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交通拥堵，是近年来在全国凸现的“城市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在谋划“十二五”发展时，均把“不堵车”列为具体目标，表明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中国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不仅如此，交通拥堵还在向二三线城市迅速蔓延。 不仅是我国，交通拥堵也在困扰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各国针对交通拥堵问题，纷纷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治堵。 日本东京人口逾1200万，机动车总量超过400万辆，家用轿车320万辆，大约不到4人拥有一辆乘用车。这个比例虽然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列倒数第一，但由于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也是东京政府高度关心的一大课题。 如果乘公共交通远比开私家车快捷、便宜，你还开车吗?打开东京的地铁轻轨图，就是一张“蜘蛛网”。数一数接近20条线路，把整个东京覆盖得严严实实。即便是在地铁线路的空白地区，也会有都营公交车来补缺。除了线路多，换乘方便和准时也是东京地铁的一大特点，99%的线路换乘都不需要走上地面另寻入口，均可于三四分钟内完成。 与我国不同，东京市内的各大政府机关、公司等每月都会给员工报销通勤所花费的公共交通费用，但几乎没有一家给员工准备“内部车位”的。如果你想开车上班绝对没人阻拦，但你肯定舍不得路旁或大厦内每小时从600～15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100元)的停车费。停车费贵了，路旁违章乱停车的现象就会突出。东京的道路没有自行车专用道，基本全是两条或三条机动车道，有一辆车随意停在路旁，就会阻碍后续的一溜车，增加拥堵的程度。为了治理乱停车，东京政府从前年开始专门雇用“职业杀手”——停车监督员，大多是退休的老警察，两人一组，配备数码相机和记录仪器，发现违章的车辆就拍照贴条，一次罚款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扣两分(日本驾照满分6分)。 东京政府、警视厅等联合推出了“超级畅通作战计划”。核心内容是利用尖端信息通讯科技ITS(高度道路交通系统)，将人、路和车辆作为一体进行调配，科学计算车辆流量并依此对信号做出调整。此外，在各大路段设立即时更新的电子提示牌，向司机提供准确的道路信息，由司机自行选择最快捷的线路。据称，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将东京市内拥堵较严重的7条路线的高峰期行车时间缩减30%。 2．新加坡是征收城市交通拥堵费的“原创者”，1975年，针对越来越严峻的交通压力，为了治理城市车辆拥堵，对造成拥堵的车辆征收拥堵费，并提高停车费，目的是保持城市交通的畅通。具体做法是在市中心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对进入的车辆每天收费3新元的“道路拥堵费”，公交车除外。但这一措施却造成了城市繁华地段的商铺生意冷淡。人们情愿驾车去更远的不收费的郊区商店购物。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新加坡交通秩序的井井有条，并非源于交通拥堵费，而是在城市设计上，新加坡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新加坡将全部土地规划为55个小区，“小区”不但有居住的功能，还有办公楼、购物中心、学校、医院、餐饮、娱乐、公园等，居民的上班与生活休闲，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小区内解决，这就大大降低了市民在城市内出行的频率，从而减轻了城市的交通压力。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以地铁和巴士为主。当地现有4条地铁线路，基本贯通新加坡东西南北，加上极其发达的250条巴士线路、近3000辆巴士、超过3500个站点，构成便利的出行网络。在新加坡出行，巴士→地铁→巴士的模式再正常不过，几个有名的旅游点如新加坡动物园、飞禽公园、圣淘沙，都没有地铁直达，但地铁站出来转乘接驳巴士很方便就能到达。乘坐巴士是按距离收费的，乘客上车下车各打一次卡。因此就不存在坐一两个站就要给全程车价的情况，鼓励了更多人坐车。 3．美国纽约的智能交通信号系统是出行和交通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套系统拥有86台闭路电视。负责对全市五个区的主干道交通状况进行监控。此外，它还负责管理纽约市6600个交通信号灯和4000个用于测定车流量的环形探测器，并且还拥有一个大型电子显示屏，及时跟踪曼哈顿岛上所有交通信号灯的动态变化。一旦某一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拥堵状况，计算机就会立即发出指令，对附近地区的信号灯重新进行编程。闭路电视也会马上对准现场，为工作人员处理事故和交通拥堵提供实时信息。美国这种“疏导”方式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美国政府的预算来自税收，购买公务用车要提请同级议会批准，每年还要向公众公布使用情况。因此，一般政府部门公务车数量控制非常严格。联邦政府一个上千人的部，公务用车往往只有几十辆，州政府的公车数量也不多，有的市政府只有几辆甚至没有公务车。美国政府的公务车会在车牌上注明只能由政府使用，有的车身上也会喷涂“政府用车”字样，但这不是特权的象征，反而是便于接受公众监督，如果在下班时间公务车停在饭店、娱乐场所门前，往往会受到举报。 欧洲一些国家对城市居民每次开车出行的距离进行调查，鼓励近距离出行者步行或骑自行车，有的国家还开辟了自行车专用道和无噪声区等。在欧洲城市中，自行车主要用于中短距离出行，不少市民把自行车停在城市中心区地铁站附近，乘地铁进城后，可以换骑自行车很快到达目的地，免去了开车进城没有泊位和停车费昂贵的烦恼。 哥本哈根市曾经投资280万克郎，向市民免费提供自行车，在市区150多个指定地点放置了1000多辆自行车，用扣锁相连，需要者只需将一枚20克郎的硬币嵌入锁内，便可取下自行车，用完后在任何一个指定地点把车锁好就可取回硬币。这项原本只是针对旅游者而实行的服务活动，后来被进一步推广到了公司、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公交汽车站和火车站，使人们在上下班或外出办事时都可以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骑上自行车。哥本哈根市免费为市民提供自行车的资金，来源于在自行车车轮表面和车身上做广告所得的收入。 欧洲城市在核定城区建筑配建停车设施规模时，往往是限定一个不宜突破的最大泊位数。在过去的几十年问，丹麦哥本哈根市每年减少2%～3%的停车设施供应量。目前，哥本哈根市中心区停车位数量只有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区的1/3。此外，哥本哈根的停车费是不断变化的，其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中心城区路边停车的费用高达每小时4美元，以确保停车设施能够迅速周转。 4．2012年10月8日，公安部公布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即公安部令第123号)，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新交规加强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还改进了驾照制度。虽然自公布之日起，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关注，但严厉的新规带给车主更多的是纠结，尤其是“闯黄灯扣六分”、“开车玩手机被抓扣2分”、“闯红灯交通违法记分将由3分提高到6分”、“不挂号牌或遮挡号牌的一次就将扣光12分”等条款更是让许多驾车司机闻而生畏，被称为“史上最牛交规”。 围绕“史上最牛交规”，网友、专家和相关部门展开了大讨论，“闯黄灯罚6分”更是成为热点话题。下面是从微博等媒体摘录出的观点： 网友A：新交规实施后，我成了第一拨吃螃蟹的人，正常行驶，前车骐达见黄灯一脚急刹，我给他撞出去一个车身，对方后保险杠及尾门报废，我车没事，人也无碍。请各位在看见信号灯1公里的时候就开始减速吧……祝各位好运。 网友B：第一天上路，试验几十次黄灯问题，很难掌控。要么灯前50米左右就把车速降至极低——这必将给本就拥堵不堪的交通造成更大灾难：要么随时准备灯前急刹——这必将造成更多追尾事故。我积极赞成交规从严，但这一条确实极不合理，郑重呼吁北京交通修订此条!况且，倘若规定严厉到让人无法做到，必然导致执行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看谁比较倒霉撞在枪口上了。 对民众的质疑，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个路口信号灯的设置，包括它的转换时间，是根据路口本身情况和相应交通流量和通行情况而确定的。司机只要谨慎驾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就能避免在路口附近发生追尾事故。或者是其他的恶性事故。 网友C也认为，因为黄灯时间仅3秒，司机必须加速才能通过路口。疏于观察周围情况，闯黄灯发生事故的概率要高于闯红灯，因此，闯黄灯的危害要比闯红灯大得多。这次闯红灯和闯黄灯的处罚，由此前的扣3分提高至扣6分，少数司机必须掂量其交通违法行为的后果。必将大大降低事故的发生。 一位名叫“老徐时评”的网友针对新交规发微博称：“黄灯本来是红绿灯之间起到缓冲警示作用的过渡，闯黄灯要处罚的话，黄灯与红灯还有啥区别?干脆取消算了。如果黄灯取消，红灯也没存在的意义了，完全可以一个绿灯包打天下：灯亮行，灯灭停，还省电!” 当谈到“如何做到清晰界定违规而没有异议”时，有交警坦言，当黄灯亮起时，只要机动车车身任何一部分已经越过停止线，车辆继续通行，不应当认定为抢黄灯。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要停止通行。现在把红黄灯都视为“闯”，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交通信号灯的设置初衷。 对此，有网友借鉴了国外的例子进行论证：在美国。黄灯在很多时候是必须闯的，如果见到黄灯后急刹车反而是违规，因为后面的车来不及反应易追尾，北美对闯黄灯是要处罚，但是，开车人在法庭上也可以为自己开脱，比如车上有小孩，或者当时后面有一辆车紧跟着，怕追尾。总之，并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地“凡是闯黄灯都罚”。 5．当黄灯被“提拔”为红灯级待遇时，它原来从事的缓冲工作由谁来接替? 有网友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城区路口安装倒计时信号灯，读秒的红绿灯一样可以起到警示作用。还有网友提出，国内一些城市使用了倒计时信号灯，就是在红、绿灯亮起时，同步显示剩余时间。“倒计时也是一种警示，与黄灯效果一样，为什么不能装这样的灯”? 交管部门表示，倒计时信号灯不适合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暂不考虑安装，目前只有部分路口安装了用于步行道的倒计时信号灯。城区的智能红绿灯系统在路面下面埋有感应设备，路网的红绿灯形成一个大型的“绿波带”，根据车流量的增减，红绿灯会调整时间。如果是数秒的灯，就会出现倒计时混乱，也会给驾驶员造成错觉。目前倒计时车行信号灯主要在远郊区县，在采用固定放行时间的路口使用。因为这些地区车流量相对少，通过率也固定。 也有法学专家对公安部的举措表示理解：“黄灯原本是对司机以警示、对交通以缓冲。公安部之所以做出如今的规定，是因为近年来在黄灯时区内发生了不少交通事故。事故的根本原因是驾驶人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意识，甚至使原本是警示灯的黄灯变成了‘加速预告灯’。” 某网友这样评论新交规实施后的状况：最严交规实施后，各大路口黄灯亮起时，一脚刹车，机动车齐刷刷停下，但总有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摩的等无视信号灯快速驶过，闯完黄灯闯红灯，让另一方向正常行驶的汽车不得不减速慢行，甚至刹车为其让道，交通状况仍然一片混乱。 6．“闯黄灯”争议始终，公安部门规范交通秩序、树立规则和安全意识的初衷一目了然，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相当比例的拥护，种种不足与教训也是不争的事实：闯黄灯处罚数日而变，赢来了“叫好”也留下了“质疑”；深圳、哈尔滨等地因抓拍设备不足、交通标线模糊等原因使“闯黄处罚”难以实施……种种缺憾，需要反思。也值得其他部门引为借鉴。 在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面前，在日益广泛的民众参与趋势之下，事前深入听取意见、细化处罚规定，事后虚心听取意见、及时纠偏完善都是必不可少的积极态度。暂缓处罚不等于不罚，规范交通秩序、树立安全规则的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类似黄灯处罚的风波不会是孤立的个案。对于习惯匆忙前进的国人，在闪烁的信号灯前是减速慢行还是加速通过，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规则对习惯的矫正不可一蹴而就，只有在规则出台前就广开言路、充分准备，改革的脚步才能更加稳健。 7．2012年7月28日，北京东五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7死1伤。令人遗憾的是，事故发生后，一些车辆挤占应急车道，导致救护车、救援车无法快速到达现场。应急车道被称为生命通道，因生命通道被占而延缓救援，引发了人们对“驾驶陋习”的空前反思，某市为此开展了“文明在行动”系列活动，举行了以此为主题的座谈会： 主持人：请各位谈谈您所看到的不文明出行现象。 嘉宾：除占用应急车道外，不文明出行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肇事逃逸、开故障车、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重超载、接听电话、闯红灯、违法变道、抢行等。这些不文明行为，有一部分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有些是违规行为，但无论如何，道路的安全畅通人人有责，不文明驾驶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嘉宾：我常年开车在马路上跑，常看到一些开车不文明的现象，很来气：有的车习惯加塞儿，让自觉排队的车过不去；有的车见缝就钻，抢来抢去把路口堵住，结果谁也快不起来；最常见的是，有的车遇到斑马线时不减速，跟行人抢道，司机甚至骂骂咧咧；最危险的是，此时有的行人随意翻越护栏，闯红灯。 主持人：对这些不文明现象，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可为什么这些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原因是什么? 嘉宾：一句话，人的素质问题。如果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懂得谦让，那么交通事故会大大减少。然而，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是很多司机意气行车，经验丰富的开英雄车，技术好的狂飙，路况好时一路猛插油门，上路之前先观察交警再决定开车的状况……这些都是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买车的人多了，驾驶员培训速度也加快了，培训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很多司机驾龄短，路面经验不丰富，也会或多或少被动地出现不文明开车现象。 8．主持人：有评论说。我国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我们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汽车文明，对此，您怎么看? 嘉宾A：汽车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入汽车时代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文明体系，包括道路设施的完善，民众安全意识的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汽车文明的构建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美国、德国都是先完成了城市化过程，而后才是机动化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机动化就已来临，据统计，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 嘉宾B：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占用应急车道、与行人抢路的情况少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舆论对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包容度比较低。如果你开车不让人，周围人会觉得你很野蛮，看不起你。而我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很多情况和行为都是新的，对什么应该包容、什么必须谴责，从社会角度来看还没有形成共识，也缺乏文明级别的标准。 嘉宾C：很多人都看过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有一集讲的就是交警到幼儿园去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模拟各种交通情形，告诉大家该怎么做。这样的教育在中国还太少。通常是孩子在课堂上刚背完“红灯停、绿灯行”，放学路上家长就带着孩子闯红灯。 嘉宾D：文明的交通环境是由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组成的。现在对机动车违法好处理，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处理，就要难得多。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对遵守交通法规这一要求都是不屑一顾。当然，当前交通环境不健康和政府也有很大关系，许多行人流量大的路口，没有天桥或地下通道，一些地下通道标志不明显，有的过街天桥成为小商品“市场”。对老人、儿童、身体较弱者来说，上下天桥和走地下通道很难，再比如，有的公交车站，离路口很近，公交车不连续并线很难。 嘉宾E：闯黄灯新规引起的全民大讨论，折射出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后的尴尬与困惑。已经迈入汽车社会的中国，急需建立汽车文明，汽车文明的缺失，会导致汽车社会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道德风尚也会受到影响。 9．经济学家S在为《汽车社会》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欧洲的马路并不比中国的宽，但交通秩序相当好，几乎没有酒后驾车、违章行车、抢道等违章行为。在没有红灯的地方汽车总是礼让行人。过去我也曾为中国汽车太多而发愁，到了欧洲才知道，汽车多少无关紧要，关键是有没有汽车文明。”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汽车梦，各种汽车展会上人头攒动预示了一个汽车时代的来临，但关注汽车文明的人远远比想实现汽车梦的人少得多。如果每个人都不关心汽车文明，汽车梦的实现就将是一场灾难，个人的理性行为将会导致社会的非理性状态。” 汽车保有量和机动车驾驶员数量爆炸式增长，只是帮助我们从数量上迈过汽车社会的门槛。在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及提高文明程度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于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和文明程度，是否仅仅依靠重罚来实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假的真文凭”和“真的假文凭”　　1．一高校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诉苦：干部博士得罪不起　　“别人要，我们不得不给，要不然就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目前，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被多次扣上“思想不够解放”帽子的副院长向记者讲述他对干部假文凭现象的困惑。　　“不敢开手机，不敢呆在办公室，每到招生的时候，我就过不了正常生活，递条子、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一些处长、局长之类的‘干部考生’，不办吧，得罪不起人；办吧，实在有悖学术良心。”　　“相对过去‘严进严出’而言，现在学校在‘进出’两头都稍有放宽，即便这样，仍然有人希望不参加考试就能进门，个别与学校打交道的部门领导总想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拿到文凭，有的甚至通过上级部门打电话、批条子，要求在考试、论文答辩等环节放一马。弄得我们主管研究生的老师，甚至校长都很有压力。这些‘干部学生’，基本上是入学就等于拿到了文凭，其文凭的水分自然少不了。凭心而论，给这些人发文凭总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　　“别人要，有时我们得给；别人没要，我们有时还不得不送。深圳某部门一位处长在我们学校读工程硕士，还没毕业，学校居然就给了他一个兼职教授的头衔，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项目。你说这算什么啊?去年我们还有一个500万元的设计项目，也是通过‘文凭钓鱼’的方式得来的。”　　“现在干部在职读博士成为热门，特别是高校的人文学科‘干部博士’人满为患，学校面临着巨大的招生压力。对此，学校不得不设立一些门槛，目的是要减少‘人情文凭’‘权力文凭’的纠缠，维护学校培养博士的声誉。”　　“没有一个高校不希望培养出真才实学的学生。但是，目前一批‘干部学生’，课也不来上，考试让人代，论文靠挂名，答辩打招呼，怎么可能学到真东西?这些学生多了，不光破坏了学术的严肃性，而且也使学历、学位的公信度大打折扣，难怪现在有人说，一看到干部的高学历，便不禁发问：‘这是真的吗?”　　“对待干部要文凭、混文凭的事，学校一味地挡也很难办，因为学校开门办学，需要主管部门，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等部门的支持，学校是哪一尊‘佛’也得罪不起。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了，还被笑话为‘思想不够解放’。干部假文凭，恐怕是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要想挡住‘权力文凭’，干部自律才是最根本的。”　　2．众说纷纭假文凭　　假文凭动摇社会公平原则　有专家认为，假文凭的泛滥，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而假文凭的最大受益者，是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他们凭借手中的假文凭，在获取社会机会、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得到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机会，令社会的基本公平原则陷于泥淖。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会后悔当初诚实守信，没有弄虚作假搞假文凭，没有利用假文凭升官发财。　　让持假学历的官员丢乌纱　部分专家认为，官员造假，哪怕是学历造假，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造假就失去了信誉，信誉是政府官员的生命。在其他国家，文凭造假的官员一旦发现也都是保不住乌纱帽的。目前，我们正在查处县级以上干部的假学历问题，希望也能学学其他国家，让假学历者丢官。　　利益导致“权学交易”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认为，一些高校受利益驱动，不断网罗在职领导干部攻读硕士博士等高学位，导致“权学交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握有各种项目的审批权，这种行政资源可以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这使一些高校自降“门槛”。在国外，做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开题报告，要经过15个权威同行的论证。我国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构成虽然也要求聘请校外专家，但一些导师和学生往往找熟人来充当。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回避性的规定，或者在备选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人选，提高答辩委员会的对抗性，质量关也就容易有保证，“泡沫学位”就会相应减少。　　必须辞去工作才能念博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对外宣布：从明年起，该院将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他指出：“无论是国家官员还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只要在光华管理学院念博士生，我们都要求他们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参加全日制学习。”他解释说：“目前有些人，一边在官场、商场中得意，一边读着学位，拿着证书。光华管理学院此举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状况。”　　领导读研关键要健全机制　在职读研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是领导干部高文凭的重要出处，也是“注水文凭”一大来源。学位论文质量高低，是辨别文凭是否“注水”的重要依据。为挤掉学位论文中的“水分”，湖南各高校建立起完善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回避制。湖南省教育厅学位办主任肖湘愚表示，除对在职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者提出专业素质的相关要求外，他建议各高校着力倡导在职者结合专业的攻读方式。这样有利于在职者结合自己的实践与兴趣攻读学位，又不给浑水摸鱼者以可乘之机。他认为，领导干部如果有真才实学，又有时间和精力，在职读研和以同等学历申请读研并非不可，关键是要健全相关机制。　　干部学历水平应与国情相符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鲁仁、王立行等认为，目前有的地方组织部门要求不达到什么学历就不能被提拔为什么层次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相应学历要达到一定比例。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只有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追求这种形式。这样下去，没文化的都成了有文化的，这比任何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都严重。这种“文凭腐败”的隐患是长远的，最后吃亏的是国家、民族。　　领导干部的学历水平应该与国情相符　韩国的理长(相当于我国的乡镇长)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司局长基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这是与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素质水平相适应的。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硬性规定机关干部学历是不科学的。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6年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2．猴年春节，600万出境过年的中国游客“刷出”境外消费900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热衷于海外“扫货”。以下镜头是记者在2016年春节期间拍下的几个“扫货”场景。   [镜头一] ”外形、价格差不多，但功能大有不同。”在英国伦敦的一家超市，来自广州的游客江先生买了两个保温杯。他说，在创意性、人性化等方面，国外产品的细节处理明显更到位。这样的产品，即便价格再贵一些，我还是愿意选购。   “消费者在国外抢购的商品，产品创意与设计方面确实比国内高出一筹。”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副主任G说，分析这部分消费外流，需要结合我国消费市场供需两端的新特点。在需求端，规模增长的同时，结构快速升级。国内消费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3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同时，老百姓的需求正从满足于“有”升级到“喜欢”“个性”“潮”。在供给端，市场供给虽然量大，但在很多行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今天，全球经济深度融合，新的消费需求在国内无法得到满足，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海外市场。“去海外‘扫货’，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内消费者在利用全球市场满足自身需求。”G说。   制造能力过硬、创新意识不足，是国内不少行业的尴尬现状。很多企业并不看重创新，甚至认为“与其费力创新，不如专心模仿”。长此以往，不根据需求及时调整供给，即便随着市场总量上升获得暂时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难免被淘汰。   [镜头二] “每次回国都是大包小包，有些吃不消。”安徽合肥的徐小姐在德国留学，回家过春节前，不出所料地接到长长的代购清单。徐小姐说，如果只是代购国内不容易买到的德国特产倒也罢了，但清单中大多是国内并不缺少的产品。   质量差别很大吗?拿电饭煲来说，有人曾用海外代购的电饭煲和国产品牌的电饭煲进行测试，结果根本无法分辨二者煮出来的米饭的区别。再说奶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粉企业吸取教训，生产能力和安全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国内知名企业生产的奶粉，质量是有保障的。“实际上，代购奶粉是有风险的。”这位业内人士说，消费者代购的奶粉，运输过程往往不够专业，在高温等环境下，难以保证质量。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奶粉配方，都是根据当地人的饮食和体质情况而定的，代购的奶粉不一定适合中国宝宝。   质量无明显差别，甚至还有风险，消费者为何仍热衷去境外“买买买”?“其中的根源，还是市场环境出了问题。”一位在奶粉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负责人说，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有一个阈值。超过阈值后，信任就可能崩塌，消费者不相信来自监管方的信息，反而会相信捕风捉影的谣言，行业陷入恶性循环。市场环境如果出了问题，就会劣币驱逐良币，好企业难有好发展。有些企业不靠提高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而是一心想着找机会抹黑其他企业。把别人拉下来，自己爬上去。一些子虚乌有的负面信息弥漫在市场，加剧了消费者对市场的担忧。在有些竞争失序的行业，当务之急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只有建立起“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市场环境，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让企业发展更有空间。   [镜头三] 王女士在日本购买化妆品买错了型号，尽管语言不通，但拿出购物小票和所购买的商品比划一阵后，店家很痛快地办理了退货，而且在办理退货时依旧像接待购物时一样笑脸迎送。“不像在国内，尽管有相关退换货的规定，但退换货时，总会遇到一些麻烦，或者受到店家的冷遇。”王女士说。“爆买”一词成为2015年日本年度流行语的背后，是众多中国赴日游客“出钱出力”的结果。当大家都在感慨“中国人真有钱”的同时，刚从日本“剁手”回来的小邹道出“真相”：“其实，马桶盖、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国内也能买着，但我看中的是人家的‘微笑’服务。”   “同样是花钱，国外消费的体验明显更好。”北京市海淀区某互联网企业员工李丽到美国旅游，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场买了两双鞋。结账5分钟后，这两双鞋的折扣从八折变成六折。工作人员找到正准备离开的李丽，告诉她将会把多出的钱退回到银行卡上。“退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此负责的态度，真的让人愿意多买一些东西。”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产品相同的情况下，是服务质量的不同，让中国消费者觉得外国产品质量更好，感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3．2015年，天津工业增加值6981亿元，增长9.2%。与之相对应的是，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3.2%，降幅同比扩大2.3个百分点。这是下大力气推进新旧动力转换的结果。一“升”一“降”之间，凸显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针对部分企业散、弱、低、粗、污问题，天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响转型升级攻坚战。自2014年开始，天津瞄准企业整体效益提高50%以上的目标，全面实施万企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转型鼓点密集敲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说，总的考虑是，下大决心、下苦功夫做好节能减排的“减法”、质量效益的“加法”、产业升级的“乘法”、防治污染的“除法”。转型升级，说易行难。针对转型难点、堵点和痛点，天津打出“组合拳”，组建近600个服务组，以“补相关方、补转型升级、补人才培训”实施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问题，1.2万家企业成功转型。   一大批传统制造企业在万企转型浪潮中重新嵌入先进制造产业链。T公司负责人说，转型前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专利，现在技术成果已有六七十项，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很多知名车企的供应商。2015年，天津市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而粗钢、生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大幅减产，规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7.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元。   4．2007年以来，天津工业总产值连续迈上3个万亿元台阶，高端制造业集群成为其中“关键动力”。“天津已形成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89%。”天津市工信委主任李朝兴说。按照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目标，到2020年，天津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将超过70%。为把优势做优、强项做强、特色做特，天津积极引进培育引领制造业未来的“种子产业”，以“链式”思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起“雨林式”产业生态，形成多点支撑效应，实现价值链最大化。2015年6月，被成功收购的瑞典著名汽车品牌萨博的电动汽车整车总部生产基地及汽车研发中心项目落户天津，尚未投产便签下一笔780亿元人民币的大单，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0年。天津市发改委主任肖松说，优势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产业特别是过剩产能下降，成为新动力、新增长点。   作为天津制造第一大产业，装备制造已形成海T装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等一批专业化高端产业集群，产值进入万亿规模，2015年增加值占全市工业36.2%，比上年提高3个多百分点。每年举行的天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天津企业从买家越来越多地变身为“卖家”，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一批高端产品成为展会焦点。   5．天津工业稳中有进、进中见优，创新是“第一动力”。“一区二十一园”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十家国内一流研发机构，超过50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积极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让创新多点开花。实行创新团队整体积分落户倾斜政策，加大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力度，推行高端人才一张“绿卡”办成所有事……天津一系列改革指向聚才引才，让创新因子活跃。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数字见证着天津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丰硕成果。2015年，天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65000余件，同比增长36.5%；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3%，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保持全国前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900多家增长到2300余家。其中，在小巨人成长计划的支撑下，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从“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正撑起创新“脊梁”。天津市科委主任陆文龙说，自2010年计划全面实施以来，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由1.25万家增加到7.32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比重从9%提高到22%；科技小巨人企业由726家增加到3453家，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从16%提高到48%。在创新驱动下，新兴产业加速“弯道超车”，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生物降解冠脉支架、以石墨烯和活性炭为原材料的超级电容器等一批“撒手锏”创新产品，构筑起天津制造业竞争新优势。2015年，天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97.1亿美元，占出口比重38.5%，比2010年增长32.6%。   6．化解过剩产能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2016年3月8日下午，围绕“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办理协商会举行。   要大力推进社保全国统筹，真正实现在哪里就业，就在哪里参加社会保障：要认真兑现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承诺，确保不让一名下岗职工因去产能而没饭吃；优化教育培训，为再就业创造更大空间……“80%关于去产能的提案都与职工安置有关，这正说明做好去产能工作的复杂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作为提案承办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协商会。“下一步将吸收建议完善政策，确保职工平稳过渡，改革顺利推进。”   “去产能非做不可，不做可能会带来更大损失；如果能按预期完成，将给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空间。”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在政策与市场调整的窗口期，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尽快渡过阵痛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说，2016年河北将压减炼铁产能1000万吨、炼钢产能800万吨，力促一批产能加快出清。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职工安置方案，把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由3%降到1%，向企业发放失业保险金。   做好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法。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中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我们已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尝到了甜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阜宁县委书记顾云岭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近几年阜宁县推进新兴产业引领工业跨越赶超，2015年风电装备销售额增长了102%，光伏产业销售额增长了62%。“未来将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机遇，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老百姓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应满足不了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企业要从需求出发，专业求精，做电饭锅的企业好好把电饭锅做好，做马桶盖的企业把马桶盖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希望政府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红娘”的角色。“帮助引导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形式强强联手，做大做强。”