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料 1、2005年以来,铜川市耀州区把劳务输出作为农民致富的最大工程之一,大力培育劳 务经济,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规模化劳务输出、人性化跟踪服务新路子。2005年前7个 月,耀州区已有11000余名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实现就业大转移,外出劳务收入达到5000余 万元。 2、2005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明确了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 要求。这是继2004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意在促进中国农业持续发展。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共九个部分、27条,实际上可以分为五个层次。除了强调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之外,还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突出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稳定、完善和加 强。2004年的政策尤其是“两减免、三补贴”深受农民欢迎。但农民也担心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后,这些政策会不会变?因此文件开宗明义就讲这些政策不仅不变,还进一步加大了使 农民增收减负的力度。二是提出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要逐步完善国家对农业投入稳步 增加的机制,并要建立既适应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 施。三是要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 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品上。要加快发展 农村社会事业,就必须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在2005年中央一号 文件中可以看到,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 不得低于70%的规定。同时,中央财政还制定了从2005年起,将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的 县、乡较大幅度直接增加转移支付的政策。第四是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深刻认识做好 农业、农村工作对于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性,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 度,维护和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2004:年,我国共有29个省份实施了粮食直接补贴,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16亿元,约6 亿农民直接得到了国家补贴的实惠。 4、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04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还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8.5 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000万元。同时,积极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分流冗员,促进 粮食价格的市场化进程,逐步减少对中间环节的补贴,为巩固粮食直补创造了条件。 5、近几年来,朝阳市按照全省“一主三化”的农村经济发展思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 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出了一条避灾农业之路,使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人均纯 收入显著增长。2004年,朝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15元,比2003年增长31%,比2002 年增长46.9%,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上半年,朝阳市农村经济呈现了快速的发展态 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38.9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40%,增速列全省第一位;农村 居民现金收入实现2145元,增长59.7%,增速列全省第一位。 6、2004年10月31日上午,河南舞钢市寺坡街道寺坡村村民张振兴从该市财政局城区 所领到了存有61元退耕还林补助金的存折。据舞钢市财政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舞钢市共 有退耕还林地两万亩,每亩补助210元,共应发退耕还林补助金420万元。具体发放程序 是:该市林业局对退耕还林户的退耕还林地块进行验收并确认合格后,将每户的退耕还林地 面积、补助标准及补助金额公示7天,无异议后,财政部门开始兑现退耕还林补助金。 7、唐山市的税费改革于2000年在遵化市进行试点,2002年在全市14个县(市)区和芦 台海北镇、汉沽汉丰镇全面推开,2003年进一步完善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同时积 极稳妥地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通过改革,全面实行了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和农村劳 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了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并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认 真清理了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有效遏制了农村“三乱”现象。2003年与改革前相比, 全市累计减轻农民负担3.05亿元,减负46.4%,人均减负61元。农民承担的“两工”数量控 制在规定的15天以内,全市实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8、截至2004年底,甘肃省经济林总面积981.71万亩,果品年产量133.5万吨,总产值25.2亿元。全省农村人均有经济林果面积0.5亩。为做大做强经济林产业,甘肃省提出,到 2010年在全省建成苹果、梨、桃、葡萄、花椒、杏、核桃、枸杞、枣和特色果等十大名优果品经 济林基地400万亩,总产量达到284万吨,实现总产值56亿元。 9、2004年第18期《半月谈》报道,在浙江农村,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而逐渐形成 的农业规模效应正日益凸显。仅在台州市,就有由绿牧草鸡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温岭1 000 万羽草鸡产业带;由箬横西瓜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温岭东南沿海8万亩西瓜产业带;由上盘 西兰花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临海5.5万亩西兰花产业带等。 10、地处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张家港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该市提出,坚持以民为本,民 富为先,做好“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实现农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力求在发展中 率先富民。所谓加法,就是靠发展来拓展就业空间,增加收入渠道;所谓减法,就是靠减负来 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谓乘法,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促进全民创业,发挥这些工作的乘数效应;所谓除法,就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 渐减少农村人口数量。通过这些措施,200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 96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 943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高达24 100元。11、2004年9月15日《中国青年报》载文指出,目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基本能够满足 人民生活需求,但总体质量水平不高,品种结构不合理,一些大路品种严重滞销积压,甚至烂 市。同时,在出口贸易中,我国生产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等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有 价格优势,但近两年有些产品因贸易壁垒而使出口屡屡受阻。据统计,2003年我国90%的 农产品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损失高达90亿美元。 12、2004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据分析,受2004年上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影 响,出售农产品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扣除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因素, 全年农民收入预计可实现增长5%的目标。 13、200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陕西省西安市农民科技专家库正式成立。西安 市农业局筛选出156名农业科技人员作为科技专家库首批成员,并向他们颁发了聘书。 14、2004年9月23日人民网报道,1964年袁隆平院士开创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 究,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6年大面积推广,2003年在全国累计种植4.5亿亩,累计增产 稻谷4 500亿公斤。 15、某省一企业集团以每亩地500千克粮食“价格”的标准,把农民的承包地“反租”过 来,再包给农民耕种。农民按照企业的规划,种植特种蔬菜、培育优质牧草、喂养良种奶牛, 再按企业保护价出售农产品。同样一亩地“反租倒包”之后,农民的收益比以前增加了5~10 倍。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汁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简政放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亮点。中国国务院接连召开会议大范围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以提振经济增长。民间显示,中国民众期盼政府能够进一步深化涉及户籍、教育、住房、生育等民生领域的行政审批改革。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政府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主要侧重于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目的是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 2.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3.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 “两个多月没法好好工作,随时都要请假外出办手续。”谈起最近买二手房过户时繁琐的手续,江西南昌市民刘莉莉深感无奈。她需要一次次跟单位请假,跟原户主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除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还需要提供未婚证明,而仅这一项,她就在民政局和审批部门奔波了数次。据南昌市公安局负责户籍办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昌市外人员若要办理户口迁移,“户口本、身份证、入户申请是、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需要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说。受访民众纷纷反映,在基层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时托关系、送礼已经成为“潜规则”,某些审批项目也成为审批部门权力寻租的“温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户籍、住房等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许多问题的末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上述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应该加大放权力度,对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范围内事项不设审批项目。沈荣华说,一些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缩减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此才能真正减轻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使改革更加有的放矢。 “目前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予以重视,在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力求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态度来满足老百姓的诉求。”王伟说。他同时提醒,行政审批手续并不是越快越好。譬如户口一项,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按程序严格审批,防止假户口等违法行为出现,侵犯更多公民的权益。 3.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落在简政放权上,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以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4.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职能转变的第一项就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可见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迟福林说。 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这也极为契合社会的广泛期待。目前,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目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对于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跑部前进”现象将有望消失,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从而阻碍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这次改革提出推进向地方放权,既要下放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也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在此之前,行政审批权下放已进行过成功实践。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暂时停止了20项行政审批的实施。 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当年年底,广东省取消约170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审批事项,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权让地方受益的同时,中央部门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估量分析及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方针、目标、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2013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 这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正是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也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政府强化行政审批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放权正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高小平则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将激发起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当然,这还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5.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自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赢得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果。 美国的经验表明,过多的政府管制,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管制,简单有效的行政审批手续,可以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约束经济领域的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攫取垄断收益、不正当竞争、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来牟取私利等行为。美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围绕着放松管制展开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放松管制取得成就的原因是由此而引入竞争,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6.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20世纪初开始的,先是在海运领域,后来也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天皇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国家法律建立,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更是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这样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机构就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经验表明,过多的经济管制,复杂的审批手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得不到优良的政府服务。根据周志忍教授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论述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改革方向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的作用,限制对民间部门的干预:二是民营化倾向,减少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当公用事业、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更有效时,就应该转移到民间机构去;三是自由化的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政府的管制活动尽量减少,以使市场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这种行政改革思想指导下,日本进行了管制缓和改革,在细川内阁时期,日本推行了管制改革。对经济性管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管制”的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革,就社会性管制,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了彻底调整。对需要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要严格审定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因而日本在管制和审批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通过中央政府作用来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试图依托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的改革。从日本管制和审批设置的过程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审批权几乎完全让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留下的审批权是微不足道的。 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7.2012年,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要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先做改革的排头兵。在此次改革试点中,广东要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省长朱小丹。 南方日报:朱省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请您亲自给我们解读最近几年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省人代会上,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目前,这项改革在全省的推进情况如何? 朱小丹: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留给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所以,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2年以来,广东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改革事项目录共383项,其中取消197项,下放和委托130项,向社会组织转移56项,国务院批准我省先行先试调整100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停止实施66项,下放34项。虽然这次调整的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近一半,但并不表明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尚不具备调整条件的审批事项,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调整。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实际出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南方日报: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哪些重点领域? 朱小丹: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本省实际,这次我们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汪洋副总理多次强调,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攻坚性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容易压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 因此,这次改革在取消、下放相当一部分投资审批权限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佛山、惠州、肇庆、揭阳、清远等地进行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二是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管理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还保留了一些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次改革,要大幅减少这类审批事项,同时明确,在国务院规定的范围之外,不再增加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南方日报:中央政府主动“削权”,发布了第六批行政审批改革项目,而且还批准广东先行先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市场主体包括民间活力、推动科学发展的持久动力。您对此怎么看? 朱小丹: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两者必须协调配合、互促共进。汪洋副总理多次指出,改革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领先的制度优势。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广东依然存在。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而既得利益格局又制约着改革的深化。这样,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们之所以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府部门利益格局。政府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以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科学化、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据我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2012年5月实施以来到10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比2011年同期增加24.8%,这说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就是给全社会创造活力松绑。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往往把审批作为监管的唯一方式,认为取消审批就无法监管了。也有人担心,取消审批或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会出现管理“真空”,会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 朱小丹:事实上,“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然比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这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这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或者说,政府管理方式要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取消、下放或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不等于可以削弱政府监管,相反要更加重视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审批事项调整后加强监管的意见,要求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分步实施,确保相关事项“转得出、接得稳”。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自律保障机制。 8.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政府之手”又不可太长,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务。 的确,这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理顺,市场的动力就难以有效释放。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各种政府管制、审批等限制性政策措施让企业难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 这是本届政府加快改革决心的体现。“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李克强总理清晰的界定着“政府的角色”。市场期待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出现三个倾向,一是需要警惕“权力的变相收回”,二是需要防止将政府的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承接,三是需要防止“二政府”的出现。政府要“放得开、管得住”——放得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管;管得住,就是要管住那应该管的,必须管的,还要依法管。事实上,只有把该放的放了,才能腾出手,把该管的管好。 当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下放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另一方面又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我们就能够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 9.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明确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时,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三是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四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2.最近,“贫二代”的称谓能够一夜之间成为流行语,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共鸣,实则表明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真实写照,是大众普遍关心而又要努力消除的问题。所谓第二代穷人,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杂费门槛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之外,而今天,他们不认识电脑键盘,无法享受和谐社会的政治清明和科技进步的巨大实惠。他们只能进血汗工厂,他们的劳动可能挣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一年的收入可能买不起他们亲手建起来的房子里的一块地砖的面积,加上各种可能存在的歧视,使他们对处身的城市毫无归属感,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他们无法保证青春期的营养,他们只能跟穷人结婚,组织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们看不到新的希望,一番艰苦的奋斗之后,又只能回到原点。前段时间,有的地方推出“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出资培训“富二代”,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富二代”家境殷实,在顺风顺水的环境中,如何保持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不成为“败家子”,这自然是一个应予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相对于“富二代”,“贫二代”现象更让人忧虑。