笔学费的。当地的市民告诉记者，群众心里自有衡量干部政绩的一杆秤。 3．“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都高。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还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平均每年增长23%!”2006年3月4日，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会议的全国政协A委员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全国政协B委员认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C副主任介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是1: 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如果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另一方面，居民对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一直意见较大，有调查显示，居民对政府部门感到不满的原因当中，“办事拖拉”排在第一位。 对此，A委员在提案中提出10条建议，以降低行政成本，包括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限制政府机关异地开会，严控各级首长基金和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使用要明确、细化支出项目，加强财务监督等。 4．2003年6月，上海市D区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区机关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领导小组，下设考核办公室，在区人事区挂牌。首先在区属建设系统、区人事局和各街道(镇)机关开展绩效考核试点工作。2005年，绩效考核范围覆盖了D区所有机关。 D区机关部门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制度以目标责任为载体，以绩效评价为核心，以激励约束为保障。部门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包括综合管理工作和各部门业务工作两方面，绩效考核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目标责任制定、目标监控考评、考核结果运用。 2003年起，考核办开通了“D区人民群众评议政府工作”网站，每年都将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和重点工作细化，在“评议网”上公布，介绍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供群众进行满意程度测评，也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考核办将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部门，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制定出整改方案，考核办审核后网上回复群众。无网上评议或年度网上评议不满20人次、网上建议不满10的部门，则委托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服务对象满意度，以服务对象评议分取代群众评议分。群众评议分或服务对象评议分在年度工作考核总分中占30%。 政府绩效考核引入第三方测评后，政府工作因被群众知晓更容易获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大大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由于意见、建议找到了合适的出口，能在政府工作中及时得到反馈，杨浦区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因此而大大提高，人民群众与政府间的感情也逐渐拉近。据统计，开通“杨浦区人民群众评议政府工作”网站以来，2005年一年，区信访办受理的群众来访批数和人次同比分别下降了35%和40%。 5．从2004年起，湖南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公开承诺为老百姓办好8件实事，省委、省政府确定由人事厅牵头组成省考核办负责8件实事考核工作。具体做法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围绕政府中心工作，突出解决好就业、就医、环保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实现了考核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变。特别是2007年的8件实事，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既有农村公路、广播电视、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项目，也有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内容。为了将任务落到实处，每年年初，我们将8件实事的内容细化分解，2004年为45个考核指标，2005年为25个考核指标，2006年、2007年分别为23个考核指标。在明确每个考核指标的实施标准，提出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后，将任务横向分解落实到省直各责任单位，再由省直各责任单位将任务纵向分解落实到14个市州政府，市州政府再向县市区政府分解落实，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逐级分解，责任到人”。各级政府和各级责任单位的主要领导作为8件实事的第一责任人，承担工作责任。考核时，把对责任单位效能考核、责任人绩效考核与各自承担的考核指标对接。所有考核指标任务全部完成的，考核结果为达标；有一项不达标的，考核结果为不达标。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年度考核挂钩。考核中，采取逐月报告、按季自评、半年检查、年终考核验收的办法，把考核与督查督办、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结合起来。平时考核中，经常深入重点、难点项目建设现场进行专项检查。对工作进度滞后的，直接向省直责任单位的厅(局)长和地方政府市州长、县区长书面下达督办通知。 在年底考核验收时，考核部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参加考核验收，除听取省直责任单位和市州县政府工作汇报、查阅相关资料外，还采取实地走访考察、召开座谈会、发调查表等方式，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由新闻媒体全程跟踪报道，确保了人民群众对8件实事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6．辽宁省从2002年开始，逐步开展对各市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省政府成立了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长任组长、常务副省长任副组长，省政府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按照当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结合年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组织拟定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及评价规则，以召开协调会的形式征求省直部门和各市政府意见，修改后形成评价规则，最后报经各位副省长修改完善后，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每年确定的指标一般为30项左右。 在考核过程中，日常绩效评估工作由省人事厅组织绩效评估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不定期地通过暗访、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调查等形式，对各市完成绩效评估指标情况进行抽查。年度绩效评估工作首先由各市进行自我评估，然后由省政府负责绩效评估的成员单位成立单项指标绩效评估小组，按职能对各市政府的单项工作进行打分，排列顺序，并把结果上报省绩效评估办。在此基础上，由省绩效评估办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初步结果，报省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最后由省政府常务会确定各市的绩效评估结果和名次。对每年绩效评估总分列前三位和单项工作突出的市政府，由省政府分别授予年度政府工作综合奖和单项工作优胜奖；同时，政府绩效评估还与公务员奖励工作相结合。 7．所谓绩效，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成绩和效益。政府绩效，从其表面意义来说，包含着所作的成绩和所获得的效益的意思。从其内涵上来讲，/还包含政府成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社会进步、良性发展、持续运行的含义在内。相应地，政府绩效评估就是指以一定的时段为界限，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能力、服务质量、公关责任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分析和评价，对其管理过程中投入和产出所反映的绩效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测量并划分等级，以期改善政府行为绩效和增强控制的活动。 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是当代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热点之一，是近几十年来改革政府运动的核心内容。政府绩效评估是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运用科学的评估方式和方法对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和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短期或长远的影响和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测评。它是一种以绩效为导向，以促进公共组织绩效最大化为目标，以管理和』艮务对象的满意为最终衡量标准的新型管理模式。政府绩效评估具有五个基本功能：目标导向功能、监控支持功能、测量推动功能、比较提高功能、公开透明功能。五大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为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廉洁公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提供了制度保证。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其理念思想和操作方法是同整体行政管理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其本质来看，政府绩效评估不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项制度安排。如果简单的将评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单项管理制度，就评估谈评估，必然导致评估的失败或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因此，要从行政管理全局的变革来定位政府绩效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8．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地方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府绩效评估试点，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二是建立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三是开展公民评议活动。目前，人事部确定了湖南省、辽宁省、上海市D区、江苏省南通市、陕西省泾县作为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联系点。 从一些地方成功的实践看，科学定位、领导重视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关键；先进的理念、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基础；坚持绩效导向、制定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核心；而群众．的参与、社会的智慧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动力。 政府绩效评估，是行政管理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的意义不限于方法论的变革和管理手段的改进，而是行政管理理念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根本创新。 坚持绩效导向，从权威崇拜向绩效核心转变。政府绩效评估充分吸收现代企业文化，绩效指标像企业的利润指标一样，成为公共管理的灵魂和核心。政府部门的预算要根据绩效报告确定，公共项目的运作要进行绩效考评，个人的待遇实行绩效薪酬，政府的威望和执政的持续性，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政绩好坏。 坚持公民导向，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在以往强调官员对上级权威负责之处。绩效评估则强调对公众的敏感性。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对下负责的机制，才能为政府管理带来持久的活力和动力。 坚持结果导向，从重过程到重结果。政府绩效评估，界定为政府官员对结果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过程负责、对规则负责。结果导向就是用最终成效来衡量工作，决定预算和资源的分配，强调服务质量和成果。结果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冲击了几千年的行政传统习惯，是现代政府绩效评估的一大亮点。 9．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由《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负责的一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已于2004年完成。课题组设计的这套评估体系，用33个指标来评估政府的绩效。 我国原有的政府绩效评估，在对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上，重视政府领导经济增长的考核，如将GDP增长率、引进外资项目和金额增长率：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等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指标，而忽视对政府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考核；在对政府绩效评估方式上，重视对政府行为即期绩效的考核，忽视对政府行为远期绩效的考核；在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运用上，以即期绩效和上级领导的看法作为干部升迁的依据，忽视远期绩效和人民群众的评价，造成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各地低层次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保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科学设定绩效考核内容、评估方式和评估结果运用。 原有的政府绩效评估，在形式上过于单一，主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绩效的评估，往往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展开自查自评和同体评价(上级机关对其下级机关的绩效做出评估和评价，或对其所辖的室部门从优到劣排出名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和专门评估机构对政府绩效的评估，社会公众还没有真正成为评估主体。我们的上级领导不仅掌握着资源配置权、指挥命令权，还掌握着对下级的考评奖惩权。在这种情况下，“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怙领导不注意”必然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和普遍现象。政府部门一厢情愿的提供着他们自认为老百姓应该需要的服务，并自设标准评估这种服务的绩效，而对一些老百姓真正关切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服务，却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做事情不是基于自身所负的职能责任，也不是出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而是出于取悦上级的投机心态。那些大大小小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其说是做给群众看的，毋宁说主要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另外，自查自评和同体评价由于受自我保护、自我欣赏、自我认同等心理因素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容易带有自我保护的色彩，导致绩效评估中粉饰问题，过分夸大自身的成就，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这些都是我国现行政府绩效评估中评估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10．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七一”讲话强调：“要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体制机制，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机制。 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科学规范地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抓紧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试点工作，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推广。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技术，加强对政府管理工作的绩效考核，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三、作答要求请判断下列说法是否符合给定资料的内容，对符合的选项，在括号内打“√”，对不符合的选项，在括号内打“×”，对于你认为不符合的选项，分别说明为什么不符合，字数不超过200字。