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加快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第一代服务器销路还很好，我们已投资12亿元研发第二代，并开始规划第三代。”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为了站在产业前沿，浪潮每年将销售收入的7%至8%投向研发。“阶段性目标是提升至10%。我们要确保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始终跑在用户需求的前面。”   7．有人感慨，“二孩”政策或让上学难这一“老大难”问题面临“雪上加霜”的境况，优质教育资源在未来或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以公立教育为主、民办教育为辅”的供给情况真的能够满足晋通民众对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海涛回答了这个问题：“公共财政投入教育的力度虽然不会减少，但公办教育发展的财力需求刚性很强，不少地方教育经费依旧短缺，需社会力量大显身手。”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部分教育法律修正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政策要求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被进一步打通。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明确的政策方向，教育法修正草案通过在即，促进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存在，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我早晨6点起床，9点挂上号，11点看上医生，下午5点做完检查，然后医生下班了，这一天就这么白忙活了。”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老百姓一旦生病了，要获得相对“靠谱”的治疗，大部分还是得乖乖到公立医疗机构排队、取号、“等”到天荒地老。的确，医院产业“国退民进”的破茧成蝶已经在路上，但医疗资源不均衡、群众就医难等老大难问题仍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资源和医疗资源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供给侧改革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鼓励之前，民间资本实际上早已挤进国内医疗行业攻城略地。在政策相对宽松的行业上游，各种资本已经在医药研发、生产、批发、配送、零售连锁和医院分销服务等方面完成了布局。在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的情形下，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小病痛小需求可以就近前往小型诊所就医，大病痛大需求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进入民营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看病难”的困局有望能迎刃而解。   用“有人撑死有人饿哭”来描述现在的楼市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定居在上海的律师大刘正为买不到一套合适的四居室而犯愁时，远在鄂尔多斯的售楼员小尹却在苦苦寻觅手上几套大三居的买家。2015年以来，中国楼市上演冰火两重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逐月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却陷入库存高企的泥潭，业界普遍认为楼市“供需错配”现象相当明显。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及化解房地产库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消除“供需错位”之痛和有效去库存的一剂“良方”。在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可适当提升土地的供应量和供应节奏，在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升级上主动求变，从而刺激更多的改善性需求进入市场。而对于库存去化周期较长的部分三四线城市，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   8．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打赢这场硬仗。李克强总理所作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2016年的工作重心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最关键的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7月下旬，快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应7月中旬，泰兴地区在对水稻条纹叶枯病的防治工作中，农业部门要求农民采用“吡蚜酮”粉剂进行防治，该药每袋20克(一亩田用药量)。但事实上，“吡蚜酮”是与另一农药“井岗霉素粉剂”捆绑销售，价格高达8元，而“井岗霉素粉剂”的平时售价不超过一元钱——单“吡蚜酮”的售价就在7元左右。 “这是泰兴农民历年使用的农药品种中，单价最贵的一袋农药。”一名知情人说，“吡蚜酮”的成本价或出厂价约在1.8元左右，经过层层加价，到农民手上时，却产生了300%的暴利。而如此高价的农药，只能在农业部门下属的农技站才能买到，其他农资销售部门无法购买到该农药。 “这么高价的农药卖给农民，闻所未闻!”70岁的泰兴市民陆宏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陆宏生告诉记者，他在泰兴从事农资产品销售工作30多年，对此次“毗蚜酮”销售一事，他说，“8元钱的农药已是‘天价’，”他认为以谋利为目的推广农药，完全是漠视农民利益。“泰兴有60多万亩水稻田，以农业部门销售30万亩的‘吡蚜酮’推算，每袋‘吡蚜酮’的保守利润为4元，仅本次治虫用药就可获利120万元!谁出这钱?农民!”陆宏生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做的是全市的农资销售工作，一般来说，农药从批发价到销售到农民手中，利润只允许控制在11%。 泰兴市政府在防治水稻病虫害时，要求“统一防治重点、统一用药品种，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价格”。前三个“统一”政府都做到了，可惟独在价格问题上，政府的声音缺失了。 农业局认为，农药价格是由农药经销商自行制定的，政府不参与、不指导、不干预。 据泰兴市农业植保植检站．7月13日发布的植保信息——《当前水稻病虫发生情况与防治意见》一文中显示：此次主治灰飞虱方法使用“吡蚜酮”，用药应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两天。 采访中，泰兴农业局一领导向记者介绍，农业植保站对植保信息的发布是公开畅通的，不存在垄断信息之说。根据植保信息以及防治方法，从事农资产品销售的双飞公司联系进货是完全正常的行为。该公司将农药销往各乡镇农技站，农民则到农技站购买农药。 那么，其他的农资经营单位能不能提供这种农药呢?“我们根本就无法进到‘吡蚜酮’。打电话给生产厂家，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库存了，都被双飞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双飞公司)买断经营了。”泰兴市区某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称，从得到信息到农民用药，就间隔两三天，这个时间根本不够联系厂家购药，更何况是一种新型的非常规品种。 记者了解到，泰兴市农业植保植检站是泰兴农业局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着搜集和发布农作物的病虫害信息的职责；农技站是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设在各乡镇的站点，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而双飞公司的身份则比较复杂：原是农业局的下属事业单位，后改为股份公司，农业局虽未参股，但其总经理却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负责人之一。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泰兴市场上的“吡蚜酮”是由双飞公司独家经营。该负责人称，双飞公司从哪儿进货、如何销售等问题，都是公司自己决定，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干涉。 “全市各乡镇主管农业的领导都跟市政府签了保证书，保证使用‘吡蚜酮’。”据悉，在泰兴市的农资销售市场体系内，惟独农业系统的销售网络可以引进并独家销售该农药。这让许多农药经销商不解，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观点比较一致：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客观上对该农药实施促销。 经销商们所称的“保证书”，就是5月29日由各乡镇分管农业的负责人，与该市政府副市长签定的《2006年水稻条纹叶枯病防治工作责任状》。责任状要求水稻用药按照“统一防治重点、统一用药品种、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价格”四统一的形式进行防治。泰兴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建新认为，一旦水稻田发生大面积条纹叶枯病，将对产量形成“毁灭性”打击。副市长要求乡镇领导签署责任状，这是重视农业增产增收的表现。 双飞公司的殷总经理说，“吡蚜酮”的出厂价是多少他不知道，但他购进该农药时的价格是 3.5元/袋；分销到各乡镇农技站是5.3元/袋；农民购买时，价格约7元/袋。“我们当初购买了 24万亩的药量，目前只销售出去了约16万亩，还有8万多亩的库存药量。”殷总经理说，价格是由双飞公司根据成本进行制定的，比如要考虑到税款、运输、仓储、销售、产品宣传以及人员工资等因素，因此在各农技站销售时，“吡蚜酮”在各乡镇销售的价格并不统一。但双飞公司并未向记者提供有关进货价格、数量方面的资料。 进价不透明、销售渠道单一、售价也不统一。对此，泰兴市农业局张建新副局长表示，农业局不参与农药定价，也不指导和干预经销商对农药的价格制定。而统一销售渠道，主要是为了规范农药销售市场，避免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怕农民买到假农药。” 记者了解到，除双飞公司之外，泰兴市还有16家农资销售大户。其中个别被称为“能人”的销售商告诉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以2.1元/袋的价格从别人手中“倒”了几箱“吡蚜酮”。凭他们多年的农药销售经验，按照“吡蚜酮”产品说明书中的配方，该农药的出厂价不会超过2元；但因为无法正常进货，他们也只能干着急。 “2天时间，1200袋‘吡蚜酮’就卖光了。一袋进价2.1元，我以5.1元出售，纯利润就有 3600元。”一位周姓经销商称，由于农技站的“吡蚜酮”价格过高，所以他的这批货很畅销，但他却无法获得更多货源了。 那么，购买如此高价的“吡蚜酮”，当地一些农民有什么想法呢? “从没用过这样的药，农技站说只能用‘吡蚜酮’，说这药效果好，而且是全市统一的。”泰兴大生镇农户张成贵(化名)说，他是从电视上和乡里的领导那里得知此次水稻治虫只能用“吡蚜酮”的，而且电视上也让农民到农技站购买，以免买到假药。 至于“吡蚜酮”的价格，张成贵说：“价格肯定是太贵了。可贵也得买，一年的收成耽误不得。就像人生了病，医生说这药能治病，你还能嫌它贵?” 至于“吡蚜酮”的效果如何，农民们说，农药也才刚打下田，效果暂时还看不出来。 2．2006年月日2月台票2日，中国公路项目信息网等媒体发布了一则招标公告，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委托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为江西吕泰高速公路等单位购买铣刨机、多功能装载挖掘机、双钢轮压路机、摊铺机、沥青路面修补设备若干。其中沥青路面修补设备、洒布车等多种设备在“技术规格”一栏中居然明确要求是“国外知名生产厂家原装产品或在国内投资组装”。 这意味着占据了国内市场较大份额，甚至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国产自主品牌路面设备，不具备此次政府采购的入围资格；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这就像婆婆还没看到媳妇、仅听到名字就把她先否决了。 负责组织此次采购事宜的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机务处处长陈雪飞介绍，本次政府采购是江西省高速公路路面养护等设备的首次公开招投标，也是江西省高速公路建设的世行贷款项目之一，采购设备总值约3000万元。 她表示，本次设备采购完全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质优价低者中标。之所以大范围拒绝国产自主品牌的设备，主要原因是国产自主品牌虽然价格低廉，但质量不过关，远不如国外品牌设备质量稳定可靠。 她还表示，国外品牌的设备在购置费用上普遍比国内品牌高出30%甚至更多，为防止国内一些小厂商以“价低质劣”的设备恶意低价中标，只能在招标文书中预先设槛，将这些国内小厂家拒之门外。 针对这种“求洋求贵”做法，中国公路学会筑路机械分会秘书长刘文华认为，也许国货有个别技术不如国外知名品牌，但从整体上看，国产自主品牌的高速公路路面设备并非像江西有关部门介绍的那样质量低下。另外，从中国的公路路面养护现状看，目前全国养护经费缺口达数百亿元。政府采购应从售价、服务、技术、性价比等条件综合考虑，不能盲目追求国外品牌。否则对于支持国产自主品牌发展，倡导节约型社会都显得不合时宜。 在路面设备招投标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一些国产自主品牌生产厂商感到无奈和困惑。他们表示，政府采购的关键是能够采购到最佳性价比的产品，不应该将国外品牌还是国内品牌作为衡量标准；而将“国外品牌”作为招标书中的硬性指标，甚至列为“技术规范”，这种门槛设定违背了招投标惯例，也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刘文华分析说，中国的高速公路养护等路面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已经有20多年历史，国内自主品牌的路面设备已经形成系列，产量大幅度增加，年产值高达数十亿元，不仅能满足国内不同市场的需求，甚至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相当数量的产品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平。 以江西拟采购的路面养护车辆为例，国内生产同样设备的大型厂家有许多家，如沈阳北方交通生产的沥青路面修补车、鞍山森远生产的路面修补车，甚至还有更为环保的微波技术设备等。 同时，一些大型国内厂商产品因技术先进被列入了“国家863计划”优先发展，有的产品达到了欧洲最严格的生产或排放标准。业内人士对江西此次政府采购舍近求远、盲目追求国外品牌的做法感到不解。 一些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的国内厂商反映，江西此次政府采购所称的“国际知名品牌”概念模糊，容易出现人为的操纵；另外，所谓的“国外厂家在国内投资组装”早已花样翻新，一些厂家打着进口品牌的幌子，在国外注册一家公司，作为企业形象宣传使用，而所有的生产都在国内完成。 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有些招标条款已露出了“马脚”，比如能够满足“国内投资组装”这一条款的，全国只有一到两家，江西的开标结果甚至可以“精确预测”。 得知国产自主品牌厂商参与江西此次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遭到封杀的消息，有关专家拍案而起，认为不管采购方出于何种目的，不按招标产品需求衡量供应商产品技术参数，而是人为设立品牌门槛，这种做法既不符合行业规范，也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要求。 上海市政工程行业协会副会长李祖耀认为，江西此次政府招标文书显然不合行业规范。采购方称，指定国外知名品牌主要是担心国内一些小厂家以最低价中标，造成最低价买到最差设备的局面。但实际上，采购方完全可以在招标的技术规格表述中，设置相应的技术参数和售后服务要求，甚至对公司实力提出较高的商务条款，比如注册资金、以往的销售业绩等，这样完全可以避免“低价低质”情况的出现。 李祖耀说，江西此次政府采购并没有提出这些限制条件，而是笼统地把国产自主品牌拒之门外，这是不合理的，“很有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非常办法”，内蒙古高速公路开发公司设备租赁公司经理王金胜指出，从国产路面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看，该公司去年采购了近 5000万元的路面设备，绝大多数是国产自主品牌。这些国货无论售价、技术标准、实际使用情况还是售后服务，相对国外品牌来说都有更多优势。正是因为国产自主品牌在招标采购中的积极参与，使得几年前很昂贵的国外品牌路面设备价格不断下跌，大大节省了采购成本。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除非“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或者“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可以例外。业内人士指出，显然，在江西高速公路上使用的养护设备不属于例外的范畴。 该法律同时还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该单位、个人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单位责任人或者个人处分”。 3．据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政府办公室介绍，敖汉旗实行政府采购三年累计节约资金3000万元。 据了解，自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三年来，敖汉旗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诚信原则，共组织政府采购193次，累计实现采购预算19611万元，实际采购支出16565万元，节约资金3046万元，节约率15.53%。其中货物项目采购5636万元，节约资金878万元；工程项目采购10441万元，节约资金2088万元；服务项目采购488万元，节约资金80万元。 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采购范围不断扩大，金额不断增加，由2003年的1291万元猛增到2006年的7062万元，年均增长76%。 4．从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获悉，去年烟台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全面推行“廉政准入制”，有效净化了政府采购领域廉政环境。全市去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2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亿元，增长25.6%，节约资金4.2亿元，节约率达14.18%。 烟台市对政府采购项目全面推行“廉政准入”，专门出台了《烟台市集中采购代理机构随机抽取管理办法》、《烟台市集中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实施细则》等办法，要求凡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都必须与政府采购部门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明确廉政准入的要求和责任，并对采购实施全程监管。去年，市政府采购办对121个项目进行了抽查验收，验收金额达1.4亿元，验收合格率达 100%。 政府采购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使“阳光采购”更透明。全市去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2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亿元，增长25.6%，节约资金4.2亿元，节约率达14.18%；市级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1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亿元，增长47.8%，节约资金1.6亿元，节约率 13.76%。 5．汉川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市公安局2.5万元，仙女山镇7万元，马口镇5.5万元……这一系列“指标”不是别的，是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达的今年的“喝酒任务”。 去年4月知情人给记者送来了这份文件：《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的通知》。文件称，湖北云峰酒业公司是最早来汉川落户的引进企业，所产酒去年跻身中国白酒品牌20强，该企业去年纳税逾1300万元，而该酒在汉川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为此，该市倡导在公务招待中使用此酒。文件还附有任务分解表，包括各局、各乡镇在内的105个单位，今年需完成“任务”200万元。 文件规定，对于完成年度用酒计划的单位，将按10%奖励，对未完成计划的单位将通报批评。 文件中称，此举是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并说明是“经市政府同意”的。 4日，记者来到市工商局，局办副主任龚文否认有此文件，他反问记者：“政府哪能倡导喝什么酒?那可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公平交易嘛。” 记者随后来到市政府办公室。该办曾姓负责人承认，3月16日政府办确实下发过此文件，但并无不妥。他认为，文件明确规定只是倡导而不是强迫消费，至于“通报批评”也并不是什么惩罚。 6．堂堂省委办公厅的红头文件竟然作了烟草公司的广告。山东省济南市一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为了宣传公司卷烟的高贵身份，烟草公司竟然将省委办公厅的文件搬上了他们的广告!他们这样做是否合法?”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数家商店里看到了这则引人瞩目的广告。这是山东将军烟草集团的一种新品香烟的广告，这则广告的中部赫然写着“山东省接待用烟”，同时在广告的右下角，大约有1/4的画面，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被原文贴印在广告图案上，这份文件称，同意该品牌的卷烟作为山东省接待用烟，落款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 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对该品牌卷烟的一种内部认可，如今却变成了该烟草公司炫耀的资本，并在烟草广告中原件刊出，这样做是否合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广告? 记者带着疑问找到了山东将军烟草集团，该集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将军烟的营销归山东中烟工业公司负责，这个问题应该找山东中烟了解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山东中烟工业公司，值班室的一位负责人在看了这则广告后惊讶地说：“这不是有毛病吗?怎么能这样做广告呢?这个广告存在的问题比‘南京的局级享受’广告还严重。” 他所说的“南京的局级享受”是指去年曾一度引起全社会舆论广泛质疑的一则烟草广告：当肘在江苏省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上，某卷烟厂架设的一块广告牌上赫然写着“至尊××——厅局级的享受”，“至尊××”是该卷烟厂生产的一高档卷烟，每包售价高达100元人民币。 但是山东中烟工业公司营销中心的基先生却表达了另一种看法，他对记者表示：“这种做法已经不是新闻了，行业内经常这样操作。” 7．日前，一组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收到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市(地、州、盟)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9071件。经过审查，属于备案范围的8397件规范性文件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有515件。截止到2006年底，按照备案审查程序已经纠正432件。 自去年8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以来，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信息一再表明，针对政府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必将持续全面推进。清理红头文件，剔除其中超越法定权限以及与宪法、法律相冲突的部分，正是此项浩大工程应有之义，反映了政府以刮骨疗伤的姿态推进依法行政的胆识。 在送审备案的9000余份红头文件中，发现500多件“问题”文件、纠正其中的400多件，可能只是政府规范红头文件“长征”的一小步。去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个县有60多个部门可制定红头文件，全国2000多个县，即使每个部门每年只发一份红头文件，就可批量生产数以万计的文件。如果算上更高一级的行政部门，其数量之巨就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在浩如烟海的政府机关文件中，到底有多少应报送上级单位和人大备案?其中有多少属于违规?又有哪些文件导致了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受损?弄清楚这些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 衣食住行、水电气暖、邮政、文体娱乐设施、教育、治安、交通、社会保障……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这些琐碎但又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生产和提供，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作为公共服务的接受者，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他们对于日常生活中亲身感知到的公共服务的结果和水平是什么感受和评价?在数量上是否充足，质量是否满意，服务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率，价格又是否合理?这些评价都可以从老百姓在公共服务中的表情和评价中找到答案，因为只有人民满意了，才算数。《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公共服务的生动而详细的图卷，该指数从普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出发，对当前中国的各项公共服务在数量、质量、效率以及价格等多方面的现况进行公众满意度的量化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令人乐观，总体得分为63.16分，刚刚达到及格线。各项公共服务指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基础教育76.13分、公共交通71.95分、医疗卫生67.48分、公共安全67.31分、公共事业66.46分、环卫治理 63.56分、农业生产服务57.99分、就业服务45.82分、社会保障43.89分。该项调查于2005年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城镇地区)和整群抽样方式(农村地区)，针对中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本次调查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南通8个城市以及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共4128名16～60岁常住居民。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2.98%。 通过调查我们欣喜地发现，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建设，我国的公共服务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良好的成果，比如，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居民的公共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我国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的覆盖面较广，在缴费的便利性、服务的专业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带给老百姓更多的笑脸和满意。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以下我们将细数中国公共服务欢笑外的五种哭笑表情。 表情一：堵车路上太无奈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路宽不宽，建设得好不好，通畅不通畅，指示清晰不清晰，则每条路不尽相同，每个地区的路况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公共交通”的调查评估显示，我国的道路状况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在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道路畅通问题是最让城市居民头疼的，该项指标得分最低(62.15分)，刚刚超过及格线。有三成多的城市居民(32.2%)对此表示不满，该比例明显高于对道路状况其他几个指标的评价，而成为城市道路建设的软肋。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本次调查显示，目前城镇居民的日常通勤工具仍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公交车通勤使用率达到 22.8%，其次依次为出租车(4.6%)和地铁轻轨(3.5%)。 在城市中，以公共汽车为主要通勤工具的受访者，平均每人每天花费在车上的单程时间为39.3分钟，最多的甚至达到180分钟，如果以一天上下班的双程计算，城市居民每人每天要在公共汽车上待上78.6分钟。而小城镇居民的单程平均时间仅为19.1分钟，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城市和小城镇居民每人每天能够忍耐的公交车单程平均时间分别为57.89分钟和40.35分钟。 使用公交车效率来进行城镇公交车的服务效率(Ratio of Bus Efficiency)的比较，结果发现，城市公交车效率明显较低，仅为32．1%，明显低于小城镇的52.6%。 注： 城市公交车效率＝(57.89-39.31)/57.89＝32.1% 小城镇公交车效率＝(40.35-19.12)/40.35＝52.6% 研究人员认为，城市和小城镇在这方面差别显著，主要和我国的城镇之间的大小规模以及道路规划与畅通程度的差异有关。很多大城市工作和居住区相距较远，同时又因为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经常出现堵车，车行缓慢等现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每天花费在通勤路途上的时间，从而影响了公交车服务的效率和效果。研究人员建议，在未来城市交通改造和建设中，应该加大道路规划改造，加强交通管理，疏导道路交通，可以考虑增加快速公交通道等方法，从而彻底解决城镇“塞车”的难题，努力提高城市地区的公交车效率，使公交系统的服务达到最优良的状态。 表情二：找厕所急死人 出门在外，产生内急，可是却苦于找不到公厕，急不可忍，你也许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窘境。本次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状况较为落后，其中，公共厕所的评价不及格(57.22分)，最令人担忧。从全国范围看，公共厕所在数量、卫生条件、设施和收费各方面情况都比较差，徘徊在及格线以下。对公厕数量和卫生条件表示不满意的人群比例超过三成(33.3%、33.9%)，分别有29.7%和 28.8%的人对公厕的设施和收费状况持否定的评价。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表情三：业伞生活太单调 “在您居住地附近分别是否可以方便地找到图书馆，影院、音乐厅、剧院，体育健身设施和公园?”本次调查中，受访者面对这样的问题说“不”的比例并不低。“文体娱设施建设’’指标的全国得分仅为48.08分，该结果凸现，相对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文体娱服务需求，我国文体娱乐设施和资源的建设仍处于大量缺失状态。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62.9%的农村居民感到“当地可供老百姓选择的文体娱乐设施资源”并不丰富，该比例是城市和小城镇的两倍左右。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具体来看，农村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影院、音乐厅、剧院，体育健身场所资源的提供都严重匮乏，这几项指标的得分均未达标(24.89分、42.08分和41.65分)，得分之低触目惊心。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它在农村的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没有任何可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当一种公共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再谈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则更是水中月、镜中花。由此可以想象，几乎一片空白的文化体育娱乐生活带给农村居民的是更为单调而乏味的业余生活，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成为公共服务水平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表情四：社会保障缺口大且城乡发展失衡 据国家最近资料显示，“十五”期间，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资金规模成倍增加。但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全国得分为43.89分，老百姓对社会保障政策的了解认知度(41.8分)、落实程度(34.13分)以及对社会救济水平的评价(59.78分)都不令人乐观。和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农村居民对社保的了解认知度和落实程度都明显更低(34.87分和28.39分)，需要进一步关注。 表1 城市、小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服务水平比较(%) 城市得分 小城市得分 农村得分 全国总体得分 1．社保政策认知度 56.96 47.20 34.87 41.80 2．社保政策落实程度 46.62 38.82 28.39 34.13 3．社会救济 60.85 58.82 59.59 59.78 在社会保障落实程度的调查中发现，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73%的人都拥有至少一项社会保障，社会统筹医疗保险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是最主要的两项，覆盖率分别为30%和 40.48%；小城镇地区41%的人现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统筹医疗保险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分别为17.45%和21.23%；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忧，有高达61.15%的人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或保障，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为13.06%和1.93%。表2 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目前享有的社会保障种类(%) 城市得分 小城市得分 农村得分 全国总体得分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 26.14 41.06 61.15 农村医疗保险 ______ ______ 13.06 社会统筹医疗保险 30.06 17.45 8.66 社会统筹养老保险 40.48 21.23 7.13 自自己或单位购买的商业人寿保险 11.86 12.95 4.56 自自己或单位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 16.81 15.09 3.77 农村养老保险 ______ ______ 1.93 社会统筹失业保险 19.02 8.26 1.29 最低生活保障 4.49 2.77 1.04 民政救济的保障 1.83 2.74 0.62 住房公积金 22.18 10.57 0.50 注：此题为多重应答题，故应答之和大于百分之百。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表情五：就业压力大 有人说，大学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4050人员”(指男50岁以上、女40岁以上)以及农民工已经成为现在就业市场上的四大就业困难户。在就业服务体系中，技能、信息、培训和政策环境是支撑良好的人才市场的四大支柱。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做得并不令人满意，全国总体得分45.82分，其中，就业信息交流和场所提供不足(38.71分)、就业培训缺乏(42.64分)和工作机会少(44.90分)是当前就业市场的主要瓶颈和障碍。在城乡比较中发现，就业服务的缺乏在农村的确表现得更为突出，66.6%的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根本没有任何职业介绍的机构或场所，60.7%的人表示当地的各种招聘会不太多或根本没有，65%的人认为当地的就业和职业技能的培训还非常不够(不太多或根本没有)。 燃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研究人员认为，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将是我国公共服务加强建设、弥补不足、走向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因此政府以及相关公共部门需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以服务型政府为责任和义务，为老百姓生产和提供更为充足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务，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满意的表情。 材料二： 从总体上看，现代预算制度的缺失、公共审计的不完善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方面划分不合理，导致了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效益不佳。在管理体制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很多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事业单位的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其根本缺陷是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多重角色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妨碍了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改进。 目前，在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主管部门承担了相应的政策和管理职能，而另外众多职能部门参与登记、人事、财政经费拨付、价格等方面管理。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在社会公共服务各领域都设立了相关的“负责”机构，但事实上，各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不合理的，“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非常普遍。僵化、交叉、不透明、不可问责的管理体制导致了目前公共服务出现的价格、质量、效率和覆盖不足等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但监管规则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规则体系缺乏统一性，不同位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之间存在矛盾；第二，法规体系陈旧落后，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规则的执行机制不健全。首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其次，政事不分还使得规则执行缺乏公平性，在很多领域存在基于部门、所有制或地区的歧视；第三，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制约了规则的执行能力。 在政府对公共服务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仍然发挥着主导甚至唯一的作用，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群体、服务提供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如媒体的作用未得到有效调动。 一方面，政府在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财政保障不足，各级政府、各个管理部门、各类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职能和责任不清楚、不落实，没有建立政府内的有效监管机制。另一方面，过度的市场化以及滞后的监管体系建设导致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普遍存在价格高、质量差、效率低、服务供给不公平、腐败严重等问题，引起人民群众严重不满。 材料三： 2006年7月9日，在海口举行的“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与政府转型”国际研讨会上，350余名中外学者和政府官员，围绕“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目标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主题，对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现状进行了热烈讨论。