“贫二代”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巨额的财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更要历经千辛万苦。对一个社会来说,“贫二代”能否获得成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贫二代”消失得越快,说明社会流动的渠道就越畅通,整个社会就越富有生机和活力。反之,如果“贫二代”成为一种顽固不去的社会现象,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竞争的不公平。目前看来,疏通工作不妨先从保证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开始。譬如加大公共财政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积极拓宽民间助学体系,对有损教育公平的行为严惩不贷;在社会招聘环节,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尤须作出表率,进一步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贫富有别自有其现实逻辑,民众所能冀望的,只能是更加平等的社会竞争环境。而这,也是“贫二代”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 3.思想道德素质主要包括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等内容。在调查过程中,有82.3%的学生认为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非常重要,他们渴望成才,准备报效祖国,积极思考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社会角色,其危机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46.5%的学生对道德素质教育方面的话题比较关心或非常关心,70%的学生比较或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修养。此调查表明,学生在主观上有提高道德素质的要求,但是,由于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使大学生在观念上、道德上产生了一些错位和倾斜,思想道德素质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大学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度偏低,道德的个性化、民主化要求增强。有调查资料显示:六成的人认为大学生权利义务观念不够强,只知道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大学生在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时,23%的人赞成先己后人,54%的人赞成利己但不损人,5%的人赞成只要利己不顾他人,52.1%强调个人本位;25.5%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重实惠、求实用,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在索取与奉献关系上,则一味地强调索取,37.7%认为个人贡献应与社会索取相等价。在调查中,有22.5%的学生认为,人与人是你争我夺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只有56.5%的学生不同意此观点,在问及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时,19.4%的学生偏向个人。因此,人格的培养应该以人文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忽视人文素质的提高就会造成学生人格上的“残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有些学生由于人文素质差,除了专业知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此常常感到精神压抑、情绪消沉。他们渴望成才,但综合素质条件不足;他们有自我奋斗的愿望,但缺乏人生理想;他们渴望实现自我,但无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当然以上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教育方面的缺陷所造成的学生缺乏人文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以培养实用型技术和创新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技术院校不能忽略大学生的人文教育,否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将贻害无穷。 4.“富二代”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的子女,他们年纪轻轻就依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但财富带给他们的除了与生俱来的优越,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压力。最近发生的胡斌案、“宝马男”、飙车党等新闻事件,让“富二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也因此被贴上了“堕落一代”、“纨绔子弟”的标签。“富二代中很多还是很上进的,为了继承家业超越父辈,他们努力学习赚钱之道。当然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在财富面前沦为纨绔子弟。”陈雪频如是说。他是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秘书长。“接力中国”是由“富二代”为主要发起人,以所谓“第二代企业家”为会员的非营利机构。昆明建业工程造价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张旭光作为“富一代”代表曾公开发表自己的“富二代四分论”。他认为富二代应该分为四种:有知识成功型、纨绔子弟败家型、顺其自然型、父衰子落型。张旭光认为纨绔子弟败家型在“富二代”中很普遍,起码占50%。这些占半数的“富二代”们往往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很多学业未完成,大多家业都破产了。《绍兴教育》副主编王学进接触过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子女。他认为“富二代”由于缺乏实战经验,没经历残酷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并不知道创业难,一味地只知挥霍和炫富,这些人之中,成为纨绔子弟的大有人在。在他眼里,他欣赏的“富二代”是徐文荣的儿子徐永安和自己的堂妹。前者以低调出名,而后者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爸爸却仍旧节俭朴实。“前年我堂妹来看我,以为她打车来的,没想到她花了1元钱坐公交。走的时候太阳帽落在我这里,赶紧打电话来找。她后来考上清华,最近又去美国读书了。”浙江东阳一位家产上亿的“富二代”小赵说:“尽管我的不少伙伴很有钱,但他们并不乱花,有的还在自己的家族企业里帮助父母经商。希望大家能对此三七开,毕竟像胡斌这样开跑车飙车的富二代还是很少的,我想主要是他们太闲了,没事做。”义乌一位已经自己创业有成的“富二代”李先生也指出,诸如像胡斌这样的“富二代”应该是个别的现象,大多数富二代还是上进的。商帮精神传承靠什么?古训说,富不过三代,二代守业,三代败家。这会是浙商难以绕开的宿命?王学进认为,“富二代”要能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社会责任感、道德、勇气、人的良知以及必备的文化素质,学会低调做人,学会理财和合理用钱。有的父母一般都是出于保护儿女的角度,给孩子买顶级车。因为能炫耀的车也是好车,安全性和价格是相匹配的。不过这些家长不少是农民出身的,一辈子比较苦,想让孩子舒服点,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孩子提出买好车的条件,一般会同意。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现在的富二代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的能继承父亲艰苦创业的精神,志向远大,并成立了相关的组织;同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富二代在父辈创造的财富下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这批人反而容易出事。“在温州有的富二代开名车不仅把别人撞死,还把自己撞死,还有一位温州企业家每年给孩子50万元零花钱,孩子还觉得不够用,最后孩子还吸毒。”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将商帮精神传承给“富二代”,周德文认为不仅要培养孩子的能力,更要把创业精神和中国优秀的传统品德传承给子女,这些才是无价之宝,才能使孩子受益无穷。“培养他们的创业精神和树立社会责任感,让子女在企业的第一线进行锻炼,使他们意识到父辈打造的天下不是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此外,投巨资送孩子到国内最好的学校读书或出国留学是一方面,更加不能忽视的是对他们品德以及中国许多优秀传统美德的培养。第一代特别能吃苦,将吃苦作为必修课,第二代在这一方面就比较弱。” 5.近来,“贫二代”一词在各大网站上频频出现,而且已经成为相对“富二代”而言,经济异常困难家庭子女的代名词。2009年9月2日《广州日报》报道,一名挑着行李的农村新生,走了10公里到湖南湘潭大学报到。而他之所以走4个小时路却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这名男生说,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这种令人伤怀的话语以及话语背后所透出的窘迫心结,可能是湘潭大学门口云集的公车送新生者不能理解的,更是驾驶名牌跑车狂飙的“富二代”们不屑一顾的。但是,这恰恰是湘潭大学这位贫困男生的真实困境,也恰恰是整个“贫二代”的生活缩影。 6.下面是华商报记者就如何减少“第二代穷人”、防止贫穷世袭对陕西省人大代表杜培元、郭万兴先生进行的采访摘录:主持人:王晓亮嘉宾:省人大代表、陕西万达集团公司总裁杜培元省人大代表、周至县三湾村党支部书记郭万兴话题:如何减少“第二代穷人”,防止贫穷世袭背景:在改革开放中,有很多人成了富人,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第二代富人”;同时,那些没有脱贫的人,他们的孩子又成为现今的“第二代穷人”。有人称这为“富二代”和“贫二代”。如何使“贫二代”尽快脱贫,省人大代表对此颇为关注。富裕和贫穷正被世袭记者:目前,很多人关注“富二代”的成长,“贫二代”却不太受人关注,二位代表怎么看?杜培元:“富二代”和“贫二代”如今都存在着被世袭的现象。改革开放造就了我国第一代富人,那一代富人虽然有了钱,但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属于特殊社会环境造就的富人。但是,他们的孩子从父辈手里接过“财富衣钵”,成为“第二代富人”之后,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比父辈大大提高。相对于“第一代富人”而言,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没有致富的产业工人或者农民,他们的子女如今很多成了“第二代穷人”。他们范围很广,有很多目前仍属于弱势群体。“第二代穷人”可能是城市里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郭万兴:要警惕“富二代”和“贫二代”的世袭问题,要减少贫困再生的世袭者,防止恶性循环。“贫二代”与“富二代”共同生存在这个社会,必须拼写好“和谐”这两个字,使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得到合理沟通,增强“贫二代”的致富能力,减少“贫二代”的数量。杜培元:“贫二代”背负了太多的压力,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即便辛苦读到大学毕业,在就业、创业时也会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最值得关注与忧虑的,应该是“第二代穷人”,贫穷的世袭是可怕的,全社会都需要关注这一问题。多给“贫二代”福利不如多给投资记者:目前政府非常重视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了不少补贴和福利,政府也在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致富能力,二位代表认为怎样才能减少“贫二代”的世袭现象?杜培元: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有了一定的缓解,但还需要加强关注度,继续减少差距。我建议在对“贫二代”增加补贴、福利、提高就业能力的同时,设立“贫二代”富裕基金,对“贫二代”中的大学毕业生和有能力创业的人进行投资,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富裕阶层。仅仅给予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是不够的,还要帮他们创业,只要项目好,进行了风险评估,就应帮助他们创业。与“富二代”拥有较多的资源不同,“贫二代”创业更为艰难,加强对他们中好项目的投资和扶持,有利于减少“贫二代”,对“贫二代”进行投资。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解决“贫二代”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郭万兴:投资“富二代”只是投资一棵苗子,而投资“贫二代”则是投资很多种子,会给国家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毕竟目前还没富裕起来的占大多数。解决“贫二代”的问题。有利于国家稳定、持续发展。“不能让贫困跟着我”记者:以往采访时,曾有贫困大学生说“不能让贫困跟着我”。现在“富二代”似乎更愿意在“富二代”的圈子里待,“富二代”与“贫二代”似乎越走越远。杜培元:是这样的,但这不能怪“富二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强联合是必然趋势。我的孩子现在正在国外,我也曾教育他多学习农村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多和农村的孩子交朋友,但效果不大,因为他的生活圈子、学习圈子里很少有农村的孩子,并且即便接触了,共同语言也不太多。但是,依然应强调贫富阶层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贫富不是孩子所能选择的,但追求富裕生活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的。郭万兴:在农村,“富二代”与“贫二代”区别并不大,在城市里区别就很大。现在最首要的问题是消除歧视和不公正,使“第二代穷人”感到公正是可以追求的,感到生活有奔头,感到他们有希望摆脱贫困。杜培元:政府应该在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数量、减少“贫二代”数量上下工夫,否则“贫二代”与“贫二代”结婚生子也许会产生“穷三代”。减少“贫二代”是在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政府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大幅度提高对“贫二代”的关注度和帮扶力度。另外,这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全社会都应帮助“贫二代”早日富裕起来。 7.2009年5月7日20时8分,肇事者胡斌驾驶车牌为浙A60820的红色三菱跑车,与孔伟伟、袁小波分别驾车到西城广场看电影。在途经文二西路南都德嘉西区路段时,胡斌驾驶的车辆撞上由南往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谭卓,造成谭卓死亡。据了解,遇害男子谭卓年仅25岁,湖南宁乡人。2002年考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是信电系通信工程03班的班长。2006年毕业后进人杭州依赛通信有限公司工作。据他的同学和同事反映,谭卓在浙江大学就读和工作期间表现十分优秀,近期正准备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在车祸现场照片中,胡某同伴事发后闻讯而来,勾肩搭背、嬉笑如常,毫不顾忌他人的生命,认为“用钱就可以搞定一切”。根据网上记录显示,在2008年12月7日,肇事车辆在限速120公里/小时的沪杭高速公路上开到了210公里/小时。根据交通法,超速50%以上就可以被吊销驾驶执照。如果杭州交警能够做到“公正办理”,当时就把飙车的“富二代”挡在城市马路之外,惨剧就不会发生了。“闹市飙车案”发生之后,杭州城区路段长期存在的夜问飙车现象,得到了不同人群的指认。案发地居民说,夜里经常听到飙车的声音,吵得睡不着觉;浙江大学的学生专门致信杭州市长,要求政府杜绝这种闹市飙车行为;市长的批示则是:“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痛下决心,彻底解决违法超速行驶问题”。杭州城区的飙车行为,长期存在,并以谭卓之死触发民愤,何尝不是公众的另一番挫折体验? 8.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学习的“第三本护照”,和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强创业教育已经成为世界现代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创业教育专家张竹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创业所要做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创业教育必然离不开创新,必然具有探索性与开创性,这是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的特性。因此,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素质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创新,创新以后的发展就落实到创业。创业最核心的问题,从教育的角度说,一是培养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素质,发展学生的个性;另一方面,创业教育可以帮助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就业。以2002年4月教育部确定9所高校为创业教育试点院校为标志,我国的创业教育进入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各试点院校开始了各具特色的创业教育实践探索。其中有以课堂教学为主导来进行创业教育的,如中国人民大学;有以提高学生创业知识、创业技能为侧重点的创业教育,建立大学生创业园,指导学生如何创业,并为学生创业提供资金资助以及咨询服务,其代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综合式的创业教育,即一方面将创新教育作为创业教育的基础,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为学生创业提供所需要资金和必要的技术咨询,代表为上海交通大学。“创业教育”逐渐成为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3年10月,教育部举办首期“创业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全国105所高校派出了180位老师参加,充分说明了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热情。 9.“大学生创业”并不是什么新鲜词。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自我创业非常普遍。在我国,大学生创业比重低的基本原因在于大学生自身面临很多难题。但是,大学生创业是潮流,不可阻挡。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就业背景下,大学生创业一方面可以增强大学生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解决大学生自己就业问题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高校在大学生自我创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能提供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包括创业指导、资金落实、客户联络、社会沟通等,尤其是提供比较规范、适用、系统的创业教育。高校所开展的创业教育一方面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和创业观念,另一方面主要是就大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各种创业技能进行全面培训,并最终使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创业能力。对于大学生创业,政府的帮扶作用不可小视。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的出台,对于大学生创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帮扶的持续性需要关注。此外,大学生创业固然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府的帮扶作用,但社会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大学生创业放到“保温箱”里,而是要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逐步锻炼其市场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5月,记者从天津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天津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截至2010年年底,天津户籍总人口为984.85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6.4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7.91%。同时,截至2010年年底,天津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到27.29万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为15.47%。 根据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天津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按照国际标准,天津自2000年起即初步踏入老龄化社会,11年后,天津市人口老龄化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列第三,紧随上海、北京之后。根据统计数据,天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2009年年底的171.15万人相比,净增5.2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009年年底的17.47%上升到17.91%。天津老年人口在规模上和结构上都继续呈现增长态势,天津人口老龄化进程继续保持增势。天津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自2005年至今,天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以平均每年7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其中,截至2009年年底,天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2008年年底增加9万人左右。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天津老龄人口增速趋缓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逐年提高。据预测,2015年后天津将迎来老年人口高速增长期,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73万,2030年达到330万。天津市民政局负责人坦言,随着天津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业成为事关民生的问题。天津大力支持发展各类养老机构,以缓解不断上升的老龄化趋势所带来的难题。2011年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提出,天津将新增养老机构床位3200张,其中市级国办养老机构800张,区县国办养老机构800张,农村敬老院600张,社会办养老机构1000张。在80个街道(乡镇)建设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在100个社区建设老年日间照料服务站。天津养老机构协会将加强行业管理和服务,对养老机构管理、护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推动全市养老机构健康发展,改进和提高天津养老服务质量。到2015年,天津将实现“9073目标”,90%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分散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在老年宜居社区(老年公寓)集中居家养老,3%的老年人人住养老机构养老。 2.在北京朝阳区水碓子小区,60多岁的张大爷每天都去坐公共汽车,从始发站坐到最末一站,再坐回来,以此排解寂寞。 70多岁的史阿姨每天和老伴分头在小区里散步,不到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想回家,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小公园里,望着满园景色发呆。“家里也冷清,老伴耳聋,也就和保姆说说话。”史阿姨有6个孩子,但只有在周末时会过来看看,“孩子都忙,我不能老拖累他们。” 这两位老人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空巢老人,他们生活能自理,也有退休金,但心里却充斥着孤独寂寞。中国文明网联合多家网站正在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64.7%的被调查者认为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心灵孤独。 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年人。在我国1.67亿60岁以上老人中,空巢老人占了一半。谁来照顾他们的生活、抚慰他们的心灵? 北京市西城区招聘了21名为老服务巡视员,起初目的是每天看看老人有什么需求,然后联系相关部门帮忙解决。时间长了,空巢老人接受了巡视员,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看待,他们的主要任务变成陪老人聊天。做了两年半巡视员的吴家伟说:“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都缺乏安全感,一般陌生人都没法和他们沟通,这些老人很少与人交流。现在每天都盼着我来解解闷。” 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格局基本形成,4—2—1时代(4个老人、2个中年人和1个小孩)正式到来,独生子女往往无力兼顾事业和多位老人,家庭的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减弱。 全国老龄办2008年发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指出,今后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也将明显延长。与发达国家独居及夫妇空巢户高达70%~80%的比例相比,我国老年人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指出:“空巢老人的主要问题是‘空心’。对于城市、农村较富裕地区的老人来说,他们最主要的需求是精神慰藉服务。”他说,所有老人都需要精神慰藉,空巢老人可能更加明显一点。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由政府、社会、家庭来共同解决,不是哪一种单独的力量能解决的。 3.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曾在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上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出现第一次高峰,2015年老龄人口将突破2亿人。2010年7月11日是第21个世界人口日,“人口老龄化”问题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根据联合国新标准规定,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其实,中国在2001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专家预测,在2024—2026年前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至本世纪中叶,65岁以上人口将占中国总人口的1/4。 对此,各方面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人提出放开二胎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有人对“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充满忧虑;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曾毅,最近也是从老龄健康影响因素及保障机制的角度提出:“我国在此方面跨学科研究与科学管理对策准备还很不足,急需加强。” 4.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现行的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的呼声逐渐叫响。 一直呼吁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教授易富贤,2010年7月在一次题为《大国空巢——中国社会老龄化危机》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停止。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而言,控制人口一方面会导致有效劳动力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影响人口增多带动的内需扩大,从而减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使得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过剩两种局面将在中国长期共存。 青年经济学家刘正山则认为,可以放宽城市生育二胎政策。新增婴儿成长为适龄劳动力需要20年左右,而那时恰好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时期,到时候这些新增劳动力将创造大量财富,并能够供养老龄人口。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红刚也指出,不应对生育政策强加过多的干预和控制。适应社会的动态性变化,才是人口政策应该调整的方向。 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这是个误解。” 他说,预计到204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1%左右。目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是1.7~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1.7~1.8个孩子,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将出生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比重由31%下降到29%,意义不大。所以,放开二胎政策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近日也对媒体表示,现在的老龄人群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关系。因为计划生育以来的这些人到2020年左右才进入老龄状态,现在的老龄人口的形成,是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在客观上加快了老龄化的进程。 张枫说,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提出在“十二五”时期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主要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潮,这个时候出生的孩子,现在已进入婚育期,所以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处于回升状态;此外,部分地区基层管理工作比较薄弱,导致流动人口超生问题比较严重,在这个时候如果政策松动,风险非常大。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人口老龄化最好的防范措施。” 翟振武也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考虑。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风险较大。但他表示,今后有可能将政策逐步放宽为允许夫妻双方只要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单独”家庭,也可生育两个小孩。 5.“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应对老龄化的措施之一,更长远的举措是完善教育体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及整个国家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说。他表示,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是靠几亿劳动者推动形成的,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数量并不多却能创造更多财富,关键在于劳动价值高。“任何国家都会经历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的过程,因而我们不能把经济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他说,“人口数量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而不是决定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劳动者的素质。”