二、资料 1．2006年2月8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摆上了铁围挡，人民英雄纪念碑47年来首次大规模的修缮工作正式开始。修缮工程包括修缮加固和防水。工程工期大约需3个月，期间暂停瞻仰活动。据了解，施工单位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248万多元竞标成功。工程主要集中在纪念碑的底座和地下室，根据修缮方案，工程将首先通过灌注高强度砂浆修补裂缝，然后再选用先进的防水材料为地下室做一个防水层，并在其顶部做一个高聚合砂浆的保护层。在修缮过程中，石头和汉白玉换下的不多，主要沿用原有的材料；防水材料和灰浆则严格按照文物修复的标准进行配料。此外，在修缮工程完工后，还将进行防风化处理。估计会用目前在石质文物中用得比较普遍的有机硅进行涂刷，这种材料大概能维持10年到20年的效果，并且没有副作用。 2．2005年11月15日，由于热力管道破裂，泄漏的热水使北京民族文化宫遭受了自195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数十万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图书等文物被高温热水浸泡熏蒸。民族文化宫负责人透露，目前因此造成的损失还难以估算。图书馆馆长吴贵飙介绍说，在此次漏水事故中，被水淹的是地下宫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供电室。其中，藏有60多万册图书文献的地下书库灌进了大量的暖气热水。由于书库的位置较低，积水曾一度达到20多厘米，不少放在书架底层的文献完全被浸泡。经过初步统计，有2万多册图书被湿，其中就包括160多包属于一级文献的清代善本《大藏经》。现在的图书被湿后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些数十年前的民族文献则更脆弱，吴贵飘馆长告诉记者，此次灌进书库的暖气热水，除了温度达到90多度外，其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对纸张的损害也将十分严重。图书馆负责藏经的工作人员洛布说，被水打湿的《大藏经》已有300多年历史，共有4万多页。整理以后的《大藏经》寿命会打折，有的字迹已经不清了，还有了湿过的痕迹，热力管道里面的水有软化物，对《大藏经》非常有影响，可能几年后就会烂掉，整理好的《大藏经》经专家要求将会被冷冻。民族文化宫办公室主任魏玲介绍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三名专家专门赶到了民族文化宫进技术指导。在对藏经的整理修复中，下作人员主要是用牙签将浸湿了的《大藏经》挑开，用宣纸吸水两次后，再用重物如砖头或是书本压住，最后用烘干机对压好了的藏经烘干。 3. 江苏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及历史文化保护区最多的省份之一，迄今为止，已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0个，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3处。日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相对突出。各种破坏古城格局风貌和历史遗迹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富有历史特色的老街区、里巷、民居被拆除，传统风貌的老城区面积在大大地缩小，不少地区的城市格局、地形风貌、历史特色、水系、植被等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屠寄故居要迁移，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故居，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故居，清乾隆宰相刘伦故居等均已被拆除。扬州，原来明清时代的老城区有5.09平方公里，如今只有2.5平方公里不到；南京，这座著名的六朝占都，除南捕厅历史街区外，已基本看不到成片的传统历史街区；楚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现在也只有户部山一块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民居群了。 4.北京西城区孟端胡同45号院，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从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过去此府的范围西至顺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了。2004年11月30日，孟端胡同45号被拆迁，为保住该胡同，民间文物保护者努力了两年，坚守了两年。2002年4月，文物部门将45号院定为539个要保留的四合院中的一个，要求开发部门对原来的项目进行重申，而结果仍要易地迁建。去年，华新民跟历史学家梁从诫专门来到孟端胡同45号院。“看完院子，梁从诫先生专门给北京市领导写过信，希望能保护孟端胡同里的四合院。”国家文物局局长也说：“这是我所见过院子中的上上品。”华新民曾跟金融街的总经理说：这么好的院子，你们下得去手吗?对方答复：这些院子是迁建。华新民认为，拆建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她设想建个中国金融博物馆，但她的设想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2004年6月，西城区政府召开论证会，组织一些老学者进行论证，结果学者们签字，同意“易地迁建”。据悉，开发商承诺将45号院迁建到历代帝王庙东边的一个工厂里。拆后何时重建，何人操作?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拒绝了记者采防。在采访文物所高所长时，她称对孟端胡同一事不了解。 5．北京旧城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同时也是全国及全市的行政中心区，承载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商业中心等多项中心城市功能。近年，随着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旧城区内通过危改项目又建起了一大批集金融、写字楼、高档宾馆、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使中心城市功能更加向旧城区集中。例如：旧城区内不断增建国家行政机关及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办事机构，原有的经济、文化、商业设施的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使本市人口和外来人口不断向城市中心区聚拢。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占北京城市土地面积5%的旧城区要承担起占全市总量50%的行政、交通、文化、商业的功能。长期以来，北京市并没有明确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执法主体，规划、房屋土地、文物、危改办等行政部门各管一摊，没有一个机构能统筹研究和解决保护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文物部门的职权是负责管理文物，对构成历史文化名城重要元素但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房屋的拆、改、建，以及非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街道、胡同的改造都无权管理。近十年间，北京旧城里兴建的严重影响风貌的建筑群、影响棋盘式道路网的马路扩展工程，很多是经过批准的。各部门根据工作所需和本部门管辖范围制定多项政策，有时政策之间相互矛盾，政令、法令不统一，也在客观上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由于长期实行低租制，主管部门无力承担正常的房屋维修养护，有限的资金只能用于对危房的抢险，致使大多数房屋处于自然残损状态。据调查，解放初期，旧城内危房率不到5%， 50年来自然侵蚀使旧城内的平房约有50%变为危房。 6. 近日，一则消息引起了南京市民的关注：南京中山门入口公园未来将是地铁二号线的一个站点。记者了解到，地铁二号线的修建，正好穿越了南京主城区明城墙——明故宫——明城墙文物遗迹保护带。明城墙，六朝建康城地下遗址、江宁织造府、总统府及其附属建筑群、明故宫遗址、中山东路大屋顶民国建筑、明孝陵附属建筑等均分布在沿线，并且地下遗迹众多，如大行宫地区地下范围内为六朝的建康城遗迹，明故宫附近地下范围内则有大量的明故宫遗迹，此外，江东门附近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被坑杀的场所，地下某处可能就有“万人坑”。“对于地铁沿线地下可能存在历史遗迹的，我们都会提前进行考古，比如说如果在江东门发现了万人坑，对不起，地铁必须绕道!”衣志强告诉记者，其实，以目前的地铁技术而言，地铁管线基本对沿途地表文物没有什么伤害。南京的地铁挖掘技术，采用的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盾构技术，隧道可以在距高楼不足1米的距离间安全掘进，而周围的地表沉降可控制在40毫米以内，周围的建、构筑物的变形量甚至不到5毫米。 7．1997年，丽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每年的游客数量无限制上涨，迄今已达到 400万人次/年以上，过度的旅游开发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态平衡。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结果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实不符，实际上已丧失了名城的意义。引发这些问题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或工作人员，他们往往打着经济建设的旗号，为了所谓的“领导工程”、“形象工程”，或在房地产开发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无视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和不可再生性，无视群众、专家和社会舆论的呼声，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毁坏名城，古老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 8. 近日，北斋拆迁工作在广州乃至海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虽然其保存价值尚存在争议，但它是广州最后一座四合院，据广东省市政府参事们说：“北斋是广州公认的旧中大遗址，也是有史以来聚居鸿儒最多的地方，文化底蕴足以代表广州的文化发展”。可是，这座四合院却因为年久失修、严重损坏而成为危房。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次拆迁方竟然是以保存和传播文化为责任的著名图书馆——而非商业机构。馆方在情况说明函中称，北斋地段将设置国宝级文物珍品库。在国宝级文物珍品的面前，啥都不是的“危房”当然没有理由不拆! 9. 山东曲阜孔庙被有关部门交由旅游公司管理，由于不懂得文物保护的基本规律，竟然“水洗三孔”，孔府孔庙内大量的古建筑彩绘被冲毁，旅游公司职工开车将一尊元代记事碑撞碎，无法复原。 10. 拥有600年历史、被尊为闽江水神的福州尚书庙因达江路扩建而面临拆迁厄运；福州市罕有的极具满族建筑特色的八旗会馆，被某开发商擅自拆除，夷为平地；中国最早的海关旧址遭推土机威胁；福州仓山明清时期租借地的大量有价值的小洋楼被成片拆毁；东亚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育婴堂被拆；经历646年风雨、见证革命历程的赵氏祠堂面临被拆命运……9月5日，福建师范大学的62名专家、教授怀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责任感，联名给国家文物局、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写信，并将信的内容在网上公布，紧急呼吁拯救福州历史文化古迹。福州近70%的古街民居建筑已被夷为平地，现今仅存的几条象征性的古街也在劫难逃!位于福州市乌石山东麓的“乌塔”，始建于唐朝，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许多文物专家建议对其进行修缮保护，并要求修缮与重建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而不能掺入太多现代化的内容。然而2002年，福州市某主管部门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了部门利益，却非法将保护范围内的66.45亩地，以2.58亿元拍卖给开发商开发，使其缔造成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游、居住六位一体的福州首座全生活购物中心。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院长黄国盛教授说；福州市在旧城改造中大肆毁坏史迹、文物，表现出福州市一些部门领导的短视行为。史迹、文物由于其不可再生性，且是联系后人的情感纽带，特别还是激发后人爱国主义热情的场所，因此，它在世人中方显得弥足珍贵。福州市的文物占地并不大，拆了它并不会给福州市带来多大且长久的经济效益；而保存它则是为福州、为中国保留一份历史、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并保存了福州城市旅游的一处很有特色的珍贵历史文化景点。 11．上海老城厢的近千户居民，因环城绿带建设项目启动而陆续搬迁。老城厢位于原南市区，现属黄浦区，改造后将崛起新的现代聚居区。据了解，今年黄浦区拆除旧房达四五十万平方米，动迁居民两万户。这处已有700多年历史的老城厢，位于上海城东南，由弯曲的人民路、中华路围成，占地约200公顷。它是上海城的起源地，而且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被称为“上海的根”的老城厢，文物古迹众多，名园、名人住宅、会馆公所集中，除了著名的豫园、老城隍庙，老城墙大境阁等，还有徐光启故居“九间楼”、深宅大院内精美的“书隐楼”等一批古迹遗址。其中，列为国家、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21处，保护建筑5处。虽然几经变迁，这里渐失了古时《清明上河图》般的市并喧闹，但是，人们仍可以从老城厢的一砖一瓦，寻觅历史演变的痕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政建设和商业布局的改造，老城厢悄悄改变了模样。漫步其间，“老上海”们发现，这里的梨膏糖和五香豆已鲜有问津者；明清风格的雕梁画栋、占色古香的老街以及窄窄的弹格路、老虎灶、72家房客，都在渐渐地消失……“老城厢老了。”人们喟叹着。“不能让历史成为未来的包袱，也不能让未来失去历史的基础。”许多建筑专家和文化学者这样认为。分散湮没在旧墙老屋间的古迹、独特的民居建筑及市井文化，不仅是上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也是老城厢的“魂”。著名建筑师邢同和建议黄浦区在新一轮的旧城改造中，应着重研究该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如果从延续历史文化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出发进行旧城改造，那么，“上海这座城市将会更耐看”。 12．目前，昆明的古城风貌已经无法作为整体重现，较具有历史韵味的大观街等街道被全部拆除，古城区的大部分街道变成了“高速公路”，现代化建筑高耸林立，文物保护单位大多被钢筋水泥为主的高层建筑包围，很多文物失掉了她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这一格局，除了少数部门及领导不够重视，法规意识淡薄，不依法办事等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缺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专家。以昆明市为例，直到2000年，文化部门才开始参加城市建设规划，但仍无法起到主导作用，更起不了决策作用。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6年4月10日下午，一名轻生男子爬上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厦前的高空弹射塔，在36米高的塔顶呆了近一小时后，终于被民警劝说下来。据目击者陈先生说，10日下午2点多，一名约三十多岁的男子突然越过人群，不顾身后弹射塔工作人员的阻拦，飞快地顺着高空弹射塔上的铁格就往顶上爬去，约七八分钟就到了塔顶，随后这名男子往下扔了一些写有字的纸，大意是他是福建人，在家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想自杀。由于天气寒冷，该男子在塔顶不停哆嗦。两点半左右，王府井派出所的民警和一辆消防车赶到现场，此时因其立足的地方仅有窄窄的铁管，男子身体开始摇晃。经派出所的民警劝说了半个小时，下午3点男子终于走到了消防车的云梯上，被顺利解救下来。男子被解救后，高空弹射塔的工作人员爬上塔进行检查，一名工作人员称，弹射塔高36米，当时他们看见了该男子往上爬，但他“爬得比我们工作人员还快，根本就来不及拦他，我们也不敢强行阻止，怕他出事”。经检查，弹射塔没有损坏。 2．