多数专家认为，中国政府转型、打造服务型政府面临着现实的需求，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亟待加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尤其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他认为，中国公共需求将进入一个全面快速增长期，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新时期政府要扮演好两大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表示，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社会需求的深刻变化，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共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为解决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必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据了解，中国有63%的人口在农村，目前有1.4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流失、老人缺乏照料、子女缺乏教育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赵白鸽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点，必须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机制，为广大农村和农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以更好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职能缺位，政府间事权财枚划分不合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大，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不能有效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偏好等问题。 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仍是经济建设型政府，一些本该由政府或者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被推向市场。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当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化的步伐。 材料四：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10月11日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被明确列为到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对此，财政部长金人庆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公共财政管理研讨会上明确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将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公共化为取向，以均等化为主线，以规范化为原则，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和制度保障。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明确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对于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平衡问题如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将加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反映了中国的财政分配正在从过去的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的思路转向兼顾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思路。 他指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发展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中国财政制度的转变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中国新一轮财政政策的重点将放在解决地区差距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上。 从1998年中国首次提出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在财政收入稳步增加的基础上，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已经通过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在全国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以及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农村和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 但由于中国收入分配存在失衡现象，导致一些困难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影响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指出，中国目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还带有“建设财政”的特点，公共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因此，他建议必须加大中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 对于缩小中国地区间存在的经济差距，彭龙运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加大对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力求满足县乡贫困群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而在完备公共服务方面，则应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 2006年，财政部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大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重要举措，包括自西部开始逐步将中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区，同时将参加农民每人每年10元的补助标准提高到20元等。 财政部长金人庆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他强调，今后将对财政支出实行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进一步减少直至退出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财政支出要进一步向农业倾斜，向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倾斜，向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一篇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作者一开篇就写道：“从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3年后的2008年，《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再次引发人们对该现象的讨论。再过3年，《奋斗了18年咖啡还能喝多久》的文章将人们对城乡差距引发的社会关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城乡不同身份之间，差距有多大?值得那么多人为之奋斗18年? 这一点，23岁的河南姑娘张云到上海市、北京市打工之前，感受并不深。“在上海、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城里和村里差别太大。”张云举例说，她的美容技术是在信阳市学的，在信阳这种培训机构很少，但在上海、北京各种技能培训非常多；村里的卫生室很破，还是私人开的，可是上海、北京各类医院不仅数量多，条件也好得多，有医保还能报销；还有找工作，张云靠的是在外打工的同乡引荐，可是城里的就业信息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这一切都太让人羡慕。”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从城乡发展情况来看，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可及性差。在义务教育方面，2007年，城市普通小学和初级中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分别是农村的1.2倍和1.3倍，城市普通中学高学历教师比例几乎是农村的2倍；在医疗卫生方面，2008年，城市每千人口病床数是农村的4.22倍，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52倍，而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则分别是城市的2.8倍、2.9倍和1.2倍。近几年这些数据并没有大的变化。 2．74岁的边仁是黑龙江小兴安岭一家林业企业的退休工人，每月退休金1000多元，“虽然连涨了7年，可是比起事业单位来，差距之大累计起来足够买套一居室!”据人民网在25万名网友中的调查显示，养老金的“双轨制”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公布的数字显示：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近10倍。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地区之间最多相差4倍以上。城乡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弱势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权益还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造成种种不均等的根源是什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长期实施户籍制度造成的乡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不同身份，以及附着在身份上的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不同，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特征之一。进而使政府不能按同标准提供城乡平等的就业服务、基本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以及社会福利。 而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则指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其实是传统户籍制度束缚、相关制度分割、行政体制僵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陈旧和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综合影响的结果，客观上又成为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民生改善不均衡、新型工业化发展受阻、社会问题增多的重要因素。” 3．2013年10月13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法定“老年节”。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事实，如何养老日渐成为全民话题。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也向管理层提出了挑战。 昏暗的灯光下，北京市海淀区交大东路的一处普通居民楼中，不到60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坐满了人。说话者是曾经的一家之主、现在已年过古稀的郭嘉豪老人，他和老伴秦玲端坐在餐桌前，表情严肃。家里的4个孩子和配偶以及第三代则围坐在周围，互相看着，一言不发。郭家的这次家庭会议的议题就是——两位老人如何养老? 郭嘉豪和秦玲退休前均是产业工人，现在每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为2500元左右，平日生活尚可以自给自足。随着秦玲因为糖尿病等并发症导致记忆力严重衰退，以及老年躁郁型精神疾病的出现，刚刚做完胰腺癌手术的郭嘉豪感觉他们的生活“需要照顾”了。 “我家只有两间小房，请保姆来是没有地方住的，而且一个月保姆需要3000元左右，我觉得负担不起。”虽然刚进入9月，但郭嘉豪老人已经穿上了棉坎肩。“而且，老伴需要打胰岛素，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该打多少量、打没打过这些重要信息了。”拿着手里的药，郭嘉豪一边摇头一边说着，“是要靠儿女的时候了。” 不过，“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郭嘉豪的大儿子郭林坦言：“兄妹4个都是干体力活的，有公交司机、有在酒店干后勤的，还有两个都在干出租。挣得少，工作时间长，让我们每天轮流来值班不现实啊。”“我们也试图找过保姆，工资太高的请不起，一个月3000元左右的，人家一看我们家这么点地方，还有我妈的情况都不愿意来。”说起“照顾”，郭林面露难色。 “你们没有去养老院看看?那里有人照顾，环境也好。”小女儿问。“去不起，去不起。”一直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郭家老三郭浩，把话插了进来，“我开出租车，最近一段时间就趁着空当给爸妈看看养老院。那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去的地方，环境好些的光入住之前的保证金就要好几十万元，哪有那么多钱啊。” “那附近的老年服务中心或者托老所呢?”小女儿再次提出了建议。“那里就是多个人照顾，条件还不如家里呢。价钱合适的在大兴区，咱们都没法去看爸妈。附近好一点有医生配备的养老院，没有关系，根本排不上队。那天算了一下，差不多等到我六十多岁了，才能给爸妈排上队。”今年刚50岁的郭浩有些调侃地说。“说真的，就是钱闹的。隔壁家的赵家老两口子，都是离休干部，一个月不算各种补助一个人就有将近1万元。现在人家就是踏踏实实地住在高级养老院，哪用这么费心。”郭林有些抱怨。 从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南部的苍山县城经过一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就到了这座隐藏在国家4A级风景区抱犊崮的西南侧的小村落——六合村。与县城内热闹的人群相比，六合村显得很安静，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数是年过古稀的老人。 在六合村，晚上八九点家家户户就已门窗紧闭，进入了睡眠时间。灯光熄灭，村庄融入到黑夜中。对于独居在这里的81岁的孟黄氏老人来说，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村里挑水。由于孩子残疾，孟黄氏早早把孩子送到了县里的福利院。“现在老伴儿也走了，我只能自己过了。”孟黄氏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不能挑满一桶水了，而是每次挑两个半桶，一天挑一次，这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最大的体力活。 在孟黄氏老人的院子里，有一个用来接收电视节目的电视接收器，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大锅”，能够接收20多个卫星电视台的节目。屋里摆放的是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老人说很少看电视，电视机上已有一层灰尘。电视机已经用了三四十年了，现在只能收一个台，经常有声音没图像。由于儿女均在外打工，在打完水吃了早点后，孟黄氏需要爬上几十米的高坡侍弄自己的花生田。虽然已是高龄，大概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孟黄氏的身体尚算结实。但由于惯走山路，她和这里的老人们腰、腿和膝盖都有大小不一的毛病，这很可能与常年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走有关系。 “岁数大了，原来耕种的山地很多都荒着了。”说着，孟黄氏领着记者向山上走去。秋天的山风有些刺骨，在十几米高的山坡上，孟黄氏每一脚都走得很坚实也很谨慎，“我得小心，不能摔下去，要不然就没人弄地了。”孟黄氏掀起裤腿。一条血痕赫然在目：“你看，我这里是前两天从坡路上摔下来弄的。”从山上下来，已是中午时分，孟黄氏在家里黢黑的炉灶上煮了些棒子粥，算是午饭。下午，除了喂喂家里的几只鸡，更多的时间孟黄氏需要坐在小凳上，把最近刚刚收获的花生进行整理。 “没办法，村里只能尽可能地帮她，避免意外伤害。但这样的老人村里也不少，管不过来啊。”六合村的村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地打工，再加上地处山区经济落后，这里绝大多数老人都像孟黄氏一样自给自足，“村里没有条件统一照顾。”孟黄氏告诉记者，这里的老人最怕的就是有个头疼脑热。为了省钱，小毛病都硬抗了过来，只有高烧不退之类的急症才会去诊所。 4．咸阳市现有幼儿园603所，普通中小学1683所，专任教师5.7万名。值得关注的是，幼儿园大都集中在城市或县城，分散的乡村几乎没有正规幼儿园。以武功县为例，幼儿园只有2所，这意味着只能吸收县城里的孩子入托，绝大部分农村幼儿未能进幼儿园集体生活和接受训练，主要由祖父母看护。从起点教育开始，农村孩子就已经比城市孩子晚了几年。据统计，2005年，咸阳市农村拥有2527所中小学，而截止到2011年，整个咸阳城乡共有中小学1683所，撤并了近千所农村中小学。很多家长支付高成本把子女转向城市中学，出现了生源的梯级流动。一方面农村中小学校逐渐萎缩，有些学校出现了自然消亡态势；另一方面加大了农村学生求学的成本和城市教育资源的紧张。 另外，农村师资学历明显低于城市，农村学校的校舍、仪器设备等仍较落后。这成为教学质量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可见，咸阳市城乡基础教育在起点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均等化。 咸阳市城乡基础教育在起点和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呈现出不均衡，必然出现结果的不均衡。在各个阶段农村升学率都低于城市。调查表明，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仅为34%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的76.5%中，40%以上的学生进入职业中学或技校，这意味着这部分农村学生已经提前退出常规升学通道。另外，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差异明显。进入一流大学的农村学生远远低于城市，且呈不断下降趋势。这一点可以从全国重点名校的生源比例统计中得到证实。清华、北大、浙大等农村学生比例不足三成。教育学博士罗立祝发现，在保送、自主招生、高考加分中，城市子女获得的机会分别是农村子女的17.2倍、8.2倍和7.3倍。而且从目前的自主招生设计来看，各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与面试对农村学生明显是不公的。重点高校的自主招生机会主要给了城市的超级中学，农村学生机会少之又少。农村学生在优质入学机会中的竞争劣势并没有明显改变，甚至更恶化了。 事实证明目前咸阳市和其他地方一样，城乡教育差距从显性转为隐性。农村考生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 5．从历年的农村社保投入来看，在基础数据上，财政逐年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同时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同步且高于农民。2011年咸阳市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月平均为1621元，如果算上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实际超过2000元，领取年龄从55岁、60岁开始。2007年底农民参保的到期领取仅仅为5元左右。现在农村65岁以上老人开始领取养老金，人均80元。咸阳市低保人均2560元，享受低保人数比例为9.1%，农村低保人均1379元，享受低保人数比例为6%。和城市相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比例较低，但最低生活保障费对改善农民生活作用明显。调查显示，咸阳市农民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仅为22.5%，70.1%的家庭没有享受过最低生活保障。调研结果显示，现行保障制度及配套机制等都需要继续完善：首先，低保标准偏低，实施面窄，资金来源不足。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曾经一度处于空白状态，农村贫困人口相对较多，制度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部分贫困农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同时，低保资金来源不足，低保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其次，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确定上，只把传统的农村社会救济对象和个别贫困户作为低保对象，还是对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生产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农民、由于企业不景气乃至关闭等陷入困境的乡镇企业职工、或因超生罚款、赌博欠债或好吃懒做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也纳入其中仍有异议。同时，对一些困难家庭成员的临时收入和隐性收入也无法确定。 6．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民居住环境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二是与我国“非农化”进程有关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供给与需求矛盾较为突出。要从典型的农业国基础上实现“非农化”进程，要满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首先要解决农村投资问题，然而，受优先发展城市工业战略影响，国家对农村投入明显低于对城市投入。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处于最低层次，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质量较差。三是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没有从“非农化”和“城镇化”方面解决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矛盾。这三个方面的现状不仅与近60%农业人口需求不相称，也无法担负起加快城镇化重任。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支出，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是非常有限的。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来源结构主要是：10%来自于银行信贷资金；20%来自于地方财政；30%来自于社会和私人集资；40%来自于土地使用权出让。 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分析，财政资金所占比重是很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不太合理。我国目前财政体制是五级核算单位，而第一级的财政预算并不是真正根据事权与财权划分制定的，而是根据上一级的预算情况决定的，往往是上一级预算盘子的大小决定了下一级预算规模，上一级预算不足只能通过下一级预算来弥补。这种自上而下决定各级预算规模的方法事实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是非常有限的。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其一，基础条件较差。农村基础条件主要表现为农村地形地貌复杂，使得通电、通水、通路较为困难，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老少边地区几乎仍然处于未开发状态，阻碍各类资金的投入。其二，投资成本较高。由于基础条件较差，建设一项基础设施需要较高的人力物力投入，建设周期远比城市长，具有很高的投资建设成本，有些地区甚至谈不上测算投资回收期和投资回报率。其三，以集体投资为主。这些特点源于传统的投融资模式是通过价格“剪刀差”方式，用农业补偿工业，农村支撑城市，其结果是农村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解决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进程、市场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是长远地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保障。工业反哺农业和国家对农业和农民大幅度补贴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整个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加快农村资本积累。形成农村国民收入循环机制，解决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来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广大农村地区最缺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保障生活生产方面基本条件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水、电、路等。当务之急，主要应加快解决农村地区人畜饮水、灌溉用水、生活照明用电、基本的道路交通问题。农村是我国资源再生之地，只有保护好农村资源和环境，才能有效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而农村是我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薄弱环节，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跟不上需求。广大农村地区广播电视和通讯设备相当落后。大部分农村仍处于封闭状况。这些都是农村发展的重点。同时各项中高档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型水利枢纽、中高等级公路、铁路、航空、输油气管道建设，以及各类型培育市场所需要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样是我国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7．据上海市卫生局宣布，上海主要健康指标已连续多年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人口平均期望寿命82.23岁，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全市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9.61/10万，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97‰。 “数字虽然枯燥，但每个十万分之一的下降背后都包含着机制体制的创新和医务人员的努力。”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主任黄亚娟介绍，作为全市5家中心之一，这里负责上海西南片5个区重症孕产妇的救治。“我们对会诊、转院来者不拒。白天黑夜轮转。” 在上海新华医院的上海市危重新生儿抢救会诊中心内，住着约70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少婴儿患的是膈疝等死亡率通常在80%以上的疾病，是高水平救治重新燃起家庭的希望和欢乐。中心主任朱建幸表示，上海挑选最具备小儿内外科等综合技术优势的6家医院建成了6个市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会诊中心，分区域负责全市新生儿，“不用家长再万分焦急地找好医院、好医生，有危险的孩子会自动转来，存在宫内畸形的胎儿报告给中心后，我们会事先做好准备，孩子一落地就展开救治。”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表示：“公共卫生是政府的职责，上海坚持政府主导和聚焦民生的原则，突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重点解决与群众健康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上海市各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高于辖区常住人口每年人均50元的标准，在国家确定的项目基础上，按照“均等、基本、惠民”的要求进一步充实提升，向全市居民免费提供十二大类42项86小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 以中小学生为例，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三年行动计划中，儿童生长发育综合评价、学生超重、孤独症、少女保健和意外妊娠等有关项目一一在列，还将健全学龄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等。“现在的小胖子、近视孩子特别多，”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卫生老师陆蔚说道，“除了老师积极宣教外，医生会定期到学校提供服务，例如一个个班级检查龋齿、为学生补牙、事后随访抽查等。” 随着上海医改方案的推出，上海又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基础上，针对脆弱人群，新增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和60岁以上老人接种肺炎疫苗三项，从现在起将逐步推进实施。这些都是百姓特别需要和适用的，以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为例，根据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由于饮食等因素，大肠癌已经成为第一位消化道肿瘤，发病率逼近十万分之五十。 上海新一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将放在重要位置。上海将以国际或亚洲先进为方向，建设市级病原微生物、化学物毒性检测平台，建设传染病的症状—疾病—病原体主动监测网络、前移传染病监测预警关口等。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率先提出，合理确定各级各类预防保健机构的功能定位，明确任务，建立科学的公共卫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实行公共卫生绩效考核。闵行区先行一步，推出了全国首部地方政府卫生公共产品目录，将76个项目和规范化操作流程向居民交底，卫生机构主动加压，在提供服务中接受群众监督和评估。 8．德国为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通过立法形式使之成为联邦及各州必须贯彻执行的依据和基础。德国《基本法》规定：国家必须保持联邦地区内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致性的目标要求。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以下法律：(1)1967年制定的《稳定法》规定，国家必须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有义务在实施财政援助时保持总体经济的均衡发展；(2)《空间秩序法》重申，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能够保证各地区人民享有共同生活条件或为此创造前提；(3)1969年的《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中，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定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共同任务，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自的职责范围、应有的促进措施以及有关促进的地区、原则方式等都有所具体化。1990年两德统一后出台《托管法》，并在1995年颁布实施新的《结构调整法》；(4)1988年制定的《结构援助法》要求，如果有关项目能够避免经济发展中的总体失衡或能够为各地区的经济实力求得平衡，联邦政府则可以对州或地方的重大项目提供经济支持。 德国的区域财政平衡制度是以各州间的横向支援平衡为主、联邦政府的纵向拨款为辅的。各州间的横向平衡分为两步：第一步为增值税收入的平衡补差，即增值税中属于州级享用的部分在原则上按人口基数分配的同时，富裕州要先拿出25%的余额给财力薄弱的州作为补差，以使之达到州平均水平的92%。第二步是财税能力方面的平衡。首先按规定测算出各州的财政“能力值”，接着以各州人均税率乘以人口数而得出所谓“财税平衡值”。第三步则为纵向的联邦补充拨款。应该指出，财政平衡主要用于州际公共财政支出能力的平衡，即解决州预算的顺利实施。 日本、韩国实行单一制的财政体制，澳大利亚和德国实行联邦制财政体制，虽然各国实行的财政体制不同，但都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作了明确的划分，并且有相应的财力支持。我国要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就得缩小区域、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各个地方都能提供大致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也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中央政府应当提供全国性公共服务，以城乡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强化收入再分配职能；各级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关注辖区内居民的实际需求，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也应做到分工明确，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中央直接提供，属于地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地方统一提供，避免出现责任模糊的现象。总之，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上，应改变过去传统的按事务的隶属关系划分的办法，以便使财力与事权能够相匹配。明确事权划分后，应通过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为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公共服务，各级政府应在合理定位公共服务支出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财力结构，充分考虑地方承受能力和积极性。 9．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新阶段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从现实情况分析，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水平低、不均衡、体系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究其根源，都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缺失相关。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已成为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突出问题。由此，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差距制度化。这种差距在1.2亿农民工群体上得到集中体现。从某些现实条件来看，应当说。当前改变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一个必要的措施是尽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从而约束、引导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行为，提高公共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效率。 某专家认为，从制度安排上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眼于就业优先、收入分配关系协调、社保体系全覆盖等最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为实现财富、资源和机会的均等奠定了基础。“政府不一定亲自去做，但要推进制度建设，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提服务，保证全体人民可及。”他说，“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减少不平等，提供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余年的基础上，我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公平、正义、共享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民生诉求在发展中全面升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完善政府职能的关键内容，已经成为保障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和持续改善民生的基本着力点与核心内容。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　　材料1　　在北方某省的一个乡镇，上级要求村里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包括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等。除贫困村和人口较少的村外，绝大多数村的服务中心面积要求不低于200平方米，并下达了达标率的考核指标。　　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村的办公场所总共不超过90平方米，很难达到200平方米的面积要求。”　　为了满足要求，抽检组到达之前，有的乡镇租用民房，摆上器材、桌子、图书等，凑够了200平方米。然而，检查还要求房子“不能有生活气息”。检查组到后发现，墙上有处插座插着手机充电器，尽管上面落满了灰尘，但最终仍被认为“有生活气息，不能算入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面积。”　　这名乡镇干部说，“本来200平方米的要求已很难满足，再加上村里没有家具等生活用品的空宅几乎没有，在达标率的考核限制下，这么不接地气的政策不是逼基层造假吗？”　　H省一家生物质燃料企业负责人说，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扶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公司在向当地发改委、环保等部门申请优惠政策或补贴资金时，常被卡在“在当地拥有自有厂房和设备”这条地方制定的附加条件上。企业资金紧张，租用厂房生产，短期很难自建厂房。“就因这个条款，企业投产三年来，除获得农机部门的3万元政策补贴外，其余优惠政策都没能享受到。”　　采访中有中小企业反映，一些优惠政策出台了，但申请不到。C市一家从事“互联网+政务”业务的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市里一个行政部门提供了18类扶持的项目，企业一一比对后发现，限制条件太多，没有一项可以享受到。“这个扶持项目原计划覆盖300家企业，实际后来享受到的只有80家。”　　材料2　　S省某市曾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与一家民营企业签订合同实施旧城改造，此后安置项目和商业项目顺利完工。可2017年，一则消息让企业犯了难。原来，改造项目位于一家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当地出让用地时并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违反了文物保护等有关政策要求。“五证”齐全的合法建筑成了“违建”，200多户入驻业主可能面临改造或拆迁的问题。　　一边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免交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协调促成各项政策落实。另一边是文物保护政策等要求：周边50米是建设控制地带；停止周边拟建的商业围合建设；远期予以拆除或降层处理。　　公司负责人认为，前期规划论证和审批时，规划部门忽视上级文物部门审批，存在程序瑕疵，导致了问题出现。“按照详细规划方案执行，将面临很大经济损失。”　　为何没有考虑到政策不协调问题？该市一名规划干部说：“当初招商引资不易，改造项目群众呼声也高。为了快速实施项目，就没有顾及规划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政府一再追求项目进度，忽略手续批复，在未依法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下出具规划条件、出让用地，使得前后政策不协调、相矛盾。目前，当地政府正与企业积极沟通，寻求解决方案。　　几年前，中央八项规定刚出台时，某省为响应上级要求，立即出台新规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无会周”制度的意见，将每月的第二周（即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后的一周）确定为“无会周”。　　