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期”将继续保持10年以上。 李建民也认为,我们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因为老龄人口的比例在增长,但是劳动人口比例也在增长。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终将有消失的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表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16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开始逐年下降。 对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有必要抓住当下人口红利处在高峰阶段的重要机遇加快发展。 “中国如能创新制度安排,至少在2020年前,有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说,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 6.除了社会和经济的视角,还有专家从科学的角度为应对老龄化提出了建议。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尤其是老龄健康影响因素及保障机制的跨学科研究与科学管理对策准备还很不足,急需加强。”曾毅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深入研究老龄健康人口问题,必须在开展经济管理与公共政策等社会层面研究的同时,加强社会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深入分析评估社会、行为、环境、遗传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他介绍说,世界各国研究均表明,人类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和寿命差异是由社会、行为、环境、遗传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其中社会、行为与环境因素贡献大约占75%,而遗传因素贡献大约占25%。 “如果仅从生物学单一的角度寻找影响健康长寿的遗传因素,即使分离鉴定出统计上相关的基因,也不能分析判断它在不同社会、行为、环境条件下对健康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此,曾毅认为,必须由社会科学、遗传生物与地理环境学者合作,深入分析评估社会、行为、环境、遗传交互作用,真正理解行为和社会环境对基因表达和作用强弱的调节作用。 “我们只有探讨如何通过外因(社会、行为与环境)来调动或抑制内因(遗传)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提出有效的老龄健康保障对策和科学管理方案。”曾毅说。 7.2010年6月2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的“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进步”专题组讨论会上,多位常委、委员谈起养老问题。 “2008年末,上海共有养老机构582家,床位总数80554张,仅相当于60岁以上人口的2.7%。其中纳入上海市医保定点的老年护理院只有66家,核定床位仅7973张。老年护理院床位极其紧张,‘一床难求’现象相当普遍。”台盟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健常委说。 上海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种种数据表明,面对汹涌澎湃的‘银色浪潮’,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显得步履蹒跚、严重滞后。”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西省委主委刘晓庄常委说。 “不能仅把老龄事业看做是纯粹福利型的社会事业,也要重视老龄产业的研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老龄化服务市场。”上海市政协原主席蒋以任常委说。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常委还看到了发展老龄事业的更深一层意义:“许多老年人作为高经验型、高质量型、高稳定型人才,是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重要力量。发展老龄事业,有利于挖掘智力资源,可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张维庆建议:“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课题,把老龄事业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并把‘十二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作为‘十二五’的专项规划之一。” 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委员则认为,把养老事业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加大对养老事业发展的宣传力度,促进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养老事业发展。 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李崴常委建议,完善养老福利机构税收优惠政策。“对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各类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或组织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从事老年人专用产品生产的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在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中,按赡养人口扣除一定的养老费用。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中税收政策的统一规划和配套步伐,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李崴常委说。 8.2010年7月,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率先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全覆盖,比国家计划提前10年完成。 近年来,福山区准确把握新形势、新挑战,以实施国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为契机,创新、建立更加科学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念活“两字诀”,巧解养老难,在烟台市率先实现了城乡养老保险全覆盖,比国家计划提前10年完成。目前,该区村居投保率达到100%,适龄人口参保率达到98%;3.5万人领取养老金,人均领取标准由2006年的102元提高到1500元,4年翻了近四番。 解决农民养老,关键是资金。福山区结合经济发展程度、公共财力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等各方面实际,改革原有农保制度,实行区镇财政“两级补”,率先解决适龄农民的后顾之忧。2007年福山区将原先单一的农民自主缴费,转变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形式,每年区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度根据缴费数额划分不同档次,缴费越多补贴越高。同时,各镇街按照不低于区级补贴的标准,分别制定镇级财政补贴办法。截至2009年,两级财政共补贴资金1400万元,“撬动”农保滚存基金2.5亿元,累计在保人数达8.5万人。 2008年福山区被列为全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首批试点单位之一。该区实行进口出口“两头补”,重点解决老年农民的现实需求。“进口补”,即坚持原有的农保制度,在农民缴费时给予补贴,缴费越多,补贴越多,农民年满60周岁后从个人账户中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出口补”,则由财政拿出专项资金设立基础养老金账户,只要是年满60周岁的农民,无论参保与否,每年至少可以领取政府补贴的基础养老金660元。在此基础上,福山区对国家政策规定的“新农保”适用范围进行了合理扩大,把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也吸纳其中,真正实现了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通过实施“新农保”,该区每年可得到国家及省市补贴资金1500万元,区财政配套补贴2200万元。目前,该区“新农保”参保人数达8万多人,参保率达98%,新增领取人员年领取标准提高到1500元。 2009年福山区又创新被征地农民保险制度,实行失地、养老“两倍补”,着力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被征地农民同时享受失地保障和新型农保“双倍”财政补贴。失地保障水平暂定为每人每年2000元,其中600元由区财政补贴,作为基础养老金,剩余1400元由个人账户支付。年满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无论参保与否,每年至少可领取新型农保和失地保障两项基础养老金1260元。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福山区不仅把园区和城市建设过程中享有一、二轮土地承包权的被征地农民纳入保障范围,而且将实施土地承包合同前已被征用土地、现已转非的“城中村”集体组织成员也纳入保障范围。2009年11月,进入保障范围的6600名60周岁以上被征地农民开始领取基础养老金。 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当地时间2014年2月23日晚,为期17天的第22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索契闭幕。索契冬奥会是中国参加的第10次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有66名运动员参加了4个大项、49个小项的比赛。我国此次参赛共获得3金4银2铜,排名奖牌榜第12位,稳固了在冬奥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张虹获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冬奥会基础大项金牌“零的突破”,圆了中国几代冰雪人的梦想。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肖天表示,这是“异常宝贵、极具价值的一枚金牌”。 尽管中国队的整体成绩不错,但冰上项目不硬、雪上项目不强的局面仍未改变。作为冬奥会最受欢迎的第一大运动——冰球,中国男女冰球队已经沦落到没有资格参加的地步。而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女队还曾夺得过第四名。糟糕成绩的背后,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内的男子冰球队,七拼八凑就只有4支球队,加起来也就100人。而女子冰球队的状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国家队就是哈尔滨队,姑娘们曾自嘲:“我们比熊猫还珍贵。” 面对这些基础大项的困局,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指出,外国现在涌现出一批好手,中国队却出现“青黄不接”的境况,新人难以形成集团优势,这是真实的现状。 2.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的当属800米和1000米跑,对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 很多学生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在不少高校的网站贴吧里,寻求“代跑者”的学生毫不隐讳地公布自己参加长跑测试的日期、对“代跑者”有怎样的成绩要求以及可以支付的报酬金额,并留下手机号和QQ号等联系方式;也有提供“代跑”服务的学生打出招揽客户的广告。原本旨在督促大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长跑测试,在部分学生眼里,竞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花上50元或100元,就能找到一个‘代跑者’。”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小杨告诉记者,“寻找‘代跑者’并不困难,大多数情况下,在网上发帖后两天内就能搞定。” “我们也知道,长跑测试是为了督促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但大多数学生害怕长跑也是事实。”小杨希望学校能了解学生的难处,“每次长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儿来。还有的学生,身体素质确实很差,无论怎样锻炼都很难在长跑测试中及格,而体测不及格的话,又会影响评优、评奖甚至是毕业。这些学生似乎除了找人‘代跑’企图蒙混过关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说,她最关注中国学生体能体质问题,然而调研的情况让她十分担忧,“有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全面下滑。现在近视眼、肥胖孩子的数量每年还在不断递增。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体质检查中,只有一成学生合格”。 武汉市硚口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齐小田接诊时发现,一岁多的宝宝爬行不会双腿90度的跪立交替前进,居然一条腿爬,一条腿在后面拖,甚至是匍匐前进。家长居然回答小孩运动量大,流汗多易引起感冒。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绍伟认为,学生身体素质指标下降,不仅和学生没有重视体育锻炼有关,也与家长过分爱护有关。“现在只要学生在学校出了事,家长就会无限制地闹,有些学校单杠双杠都不敢教了,甚至干脆就把这些设备拆了。这些都和家长的观念有关系”。 青岛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齐光辉则表示,近年来的“征兵难”其实是体质下降的明显反映,每年征兵时,因体质不合格的淘汰率在逐年增加,医院的近视手术则异常火爆。 3.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参加了一场冰球友谊赛。他一人攻入六球,贡献五次助攻,以21比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在索契冬奥会冰球馆举行,对阵双方都是40岁以上的冰球爱好者和退役运动员。与普京同队的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和莫斯科州长等高官。 普京赛后表示,他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投身体育运动,推动国家群众体育发展。“看看这些40多岁的人,他们都在业余时间从事体育运动。”普京说。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俄罗斯早在几年前就倡导中小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配合这一教育方式,俄罗斯的学校将中小学校体育课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两小时增加到每天1个小时,而且周六和周日学校基本不布置家庭作业,以便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俄罗斯体育课程可以称得上包罗万象,其中包括身体发展、运动技能、卫生、饮食、休息、意志与道德品质的发展、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的身体调节和自我调节方法等多项内容。学校相应实行了5种体育教学大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法国教育部的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高中生考大学,体育是其中的一门主科,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升入大学。在高考的200分总分中,体育成绩以20分计入总分,占了10%。法国中学生的体育成绩以高中最后一个学年的平时成绩为主要依据,包括体育课的成绩、竞赛的成绩和上体育课的出勤率等。学校特别强调以认真的态度上好体育课,因此,那些即使在运动竞赛中冒尖但平时锻炼不积极的学生,体育课的成绩也有可能不及格。 日本的学生往往将体育运动当成一项最基本的必修课,就像中国学生对待“语数外”的态度一样。日本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很注重介绍自己的“趣味”(爱好)。日本公司在招募新人时对学生的“趣味”也非常重视。例如,如果一名应聘者在棒球或橄榄球项目上取得过很好的成绩,往往会被招聘者认为“干劲足”“年富力强”,在资历上有很大的加分。 在韩国,学生体育课球类活动较多,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另外,韩国开展的体育项目也很全面,跳“山羊”、单双杠都为运动项目,特别是跑步与俯卧撑,这两项是所有学生经常训练的内容。从小学到大学,每年的体育课都会有一部分时间找专门的教师教学生跆拳道,中学体育课程则会教学生射箭。几乎所有的韩国家长都认为,在运动中孩子们磕碰、受点伤是难免的。只要学校尽到了防范的责任,家长就不会找学校的麻烦,而且学生都有保险,受伤后钱都由保险公司来出,学校的压力不会很大。 4.欧美、日韩的学校体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体育中获益匪浅,学校同时成为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土壤。而我国的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严重脱节,各项目的高水平竞技人才很少来自学校。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教育部学生体协副秘书长薛彦青认为,观念和体制的差异是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 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很多,薛彦青说:“首要的是应试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学生的课外时间被挤占,体育课最容易被其他科目挤占时间。”不少大学老师在公共体育课教学上最大的困扰是大学生不会运动也不想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升入大学前的中学生活中缺乏体育锻炼的机会,没有形成锻炼的习惯。其次是学校的体育设施不足,很多中小学校连标准操场都没有,缺乏必要的体育设施会让学生的体育锻炼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大学体育设施严重不足且很多并没有完全开放,就连体育场馆设施丰富的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和室内设施公休日都不对学生开放。 “受限于经费,学校最先砍的就是体育教师的编制,导致体育教师的比例远远达不到比例。很多学校培训语文、数学老师来兼职,由他们带学生上体育课。还有就是因为怕学生受伤,很多学校把单双杠、鞍马这样的‘危险设施’都拆掉。一旦学生受伤,国外是由先期购买的保险来承担责任,而在国内,学校需要负无限责任,这样的责任没人敢担负。”薛彦青继续说,“另外,随着业余生活的丰富,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很吸引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拿着电脑、远离运动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二中校长孙先亮看来,青少年体质健康连年下降,从表面上看是学生缺少锻炼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教育没有真正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型、学生深陷繁重的课业负担等引起的。孙先亮说,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正常的睡眠时间不能得到保证,自由活动的时间和兴趣发展的时间就不可能得到保障,长此以往,伤害的不仅是学生的体质健康,还有学生的心理健康。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潘永兴则指出,虽然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但青少年的体质下降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这表明,一些政策和措施未得到很好落实。他建议应在尽快完善学校体育立法、听取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着重修改和完善体育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内容,设立学校体育执法监督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也表示,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举办赛事带动老百姓对体育的热爱,让青少年对每一个体育项目都有一定的认识。 现如今,雾霾已然成为青少年体质健康道路上的“拦路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指出“如何使体育课更好地应对雾霾天气”,“能否在雾霾天气下将体育课‘搬’到室内”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且非常重要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尽可能保证学生们从小学到大学每天都有健身的时间,这点很关键。 5.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高强度加班后,年仅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 超时加班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性。东莞市德创实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文涛说,很多公司都面临订单压力和用工紧缺的问题,超时加班不是一家公司的“特色”。长安镇3000余家内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员工每月加班超过四五十个小时的企业并不鲜见。 一些法律和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加班文化”盛行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损害了其身心健康,并对劳动者家庭和谐造成破坏,社会应对“加班文化”说不,劳动部门应对违法企业依法严惩。 根据2013年一项国际知名机构调查结果,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中国内地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 “这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过劳死即过度劳累导致的死亡,而过度劳累往往是指连续不断地工作,长时间不动,持续熬夜。”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教授看来,久坐加熬夜正是危害上班族健康的最大杀手。 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系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发起“上班族远离亚健康”的微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北京地坛医院官方微博刊出:“一要心理健康,给自己一个快乐心态;二要创造计划锻炼身体。大家总说没时间,可有些时间是偷的。比如,上班开车改公交,乘电梯改步行,饭后做家务等,都是锻炼身心远离亚健康的方式。” 微博网友谈道:“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但健康却远不止16个字这么简单。快走、跳健身操、拖地都是很好的活动方式。设个健身钟,开工后抽空在走廊里走一走,午餐八分饱后到附近转一圈,给大脑放松一下,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6.2013年8月5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了“2013年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年龄段的国民总体身体机能、素质水平与以往调查基本持平,不过,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体重、腰围、臀围等形态指标平均数也均有所增长。 国家体育总局于2013年5月中旬在北京、山东、广东等10省(区、市),对城乡居民的体育健身及体质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涵盖日常体育健身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28个指标,获取的有效样本43629例。 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数据比较,国民总体体重平均增长了1.12千克,其中,20—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体重增长达1.92千克,其他年龄段人群无明显变化。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腰围、臀围都有所增加,增加范围分别为0.22—3.30厘米和0.34—3.06厘米,城镇青年男性与中青年女性增加尤为明显。体重超重、肥胖的人数比例也分别达到34.4%和12.7%,比2010年的调查有所增加。 本次调查显示,无论是“经常锻炼”“偶尔锻炼”还是“不锻炼”的人群,都认为“工作忙、家务忙无时间”是影响其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 调查还显示,群众对于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需求依然较大。有6.7%的人提出“缺乏场地设施”是影响其健身活动的障碍,该部分人群会选择在公共体育场所进行体育健身活动,同时,不少人表示,目前参加的体育健身项目与自己想参加的体育项目不一致,他们想参加的项目表现出对场地设施要求高、运动技术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田野表示,这就要求我们在场地设施建设中,在满足群众一般性健身需求的基础上,要向着体现专业的体育竞技的方向发展。 7.早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题词,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全民健身工作。邓小平同志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体育是关系到13亿人民的大事,一定要抓好。”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95年,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对到2010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对策措施等作了全面统筹安排。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09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全民健身条例》,对与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安全规范等作出规定,并将每年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 2013年8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沈阳会见了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8.“30分钟体育生活圈”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依然是一项新兴的健身概念,从时间特性上来说,它指的是市民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日常体育生活时间;而按照空间特性来说则指的是让市民们出门只需要30分钟就能抵达运动场所。推行“30分钟体育生活圈”的概念,无疑是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们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活动。据悉,自从2013年3月上海市体育局在7个区进行试点工作之后,为了优化完善这一全新的健身概念,全市共建成了72条百姓健身步道、27个百姓健身房、5个区级体质监测中心,以及9个百姓游泳池,超额完成了市政府实施项目目标任务。 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中体经纪管理公司、华南师范大学协办,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2014嘉康利全民健身万里行”首站活动,于2014年4月19日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拉开帷幕。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雷声、雅典奥运会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罗微出席活动,并与3000余名广州市民一同兴致勃勃地完成了4公里长跑,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雷声说:“不管是竞技体育还是全民健身,强身健体才是体育能给百姓带来的最大恩惠。”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l.2011年6月份,低保户张杰一家成为天津秋怡家园公租房项目首批领取钥匙的家庭,住进了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张杰很感激保障房政策,他说:“党和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使我们一家得到了安居。” 近年来,天津市采取措施将尽可能多的中低收入家庭纳入政府住房保障网,张杰一家就是受益者之一。“十一五”期间,天津向41万户、约123万中低收人居民提供了住房保障。预计到“十二五”末,将累计为83万户家庭提供住房保障。 按照住房保障规划,“十二五”期间,天津新建保障性住房力度加大。但是,在住房保障实施过程中,资金问题成为重要的瓶颈之一。为此,天津通过政策引导和适当的公共财政投入,形成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多方参与的投融资格局,加快住房保障制度建设。 不久前,天津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协议,按照协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信托产品的形式,为天津提供30亿元贷款,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 2009年3月,天津市组建了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申请银行贷款方式,专项用于危陋房屋拆迁安置房和保障房建设。除了银行贷款,天津还开展了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公共租赁房建设试点。天津中德住房储蓄银行以服务保障房建设和消费为重点,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已发放保障性住房贷款52.45亿元,占其全部信贷资产的62.66%。这只是天津多元化吸引金融机构、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一个投影。国开行天津市分行近年结合天津实际,积极支持以解决城市夹心层住房问题的公租房等一系列保障性安居工程。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行长郭林说,国开行近年来始终高度重视这项民生工程,在贷款规模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今年单列资金计划支持各地保障房建设。 按照住房保障规划,“十二五”期间,天津将建设675万平方米、共15万套公租房并投入市场。2011年,天津计划建设公租房480万平方米、10万套。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许南说,天津国土房管局和天津市财政局、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一起,制定了公租房建设投融资方案,力图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方式解决公租房建设的资金难题。 2.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2010年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公布了目标任务。具体是:要通过棚户区改造和新建、改扩建(购置)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其开工建设的套(户)数比2009年增加三分之一,以加快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另外,安排建设的限价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安置住房规模将比2009年增加一倍,以逐步解决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城镇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姜伟新说,在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加快保障房建设进度的同时,可以扩大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范围,由低收人家庭向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逐步扩大。 