2006年2月26日，10名在西郊汽配城附近卖盒饭的无照小贩被海淀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处以治安拘留。据悉，这是本市首次对无照经营违法人员处以治安拘留。在西郊汽配城南侧路边，每天中午都会支起十余个卖盒饭的无照摊点。前天中午，海淀城管会同公安、交通、工商、卫生防疫等执法部门进行了突击整治，当场取缔无照摊点8个。21名从事无照经营违法人员被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处理。据城管队员介绍，西郊汽配城日客流量上万人，有商户数千家，因此一些无照商贩每天中午就到南门外卖盒饭，并将垃圾随意丢弃，造成环境脏乱、秩序混乱。城管队员只能没收经营工具及物品，因此整治效果甚微。此次公安部门依法对无照经营违法人员处以治安拘留，这是城管与公安部门实行“捆绑式”执法以来针对城市“痼疾顽症”采取的一个新举措。 3．因不满火车站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消费者丁某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意见时言辞过激。丁某在电话中曾表示“像我这种人，我真的敢拿炸药去的，我不是在这里说气话，说着好玩的”。由于丁某过激的言辞，警方调集了大量警力，在北京站戒严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布控、搜集。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公安段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倍感委屈的丁某与警方打起了这场不服处罚决定的行政官司。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公安机关负责人当庭指出，预防、侦查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是警方的职责。现在社会上的激情犯罪很普遍，这种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应该受到教育和处罚。 4．资料显示，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万人以上的国家，第一是中国10.7万人，比较起来，中国 13亿人口，汽车只有3000多万辆。我国每死100个人中，摩托车死亡占19个，汽车死亡不到 10个。在欧洲，每死100人中，65—70是汽车死亡。不过，农村摩托车、农用车数量很大，每年农民被农用车轧死的不少。 5．北京青年报报道，7月5日上午，北京石景山区，一名在车流中散发小广告的小伙子被过往车辆撞成重伤。这些只为多发一两张小广告而闯入机动车道的人，每天都在路上铤而走险，他们不仅给道路上的交通秩序造成了混乱，更无视自己的生命安全。据记者了解，北京因散发小广告而造成交通拥堵的路段每天都达到10多处。7月6日，该市的交管部门已经开始了对这些非法占用车行道兜售物品、散发小广告的专项治理。 6．改善北京交通状况主要应该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完善配套交通设施，合理规划。其实北京有许多拥堵都是人为造成的，许多信号灯、路口、地下通道设置都十分不合理，有的路段交通标志设置位置不当或交通标线不清楚，如果交警在这些路段“暗中执法”，被处罚的司机会产生抵触情绪，起不到教育司机的作用。在一些行人、自行车、机动车混杂的拥堵路口，例如马家堡铁路桥附近的十字路口，经常连一个警察也看不到，极易造成混乱不堪的抢行和拥堵。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交警“暗中执法”的功能完全可以被街口上的摄像头所取代。与交警“人力”“暗中执法”所能覆盖的抽查面相比，越来越多的摄像头才真正体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威慑力。随着智能交通系统框架基本建成似及其他交通治理措施发挥作用，北京的交通状况不但不会恶化，与现在相比还将有所好转。 7．在近日举行的“2005中国金融形势预测、分析与展望专家年会”上，原定出席的几大银行的行长全部爽约，只有工商银行的一位副行长露面。知情人士称：因为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行长们都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据《财经》杂志报道，因涉嫌贿赂，张恩照于去年12月已在美国被起诉，涉案金额达100万美元以上。去年11月，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结果：工商银行被查出部分分支机构存在违规发放贷款、违规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等问题，涉嫌违法犯罪案件30起，涉案金额达69亿元。金融高官“落马”已不是新闻。算上张恩照在内，中国已有四名副部级金融高官落马，另外三名是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和原建行行长王雪冰。这些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不过，近半年来，正值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关键时期，也是外资银行渐次布局中国的微妙时刻，国有商业银行业大案、要案曝光频率之高和涉及金额之巨令人担忧。 8．北京市有关部门在食品专项执法检查中，从朝阳区某肯德基餐厅抽取的原料“辣腌泡粉”中检出“苏丹红一号”。据了解，这种“辣腌泡粉”用在“香辣鸡腿堡”、“辣鸡翅”、“劲爆鸡米花”3种产品上。禁而不查，查而无标准可循，无法据可依，这使得苏丹红一号在我国明令禁止其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情况下，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暗藏着。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检测方法和标准，这给检验苏丹红一号——致癌物质带来了判定依据上的不足。而一些商家在自己的产品被查出问题之后也是抓住这点不放，宣称“食品安全检验报告上从来没有苏丹红这个指标”、“关于苏丹红的定性，国家还没有出具官方的材料”。 9．在食品安全监管难度较大的农村和集贸市场，《通知》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农村药品监督供应网络的作用，防止假冒食品、药品流入农村市场，危害广大农民利益。各地辖区内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有关部门应在24小时内上报，并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对病人进行救治。 10．这两天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每月11日是排队推动日……”。伴随着这条信息，北京迎来了首个“排队推动日”。2月11日，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举行，向广大市民发出“排队文明、礼让光荣”的倡议，希望杜绝公共场所乱拥乱挤、城市交通乱行乱停等不文明行为，为奥运会创造文明有序环境。在“排队推动日”启动仪式上，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张慧光揭晓“排队推动日”活动标志并介绍丁标志寓意和“排队推动日”活动背景。张慧光说，把每月11日定为排队日是在用“11”这个数字形象地提醒大家，当有两个人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就应该排队。活动标志由两个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组成，希望这个具亲和力的形象能够深入人心，使市民喜欢这两个卡通人物，并且一看到他们，就想到要自觉排队，文明礼让。 11．昨天零时20分，阜外派出所巡逻民警在辖区内检查禁放工作。当巡逻到距离派出所 50多米的北营房东里一餐馆时，民警听到几响二踢脚声。“当时看到一中年男子若无其事地站在餐馆门口抽烟。警车开近时，二踢脚响声就没了。”阜外派出所郭副所长介绍。民警把车开到远处在暗处观看。不一会儿，该男子用烟头点燃一根立在地上的二踢脚。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抓获。 12．笔者日前在一银行营业网点办理业务时看到，大厅内十余个窗口的营业柜什前均站有三至四人，而且全挤到“一米线”内，身旁的“一米线”设置有的被挤歪在一边，脚下醒目的黄色提示线也没有起到提示作用。“一米线”本来是由银行为了防止客户存折、银行卡密码被人窃取而推出的一项维护公共秩序、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服务。但市民并未接受这番好意。市民不识“一米线”，这说明银行的宣传还要加强，我们全民的公共道德意识还有待提高。 13．2005年4月16日上海部分学生、群众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的酝酿组织，大多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来完成的。本市某公司员工汤晔根据网上零星传言，炮制出包括游行线路、时间、注意事项等的所谓《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群发后广泛传播，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近日，汤晔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公安机关重申，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任何方式，包括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及其他方式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都是违法行为。网络虽无国界，但绝非法律的“真空地带”。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网络和手机散布谣言，煽风点火，蛊惑人心，组织策划非法游行，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广大群众和学生要遵纪守法，不信谣，不传谣，不参加非法游行示威活动，也不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传播鼓动游行示威的信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 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除了这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数量无法统计。这些正处在建筑寿命“青壮年”的建筑非正常“死亡”，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 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4月28日，他站在一排刚吐着绿芽的人行道树前，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从底部开始，这座高楼先是一层层坍塌，塌到第6层时，剩下的12层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事实上，老人很清楚，“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能不能实施，全靠领导一句话。”“许多建筑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拆除，问题出在不理性、不科学、难以持续的城市规划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科学的规划来引领。而在制定了合理规划之后，一些城市的住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变更频繁，标准制定落后，也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还没建成就被拆除的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根据官方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黄山路与大蜀山之间的山景，爆破之后可以将贯穿省城东西的黄山路“拉直”。是小区建设规划在先还是城市景观规划在先，并没有公开。 2．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认为，当下“一届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我们历代王朝从来都是推倒旧的，重建新的，这种‘新的就是好的’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每一届领导上任时，往往认为‘除旧布新’才是对的。” 强化监管，增强规划权威性、严肃性、延续性和执行力，重大工程随意拆建造成严重浪费，应严肃问责。“当前，短命建筑产生后，无人调查和问责，也纵容了此类现象多发。”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房子是谁规划的?花了财政多少钱?为何要拆?拆了以后干什么?如果对每个大型建筑来龙去脉都搞清楚，建设和拆除都有透明程序，都明确责任，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浪费。 提高建筑规划的透明度，让公众参与决策，遏制拆建的随意性。一些规划专家表示，建筑不仅是政府工程，更是事关老百姓的民生工程，应重视发挥城市居民和规划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可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包括建筑的规模、选址、体量、风格等方面的意见。 不可否认，在遭到提前拆除的短命建筑中，也有因质量问题和缺乏高质量维护而被迫拆除的。如北京市要求某开发企业拆除刚刚建成的某小区保障性住房，就是因为建筑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抛开人为因素，建筑的寿命主要取决于房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施工用料的质量和工程设计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说。 质量对建筑寿命的影响能有多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国大部分短命建筑使用的都是标号20的混凝土，仅此一项差距就使房屋至少短寿十几年。 说到建筑短寿，有人说是中国建筑土木结构的特点所致。人家欧洲的建筑用石头，咱用木头，当然不可能像他们留存那么久。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木头固然没有石头结实，寿命也没有石头长。但问题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土木结构建筑就算拿木头的寿命来衡量，也没有活够年头。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那可是纯木结构的建筑，从辽代至今快1000年了，而这座木塔却依然完好。可见，木塔能保留1000年，而中国绝大多数土木建筑寿命都不到百年，罪还真不在结构。 那么中国建筑到底为何寿短?其实，最大根源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继承精神的“短视”文化。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中，类似火烧阿房的“壮举”经常发生。因此，无论是未央宫还是大明宫，这些辉煌建筑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早已化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往往连残垣断壁都不复存在。 3．近年来。一些地方为建“标志城”“月光城”，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开展一系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旧城改造。网友A认为这种拆旧建新的行为是“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 “拆旧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说。 2003年，中国城镇共拆除1.61亿平方米房屋，按每平方米需水泥200公斤、钢材60公斤计算，总共浪费了3220万吨水泥和966万吨钢材，均占我国2003年竣工房屋所需钢材和水泥的8.9%；若按每吨水泥300元、每吨钢材4000元计算，则仅建筑用的水泥和钢材就损失了483亿元；另外，按生产1吨水泥消耗145公斤原煤、生产1吨钢消耗741公斤原煤计算，则共浪费掉1183万吨原煤。 据国家住建权威部门研究报告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吨至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吨至12000吨建筑垃圾。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至40%，每年产生新建筑垃圾4亿吨。这些垃圾的运输、处理和存放，都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以南昌五湖大酒店为例，据估算，酒店拆除后将留下4万吨建筑垃圾，将占用大片垃圾填埋场地。 2010年，建国门桥东南角，四星级凯莱酒店外搭起脚手架，并围起绿色围挡。凯莱酒店1992年开业，2010年6月1日正式停止营业，准备拆除，之后原地重建五星级的“国际化商务高端酒店”。据施工方宏安达建筑物拆除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8月中旬，待酒店内部设施和物品都搬走后，就将开始拆除，拆除过程约需3个月。这一切都预示着，这座曾经辉煌的四星级酒店，在“存活”20年后，即将消失。而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作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的凯莱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对酒店进行了重新装饰和布置。 建筑过于“短命”也造成了城市记忆的缺失。“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历史悠久的建筑，全部是古人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寿命这么短，我们怎样靠建筑来保存民族发展进步的记忆?”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刘志峰说。 