按照规定，“无会周”期间，从省级层面不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不以省委、省政府或两办名义召开工作会议，省委各部门各单位不召开各类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区市必须按时召开的会议或中央、国家部委交由该省承办的全国性会议，以及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需要立即进行研究部署的会议，不受“无会周”限制。同时，要求各市、县（市、区）可参照省委的做法，建立和执行“无会周”制度。　　基层干部反映，初闻这一制度时，虽然拍手称快，但也暗自担心。一位副县长说，出台新规的初衷是好的，“但有些工作，不开会难以传达、布置和推动，执行不下去。”该制度仅在出台当月执行了一次后，“第六天就忍不住又开会了”。　　材料3　　2018年底，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F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能华，市人社局原党组成员、医保局局长孔咏春等人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问题。2017年12月，为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要求，F市政府决定从2018年开始将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由家庭账户制度调整为门诊统筹制度。徐能华、孔咏春等人在起草实施细则过程中，仅站在本部门角度选择性执行文件、擅自取舍文件内容，且重大事项不报告、不说明，违反程序自行制定下发该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管理实施细则，导致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不减反增，违背了决策初衷，造成了不良影响。最终该文件被要求停止执行。徐能华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孔咏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并调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　　记者在西部一地级市改革办翻阅了当地2017年全年出台的231份文件，文件的下发时间通常与收到原文件的时间间隔较短，一些文件与原文件结构、标题、内容极其相似。例如，在一份市级医改文件中，换了个抬头和落款，将“我省”全部换为“我市”，而主体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了省级文件。　　雷鸣是中部某县一家回收秸秆的再生资源加工厂负责人，每年秋天收购季节，他都为运秸秆的高成本发愁。　　雷鸣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2015年就明确，各地应出台方便秸秆运输的政策措施，提高秸秆运输效率。生物质燃料行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可是，相关‘绿色通道’政策盼了好多年，目前却只有个别省份落实到位。”　　雷鸣给记者算了笔账：从当地运输一车30吨压缩秸秆到广东汕头，一车秸秆总运费为1.6万元。高速公路里程在1200公里左右，按每公里收费1.5元保守估算，光高速公路运输费就要1800元，仅此一项就占运费总成本超过10%。　　2018年10月，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黑臭水体整治专项巡查发现，S市5处黑臭水治理点中，有3处采取了“一埋了之”的方式进行处理。　　据了解，有一处排水沟黑臭水体已基本消除黑臭，但排水沟采用全线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填埋后，水体已不存在，被绿网覆盖。巡查组认为，这种直接填埋方式不够科学，也不宜推广，需后续对河道水体功能进行综合考量。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情况在其他城市也有存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坦言，基于工程量、资金投入、快速见效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他们大多选择填埋治理方式。　　材料4　　3月19日，春回大地，阳光明媚，Y市草尾镇人和村8组村民刘和华来到村务公开栏前，“人和村2018年度享受低保待遇名单……，共有13户34人”，看完后，刘和华不由得感叹道：“还是这样公开好，大家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没有疙瘩了。”　　说起这个低保评定，人和村村支部书记杨新田心里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去年挨了处分后，有一阵子还真没有缓过神来，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加强了学习。在以后的低保评定中严格按制度办事，一是一、二是二，村民支持度反而提高了。”　　杨新田说的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初，当时Y市成立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开展为期43天的专项督查，督查组在草尾镇人和村进行督查时发现疑点，该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手册中均没有体现享受了低保政策，随即询问该村村干部。　　“中央的政策要求低保以户为单位，应保尽保。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是，一个贫困家庭大多是其中的一个人丧失劳动能力，如果让这个家庭的成员都享受低保，那么没有享受低保的贫困户就会对享受了低保的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吃低保有意见。”人和村的村干部跟督查组讲起了自己的难处。　　“那你们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督察干部问道。　　“为了平息这一矛盾和可能出现的争端，我们村委根据实际情况想出了贫困户每户一个代表来享受低保的方法。不过因为我们的分配程序还没有做到位，既不敢让申请了低保金的贫困户们知道钱来了，也不好发放下去，所以从上面领来的低保金还一分不少地放在村委。”人和村村支部书记杨新田讲起了自己的“土办法”。　　“既然想办法评定了，怎么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因为这个法子不符合上面的要求，我们也不敢写到资料里面去，而且这低保的钱也不敢发放。”杨新田对督查干部说，“实不相瞒，这笔钱一分都没有到我们自己的口袋里，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方便工作，贫困户各有各的难处，只有‘一碗水端平’，大家才不会心生意见。”　　督察组的同志听完眉头紧锁，杨新田的说法不仅有牵强附会之意，而且跟中央精准扶贫政策是相违背的。他们现场对杨新田等村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迅速将问题上报，并将问题线索汇总移送Y市纪委。　　“我向组织坦白，恳请组织宽大处理。”2018年1月24日，杨新田在接受Y市纪委办案干部第一次的调查谈话时，主动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2017年7月，草尾镇人和村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从推荐的40户贫困户中确定13户享受低保。在确定名单后，有不少组长提出“获得低保的贫困户太少、贫困只是相对贫困、还是不够公平、有些贫困户会有意见”等问题。“要不干脆每个贫困户家里都发一个人的低保，这样人人有份，自然没有意见了。”后来，人和村又召开村委会议讨论，将申请低保的40户贫困户都纳入低保金发放范畴，还根据村里的情况增加了5户名额。村支部书记杨新田在会上“拍板”，按照评议出的13户低保对象来做好相关资料，提交上级部门审核；13户低保户所领取低保金的存折放在村里，低保金由村里统一领取后，再重新分配给村委评定的45户低保户（含评议的13户）。就这样，人和村13户“低保”变成了45户“均保”。　　“在执行上级政策上当不得‘好好先生’，杨新田虽然没有将低保金装进自己的口袋，也没有发现在评议过程中优亲厚友，他一方面严格按照程序评选出13户低保户；另一方面却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走样，随意变通，以召开村委班子会议集体决策的形式研究出不符合政策的错误决定，并计划执行错误的分配方式，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Y市纪委监委办案干部说。　　2018年2月，Y市纪委监委给予杨新田党内警告处分，责令Y市民政局会同草尾镇政府对低保户资格进行重新认定，将低保资金按政策发放到位，并向其他贫困户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材料5　　养老金再涨5%、诊疗流程优化、油电气齐降价、增值税率下降、学校陪餐制度施行、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放眼2019年，更多民心所向、基层所盼的惠民政策密集推出，可谓“含金量”十足。　　这些民生政策是否抓得准、如何做得实，让群众有获得感是一项重大课题。从群众视角看，评价什么是真正给力的政策红包，人们的依据不是文件多寡，而是实实在在、直抵人心的获得感。换句话说，民生政策不只是宏大叙事，更关乎日常一餐一饭、一颦一笑；民生政策不应高高在上，而应始终保持触手可及、感同身受的温度。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民生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补齐的短板，新老问题交织，解决不好会抵消获得感、幸福感。尤其需要注意，民生政策从出台到最终得到群众认可，中间离着很远的距离，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当前某些地方扶贫工作就陷入“效果悖论”：扶贫没少花力气，群众也有获得，可就是感觉不强烈，甚至不会心怀感激。在当前工作中，这种“有获得却无感”的情况越来越常见，“甚至有些时候，民生投入越多，群众意见越大。”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　　材料6　　根据政策要求，W市各区从2013年开始，对辖区沿街商户实行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管理，加大对居民占用公共空间、流动摊点等的整治，每个社区还要配备一名正式的城管队员定人定责。政策要求合情合理，可到基层执行时却遇了难。该市某区和平路街道茂林路社区党委书记唐海川回忆，当时街道城管中队进行了多次治理，但收效甚微，“检查人员一来，他们就往回收，人走了就又出摊。执法本是为群众打造舒适环境，但往往不被理解。”　　执法人员因为不被理解而委屈，居民对街道管理现状也不满意。上级的政策规定要执行，但不能机械化、僵硬化，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及时调整施策，茂林路社区想出了成立“城管群众议事会”的办法。通过居民投票、自我推荐，茂林路社区选出了10名热心社区工作的议事会成员，包括社区网格员、街道城管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经营户代表和社区居民，由过去的城管单方执法，转变为“众人的事众人商量”。　　2018年3月，茂林路社区一商业街占道经营、餐饮油烟污染等问题严重，城管没有硬性执法，而是由“城管群众议事会”召开了商讨会，商量解决办法。环保治污的红线不可破，占道经营影响安居的行为要停止，这两个原则得到各方认可，最终形成了新的经营规范6项标准和整治方案，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执行。　　截至目前，茂林路社区“城管群众议事会”共召开会议26次，参加居民585人次，受理具体问题191项，完成181个项目。和平路街道负责人解琛认为，“好政策要落实好，对于遇到的各种问题，要站在群众立场想办法，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政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才能打通。”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新华网合肥2006年9月8日电)安徽省霍山县今年高考文科“状元”张强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但面对每年1.2万元的学费，张强一家一筹莫展。为了让张强读高中，张家屡向亲戚朋友借款，已经背上了2万多元的债务，没有人再敢借钱给他家了。这是记者近日到大别山区等地调查大学贫困新生现状时了解到的一个事例。 大学贫困生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关注，但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大学贫困生问题，实际上是在高中阶段就形成的。“家有高中生，拖得全家穷”，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普遍现象。大别山区一个孩子读高中，一年花费至少3000元，相当于该地区一个农户全年的收入。 2．孩子考进大学对中国许多贫困家庭而言是既幸福又痛苦的事，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家在山区的杨再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庆寻找暑期打工的机会，为了支付杨再宏和他哥哥的学费，几年来他家里已经欠下8万元的债。 在中国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是实现这一口号却变得越来越难。杨再宏说，过去和自己一起上小学的同学如今大多已外出打工，“要不是母亲的坚持，我很可能会以一个民工而不是大学生的身份来到北京。” 3．当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校长们忙于考虑添置多少电脑和多媒体教具提高学校硬件水平的同时，偏远地区的校长们正为如何修缮教室已经开裂的天花板，如何让孩子们不要坐在地上听课而发愁。 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2002年，占中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入的23%。 全国政协委员徐玉麟说，农村学校在财政投入的比例、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师资水平、师生比例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城市，农村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比城市少60%至80%，中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都在农村，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以上。 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是造成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1985年至2003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 在倾斜的教育体制下，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到贫穷的乡村任教，而已经在农村教书的老师一有机会就会选择“跳槽”。江苏省不久前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城镇中学里教师的本科学历比例超出农村一倍多。 中国各地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并不相同。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9%，而云南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8.64%，这意味着在教育环境上先天不足的农村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坐进大学课堂。 4、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还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 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 以上这些，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论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认，多年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5．“压力很大呀!”，8月30日下午，兰州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景金生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据了解，兰大本科的农村学生占总数的63%，学校通过调研将30%列为贫困生，其中还有15%的特困生，在此墓础上就形成了一个7000多人的庞大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特困生贫困到何等程度?景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名从伊犁来的学生，家中父母双亡，惟一的亲戚就是姑姑，当学校师生知道他只带了50元钱到校报到时，这名学生竟然令人哭笑不得地说：“有这50块钱，我至少还可以过一周呢．!”；还有一名学生曾经一个月生活费只花了100元，这100元的概念是每顿饭都只啃馒头就榨菜。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兰大从2000年开始为新入学的新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也就是每年从全校学费中提出15%作为给贫困学生的无息贷款，贷款额度为4000至 5000元，贷款面达到15%，后来，学校又追拨了2%的贷款比例，贷款总额达到336万元。2004年10月，兰大还与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贷款比例占到新生总数的20%。景处长告诉记者，很多学生来到学校后，连买被褥的钱都没有，为此，从今年5月份起，学校从各方面开支中节约出60万元现金，在报到现场只要经过院系审核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同学，就可以获得1000元至2000元的救助，该项贷款比例占到新生人数的10%。“说实话，这部分钱等于是学校送给贫困学生的。”景处长说。 6．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学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 汤敏称，义务教育是全体人民都受益的事情，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投资。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现象非常不正常。“如果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的财政资金不足，不能达到全部免费的话，那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而对于高等教育，汤敏认为，作为受益者，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首先应让所有贫困学生全免学费，还要给一些生活费。“这部分学生大概占大学生里头的20%左右，也就是说对这20%应该全免学费”。 汤敏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财政资金使用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汤敏说。 7．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教育上其突出表现是：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支撑。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 从教育普及程度看，城市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一些大城市甚至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农村文盲率仍在10%以上，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 15年间，全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到2005年，仍有至少5%的农村地区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偏远农村还有几百万适龄儿童没有入学。而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从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但教育经费仅占48%；初中教育经费，农村仅占29%，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2倍多。 从师资队伍看，近年来，我国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非常快，很多城市小学、中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已接近100%，而农村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70%多。 从办学条件看，有的城市学校，宽敞的教学楼，宽带端口接到了课桌上；有的农村学校，昏暗的危房，简陋的桌椅，相当多的贫困孩子因交不起课本费、杂费而辍学。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在14个省、34个县的抽样调查，农村初中辍学率平均达43%，最高的为74.3%。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一代新型农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基础教育的地区差距，集中表现在教育经费上，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是中西部的近两倍，其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高达4-5倍。高等教育的地区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过去的20多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东部迅速飙升，西部大幅下降，高校的招生数量相对于各地人口比例来说，差距也很大，招生与人口比，最高达2.6%，最低仅为 0.5%。 社会各阶层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一般来说，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农村女童和残疾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在农村，那些不上学和辍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童。 此外，教育的类别间差距也不容忽视，比如城市的重点学校制度。应该说，重点学校在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伴随着“择校热”的持续升温，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已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化，重点学校的“示范”作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8．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从领导到老百姓无人不知的公开秘密。可是这种假定向指标仍一年又一年由省计划、教育等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该类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但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的地方让一些本来的重点完全中学只办高中，使一批初中学生不得不在该校的“校中校”交高额学费入学，有的地方还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40%，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重点中学均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为名，大量招收高收费生 (收费1万元至1.8万元)。有些办得好一点的非重点中学也仿效办特色班，另收6000元至1万元。由于名校效应，有的重点中学一个班有七八十人，两个人坐的位子坐3个人。所收费用一个学校几十万元乃至上亿元，有的还给教育行政部门提成，同样均无有效监督。 9．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 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 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其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10．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11．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近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入学人数从1999年开始增长趋势明显，但从总体上来看，女性的入学机会仍然低于男性，而且学历层次越高，女性所占的比例越低。 与此同时，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与男性相比差距较大。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是42.3%，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男性高21.9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 12．(人民网北京2007年3月5日讯)3月5日上午9时，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他说，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级攻坚机关，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的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中央政治局带头践行“三严三实”的要求，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和十八大以来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总结经验、研究措施、提出要求，充分体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充分展现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参加“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为全党上下开好民主生活会、践行“三严三实”、加强作风建设，树起标杆、形成示范。   会议对“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给予肯定，认为这次专题教育聚焦“三严三实”，突出问题导向，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进行了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特别是绷紧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使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会议要求，要一鼓作气、敬终如始抓好专题教育靠后阶段的工作，推动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央政治局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第二，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第三，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对分管方面的管理上；第四，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严格要求自己上。   2．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兰考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时，号召全党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自觉做到“三严三实”。经过教育实践活动的洗礼，广大党员干部反“四风”转作风，干事创业的热情不断被激发，党风政风出现许多新变化。但是，作风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用“三严三实”这把尺子来衡量，一些干部身上的“不严不实”问题仍十分突出。   自“八项规定”出台后，有的干部看到现在自上而下抓得很严很紧，认为现在有人请吃饭喝酒也不能去了、好车也不能坐了、发的福利也少了，觉得实在是没劲，落差太大了，于是该管的事情也不管了，该负的责任也不想负了。有的干部存在得不到好处就不愿使劲干事的想法，存在“和尚撞钟”和“推磨”现象。   有的党员干部对领导、对富豪、对自己负责，对领导交办的任务有条件要完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落实领导意见不过夜；对企业家和富人的困难和难处，能想之所想、急之所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视若生命、精心呵护；而对群众则是冷若冰霜，能推就推、推不掉就躲、躲不了就拖、拖不了就唬，对群众的诉求和疾苦不闻不问，不理不睬。   还有干部认为自己提拔无望，于是对待工作没有激情，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能否完成工作任务抱无所谓态度。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   3．他曾是这座城市的名人。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劳动模范……白城市博物馆举办过的白城人物展，打头的就是他——大幅的照片，诸多的荣誉，讲述了他为这座城市立下的汗马功劳。   然而，退休两年之后，冷有春却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5年4月3日，吉林省纪委发布消息，冷有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翻开冷有春的资料，不难发现，他有过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青少年时期。   1953年，冷有春出生于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贫寒家庭。困苦的生活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磨砺出他顽强、勤劳的品质。他发奋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入白城地区建筑设计院工作，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很快脱颖而出。1985年，32岁的冷有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冷有春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道：“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想在执政党中捞到什么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入党的那一刻，他喜极而泣。   多年后回忆往事，冷有春忏悔说，当年入党，一方面有信念感召，另一方面也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只有人了党，才能够升官，才能够光宗耀祖。   如果入党后能严以修身、严以律己，未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可惜的是，入党后，他不仅没有加强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反而随着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增大，愈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甚至后来，常以“商人”自居，满脑子都是“大赚一笔”，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随着职务的提升，冷有春党的观念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愈加减弱。特别是2001年以后，他担任白城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手握城市建设重权，一言九鼎、得意忘形，更是由党的意识弱化，逐渐发展为无视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白城市熟悉冷有春的干部，至今记得他的“蛮横”“霸道”。白城建筑领域的事，别人说话“都不好使”，往往由冷有春一语而定。曾经给冷有春开过车的司机张某，给他送上好处费，央求“照顾”，冷有春不经组织讨论，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一个电话就将上千万的工程交由其承包。这样的“任性”例子，在他任职期间不在少数。   冷有春沉迷于“霸道总裁”的感觉，到后来，更是思想上脱党，自视为“商人”，整日沉迷于“经商之道”，以权谋私，严重违纪。他对纪律的漠视，一直延续到他退休。退休之后，冷有春没有收敛，居然发展到行动上脱党——他脱离组织管理，堂而皇之地做起了“党外之人”。   4．在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的最高峰，矗立着一个9.9米高的“干”字。“干”字下面，是一个5万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四周，是360个“干”字组成的围栏。广场靠近山麓的高处，竖立着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于”和邓小平同志的名言“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全村群众的幸福，都是毛丰美带着党员群众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1980年，作为村里的“能人”，他听从组织安排，担任了大梨树大队大队长。在全村党员群众大会上，他郑重承诺“让全村百姓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习惯于土里刨食的村民不禁疑问：靠啥能过上好日子?“党的富民政策里就有机会和财富，听党话、跟党走就能发展致富”，毛丰美这样回答。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省、市、县电视台的新闻，是毛丰美每天必做的“功课”。他还经常带着村班子成员学习中央文件，在把握党的大政方针中找机遇、抓机遇。凭着对党的政策的敏锐感知和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之初，他决定带领群众进城经商办企业。刚开始，他与村干部到吉林、黑龙江贩运土豆和粮食，挣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而后在凤城火车站最繁华地带开办了县城第一家高档宾馆，迈出了商贸兴村的一大步。尝到甜头后，又兴建了凤城最大的封闭市场——凤泽市场、最大的农贸市场——龙泽市场，后又上马多家村办工业企业，兴办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农、工、商、贸、旅一体化发展道路，2014年实现社会总产值14.2亿元，人均纯收入2万多元，成就了大梨树人致富的梦想。   这些年来，他始终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共同致富之路，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和滚动式发展，到2014年底积累村集体资产4亿多元，每年村集体收入2000多万元。富裕起来的大梨树村，先后投入1.5亿元新建村民新区、标准化村小、大型文体宫、村史馆等基础设施，实现集中供水、供热，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村里每年拿出300多万元用于补贴村民入住新居、发展特色产业、参保新农合、发放65岁以上老人生活补贴、奖励考上大学的学生、发放节日福利，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自豪感。   1986年，毛丰美的工作能力被上级领导看在眼里，想让他当县畜牧局副局长，他想到自己当支书没多久，不忍心把刚刚看到致富希望的乡亲们撂下，就谢绝了领导的好意。1988年，县里有意要提拔他当乡长，他再次婉言拒绝。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上级组织部门有意破格提拔他当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他同样拒绝了。他说：“我就是个农民，大梨树是我的根，我要是当公务员了，大家就会觉得我离老百姓远啦!”   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毛丰美用生命拼搏贫困，带领群众苦干，弯大腰、流大汗；实干，重规律、求实效；巧干，讲科学、闯市场，用实际行动把“干”字打造成为大梨树人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   5．立春刚过，贵州省罗甸县麻怀村的村民们便忙碌起来。挖沟、下种、施肥、回填，山间洼地的几块小坝子上，人们干得正起劲。为了保证收成，村委会主任邓迎香特意从县里请来农技专家给村民们做指导。   过去困住麻怀村的是有形的山，后来凿通了出山的路，贫困仍是立在麻怀村面前的一座“山”。自2014年初当选为麻怀村村委会主任以来，邓迎香肩负起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任。望着村民期待的目光，邓迎香下决心为麻怀村找到一条发展致富的路子。   有产业才能富起来。邓迎香四处考察学习，寻找适合本村发展的项目。麻怀村的一块田坝上，铁皮石斛长势正旺，这是邓迎香与人合作摸索的新“产业”。看好种铁皮石斛的前景，可苦于没有经验，怕风险太高，邓迎香决定自己先试种，“做好了，就在全村推广”。   与此同时，村里还制定了养殖肉牛、绿壳蛋鸡，种植中药材、果蔬的产业发展规划。凭着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人情人理的沟通，邓迎香说动了村里几位“能人”，一起办起了麻怀村第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她鼓励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仅能拿租金，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赚钱，”村民的发展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村子的发展，关键还要靠年轻人，尤其是外出打工有眼界的年轻人，邓迎香决定动员外出务工的青年返乡创业。此前一直在福建务工的袁端生，回乡过春节。邓迎香多次上门做工作，讲政策、谈变化，最终说动袁端生回乡创业。“看到邓大姐的干劲，看到村里的变化，我对回乡发展充满信心。”袁端生说。   没上过学的邓迎香，深知“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教育是挖掉穷根的治本之策。“要让孩子们不受穷、不受苦，还得靠多读书。”2014年初，邓迎香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成立了草根助学基金会，为需要资助的学生和有捐助意愿的人士搭建平台。   2016年正月初三，村里组织文体活动，在邓迎香的建议下设置了一个环节，给村里的15名大学生每人发200元奖金，并颁发奖状，以示鼓励。现就读于遵义师范学院的曹太敏，还记得领奖时自豪的心情。“这也是一份责任，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责任。”   在邓迎香的带领下，麻怀村的面貌已今非昔比。通村通组水泥路四通八达，家家户户看上了电视、喝上了自来水，80%以上的农户住上了新房，村民用上了农用车、面包车甚至开上了轿车，村里有了文化活动场所，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贫困。   关于未来的发展，邓迎香有着清晰的规划，到2018年，麻怀村将发展刺梨1300亩，种植蔬菜300亩，养殖黑毛猪1500头、家禽2万羽，全村一起步入小康。   6．2015年5月30日，有网友在A市房管局官方网站发布一条咨询帖：“我在外地，回家一趟很难，请问首套房产证明办理需要哪些资料和手续，过程很麻烦不，可以由亲属代办不?”在下面的管理员回复栏里，出现了这样一行拼音字：bu zhi dao。   政府网站本应是大众知晓公共信息、表达利益诉求、反映民意民声的重要途径，但一些政府网站弊病百出：有的更新缓慢，有的对大众的投诉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答非所问。而此次A市房管局网站对群众合理诉求用“bu zhi dao”来回复，更让人哭笑不得。   当前，一些基层政府网站信息发布频曝乱象：“旧闻”改改领导名字，就成了新闻；敏感新闻“周末见”。让公众猝不及防；“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的”，竞成互动回复“一招鲜”……政府网站乱象频生，实际上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诸多问题。类似“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的“万能回复”，似乎可证明有关人员未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就习惯性地打着官腔拿着“万能回复”来糊弄民众。这岂止是懒政所能诠释的，简直就是藐视群众利益或理政无能之惯性使然。当然，也可能与相关领导认识偏差有关，认为政府网站就是一个“花架子”，对网站建设不热心，缺乏考核问责制度等。事实上，如果工作人员多一份责任心，如果相关领导真正关心政府网站建设并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价机制，基层政府网站就不会沦为“花架子”或“僵尸”。   以下是一个省政府网站“民政互动”栏目中一个网友的提问及网站回复：   [网友留言]   您好，请问2016年赫赛汀可以纳入医保吗?我妈妈是退休工人，一个月收入1500元上下；我爸爸有残疾也是普通工人。