2009年12月份召开的杭州市区、县(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今年杭州全市(包括13个城区及所辖县市)的土地出让金有望达到创纪录的1200亿元。而这些钱将首先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拆迁安置房等。 将卖地资金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无疑可以增加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可望解决部分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同时,杭州此举也有望缓解房地产业商品房供应紧张、房价畸高等系列问题。 杭州市欲将土地出让金首先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做法,虽然有亡羊补牢之嫌,但我们还是不妨给一点掌声。假如今后杭州市能够将所有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那么,住房紧张问题无疑可以得到缓解,畸高的房价也有望回落。而假如全国城市都这样做,我们的住房问题还会这么紧张吗?低收入群体还会为住房问题发愁吗?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么多的保障性住房冲击,商品房市场还会那么炙手可热吗?房价还会居高不下吗? 3.2010年前后,河南省房地产商会领导调研限价房,称当前房地产结构不合理,对夹心层不利,政府应多建限价房。郑州房地产市场,求略大于供。温度骤降,民间限价房的销售却不冷反热,成为中原楼市的另类。这种现象,引起了河南省房地产商会的关注。对此,商会常务副会长赵进京实地调研限价房。进了售楼部,先看预售许可证,再看容积率。作为业内人士,赵进京谙熟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对于民间限价房,他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赵进京说,房地产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过冷,影响中国经济,GDP不答应;过热,买不起房,老百姓不满意。根据河南省房地产商会的统计数据,郑州的楼市新开工面积、开发面积低于全省,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求略大于供,房源不足,所以郑州房价还会逐步上涨。 台兴公司董事长王超斌,在推出民间限价房后,曾呼吁其他开发商进行PK,为何其他开发商没有响应?作为河南省房地产商会的领导,赵进京说,台兴公司完全靠自有资金开发房产。这种实力,很多开发商不具备。限价房是台兴公司向社会献的爱心,但不能成为郑州所有开发商的义务。赵进京认为,民间限价房是次试验。在政府限价房没有面世的前提下,河南台兴房产公司自推限价房,提升了开发商的社会形象,为政府今后推出限价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王超斌说,在推出限价房前,台兴公司每天的纳税额在17万元左右,推出限价房后,目前每天纳税额在30万元左右,由此可以说明,普通购房者对限价房的欢迎程度。限价房,解决社会夹心层住房困难。有网民质疑,政府曾推出限价房的计划,为何还不实施?作为郑州房管局的专家小组成员,赵进京说,主要是拿不到地,因为现在土地出让实行招、拍、挂制度,价高者得。 对于开发限价房,开发商倒是很有兴趣。2009年12月底,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曾召开座谈会,永威置业有关负责人提出,政府应推出限价房。比如,690万元一亩的地,政府应限制这块地上盖的商品住宅只能卖5000元/平方米。郑东新区土地规划局有关负责人建议,政府应该出台限价房细则,解决不符合廉租房、经适房条件,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人群的住房问题,这样才能解决好各个群体的住房问题。赵进京说,1998年中国推行住宅商品化以来,一直没解决好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他认为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在于结构不合理。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建立政府保障、半市场化、市场化3个住房体系。目前来看,市场化的商品房建设红红火火,保障性住房也在加大力度推进,但半市场化的限价房进展缓慢。 4.我们离均衡教育还有多远?2008年,河南省小学、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达到99.91%、99.17%。在总体上解决了“有书读”的问题后,“读好书”已经上升为人民群众的主要教育诉求和教育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学校间、城乡间和地区问教育资源分布差异过大,“择校风”、“薄弱校”成为困扰很多地方教育发展的难题。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交流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现在,均衡发展已成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要结合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要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关心,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教育公平的问题,更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的未来。“择校热”缘起教育不均。郑州市中原区的王洁(化名)在女儿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为女儿上初中的事犯愁了。“我们家附近有两所中学,它们不论是名气还是教学质量都有明显的差距。”王洁说,“按照划片招生的政策,我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将被分配到那所普通中学。而实际上,那所名校离我们家更近。”为了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王洁一直在打探各种消息。2009年,当她得知购买某楼盘的房子可以保证孩子能上那所离她家更近的名校,王洁就毫不犹豫地贷款20多万元买了一套小户型。她说:“为了孩子有一个好前途,花再多的钱也值。”近几年,不仅纳入名校招生划片区域的房子俏销,名校附近的房子也很容易出租,且租金不菲。郑州市金水区李阿姨住的家属院附近有两所名校,“每年开学前后,我们院就贴满了要求租房的小广告,租房者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孩子上这两所学校而择校的家长。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能租1000元。”李阿姨说。 2009年秋季开学前,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各类小学在招收新生时,原则上每班不超过45人。个别生源充裕的特殊路段学校,经区级教育主管部门书面批准后,方可适当增加,但原则上应控制在60人以下。但据记者了解,郑州市区的一些传统热点小学,一年级新生七八十人的大班依然普遍存在。 不仅城市的家长在择校,在农村择校也很普遍。灵宝市豫灵镇二中初二学生孟原,2009年春节前一直在灵宝市区上小学、中学,一年的花费要四五千元。“还不是因为城里学校好。”孟原的母亲说,“现在二中建成了,在软、硬件方面并不比城里学校差,我和她爸商量后,就让她转回来了。这不仅少花些钱,孩子在身边也放心。” 2009年年底,腾讯网开展了一项“关注义务教育均衡”的问卷调查,在回答“从您所了解的中小学学校情况看,您认为我国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均衡程度如何”时,有91.57%的网友认为“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很不均衡”。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假如您的孩子现在需要就读小学一年级,根据您的经济情况和认识,您将如何选择”时,有35.81%的网友选择“掏钱择校”,34.69%的选择“先就近入学,等机会成熟了还是要择校”,两者的比例高达70.5%。只有28.05%的被调查者选择“按规定就近入学”。而有超过一半(50.46%)被调查者的身份竟是中小学教师。 5.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31个省(市、区)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多达98.5%的公众表示身边存在择校现象。师资单向流动加大城乡差距,不仅家长在为孩子择校,教师也是择校大军中的一员。 据某县一乡镇中心校校长介绍,他们镇的一中相比其他几所中学在软、硬件方面都要好得多,但就是这所有60多名教师的学校,仅2005年一年,就有10名教师调往了城里,致使该校当年一些课都开不起来。而这些调走的教师,都是在各种比赛中获奖的。后来,他们不敢让教师参加比赛了,害怕那些获奖的教师被城里的学校“挖”走。 灵宝市教体局局长马稳庚说:“择校,家长和教师都没有错,因为谁不想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谁不想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成长环境?”灵宝市和沁阳市都是河南省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市)。但马稳庚和沁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史曙光都坦承:“虽然我们这几年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环境等长期形成的原因,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差距。” 马稳庚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市城乡学校在硬件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距,甚至一些乡下学校比城区的还要好。但在软件方面,特别是师资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不少农村初中,物理、化学和生物这3门学科,很少有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任教。在某县一所比较大的乡镇中学,记者了解到,该校的8位物理教师,只有1人是科班出身,其他都是转岗的。 2009年12月,灵宝市四中校长何赞朝在郑州几所学校考察学习了半个月。“我们不仅在师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上和他们有差距,在办学条件和资源等方面差距更大。”他说。 城乡学校在师资力量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通过一组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的数字可见一斑。 目前,河南省80多万中小学教师中,农村小学中具有专科学历的占60.44%,比城市低29个百分点;初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30%,比城市低36个百分点;农村中小学教师50岁以上的占35.7%。 教育不均衡,原因多多。是什么原因导致义务教育在城乡、校际和地区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三门峡市教育局局长王平灿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出现的不均衡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其中,既有历史、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和地域环境等原因,也有政策等人为的现实因素在里面。 “长期以来,城乡、地区之间就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义务教育是以县为单位管理,所以,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就有能力对当地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而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连教师工资的发放都有困难,哪还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王平灿说,“衡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有一个恩格尔系数,一个人的收入在仅仅满足他穿衣吃饭的时候,他就没有能力在文化娱乐等提升生活质量方面考虑更多。” “关键还是政府缺钱。在政府还没有更多的财力往所有学校投入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就会向一小部分学校倾斜。不仅仅是资金上的,还有政策上的,比如招生政策等。相比其他学校,这些学校慢慢就成为当地所谓的‘名校’。而其他学校,就会越来越薄弱。”三门峡市教育局副局长金锐说,“有能力的家长就会为孩子择校,素质高的教师也会向名校集中,造成教育的不均衡。这在各个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马稳庚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平均公用经费,只能保学校的运转,保不了发展。学校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要想办法筹措资金。而名校在资金筹措上比其他学校更容易一些,发展自然会越来越好。” 金锐认为,地域差别使大城市成为人才的高地,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地域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还有更多隐性的差距,比如住房、医疗保障、下一代接受教育的问题、自己专业的发展、生活环境等。而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工资并没有向农村一线教师倾斜。即使一些地方的学校差距在缩小,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城里的学校就比乡下的学校好、名校比迎头赶上的学校好。对此,焦作市龙源湖学校校长毋艳霞认为,这主要是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在作祟,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的。 金锐说:“从2000年我们就开始做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工作,但现在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6.我国已开始“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当前,突出矛盾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受到阻碍,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只是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对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未来5~10年,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的城市化率会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为城市发展创造广阔空间。第一,以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3.58:1扩大到2007年的5.91:1。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城乡分割的格局,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第二,以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为例,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直接促进城市化进程。第三,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例,当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2亿,尽快改变农民工“半城市化”的体制与政策安排,能够加快农民向城市流动,明显地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 7.广东某新闻学院应届毕业生小曹很幸运地通过了理想单位的最后一面,但是应聘单位要求他先到单位实习到今年6月,直到他拿到毕业证,表现优秀才与他签约,在此之前不会与其签定任何意向书。同时,他获悉和他一起收到此通知的还有同班的几位同学,他们均被告知实习期间没有任何补贴,而空缺岗位却只有一个。小曹很犹豫,一方面现在就业越来越难,难得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没有签订任何意向书让他很担忧。这意味着,如果他参加该单位的实习,等同于放弃之后的一些就业机会,而自己在实习期满后能否顺利和该单位签约还是个未知数。他甚至怀疑,该单位的这种“招聘”是不是为了获得免费的劳动力。 事实上,在应届毕业生就业中,像小曹这样的问题很普遍。与小曹同宿舍的小杨已经去了一家单位实习,而且实习名额和招聘名额的比例高达4:1。在他看来,就业困难的情况下,实习就是个机会,如果不去实习连机会都没有。 但是,他对自己最后能否留下来没有丝毫的把握,“同去实习的都是经过几轮面试选拔出来的人。4:1的招聘比例意味着将会有3/4的人在3个月实习期结束后没有任何结果,可能一毕业就失业了。”只因就业供求不平等。“这种现象是近几年来应届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普遍遭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赵烨认为,由于大学生初次就业常常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而且对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生,用人单位很难通过几轮面试就看到应聘者的真实水平,于是现在用人单位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实习来进一步考察应聘者的真正水平,同时给双方的就业意向一个缓冲确定的机会。不过,这个因素只是企业从自身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结果。赵烨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就业市场上供需的不平衡,导致企业“敢于”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就业中,大学生是个弱势群体。人才市场供大于需,使得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处于弱势,这对大学生求职很不利。”中国人才热线广东分公司曾斌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这种不对等的条件下,哪怕用人单位提出一些 苛刻的要求,也会有大量的大学生选择“委曲求全”。 8.中国人的民生分布极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差距都很大。在中国农村的有些地区,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有的外国友人说,到了中国东部像到了欧洲,到西部就好像到了非洲。 城乡,尤其是农村,小病不医、大病医不起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些城市,百分之零点零几的人耗费的医药费占据了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城镇,房价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涨的幅度。举个例子,一个博士工作后要买房,是几年还是十几年?那么他什么时候结婚?中国有一百多万城镇居民缺房,35万户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米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贪官查处几十套房子,中国的富豪榜排在前面的永远都是房地产开发商。 9.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走低、企业投资下降、消费意愿减弱、就业形势严峻……2009年初的经济形势令人担忧。“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世界上民生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基尼系数在0.15到0.18之间,而我国早在2005年,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467,贫富差距很严重。回避差距导致差距严重,回避弱势群体,结果弱势群体越来越严重。几百万富人的狗的消费水平比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还高。显而易见,收入差距大,财富差距更大。仅从金融资产来看,城镇20%的人口资产,占据了总资产的66.8%,20%的贫困人口只占资产的1.3%。金融危机之下,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可贵。信心来自何处?2007年,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刚达到3%;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4.7%,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失业保障几项的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国之兴以厚民生为本,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信心。保增长与保民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没有民生的改善,保增长就失去了意义。在发展过程中加强民生建设,不仅能直接起到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的效应,还能够提供基础和动力,进一步启动民间资本投资和消费,使民生建设成为保增长、促发展的有力引擎。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的出台具有重要意义,关注到了过去被人忽视的环境死角。”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分析,我们过去的环境治理规划和政策重城市、重工业,而对农村和农业关注很少,因此欠账很多。 根据《意见》,国务院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到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住房、饮水和出行等基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干净、整洁、便捷,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美丽宜居村庄。 为此,国务院要求加快编制和完善县域村镇体系规划,要求规划对农村人居环境要确定整治重点,基本生活条件尚未完善的村庄要以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基本生活条件比较完善的村庄要以环境整治为重点,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意见》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的重点任务中,强调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因地制宜推行城乡区域供水,完成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任务。 在2014年5月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上,水利部部长陈雷公开表示,今明两年规划内尚有1.1亿农村居民和1535万农村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剩余人口大多位于自然条件差、人口居住分散、工程建设成本高的地区,建设难度远超以往,多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农村环境方面,《意见》要求重点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水。交通便利且转运距离较近的村庄,生活垃圾可按照“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方式处理;其他村庄的生活垃圾可通过适当方式就近处理;离城镇较远且人口较多的村庄,可建设村级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人口较少的村庄可建设户用污水处理设施。 “我国的农民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弱,所以目前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的费用,不应由农民来承担,应主要由财政来承担。”骆建华分析,东西部可以采取差异化政策,比如东部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根据“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可适当考虑收取少量的垃圾收集转运和污水处理费。 环保部的一位官员称,过去中央财政对农村环境整治的投入仅有120亿,再加上地方的配套,其投入规模也十分有限,与现实需求来说是杯水车薪,建议未来各级财政应加大投入力度。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创新投入方式,建立政府主导、村民参与、社会支持的投入机制,推动政府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村庄规划建设、垃圾收运处理、污水处理、河道管护等公共服务。 2.近年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使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科技得到广泛应用,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布局日益明显,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农业在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的同时,也存在着发展模式粗放、结构不尽合理、资源消耗大、浪费严重、污染加剧等突出问题。农村的脏、乱、差不但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影响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部分地区乡村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问题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亟待破解。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篇《桃花源记》,将乡村美景勾勒得令人神往。然而,当到了现实中的桃花源地——湖南省常德市的乡村时却发现,美丽的乡村,正遭遇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的尴尬困境。 在汉寿县蒋家咀镇马家塅社区朱家塘组,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说,夏天时这里恶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在澧县涔南乡东田村,有与朱家塘组类似的露天垃圾填埋场,只是占地规模和垃圾量更大。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环境准入条件提高和环境管理加强,农村渐渐成为城市的垃圾场。例如,在汉寿县县城,由于目前仍没有垃圾处理场,乡镇垃圾收集房等环卫设施也不齐备,生活垃圾、工业建筑垃圾、医疗废弃物被转送乡下,造成二次污染。“他们凭啥把垃圾堆在我们家门口?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当地村民愤怒地说。 作为江南水乡,发展珍珠养殖成为当地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素有“中国珍珠之乡”的汉寿县,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珍珠养殖户受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等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他们无水可饮。据了解,常德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废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除了珍珠养殖,其他牲畜养殖也对当地水源构成威胁。在澧县甘溪滩镇沿岸有20多家存栏规模3000~5000头的生猪养殖场,这些猪场业主把生猪粪便直接排入甘溪,一到夏天,蚊蝇乱飞,臭气刺鼻。2011年5月份,该镇自来水源被生猪粪便污染,当地居民被迫连续两个月自购纯净水生活。 在汉寿县蒋家咀镇,沅江边上的湖南长江汉寿化肥有限公司的乌黑废水,在江边的沉淀池略做沉淀处理后,直接排入沅江,在江边留下一道刺目的“黑线”。该县紫阳、广源、德乐、长江化工、鑫源、逐鹿等6家大企业虽然添置了排污设施,但排污设备很少按环保要求正常运行,均不同程度地排放着“三废”,对大气、水体、土壤造成持久性危害。有个别企业甚至采取夜晚偷排的方式,躲避环保部门的检查管理。 3.一位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网友对农村环境的变迁感到伤心和担忧。他回忆,十多年前河道、公路、村间小巷即使有垃圾也大都是原始垃圾,对自然和人没有多大危害,空气依然清新,而今虽然村间小巷都修成水泥路了,公路也由原来的灰尘碎石山路变成了柏油大道,但工业垃圾遍地都是,随处可见,由此造成的臭已经不是原始的臭了,对自然和人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污染最严重的是河道,果皮纸屑、小吃包装袋、一次性塑料袋、家用生活残渣、废弃电池、各种瓶罐、各种包装纸和塑料壳等污染物不胜枚举。十多年前,我们成群结队地在家乡的河里洗澡、嬉戏,乡亲们洗脸、洗脚、洗菜、洗衣服也都不觉得脏,即使冬天河水依然充沛。而今连衣服都不敢拿到河里洗了,更不用说洗澡。现在都用自来水和井水,也因此造成了缺水现象,特别是冬天,当自来水断了,全村就那么一两口井,天天见底,供不应求,动作快的人才能打到水,有的甚至半夜三更起来打水。十多年前,河水清澈见底,大鱼、小虾、螃蟹也比较常见,还常去捕捉,现在小虾也难见一个,一层又一层的淤泥残渣,常见的是漂浮的红黄蓝绿的垃圾。河床原来也比较低,但由于乱倒垃圾和土石,现在河床高了很多,一次大雨,水就冲过了公路,虽然新修的公路比原来高了许多,但因为河床高且堵塞造成了排水困难。 4.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农业部启动了农村清洁工程建设试点工作。以自然村为单元,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建设田园清洁设施、家园清洁设施等,对农作物秸秆、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等生产生活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配套推广节肥、节药、节水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建立农村物业服务站,构建农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长效运行机制。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已建成1100多个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各地涌现了一批农村清洁工程成熟的技术模式。从示范效果看,农村清洁工程投资少、见效快,技术简单适用,得到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普遍欢迎。 2013年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等就“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稳定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陈晓华说,新农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村容整洁。现在这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下大力气来整顿。陈晓华在回答关于农村环境卫生和环境污染的提问时表示,农村环境污染由多种因素引起,现在正在研究和安排相关的试点,希望通过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来解决好这一问题。 农村清洁工程是按照“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理念,以实施清洁田园、清洁家园、清洁水源为主线,以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为重点,推广畜禽粪便、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秸秆等生产生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一项系统工程。 农村清洁工程符合当前农村内部的实际需求,是解决农民最现实、最直接、最迫切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改善当前农村环境脏、乱、差面貌,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手段,是推进农村节能减排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它在巩固农村沼气、农村饮水安全等惠农政策基础上,进一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形势,从统筹城乡发展高度,丰富与拓展惠农政策的内容和空间,是一项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农村清洁工程既不同于单纯的农村卫生工程,也不同于单一的环境整治措施,它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5.