建筑的“短命”现象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却鲜有解决良方。怎样才能延长建筑的寿命?其实，城市的真正内涵是慢慢发展成熟起来的，城市建设必须要有远见，要按照理性、科学的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综合协调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等各种关系。 4．T市政府于2005年至2009年分5批确认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746幢、114万平方米，其中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T市文物保护单位81处，区县文物保护单位79处，已完成保护性修缮500多幢。2006年3月，国务院批准T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14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其中有6片被确认为历史风貌建筑区。 T市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殿堂、寺院，又有西洋古典、现代建筑，它们和历史风貌保护区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和城市景观，也是T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 2005年9月1日T市人大颁发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这是针对T市自身特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T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制定了《T市历史风貌(区)建筑确定程序》《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腾迁管理办法》和《T市历史风貌建筑使用管理办法》等政府文件，规范保护的实施过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规政策体系。从历史风貌建筑的评定至利用都有相应的文件规定，这些政策为政府开展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是政府顺利开展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有力保障。 2005年起，T市相继成立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委员会、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T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构建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管理体系。两个委员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历史风貌建筑整理公司则是T市保护模式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历史风貌建筑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筑遗产，具有公共属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代替公众行使权利。历史风貌建筑遗产要得到有力的保护需要政府的权威性，这决定了政府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占据主导位置。历史风貌建筑遗产除了具有公共属性外，还具有稀缺性。T市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保存量很大，具有较高价值，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进行保护。所以，对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繁荣、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市场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甚至会舍弃保护的初衷。因此T市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模式，在兼顾经济性的同时又不会使经济利益影响到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效果。 T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显著标志之一是拥有形式多样的历史风貌建筑，是T市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不可再生的城市资源。T市在实施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初期，就注重科技先行，着手建立T市历史风貌建筑地理信息系统。先后对746幢建筑编制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图则》，将全市历史风貌建筑的地理位置、建筑面积、产权情况、房屋完损状况、历史文化背景、照片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为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编制《图则》保护工作的创新，是为每幢历史风貌建筑“量身定做”的保护、整修、使用的技术指南。同时，还编制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规程》，它作为T市地方技术标准，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填补了技术领域的空白。 5．尽管T市在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过程中取得了宝贵经验和显著成效，但仍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 T市规划部门认为：城乡规划部门应是T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主管部门，历史建筑外檐修缮方案等规划审批管理工作，应由规划部门负责；同时，历史建筑的认定，是实现全面整体保护不可分割的内容，应由规划部门会同文物部门负责。 T市国土房管部门认为：《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05年)中第七条对“主管”问题的规定是“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保护工作。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规划管理工作”。第十四条对历史风貌建筑认定问题的规定是“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历史资料，经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报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风貌建筑”。这就造成三个部门责权不明、工作有肓点。 十几年来，T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保护历史风貌建筑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和各界人士关注历史风貌建筑，自觉参与保护。但违规现象、甚至是严重违法现象仍有发生。例如，“五大道”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T市城市整体规划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确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区。其中河北路上的“疙瘩楼”是T市重点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其外墙采用了T市独特地理条件形成的地方材料黏土过火砖——硫缸砖，整个墙面上不均匀的凸起呈“疙瘩”状，别具特色。但极个别产权人无视法规条例，擅自改变其建筑的外部造型和饰面材料，破坏了周围建筑的整体性，影响了“五大道”地区的整体形象。从其产权人第一天开始违法施工起，市国土房管部门按照《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规定，对其进行停止施工、自行拆除等一系列行政执法过程，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历时六个月，不但违规施工已经结束，而且法院至今执行不了。这一违规违法行为破坏性大，社会影响极坏。 历史风貌建筑的维修及保护是一项耗费资金的系统工程。腾迁费用(包括安置补偿和货币补偿)随着周边商品房市场的价格上涨，逐年增加。目前尚有80多幢需要进行腾迁的历史风貌建筑，已查勘的514幢、80多万平方米历史风貌建筑的房屋安全，结果不容乐观，其结构维修还需大量资金。虽然市政府一次性拨付了专项结构维修资金，但是入不敷出。为坚持“留住城市的根与魂”，T市国土房管部门仅能利用有限的资金，先期对每幢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建模、激光扫描、制作成三维动画，同时邀请年逾古稀的建筑老师傅从修缮材料、操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保护性挖掘留档。不容置疑，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确实是一项“烧钱”的事业，而引入民间资本投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6．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建筑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筑业的发展壮大。 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十一五”发展规划。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筑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划，以增强建筑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建筑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议在加强行业管理，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开拓国际市场，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制定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指导全国建筑业科学发展，真正使其起到支柱产业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调查，建筑企业领导普遍反映，目前招投标市场极其混乱，给建筑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主要是由最低价中标产生的。过去一个工程项目在招标前。建设单位都要做标底，投标单位谁接近标底，谁才能中标，现在是最低价中标，建设单位特别是开发单位，把工程造价压得很低，这就造成了投标单位的围标现象。现在开发单位又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做一个工程的拦标价，投标单位高于拦标价就作为废标。另外，对按照拦标价中标的建筑企业，还要下浮15%，这很不合理，虽然要与国际接轨，但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离开现阶段的中国国情，机械地照搬照抄，是不可行的。 7．投标单位标书做得很细很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投标过程中，评标的专家只是翻翻而已，一个上午要看几家投标单位的标书，根本没有时间细看，这是极大的浪费。建议标书删繁就简，能说明问题即可。评标的专家看的是内容，不是看标书的装潢，同时招投标手续繁杂，所以在手续上也应该简化。因为，对一般工程而言，招标代理制定标书也好，投标单位制定投标标书也好，从现在的建筑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经验来看，对工程的造价成本完全可以做出概算。如果大家都实事求是，做出的概算应该相差无几，所以没有必要把招投标过程搞得过于繁琐，增加企业的负担，这样不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 建筑企业利润过低。从大连地区看，建筑企业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达到百元产值3.23元，核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为百元产值2元，还有0.4%的个人所得税及房产税等，百元产值所缴税额在5.5%左右。按道理说这样的税收不算太高，但现在建筑企业普遍感到税收负担过重，根本原因是建筑企业的利润太低。全国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是2.9%，因此，建筑企业资本难以积累，影响着建筑企业的发展。从所得税来看，国家规定的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是8%～20%，现在大连地区企业的利润即使按照最低的8%来计算，也是远远脱离大连建筑企业利润的实际，按照国家规定机械制造业所得税的利润率是5%～15%，交通运输业为7%～15%，建筑行业仅低于餐饮娱乐业。鉴于建筑行业目前利润低的情况，建议按照制造业的5%～15%的利润率征收，减轻建筑企业的负担，起到“放水养鱼”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基本原则，优质优价是题中之意。在其他行业当中，都在贯彻执行优质优价的原则，但在建设工程当中，优质优价原则体现得不明显，这不利于调动建筑企业创优的积极性，不利于建筑行业的发展。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文明，是人类发展的结晶，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直接的表达。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先进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构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整体框架。作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生存的价值；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向自然索取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而竭泽而渔。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意识，正在全社会加快培育，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正在逐步构建。 2．“绿色化”一词，首次与原来倡导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提，成为“新五化”，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所以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表示：“党和国家有坚定的意志，敢在最硬的约束、最短的短板上动土，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实现系统化的绿色变革。我们必将在国际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之路，也可以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何炳光分析，《意见》中“绿色”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不应该小看“绿色化”这三个字，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直观上的绿色和内涵上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意见》通篇贯穿着“绿色化”的主线，把“绿色化”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 第二，动静结合，有机结合。“动”是指经济绿色化是一个过程，“静”是指我们最后享受绿水青山的结果。“绿色化”是按照生态文明理念和要求来改造国民经济存量，构建增量，大幅提高国民经济的绿色化程度。我国传统经济发展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代价比较大，形象地说是“黑色经济”或“褐色经济”，“绿色化”就是要“去黑存绿”，用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为“五化协同”的一个重要方面，“绿色化”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成效： ______。要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和产业布局，合理布局和整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建设绿色城市、绿色乡村。 ______。要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引导绿色设计，生产绿色产品，发展绿色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实质上是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的问题。绿色产业是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和产业支撑的产业，根据《“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年底，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增加值约相当于GDP的2%左右，不仅为生态文明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产业支撑，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______。