我在本市打工照顾病患母亲，收入也不高。我妈妈体重140斤，买6送8的药物不够用，已经借了巨额治疗费用，后续还要再拿10万买药。我还是家里独生子女，这样高昂的药费我们实在承受不起，迫切希望医保可以报销这个药物，哪怕是少点都可以!希望地方负责人看到可以给予回复。   [答复意见]   您好!看到您的留言后，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市卫生局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和提出的建议。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的提高，我们将积极建议国家在调整修订医保药品目录时，综合考虑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和临床治疗实际需要，逐步扩大医保用药范围。我们也将根据本省职工基本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借鉴外省好的经验做法，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努力减轻参保患者负担。   7．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为地方召开民主生活会作了榜样和示范。榜样是最好的说服，示范是最好的引领，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央政治局是如何开好“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的。   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并不是只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还需要有一定的遵循和要求。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要求体现为一个“围绕”和五个“联系”。“围绕”即围绕中央政治局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这便是民主生活会的主题。而五个“联系”则是明确的要求，也是民主生活会的思路，分别是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工作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作风建设情况)、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执行八项规定情况)、严格教育管理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实际(身边人管理情况)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案件的深刻教训(反例)。具体的步骤包括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实践，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的措施。   开好民主生活会，除了会上的党性分析、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动真碰硬的环节之外，会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有关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准备工作。第一件事，是对“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面上的工作和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以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的情况进行了梳理。第二件事，是就中央政治局践行“三严三实”、加强自身建设，征求了有关各方面的意见。第三件事，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一定范围讲了党课，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查摆问题，撰写发言材料。这三件事完成之后，就可以开民主生活会了。   8．有公务员撰文指出：“在这里待一辈子太可怕，但出去能做什么?”该文择要如下：   我的一天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白天穿着制服坐在办公室，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脑屏幕；下班后，关上卧室的门，打开一本英文书开始翻译。我和同事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单位公房，每人各占一间，他们不知道我在里面做什么。上班的时候我们聊天逗趣，下了班，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我上班5年了，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上班时间不变，人员不变，连工作内容都没有变。每年的工作跟前年都差不多。我发现做公务员，时间越长越清闲——以前写的东西，今年改改时间还能用。刚上班那会我特别冲，还跟领导犟嘴，现在懒得这么做了。每个月拿固定工资，朝九晚五挺有节奏。至于工作内容是什么，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尽力干好而已。   微博什么的我们也玩，但我从来不关注同事，他们也不会关注我。平时在微博上写点自己的事，发表点意见，要是被同事看到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搞不好就埋下一祸患，何必呢?   这是公务员界的规矩，人人少谈自己，与人维持和气。为什么不能伤和气?人缘好才能升职啊。每年到提拔干部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匿名民主评议——每个人都要写同意或者不同意提拔某人。有些人能力突出，但要是真太突出，这就不叫脱颖而出，而是大家都跟不上你。这样一来，你可能就被孤立了。出头的椽子先烂嘛。   刚进单位时，同事都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有，且准备结婚了。那些单身新人，就会被前辈们安排相亲。他们比你还急，比你父母还急，给你们撮合好了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要是迟迟没要孩子。他们就会催你，怎么还不要啊?甚至还教你怎么才能怀上。等你有了孩子，他们就开始讨论孩子该上什么学校。   他们为什么这么多管闲事这么急?闲得呗。   在单位里表现得另类是件危险的事。我喜欢听歌。有一回，我同事拿U盘来拷我的音乐库，一听都傻了，问我这都是什么啊。我推荐万晓利的《狐狸》，他说怎么像念经，问我有没有“凤凰传奇”?以后和同事聊音乐，我只说我喜欢张学友——“凤凰传奇”真是说不出口。   下班回到宿舍，制服已脱在单位了，这里是我的私人世界。我最近买了一本英文版的《江城》，是《纽约客》记者何伟写他在中国的见闻。我边看边翻译，一盏台灯、一本字典、一本书，就是我硬币的另一面。它让我觉得在工作之余还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跳槽?我也想过，但我出去能做什么呢?有时候也想要过不稳定的生活，但真要行动起来，顾虑太多了，家庭啊，责任啊。我也想过是不是要在这单位待一辈子，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可怕?这里多么刻板啊!   我爸妈都是农民，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爸说自从我当公务员后，好多年不往来的亲戚都又活跃起来了。每次想到他们，我想还是在这待着吧。做好工作，有固定收入，回家了还能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太晚了，不说了，我准备睡觉，明天要早起上班。每天上班路上，我会戴着耳机听歌，快到单位时立马摘下放进口袋。遇上同事，该打招呼打招呼，该寒暄寒暄。   我的硬币翻到了另外一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插秧时节，滨海县东坎镇吕滩村陈法新等村民却为没水插秧急得团团转。几位在村口盼水的村民说，村里的一个小水闸坏了，水抽不上来，全村1000多亩稻田插不上秧，再过几天就要过了插秧期，到时还插不上秧麻烦可就大了。　　谈起小水利，宝应县泾河镇主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董培定叹着气说，小水利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就像没人管的孩子，平时不起眼，可到了防汛抗旱的关键时刻却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在，让它发挥作用是越来越难了。据他讲，全镇30多处排水沟，有一半左右设施不配套，长期无钱维修，排水时不但排不出去，还倒灌。去年发大水，全镇20多座泵站有12座满足不了排水要求，这些泵站都是六七十年代建的，早就维持不了正常运转。　　大量年久失修的小型水利工程在很多地方可以说随处可见。据盐城市水利局统计，全市里下河地区及其他低洼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兴建的闸、站工程，一方面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标准偏低，随着工情、水情的变化，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运行，工程老化失修严重，到了更新改造期。亟待更新改造的圩口闸达3000座，占圩口闸总数35％；亟待更新改造的机电排涝站达1500座/6.36万千瓦，占机电排涝站总数的44.1％。　　另一个农业大市淮安市的小型水利工程状况也同样不乐观。据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陈海宽等介绍，全市小沟级以上建筑物11.67万座，一半左右兴建于六七十年代，目前约有20％超期服役，带病运行，难以发挥正常效益，全市3100多座泵站中带病运行的病险泵站约占60％，33万千瓦机电排灌总动力中现有4.3万千瓦处于瘫痪状态。全市灌得上、排得出、降得下的小型水利工程配套率也只有一半左右。　　2、拥有5.6万亩耕地的宝应县泾河镇在去年的水灾中有2万亩耕地受淹，其中绝收3000多亩，全镇损失1200多万元。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农田里的水排不出去，现有的20多座泵站有12座动力不足，满足不了排水的需要，甚至还出现了泵站倒灌和倒塌等问题。　　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兴化市竹泓镇，由于全镇28座排涝站80％服役20年以上，甚至还有一些泵站已报废。去年发大水时只能眼睁睁看到农田泡在水里，本来2天可以排完的水要用3天才能排完，最后只好临时组织抽水机排水，最多时租用了104条流动抽水机船，由于柴油价格高，再加上机械磨损、人工等，大大加大了排水成本。尽管这样，不少耕地也还是受淹，竹四村青龙圩内就有2000亩农田由于水没有及时排出而全部绝收。　　3、据淮安市水利局介绍，淮安市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淮河入江、入海的4大出口全在淮安。而全市570多万亩耕地，80％在设计洪水水位以下，排涝任务异常艰巨。而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只能勉强维持粮食生产需要，而水源供给和排涝降渍标准远不能适应经济作物生产的需求。2003年汛期全市涝渍面积高达290多万亩，其中重灾绝收面积达9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36.3亿元。由于沟系不完全配套和排灌不畅，全市中低产田面积已回升到40多万亩。　　淮安市楚州区水利局副局长侯钧宇说，现在上级财政下拨到基层水利方面的建设资金越来越少，而能够用在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的就更加微乎其微。2003年全区分到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方面的资金仅有不到几十万元。　　而另一个农业大市兴化市的情况略好一点，兴化市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华实说，市财政每年用在农村小型水利方面的资金大约200万元，但这对于资金缺口庞大的农村小型水利而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国家和省市财政下拨的用在农村小型水利方面的建设资金有限，乡村筹钱和农民筹劳的力度也在逐年减弱。据淮安市水利局调查，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楚州区经批准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1100万元、农民投劳折币1470万元，合计投入2570万元。税费改革后的2001年，农田基本建设资劳合计投入比税改前的2000年净减少1370万元，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扩大到了1670万元。　　淮安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陈海宽说，从今年起江苏省取消"两工"，这使得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失去了稳定投入的渠道。他算了一笔账：原来搞"两工"时，约有 70％是用在水利上，以每人每年20个工计算，每人每年用在水利上的约有14个工，全市210万劳力，就有2940万个工，以每个工折合8元人民币计算，全市每年用在水利上的筹劳投入高达2亿多元。这部分投入大部分是用在农村小型水利上的，取消"两工"后，这部分缺口如何来补，陈海宽对此很是担忧。　　盐城市水利局局长还学东则说，"两工"取消后，农村筹资筹劳受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总额的限制，一般规定是筹资上限为每人每年20元，筹劳为5-8个工。如此有限的筹资筹劳总额还要分摊于农村道路、教育等公益性项目，真正能够投入于小型农田水利的资劳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一些乡村直接将"一事一议"筹资用于偿还村级债务和乡村杂支上。　　"取消'两工'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将成一句空话!"记者在基层采访中，经常听到很多基层干部这样抱怨。滨海县水利局局长何伟十分担忧地说，现在上级补助资金十分可怜，农民不能搞筹劳，干部不能搞募捐，农村小型水利建设还怎么搞呢?　　江苏苏中、苏北很多乡镇财政十分窘困，基本都是吃饭财政。这些地方的乡镇干部抱怨说，连吃饭都有困难，哪里还有钱投入到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　　兴化市竹泓镇党委副书记黄满盛诉苦说，全镇眼下急需建6座防洪闸和3座排涝站，但因财力实在紧张今年只能安排上马2座防洪闸。兴化市陈堡镇党委书记曹阳说："全镇目前有38个闸口需要增添设备，一座闸需要七八万元，我现在是手够不着天，想做点事但无米下锅。"　　兴化市水利局在一份向上级汇报的材料中指出：全市急需新建1100多座防洪闸，每座需七八万元，需要近亿元资金；全市332个农业圩实际需要排涝流量接近2000立方米/秒，现在尚缺口近1000立方米/秒的排涝流量。若补足这个缺口，尚需排涝站建设资金1.33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苏苏北、苏中很多地方农村小型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一些基层干部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来，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方面几无投入。　　4、对水利建设资金其实从国家到省市都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资金很难到位。　　据了解，江苏省曾有这样的规定："市、县财政应坚持从当年本级可用财力中安排2％～4％用于水利建设"。记者在淮安、兴化等地采访发现，这一规定因一些市县财政紧张很难兑现。还有一项规定，从1997年起建立省、市、县三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然而苏北有的县市至今也尚未建立市、县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有关政策的不落实，使得水利建设和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资金来源缺乏保障。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些"老水利"反映，有的县市因财政拮据，不但无法拿出钱来，甚至还截留、挪用本应用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资金。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从来都是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题与主线。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围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地位，连续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既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推进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地处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中山市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渐渐缩小。乡村同样有便利的公共服务，城市同样有浓浓的乡愁味、互助情。 在中山市小榄镇沙口东路的全民公益园，堡垒型的建筑风格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说，它的前身是沙口粮仓的一座三层建筑及两个旧米仓，前几年才被改造成公益园区。 走进小榄镇永宁社区可以看到，这里的社区与城市社区基本无异，一栋栋两三层民居规划有序，装修漂亮。居民区不远处就是永宁社区文化广场，广场附近配备有休憩长廊、健身器材、篮球场。 小榄镇还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立居委会服务大厅、物业服务大厅、公益服务中心等，方便群众办事。 在中山市各乡镇，居民能享受像城市一样便利的公共服务。而在城市社区，邻里守望氛围也越来越浓。 在东区花苑社区，“爱心义剪店”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剪发，目前累计服务4万多人次；“志愿管家”服务则带动一批老党员和群众投身社区服务，传授文化课程、收集群众需求、化解矛盾等，成为邻里和谐共进的好帮手。 为了促进新老中山人社区邻里融合，当地还为辖区流动儿童开设“430”课堂，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4点半到6点，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学业辅导，还免费开设趣味英语、剪纸、绘画、围棋等课程，由大学生志愿者到学校接学生来社区上课。 花苑社区党委书记梁家荣说，调动社区群众的力量互帮互助，把“小社区”当作“大家庭”来建设，才能让老人们感受到更浓厚的邻里亲情，让年轻人更有归属感。 3．成都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市，平原、丘区、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就像一场中长跑。”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D说，如果把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比作一场中长跑，目前的成都正在全速前进阶段。 (1)铁中府河学校是成都市金牛区的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80％左右。 在成都，很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学生实现了“有学上”。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成都每年保障超过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30％的随迁子女入学，且其中超过90%都在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和成都市户籍学生一样可以享受各类教育政策和福利。 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均等，成都市还加大教育资助力度，建立和完善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不重、不漏、满覆盖”的教育资助体系，包括义务教育“三免一补”“免除住宿费”“营养改善计划”“鸡蛋牛奶工程”等近30种资助类型。2013—2017年成都市资助总额达到56．3亿元， 年均资助额一直保持在10亿元以上，确保实现“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的承诺。 要实现城乡处处都能“有学上”“上好学”，除了构建公平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城乡学校标准规划的统一也尤为重要。 “我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成都实际的地方教育办学标准，这是城乡学校规划和建设的参照系。”D介绍。 近年来，成都市在国家、省、市已有标准基础上，坚持“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原则，按照“全域成都”理念，构建起血大类24项教育行业地方标准。 2017年，成都市教育局会同市规划局启动了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修编工作，对成都全市22个县(市、区)进行统一规划，希望以“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图”的思路，共同打造“优教成都”。 (2)“在农村中小学标准化提升工程中，全县教育装备提升总资金9934万元、环境改造资金200万元、运动场改造共投入资金3395万元……”说起近年来的教育投入，蒲江县教育局局长杨忠云很是高兴。而作为成都西南边缘的农业县，蒲江县国内生产总值不到成都的1％，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10亿元。 杨忠云介绍，蒲江县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显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更得益于成都市以市域统筹的方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我们国家教育公平步入从机会公平到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的新阶段，而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相应的资源配置也应保持动态。”D介绍，成都市不断规划和统筹实施倾斜农村的新项目，同时为兼顾区域差异，形成了“中心城区给政策、近郊区县给补贴、远郊区县给倾斜”的推进思路。 一方面，项日经费实行分担和支持的“动态倾斜”制度。例如，为期3年、总投入40多亿元的城乡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中心城区、近郊、远郊分别承担100％、70％(或60％)和30％(或20％)，其余由市里承担。另一方面，则是制定《成都市中小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如今，在成都，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每两年就会有一次动态调整，并且实行市县两级共同保障机制，对牛均公用经费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中心城区所需资金由各区自行承担。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也建立了逐年调整增加制度。通过提升，2017年，成都市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已调整到6000元。 (3)教育教学质量的城乡差距，突出体现在农村学校“软件”上，师资水平配置还未同步跟上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 教师专业素质城乡差距明显。2009年，成都市农村音体美学科教师缺额超过45％，小学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初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的比例，农村与城区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且优秀教师数量城乡差异大。 师资困局如何破?如何实现统筹?成都在全市所有区县内推行教师“县管校聘”。每年年底，成都市所有中小学教师都会拿到一份成都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雇主”不是所在学校，而是一个叫教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的机构。该机构对城乡教师的人事、户籍、保险、工资等进行统一管理。 “县管校聘”把阻碍城乡教师流动的‘玻璃门’打开了。”成都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说，教师管理服务中心与教师签订人事合同，学校则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手握两份合同的教师们，彻底从原来的“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 教师由“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被教育主管部门派到学校任教，学校负责教师的日常工作安排与考核评价。不合格教师将待岗，甚至被退出教学岗位。 实现“县管校聘”后，温江区根据每所学校学生人数，重新核定每所学校编制，竞争上岗重新决定教师的去留，盘活了城乡教师资源。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全省“主干”的成都，正在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从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转变，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从学有所教向优教成都转变，立足这三个转变，成都将从“大城市带大农村”向“中心城区+郊区新城”的城市格局变化，实现城乡教育在各自健康发展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4．在沪郊最是“农味十足”的金山廊下镇，说起乡村振兴，听到最多的是“没有围墙”4个字：当地的郊野公园，没有围墙；农场就在公园里，没有围墙；农场与农家乐之间“农农结对”，没有围墙；民宿的“民”字，既是村民又是市民游客，“没有围墙”。这“没有围墙”4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沪郊推进都市型乡村振兴的一种特色，那就是融合式发展。 近年来，上海在郊区布局建设一批大型郊野公园，既“成规模、成系统”地保留保护沪郊的“乡脉、农脉”，又入深、入细、入里地清理和还原乡村的“乡风、乡貌”。金山廊下郊野公园是最先“开园”的一处。但廊下镇党委委员俞惠锋笑着说：“说是‘开园’，其实郊野公园根本没有围墙，公园规划覆盖了半个镇，而且与整个镇打通。” 不搞“盆景式”乡村振兴是沪郊一个十分突出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乡村最根本的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由此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和乡愁情怀。廊下郊野公园最主要的“景点”就是一处处特色鲜明、出产丰富、市场品牌上佳的农场。其中，有沪郊最人的草莓基地，尽可能广泛地汇集各地优质品种，使用专门的有机肥和生物防虫法，出产的“金山草莓”已在上海市场颇有品牌影响力；还有番茄工厂化生产基地，产量是一般薄膜大棚的5倍以上，产品口感也上佳。目前在廊下郊野公园21．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有20多家这类农场。 乡村振兴不能留下一处处“断头路”，沪郊的乡村产业链正在新的起点上延伸整合。在2018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廊下镇推出了一个“特色节目”：“农+农”结对。农家乐饭店与郊野公园里的这些农场联手，合作社“带着心跳”的新鲜农产品直送到农家乐的厨房，让农家“菜单”常订常新。 曹月芳是廊下镇的“文化达人”，当地的土布工艺、莲湘舞蹈等“非遗”项目，都有她组织和参与的功劳。曹月芳退休后主持推出了一处有特色的“民宿”，取名“江南莲湘”，并且把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概括成“八个一”的综合体验：学一节莲湘舞蹈、玩一个农家游戏、画一幅简易扇画、学一句本地土话、做一道农家点心、干一下农家小活、学一个节气知识、缝一个手工包包。 乡村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形态，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交流和融合。廊下镇党委书记沈文有几句话说得很生动：都市里的乡村，对村民来说是“我的家园”，对市民来说是“侬(沪语“你”的意思)的乐园”。“农+农”延伸到“农+侬”，城里的“侬”也融入其中。农房变成了客房，田园变成了公园，劳动变成了运动，而农房依然是农房，田园依然是田园，劳动依然是劳动。 廊下有一个“枫叶岛”，是上海有名的“网红”景点。与景点贴邻，有一处叫作“涵七”的民宿，其农舍的结构基本保留，市民游客人住的时候，农舍主人并不“撤离”，而是同在一个房檐下。而且，农家自有农家的自信，农家的老伯伯说，到了农村就要充分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慢节奏，千万不要再熬夜玩通宵，“年轻人，早点睡”。 在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的基础上，“城乡区别”已成为新的都市亮点。沪郊的乡村不仅要有形，更要有魂，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廊下的多处特色民宿，不仅有农家屋、农家园、农家菜，更有土布服饰、乡土版画、手工青瓷等民间体验，让人留得下来、乐得起来。用一位上海城里人的话来说，在郊区既要能够“养肺、养胃”，更要能够“养心、走心”，让人觉得“就是不一样”。 5．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有关“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最近几年，农村和城市更是纷纷谋求新的转变。对此现象，××报特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进行深入探讨。 ××报：现在，城乡交往更加频繁，然而城乡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似乎并未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卢晖临：改革开放确实松动了城乡壁垒，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交往的机会和频率增多了，但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缺乏实质性的互动。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接受打工人员的服务，但这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交往，无法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根本性的原因其实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虽然能进城打工，却难以变成城市人，在城市长久定居和生活，拥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报：农村人要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主导着话语体系? 卢晖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在这些年进一步扩大，乃至于农村逐渐丧失了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遍观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流杂志，农村题材要么就不出现，要么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种影响下，农村人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慢慢丧失了主体性，以追求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着城乡分化的加剧，乡村在文化价值上的边缘化会越来越明显。 ××报：如何化解城乡隔阂及其社会张力? 卢晖临：第一，政府要改变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将财政投人向农村倾斜。美丽乡村应当建立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上。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可以使农村逐渐成为农村人愿意居留的家园，而不是纷纷逃离的弃地。第二，对于已经进入城市打工，并希望成为市民的农村人来说，国家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无论是住房、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这取决于中国劳工的力量以及政府保护劳工权益的决心。 6．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能否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这里所说的“在地”，不仅仅指空间在地、职业在地、户籍在地，也包括“关系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系在地”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这是因为外来人口仍属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动无根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在城市已产生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水平较低，导致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与其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联系。可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动的过程。对此，我们需要采取“渐进策略”，注重为进城农民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其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在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政策和制度构建固然极为重要，但从政策运行的动态角度看，其实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性条件的积累和提供，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在现代社会，职场关联是城市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职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单元。但对于多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就业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关联。故在现实中，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职业关联，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颈。 透过对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关联的复杂性分析，我们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其自身的迁徙移动是否与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职业体系发生了密切的社会关联。只有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被纳人工业化和城市职业体系之中，才能够成功地进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近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面临的一大困局在于，农村人口面对不断降低的城市入门门槛所表现出少有的犹豫和徘徊，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购房的情况下，户籍入城就意味着失去土地。同时，城市居民已经没有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福利。随着就业、住房的市场化，尤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业、住房、粮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纳入了市场，其优越性明显下降。在此种情况下，农民更希望通过兼业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这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移”而不“转”的特点。在此情形下，进城农民自然很难生成“社区感”，其在地化进程也必然会迟滞缓慢。 中国社会，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的在地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人城市生活，我们应持久努力地推进这一进程。 7．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度条”在加速。无论是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农村城镇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乡村止积蓄着变革的伟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更为乡村振兴的“质变”吹响了有力号角。 但是，城乡的二元发展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周期，这也注定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眼前工程、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城乡融合，绝不只是图纸上将城与乡圈在一起，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如何使那些曾经让城市繁荣起来的要素能以比较低廉的成本顺利进入农村发展进程。 乡村振兴，最终旨归是“人”。农民如何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具体的规划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是不是真正“融”好了?需要时刻注意和校验。换句话说，绝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思路建设农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农村，而应该因村制宜，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乡村的个性。既要留住乡村的“形”，全力恢复乡村历史质感、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更注重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只有在实战中琢磨出实招，在干事创业中凝聚合力，城乡的真正融合才能实现。