走进仙洪新农村试验区监利县,只见新房,鳞次栉比、垃圾桶箱整齐划一;下水管道遁地潜行、农家院落特色凸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美的新景观。近年来,该县充分把握国家“以奖促治”农村环保政策的机遇,大力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程,全力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如果监利近2000年的历史是一部皇皇巨著,那今日村庄的巨变便是其中最精美的华章。 “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引水灌溉,90年代水质变坏,20世纪鱼虾绝代。”这段监利民间流传的顺口溜生动地反映出农村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的现状。地处荆楚南隅、长江之滨的监利县,属传统农业大县。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和流域上游污染等原因。农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叠加,生态环境一度呈现逐年恶化趋势。农村整治污染、改善和修复生态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为省农村区域环境整治试点县,监利县启动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探索性地开展“农村污水收集治理、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环保宣传教育”五大工程建设。为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领导,该县成立了由县长为组长,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坚持不定期进行实地检查,听取汇报,专题研究部署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各示范区乡镇书记、镇长负总责,亲自抓,具体抓,并设立项目建设指挥部,乡镇干部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负责抓好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协调等工作。认真研究制定了《监利县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等规章制度,明确目标、规范流程、强化责任,建立了责权明晰的项目运行管理机制。 监利县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投入量大、分布点多、面积广。县政府坚持项目实施程序公开透明、阳光操作,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安全,政府采购办等部门充分行使监督职能,推行公众参与机制,在项目招标、评审等重要环节,全程参与,公开监督,确保依法开展工程招投标。 连片整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全民参与,该县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动员,采取培训会议的形式,请镇、村干部学习生态环保知识,了解生态创建政策;一方面建设宣传工程,在示范乡镇人口密集区和道路沿线建立了大量的宣传栏和宣传标志。同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和《监利环保信息》宣传报道连片整治工作的意义、动态和进展。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三下乡”、“结对帮扶”等主题,开展环保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活动,积极传播环保知识,引导公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保洁习惯,鼓励农民主动投入、改水改厕、投工投劳开展村庄环境整治。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展示宣传板报,大力推广普及测土配方施肥、综合防治病虫害、“稻鱼共生”、“稻鸭共生”、“猪沼鱼”、“猪沼蔬”、“猪沼果”等多种生态农业技术和种养模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减少农村面源污染。 全省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现场会议召开后,该县对比先进县市,主动找差距、增措施,全力加大项目建设的检查督办。县委书记董新发在全县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督办推进会上再动员,再要求,县“四大家”领导分片包项目,县委、县政府两个督办室分南、北两个片区,全面加大了督促检查力度。 为巩固项目实施成果,确保连片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该县一手抓项目建设,一手抓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在落实运行经费、人员配置、技术培训、管理体制、监督考核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在垃圾收集转运方面,创建农村卫生保洁机制,组建新型农村垃圾收集、转运管理队伍,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对于离县城比较远的乡镇,由县、乡两级财政共同筹资建设规范安全的垃圾卫生填埋场所。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引进工程设施专业维护人员,开展安全和运行维护,同时制定农村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和征缴机制,对基础较好的乡镇先期开征处理费用,并采取县乡财政共同补贴,发动社会筹集等方式,先期保障项目运转,逐步推行市场化管理。 在大规模、大力度进行村庄环境整治的同时,该县在农村污染防治和环境执法监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控制城镇污染向农村蔓延。县政府投入资金9109.8万元,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11座,处理规模累计达到24100吨/日。拆除违法养殖网箱,保障饮用水源环境安全。县环保局完成了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源调查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制定饮用水源保护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排查行动和监测。坚持开展环保专项行动,淘汰关停落后污染企业。县政府依法采取断电、断水、查封、强制拆除等手段,先后关停环境安全隐患突出企业十余家,责令20多家乡镇企业建设了污染处理设施,有效地控制了工业污染危害。 积极开展绿色创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在福娃集团等主要粮食加工企业的带动下,全县已建成有机稻种植示范基地5万亩,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20万亩,无公害优质稻生产基地100万亩。全县优质水产品养殖面积不断扩大,达到48.5万亩。全县域森林覆盖率超过20%,人均绿地面积达到7平方米以上。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乡镇城乡条件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示范项目投入创造的环境效益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不仅为环保工作勇敢向前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为全面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县政府政研室主任谭华山如是说。 6.“村里有卫生保沽员,垃圾也分类汇总到垃圾池,人居环境明显好转,生活质量步步高升。”如今,井冈山市的许多村民齐声夸赞。该市全力抓好175个农村清洁工程点的建设,农村清洁工程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按照“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用洁净能源”的目标,该市着力抓好以“六改四普及”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作。共拆除废旧猪牛栏、厕所2.1万平方米,整理围墙8600米,完成改水1964户,完成改厕1911户,分别完成目标任务数的99.2%、96.6%。硬化村主干道、村内干道、入户道81.91公里,完成目标任务数的100%。新建排水沟15.99公里,种植绿化苗木2万余株,新建、改建文化活动中心45个,新建体育活动场所43个。 该市因地制宜,选择以填埋为主、焚烧为辅的垃圾处理模式,对边远山区或交通不便的村庄,采取“户分类、村收集、焚烧处理”的方式;对城区周边及交通沿线乡村,则采取“户分类、村收集、乡(场)清运、市处理”的方式。大部分村点均制定“门前三包”制度,建立健全了长效保洁机制。开展了农户垃圾分类,新建垃圾池280个,添置了一批垃圾桶、垃圾清运车、回收袋发放到村点。同时,不断延伸垃圾处理网络,对农村集镇采取统一收集、统一清运、统一处理模式,由垃圾清运车定时清运至市垃圾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使乡镇生活垃圾处理逐步实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7.山东省平度市结合新农村建设工作,积极开展省级、国家级生态镇(村)创建活动,从而促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面貌。 以蓼兰镇为示范,按照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将71个村划分为4类,积极探索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村运输处理”的运行机制。在垃圾收集清运方式上,镇驻地采取“各户袋装、定时收集、统一清运”的模式,降低日常管理费用。经济条件好的村庄适量建设垃圾池、设立垃圾箱,采取对外承包等方式收集清运,减轻管理压力,提高保洁质量。 养殖污染一直是困扰农村环境的主要问题。为切实解决养殖污染问题,平度市在青岛市建立起良种繁育场,经过两年多的科学实践,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全生态、“零污染”养猪模式。生态养猪贯穿猪的生长全过程,包括生态产房产床、生态保育床、生态育肥床。生态养殖垫料以锯末、稻壳为基础加上当地产的辣椒把儿、玉米秸秆、花生壳、豆秆、树叶,有效地消化了当地农副产品下角料,同时也解决了生态养殖垫料的短缺问题。 为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平度市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开展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在南村镇建设了日处理能力1万吨的生活污水处理厂,使周边村庄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 为破解环境整治资金瓶颈问题,平度探索建立“政府补助、部门帮助、社会赞助、农民自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对一些公益性强的工程,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筹资筹劳,鼓励和引导农民及社会力量投入,支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通过以上各种有效的措施,平度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得到了持续、有效开展。 8.为贯彻落实中央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银行近期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从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入手,旨在建设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素质美的新农村,是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 《意见》以“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地区为重点,对相关金融支持进行了整体性的创新安排。确立服务重点,明确了人居环境、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农民消费升级等五大重点支持领域,涵盖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基础金融服务,以推进“金穗惠农通”工程为抓手,着力提升渠道覆盖面、服务渗透率,打造新农保、新农合、乡村账户和缴费代理等多元业务的综合经营平台,全面满足农民基础金融服务需求。推进业务创新,开展农地、农房抵押等担保创新,引入信用卡、基金等城市成熟产品,放宽乡村建设项目准入条件,以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推进市场拓展。强化发展保障,优先配置信贷资源,优化经济资本政策,加强风险分担体系建设,推进多元金融机构合作,为全行美丽乡村建设业务提供发展支撑。三、申论要求
今年夏天,Q省邀请若干位全国知名的青年书法家、画家参加了一场采风活动,为这些青年名家的艺术创作提供现实资源,让他们用书画作品倾情反映新时代的Q省交通故事。以下是其中一位青年画家的采风日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中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Q省位于我国西南部,是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交通巨变从“桥”开始。这次采风,我在Q省看到了最精妙的补笔。昨天,已是我们采风的最后一站。我们从省会G市驾车出发,行驶40分钟左右到达玉陵湖大桥。只见一座提篮式样的大桥,横跨美丽的玉陵湖,又似一道斑斓的彩虹嵌入绿水青山中,浑然天成。我们走上大桥的人行步道,发现这里拍照的人不少。G市公路管理局的工程师秦创告诉我们,玉陵湖大桥重建以来已经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在设计之初,考虑到玉陵湖大桥连接Q省多个著名旅游景区,如何使新桥融入这些湖光山色之中,是他们反复考量的内容。最终他们选择了内倾10°的提篮拱桥作为重建方案,这样能够使新建桥梁在景观上优雅灵动,突出桥梁自身的力量美与跨越感,同时也能让桥梁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辉映。“这‘提篮彩虹’的印象,我一定要画出来。”我已经为自己的第一眼印象勾勒了画作最初的形象。“你们现在看到的玉陵湖大桥是在原桥基础上拆除重建的。”秦创向我们介绍,“原玉陵湖大桥已经通车了30余年,8年前被定为四类危桥,不得不对其限载、限速。2019年我们向省公路局请示拆除重建玉陵湖大桥,先后经过了6个方案的对比和论证,最终决定选择现在的方案——在原址上建设新的玉陵湖大桥。建设历时两年,去年正式通车。”“你们看,这座大桥跨越湿地公园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周围分布着特有濒危水生植物,还有2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这种环境下如何拆除旧桥?用传统的爆破法拆桥行不行?”秦创出题考我们。我们纷纷摇头。秦创说:“没错,施工过程中旧桥杆件会坠落到桥下水源保护区,爆破震动还会产生较大的粉尘污染环境。”那可以用什么方法拆除旧桥呢?秦创没有为难我们,很快公布了答案:他们没有按照常规方式先拆后建,而是采取了边建边拆的改建方式,创新性地提出了“旧桥建新拱,新拱拆旧桥”的建设思路。两岸接线工程对景区和水源保护区几乎无干扰;湖中没有设置桥墩,主桥直接跨过玉陵湖;安装新桥拱肋,先“包住”旧桥,再用钢梁将旧桥吊起,外科手术式地完成旧桥拆除工作……这些技术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旧桥拆除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拆桥过程中,没有一块旧桥混凝土掉入湖中。”秦创骄傲地说。提起建桥的过程,秦创更滔滔不绝了,他详细介绍了建桥中的“废料再利用”和“污水收集处理循环系统”这两项环保技术。“废料再利用”是指旧桥混凝土100%循环再利用,旧桥251吨钢材全部被回收。“污水收集处理循环系统”是指施工中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用于施工区域洒水。秦创把枯燥的技术讲得通俗易懂。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心中叹服,原来巧夺天工来自于技术的高超。走了不到300米,我们就来到了桥尾。玉陵湖大桥与两条高速公路无缝连接,呈“8”字形环绕。秦创说:“桥梁和道路的连接处是设计的关键点,对接不好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在设计时与公路施工方反复沟通,最终确定了现在这个‘8’字形的连接方式。现在新桥能连接9个村庄,可谓四通八达。”这座小而美的桥梁,真是处处体现匠心。车行1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最近的大通村。漫步大通村,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山令人赏心悦目;绿树下,一栋栋独具特色的民宿布局合理,相映成趣;农家乐里,一位位游客边赏湖景,边品美食;蔬菜基地里,一棵棵长势良好的蔬菜静待收获;数百亩果园里,成熟的李子、桃子等时令水果挂满枝头。“目前,我们村拥有560亩水果基地、300亩蔬菜基地、300亩花卉基地、80亩藕园,开设有民宿、农家乐等40余家。这是新桥为大通村引来的人气、商气、财气。”大通村委会林主任对新桥赞不绝口。“真是桥通路通民心通。不能仅仅画桥,这焕发出新活力的村庄一定要表现出来。”我心里琢磨着。当晚,我按捺不住思绪,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完成了画作。作画时,我脑海中不断闪现玉陵湖大桥种种精妙绝伦之处,对建设者们的敬佩之意一次次油然而生。整幅画作,我选择了“俯瞰”的视角,最初打算特写的“提篮彩虹”,被我简化为画中的一个点,路为线,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此间快速流动。流动中,一座桥带出了一个活力迸发的经济圈。这幅表现桥的画,被我题名为《巧》。
给定资料
1.在一档少儿节目中,孩子们到小辛村帮返乡创业做电商的小张打包发货,听他讲述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在穿行大凉山间的绿皮火车上替王奶奶卖水果,了解25年票价不变的5634次列车对当地人生活的意义……脚步迈向远方,见闻装满行囊,孩子们在一次次“初体验”中拓宽视野,对“扶贫”的理解也在不知不觉中更具象更深入。
这档节目之所以能收到良好反响,在于以恰当的形式满足了青少年了解国情的需求。节目通过新奇的景色、有趣的活动、质朴的讲述,让孩子们走进广袤乡村,亲身体会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而更好地将个人成长融入时代发展之中。
一段时间以来,原创性匮乏、过度娱乐化的综艺节目陷入疲软状态,而《故事里的中国》《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一档又一档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节目牢牢地“圈住”亿万粉丝,清晰地勾勒出电视综艺节目守正创新、锐意改革之路。
以诗词为主要元素的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播出至第四季,节目用“和诗以歌”的原创模式,在优美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中解读经典背后的文化内涵。正是有了中华诗词宝库作为节目内容的保障,《经典咏流传》才能在一众音乐类节目中独树一帜。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用戏剧演绎出每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让陈列在博物馆的历史文物有了鲜活的温度。《典籍里的中国》则通过跨越时空、古今对话的形式,让观众与古代先贤展开一次思想与精神的直接对话。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国潮文化”逐渐兴起,除了音乐和戏剧,许多节目也在探索将传统文化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形式呈现,将传统文化知识更好地融入电视节目。七夕特别节目《七夕奇妙游》,不仅巧妙演绎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还把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成就融入其中,将古今中国仰望星空的想象与脚踏实地的探索相结合。其艺术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河南代表性地方剧种豫剧,还广泛吸收了各地传统艺术,让节目更具吸引力。
除了大型文化类综艺,年轻人喜爱的主题也被引入综艺,让适合搬上电视节目的小众文化不再囿于固定的圈层,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已经连续举办两季的舞蹈竞技节目《舞蹈风暴》,给舞者提供了专业的竞技舞台,节目中既包含了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流行的街舞文化,同时也让芭蕾舞、中国舞等多个舞种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这些节目不仅在满足年轻受众特定爱好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青年文化,传递出青年人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
在不断升级创新中,文化类综艺始终坚守文化内核,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找到与年轻观众共情的突破口。《国家宝藏》热播时,许多网友将节目中提到的国宝制作为表情包。《如果国宝会说话》海报上的一句“叮,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查收”,成功将沉睡在博物馆中冰冷的国宝唤醒。这种“流行化”的创新表达拉近了受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激发了观众主动接近和理解文化内容的兴趣。
“让草根成为流量,让流量回归草根”是文化类节目创作的另一个制胜法则。综艺《万里走单骑》邀请了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带领“布鞋男团”探访世界遗产,为节目增添了专业性和层次感。《中国诗词大会》则捧红了16岁夺魁才女武亦姝以及战胜北大硕士的37岁外卖小哥。这些草根的加入让文化类节目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2.“这是小豆子写来的信啊,他还活着,我念给您!”在C市中心学校操场上,当校园舞台剧《南京往事》的小演员讲出最后一句台词,台下不少看剧的同学红了眼眶。同一时间,一位特殊的演讲嘉宾走上C市一中的讲台,她便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柴云振的长孙女柴萍。通过讲述柴云振“钢铁战士英勇杀敌”“复员军人深藏功与名”“人民英雄言传身教”3件事,让学生走近平凡英雄,厚植爱国情怀。
开学之际,多项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别开生面、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在C市中小学师生及家长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青春之名赴百年之约。
在C市河湾小学,学生们倾情演绎了名为《传承长征精神,感恩在心中》的校园剧,通过沉浸式体验红军艰难的长征岁月,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新时代内涵。C市立德小学则以唱榜样、画榜样、写榜样、演榜样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生活中各行各业的榜样,号召孩子们以“新时代好少年”为成长准则,传承、践行榜样精神。
C市河湾小学杨校长表示,将党史教育融入校园活动,是坚持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希望通过更多活动,将红色基因更好地传承给祖国的下一代。他鼓励同学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审视人生,认真审视生命的意义、责任与担当,努力成为有家国情怀、有社会担当,能独立思考、能迎难而上的中国精神接棒者。
“听到袁隆平爷爷、钟南山爷爷的故事,很感动,他们为祖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也要用知识改变未来,建设伟大的祖国!”9月1日,C市溪林小学学生小杰和家人共同收看了2021年《开学第一课》专题电视节目。“一个个时代英雄,为孩子树立了最好的榜样!”陪同孩子收看完节目后,家长龚女士表示,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在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光彩,引领孩子们从小树立理想,并把理想的实现作为一生的目标和追求,为之努力奋斗。
“他们是我们心中最闪亮的星。”溪林小学学生元元说,“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深深地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刻苦学习知识,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长大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即将升人初中的李语则对自己有了新要求——“要像当时的共产党人一样心怀坚定理想,不怕困难。努力学习,争取以后为祖国作贡献!”
“信息庞杂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如何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时代赋予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个责任。”溪林小学杜校长表示,《开学第一课》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其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让他们未来可以更好地走向社会,为祖国甚至为全人类作贡献。
有教育专家表示,2021年《开学第一课》回溯历史征程,立足中国实际,展望光明前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引导全国中小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但要让孩子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还需要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加入进来,用更加立体、生动、可感的方式,用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的形式,让孩子学习历史、感悟精神。不仅要上好每一堂“开学第一课”,更要将一粒粒“红色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间。
3.头顶上,泸定桥铁索凌空横跨,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攀爬向前;放眼望去,高耸的雪山寒风凛冽,几名战士正在用力,试图摇醒受冻昏迷的战友;再向前看,泥泞的草地上大雨倾盆,一队红军正艰难前行……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以下简称“党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永久性、综合性的建筑,陈列着历史,自身却是现代科技的结晶,成为首都红色新地标。
为真实还原长征场景,项目团队查阅50余万字的党史文献,与相关专家反复探讨考证,整理出7万多幅历史照片,借鉴了50多部影视作品内容。此外,还到瑞金、遵义等地现场走访调研,参观瓮安县档案史志馆、泸定县博物馆等30多家展馆,搜集到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党史展览馆采用了多种先进的数字科技,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让史料生动鲜活起来,党史展览馆在展览中,充分运用触摸、可视、互动、体验、沉浸等技术,大量展出油画、版画等艺术作品,采用全新的数字化多媒体展示技术,通过“3D+实拍”合成的方式拍摄全景影片,精准呈现每一帧画面。成片既真实再现战争之残酷、自然环境之恶劣、生存条件之艰苦,又展现了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共产党人追求理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浴血奋战的场景逼真再现。
为满足青少年的观展需求,吸引他们多到党史展览馆参观学习,项目团队还运用自主研发的智慧云中控系统,打造逼真的4D观影场景,使观众身临其境地体会长征的艰辛。“4D+6面”全景影院立体直观还原长征场景,让参观者感受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时的战火纷飞,体会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感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气概。
党史展览馆展览内容连续、专题繁多。为保留历史的连续性,设计团队打破了以楼层进行区分隔断的传统,采用符合现代展陈理念的连续展陈流线设计,组织了一条螺旋上升、循环向上的“人性化”观展流线。观众从一层前厅开始,顺时针循环观展,之后沿中轴线上的台阶和扶梯进入上一层。通过渐进式的空间转换,形成层层递进、由下而上的展览动线,参观者在向上层层行进中会产生一种仪式感、崇敬感,同时寓意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走向新高度。
考虑到未来党史展览馆参观活动较多、人流密集,设计团队在六层设置了可供1000人举行大型交流活动的红色大厅。过往,观众需要在展馆外排队等候观展。此次,设计团队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在党史展览馆西侧广场地下设置了一个约9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空间,配有餐饮、影视等服务设施,观展前观众可在那里等候,观展后也能得到休息。
“党史展览馆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时空隧道’,把原本印在书本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通过文物实物、档案材料、图片视频和复原景观生动、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极大地拉近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参观者王先生说。
除了生动逼真的复原景观、沉浸式体验项目,种种年轻人喜欢的互动式、情景式设计,也让展览别有趣味。在展览馆三层的中国铁路展区内,“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几个大字异常醒目。这里展出的车型为复兴号CR400BF型,基本按1:1的比例设计制作,模拟线路为京张高铁,最高模拟驾驶时速350公里。复兴号模拟驾驶舱前,观众们兴奋地排着队,等待着当一回高铁司机,推一回手柄,体验一把“中国速度”。
4.一段时期以来,以未成年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饭圈”粉丝群体在网上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问题层出不穷,因“饭圈”引发的社会事件广受关注。为更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健康“追星”,近日。L市市委宣传部组成调研组对“饭圈”乱象进行了调研。
“粉丝群体越来越年轻了。”研三学生郭芳表示,当下粉丝绝大多数为青少年,他们的心智尚处成长期,对许多事物认识不深,容易受一些不良粉丝文化误导,沉迷追星,浪费了时间、荒废了学业、掏空了荷包,甚至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
F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高教授表示,许多“饭圈”中的青少年粉丝群体,为了明星的话题度、美誉度,花大精力“控评”,甚至与其他粉丝群体互相谩骂、拉踩引战,显示出对不同意见宽容度的缺失。在行为方面,他们唯偶像是从,没有标准、缺失底线,一面绝对美化、抬高“爱豆”,一面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抹黑其他艺人。
一位经济社会领域专家认为,一些自身素质不高的艺人能够一夜走红,归根到底是资本逐利的结果。资本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力量创造出消费文化,通过操控青少年的消费习惯,攫取经济利益。而网站平台对一些非理性追星现象和失德的流量艺人,可以过滤而不过滤,应当把关而不把关,本该遏制而不遏制,反而“乐见其成”。
文化产业专家陈教授表示,资本追逐明星,用明星抓眼球,实现短期收益,这是业态发展的问题,表明行业发展的约束规范机制不够健全。
“我们要深刻地理解青少年粉丝群体的情感、文化和认知,科学认识互联网传播规律,引导他们建立积极健康的‘三观’。”某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表示,同时要限制资本对粉丝消费的诱导、过度投机和绑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粉丝“集资”中可能存在的诈骗等违法行为给予惩治,并向受害粉丝尤其是未成年粉丝提供清晰明确的举报渠道和必要的法律援助,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新闻传播学学者胡先生表示,要从提高青少年群体网络媒介素养的角度,减少青少年被“饭圈”裹挟,沉迷于非理性、不健康的追星行为而不能自拔的风险,防止分辨是非能力还比较弱的青少年被商业力量利用。学校和家长要更早、更多联手,提升、培育“网生代”青少年群体媒介素养。
市教委徐主任表示,“饭圈”的形成在社会背景、技术发展、青少年心理等因素下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未成年人能够从家庭、学校和周边的人里获得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形成健康的人格,有正常的渠道使得自己得到认可,其加入“饭圈”或者对“饭圈文化”认可的程度就会减弱。