要加快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倡绿色消费。这也是《意见》中一大亮点，要促进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促进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______。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绿色教育，形成人人、事事、处处、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______。对于前面的四大成效，多措并举，真正落实，才能得到共享的结果，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使绿色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3．有这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一个开矿炮声隆隆的村庄，毅然关停了每年能带来三百万元效益的石灰矿，选择了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的路子。如今，这个村竹林如海、景色如画，每年旅游收入上千万元。越来越鼓的腰包，让当地村民深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个研究团队对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耦合度普遍很高，其中有76个国家的耦合度超过0.9。这说明环境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同向协同效应。在中国，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故事正在多起来，不断触发人们对“青山”与“金山”关系的思考。 一位领导干部形象地比喻，每个地方的口袋里都两张卡：一张是“经济总量储蓄卡”，数字总在不断刷新；另一张则是“生态环境信用卡”， 不少地方“赤字”严重，欠账不少。但如果第二张卡刷“爆”了，第一张卡就会被“冻结”。 诚然，经济活动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活动，它以自然资源为物质基础和劳动对象，能源和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是人类立足生存之本和发展进步的源泉。当经济增长过快、增长方式不合理，使得环境所接受的废弃物的种类和数量超过其自净能力时，环境质量将急剧降低，影响资源的存量水平和质量水平，导致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乃至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使生产效率、人类健康以及未来发展机会蒙受损失，反过来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绿水青山”是底线，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发展资源。同时，需要千方百计把生态效应放大，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当下，绿色化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有的地方舍不得眼前的那一点GDP和税收，对于落后产能、污染企业投鼠忌器，不能痛下决心整治，导致转型动力不足，步子也不够快。有的地方深受环境破坏之害，痛定思痛之际，旧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但新的发展方式却还未上路，陷入了转型迷惘。 所谓“十年树木”，建设生态文明，最需要长远眼光。以往，“傻大粗黑”大干快上、污染企业大行其道的背后，常常是急功近利心态在作祟。现在，人们痛切地认识到：“有毒GDP”不能要，绿色GDP才是真正的财富。计利当计天下利，创业当创长青业，这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就像那个关停矿山的村子，有壮士断腕、挥别过去的勇气，更需有革故鼎新、开创未来的远略。 乱砍滥伐、竭泽而渔不可取，“守着青山绿水苦熬”的穷路也走不下去。兼得“青山”与“金山”，关乎谋划发展的智慧。在某山区，20年前，农民砍一棵树翻几座山，一天只赚20元钱，一年只有万把元钱收入。现在，搞起了现代农业，经济作物绿满山谷，游客纷至沓来，一年收入近十万。眼中是绿水青山，口袋里是“流金淌银”“靠山吃山”的深刻变化，说明生态与发展要做到比翼齐飞，离不开用好绿色化这把钥匙，在观念、方式上打开通往发展新境界的大门。 4．善待沙漠——这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倡议。 坐落于M自治区A地区东南部的腾格里沙漠，西部和东南边缘分属G省W市和N自治区Z市，黄河从其东南流经，面积约4.2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四大沙漠。 50多年前，为了保护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不被沙漠埋没，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的Z市，开创了以“麦草方格”为主的“五带一体”治沙体系，被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在包兰铁路安全运行半个多世纪以来，腾格里沙漠实现了与人类的和谐共处。而从治理沙漠到利用沙漠，腾格里正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能。 “黄沙变黄金”的构想肇始于钱学森。1984年，钱学森在M自治区A地区首次提出发展“沙产业”，提倡在“不毛之地”利用缺水而光热条件得天独厚的特点，走“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技术路线，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 钱学森同时警示，不要搞西方的“工业化”，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代价，要努力做到“生态和生计兼顾，治沙和致富双赢，绿起来和富起来结合”。 然而，自2010年以来，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频发。沙漠渗透性很强，表层污染物很容易渗入污染地下水源；同时，沙漠的生态系统又很脆弱，一旦被破坏几乎不可能修复。这些特点直接决定了沙漠必须受到严格的保护，坚决拒绝一切污染。遗憾的是，仍有一些企业罔顾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肆无忌惮地非法排污。2014年9月，发生在M自治区A地区、N自治区Z市的污染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做出重要批示。但仅仅6个月后，2015年3月，G省W市的R公司再次向沙漠伸出“黑手”，折射出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枉法侥幸。 R公司是全国首批15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G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该公司2011年由L城区迁至城东，实施易地搬迁和技改扩建。经事件调查组用无人机航拍和GPS定位，确定共有大小不等污水坑塘23处，污染面积266亩，排向沙漠的污染物主要是R公司通过2、3、4号泵站排出的生产废水。据事件调查组环保部专家判断，R公司在环保设施没有完全建成的情况下，未经批准擅自投入调试生产，私设暗管向沙漠排放生产废水，牟取不当利益。 其实，2014年9月，N自治区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发生后不久，G省即启动了临沙地区、戈壁地区环境保护大检查行动，要求坚决防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有关部门公布的排查结果是：全省临沙地区未发现类似沙漠排污现象，只在戈壁地区发现一起类似的隐患。 但经调查发现，R公司向腾格里沙漠排污的行为，就发生在G省环保大检查期间，并延续到新环保法的“钢牙利齿”下顶风作案，这说明，虽然新环保法有“史上最严”的“美誉”，但其能否从根本上遏制环境违法行为，还面临着诸多的考验。这其中，法律是否落实到位、执法者的执法能否“给力”，将成为关键的因素。针对R公司排污问题，群众曾向环保部门举报，但省级环保部门对群众举报信件只批转而没有深入调查，地方环保部门接到群众信访举报后，不认真检查和严格执法，甚至不真实反映情况，隐瞒违法事实。 违法排污事件发生后，W市D区公安局对R公司董事长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公司两名直接责任人被行政拘留。D区环保局依法对R公司做出罚款3003105元的处罚，并追缴自调试和生产以来的排污费180621元。W市、D区环保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已被停职并接受审查，将根据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调查结果依法严肃处理。 5．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消费观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方式，绿色消费也正在人们的生活中悄然兴起，绿色消费、健康环保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在日常生活消费中，节能环保意识无处不在。 “这辆车排放量多少?有没有优惠和补贴?”2015年4月16日下午，在H市中心城区朝阳路某家4S店中，市民袁俊不断询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和优惠情况。袁俊就职于Y区一事业单位，他是个节能环保主义者，拿了好几年的驾照却一直没有买车。他说，最近一位好友花6万多元购买了一辆纯电动汽车，不仅价格便宜，且零排放；不但少了燃油的污染，在家充电也非常方便，既环保又节能，让他这个节能环保主义者看了心动不已。袁俊说，H市这两年一直在推广新能源汽车。他认为，除了新能源汽车本身具备的节能环保优势外，目前购买新能源汽车，还能享受中央和省级补贴，H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每辆车市级补贴3万元，非中心城区范围(Y区、各县市)每辆车市级补贴2万元。同时，新能源汽车还能享有在很多场地免费停车、减免上牌附加费等诸多优惠。袁俊说，这些优惠政策，让他非常看好新能源汽车的前景。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在装修时，已不再只单纯注重室内装修的美观，而是更多地关注家居的环保节能，节能环保逐渐在家装过程中成为一种时尚。2015年4月16日，H市市民王琼说，她和家人一直想装修一个既健康又节能的家，她准备找一家规模较大的装修公司，希望能从装修设计、选材方面尽量减少污染。另外，王琼要求装修公司在设计中要考虑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节能问题，尽可能地选用节能型材料，如节能型门窗、节水型座便器、节能型灯具、中空玻璃等，在设计中考虑利用太阳能和自然光进行室内采光，降低装修后的能源消耗量。她还要求设计师特别注意装饰材料的合理搭配，充分考虑室内空间的承载量和通风量，提高室内空气质量。“虽说节能装修可能消费较高，但从长远考虑还是很划算的。”王琼对节能装修很热衷。 “用有保温效果的节能型材料，每天可使空调节省10度电”“节能型水龙头的使用，能大大降低家庭能源的消耗”……走在H市中心城区中山路和朝阳路的各大商圈家居电器卖场，随处可见此类关于家居电器产品环保、节能减排的广告或者宣传语，可见环保、节能家电已成为主流。2015年1月初，46岁的市民吴小玲就装修好了自家在宜春中心城永益·翡翠城小区的三室两厅居室，不急着入住的她经常会乘着逛街时看看新家所需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自从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我买家电都要看看能效等级。”吴小玲说，在节能环保爱好者女儿的影响下，她不管买什么家电都会先问问是否具有节能减排功能。“如今购买节能家电还有政府补贴，而且节能家电确实能省电不少。”吴小玲算了一笔账：“按相似型号来算，一级能耗冰箱与普通机型价格相差仅1800元，而一级能耗冰箱一年可节约160.6度电，按照每度电0.6元计算，一年节约电费96.36元。”吴小玲告诉记者，这只是理论上的用电量，冰箱的实际使用，还得看存放物品的数量，以及开关冰箱门的次数。另外，按照目前政策冰箱最高补贴400元计算的话，差价也就是1400元。“又节能又环保，我为什么不用节能家电?” 自备环保购物袋、重复使用塑料袋，不用一次性餐具、一次性牙刷，选择绿色环保的竹纤维毛巾、牙刷，选择散装商品、减少包装浪费，只购买季节性水果和蔬菜……27岁的刘燕萍在生活中无处不践行节能环保。每次去商场、超市买东西，刘燕萍都会自备环保购物袋。“每去一次少买一到两个塑料袋，一年下来你就会知道能节约多少。”刘燕萍告诉记者，起初，她对于这种几毛钱都“斤斤计较”的事情也不以为然，后来朋友给她算了一笔账：虽然每次几毛钱不起眼，但一个月算下来也得十几块钱，这样一年算下来的数字可不小。刘燕萍说，由于塑料袋的价格在承受范围内，所以很多人去商场超市都会使用塑料袋。“塑料袋虽然已经通过收费限制使用，但还是会造成污染的。而纸袋就不同了，它没有污染，不会破坏环境，还可以回收反复利用。”刘燕萍提议商场、超市试着推广纸袋，这样既比环保袋更便宜，又增加了循环使用次数，人们接受起来也更容易。 “适量点餐、饭后打包”早已成为H市市民一种常态和消费习惯。近日，在某酒店周末的餐桌上可以看到，大多数菜肴都被一扫而空，些许的剩菜剩饭，市民也会自觉地打包带走。消费者翁先生说，自己平时就很注意点菜的量，“点多少吃多少，这样最好，既有面子，也不会浪费。就算有剩，也绝对会打包带回家，反正热热还能吃。”一旁餐厅的服务员也表示，来这里私人聚会的食客中，吃不完就打包很普遍。微博上，网友“HCIM”也认为，如果只有自己家人去饭店吃，肯定按需点菜，菜剩多了也会打包，“H市平常百姓就是这样”。 6．“我们试图征服地球，结果却很糟糕。”这是刚去世的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说过的一句话。 上溯两个世纪，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病症。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人均消费的增长使地球上的资源压力成倍增长。世界自然基金会每隔两年发布《地球生命力报告》，试图用直观的数据描述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其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4)》显示，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已超过自然可再生能力的50%，需要1.5个地球才能承载目前人类的生态足迹。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亦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针对性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一段话为恩格斯的警告补充了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胜利”，是逐利性生产关系的涸泽而渔；自然界的报复，则是掠夺性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 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和“绿色化”，同样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各类场合有关生态文明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总书记用这些生动的论述，阐释生态文明理念，确立生态文明原则，描画生态文明愿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目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企业、高校和民间组织等，都在积极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宣传、贯彻执行工作。建设一个“绿色化”的“美丽中国”，正在入脑、入心，触及时代和世人的灵魂。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绿色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另类景象：在不少地方，砍了大树种小草，南树北种、北木南迁，往往就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群众纷纷抱怨，绿化工程劳民又伤财，甚至连绿化率超过85%的地区也要绿化……简单绿化、全面绿化完全是对绿色化的曲解。绿色化显然不是简单的绿化，而是要将绿色融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简而言之，绿色化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也关系到政治生态的绿色化。 如今，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实施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美国的“绿色新政”，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德国的“绿色经济”研究议程等表明，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 中国发展需要“绿色化”。世界“绿色化”大潮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宝宝”类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一系列时髦名词将互联网金融市场带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但主导这些的始终是“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互联网三巨头。而在波涛汹涌之下，“第二梯队”的电商平台与支付企业的“暗流”，也在不断汇入互联网金融的大潮之中。