二、给定资料　　　　　　　"假的真文凭"和"真的假文凭"　　1、一高校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诉苦：干部博士得罪不起　　"别人要，我们不得不给，要不然就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目前，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被多次扣上"思想不够解放"帽子的副院长向记者讲述他对干部假文凭现象的困惑。　　"不敢开手机，不敢呆在办公室，每到招生的时候，我就过不了正常生活，递条子、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一些处长、局长之类的'干部考生'，不办吧，得罪不起人；办吧，实在有悖学术良心。"　　"相对过去'严进严出'而言，现在学校在'进出'两头都稍有放宽，即便这样，仍然有人希望不参加考试就能进门，个别与学校打交道的部门领导总想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拿到文凭，有的甚至通过上级部门打电话、批条子，要求在考试、论文答辩等环节放一马。弄得我们主管研究生的老师，甚至校长都很有压力。这些'干部学生'，基本上是入学就等于拿到了文凭，其文凭的水分自然少不了。凭心而论，给这些人发文凭总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　　"别人要，有时我们得给；别人没要，我们有时还不得不送。深圳某部门一位处长在我们学校读工程硕士，还没毕业，学校居然就给了他一个兼职教授的头衔，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项目。你说这算什么啊?去年我们还有一个500万元的设计项目，也是通过'文凭钓鱼'的方式得来的。"　　"现在干部在职读博士成为热门，特别是高校的人文学科'干部博士'人满为患，学校面临着巨大的招生压力。对此，学校不得不设立一些门槛，目的是要减少'人情文凭''权力文凭'的纠缠，维护学校培养博士的声誉。"　　"没有一个高校不希望培养出真才实学的学生。但是，目前一批'干部学生'，课也不来上，考试让人代，论文靠挂名，答辩打招呼，怎么可能学到真东西?这些学生多了，不光破坏了学术的严肃性，而且也使学历、学位的公信度大打折扣，难怪现在有人说，一看到干部的高学历，便不禁发问：'这是真的吗?"　　"对待干部要文凭、混文凭的事，学校一味地挡也很难办，因为学校开门办学，需要主管部门，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等部门的支持，学校是哪一尊'佛'也得罪不起。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了，还被笑话为'思想不够解放'。干部假文凭，恐怕是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要想挡住'权力文凭'，干部自律才是最根本的。"　　2、众说纷纭假文凭　　假文凭动摇社会公平原则　有专家认为，假文凭的泛滥，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而假文凭的最大受益者，是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他们凭借手中的假文凭，在获取社会机会、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得到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机会，令社会的基本公平原则陷于泥淖。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会后悔当初诚实守信，没有弄虚作假搞假文凭，没有利用假文凭升官发财。　　让持假学历的官员丢乌纱　部分专家认为，官员造假，哪怕是学历造假，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造假就失去了信誉，信誉是政府官员的生命。在其他国家，文凭造假的官员一旦发现也都是保不住乌纱帽的。目前，我们正在查处县级以上干部的假学历问题，希望也能学学其他国家，让假学历者丢官。　　利益导致"权学交易"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认为，一些高校受利益驱动，不断网罗在职领导干部攻读硕士博士等高学位，导致"权学交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握有各种项目的审批权，这种行政资源可以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这使一些高校自降"门槛"。在国外，做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开题报告，要经过15个权威同行的论证。我国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构成虽然也要求聘请校外专家，但一些导师和学生往往找熟人来充当。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回避性的规定，或者在备选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人选，提高答辩委员会的对抗性，质量关也就容易有保证，"泡沫学位"就会相应减少。　　必须辞去工作才能念博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对外宣布：从明年起，该院将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他指出："无论是国家官员还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只要在光华管理学院念博士生，我们都要求他们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参加全日制学习。"他解释说："目前有些人，一边在官场、商场中得意，一边读着学位，拿着证书。光华管理学院此举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状况。"　　领导读研关键要健全机制　在职读研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是领导干部高文凭的重要出处，也是"注水文凭"一大来源。学位论文质量高低，是辨别文凭是否"注水"的重要依据。为挤掉学位论文中的"水分"，湖南各高校建立起完善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回避制。湖南省教育厅学位办主任肖湘愚表示，除对在职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者提出专业素质的相关要求外，他建议各高校着力倡导在职者结合专业的攻读方式。这样有利于在职者结合自己的实践与兴趣攻读学位，又不给浑水摸鱼者以可乘之机。他认为，领导干部如果有真才实学，又有时间和精力，在职读研和以同等学历申请读研并非不可，关键是要健全相关机制。　　干部学历水平应与国情相符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鲁仁、王立行等认为，目前有的地方组织部门要求不达到什么学历就不能被提拔为什么层次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相应学历要达到一定比例。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只有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追求这种形式。这样下去，没文化的都成了有文化的，这比任何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都严重。这种"文凭腐败"的隐患是长远的，最后吃亏的是国家、民族。　　领导干部的学历水平应该与国情相符　韩国的理长(相当于我国的乡镇长)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司局长基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这是与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素质水平相适应的。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硬性规定机关干部学历是不科学的。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招生到就业，无不打上了“计划”的历史烙印。学校按指令性计划招生，学生按照计划分配，用人单位就像一个“大箩筐”，有什么学生装什么学生。我们通常把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称为“统包统分”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统包统分”的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越来越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相协调，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逐步改革，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 以“双向选择”为主要特征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只是过渡性的就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天空越来越宽广，许多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并成功走向社会。但在大学生创业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来自大学生自身、相关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使得大学生创业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毕业临近，各地纷纷出台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一时间大学生自主创业成了火热的话题，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学子转身成为“80后”创业者。人民网近期以“大学生自主创业”为主题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27.6%的网友渴望自由的工作，26.9%的网友希望创业能带来可观的收入，29.8%的网友表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自己的创业动机，12.7%的网友是因为目前找不到好的工作，3%的网友选择了其他。自由工作、可观收入、人生理想这三个选项调查结果差距不大，并驾齐驱成为促使大学生投身创业的三大动因。 值得关注的是，在为何不想创业的调查问题中，46.7%的网友表示“创业风险太大”位居榜首，27.3%的网友认为没有可行的创业项目。教育部的一项报告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率平均不到1%。这也印证了许多学生有创业热情，却很难付诸行动，主要是因为面对种种现实困难，许多学生有畏难心理，怕风险太大，不敢“轻举妄动”。 调查发现，大学生在对未来创业困难的认识上，更加趋于理性。除了往年普遍关注的“资金不足”外，“社会经验不够”成为创业困难的另外一大因素。虽然在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在当地公共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但由于贷款申请时间长、条件多等原因，许多大学生依旧更愿意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获得支持。 3．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他们承受着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来自家长的殷切目光，亲戚、朋友、同学的关注和自己不低的期望，他们究竟处在一些怎样的心理状态中呢?某记者在北京某高校采访了一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学。 小t当年以省前几名的身份进入如今的这所高校，在学校也担任过学生会、各种社团的干部，颇具领袖气质。她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会没有好的归宿，哪个单位录用自己是其荣幸。但是在很多次的面试当中，她超常的自信却并没有带给她好运。许多单位都在她的比较高的姿态面前撤退了。 小x现在也感觉到非常失落和孤独，但她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去适应，她觉得这样是对现实的一种投降，如果今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她宁愿放弃工作，明年准备复习考研。她说她并不是好高骛远，只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能力被掩盖在平凡当中。她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 小y是一个比较平凡的大四生，成绩中等，既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门路。所以在学院组织的招聘会快要来临的时候，他显得特别焦虑。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四处去打听，看哪个单位需要人。他自己都觉得每天好像都在做无用功，但坐在寝室里自己又会发慌，会非常不安，还是宁愿出去跑跑。看到有同学签了工作合同，他就会感觉到莫名的害怕，更加坐立不安。小y说，现在只要有单位要他，不管是什么单位，只要能解决户口问题，其他待遇都不计较。 小s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女生，但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胆小。她说她已经去了很多家单位，人家看到她的简历都非常满意，但一和她交谈，进行面试，就砸锅了。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和用人单位说话就怕，不是面红耳赤，就是语无伦次，头脑里边一片空白，准备好的“台词”都忘得一干二净。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胆怯，要改改不掉，要训练又没有时间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小r是一个来自西北的毕业生，他在班上人缘挺好，但成绩方面比较糟糕，在求职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在参加了几次招聘会又回家打探了一番后，他就整天处在一种观望的态度中。他觉得反正还有这么多同学，比我优秀的同学都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怕什么啊。急，也应该轮到他们先着急啊。他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说不定哪一天就有单位找上门来了，还是一个好单位。 4．据《上海青年报》报道，法学研究生李玫(化名)一年间转战全国十省市赶考公务员，只因她认定最佳出路就是当公务员，“读法学，总归是想进公检法系统的，而且又是金饭碗，待遇高，又特别受人尊敬。” 关于“考霸”，还有一个形象的称呼一“考碗族”，他们终日为谋求一个“金饭碗”而四处奔波。毋庸讳言，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没有失业压力。在人生重大的转折点面前，年轻的“考霸”没有了梦想与激情、没有了探险精神及勇气，只是想牢牢抓住可靠的“饭碗”。 面对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变数，没有了梦想与激情的“考霸”早已将“金饭碗”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出路。公务员热的持续升温，不仅是大学生出于对稳定职业的向往以及对就业压力的逃避，而且这一现象本身也暴露出大学生创业理想与激情的泯灭，这与大学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有很多大学早就注重学生就业指导，但与实际需求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而且也仅限于指导“就业”，而不是“创业”。既然是“就业”，自然是以被动适应为主，专业技能的欠缺以及实践经验的匮乏，使得大学生在被动适应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言，由此而“回炉”读中专或技校的大有人在。相比之下，考取公务员则无疑是“一劳永逸”的选择——与其被动适应一份并不稳定的职业，不如挑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更为稳妥。 一浪高过一浪的公务员报考热潮，不仅使人看到了人才的巨大浪费，而且使人忧虑于大学生独立进取精神以及自主创业勇气的泯灭。如果我们的大学既不能鼓舞起大学生足够的创业勇气，也不能提供给他们创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波澜不惊的机关生活实际上就已经成了他们最佳的生存选择。面对由此而产生的各类“考霸”，仅仅指责他们不理智显然远远不够。 5．小吴，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工作年限两年左右，先后跳槽五次之多，行业涉及到房地产、化妆品、教育咨询、传媒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有服务、营销、策划、编辑等四项之多。 小吴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为国际贸易，但她的长项却比较倾向于中文，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均非常优秀。在校期间，一直担任教授助理，并且独自寻找了一个加盟项目，在家乡担任整个城市的代理商，先期运作比较成功。因为这些经历，小吴在毕业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不甘心在大公司从低做起，而是想进入一家规模不大但是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可以一开始就受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成长，然后再自己创业。以下是小吴的工作简历： 2003年9月—2004年1月，某知名房地产公司，任物业主任，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处理投诉之类的事宜。工作非常清闲稳定，福利待遇也比较让人满意。但是小吴认为该工作没有挑战性，并且发展空间很小。 2004年1月—2004年6月，某合资化妆品公司，任品牌经理。该公司老板在招聘时对小吴极为器重，小吴认为自己进入该公司后可以大施拳脚。开始时，小吴信心百倍，编写了整套的企业文书、招商方案、对外合同，与客户谈判等。但渐渐发现，老板的经商风格非常保守、吝啬，谈判往往因为极小的折扣或非常少的利益分配而耽搁下来，甚至不欢而散。并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里贴牌生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本来是想与公司一起成长的小吴觉得前途渺茫，不顾老板的挽留，毅然辞职。 2004年6月—2004年9月，某台资教育机构，主要销售知名英语教材。该公司有点类似于保险公司，非常注重对员工的培训，甚至用独特的企业文化实现对员工思想的控制。有点理想主义的小吴正是被该公司表面上热情奋进的氛围所吸引，接受了这份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工作。可以说，小吴在这家公司工作非常出色，身为新人的她第一周的业绩就高居榜首，深受上司的器重和同事的欢迎。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这里高负荷的运作让她的身体严重透支，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并从上司对其他业绩较差员工的冷酷态度上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产生了质疑，最终在上司和同事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了该公司。 2004年9月—2005年3月，某咨询策划公司，任销售公关经理、编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小吴编写了四本营销方面的书籍，策划了一些与报社等其他媒体的合作项目，招聘并培训了多名业务员。以往的工作波折、轻率的跳槽经历造成的“后遗症”在此时慢慢表现出来，小吴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害怕与客户进行沟通，在公司内部召开业务会议时，她可以很轻松地指导业务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自己却不愿意或者说恐惧与客户交流。有时候她逼着自己去面对客户，事实上也发挥得很好。这种恐惧感，或者说是交流的障碍，让小吴非常困扰，却又难以克服。她向老板提出不想再从事营销工作，但有重要项目的时候，老板还是要委派小吴。由于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小吴又一次选择了辞职。 6．“大四别的同学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的时候，我却挺轻松的，因为我早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出路了。”北京工商大学的小李大四刚刚毕业，便开始了创业，让别的同学羡慕的是，他的创业道路并不艰难，因为他的创业内容是部分家族事业——种玫瑰。小李认为，虽然别人听起来轻松，但自己做起来却也挺累的。因为这一摊事相对独立，他肩上承担的是家里花300多万元租下的地以及交到他手里的几十万元创业资金，他需要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不能让这些钱打了水漂。“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拿出几百万启动资金给孩子创业的，如果家里没有这些钱给我，我想我也会找个工作，在写字楼里做个白领。” 小梁今年毕业，“在学校里特别无聊，我没事就喜欢做手工。”她也曾试图在校园里售卖自己的手工作品，但很难形成利润。“我的理想就是开一个像‘疯果’那样的创意产品小店，里面卖的都是我自己做的手工。”然而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却很难实现，普通的家庭经济条件下，创业并不现实。“妈妈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有单位为我上五险一金，而我也不希望给家里再添麻烦了，创业对我来说难度太大。” 小邢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学习软件专业。在校期间，他便一直在位于海淀黄庄的一家手机店兼职打工。“和我在一起打工的都是外地高中毕业的小孩，只有我一个北京人、大学生。父母一直反对我去卖手机，但那时候我只有一个信念：多知道点内部信息，为以后自己创业做准备。”后来，他和手机店的老板熟了，就变成了兼职店员，课余时间都泡在店里。“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留意他们的进货渠道、怎么和顾客沟通，甚至怎么修手机、怎么给手机翻新。”三年后，小邢用自己打工积攒的钱和一些家人的赞助开了这家手机店。因为他经验丰富、价格实在，在开店的第10天就赚回了这个月的店铺租金——7000元。“我觉得经验对创业来说太重要了，不能凭热情蛮干。大学生不妨先就业再创业，认准自己要从事的领域，先给别人打工、为自己积攒经验。” 7．据统计，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最高可达30%，在我国，这个比例尚不足1%。而且，近几年，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逐年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记者了解到，原因之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被一再挫伤。 大学生创业，最难莫过于资金支持。虽然政策规定，大学生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给这些规模小、风险大、还贷能力弱的企业，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大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圈中借钱，但数量微薄，难以为继。 不仅筹资难，注册也难。中山大学毕业生小莫和同宿舍的6个同学打算毕业后开一家网络公司，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而广州的写字楼一般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左右，平均月租金6000元，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 税收优惠政策更是似有却无。有的大学生说，光审批和前期手续就跑了近3个月，要享受到减免税优惠，花的时间更长，需要的手续更多。除了资金的匮乏，创业的阻力还来自家长的反对和大学生们对社会及市场的陌生。一名学中文的女生谈道：“我们几个本来想办个餐馆，但是家里人觉得读完大学开餐馆，丢人!自己也感到经验太少……”另一名大学生的话代表了不少大学生的心态：“我们的想法不少，但在行动的时候却作了难。” 另外，大学生自主创业往往受到自己所学专业的制约。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自主创业的相对比较多，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文科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较少。 8．近年来，为解决大学生人才资源闲置与农村基层组织对人才需求的矛盾，全国许多省市尝试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一批青年学子纷纷走向农村基层。 中国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针对这项计划的一项追踪调查显示，虽然“大学生村干部表示最大困难是工资低”，但“80%以上的大学生仍然愿意选择基层工作”。 对自己选择大学生村干部这份工作，5%的人表示后悔，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了88%。“多数人认为给大学生服务农村提供了途径，是大学生比较好的工作选择。” 大学生报名当村干部的初衷是积极的，想为农民做事情、体现自我价值、丰富人生和献身家乡的想法占多数，把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结合到一起，“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对于将来的前途和打算，44%的大学生村干部有向上谋求发展的考虑；37%的人愿意扎根农村，留在村里做事情。 调查人员说，一村一名大学生，比较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大学生村干部远离农业、农民急需的实用技术和农村工作实际需要。”“许多人不能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那样，很快和农民沟通和建立感情。” 对于工作不好开展的原因，44%的大学生村干部认为是“村里矛盾多”，认为是“专业不对口”和“政策不落实”的都占24%，感觉和村干部难以沟通、村民不认同自己身份的比例很低。在出现困难时，82%的人想到和村干部沟通解决。 9．在浙江省温州市举行的事业单位招考中，环境卫生管理处的“粪便处理工”岗位明确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一时间，招大学生当“掏粪工”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据温卅l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政工科科长赵林荣透露，2010年的确计划统一招考8名有事业编制的男性工作人员，主要从事粪便的收集、处理工作。原因一是补充目前的人员缺口，二是新业务发展的需要。 赵林荣介绍，2009年该部门招收不受专业限制的垃圾处理工，报名情况非常好，10个名额就报了2500多名。目前这些大学生在岗位上千得不错。他相信，2010年的情况也一定不会太差。同样的情况也曾在山东济南上演。据媒体报道，就在2010年3月，济南5名大学毕业生从391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掏粪工”，其中不乏工商管理和法学专业的“高材生”。济南市城管局城肥二处政务科长谢华对媒体坦言，此次所招考的5名大学生掏粪工均系事业编制工人，“环卫和城建系统很多子弟都盯着这个岗位，根本就不愁招不到”。 “掏粪虽然臭，但事业编制却很香。”长期分管学生就业工作的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徐维祥分析说，事业编制、公务员是最受大学毕业生青睐和追捧的求职岗位。从这个角度讲，事业编制或许是大学生争当掏粪工的最主要因素。 温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刚刚建设完成，在即将投入使用的温州粪便处理中心中控室，2009年通过招考进入该部门的大学毕业生缪晨晨告诉记者，当年到这里来应聘，事业编制确实很诱人。 一位中学生家长说，如今大学本专科毕业牛在就业时已无优势可言，掏粪工虽然不好听，但好歹是个事业编制，工作稳定，收入丰厚。记者在多个论坛上看到，的确有不少网民表示愿意冲着事业编制去报名。一位网民留言：“工种是次要的，事业单位的门槛才是主要的。”有网友则干脆直接表态：“哥掏的不是粪，是事业编制。” 10．“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拿什么去创业?他们有创业的能力和资本吗?”被称为“最牛愤青教授”的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常常语出惊人，他曾在中国高教学会创新创业分会成立大会上直言：千万不要将“创业”局限成逞能独干、争当老板。 清华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近日汇聚西安，参加由长安大学承办的创新创业分会第二届年会，就目前备受关注的大学生创业现象抽丝剥茧，提出了更多的可行性分析和建议。 “我们不是毕业时就共同创业，而是在各自岗位上奋斗了一段时间后，才陆续在深圳相约的。”“赛为智能”的陈中云在会上说。2010年，“赛为智能”在创业板顺利上市，包括陈中云在内，公司总裁、监事会主席等5名高层都是中南大学的同学。陈中云大学学的是自动化控制，1997年，几位同窗成立了“赛为智能”，瞄准的是当时的朝阳产业建筑自动化。5年后这个团队又转型从事城市轨道交通，两年后再次提出新的课题——铁路数字化。“当时还没有创业这个概念，能取得阶段性成功，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创新。”在年会论坛上，陈中云告诉大学生。 “创新能力是每个人、每个企业必须具备的，但创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的。”陈中云的看法得到黑龙江大学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吴金秋的认同：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在高校开展创新与创业教育，是不是要倡导每一个学生去创力、企业? 答案是否定的。吴金秋表示，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推进高校创新和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见》明确提出，创新和创业教育是以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核心的，“设计、创办、经营和管理一个企业．是创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目的”。 十多年来，浙江大学提倡要培养“未来领导者”，但这个“领导者”的定义“不是当老板，也不是单单指当领导”，而是指做一件事能够起到一种坚忍不拔的领头作用，具有一种能够坚持、能够扛得起的精神。“创业首先要有这样的坚持精神。”郑强表示，要倡导、形成一种广泛的共识——融入社会，低起点起步(包括技术层次、地位、薪酬)，甘当学徒、乐打下手也是创业。 11．近年来，和“考研”、“考托”、“就业”一样，“创业”成了大学校园的流行语。伴随着大学生创业的升温，大学里的创业教育也方兴未艾，呈燎原之势。 早在上世纪末，上海交通大学就开设了创业课程，并且逐渐形成了“教师、讲师、导师”三位一体的创业教育机制，通过高强度的创业计划大赛、创新与创业大讲堂、创业沙龙等活动，把企业请进来；让风险投资家、创业校友等各方人士与学生接触，把学乍推到创业前台。 对于我国的创业教育，一些专家持有不同看法，认为目前大学创业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太乐观。他们指出，由于开展创业教育时间短，创业教师缺乏，高校里大部分从事企业管理教学和就业工作指导的教师既缺乏系统的创业理论培训，又没有实际创业经验，在创业教育过程中难以为学生创立牛动的教学氛围。很多创业教育的教材是根据国外教材翻泽来的，教学案例的选择没有结合国情，教育效果大打折扣。面对林林总总的创业大赛，一些学生感到很迷茫，因为大多数学生很少有机会参赛。 针对目前创业教育中的一些误区，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徐飞教授指出，创业教育和创业是两码事。一些大学将创业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向学生传授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所谓的创业教育课堂，不过是将营销、财务、融资、竞争战略、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等内容“打包”压缩，填鸭式塞给学生，重“术”轻“道”，有“形”无“神”。徐飞表示，创业教育的本质，是向学生播撒创业精神的种子。我们不能将创业狭义地理解为创办企业。高校应该是培养大批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拔尖人才，而不是职业技能培训或创办企业前的辅导。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指出，建立一套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还需要政府支持教育体系的改革，确立创业教育的地位，充分发挥技术杠杆作用，并让教育界意识到要把创业教育视为优先发展领域。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3作为电商的最后一块肥肉，农产品电商的热度近两年一直有增无减。不过，在“2016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高层研讨会”上，某工商大学B教授表示，我国农产品电商已经进入转型的关键期。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农产品电商不断增长，相关电商平台已超过4000家。但是目前趋同投资、重复建设非常普遍，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导致竞争无序，亏损经营，建站与关站并存。2015年12月倒闭的水果营行，特土网、采购兄弟等都是昙花一现。同时，大多数农产品商品价值较低，运输成本较高，甚至超过商品成本的100％或更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产品电商不仅没有降低其流通成本，甚至会增加其流通成本，这是导致其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产品的品种类别较多，相应的标准不统一，导致货真价实的农产品难有市场。同时，许多农产品的安全性不高，农药残留、激素残留等不安全因素还大量存在；“三品一标”产品数量及其比例较低。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多头”推动和市场“扭曲”混战，使得农产品电商市场复杂化，以价格为竞争手段、以疲劳促销为主要方式的“双11”使得营商环境变得恶劣，优质农产品不能够优价，农民卖农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出好价钱，刷单导致的诚信体系的缺失，甚至比农产品电商物流配送的滞后更阻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此外，农产品电商还存在人才的断层问题。农产品电商对人力资源的专业要求和经验要求较高，行业紧缺具有快速适应行业背景、视野与敏感度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随着当前国内农村电商经济的崛起以及电商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过实操培训、高质量的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B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已进入到品牌阶段，低价、低质、假冒伪劣产品的竞争已经影响到我国农业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农产品优质不能够优价，“劣币驱逐良币”的农业电商便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与农产品电商相关的农资电商刚刚起步，发展相对滞后，交易量较小，在淘宝网上交易的农资合格率较低。毋庸置疑，加快农产品电商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专家表示，首先要加强部门协调，探索多部门协调统一的发展。探索建立农产品电商的联席会议制度，“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到农业电子商务的各领域各环节，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B教授认为，应该引导农产品电商认真研究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模式，讲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避免脱离实际“传统电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电商发展道路。探索农产品电商的有效性、可持续性、整体性、差异性、适应性的模式规律。在目前的背景下，专家认为，各类电商企业、各类实体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应大力发展020模式创新，推进电商与传统实体产业的020融合发展，避免“两张皮”或相互冲突，探讨盈利模式。同时，农产品电商物流体系应协同创新发展，创新自建物流、第三方物流以及“自建＋第三方”等形式。B教授还提出，加强农产品交易标准、质量追溯及经营主体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认证、质检等方面的法规、标准体系。营造良好的农产品电商市场营商环境，杜绝低价竞争、疲劳促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刷单等现象。建立电商平台信息通报制度，加强跨地域联动，加强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监管，把网络打假常态化。作答要求：请根据给定资料3，简要概括农产品电商发展中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要求：问题明确．，对策可行，语言简明，字数不超过350字。

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 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协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于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 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 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他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 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 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 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盈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 《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rn)，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 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 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 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的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 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 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 “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 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 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 “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人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 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今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 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 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福耀玻璃在过去20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 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 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6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 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人，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6．除了“中国首善”的新称号外，曹德旺还曾有另外一个响亮的称号，那就是“最苛刻的捐赠者”，2010年5月，曹德旺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受灾群众捐款2亿元，并向合同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苛刻的条件：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由于中国需要捐赠的地区、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企业家也受自身事业与时间的限制，慈善事业不可能完全绕过慈善组织。但中国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收取过高管理费的现象，法规的缺失也使慈善组织的行为缺乏监督与管理。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一规定间接促成了慈善组织提取10%管理费的“行规”。 慈善事业是捐款人权利，慈善组织有义务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在曹德旺的“苛求”之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按照其要求完成了善款的发放，这一模式推广开来，将有助于中国慈善组织提高运作效率，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对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弊端，陈光标也是认同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绕过慈善组织，直接与受捐人对接。陈光标曾一再表示，其高调募捐，直接把钱派发给穷人，就是因为目前的慈善制度不健全，慈善组织信息不能公开透明。 据媒体报道，陈光标近年来的高调慈善行为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像迎国庆60周年长安街拓宽改造拆除工程、商务部老办公大楼拆迁、奥运会结束建筑物辅助拆除工程、央视过火楼金属幕墙拆卸等官方拆迁工程。因为陈光标一贯的高调行事风格，令各界质疑他行善的动机。 对于企业家行善，其动机如何大可不必考虑。曹德旺本人也曾对媒体称，“应该体谅陈光标。”此外，部分媒体此前对陈光标的报道也只是质疑其在慈善捐赠中的诚信问题，并没有否认其慈善捐款的积极意义。但无论如何，陈式慈善有着太多个人、戏剧色彩，对于中国慈善制度的建设并无多大推进作用。 企业家的首要社会责任是经营好企业，为员工、股东创造价值，其次才是从事慈善等活动。相对于“陈光标式”高调慈善、现金慈善，“曹德旺式”苛刻慈善更能激发企业的“造血”功能，且有利于推动慈善组织高效运作，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慈善模式。 7．慈善救助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敬老爱幼、扶危帮困被视为国人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传承了几千年。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过去的5年中发展的速度史无前例。 