某文化企业高管于女士说,学生是粉丝中的核心群体,占比过半。偶像引领作用对于青少年不仅仅起着行为上的引导,更重要的是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上起到的示范作用。娱乐产业亟待建立艺人的道德素养培养考核机制和筛选淘汰机制。行业各方应提高艺人的准入门槛,对于起用、输送失德艺人的公司、平台,则需有处罚措施。我们应该通过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全流程监督,还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一个清朗向上的娱乐环境。
M律师认为,对操控“饭圈”产业链的资本、平台等行为主体进行治理和规范,也十分必要。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站平台也不该是道德洼地。网站平台应该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取消诱导粉丝“打榜”的产品功能,优化榜单规则,通过强化账号管理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粉丝的网络行为,引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
5.互联网时代,拥有“社交红人体质”的个体可以瞬间走红,“网红”现象的物质性基础,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进步。回望20世纪以来以影视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娱乐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等特征,荧幕明星可以成为一个时期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而普通人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像明星那样获得巨大的关注度。“网红”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任何人都能做15分钟的世界名人”,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网络观众展示自己,这在过去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过去,大众消费需求主要体现为生存性、物质化的需求,如今则更多扩散到文化、娱乐、教育、健康等一系列精神性领域。对应到文化娱乐领域,普通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网红”,大众集体消费“网红”,正是新一波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体现。而“网红”们通过自身在社交媒体上的口碑、创造力和影响力吸引大量粉丝和流量,其中的商业价值不可低估,对社会消费需求和文艺生态的颠覆性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网红”一词的兴起似乎是近些年的事情。《咬文嚼字》2015年年度十大流行语排名中,“网红”入榜。次年,“网红”的社会关注度、产业化程度集中爆发。而实际上,“网红”发展沿革几乎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同步。
20世纪90年代末,一批网络作家及各大贴吧、论坛的知名吧主、版主可以称作中国第一代“网红”。在网速较慢,智能手机、轻便摄录设备还未普及的年代,“网红”们主要依靠文字聚拢大批粉丝。2004年前后,第二代“网红”崭露头角,他们在互联网上通过图像、照片等更加直观的形式展示自我、分享生活、表达态度,积极与网友互动。这一代“网红”恰逢中国互联网由“搜索”阶段向社交化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与初代“网红”相比,他们更接近普通人,也更多地依靠独特个性赢得大众关注。2015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享受高速网络,轻松便捷分享高清影像,视频网站、直播平台也日益蓬勃。第三代“网红”赶上短视频内容创作风口,各具风格的视频作品走入人们的视野,内容更加专业和精致。
有人说,“网红”是网络时代的社会表情,映照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态。不管“网红”以什么面目示人,都应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一旦跑偏越界,就容易变质变味。
正确打开“网红”,不能眼里只有流量。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变化,“网红”都应是真善美的守护者、正能量的传播者。
近年来,袁隆平、钟南山等正能量“网红”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爱豆”,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价值主流。奋斗者、创造者、奉献者,才是我们心中的最美英雄,这样的“网红”越多越好。
没有健康向上的价值内核,即使一时红得发“飘”,也终将黯然失色。哲人有言,世上有两种东西永远值得赞叹与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网络时代,我们依然需要秉持这样的信念,心怀敬畏,坚守底线,崇德向善,让网络世界更加清朗,让“网红”文化更加健康。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每年的6月都是“安全生产月”。据上海市金山检察院透露,该院自2012年以来先后办理安全事故类案件10件,涉案人数达18人。2013年以来,金山检察机关连续受理安全事故案件5件,这些事故先后造成7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检察官对近一年来办理的安全事故案件梳理后发现,重大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安全隐患不重视,企业片面追求生产效益,安全设施形同虚设。 早在2011年8月,金山某铝业公司曾发生一起铲车撞人事故,负责驾驶铲车的李某在装卸货物时,因操作失误将正在清扫路面的一名公司员工撞倒并碾压死亡。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驾驶员李某并不具备铲车操作资质,而负责铲车驾驶员管理的经理杜某则认为“他开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出事吧,应该没这么倒霉”,据此,金山区检察院依法对杜某和李某提起公诉。 在另一起案件中,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范某在不具备起重机械操作人员资质的情况下,使用起重机吊螺旋输送管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螺旋输送管掉落将一工友砸死。 2012年10月,某企业主周某同样以“他干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出事”为由指使不具备铲车操作证的员工装卸钢材,该员工因操作不当导致钢材滚落,顺而卷倒帮助卸货的工友,导致工友从车上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检察官认为,许多工种之所以需要进行资质认证,其目的就在于培养操作者具备使用或操作特殊设备的能力。然而部分企业领导无视相关安全规定,心存侥幸,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法律规定,这种行为造成人员伤亡,负责人也要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的刑事责任。 2.2013年6月18日,珠海斗门区湖心路与向藤一路交界处工棚突发大火,18个工人宿舍被烧成空壳。 东北四天三场大火的余温还在炙痛国人的神经,珠海这场大火又蹊跷而至。火势凶猛,蔓延迅速,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足以振聋发聩。 这火灾说蹊跷其实也不蹊跷,2012年年底就有人反映火灾隐患问题,可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听见”?大半年之后火灾果然“如期”而至,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想想都后怕,这里工棚连片,烧起来绝对是火烧连营,如果再借上东风,那上演火烧赤壁的戏码也未为不可。到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某网友对此表示:我们老是讲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而且每次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之后都追责和处理了一批人,可类似事故还是频频发生。分析原因,恐怕是在很多人脑中仍然保存着“老思想”、“老认识”,这些人参加工作多年,安全思想麻痹滞后,相信自己只要按照老做法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其实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老的管理方法早就应该淘汰了!只有根除这些人的“老脑筋”,才能真正地防患于未然。 3.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鲁布革电厂信息网主页的安全天数统计数据跳到了1145天,这无声无息的一跃,为鲁布革电厂一年的安全生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标志着该厂实现了连续三年无事故,为南方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作出了积极贡献。 连续三年无事故,鲁布革电厂员工深知这三年里的每一天都来之不易,这“安全”二字是他们用心血与汗水写就的。 远控室内,发出过无数开机令的计算机可以作证,为确保安全,防止误操作,运行人员经历了怎样的磨炼;从厂房到大坝,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机器不会忘记,为保证设备健康运行,检修和维护人员为它们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大坝两岸的群山曾经见证,为保证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耐库岸边坡上,风里雨里留下了巡检人员多少坚实的脚印。 担负着厂房设备维护消缺任务的维护班员工还记得在发电机基坑内抢修时的情景。狭窄的基坑内,机器轰鸣,温度高达50多度,皮肤被烤得生疼,拿起子的手不停地出汗,“汗流浃背”这个词已不足以言表当时的状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护人员既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抢修任务,还要高度警惕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这些年,为确保安全生产,为满足调峰调频电厂“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的要求,鲁布革电厂的干部职工动足了脑筋,下足了功夫。仅就设备维护消缺方面,该厂加强了设备巡检力度,由运行、维护和保安人员在早上、下午和夜晚三个时间段,分四次对设备进行全方位巡检,有效地把住了确保设备安全健康运行的第一道关口。 为确保运行人员及时、准确地按照南网总调下达的96点曲线值进行开停机和负荷调整,计算机班自行开发编写了96点曲线控制应用开发软件,对避免违调、确保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提高开机成功率,值守二值运行人员制作了开机流程卡,最大限度缩短开机不成功时检查判断故障的时间。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000多天的安全记录,来自于全厂员工的精心运行、精心检修、精心维护,来自于严格的管理,来自于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事,想方设法确保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有人问及鲁布革电厂长期安全生产的秘诀是什么,有关负责人笑称:“我们没有任何秘诀,只是放弃了很多人所谓的捷径而已,我们坚持履行订立的《安全生产条例》,按照国家规定,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踏实生产。”其实,“欲速则不达”,很多想走捷径的企业罔顾安全生产条例和国家相关规定,为了一时的便利,毁掉了自己的发展大局。 近几年来,鲁布革电厂严格执行各级人员安全责任制,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坚持把预防事故的关口前移,开展了危险点控制、安全性评价自查等工作,以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为目标,逐步建立起了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理念在鲁布革电厂落地生根。 如果把安全生产比作行车,那么,三年的平安里程只是鲁布革电厂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的征途上一个坚实的起点。相信,以每天都从零开始的精神对待安全生产,他们的平安里程会在脚下无限延伸。 4.某冶炼厂给料系统由一台皮带输送机送料,经鄂式碎石机破碎后进入下一工序。某日夜班(零点至早上八点),负责管理夜班工作进度的负责人刘某在岗监督,由于当班所破碎的原料大块的较多,破碎机难于吃进,遇到大块的矿石必须停机将矿石取出,工人用大锤先将其砸成小块。按正常给料时的操作完成当班生产任务只要五个多小时,而这次到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两小时,才完成当班工作任务的60%左右。凌晨六时左右,一块大料进入破碎机,负责人刘某看到破碎机只是在不停空转,矿石没有下去,担心无法及时完成工作任务,便将皮带输送机停下,径直走到破碎机进料口,一把拉开工人后,左脚踩在操作台边缘,右脚使劲往破碎机进料口踩矿石。石块终于被挤压进去,但由于刘某用力过猛,右脚也进入了破碎机,脚踝以下被全部夹碎。 5.德国柏林州内政部安全与秩序局设有重大灾害防护处,负责协调重大灾害的预防以及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抢险措施的实施。重大灾害防护处执行自员诺贝特·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任何可能发生潜在危险的机构、设施都必须有内部和外部两套应急预案。 以加油站为例,内部应急预案涉及在发生火险的情况下,现场人员如何逃生和如何报警等。外部应急预案则确定了采取抢险措施的责任人、与警方和消防队联系的责任人。应急预案中,从发现警情到报警以及其他各个环节应采取哪些措施,消防通道入口设在何处以及实施外部应急预案应做何种准备等都十分明了。在柏林,各大医院也有一整套的应急预案,以备在重大人员伤亡情况下实施紧急救助。 在各级险情中,普通险情包括火灾、爆炸、洪水等涉及到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突发事件,主要由柏林市政管理部门和警方负责解决。为此,市政管理部门和警方必须随时准备投入救援,还要有一整套在不同险情发生后的相应处置方案。 施密特介绍说,参与抢险的各有关部门对抢险措施必须互相通气、彼此协调,通常要在现场设立一个联合救援指挥部。具体的抢险方案要得到现场联合救援指挥部所有救援参与方的认可。联合救援指挥部的任务包括:明确各方任务和职责,确定抢险方案,随时进行险情评估以及向社会发布信息等。 6.2004年5月23日,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一段走廊的顶棚坍塌,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死亡。候机厅造价不菲,刚刚交付一年,本应成为法国人的骄傲,却因这起事故让所有法国人心痛。 在维修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封闭的走廊说:“这段走廊要完全拆除重建,目前机场正在做这方面的施工。”这位工作人员说,痛定思痛,机场方面最终作出了推倒重来的艰难抉择。走廊除了30米长的事故段,其他部分经检测仍然耐用,一些专家曾建}义其他部分进行修复加固。但由于这种方案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机场最终决定将发生事故的那段走廊全部拆除重建。 事实上,在生产活动中,发生事故是难免的,关键看事后如何避免,以及将今后可能出现的损失减小到最少。防微杜渐,甚至推倒重来,是法国安全生产观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1999年,勃朗峰隧道重大火灾事故后,隧道公司花巨资将其附近所有隧道的安全设施重新翻修,加装了报警灯,并改善了疏散系统等。2005年,勃朗峰隧道附近的弗雷瑞斯隧道也发生事故。该事故与上次勃朗峰事故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一辆运载易燃物品的汽车着火、火势迅速蔓延等,但损失要小得多,仅造成两人窒息死亡,可以说新的安全设备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法国,每一次重大事故都会进一步加强有关方面的预防工作。这不能不说是痛定思痛后的一种觉醒,法国人正是靠着这种觉醒,不断地改进着自己的各种生产安全措施。 格里博达是欧洲科学院建筑艺术领域的院士,对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事故,他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有了施工安全监督程序,并非万事大吉。如果每个环节都有松懈,累积起来仍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格里博达说,不能过分相信制度,制度是死的,在实际设计和施工中会出现许多制度以外的新问题,因此需要强调人的主动因素。不能让所有的风险都依赖制度而忽视人的能动性,这是机场方面需要反省的。 在法国,法律规定施工企业的老板是生产事故的责任人,出了事故,要被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事故责任的判定无疑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工作流程的人为薄弱环节,并引以为戒。 7.日本政府多年来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一系列的安全对策和措施,使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大幅下降,伤亡人数不断减少,成为世界上安全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日本的安全生产问题突显,工伤死亡人数剧增。1961年,日本在生产过程中因事故死亡人数曾达到6712人。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和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日本政府制定了《劳动安全卫生法》、《矿山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由于法律健全、措施得当、各方重视,日本的安全生产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2003年,日本工矿业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只有307人。 实际上,比制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安全监督队伍,以防患未然。根据《矿山安全法》,日本建立了一整套独立的矿山安全监察体系,实施高效的监督管理。监察人员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对安全业务、设施状况、应急机制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彻底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监察机构十分重视安全的超前管理和过程管理。不是事故发生以后再去调查、追究责任,而是事先监督、落实各种防范措施,消灭事故隐患。因此,日本矿山在实施某些特殊的项目时,必须事先制订方案,并报政府安全监督部门批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人员现场监督指导,有效地防止了不安全因素的发生和扩大。 日本设立了“中央劳动安全卫生委员会”,负责检查生产单位的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指导和督促生产单位履行各项责任和义务。另外,日本还根据《劳动灾难防止团体法》设立了“中央劳动灾难防止协会”,提供安全卫生信息,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推动“零灾难”运动,组织安全生产技术交流,以及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等。 8.2013年4月,厦门市同安区安监局针对2013年第一季度市安委会对同安区10家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督查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逐条逐项进行复查。对于隐患整改不到位的,将给予行政处罚。 复查发现,区安监局检查组责令10家企业整改的57条隐患已整改54条,其中两家企业共3条隐患,由于近期降雨量较大、整改难度大、整改期限短等原因无法按期整改完毕,已向区安监局提出延期整改申请。 通过本次复查,同安区各非煤矿山企业都能按市区安监局要求完成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治理,取得了预想效果,确保了辖区非煤矿山的生产安全。 9.叶县为了做好危险化学品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积极聘请专家参与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主要对叶县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共排查出隐患9条,其中立即整改2条,限期整改7条,并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据悉,检查组分别从相关专家持证上岗,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台账及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建立,三级安全教育实施,特种设备年检等多个角度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仍存在较多安全问题,各类隐患不容忽视。 同时,检查组还请专家对企业硬件设施进行了实地检查,发现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较多电气设施未接零或接地,一旦漏电将造成触电事故。另外,还存在有些配电房内堆放杂物、未按要求设置防小动物网罩,登高作业缺少防护栏等隐患。 10.为推动全市渔业安全生产科学发展,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禹城市水产局定于2013年6月19日至6月30日在全市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自查整改活动。 活动要求渔政站组织进行渔业安全生产自查整改活动,目的在于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全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本次活动重点查处渔用饲料、渔药及水产投入品,重点监控违禁药物的情况,此外,还检查渔船编队作业生产情况、渔船安全设施设备配备情况、渔船的持证和船员配备情况、应急值班和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情况等内容,采取“谁检查、谁负责”的方法,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检查出的各类事故隐患,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和时限,跟踪监督整改落实。 11.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接连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习近平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这些事故及发生原因的情况通报各地区各部门,使大家进一步警醒起来,吸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开展一次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管理、严格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按照习近平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会议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深刻汲取近期连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沉痛教训,扎扎实实开展好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健全各项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安全。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近日,中央电视台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推出年度经济调查活动,面向全国104个城市和300个县,调查了10万个中国家庭的经济主张。调查结果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住房难是最大的烦恼。住房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便发达如美国、日本,一样存在住房难的问题,所以才有众多国家的各种对策。美国住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建造低收入者住得起的房子;二是通过担保贷款、提供租金补贴以及实行租金优惠券计划等帮助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同时政府还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对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减免所得税和财产税,凡家庭收入未达到所在地区家庭平均收入80%者,可以申请住房补助。但中国的住房难问题目前尤为突出。一是因为中国住房需求正处于旺盛期。中国居民住房人均水平本来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之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因此格外旺盛。一位叫奎格利的美国经济学家曾做过一个住房需求弹性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典型住房需求收入弹性在0.5—0.6之间。这就是说,在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倍,将直接导致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增长50%至60%。二是因为中国高储蓄率带来投资型弹性需求。我国经济持续增长32年,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元人民币。居民储蓄缺少释放的出口,居民购房的投资性需求因此也呈刚性。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供求关系失衡,决定了中国住房难的问题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一直视“住有所居”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衣食住行,就是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当衣食不成问题之时,房子自然会成为重中之重。可现在,当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之时,老百姓却突然发现,自己最看重也最不可缺少的房子竟然买不起,或者花尽一生的积蓄也难以还清房贷,这能不引起痛苦感吗?所以住房难成“最大的烦恼”,既是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却也是中国普通百姓生活保障尚存缺憾的体现。住房问题,事关民生,事关社会稳定,事关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百姓的烦恼,应当是政府的烦恼。中国百姓有理由期待以“以人为本”为执政理念的各级政府,在新一年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下功夫破解房价迷局,帮助百姓化解住房难这个“最大的烦恼”。 2.畸高的房价成为两会的焦点,但房价为什么高?高在哪里?公众如雾里看花,甚至被蒙在鼓里。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透露出实情: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也是房价虚高的重要因素。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透露,我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项,税费已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透露,房地产开发公司总收入中的三成要用于缴纳各种税费,这些税费在住房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而就连消费者本身也要交纳各种税费,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可以作为进一步佐证的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透露,北京建房成本每平方米仅3000元左右,占目前房价不到两成。据此推论,其余八成就由开发商、政府共享了。不可否认,城市化过程中,住房需求确实非常强劲而持久,但城市土地供应总是像挤牙膏一样慢条斯理,丝毫不理会人口的快速膨胀和住房需求的巨大增长,加上一些开发商囤地囤房,这就导致城市住房供给总是处于短缺状态,房价也就在这一特殊的供需格局中高歌猛进。房价推高地价,地价再推高房价,循环往复,轮番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成为最大的赢家。 3.两口子加起来80年工龄却买不起房子 !这是一个有着25年副高职称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真实境遇。2010年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孔令人提出建议,希望政府能保障人均20平方米的政策性住房,并对投机行为进行惩罚。孔令人表示,如果房价居高不下,老百姓会失望。“有人估计按照现在房价再涨20%,可能就会有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出来。”他说,在住房上,他认为政府对于住房,特别是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都应该把“居者有其屋”摆在政府重要问题上来解决。孔令人表示,现在的房价是最离谱的,“按照世界上的一个估计,一个人出来工作后平均需要200个月就应该有自己的住房,折算成年大概是16年,如果结婚,那就是8到10年就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但现实情况呢,“大多数人甚至是靠三代人在供一套房”。孔令人现身说法,“说实在的,如果按照北京现在的房价,我家要来买这里的房子,以我们两口子加起来80年的工龄,在这里也买不到半套房子。”孔令人认为,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大家都很关注、很向往,“只要把北京房价理顺了,就能给各地提供宝贵经验,也让楼市形象大大好转。可现在北京四环、五环的房子每平方米都要两三万元,我的收入水平应该是中等偏上,都还买不起,那90%的人都会买不起。”孔令人建议,政府要解决的是保障城市人均住房面积20平方米;至于个人自己要改善,要三居室、四居室那就要自己努力解决。对于这个人均20平方米的政策性住房,孔令人解释,这个住房也不能无限大,也就是适合一个三口之家这样的基本需要的住房。 4.从“学区房”、“择校房”到“结婚房”、“健康房”,从中小学生到待婚青年再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被房地产捆绑,间接成为房地产价格畸高的推动者,而一次次慷慨消耗在房屋上面的投资,则使得其他社会消费欲望大大降低。改变这种局面,不仅需要政府层面对社会资源的均衡调控,也需要个人在消费投资领域的理性谨慎。家长为使孩子能够在重点小学乃至重点中学就读,在这些“名校”所在学区范围购买“学区房”的现象,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望子成龙心态诚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特意为了在“名校”读书而买房的投资行为,则很难用理性来形容,不少家长在购买“学区房”后子女无法进入理想中的学校,致使大笔投资成为“半拉子工程”,就很能说明问题。“学区房”、“择校房”的大规模出现,家长过度投资之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深层因素。义务教育需要向公平化、普惠化发展,区域均衡是实现这一趋势的有效途径,“学区房”的出现,使得某一城区、某一地段房价畸高,政府层面对教育资源调控的不均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当下社会中,年轻人买房结婚成为潮流,“有房有车,至少要有房”成为不少待嫁女对男方提出的条件,但走上工作岗位时间有限的年轻男女很难有购买售价日益高涨的商品房的经济能力,社会心理的逼迫使得不少人选择在购房上“啃老”,成为另类“购房啃老族”。于是乎,不少购房结婚的青年男女,要么成为“购房啃老族”,要么加入房奴大军,对因购房而欠下的银行债务进行旷日持久的偿还。难说理性的商品房消费,不仅仅催生出一个个房地产“神话”,更让不少城市的房屋租售比、房价与市民收入比愈发偏离正常范围,但是却罕有人去怀疑自己倾尽所有购房的必要与否。社会物质消费心理、家庭安居为上的传统习惯,使得房地产有了看似持续不断的刚性需求,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绑上房地产的战车,尽管不知驶向何方。显而易见,这种捆绑对于社会消费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不少购房者宁愿在其他领域缩减开支,也要在购房上面倾囊投入,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房地产虽是高额消费却一枝独秀,其他社会需求则持续疲软的现象。很明显,在国家扩大内需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这种局面弊多利少。 5.