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0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大约1.85万亿元，巨大资金流与信息流的交融，成为多个平台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基础，而多个主体的进入，也让互联网金融这张大网越织越密。1号店董事长于刚透露，1号店的供应链金融产品2014年内将面向上万个1号店合作商提供小微贷款及综合金融服务，总体融资额度超过40亿元。和1号店相比，体量更大的京东商城，其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则更加丰富。在其金融平台上，不仅有面对消费者的由八大基金公司同步联合推出的几十款不同理财产品，还包括“宝宝类”货基产品“京东小金库”，以及供应链金融产品京保贝、个人消费贷款产品京白条……目前京东已形成了包括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网银在线、平台业务四大板块。大量互联网电商平台作为“第二梯队”，正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尝试“开疆辟土”。B2B(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营销关系)领域中除敦煌网外，马可波罗、金银岛、生意宝等都开始有所动作。而在B2C(商对客，企业直接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平台上，唯品会、凡客、聚美优品等也传出风声，正在与金融机构密切接触。 2．互联网企业一直就是金融机构的打工仔，金融机构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都由它们干。对于80％的用户，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的服务，它们提供；对于广大的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意下去，它们通过网络来覆盖；金融机构不愿收集用户信息，它们帮着接收。近期来看，把有价值的信息拿出来，一个客户的名单可以卖到100元；长期来看，积累这些数据以后，客户的数据都在它们手里，大数据的价值挖掘体现出来了，把一些痕迹留下来进行加工，对金融交易模式的设计就能产生影响。那不再是补充。余额宝事件刺激了金融机构，但是这些金融恐龙，即便意识到问题，调整速度能不能跟得上，能否做好转型和融合，还需时间考验。从过去看，走向互联网是两条路径，第一是传统机构主动吸纳采用互联网技术、软件、网站等，第二是从互联网机构出发，建立互联网B2B平台等。如今发现，这些变化都会渗透到更大的产业领域，并互相渗透、往底部融合。在中国谈互联网金融，就不得不提马云。他建立了一个互联网金融帝国。支付宝不仅是一个交易工具，马云更将它打造成一个大的平台、集团。利用这个平台，通过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给支付宝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虚拟服务。支付宝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电商平台到支付平台再到今天的金融平台。它现在正在走向更高的层次，从一般的金融平台、小贷公司往大平台、大数据、大金融方向迈进。移动化、大数据形成了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模式。阿里从电商开始，支付宝的基因形成阿里金融平台，这是内生的逻辑。现在的金融机构要做互联网金融，借助移动、大数据挖掘，发现自己没有数据，要建电商平台，发现客户只是直接客户，要直接打通产业链，往底部渗透，就必须用互联网作为整合平台和工具，从而形成互联网和金融更大的融合。互联网正在改变未来金融格局，潜在进入者越来越多，传统的银、保、证、基等金融机构面临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互联网世界开始崛起。互联网刚开始还只是一种工具，但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依赖、产生感情。以至于思维方式也会因此而改变，就形成了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人格。互联网已经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像空气一样离不开了。这个时候，不仅要做互联网世界的创造者，也要努力地参与，否则就会置身事外，逆潮流而动。只有适应、理解这个世界新的规则、新的现象，传统金融才有希望。互联网金融迎来历史性机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受到空前重视。国办87号文《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工具，不断创新网络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金融的技术支持日益成熟，互联网信用生态体系渐趋形成，信息消费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热点。第三次互联网创业热潮已经来临。中国网民数量达7亿，移动终端日趋普及。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90后已经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特别是网络消费的主力。 3．大国经济有很多的标识，包括总量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人才与法制，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是金融体系。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大国金融，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时至今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仍在加快推进之中。可喜的是，2013年从外部促进这一变革的新兴力量出现了，这正是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将其视为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重要一环，不仅在于几家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更关键的是它触动了金融改革的根本问题。其中，包括利率的市场化、金融产品的创新，特别是服务对象的质的转变。部分金融企业中，一直以来存在为大企业服务、为富人理财的不良倾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普惠式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中低收入群体进行财富管理的机会，都纷纷增进了。这背后，乃是互联网金融更强调的“一切为客户考虑”的市场化思维──你需要什么，我创造什么。这些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基因”是完全不同的。一项金融制度，一种金融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量融资者欢迎，一定是它的“对面”有欠缺，难以提供这种金融服务。所以，互联网金融把客户体验的快捷、灵活、高效放在首位，就如同“电商模式”对传统店铺的颠覆一样，形成了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变革，逐步呈现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之后的第三代金融业态。当我们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时，不要忘了，任何金融类活动都有风险。互联网的风险更为特殊，这种风险是衍生性的，与传统的金融风险有根本差别，比如透明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特别是加强监管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只有明确了内部的风险结构与特点，才能让监管标准去对冲特定的金融风险。 4．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余额宝”引发的电商大战中，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接受“得屌丝者得天下”的理念，纷纷将目光转向成千上亿的用户。对此。致力于电子商务研究的李安渝教授认为互联网金融实际上也沿用了互联网的长尾理论。“我们传统的金融服务的对象是大户和大项目，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些大的项目，然后找有钱的大户，这样我们金融机构在中间进行撮合，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互联网用户，基本上来讲跟网络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李教授表示。“互联网出现以后，使得金融行业可以做到小户对小项目，什么叫小户?就是手上有3000、5000元，或者万把元的投资者；什么是小项目?比如说摆地摊，100、200元就可以启动的项目。那么互联网金融就使得小户、小项目也能够获得相关的金融服务”。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是通过互联网的集约化技术。李教授认为，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把很多人或者很多事情集中在一起，这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比如说利用社交网络，把一些小的投资者组织成一个超级大户。除此之外，他认为互联网也可以把一些小项目集中在一起。“比如说过去我们的报亭，它分散在城市里面，我们一个个去看就很困难，而且一个个去看它都是单独的一两万的小投资项目，那么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把这些项目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我们把这些经营者以某种方式，比如说论坛，把他们摆在一起，了解他们共同的需求，以及他们业务普遍的风险。”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创新、创意方式也自然应运而生。“聪明人在中间设计产品，最终就使得这些小额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去投资一些小规模的项目，还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那么，在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机遇也成为众多企业思考的问题，李安渝教授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估值高于金融+互联网”的观点。“我引用了上海银监局局长的一段话，阿里巴巴市值1500亿美元，工行的市值是1.2万亿，他认为如果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业后，资本市场给予其的溢价可能会远高于工商银行运用互联网技术完善自身服务所获得的溢价”。因此，他也提示企业如果扩展业务，或试图拥有互联网上的长尾用户，那么就要改变服务方法。“我们的金融机构过去是习惯做大项目、服务大客户。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是服务成千上亿的用户，大部分的企业对小众客户服务非常好，但是那种方法不一定能够用在大规模的用户上。当然反过来互联网金融也不太可能做大项目和大客户，互联网公司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服务能力，也没有这个服务网络”。 5．2013年下半年以来，最为火热的互联网金融莫过于余额宝类理财产品、第三方支付、P2P网贷平台和众筹。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马蔚华表示，监管当局对新生事物采取一种扶植和容忍的态度，发展到一定时期因势利导，建立制度、进行规范，给互联网金融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对金融的“敬畏之心”是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提及的关键词。他表示，不管怎么样界定互联网金融，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还是应该遵循金融业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核心仍是风险管理。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了“安全与效率”平衡的思考，对监管而言则是“创新与监管”的平衡。樊爽文称：“金融监管体制、理念和监管的方式都需要与时俱进，功能监管应该是势在必行的一个要求。”金融交叉混业越来越频繁且复杂的今天，分业监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就导致一些金融交叉的部分可能会处于监管真空地带，也有专家提出功能监管。不过按照目前互联网金融归口监管来看，“功能监管”如何实现是一个难题。“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和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风险形成和传递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风险管理更加复杂。所以，对金融监管来讲，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放松。”樊爽文表示。而在业界期待已久的“负面清单”监管模式上，樊爽文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由于金融系统的特殊性。风险的系统性、传递性和敏感性，他认为在金融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弊大于利。同时，他也提出同一个市场同类的业务应当保持监管的一致性。“互联网金融监管业态慢慢区分以后，将不仅仅是央行在监管。”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廖理在做客人民网直播室时表示，互联网金融可以分类，代表不同的业态。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必然是指其中的一个业态，分得越细，才能把工作做得越好。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再次给余额宝等背后的货币基金定性，不是金融创新。他认为，创新要看不同的程度。改变进程的实质创新叫创新，流程与工具的创新也叫创新。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拆借市场，在银行资金紧张时，为银行提供成本较高的流动性，货币基金早已有之，银行拆借早已有之，算不上什么本质创新。但毋庸置疑的是，余额宝通过互联网手段以光速聚集沙粒般的小资金，可算得上是伟大的技术创新。截至2014年2月底，余额宝规模约为5000亿元，其对应的天弘增利宝已超过了全球闻名的富达反向基金等著名基金产品，跻身全球前十大基金行列，只有互联网高效才能做到这一点。银行只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互联网与金融融合的大趋势都不会改变。中国金融既需要本质创新，也需要技术手段创新。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不是因为解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题，而是让余额宝的购买者可以趁着银行资金紧张之时大赚一笔。银行以及相关人士当然不爽，但生意之道就是交易互赢，一方有需要，一方提供需要获利。表面上，银行的市场被人分了去，变小了，但由于效率改善，市场会变大，每个人都更大了。我们看到的是，任何行业参与者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做大了，而不是相反只有一个人玩，市场越来越大，这个唯一的玩家也越玩越大。长期看，谈不上对银行造成冲击。余额宝冲击了什么?冲击了银行的垄断经营，冲击了存款利率管制。这种冲击对于要面对世界竞争的银行也是好事。 6．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在金融领域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上，我们必须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依靠创新和组合使用政策分析工具，提高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实施的可控性，推进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越需要新的政策工具。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看，往往注重于定性分析，缺乏量化判断。往往是问题谈得透，也有共识，但如何改、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谁也说服不了谁，难以拿出令各方信服的方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一般是在重大经济金融公共政策出台时，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对政策出台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测算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就大量运用了这些工具。例如，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过程中，定量测算对于把握改革力度、平衡各方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有效避免经济金融改革和政策制定陷入口水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定量影响测算、压力测试等方法，前瞻性地做好改革中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全面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真正做到积极有序。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把握好改革的推进强度。