根据民政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之前，除了大灾年份，我国每年慈善捐赠总量大都在几十亿左右，2006年捐赠总量达到100亿元，而2007年达到309亿元，2008年更是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70亿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而在慈善组织方面，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1万个，基金会1843个。 “跟过去比，中国的慈善确实进步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不可否认，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慈善相比，内地目前的慈善发展水平还是低下的。” 就拿香港为例，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中国香港地区，是著名的“慈善之都”，出了不少像邵逸夫、李嘉诚、龚如心等的大慈善家。在香港，许多普通民众也都热衷于参与慈善活动，各种慈善组织更是多达上千个，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慈善机构也主要依靠民间捐款。 据香港青年协会2002年发表的研究，在2000多名15岁以上的受访香港市民中，超过九成(93．7 %)的人曾在年内捐款，包括直接将金钱捐给有需要的人士，或通过团体、组织等间接帮助有需要的人。 据相关调查显示，香港有关机构要求慈善捐款的信，平均每一封可以得到60美元约460港元的捐款，这比起美国只有10美元和英国的5美元捐款都高得多。 而根据中华慈善总会2006年统计，我国内地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而就算是拥有了80 %以上社会财富的大陆富豪在慈善捐赠中的比例也不到15%。 从捐赠比例上来看，内地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富人群体都似乎不太热衷本应兴盛的慈善事业，中国式慈善为何有如此的尴尬，是中国民众缺乏慈善观念甚少行善吗?事实又不尽然。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或是其他危急时刻，国人齐心协力雪中送炭的义举又感人至深，更何论有的是更多的民众默默行善而不为人所知。 前段时间的巴比(巴菲特、比尔盖茨)中国之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有关慈善的大讨论，虽然众说纷纭，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也不少。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虽然有慈善的文化基因，但这种慈善文化的形态是原始的、朴素的，是建立在个体“仁义之心”“恻隐之心”基础上的。中国人习惯于做苦情慈善，不幸被渲染得越浓烈，越能打动人心，也越能获取帮助。这虽然出于好意，短期效果也不错，但很难建立起理智、持久、出于社会责任的慈善意识，难以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而在香港，慈善不仅是一项公益活动，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捐赠助人理念深入人心，这已经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共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地人追名逐利的多，慈善文化确实还不够强。与‘全民慈善’还有很大差距。”邓国胜表示。 8．在这次的“慈善中国.和谐社会”专题研讨会暨“华懋慈善爱心行动”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促进会会长郑宇民表示，此番华懋慈善基金携手内地慈善机构一起做慈善事业，也是探讨现阶段中国慈善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的一种方式。同时，他也提出，当下的中国慈善需要大家共同认可的慈善文化，需要广受认同的慈善方式和路径。如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家行为需要受到社会规则和社会文化调整一样，慈善的中国道路也需要启发、引导和传播。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陆颖也在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将慈善之心深入至每一位来宾，继而通过实践去实现“透明慈善、高效慈善、快乐慈善、人人慈善”的目标。 中国人并不缺慈善之心，但当下内地普通民众和富人对慈善的热衷程度远低于同是中华文化圈的中国香港地区及西方国家也是事实。 “除了缺乏全民认同的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体制不健全和慈善法制建设的落后都影响了中国人做慈善的热情。”据邓国胜分析，目前内地慈善组织在资金使用上相对“不透明”，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来制约慈善组织，使得其公信力意识不强。 一项调查显示，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捐款，高达九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对捐款不放心”，而这些人不放心的原因正是捐款资金使用不透明。 “中国的官方慈善组织需要透明，”邓国胜表示，“因为他们需要募集资金，就必须告诉捐助者每一笔捐资的去处，而为了它的公信力，它必须去落实这个承诺的去处。”邓国胜表示，当下中国的草根慈善发展很迅速，原因就在于一个透明度，“人们相信了，才会出钱。” 而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较为完善的激励性的慈善制度，国内对慈善事业捐助的鼓励不足也影响了企业和个人捐赠。 据记者了解，尽管内地也有与香港等慈善事业发达地区相类似的税收减免，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捐赠减税等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税制度，但内地的税收减免不仅程序繁冗影响操作，甚至还存在不平等的问题。 根据有关规定，目前内地慈善机构并不能共同分享统一的税收政策，企业或个人在慈善捐款时，只有把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二十几家慈善组织，才能够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而此外的情况只能遵照一般规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与美国等国在法律上规定对所有慈善组织的免除直接税、豁免核心活动所得税、个人和商业捐赠减税的规定相比，其欠缺是显而易见的。 “立法是慈善的软肋所在。”对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陆颖也在论坛上表示，《慈善事业促进法》已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工作和明年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安排，当前正处于起草阶段。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10日电“现在的孩子太苦了!他们的书包太重了!”在政协小组发言上，白发苍苍的冯理达委员的一席话，引得在座很多身为祖父母、父母委员们的唏嘘不已。代表、委员就目前普遍存在的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指出，现在中小学中推行的“素质教育”并没有达到减负的作用，反而是越减越重。面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现状，全社会，包括教育部门、学校、家长，都应该好好检讨和反思：为什么孩子会累得让我们如此心痛?为什么我们离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越来越远?材料二前不久，一家网站登载了一位父亲的来信，讲述了自己9岁的女儿的学习负担：“在开学前的返校活动里，各学科的任课老师已经把要家长买的所谓的教辅书籍开了清单了。你教育大纲或者正规的课本内容减少了多少，他们自然会翻倍补充进去多少。一点也不夸张。眼下这教辅书籍也是名目繁多，就我了解的，就有‘一课一练’，‘每周一测’，什么‘金牌周周练’呀啥的……”“我的孩子从上初一以来就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全国人大代表徐睿霞说出自己的切身体会。徐睿霞将孩子从初一到高中六年的学习形容为“服苦役”。“现在孩子一见面就喊围，过多的学习压力让他们连争取8小时睡眠时间都成了奢望，真让人心痛厂冯理达委员感叹。材料三几年间，素质教育从提出到推行，实际效果和理想目标几乎南辕北辙，社会、家长们对素质教育的态度，也由欣喜、观望到最后失望。唯一窃喜的可能是生产“背背佳”、近视眼睛以及拉杆式书包等等畅销产品的商家。“教育部几年前就要求在中小学中推行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当时的目的之一就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全国人大代表胡平平说，“但凭良心讲，现在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上毛病很多。现在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学习压力、考试压力甚至比推行前还要严重。”前不久，河北省为全省中小学学生的作业数量、睡眠时间等做出了明确的限定，要求教师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精选作业内容，坚决杜绝给学生布置机械性、重复性作业，并要求家长配合，要保证中小学生每天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但从河北传出的情况看，即便是如此量化细化的减负，付诸实施之后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凭心而论，教育部门确实为推行素质教育攸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正因为做出了努力无法达到效果，中小学生反而越来越累，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全国人大代表黄泰康说。材料四有的人大代表提出，教育部门公布一个课程标准，但是教学、考试层层加码、超标，人为地加重了学习负担。上世纪90年代，在高一级学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做情有可原，当前高一级学校的资源已经超过同龄人的15%，考试的难度、区分度不应该是第一位的。他们建议，学业考试应该回归水平测试，按照等级划分，不要分分计较，一张试卷定终生；同时增加学生综合素质评定。要将学业考试由精确变模糊，综合素质测试要由模糊变清晰。高考作为一根“指挥棒”，要多考察学生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学习能力，而不要让学生陷在死记硬背的窠臼中不能自拔。材料五有一个事实让很多代表不解：为什么我们国家连续几年高校扩招，孩子的学习压力反而更大了呢?事实很明显，尽管高校一再扩招，但是均以地方性高校为主，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高校本科教育扩招的幅度并不大，有的甚至明确表示本科阶段不扩招。就是为了挤上“好学校”这座独木桥，千千万万的学生才不得不背上了苦学的重负。张志娓代表说，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信心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中磨灭了，创新能力得不到培养。我们的孩子勤奋刻苦、有知识、有技术，但是恰恰在创造性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败下阵来。李莉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给学生的减负令下了不知多少道，但是学习负担越减越重，为什么?不改革高考制度，孩子不会找到真正的快乐!材料六减负的背后是激烈的升学竞争，以及相伴而生的就业竞争。学校因“升学率、重点大学(或重点中学)入学率、各种竞赛得奖率”而设置教学目标，家长以“望子成龙”的心态而严于督促教导，学生自身则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拼，注定减负只能是一个空想，而难以落到实处。一个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已经扎根到了家长和学生的思想当中。学校不抓应试了，不重视成绩了，不排名次了，一些家长和学生倒感到没有底了，没有动力了，没有抓手了。于是，很多家长对所谓的素质教育就有些不适应，不热心，有的甚至还有反对意见。“素质教育推行这几年，‘两张皮’的特点越来越显著。”王渝生委员说，“进好的初中、高中要分数，老师的利益又与学生的分数紧密相联，进大学更是以分数论成败，这样的情况下的素质教育会是什么样子，中小学生会累成啥样，就是可想而知的了。”材料七近两年，一些高校获得了5%自主招生的权利，主管部门的意思是希望各个学校自己能招一些具有专项特长的学生进来，把素质教育向高等教育领域自然延伸。但是，从一些高校传来的情况却很令人遗憾：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很多高校很难招到真正意义上的特长生，梧桐已有，凤凰无踪。“我们说中小学素质教育不成功，从自主招生的生源尴尬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黄维义委员说，“近年来不少地方的现实情况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有人形象地说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扎扎实实干‘应试’，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负担有增无减，升学指挥棒由高中向前延伸到了初中、小学、幼儿园。”“现在已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孩子上了重点学才能上重点初中，然后再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才有好工作、好未来。”胡子平代表说，“这造成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所有的期望都变成压力，压在孩子们幼嫩的肩膀上，你说孩子们的负担能轻得了吗?做题、背书、跑补习学校补习班，搞坏了身体、搅乱了心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创新型人才、专长生怎么可能大规模产生?”材料八目前，与素质教育相违背的应试教育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很多的孩子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具备应试技巧，但学习能力欠缺；会吹拉弹唱，但缺乏审美修养；外语水平提高，但语文能力和民族文化根基衰退；此外缺乏理性、品德滑坡、意志薄弱、身体羸弱、不爱劳动、社会适应性差等不一而足，总之离人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提高越来越远。黄泰康代表说，“素质教育搞了这么多年，但高考的指挥棒没变，对学生的评价体系还是分数至上，教育的口号变了，但对教师的考评、对学校的考评指标还是分数、升学率，同时优质教育资源并没有扩大，相对反而减少了，这一切，都导致了素质教育工程无法实质性推进，我们这几年反而是离素质教育越来越远了。”材料九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欧可平代表说，“素质教育推行过程中确实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需要系统、配套的改革。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是合理的，而且短时间内不可替代。从短期来看，需要改革的不是高考的形式，而是考试的方面和所侧重的内容。”胡平平代表说：“教育部从几年前开始推行课改，以此带动素质教育，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魄力大小、步子太慢。”黄维义委员指出：“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事，对孩子的一生非常有用，如果单纯分数高，综合素质低，以后在就业、工作、生活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家长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王渝生委员指出，教育主管部门为政绩不让减负，家长怕输不起不愿减负，学校为生存而不去减负，学生自然也就不能减负。要减负，关键是要改变目前评价学校教学质量的标准，改变“考试定终身”的考试制度，为素质教育的实现而努力。实行素质教育的前提是弱化文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社会成材的标准多元化了，只有重能力而不是重考分成为社会常态，减负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孩子才能真的有时间玩儿，才能真正拥有轻松快乐的童年。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　　2017年以来，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稳走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好于全国，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369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半年快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0.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9%）1.2个百分点。　　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17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28.4万家，同比增长25.4%；新设个体工商户55.7万家，同比增长15.2%。平均每天新设企业1040家、个体工商户2040家。至9月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575.3万户，同比增长12.5%，其中，企业188.8万家，同比增长16.7%，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5802.6亿元，同比增长6.0%；规模以下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4263.45亿元，同比增长6.2%；小微外贸企业出口总额累计2354.9亿元，同比增长19.43%。多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它们贡献了浙江60%的税收、70%的经济总量、80%的外贸出口、90%的社会就业，为约占全国人口4%的浙江人，在全国1%的土地上，创造全国7%的经济总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材料二　　1969年，25岁的鲁冠球凭着东拼西凑的4000元钱，带领6名农民白手起家，在萧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为求生存，他千方百计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各种配套，“人家要什么就做什么”。凭着鲁冠球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企业越做越大，到1978年，全厂已有400多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也先后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和“宁围万向节厂”等七八块牌子。就在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的时候，鲁冠球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几块厂牌一一拆了，只留下一块“萧山万向节厂”--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配件“万向节”上。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自此，这家“身份低微”的企业从当时的“冷门”行业一跃发展成为今天营收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浙江义乌S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楼某14岁时就随父走街串巷，鸡毛换糖，收过农药瓶、摆过地摊、搞过养殖……15年间干过20多个行当，但积蓄寥寥。1993年底，已是而立之年的楼某慢慢意识到，什么都尝试便什么也做不好，他决定抓住手中的吸管生产设备，一门心思做吸管，从此不再换主业。“吸管这东西，一次性、几厘钱、低门槛、低技术、低利润，在餐桌上都是白送，还没人关注，只能挣一点辛苦钱。”楼某说，“家庭抱怨、员工怀疑，但我仍然坚持原定的路径，未来五十年只做一根吸管。”20多年来，S公司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守实业，不多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将一根吸管做精、做强、做到极致。目前，S公司拥有各类塑料吸管生产流水线200多条，企业员工600余人，年生产各类塑料吸管近万吨（200多亿支），已成为全球质量最好、品种最全、创新最多、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塑料吸管生产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导者”。　　材料三　　浙江经济是“千家万户”的草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以其准入简便、成本低廉、经营灵活的特点，实现了浙江人创业做老板、发家致富的最初梦想，带动了浙江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造就了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的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自身的发展空间在逐步萎缩，尤其是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发展面临的困难剧增，大量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此，浙江省陆续出台《浙江省个体工商户转企业及小微企业规范升级工作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关于制定“个转企”行业标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文件，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市场主体自觉提升。自2013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个转企”20.2万家，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重由2012年底的71.7%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5个百分点。创业者越过个体户模式，“一步到位”直接设立企业渐成潮流，以杭州为例，2016年新设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例仅占50.9%。　　“说起个体户，对方就会觉得你信誉度不高，很多要求有一定资质的招投标活动参加不了，还无法出具增值税发票，损失了不少订单。”在温州瓯海郭溪街道从事五金加工的杨某告诉记者，前年的“个转企”，使他完成了从个体户“小老板”向公司“企业主”的华丽转身，突破了以往的发展瓶颈。在他看来，“个转企”更像是一道平衡大账与小账的“考题”。转企前，杨某也有顾虑：原来赚的钱，只要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行，而转企后，所有的成本开支，都要纳入公司规范的财务体系中。除此之外，经营成本的增加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转企前，他每月只需要缴纳1500多元的定额税，转企后，按照目前的产量，他每月所缴的税费至少要5000元，再请一个兼职的会计，每年至少还要增加2万元的额外开支。即使原材料采购、电费等发票可以进行部分成本抵扣，加上政府还有部分财政返还奖励，每年的实际经营成本也要增加5万元左右。但杨某更愿意把“个转企”视为一种倒逼机制。“个转企”后，他拿到50万元的贷款，陆续添置两台先进机器，聘用三名设计师，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尽管经营成本增加不少，但杨某更看重的是转型后企业发展空间和口碑的提升。他认为，“个转企”后如果不自我加压，不做好企业发展规划，再沿袭以前的“小富即安”或“小打小闹”的思维，很难说企业会走多远。　　材料四　　在浙江嘉兴众多小微企业中，不乏成功转型升级的样本。海归创二代徐某通过不断创新，将一个传统的图文打印部变成了融信息化与数字化于一体的档案管理有限公司。徐某的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承包了一家村办企业，1995年开办了D文体用品店；到2002年，在全市已拥有4家大型文体办公用品店，并在市、县大型商场设立了多家专柜；2006年，又增加图文经营项目，并在2009年将图文业务独立开设成为一家企业，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转型基因”的企业。2010年，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徐某从图文业务开始做起，迈上了商海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徐某发现，公司要发展，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引领行业。为此，他引进日本先进机器，将传统打印业务转向了数字化印刷。2012年，经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的D文体商行已经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并在2013年获得浙江省数字印刷经营许可证，成为嘉兴市惟一拥有此经营权的企业。同时，D数字印刷有限公司也成为嘉兴市政府定点印刷单位。这一次成功转型后，有着国际视野的徐某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不仅对印刷业务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很多人对原始文件的数字化加工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人的档案都是纸质的，没法满足现代社会电子化的需求。”徐某从客户需求中看到了商机。2013年，徐某再次引进先进技术，在数字化印刷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化加工。此后，徐某又走遍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经过认真考察后，他建起了嘉兴第一座民营档案馆--浙江W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突破了传统的、封闭的档案管理模式，实现了档案工作以手工管理为主向以计算机管理为主、以管理档案实体为主向以管理档案信息为主、以档案存储保管为主向利用服务为主的转变。　　材料五　　2016年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指数上升趋势明显，综合贡献力、核心竞争力、成长活跃度、制度供给力指数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蓬勃向上是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的主旋律，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受内需不足、外围经济增长乏力，原材料、劳动力、物流、资金使用等成本逐年攀升及企业产品价格难以上涨的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有所增加；“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招工难”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企业依然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业的小微企业在产品经营定位上大多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回报的策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常以低廉价格为市场竞争主要手段；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企业融资便捷程度、税收减免和用房用地优惠政策、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制度供给仍需加力，企业政策获得感需要进一步增强。　　材料六　　浙江产大民企，也产“小巨人”，从打火机大王、吸管大王，到袜子大王……这些“小巨人”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湖州M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的铁芯。”企业负责人沈某介绍，在空调、高铁、发电设备上，都会用到交流接触器，铁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虽然成立时间只有7年，作为行业领头羊，M公司已成为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其合作伙伴中，更不乏ABB、西门子、HCC、格力、正泰、德力西这样的知名企业。“这是一个细分领域，早前市场呈现空白状态，我们瞄准并提早介入，就有了先发优势。”沈某表示，“小小一块铁芯，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可其实对精度、硬度等要求都很严格。”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显示，一个小小的铁芯生产，要经过冲压、插铆钉、铆压、放置短路环、压紧短路环、磨削等十多个环节。不过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目前产品的生产效率非常高。沈某说：“以前的冲床需要手工送原材料、脚踩冲压，卡尺量厚度，现在都一体成型了，快捷而省力；以前的磨床都是人工手动操作，一个人管一台，现在电脑控制，一个人可以管两台，精密而省力；以前的成品包装环节需要人工刷油防锈，现在采用机器自动雾化喷油，均匀而省力……”在这些生产环节的前世今生介绍中，沈某的语气里难掩骄傲：“每个工艺环节我们都在不断追求技术改进，除了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产品质量。”据介绍，早前M公司就自主设计了铁芯自动化专业生产流水线，并且一直在生产中边做边改，最近一次是把生产中的部分环节替换成机械手，所需人工由原先的三人减少到一人，效能也大为提高。另外，由于产品精度高，生产所需的模具也需要相当高的精度，为此企业除了投入巨资添置生产设备，还自主研发相关模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如M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铁芯冲压模，使得出品率从“一出二”提升到“一出四”，节省原料效果显着。由于创新不断，M公司不仅取得了2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也是整个吴兴区科创园内最早通过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2014年，M公司还被评为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上的创新，使得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由此也赢得了诸多知名品牌的信任。不久前，在ABB的网上全球招标工程中，企业在SIZE8号铁芯产品上的得分一直名列前茅。这款产品主要用在核潜艇的交流接触器上，一旦中标，对M公司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和一流的企业合作，也推动我们要做一流的企业。”沈某坦言。在这种“做一流企业”的理念推动下，近几年，面对经济不甚景气的大环境，M公司每年销售额都有20%到30%的增长，客户群也相当稳定。　　浙江是全国率先提出打造“隐形冠军”企业的省份。2016年8月，浙江省经信委发布《关于培育隐形冠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通知》，2017年2月，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将“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创新型”作为引导我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十三五”期间，浙江计划在全省范围筛选1000家左右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中小企业建立隐形冠军培育库，确认100家左右隐形冠军企业，示范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对于隐形冠军的认定和培育对象，浙江省重点关注纺织、服装、皮革、化工、化纤、造纸、橡胶塑料制品、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10个制造行业。　　材料七　　着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分析德国经济时发现，名不见经传、却在某一个窄小的行业里做到顶峰的1000多家中小企业，才是德国经济的真正引擎。它们有不可动摇的行业地位，有稳定的员工队伍和高度的创新精神，还有丰厚的利润回报，西蒙将其称为“隐形冠军”。随着研究的深入，西蒙考察了全球五大洲14个国家的大量优秀中小企业之后，从中抽取了457家企业进行定性研究，并写出了《隐形冠军：谁是全球最优秀的公司》一书。　　西蒙认为合格的“隐形冠军”必须有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其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是第一或第二位；二是它必须是中小公司；三是它的社会知名度低。“隐形冠军”的特征则包括：（1）成长得更慢；（2）在更加稳定的市场里竞争，受时尚潮流或者经济繁荣周期的影响较小；（3）必须从一开始就发展国际业务，因为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在任何单个国家的市场都不大；（4）也许寿命更长；（5）家族企业或者封闭持股企业更多；（6）保持中小规模。　　西蒙还进一步分析说，“隐形冠军”企业成功的道理，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公式A+B+C=成功：A意味着勤奋，B意味着智慧，C意味着闭上嘴、不要谈论你自己的成功。其实这个大道理不仅作为“科学大师”的爱因斯坦知道，几十年前西方另一位“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告诫过企业家，在创新时要切记三个“禁忌”：“不要太聪明”“不要过多花样，不要分心，不要一次做过多事情”“不要为未来而创新”。　　材料八　　德国作为一个老牌工业制造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离不开本国中小企业的贡献，中小企业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9.7%，公司净产值占全国的一半，中小企业承担了德国就业人数的70%，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成为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德国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政府的帮助和扶持。　　1988年，德国成立了“联邦高科技和创业园区协会”，专门负责园区建设工作，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该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主要职责有：以孵化高科技中小企业为核心，促进成果转化；加强与产业部门协调，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质量检测体系跟踪和检测各个高科技园区的效率等。德国科技园区和创业中心的管理机构均为企业化运营的管理公司，为进入园区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等咨询，提供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等等。“联邦高科技和创业园区协会”对德国中小企业创新发挥了领导和服务功能。与此同时，德国还实施了反官僚主义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简化经济活动中过分繁杂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消除对中小企业的束缚。　　2006年，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国家高技术发展战略》，体现了德国科技立国的意志，目标是确保德国科研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实现生物、能源、医药等领域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为中小企业创新制定专项资金扶持计划。这些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中小企业科研创新的融资能力，促进企业与院校之间的创新合作。2007年，由德国联邦教研部负责的中小企业创新项目计划正式实施，到2010年底资助的经费达到3亿欧元。该项目不仅在生物、医药等领域资助中小企业，还推动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新型公共安全服务、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活动。2008年7月，德国公布了中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支持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平均每年资助6000个项目，总预算额达到了4.79亿欧元，后来又增加了9亿欧元，该计划使很多中小企业受益。　　材料九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主体升级、区域经济提升，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大胆创新、主动作为，创造性地提出了“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市场主体升级工程。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浙江市场主体升级工作焕发全新活力，为浙江经济率先发力、逆势上行夯实了基础，赢得了先机，积蓄了能量，取得了显着成效。　　“让小微不再微小，让小微永远微笑。”2015年6月1日，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2015-2017年）》，“三年成长计划”着力破解小微企业发展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着力打造育小、扶小、活小、强小的制度环境，着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格局，推进广大小微企业走质量强企、品牌强企和绿色发展之路。“三年成长计划”实施以来，以政府政策支持为先导的扶持措施，在众多小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助推小微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民间创投持续活跃，新设小微企业大幅增长；转企升规上市给力，主体结构持续优化；生产经营状态平稳，经济效益连续回升；科技投入强度加大，新产品产值占比提高；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行业布局趋于合理。　　2017年1月发布的《浙江省小微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则明确提出了小微企业的发展目标：至2020年，全省小微企业发展体制机制和创业创新环境显着优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质量效益全面提升，经济社会贡献不断加大，为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加快建设“两富”“两美”浙江作出新贡献。