国企扎堆进入楼市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两会期间,在3月7日的安徽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表示,国家应予以调控,让大型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化运作。沈卫国建议,在鼓励民间投资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力度。他说,虽然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实际上民间资本仍然难以进入一些领域。他说,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民间资本不好进入,因为投入了就是产业过剩,而一些垄断行业,民间资本又进不去。“比如说石化、铁路、通讯、金融等,都很难进。”沈卫国说,现在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我也了解了一下,与民间资本准人也有关系。”他说,国有大企业不应该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为推高房价推波助澜,实在要进入房地产的,也应该搞廉租房和经适房,不要做市场化的运作。沈卫国建议,政府要予以调控,控制国有企业大举进军房地产。沈卫国的话引起很多代表的共鸣。一位民间企业家代表说,国企很容易从银行拿到贷款,如果投入房地产,民间企业根本无法与其竞争。而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肯定会炒高地价、从而推高房价,政府对此真的应该调控一下。 6.近年来每一个因为受贿倒下的大贪官的受贿名录上,都可以看到“房产”两个字。从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志刚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到天津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从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到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从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到上海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这些贪官收受房产商的贿赂均高达数百万、千万,有的甚至过亿,让人瞠目结舌。2009年初,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腐败案的审理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位长期掌握着土地交易大权的副区长被称为“炒房区长”,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多达14处。不过,康慧军的“纪录”很快便被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刷新”,这位处级干部竟然受贿了29套房产。仅其母亲名下就有27套商铺、4套住宅和2套别墅。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房产大多位于陶建国的“势力范围”之内。2009年12月25日,因犯受贿罪,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原局长李幼祥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这些受贿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的受贿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商有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腐败助推了高房价,老百姓其实心知肚明。高房价现在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妨碍社会和谐的一大障碍。老百姓期盼虚高的房价早日降下来,回到一个理性的起点。而要治理高房价,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便是要严惩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贪官不除,房价难降”,有关部门应该看到这一点,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深挖蛀虫、堵住漏洞,构筑“安居工程”,解放“房奴”,使“居者有其屋”。 7.近年来广州土地市场上几大开发商区域垄断格局逐渐显现,且有加剧之势。几大核心区域皆有大型房企垄断的迹象,富力地产在珠江新城拥有16幅地块,以至于业内戏称“珠江新城”为“富力新城”;城建集团近乎垄断广州大学城,大有将其打造成“城建城”之意;还有保利在琶洲的绝对优势,以及雅居乐在花都区107国道附近的一家独大。数据显示,广州销售额排名前5位的大公司在一手房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高达40%。广州地产专家韩世同表示,区域垄断失去了公平竞争,大开发商对于一个区域土地的垄断,发展顺利是好事。但是倘若开发商资金断链,区域开发便会受到极大影响,当年广州南沙开发便是例子。区域垄断也可能造成区域土地价格畸高和住宅价格的追高,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8.过去的2009年,各地房价普遍暴涨,打碎了众多“蜗居”者的安居梦想。2010年新年伊始,中央和地方政府频频出招,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加强监管、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两会在即,由住建部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中央督察组更是深入地方督察楼市,以便于国务院及相关部委考虑制定和调整未来的楼市政策。房价为什么越来越高?新的“拐点”何时出现?2010年两会前,广大网友通过新华网两会互动平台积极建言献策。房价,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从上千条留言中可以看出,早日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大家最深切的期盼。网友“我想有个家”:我在北京工作3年了,虽然每个月月收入也有4000多,但是想买房还差得远呢。北京现在四环内很难找到每平米2万以下的房子了,对我们这些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来说,住房是一大难题。希望各位代表委员帮我们想想办法,早一点让房价降下来吧!网友“媒体人”:一些企业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土地市场上不断攻城掠地,致使“地王”纪录频频刷新。房地产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拿了地,再融资,融资后,再拿地,这个链条不阻断,地价、房价只能越来越高。网友“展翅高飞”:一些政府主管部门置《土地管理法》于不顾,任由房地产企业在土地招标拍卖中拍而不缴、拍而不用,致使空手套白狼无本万利、无本暴利的现象蔓延。我想,如果能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来执法,降低房价指日可待!网友“太行老夫”:要想维护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必须进行大的调整。房地产泡沫一日不破,中国经济如履薄冰!网友“凡人123”:我认为,房价持续走高和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少有关系。要想早日实现有房住的梦想,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关键!网友“房奴猪”:房地产本质上属于居民的最终消费,既然是消费品,房价理应纳入CPI中,像调控物价一样进行调控,这至少可以避免越调越高的尴尬。网友“我爱中华”:全国还有多少土地被囤积?房价飙升与地价飙升相辅相成,因为房子需要在土地上建。房地产腐败是推高房价的幕后黑手。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领域权力设置过分集中,缺少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和监管,特别是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的权力运行制衡和纠错制度不健全。 9.“拿白领的工资,过蓝领的日子,赚钱再多都交给了房子。”杭州IT行业的小白领黄超杰从买房后就过起了“紧日子”:不敢旅游、不逛商场,尽量不参加同学聚会,整个春节只“宅”在家里,用最省钱的方式—上网度过了七天的长假。“现在一些人用于还房贷的支出占到了收入的30%—50%,甚至更高,购房压力让许多年轻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形成所谓的‘房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郭松海说,“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消费支出,从而对消费形成抑制。”郭松海告诉记者,如果房价能保持温和波动,再加上医疗、养老和教育方面的制度逐步完善,就能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至少可以缓解居民消费的心理压力。事实上,除了购房对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过高的房价也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一些政协委员指出,如果民众根本买不起房,那么通过房地产来拉动相关产业的消费便成了一句空话。 10.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09年国内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中,仅国内贷款就达到11293亿元,增长了48.5%。同时,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其他资金来源中,个人按揭贷款达到8403亿元,大幅增长了116.2%。大量新增信贷进入房地产行业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引发了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监事长王为强表示,房价短期内上升过快,房地产市场增速过度,会给金融机构带来系统性风险。“根据我们对有关房地产企业的调研,目前没有按照销售比例收回开发贷款的情况比较普遍。我们统计了800多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有的开发商的销售进度已经超过了50%,但是还款的进度大大低于50%。”王为强还指出,当前一些房地产企业大量购地,跨区域大幅扩张,企业现金流问题较为严重。同时假按揭、假首付等一些违规现象也在重新抬头。另外,居民申请贷款,用于购买多套房屋和投资炒房的行为增多,也就是说一人多贷,导致借款人不能及时还贷的风险加大。 11.造冰箱的开始做房地产,产水泥的开始做房地产,跑运输的开始做房地产,连做西服、生产化肥、榨菜油的都开始做房地产!近年来,众多不同行业的经济实体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房地产开发。特别是获得最多信贷和财政支持的大型国企,将大量资金转入楼市,不仅直接推高了地价、房价,更分流了原本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支持。在房地产上赚得钵满盆满之后,部分“兼职房地产商”渐渐对主营业务失去了兴趣。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房地产市场不断趋热,价格不断上涨,将会有更多的企业不愿投资实体经济,而去炒房地产,房地产的泡沫会越吹越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也表示,目前实体经济的投资信心尚在恢复之中,股市、楼市的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具有更强的诱惑力,部分资金会以各种方式进入股市和楼市,助推资产价格上涨,从而直接影响到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12.面对畸高的房价,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兴叹,有的跳槽离开,有的无奈挥别上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朱志远在接受专访时透露,因为住房压力,这两年至少“吓”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买不起房子,一方面是由于房价离谱疯涨;另一方面,也和目前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准有关。至于其收入究竟有多少?朱志远代表介绍,中科院上海分院骨干型科研人员现在年均收入10万多一点,最多不超过15万元。不少人的收入还处在10万元以下。“如果要算平均收入的话,应该不到10万元。”这批人中,就包括参与“上海光源”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科研人员。“现在,30、40人群已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如果按照现在的房价作为参照系,他们几乎都属于贫困人口,没有人买得起商品房。”朱志远代表叹息道,哪怕从海外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单位能给予的补贴仅30万。“这拿到市场上,根本是不够的。”作为从事最前沿科学研究的他们,对事业和理想的热爱,远远多于物质追求。朱志远代表说,一位科学家从美国回来,卖掉在美国的大房子,可在上海只能买到很一般的房子。“科研人员不会有发财梦,他们需要相对稳定和体面一些的生活状态,能够安居乐业。” 13.新华网上海3月7日电,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并提出“规范发展二手房市场,倡导住房租赁消费,盘活住房租赁市场”。业内人士认为,盘活住房租赁市场,确实能够为当前畸高的楼市减压。一直以来,“有房才有家”的传统置业观念对住房租赁市场的发育有所限制。不过,上海中原地产长宁区区域经理姚会英说:“年轻一代会有不少人选择‘以租代买’。”不过,她认为,要促进住房租赁的发展,就要加快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减少户籍、教育等基本权利与住房长期挂钩的不合理现象。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说,目前一些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的问题包括:部分低收入家庭不能获得政策支持,廉租房覆盖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公房租赁权固化,政府难以有效调配资源,“夹心层”的租房问题突出;住房租赁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企业和机构对市场的参与程度偏低,个人住房租赁行为不规范;此外,市场秩序还存在失调现象,政府监管制度尚不完善,租赁双方的权益无法全面得到维护,增加了人们对租房的顾虑。他认为,欲盘活住房租赁市场,上述问题亟待解决。屠海鸣提出,住房保障部门专门建设一批房源,或从二手房市场上收购一批房源,用作公共租赁住房,用较低的租金租给符合条件的人群,这些房源最好在普通商品房小区中进行配建,以避免出现所谓的“穷人区”。他还建议,通过“把商品房和公共租赁房建设进行捆绑式发包”、降低税费、减免土地费用等优惠政策,鼓励房产企业建造公共租赁住房。在分配上,根据对象差异制定不同的准入条件和运行机制,尽量覆盖所有买不起房、有租房需求的中低收入家庭和新就业职工等群体。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今年,甘肃省农业工作将实施沃土工程、科技人户工程、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农村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工程、退牧还草工程、动物保护工程等“六大工 程”,力争培育10万个科技示范户,在全省每个县(市、区)建好1所农民科技 培训中心,建立27个县级信息采集发布平台、716个村级信息服务点,完成 2200万亩的退牧还草等草原生态建设项目任务。 沃土工程 积极开展耕地质量调查,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和土壤肥力检测网点建设,推进耕地质量建设。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等措施培肥地力;通过耕地整理,完善田间渠系配套和施肥措施,改良土壤;通过健全耕地质量监测体系,防止耕地退化和农田污染。科技入户工程 今年培育10万个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100万农户。继续实施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计划,引进推广面积达到1450万亩,比上年增长20%。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行“测土、配方、生产、供肥、施肥指导”一条龙服务,将配方肥送到千家万户,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落实到田间地头,让广大农民真正了 解、接受、应用这项技术,使50万农户得到服务,完成600万亩耕地测土配方施肥任务。 新型农民培训工程 力争在每个县(市、区)建好1所农民科技培训中心。结合农业科技入户、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实现培训措施到村、培训人员到户、 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不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年内培训农民科技明 白人4.6万人,开展实用技术培训50万人次。农民转移就业培训,要以“阳光 工程”等项目为依托,根据市场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按照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转移的原则,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外出务工农民进行法律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积极建立农民外出务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努力开 拓转移输出市场。今年“阳光工程”项目完成转移就业培训8万人以上。引导、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带资金、技术和客商返乡创业。培训新农民,建设新农村。 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工程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把农业信息化和农村教育信息化有机结合,以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网络平台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全省建立覆盖农村基层的信息公共服务网络体系,有效解决农业信息“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完善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市场与科技服务、农业管理信息服务三大 信息应用系统,加强省级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建立27个县级信息采集发布平台、 716个村级信息服务点。在20个县开展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无线转播试点,提高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退牧还草工程 继续组织实施退牧还草等草原生态建设项目,完成2200万亩的任务,比上年增长52%。在重点区域全面推行围栏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制度,建立配套的草原生态监测保障体系,采取补播改良措施,使严重退化的草原植被和生态得到修复。注重后续产业开发,确保牧民收入不减,做到“退得下、稳得住、不反弹、能致富”。 除上述五大工程外,甘肃省还将实施动物保护工程。 2.最新统计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已经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3018个,拥有会员55万多人,带动大批农牧民增收。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目前拥有成员403户,人员达3000多人。协会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建成了内蒙古最大的农副产品交易 市场,2005年实现农副产品交易额6.8亿元。在协会和经纪人的带动下,协会成立六年间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加50元至100元。 据自治区农村牧区经营管理站站长郭二满介绍,像五原县农副产品流通协会这样已经发展成熟的合作组织,在全区为数不少,这些蓬勃兴起的合作组织涵盖了林、牧、副、加等各个产业,服务涉及到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特别是实行产业化经营的农牧民合作组织,在当地已起到了“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活一片经济”的重要作用。 根据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到2010年将发展到5500个,争取60%以上的主要农牧产品通过专业合作组织生产、加工和销售。 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将选择50家特点明显、运行规范、自助性强、带动作用大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示范单位,强化管理,为全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借鉴。 3.来自河南省农业厅的消息说,截至2005年12月底,河南省已培训绿色证书学员160万人,这些农民大多掌握了一项农业科学技术,成为农村增收 致富带头人。 河南省的绿色证书工程始自1991年。“十五”期间,根据农村生产形势的 需要,河南省绿色证书工程转入完善提高阶段,培训内容以常规种植业、养殖业技术为主,逐步转向以高效种植业、规模化养殖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设施农业等六大类产业技术为主。 据统计,接受过教育的农民中,85%掌握了一到两门实用技术,40%成为科技示范户,5%成为种、养、加和农产品营销大户。 科技提升了农民致富本领。一项“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对增加农民收入效益的调查研究”表明,“绿证农户”比非绿证农户年人均增收385元,增幅23. 7%;开展绿证培训的村年人均增收337元,增幅21.1%。 4.湖北省新农村建设今年突出一个重点:发展生产和农民增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要求全省党员干部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湖北是农业大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却排列较后。湖北省委认为,就湖北而言,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 生产,没有生产的发展,不可能有生活的宽裕和村容的整洁。所以,在新农村 建设中,必须始终把发展生产摆在首位,把农民增收作为落脚点。 农业产业化、集约化是提高农业效益的有效途径。湖北确定,在粮食主产区,食用粮主抓优质,工业、饲料等专用粮抓高产,推广菜稻、虾稻、蒜稻、烟粮连作,稻鸭共育,鱼稻共生等多种高效的粮食生产模式。今年,湖北粮食直补资金将增加7100万元,省财政安排8000万元支持优势农产品板块基地的建设。湖北还综合运用税收、信贷、财政扶持等政策,通过壮大扶小,培植各类龙 头企业。今年,湖北将着力推进粮食、油料、茶叶、药材、水产品等加工企业的兼并、重组和联合。 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湖北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和打工经济,今年将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80万人的年度目标,建立湖北务工农民维权救助专项基金。去年,十堰通过多种渠道培训农村劳动力12万人次,50多万农民 外出打工,打工收入23.5亿元,占农民现金收入的60%以上。 据介绍,目前,湖北29个重点贫困县市有贫困人口430万人。开发式扶贫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关键,是培育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湖北长友现 代农业股份公司在贫困村建基地4980亩,辐射建基地2.34万亩,去年为近2 万户农民增加现金收入2696元,其中5300多户农民在该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脱了贫。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成为明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展改革委将继续致力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努力使粮食总产量保持在今年的水平。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深化粮食流 通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省级粮食储备调节和调控机制,充实地方粮食储备。 国家将改革和完善农资价格调控机制,逐步建立对种粮农民的化肥、柴油等农资的直接补贴制度。 此外,明年国家将继续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 同时,国家将加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力度。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其中,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和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的中央投资 比今年将有大幅增加。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杨澜的提案《加快中国慈善立法进程》又引起了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印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帮助。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 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捐赠。 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8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的,仅20%来自内地,其中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 来自安徽省各慈善机构的信息则显示,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位。据安徽省慈善协会副会长陈义明会长透露,除2003年江淮水灾严重、全年收到善款激增至4000多万以外,安徽省慈善协会平均每年所收款额在2000万左右。而这些捐款当中绝大部分来自省外、境外,源于安徽省富豪阶层的捐款几乎为零。 陈义明介绍,2004年年底安徽省慈善协会收到的一笔最大额的个人捐款,也并非出自富豪手笔,而是出自江苏一位七旬退休老人。他家境并不富裕,乘火车硬座赴皖,但一次性就捐给贫困群体50万元。此外,2005年百位中华慈善大奖获得者中惟一的安徽人李玉兰,也不过是经营小饭馆的普通个体户。 材料二 余彭年,深圳彭午集团董事长,现年83岁。在“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他以捐赠7500万元位列第二位。余彭年最近说过这样一件事:1988年,他给某省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他却得知,救护车里面的设施被改造,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吴玉章认为,公益事业捐赠法只规定捐赠款物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界定“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解释。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 “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 1000万元,需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100万元,按照3%的比例上限作为税前扣除,税前准予扣除的金额为30万元,即按照970万元的利润来缴纳所得税320.1万元。也就是说,企业需要为自己捐赠的100万元中的70万元纳税。这就导致企业捐赠越多,纳税也就越多的结果,这事实上至少抑制了企业捐赠的热情。 “中国的税收政策对捐款的免税率太低,尤其是对企业起不到激励作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说。 一些企业家抱怨:“捐了款,还得为善款缴税”。据介绍,企业有意捐款而最终放弃的比例高达九成以上。企业捐赠越多,纳税越多,这抑制了企业捐赠积极性。 有学者认为,选择捐赠还是选择依法纳税,是企业家的自由,只要用于社会,国家就不该鼓励纳税限制捐赠。相对于税收的用途,慈善事业更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2005年11月21日电(崔清新、高海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此间召开的首后中华慈善大会上透露,民政部正在于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税政司进行磋商,提高慈善捐款免税的额度以鼓励慈善捐赠。 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 “中国虽然有很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很多人捐款之后还是没有申请免税,除了有不了解税法的原因之外,也有因申请免税于续繁琐而放弃的。”王振耀说。王振耀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并申请捐款的税收抵扣的经历。为了拿回抵扣的50元,他经历了10道手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材料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玉章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缺少法律明确规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目前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的层次不高,不利于维护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 材料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出台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涉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所得税与社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和条例。全国已建立了2.8万个社会捐助接收站(点),形成了社会捐助网络。截至2004年底,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级慈善会有395家,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还有一部分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组织、福利性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及基金会组织。它们在推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材料七 全国人大常委程贻举认为,社会捐赠事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是,现行政策不是鼓励而是限制了捐赠积极性,民众慈善公益理念尚来形成。 2006年3月13日,程贻举领衔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制定慈善法,鼓励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尽可能多地通过捐赠回报社会。 程始举说,影响捐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我国一些慈善组织建设并不完善,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非常小,受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由于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而不能登记,只好以企业身份申请工商登记,并承担纳税义务。 慈善公益事业尚需规范。有部门把社会自愿救助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挪用基层侵占赠款。一些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甚至出现借捐赠名义行骗、促销等违法行为。 程贻举等代表建议:制定慈善法,明确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不设定必须有挂靠单位等限制。更重要的是,取消对企业捐赠只能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限制性规定,提高企业慈善免税限额,从而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 材料八 全国人大释永信代表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嵩山少林寺方丈。