利益调整是各国政府推进改革时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就反映了国际上在推进公共政策可衡量性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成本一收益分析是通过考量一项政策的直接收益与成本、间接收益与成本，综合评估政策可行性并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例如，对于城镇化这项影响广泛的重大规划，就可以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匡算比较其直接间接、近期远期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选择合理的推进路径。 7．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滴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这也是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金融成为2014年两会的热点话题。2014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态，近期国内汇率变化属于正常波动，“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当天，央行副行长易纲、潘功胜也公开表态，对余额宝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予以正面肯定。两会期间，有部分金融机构代表向互联网金融行业施压，提出加强监管，甚至抛出予以取缔的论调。也有经济学家表示，余额宝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垄断操纵的结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就是让价格规律主导市场的资源流向。李克强总理也在报告中指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所谓“潜规则”，就是表面上不能明文公布，暗地里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内部潜在规则。每一个行业内人士也许都清楚，对于此种“规则”，在你感到极度无奈的同时，又不得不按“原则”办事，以此来“入乡随俗”，获得自我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在现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千奇百怪的“潜规则”也应运而生。 若提起“潜规则”，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就会锁定在娱乐圈，为什么呢？这还得要“归功”于我国各门各派的“杰出”女星们。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娱乐圈众女星的开放思想也是与时俱进。在现实的演艺圈中，女演员似乎只有遵循某些潜在的交易规则方可获得演艺资格的许可证，而初来乍到的女艺人们，似乎早已熟读了这种潜在的交易规则，毫无羞涩地进入了默契配合的角色。也许这种默契的配合的确能为她们换来一些荣耀和富贵，然而，在这种名利双收的背后，她们的心灵世界又收获到了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她们“成长”中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在她们的灵魂深处，也许将会形成一种永久的遗憾。 2.手术刀下的“潜规则” 医生本来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救死扶伤乃是他们神圣的职责，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在这些神圣使者所挥舞的手术刀下，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种潜在规则，即“红包规则”。在生死十字路口的手术台上，作为主刀医生，似乎只有得到了“红包”的筹码，才能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从而增大患者重生或康复的希望；而患者家属似乎只有付出“红包”的慰劳，才会以较为平稳的心态将自己的亲人送进那“生死攸关”的手术间。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红包”似乎充当了一种平衡的使者，双方均有所得，然而，就在这种平衡的背后，却有一种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崇高的职业道德！ 官场升迁的“潜规则” 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两种：一是洞房花烛夜；二是金榜题名时。官场中人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头衔越大越好，地位越高越好。那么，若想使自己的“乌纱帽”变得尊贵，除了遥遥无期的拼搏与等待之外，最为捷径的办法就是“公买公卖”。这不，在我国东北地区曝出的“马德卖官案”，便引起了不少“官迷儿”们的青睐：“一个县长30万元，一个县委书记50万元，一个市委常委80万元……”然而不管是买官的还是卖官的，归根结底，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 足球裁判嘴里的“潜规则” 作为足球裁判，本应扮演的是绿茵场上的公正使者，但是，由于足球经济化的功利驱使，使得足球裁判也成为了这场“潜规则”游戏玩法的操纵者之一。有人曾把裁判比喻成绿茵场上的第12人，对于这个比喻，笔者认为一点也不为过，看一看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吧，一个当时处于世界足球末流水平的韩国队，不就依靠这第12人，过关斩将，连克强敌，最终跻身于世界的强队行列吗？虽说过程有些不太光彩，但毕竟得到了无限的荣誉。这也许就是现代绿茵场上的一种潜在的游戏规则吧！本来作为足球比赛，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团队竞技体育项目，而如今，在这片纯净的绿色空间里，却充斥着太多的金钱与交易，使得这种弘扬体育精神的团体项目变了味道，同时，它也大大刺伤了广大执著喜爱足球的忠实观众们。殊不知，当球迷不再为球员喝彩，不再为进球欢呼，在空荡荡的足球场内，这种肮脏的交易规则还会存在吗？ 3.“在奶粉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我们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这样的企业，也要坚决整顿、处理，一个也不放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奶粉事件患病儿童时说，政府对此次事件感到很内疚，将认真总结和反思，让坏事变成好事。 一个三鹿，我们还可以指责其个体的无良；但22个“三鹿”，除了指责三鹿的无良之外，显然还有奶粉企业诚信底线的突破和社会责任的丢失。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纵容下，生产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扩大销售，竟然置婴幼儿的身体健康于不顾，只为自己牟取私利，斥其“没良心”毫不为过。 如此公然地作孽，什么行业自律、社会诚信、企业责任，早已抛在了脑后。然而，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在商业利益之外，还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责任。而一个自律的行业，也应该担负起技术质量和卫生标准的约束作用。遗憾的是，在奶粉行业中，我们只看到了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看到了“搞定”有关环节、“摆平”媒体、欺骗消费者的“公关”潜规则，却没有看到行业的自律和规范。 行业潜规则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给消费者造成了身体或心理上的损害。因为行业潜规则只是内部的约定，而不为外人所知晓，所以不知情的消费者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行业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这种行业潜规则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消费者就一直被蒙在鼓里，行业却照常发展。 然而，古话说得好，害人必害己。“没良心”的企业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信奉行业潜规则的企业，它们不但要受到市场的惩罚和政府的处罚，还将导致整个行业的诚信危机。而这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来说，才是最致命的。 到了该反思行业潜规则的时候了。今天，三鹿奶粉曝出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然而还有多少行业潜规则需要我们一个个地去打破，去反省呢？ 4.谈到行业潜规则，曾经在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事例。“三鹿事件”爆发之后，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马上召开“给全国业务人员和经销商培训”的电话会议，在强调“三鹿事件”对太阳能行业的警示意义的同时，对外揭露：每天有数百万消费者可能面对太阳能热水器存在的安全隐患甚至生命威胁。 黄鸣揭露，目前业内普遍存在“阀门铅含量超标”，这是更甚于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已经暴露的“漏电伤人、架子烂掉、水箱漏水、阀门开裂”的行业隐患。铅含量超标是非常要命的，比三聚氰胺的危害还大，三聚氰胺还能够被人体排泄出去，而铅与皮肤接触后能渗透到皮肤里面去，如果导致铅中毒，将会严重危及生命。另一大潜规则就是利用氟利昂做发泡剂。黄鸣说，“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大部分小的太阳能厂家还在采用全氯氟烃做发泡剂。这也应叫潜规则吧。” 实际上，早在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禁氟令”。据黄鸣介绍，禁氟令是禁止使用全氯氟烃(CFC-11)的强制规定，目前使用的替代品大部分是氢氯氟烃(HCFCS)，它们都叫氟利昂，只是后者对臭氧层的破坏较前者要小得多，因此该替代品按规定在我国可以用到2030年。而对于铅的使用，黄鸣表示，“在新兴的太阳能行业，内无参照，外无引进，国家标准的建立与健全需要有个过程，正如汽车、家电等成熟行业的国家标准，其完善过程走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目前这个行业注册企业有3000多家，但圈内人士称，实际数量接近10000家，竞争极度混乱，各种监管措施和标准都跟不上，很多企业为利益而不择手段。 5.在潜规则所有的危害当中，最容易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应该是对公平公正的践踏〖=2〗 消费者李先生在郑州一大型电器商场购买了一部手机，在“三包”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到售后服务处进行维修，售后服务人员检测后，认为该手机进液，故障属使用不当造成，不予保修。李先生不认同售后服务处的说法，自己找检测机构对手机检测发现，手机机身内所留痕迹为维修时所用的松油，不存在进液现象。消协工作人员在处理手机投诉过程中，发现产生投诉的原因绝大多数集中在手机的检测问题上，一般手机经销商遇到“三包”期内的产品发生故障都要进行检测。河南省消协认为，谁生产谁检测，这种不成文的做法，对消费者来说有失公平，没有透明性，缺乏公开、公正性，致使消费者投诉增多。 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也是潜规则的罪状之一 某媒体记者曾经对哈尔滨市的橱柜市场进行了走访，一些橱柜厂家表示，作为橱柜一部分的台面，很多厂家都不自己生产，而是由别的工厂代加工，橱柜厂家将台面买进后再贴上自己的牌子。 目前，由于生产台面需要很专业的设备和技术，另外因为投资大、尘土大等因素，作为一般的橱柜厂家来说，人造石多数不自己生产。只是在商家下单后，部分小型加工厂就按照图纸进行生产加工，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而一些知名品牌橱柜门板由厂家总部发货，里面的柜体则由这些加工厂按图索骥。只要有图纸，任何牌子的橱柜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委托生产或加工的行为，被称之为贴牌。而这种已经是“潜规则”的现象也不单单发生在哈尔滨市。 6.“潜规则”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公众对之深恶痛绝却又毫无办法。从“注水肉”“苏丹红”，再到“三聚氰胺”，从学术圈、娱乐圈，再到航空公司……仔细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要利润，学者要职称，演员要角色，空姐要调岗……似乎每个行业都有着只做不说的公开秘密，这就是饱受诟病的“行业潜规则”。且不说南航空姐于丹丹是不是真的死于“潜规则”，但这起事件的发生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反思：生活中，为什么规则总是不敌“潜规则”？ 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谁给了“潜规则”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一味地追求财富而导致社会诚信度下降，盲目追逐名利让正确价值观迷失。无论是震惊全国的“毒牛奶”事件，还是炮轰导演对其“潜规则”的演员张钰，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于是，这样的心态久而久之就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明知是潜规则，可是人们对其的态度往往是默许、甚至盲从。如果不是自身利益受到侵害，通常情况下受害者是不会站出来与之抗争的。 其次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规则为什么总是苍白无力？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潜规则”的形成首先是因为行业没有起到纠偏的作用，而且我国目前司法环境较差，如果消费者权益被侵犯，法院能够提供好的“司法裁判产品”也能打破潜规则。但我国的司法部门太容易受到主管单位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干扰，因此打破“潜规则”首先要构建法律体系，提升消费者地位，打造对消费者友好的法律环境。之所以社会上“潜规则”能够如此盛行，与法律层面上的打击力度不足不无关系。 如何让公平正义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让“潜规则”无处藏身？打击“潜规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曝晒在阳光之下。除了立法上的完善与加强打击之外，更需要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我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对潜规则说不，去勇敢的“挑战行业潜规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阳光和透明。 7.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行业潜规则”也不例外。产生“行业潜规则”的原因是多元的。 第一，“经济人”特性是产生“行业潜规则”的人性前提。“行业潜规则”的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均衡。当事人双方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某种“资源”，以达到其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目的。当一方具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时，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达到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对于没有“合法伤害权”的另一方来说，其目的只能是损失最小化。 第二，产权不清是产生“行业潜规则”的一个基础条件。当产权不清时，为双方自由扩展权利边界提供了前提，“行业潜规则”是在产权不清时双方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另外，当产权不清时，就会出现“公地悲剧”。大家相互勾结，侵害国家或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第三，当“显规则”不足时，便会出现“行业潜规则”来补充规则的不足。“显规则”是摆在桌面上的规则，是明文提倡的规则。当“显规则”不能为人们提供充分的行动预期时，“行业潜规则”便自然而生。所以，“行业潜规则”也是一种利益诱致型规则。 第四，有规则，但规则随意性大，也容易诱发“行业潜规则”。规则随意性大造成的结果是：一是产生“合法伤害权”；二是产生机会主义。这会促使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形成一种新的均衡规则——“行业潜规则”。 第五，对违规者监督机制不健全，也会容易诱发“行业潜规则”。在违规者只靠少数人或只靠上级来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下级之间相互勾结或上下级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对付第三方的情况。这种行为一旦长期化，便会形成“行业潜规则”。 第六，信息不对称也是产生“行业潜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老百姓是冤大头”，“皇帝也是冤大头”。一部分人相互勾结，欺上瞒下，形成一种利益分红的均衡——“行业潜规则”。 第七，对违规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关者也有可能导致“行业潜规则”的产生。由于“受害者”不能代表自己，需由别人来代表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时，显然会存在制裁违规者动力不足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诱发“行业潜规则”。 8.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灰色收入”一词，备受关注。