材料一 2006年3月14日(星期二)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之后，温家 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犬厅会见中外记者。 【农民日报记者】在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以及社会各界关注度最高 的一个话题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据我们所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 从农村开始的，中央也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从今年起全部免除农业税， 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3397亿元，请问总理，现在为何还要专门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与中央过去一贯的农村政策有什么关系? [温家宝]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我想回答一下关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层次的三点考虑。第一，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了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 的位置。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小康和农业的现代 化，这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我还想提出一点，加强农业和农村 建设是一着活棋，这一步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 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着眼点是发展 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就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的自主权。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二是让农民 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贯彻始终，并且作为检验 的标准。讲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您好，总理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有关农村的问题。 中国的农民是否需要有更加完整的，而且是更强有力的物权的保障，这样中国 的农民就可以更好实现他们土地的价值，也能够抵御非法占地所带来的不良 影响。我想问一下，您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温家宝】中国的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 的，最重要的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集体，但生产和经营权属于农 民，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我们说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 障，15年不变，30年不变，就是说永远不变。在中国，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必须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必须对那些被占用土地的 农民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必须依法严惩那些违 背法律，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人。 材料二 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2006年中 央“一号文件”。专家评论说，文件中的众多利好政策表明，中国农民离过上 “种粮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的生活不远了。 这份中央“一号文件”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促 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深化农村改革 等8个方面，提出32条支农、惠农的具体措施。至此，中国在新世纪已连续出 台3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提出，2006年，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 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即今年农民将至少得到150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种粮 补贴。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并开展化解乡村债务试点工作，这意味着农民 每年减负120多亿元。 材料三 新华社记者在基层采访中发现，一些基层干部谈起新农村建设，便津津乐 道于村庄建设外观的整齐划一，有的地方把为农民建了几座楼房别墅说成是 “新农村建设成功典型”。但记者目睹到种粮农民往没有电梯的自家楼上搬粮 食的窘况，如此“楼房化”，被当地农民斥为“面子工程”。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工作中，这样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远不是个例。 近日，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 央、国务院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 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因此，“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和 ‘虚’的东西，这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有明确要求!”2月21日颁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在推进新农村 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 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 材料四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表示，国家将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 育，进一步采取措施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文件说，今年要对西部地区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 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 文件说，今年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 教育工程。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 文件还强调，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的力 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力度监管和规范农村学校收费，进一步 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扩大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 机制。各级财政要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预算，不断增加投入。 材料五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文件说，国家将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 工作，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8年全国 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不断增加投入，加 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 务和医疗救助体系。有条件的地方，可对乡村医生实行补助制度。 文件提出，要建立与农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药品供应和监管体系，规 范农村医疗服务。加大农村地方病、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力度。还 要增加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经费预算，组织城镇医疗机构和人员对口支持农 村，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 投入。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扩大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试点和 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实施范围。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 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材料六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 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 障。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 计安置，引发大量农村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农村乃至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在土地问题上决不能犯历史性错误。文件提出，要加快征 地制度改革步伐，按照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办法、拓展安置途径、规范征地 程序的要求，进一步探索改革经验。文件强调，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文件说，要稳定和完善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说，国家将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 建设。 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巩固人畜饮水解困成果基础上，加 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优先解决高氟、高砷、苦咸、污染水及血吸虫病区的 饮水安全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集中式供水，提倡饮用水和其他生活用 水分质供水。材料七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界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年将迈出有力的一步。 文件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 的关键时期。 、 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 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文件全文共分八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5年10月12日9时零分零秒，发射“神舟”六号飞船的“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点火。火箭在点火4秒钟后升空，轰鸣声回荡在戈壁滩上空。 10月12日9时39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陈炳德宣布：“神舟”六号载 人航天飞行发射成功。9时43分，温家宝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试验指挥楼大 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讲话，祝贺飞船发射成功。 2．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中国第一艘不载人的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经过21小时的飞行，在完成预定的科学试 验后，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成功着陆，中国人成功实现了天地往返的重大突破1 3．2001年1月10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神舟”二号飞船，“中国古老的飞天梦想将不仅仅是传说，中国航天员离上天的日子更近了。”“神舟”二号虽是 第二艘无人飞船，但却是中国第一艘正样飞船，也可以说是载人飞船的“最完 整版本”。飞船在轨飞行7天后返回地面。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 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各种仪器设备性能稳 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数据，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 4．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试验结果表明飞船搭 载的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 员呼吸和血液循环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轨道舱在太空留轨运行180多天， 工作正常，预定试验目标全部达到，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5．2003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在低温严寒条件下发射成功。前所未有的持续低温天气：一28℃，比《发射大纲》规定的最低发射温度一20℃足 足低了8℃1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就是由于一 个O形橡胶密封圈因低温变形失效而导致的。经过充分的试验数据论证和 气象会商，专家们优选了一个较好的窗口，并调整了发射程序，低温严寒条件 下，参试人员用149件保暖物品，严严实实地将火箭关键部位包裹起来，同时 不断地吹送热风，直到临近发射前15分钟，才把这些保暖物品撤下来。2003 年1月5日，飞船安全返回并完成所有预定试验内容，突破了我国低温发射的 历史纪录1 6．2003年10月15日9时，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21小时23分钟的太空行程，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继前苏联和美国 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这一刻，距中国第一艘试验 飞船发射仅3年零329天，距中国栽人航天工程立项也仅11年零25天。 在发射载人飞船之前，前苏联进行了5次不载人的飞船升空试验，美国进行 了8次不载人的飞船发射试验。中国的“神舟”号飞船在进行了4次不载人的飞行 试验后，就成功地把人送上了太空。“神舟”五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和着陆，标志着中 国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人终于圆了几千年的飞天梦1 7．北京时间2005年10月12日9时10分，自飞船进入预定轨道以来，两名航天员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完成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并在我国航天史上 刷新了一系列记录：第一次进入轨道舱，第一次进行真正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 试验，第一次进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第一次进行压力服穿脱试验，第一 次在“太空马桶”解手、自测血压…… 8．2005年10月14日早晨，飞船在第30圈进行了首次轨道维持，发动机仅工作数秒，飞船轨道微量调整后更加精确。此后至15日，飞船的推进、电 源、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制导导航与控制、仪表照明、热控制、有效载荷、数据 管理、测控与通信等各分系统数百台设备工作状态良好。 9．中国航天员中心地面监测和航天员报告，航天员血压、体温等各项生理参数正常。各项操作和实验进行顺利。从下传的图像可以看到，航天员精神 饱满、情绪放松乐观、休息充分。他们互相拍摄太空生活，拍摄美丽的地球并 把画面回传。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费俊龙和聂海胜 在太空中的动作越来越熟练轻松，14日，费俊龙还在返回舱的座椅上空连续 做了4个前滚翻，并让聂海胜帮他拍摄。两人经常让手中物品飘在身前，欣赏 失重状态下物体的奇妙运动。当意识到地面可以看到他们时，他们还会向摄 像头招手微笑。 10．展望本次“神六’’任务，最大的看点应当是航天员首次进入轨道舱工作。轨道舱与返回舱的不同在于返回舱需要重返地球、克服返回过程中高温 等极限条件的挑战，因此必须在返回舱的外面罩上特制的隔热材料。这就决 定了返回舱不可能做得很大，也不可能有很大的空间供航天员进行活动。轨 道舱不需要返回地球，因此相对空间会更宽敞一些，可以放置更多的仪器设备 供航天员在太空中进行科学实验和日常起居。从这个角度说，“神六”飞船的 轨道舱就相当于是一个迷你的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中的各项科学实验将主 要在轨道舱中完成。“神舟”飞船的两对太阳能电池帆板功率高达1.5千瓦， 甚至超过了前苏联著名的“和平”号空间站基础舱的功率，足以保证2～3名航 天员在太空中进行较长时间的生活和工作。 11．本次“神六，，任务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多人多天，两名航天员将在太空中生活工作近一周时间才返回地球。航天员将脱下重达10公斤的太空服，身 着更为轻便的宇航服进入轨道舱生活工作。新的专用马桶将解决航天员在飞 船内的如厕问题，而“神五”任务中，杨利伟则一直穿着尿不湿在太空中逗留了 一天左右。“神六”飞船上天后的近一周时间里，生命保障系统一直稳定、可 靠、高效地工作。 1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10月15日下午同‘‘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乘组进行通话，对航天员乘组表示 慰问，期盼着他们凯旋归来。胡锦涛说：“费俊龙同志，聂海胜同志，你们辛苦 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 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听到你们身体很好，我们十分高兴。” 13．2005年10月17日凌晨4时33分，在经过115小时32分钟的太空飞行，完成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后，“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顺利着陆，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安全返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对“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致电祝贺。吴邦国、贾庆林、黄菊、吴官正等 国家领导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飞船返回实况。吴邦国宣读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贺电。“神六”飞船标志着我国栽人航天事业迈出了新的 重要一步! 14．"神六”成功发射后，欧、美航空专家对“神六”体现的中国航天技术给予了高度肯定。美国最负盛名的航天战略研究专家乔安·约翰逊.弗里瑟教 授称赞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正在快速赶上”，而且在很多方面拥有自己的独 创技术。她认为，“神六”发射证明了中国有持续发射的能力，中国载人飞船的 成功发射起到了巨大的国际示范作用，也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读书是文明人的内在需求，而且始终与人类文明实践及进程相伴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其主旨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读书日”的确定，是一种导向，同时具有象征意义。它在向全世界呼唤，要注重读书。   2015年4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58%，较2013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8.6%，较2013年的76.7%上升了1.9个百分点。   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65.03期(份)和6.07期(份)，电子书阅读量为3.22本。与2013年相比，期刊和电子书的阅读量均有所提升，纸质图书和报纸的阅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014年我国成人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只有2.0%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8.2%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38.3%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44.1%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2．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人们的阅读与消费习惯悄然改变。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的上海书展也在不断作出调整。近距离观察上海书展，看看书展上的“技术范儿”。在中华地图学社旗舰店展台，读者聚拢在海报前。“手机下载淘宝客户端，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能享受更低折扣。”读者张先生表示，他经常在当当网、淘宝店买书，并非为了折扣，而是因为方便：网上买书可以直接把书快递到家。   实际上，“被二维码包围”是许多读者对2014年上海书展的第一印象。几乎每个展台、每家出版社、每本新书的宣传海报，都在最显眼处印着二维码，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吸引读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康某表示，“二维码是推广手段，更是沟通桥梁，将最新信息传递给读者，让大家走出书展现场还是被书展包围”。   上海书展散发出来的热度，即便不到现场也能在网络上感受到。这几天，爱书人的微信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访沪”刷屏，被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图书馆、思南公馆等各类书展分会场的活动“轰炸”。书展开幕第一天，在新浪微博搜索“上海书展”，相关结果已超过108万条。   2014年上海书展首次新增“网络文学会客厅”系列活动，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联合腾讯文学、盛大文学、中文在线、淘米网络等新媒体发起举办。在“会客厅”里，人们感受到的是网络文学、网络出版的生猛势头。   激发创作活力，是各大文学网站的共同选择。腾讯文学就在“网络文学会客厅”上启动Next Idea原创文学大赏，宣布将斥资5000万元，将网络作家猫腻新作《择天记》制作成动画，并为猫腻本人及其新作提供全方位包装。   敢于投巨资，源于优质网络小说正不断成长为新的利润增长点。网络作家蝴蝶蓝新作《天醒之路》的游戏改编版权在月初落幕的ChinaJoy上拍得465万元，对此，盛大文学副总裁崔某表示，“2014年网络小说游戏版权收入爆发，增长了10倍”。   上海书展办了11年，年年人口处排长龙。如何能够让这样的长龙从书展延伸到实体书店呢?书展期间，全国十几家超级书店的负责人聚首上海，探讨如何在实体书店，尤其是超级书店内打造出永不落幕的“书展”。   所谓超级书店，原本是指营业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年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大型书店。“现在这个规模已算不上超级了，可能还要翻几倍才够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某说，“超级书店要关心的问题，除规模外，更重要的是服务能力。”   一年一度的书展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极致化的购书体验，因此，如果想要将书展上的读者迁移到书店内，就要极力复制书展的各类功能。“超级书店未必求大，求的是读者停留的时间：未必求全，求的是图书种类数量恰到好处。”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某说，“书店不仅是卖场，更是城市客厅，要有休闲、娱乐、学习等各类功能。”事实上，超级书店正在从单纯卖书向复合型文化消费体验空间转变。“今天的超级书店还必须要有线上线下的互动。迈入书店，读者能在WiFi环境下，通过手机找到自己想要的书。至于信息、下单、支付，也完全可通过手机扫二维码完成交易。”   出版数字化的现实途径是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的结合，这是一次内容与技术的新的融合，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技术商在寻找内容资源，内容提供商也在寻找技术平台。现实、经济、有效的方法是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服务商在资本层面、业务层面、市场层面的融合。无纸化浪潮，让电子书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口袋与手提包。“80后”外企白领徐女士经常出差，她告诉记者，以前出发前收拾行李的时候，总要斟酌很久带哪本书，生怕带错了在旅途中后悔。现在她的kindle里装了1000多本书，不占地方，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但拿出屏幕就能阅读的便捷，也加快了“低头族”队伍的壮大。数据显示，大陆“低头族”数量已达到世界第一。面对“边走边读”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诸多不便，有些人转而选择“边走边听”。   “‘三分钟读人民日报’已经成了我每天早上必听的栏目，刷牙、洗脸、吃早饭的同时就知晓了当下的时事热点，比读报方便多了。”52岁的张女士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泡一杯茶、拿几份报纸，边喝边看，是她每天的惯例。几年前，她开始改看手机报。现在，听新闻成了她获取资讯的新常态。   “听书报”自近些年兴起以来，已经吸引了不少人。在深圳工作的邓女士是“听书”迷，她向记者解释为什么选择“听书”：“公交车上摇摆不定，看书非常容易头晕。而且上班一整天接触电脑，再看电子书眼睛就很累了。用耳朵听，感觉特别放松。”目前，国内市场正规听书网站已有200余家，不少手机新闻客户端、电子书阅读软件也纷纷推出“听书”“听报”功能。   上海书展一直是书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这也赋予了上海书展越来越多的使命：读者来书展挑书，从业者则来书展为书业把脉。“事实上，我们离一个成功的书展还有很长距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某说，“为此，我们依然在不断调整办展思路，适应市场变化与读者需求，为读者和从业者开展高层次的阅读文化消费创造条件。”   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微”产品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微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因如此，对传统阅读的坚守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5年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成人手机阅读接触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8%，较2013年的41.9%上升了9.9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成人日均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半小时。不同人口特征群体的手机阅读接触率差异明显。城镇成年居民、男性成年居民的手机阅读接触率分别高于对应群体；年龄越小的群体，手机阅读接触率越高，呈阶梯递增趋势，18～29周岁群体的手机阅读接触率最高，为42.7%，与其他年龄群体拉开较大距离。   2014年有34.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在成年手机阅读接触者中，超过六成的人(66.4%)进行过微信阅读。从微信阅读时长来看，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14.11分钟，其中，手机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7.22分钟，微信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40.98分钟。   数字阅读接触率的增加，昭示的不仅只是阅读载体的更新换代，更是在这种载体变革中潜藏的载体内容变化带来的阅读方式改变。这其中，与数字阅读方式贴合度最高的微博、微信、微小说等内容形式，对传统的阅读方式形成了强烈冲击。   早晨看手机报，上厕所浏览网站论坛，闲暇时阅读电子书，已经成了许多年轻人选择的阅读模式。在房产公司担任销售工作的小刘就表示，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网络阅读成为她阅读的主要方式。有时除了偶尔浏览杂志、报纸，她还会在手机里下载小说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对于“微阅读”日趋主流化的现象，不少专家表示了担忧。普遍的观点认为，“微阅读”有存在的合理性，即可快速获得有用信息，扩大知识面，传播新观点，但过于功利的读书目的会让人失去学习、思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会逐渐形成以懒惰、钝化为特点的“浅思维”。对于年轻人来说，其中某些碎片化信息无疑会影响其知识结构，甚至是他们的人格完善。   “即使我们不为‘微阅读’唱赞歌，它也一样会来临。‘微阅读’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生态。”《新京报》文化副刊主编L说，“阅读的碎片化，让很多人没有时间去读世界经典名著，或者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著作了，因为现在时间是最大的成本”。   时间少，于是青睐“微阅读”。迷恋“微阅读”，于是更没时间进行长阅读。这是当下不少人在进行阅读选择时面临的最大悖论。   4．“读书是一件寂寞孤独的事，但也是乐事。今天目不暇接的社会生活，让静静地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在一切都变‘微’的时代，大概还有一部分‘傻文人’，在坚守自己读书和写作的阵地，但写出的作品后真正读的人甚为有限，使我们写作这一行变得非常的悲壮。”作家Y的言语中，流露出难掩的悲凉。   Y说，在“微时代”，我们应当细细思考的是，在各种便捷与简单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是否遗失了什么?“沉静的心态、人格的韵味、德行的操守，被淡化了。我们健壮、我们快活、我们简单，我们将诸多的书籍装入电脑。一个民族是否有文化，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民族文化需要积累，它不是一个时代所能完成的，它的主要部分永远深埋在历史当中，藏于书籍里。发掘、传承、发展，是我们的责任。”   传统阅读是深阅读，解决的是精神思考的问题；“微阅读”是浅阅读，解决的是信息的问题，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共识。评论家Z指出，当前“微阅读”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没有必要对此太过恐慌，但无论微博还是微信，说到底只是一种社交媒体，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阅读。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微’时代，但我想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之下，世界是永远存在的，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微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能并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微’的思想方法，‘微’的理解方式，就能够掌握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如果我们要对世界形成一个比较深入的、尽可能可靠的认知，我们可能都需要付出比‘微’多一点点的努力。就阅读来讲，我们也可能需要比‘微阅读’更长一些的阅读，这是我们阅读的一个理由。”Z说。   如果将“微阅读”视作洪水猛兽，那也确实为过了。事实上，“微阅读”与传统阅读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针锋相对的关系，相反，在信息化时代，“微阅读”作为获取信息和日常社交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已经成为传统阅读的有益补充。   事实证明，面对来势汹汹的“微时代”，当下最紧要的并不是谈论对它的畏惧和恐慌，而是在被它控制和驾驭之前，通过对它的合理应用，实现对它的更加科学的管理和驾驭。   5．阅读作为民众生活和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图书馆完善的服务有着密切的关系。阅读是图书馆服务实现的关键环节，图书馆应构建阅读文化氛围，形成“阅读享受”空间。“公共图书馆作为一国重要的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先进文化和开展社会教育等多项重要职能，对于提高全民科学和文化素养，推进科技创新与进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F说。   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也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世界许多国家很早就通过专项立法对其加以规范和保障，如英国早在1850年就制定了公共图书馆法。据国家图书馆新近对60个国家图书馆法立法情况的统计显示，目前这些国家制定颁布的有关法律多达130余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但是由于缺乏国家立法保障，以致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有些问题在新形势下愈发突出。”F介绍说。   “各级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职能缺乏法律依据，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人员等得不到持续稳定的政策保障，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F指出。   目前，除了1982年的省级图书馆工作条例中曾对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领导班子和业务技术人员数量和结构作过规定以外，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仍然普遍缺乏法律依据。各级图书馆，特别是县及县以下基层公共图书馆普遍面临馆舍和设备老化、馆藏陈旧且更新不足、技术条件落后、服务手段单一、人员编制不足等问题。   2005年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年度经费总额占国家财政总额的比例一直维持在0.08%左右的较低水平，而且呈总体下滑趋势。2011年，我国人均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不足1元，人均藏书量不足0.5册，较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人均1.5册至2.5册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在人员编制方面，201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比2000年增加了66.3%，总藏量增加了70.2%，总流通量增加了100%，而从业人员总数仅增长了6%。自2011年实行免费开放以来，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业务工作量大幅增加，使得缺编问题愈发严重。此外，随着现代数字和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公共图书馆正处于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的过程中，服务渠道不断拓展，服务形式不断创新，由此造成人员编制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国际图联1972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指出，一座图书馆服务辐射半径通常不超过4公里。“这就要求必须有计划地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图书馆服务网络，使网络内的图书馆形成合理布局，并相互协作。”F说，我国很多公共图书馆的设置布局缺乏统一规划，公共图书馆网络体系尚不健全。   由于我国目前实际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分级设置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各级政府主要按省、市、县行政区划设置图书馆，一方面图书馆物理馆舍尚未实现对所有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全覆盖——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尚有19.3%的地市没有图书馆，12.2%的县没有图书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已建的各级图书馆之间在横向和纵向上都缺乏有效的联系与合作，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网络服务体系。   “而且，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保障能力，特别是地方文献的保障能力也有待加强。”F表示。   6．近年来，随着读书日、读书月的深入开展，一些省(区、市)通过整合全民阅读资源，打造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全民阅读“书香”品牌，如南国书香节、苏州读书节、北京阅读季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成功举办首届北京阅读季的基础上，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北京阅读季，以“弘扬北京精神，共享全民阅读”为主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作为北京阅读季形象大使向北京市民发出了倡议：“从现在开始，每天一个小时，捧起书本。让阅读成为一种信仰、一种时尚。”   “满城飘佳句，相逢说读书。”2012年以来，各地的读书主题活动火热开展起来，形式丰富、异彩纷呈。以“感恩报恩，书送关爱”为主题的广西全民读书活动、第二届广西青少年读书节暨大型公益募捐图书活动陆续开展。广东的“书香岭南”，以“让阅读成为时尚”为主题，从机关阅读、企业阅读、青少年阅读、学校阅读、社会阅读、媒体阅读和数字阅读等方面开展，坚持分级阅读、分众阅读、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快乐阅读“五大阅读”理念，让阅读成为全民的一种时尚。江西省全民阅读活动则借助网络更好地传播“书香”氛围，通过网络向读者推荐好书，在全社会倡导数字阅渎的风气，颇受读者欢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区进一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文化风尚，提升干部群众的文明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营造办好全国书博会的浓厚氛围。   2015年8月，J市图书馆组织“捐书助读下乡村”慰问组，将精心购置的适合乡村人民阅读的3000册各式宣传资料与农民读物送到了农家书屋和乡民们手中。许多村支书和农民读者表示，所接受的读物和学习资料是及时雨、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是现代农民的所需和所爱，希望今后能得到市图书馆的继续支持和不断指导，把乡村农家书屋办得越来越好。   7．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S区Y街道积极开展“春风伴我读好书、文化引领新曲阳”读书、荐书主题活动，在全办掀起新的读书用书热潮。   该街道机关把读书活动作为建设“学习型”、“创新型”街道的一项重要抓手，在广大干部中大力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化风尚。通过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的方式，读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员工精神等方面的书籍，不断更新广大干部的思想观念，提高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提高学以致用、指导实践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以干部的读书风尚，带动引导全民形成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提速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机关支部书记T说：“区委宣传部推荐的《没有任何借口》这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本值得细细品读的精神读本。”机关工作人员H说：“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习惯，一本好书可以教给你正确的工作方法，书本是最好的老师。”   该街道各社区也充分发挥电子图书阅览室等文化阵地的作用，鼓励引导居民走进书屋。培养居民的阅读兴趣，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公共文化资源，品尝“文化自助餐”。活动中，居民们被种类繁多的图书杂志所吸引，纷纷找来自己所需的书籍进行阅读学习。R社区居民G说：“自己上班不久，经济条件还不允许购买大量的书籍，这下好了，社区组织的读书活动，既可以看书也可以借书，正解决了我的难题，而且种类齐全，有创业的、有教育子女的等等，收获很大。”   S区Y街道还将开展“传统文化进社区”、图书“五进”(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家)和“书香组织”、“书香个人”评选等活动，不断丰富读书活动内容，以此来激发全办广大干群的读书热情，凝聚干事创业的智慧和力量。   8．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重视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三、作答要求根据给定资料，回答下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