代表委员指出，教育、医疗等五大领域的“潜规则”已成为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清除潜规则，才能切断灰色收入之源。 药品：招标价贵过零售价 夏绩恩说，打破医药行业“潜规则”需双管齐下：首先完善招标制度，实施“后招标监管制”，即招标结束后再定期进行价格对比，挤干中标药品的价格水分，打击药企打点医院的积极性；其次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薪酬水平，减少他们对灰色收入的依赖。 课本：200万可成指定教材 教材教辅选用事关教育大计，但删改书目、“租型”出版却成为部分人灰色收入的来源。两条潜规则为相关部门带来了灰色收入，却侵害了教材原创单位利益，侵害了中小学生选用优质教材教辅的权益。对此，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委员建议，教育部要制定文件，规定删减《教学用书目录》的惩罚措施；公开接受社会各界举报；叫停“租型”出版，确保教材编写单位得到合理回报，从而保证教材质量。 建房：修改规划有望政企“双赢” 拿地后改规划增加容积率，已成为房地产业的潜规则之一。“通过增加容积率扩大企业盈利空间，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而且使最初规划的科学性打了折扣。”王刚建议，规划修改审批程序应进一步透明。同时，应调整相关费用标准，至少不能让开发商靠改规划多赚钱。 资源：换个名字可免费出让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以“环境治理”等名目出让采矿权，是一些偏远地区地方政府靠出让采矿权敛财的“潜规则”之一。对此，应完善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要尽快启动资源税改革，将资源开采的利润降到合理水平，压缩个别公职人员与企业联手分享“暴利”的空间。 书画：价格与职位挂钩 “司法利剑已刺向中国足球的毒瘤，艺术品市场也亟待净化！”周森说，畸形的市场使一些书画作品价格高得离谱，脱离了公众，也脱离了最有潜力的艺术市场。他建议，鼓励民间自发形成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倡导作品公开经营；成立中国字画鉴定咨询机构，保护书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 9.2010年9月8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法院开庭审理某大型综合医院药剂科主任冯某涉嫌受贿一案。据悉，被告人冯某在2007年至2010年3年间收受11家医药公司贿赂共计58.3万元。被告人辩称，行业存在这种潜规则，作为一个个体根本没能力抵制。 确实，在药品采购领域存在着一定的行业潜规则，那就是药品供应商为了从医院获得更多的药品配送额，要给予医院的药品采购人员一定的回扣。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回扣大多是以“人情往来”的面目出现的。但手段再巧妙、再隐蔽，也难以改变其行贿受贿的本质。近年来，医疗领域类似案件频发，早已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不但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将“吃回扣”定性为商业贿赂，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将其作为打击的重点。 被告人冯某作为一家大型综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手中握有药品采购的权力，自然也会成为供应商们“公关”的对象。面对行业潜规则，摆在冯某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另一条是心存侥幸，随波逐流。 遗憾的是，冯某选择了后一条。从实质上讲，冯某还是让贪欲吞噬了，他不会不知道“吃回扣”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可能让较为隐蔽的送礼手法迷了眼，放松了警惕，也有可能认为这是普遍现象，法不责众，皮鞭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都将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 在法庭接受审判的冯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也给人们以警醒。因为，行业潜规则从来就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在完善制度消除行业潜规则产生的土壤之前，并不是身不由己的，也不是没有能力抵制的。其实，越是高危岗位，越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送上门来的好处，实在无法推却的，还可以主动上缴纪检部门或存入廉政账户。以行业潜规则作为借口，行受贿之实，不仅十分愚蠢，而且表明被告人对违法犯罪的认识还不深，这更值得我们警惕。 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2005年6月10～12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和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在北京联合举 办了“2005中国节水用水先进技术设备展示会”。展示会展出了农业、工业、生活节水用水 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设备，主要有：农业灌溉设备、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家庭废水利用设备、生 活感应洁具、节水马桶、节水水嘴、水资源远程自动测报系统等。展示会对国内外先进节水 用水技术设备生产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及推广，搭建了交 流、贸易的平台，密切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高科技研发机构、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为 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展示会设置了节水知识展览，系统地介绍了 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农业、工业和生活方面的节水用水知识，以及我国政府在节水方面 采取的各项措施。 2、2005年2月19日，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召开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会议，按照国家建设 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创建节水型城市目标导则》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乌鲁木齐市创建节水 型城市实施方案》(讨论稿)，对照现状找差距，对已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力争超过标准，对未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力争在3年内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保障乌鲁木 齐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天津市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滨海城市。近年来，该市水利部门紧紧抓住水资源 短缺这一主要矛盾，以“建设节水型城市、发展大都市水利”为治水目标，始终坚持“把节水灌 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开展节水灌溉工程 建设；积极探索农民公共参与的机制；农业节水与生态建设相结合，节水灌溉事业得到长足 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节水灌溉面积累计达到277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2％，有力地促 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水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4、深圳市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广东省的五分之一，是全国7个 严重缺水城市之一。深圳市虽地处多雨的华南，但由于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所辖地域狭 小．，再加上无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库调蓄，使有限的降雨难以被充分利用。另外，由于工业废 水，特别是生活污水的排放和雨污混流，深圳市区内深圳河、布吉河、大沙河有机污染严重， 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河流水资源可利用率不足两成。据统计，按照城市人口规划，到2010年 深圳市户籍人口将达到500万，年需水量将达19．43亿立方米。全市可用水资源总量(已包 括东深引水及省已批准的东部引水)为12．59亿立方米／年，届时缺水为6．84亿立方米。值 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底的人口普查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已达700万人，人口剧增造成的缺 水因素已远远超出规划的预料。 5、以全国总量1％的水资源，供养着7％的人口，创造着9％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组数 字，显示了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缺水。水，是京津冀共同的痛。 6、建国以来，北京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用水危机。像上个世纪80年代连续5年干 旱，仅工业产值就损失了18．3亿元。目前，北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来水量递减的趋势很难 逆转。地下水超采严重，本世纪初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了38亿 立方米。 7、天津从1997年至今已连续7年干旱，地面蓄水比常年减少80％；全市惟一的水 源——潘家口水库蓄水量由常年的几十亿立方米降到几亿立方米。十多年前曾让天津人 “长舒一口气”的生命线——引滦入津工程已无法保证天津供水。 8、河北省的水资源可体味出双重的“苦涩”：一方面，京津需水量越来越大，为保证供水， 河北不得不作出牺牲；另一方面自身水资源持续减少，2003年主汛期已过，仍没有足够的降 水，持续7年的干旱已成定局。无论从亩均还是人均，河北的水资源总量都大大低于全国平 均数，人均水资源甚至低于中东、非洲一些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9、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要素，在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根据最近开展的全国水资 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405亿立方米，列世界第6位，但单 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83％。按2000年人口计，人均水资源量为2210立方 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0、在黄河河套宁蒙灌区，一方面是工业用水十分紧缺，而另一方面是农业用水的极不 合理。据宁蒙两区水利部门介绍，目前这两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达90％～96％。 而在使用中灌溉浪费严重，有一半多的水在输水过程中被浪费掉，宁夏引黄灌区和内蒙古黄 河南岸灌区亩均毛用水量高达10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长期以来，宁蒙 灌区一直超量引用黄河水。未来发展已不可能再把增加用水的希望寄托于增加黄河水的配 置，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农业中节约用水来转让用于工业，而实现水权转让的前提是具备明 晰的水权。 11、有着“华夏第一市”美誉的义乌市经济发达，但是水资源总量仅为7.19亿立方米。 按2004年义乌本地人口68万计算，人均水资源只有1057立方米，仅仅相当于全国、全省人 均水资源的一半。在2003年和2004年夏天，整个义乌城就好像是一座“上甘岭”，由于供水 时间有限，市民不得不掐指算计着洗澡和洗衣的次序和时间，许多人家烧饭用上了矿泉水， 一些市民甚至集体住进了宾馆客房。而与义乌相毗邻的东阳市水资源却相对丰富，人均水 资源比义乌多88％，境内拥有两座大型水库，其中仅横锦水库就有1.4亿立方米的总库容。 几经酝酿，2000年底，义乌和东阳两地政府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市政府斥资 2亿元向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优质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义乌除了2亿元的 买水钱外，还需2.79亿元的横锦水库引水工程概算投资，建成后每年还要付给东阳500万 元的综合管理费。此举被誉为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工程通水后，每年将有5000万立 方米的横锦水流人义乌，可以基本满足义乌今后10年左右的用水需求。专家表示，这是个 双赢的选择。义乌缓解了水荒，东阳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 供给。而且可以说，义乌、东阳水权交易的成功实施也成为我国优化水分配体质改革的一次 重大实践。因为它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弥补了水权市场的空白，标志着我 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 12、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减少废污水排 放，改善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在水资源综合规划指导下，建立初始水 权的分配制度，是节水型社会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 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区域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并通过制定 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和效益，并引导水资源向节水、高效领域进行配置，使节水型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满足建立 循环经济对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要求。 13、2003年9月出台的《广东省用水定额》将对广东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农业用水 实行总体调控定额限制，从而推动全省节水型社会的形成。总体调控定额限制的目标如下： 工业节水：规划期内在工业增加值年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取用水量的增长控制在每年1.2％。至2005年全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定额从目 前的54吨／万元下降到50吨／万元(不含火电)}至2010年重复利用率达到65%间接冷却 水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工业万元产值取用水量下降到30吨。城镇生活节水目标：重点 推广节水器具和减少输配水、用水环节的跑、冒、滴、漏。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生活用水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会增长，通过用水增长和节水之间的平衡，至2005年全省 城镇人均用水控制在每天380升以内，至2010年控制在400升以内。农业节水：重点对大 型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建设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和节水增效示范县市；渠系水利用系数在2010 年达到0．70以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60％以上，全省平均综合亩均毛灌溉用水 量从2000年的827吨／亩，到2010年减少到600吨／亩左右。据悉，以上三大领域节水总目 标是到2010年在全省建成健全的节水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节水型社会。此外，根据该方案要求，广东的节水渠道要从传统淡水资源局限性转向更广阔 领域，污水回用、海水淡化、集蓄雨水洪水将是广东节水的新方向。 14、这几年中国节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果按照2002年价格水平计算，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取水量已从1980年的3158立方米降至2002年的537立方米。在农业节水方面，从 1998年开始，中国对247个大型灌区进行了节水改造，目前已形成了110亿立方米的节水能 力，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43亿亩，在2．5亿亩农田中推广了各种形式的非工程节水技 术措施，显著提高了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方面，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这几年的年度降幅 达20立方米。城市年实现节水38亿立方米，水的重复利用率已提高到65％。节水使农业、 工业用水定额减少，用水效率提高，延缓了总用水量的增长势头。 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