他认为,当前我国慈善救助资金缺口大,慈善事业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释永信说,目前我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0%以上。而全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合50亿元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合副会长徐永光介绍,中国人均GDP与美国比较相差38倍,而我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与美国比较则相差7300倍!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贫富悬殊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强化了社会的仇富心态。 释永信说,我国慈善事业未能得到全社会尤其是富裕群体的认同和支持。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0亿荚元,人均捐款460美元。而我国人均捐赠款一度仅为0.92元。而且,志愿服务参与率在我国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为44%。 在释永信代表看来,造成以上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慈善立法的不完善。 释永信说,目前我国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有28.9万多个,但据估计,没有登记注册的高达300万个。由于缺乏规范的法规制度,慈善公益组织的程序不透明、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慈善机构鱼目混珠,慈善机构管理混乱,让社会上一些不法人员打着“慈善”的招牌,谋取不正当私利。 “这类闹剧和黑幕的频繁曝光,严重打击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严重摧残着大众内心的慈善与道德信念。”释永信痛心地说。 释永信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取代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促使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他认为,这部法律应重点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细化的慈善事业工作程序,规范劝募、受赠、转赠、捐赠、受益等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并建立相应的审计监督机制,对善款的来源和使用,对慈善机构运作经费进行有效的监管。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2003年8月,又一个高官落马。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同时撤销了其正省级别待遇。在中央纪委的这一决定中,打击报复举报人是程维高的严重违纪错误之一,而郭光允,作为举报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中纪委的文件之中。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石家庄市建委的一名科级干部郭光允因此而备受社会瞩目。 郭光允,一个小人物,却与一个正省级"高官"苦苦较量了八年,八年艰辛的举报之路,不仅见证了郭光允的正义与执著,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我国举报工作管理中的漏洞。尽管郭光允自己并不认可,但人们还是愿意称他为"反腐勇士"。9月10日,记者在郭光允家中见到了这位"勇士"。 郭光允今年61岁,身穿着一件红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衫,面部棱角分明,也许是长年受折磨的缘故,略显倦意。但这仍掩饰不住他的刚毅与坚强。郭光允告诉记者,他昨天还去了医院,一身是病,晚上睡不着觉。而谈起当年的举报之路,他仍感慨万千。 郭光允介绍说,1988年反映原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问题时,开始他是口头反映,但有关部门根本不理他,得不到支持。于是,他就匿名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而多次反映还是没有消息。后来,他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举报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样一来,非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反而给有关人打击报复提供了口实。郭光允说,相关部门的领导不但不调查处理李山林,反而把他推选为副市长候选人。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山林落选后,这些人就把他提拔为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说,一些部门的领导对他举报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漠态度,令他痛心不已。 说到这儿,郭光允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手在用力地挥动。"我拿着反映李山林问题的信去找当时市纪委的一位负责人,他却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说:'你要是觉得立案困难,可以把我的信转给市委书记看。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可他还是说:'这事儿,我不能立案,也不给你转这个信。'"郭光允说,受理群众举报是纪检工作的大事,身为纪委的负责人怎么能这样答复举报人呢? 郭光允举报没有成功,却暴露了自己。此后,李山林便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断地打击报复郭光允。"他写了我一大摞材料交给监察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每次整我,都是李山林亲自给监察局开会布置。但整了一年多,也没查出我有什么问题。" 从1995年开始,郭光允写了6封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其中一封是给省检察院的。郭光允说:"我是用挂号信把举报材料寄给当时省检察院一位主要负责人的,信的抬头用手写了'尊敬的某某先生收'。我当时觉得自己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即使是打击报复我,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不会被关起来,也不会牵连亲朋好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很快就到了程维高手里。而到底是谁把我的举报信转给了被举报人,至今也查不清。检察院的那位负责人说,绝对不是他干的。为确认是我写的举报信,有关部门还作了笔迹鉴定,并发文说,经查,'尊敬的某某先生收'这几个字是郭光允写的。" 郭光允介绍说,程维高对此事很恼火,把举报信转给了省法院,指示省法院要判郭光允5~10年徒刑,而法院认为郭的举报行为不构成犯罪。程维高不断催办,法院院长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据说,得知通过法院判刑这一招不灵,"程维高当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调动了'庞大'的公安队伍来对付我,这是审我时我才知道的事情"。郭光允在说到"庞大"二字时加重了语气,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 法院最终没有判郭光允,但他却被"劳教"了。"他们说,法院不判,咱们自己弄。让市公安局往上报,但公安局也认为我没有犯罪,向上面打报告说,郭光允的问题不构成犯罪,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但报告被打回来了,上面说:'不行,必须报劳教。'于是,公安局耍了个'花招',二次打报告说,'建议由检察院逮捕郭光允。'报告再次打上去,上头说还不行,又打了回来,并明确指示说,公安局必须报郭光允劳教。"谈起"劳教"经过,郭光允气愤不已,脸涨得通红。 郭光允告诉记者,他被"劳动教养"的罪名是:诽谤省领导,对领导造成人格上的污辱。"我曾向司法部门指出,如果我是诽谤罪,应由法院宣判,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应当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罚款或拘留。这些规定对我都不适用。"但无论郭光允怎样申辩,他还是被送去劳教了两年。 郭光允哭笑不得地说:"给我写的劳教依据,没有具体的内容。依据的也不是劳教规定,而是治安处罚条例,文中这样写道:'依据我市有关规定判两年劳教'。""什么叫'依据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说不清。"法律是神圣的,是谁赋予了这些部门妄加一个公民罪名的权力?郭光允至今对此愤愤不平。 在看守所里,郭光允天天被提审,即使是发烧都不能幸免;3个多月没洗过澡、洗过脚,袜子粘在脚上撕都撕不下来;再后来是被开除党籍,亲朋近20人受到株连。 "在撤销我劳教时,他们说,你投寄匿名信,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去,所以不构成诽谤罪。意思是说,诽谤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不构成诽谤罪而已。就这样撤销了我的劳教,这不是继续给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郭光允对此"耿耿于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00年平反时,郭光允还是背上了一个党内处分。 郭光允介绍说,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必须事实清楚。"我问他们根据什么条例第几条,我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你没有错误。'我问有别的什么原因,回答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处分我?" 郭光允对如何改善举报工作,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降低举报成本和风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要建立保护举报人权益机制,建立切实可行、可以监督的、为举报者保密的制度。要提高打击报复者行为的成本,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要严惩不贷。违纪的要给以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惩处。相关司法人员应提高责任意识,及时立案,提高办案效率。对份内的工作不能推诿、延误;应当改革反腐领导体制,变反腐机构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系统垂直领导,使各级反腐机构直接向其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郭光允说,他之所以在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举报,仍要走过八年举报路并屡遭陷害,就是因为被举报者同时也是被举报事项查处的受理者程维高独断专行,可以随意任免省纪委书记。原河北省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就被提前免了职。这是纪检监察工作者的悲哀。 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和司法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如果是垂直监督体制,如果地方纪委、司法机关不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制约腐败的力度就会大得多。 有消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纪委对纪检工作体制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中纪委对派驻国家部委纪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郭光允认为,如果各地的纪检监察机构能够相对独立,那么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受地方领导干预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反腐败力度也会大大加强,打击迫害举报人的事情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2006年12月20日10:0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刘副部长做客本网站论坛,并与网友在线交流。【刘副部长】:各位网友,上午好。首先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参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表示敬意和感谢。社会保障涉及每个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从事这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也深知大家对这项工作的关心与期望,想方设法努力把工作做好,也需要大家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愿意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为便于与大家进行交流,我先把有关情况简要介绍一下。 我国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其中社会保险是核心内容,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今天,我们主要谈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制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的,经过20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98年到2005年的参保人数年均增长6.6%,其中在职职工年均增长6.4%,退休人员年均增长7%。1998年到2005年基金收入、支出、累计结余年均增长23%、19%、34%。1998年到2005年平均养老金年均增长7.1%。 养老保险工作目前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从宏观层面讲,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城镇化、就业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从工作层面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覆盖面低,许多劳动者没有能够参加进来;待遇水平低,退休人员生活比较困难;工作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下面,我非常高兴同各位网友就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 【想唱就唱】:养老保险是老百姓退休之后的“养命钱”,如何对养老保险金进行有效的监管?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基金的安全是“高压线”,必须加强监管。我们对不同的基金采取不同的监管办法。统筹基金,主要是现收现付,结余的资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不能用于其他投资,这一块基金必须管住。个人账户基金是老百姓自己交的未来用于养老的钱,国家正在研究专门的投资管理办法,既要实现安全,又要实现保值增值。企业年金实行市 场化的投资运营,国家主要是在安全监管上开展工作。 【爱如此神奇】:谈到社会保障,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福利政策,在中国,实现这种福利政策现实吗?北欧在哪些方面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刘副部长】:社会保障首先是由市场经济国家做起的,我们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当 然要借鉴国际的经验,比方说,要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老百姓多出台一些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中国的国情不同,很难照搬。比方说,我们一年就退休500万人,就相当于北欧有的一个国家的人数。再一个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而且不平衡,发展社会保障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北欧的社会保障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有借鉴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根据我们的国情确定我们的政策。 【我思故我在】:刘部长您好,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制度最大的难点主要还是资金问题。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高就业、低工资,对养老保险没有建立一套制度,没有资金的积累。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要承担双重的任务,既要保证我们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又要为未来的养老积累部分资金。特别是我们在经济转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先后提前退休了将近2000万人。现在4 300万退休人员中仍然有800多万人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属于提前退休的人员。这一笔钱的成本主要从现在养老基金中支出,各级财政也补助了一部分资金。 【崔灏真人】:尊敬的刘部长,您好。请问,目前社保基金征集规模能否满足将来我国庞大的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谢谢。 【刘副部长】:我刚才在开始时,对社会养老保险情况介绍时已经间接地把这个问题回答了。 比方说,2005年我们的基金收入是5 093亿,支出是4040亿,积累了1 000亿。这里面各级财政补助了600亿,我们的征缴的收入大于支出300亿。从近期来看,这几年都是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当然,从长远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随着待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的征缴,积累更多的资金,比方说,我们要做实个人账户,把个人缴的钱攒起来,同时,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很好,财政收入增加较快,我们建立了全国社保基金。 【崔灏真人】:尊敬的刘部长,您好。请问,国家对自由职业者(如知识分子或经理)的养老保险有何政策规定呢?谢谢。 【刘副部长】: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决定》,对自由职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做出了政策规定,就是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12%进入统筹基金,8%计入个人账户,退休以后按照规定领取养老金,每参保缴费一年,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1%领取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自己积累的情况计发。这个办法和单位从业人员有一点不同,就是单位缴20%,个人缴8%;自由职业者是缴20%,比单位从业人员缴费的比例要低8%,但是领取的办法和养老金调整的办法是一样的。 【来生缘】:刘部长,我没有工作单位,参加保险到时候怎样领取? 【刘副部长】:没有工作单位,也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在我们的国家像你这种情况的有几千万人。你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按照当地社平工资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12%就进入统筹基金,8%进入你的个人账户,你退休以后就可以和有单位的人一样领取养老金,也可以和单位退休人员一样参加养老金的调整。具体如何参加,可以向当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咨询。 【生日歌】:请问,破产失业后,没有续缴养老保险,今后有能力的时候,可不可以补缴? 【刘副部长】:破产失业后,由于当时没有收入,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根据国家的规定,原则上不能补缴养老保险费。但是,对于一些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特殊情况,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补缴的政策,具体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咨询。 【男儿当自强】:刘部长您好,我们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方面,有什么规划和具体工作措施? 【刘副部长】: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基本问题,我们要建设小康社会,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享受不到就是不完整的。对农村的养老保险,我们正在研究一些规划和措施。一个就是对进城的农民工建立适合其特点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办法。工伤和大病医疗的已经出台,养老的正在研究。第二就是失地农民的。主要是从土地的出让金和其他的方面筹措一些资金,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第三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民养老保险的试点。现在已经有将近6 000万人参加这个试点,积累了300多亿的资金,去年已经有300万人享受。农民的养老问题解决起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的工作确实应当抓紧。 【边地战士】:请问刘部长,如何能查询到个人的养老金情况,单位一直不叫去缴,这不正常吧? 【刘副部长】:你可以打12333的电话询问。如果你有社保卡还可以到经办机构的查询机上查询。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你们单位的经营状况如何,如果单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能够发出工资,单位不缴养老保险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你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举报,申请你的权利。如果企业生产经营确实有困难,也应当向职工说明情况。 【生命之花】:请问部长,您对社会上关于延长退休年龄及由此导致在职人员分担养老费用不合理的传言,有何评论? 【刘副部长】: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社会上一直议论比较多。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我们的退休年龄在国际上确实是偏低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很丰富的。退休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目前我们主要还是执行国家现行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条件还不成熟。 【为人民服务】:请教嘉宾,俺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没有鼓励年轻时多工作、多为社会做贡献,养老时便能获得更好养老条件的激励机制? 【刘副部长】:这个机制是有的。去年国务院把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做了调整,养老金的计发根据本人参保缴费时间的长短、多少来计发养老金。比方说,基础养老金就是你每参保一年领取当时社平工资1%的养老金,每个人根据缴费的情况不同,你的基数也是不同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是根据你缴费的多少和退休时间的早晚确定的。而且,我们在以后的养老金调整中,也要贯彻这一原则。 【我本善良】:尊敬的刘副部长,职工现在参加养老保险,退休后也许可以拿2 000元左右,应该不错的。但如果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比如未来2000元只相当于今天200元)怎么办? 【刘副部长】:这个问题要通过建立养老金正常机制解决。国家定期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物价上涨情况、职工工资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比方说,20世纪80年代退休的一个月当时只有几十块钱的养老金,现在调整到平均900块钱了。比方说,2005到2007年,我们就要连续三年调整养老金,平均每个人增加200多元。 【网友】:当前养老保险费由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征收,请问刘部长这种现象是否和谐,两个部门征收是否会出现不和谐的行为? 【刘副部长】:当前养老保险费在不同的地区分别由两个部门征收,各省级政府根据国务院的条例决定。从实行效果看,总体上征缴得还不错,两个机构都有征缴得比较好的,也有征缴得不怎么好的。当然,就像你说的,在工作中,也有一个配合的问题。有的地方配合好一些,有的地方配合差一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扯皮的问题,影响了基金的征缴。这个问题应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研究解决。 【岳阳楼】: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关系?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中把这项制度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的制度建设提出来了。所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是要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快、基数大,更需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而且,我们人都是要老的,每家每户都有老人,如果老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不仅影响到个人,也影响到家庭。当然,更与和谐社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了。 【天地无心】:刘部长,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有哪些?如何解决? 【刘副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地方积累了一些养老保险的基金,当地的政府或者经办机构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用于投资、借贷,甚至搞基本建设,造成一些基金难以收回。这主要是当时国家缺乏 严格的政策和管理不严造成的。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国务院已要求都应当收回,不能造成任何基金的损失。 【公务员】:刘部长:养老保险金最好每季度审计一下,然后向媒体公布一下审计结果,你看咋样? 【刘副部长】:从我们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来说,我们欢迎来自外部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审计。多长时问审计一次,这是由审计部门决定的,而且它要根据工作量、根据人力来确定。从我个人掌握的情况看,能够一年审计一次,就不错了。 【真我的风采】:请问刘部长,这次审计署审计出的社保基金问题,涉及的责任主体比较多,劳动保障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有多大? 【刘副部长】:对这次审计查出的71亿违规资金,各地正在按照审计署的要求,进行清理和纠正。具体的、详细的原因还要待清理后才能汇总。但是,我们也提前做了一些初步的汇总分析,这个分析可能不太准确。违规的主体按照数量的多少,涉及经办机构、财政部门、地方政府、劳动保障部门、税务征收机构等。不管是哪个部门发生的,劳动保障部门都有责任。因为我们是基金监督的主管部门,而且,我们一些部门自己还直接违规了。 【hpty】:养老保险能否积极有效地吸收民间资本参与?目前在这方面进展得怎么样?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从性质上来说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由政府兜底。从直接关系来讲,不需要民间资本的投资。但是,在一些老年服务业方面,可以吸收民间的投资。比如说建立退休人员公寓,就可以吸收民间投资,实行市场化的管理运作。 【呆企鹅】:请问刘部长,现在人口老龄化速度急剧提升,目前出台或者完善制度,对已经需要依靠家庭成员养活的老人,对于他们如何享受养老保险制度?而且这部分老人依赖家庭成员养活,给家庭带来压力和负担,简单而言“上要养老,下要养小”。它不仅受家庭成员经济水平的影响,还要受他们的道德水准、供养意愿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可靠性,特别是农村养老。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刘副部长】:你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重大的、急迫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如何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这就要发给他养老金,报销他的医疗费。除了钱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事,比方说,社会提供老年护理,建立退休人员的公寓,形成我们国家退休人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建立一些老年社区,为他们提供一些优惠的、优质的服务,帮助家庭和子女照顾老人。 【大城小贩】:刘部长,既然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在部门内“政事合一”导致保险基金不能专款专用,不利于监督,那么你们会采取什么对策? 【刘副部长】:根据1993年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们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社会保险的经办和行政管理的分开。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是事业单位,专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经办,包括基金的管理,实际上,在体制上已经政事分开了。 【三轮车】:部长同志,你本人有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你将来退休以后,是不是也只有靠养老金保险? 【刘副部长】:我没有发财,也没有多少积蓄,退休以后,只能靠养老金生活了。希望有更多机会,在网上和网友交流沟通,多宣传社会保障的政策,多研讨一些问题,为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做出一些努力。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约定的时间到了,有很多网友提了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表示歉意。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和大家进行交流。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在线交流结束后,有不少网友发表了如下帖子。 网友甲:要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老百姓多出台一些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我们对不同的基金采取不同的监管办法,统筹基金,主要是现收现付,结余的资金存银行买国债,或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 网友乙:从近期来看,这几年都是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也就是说,目前社保基金征集规模基本上能满足我国庞大的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当然,从长远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随着待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的征缴,积累更多的资金。 网友丙:没有工作单位的社会人员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按照当地社平工资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12%就进入统筹基金,8%进入其个人的账户,其退休以后就可以和有单位的人一样领取养老金,但不可以和单位退休人员一样参加养老金的调整。 网友丁:养老保险从性质上来说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由政府兜底。从直接关系来讲,不需要民间资本的投资。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是事业单位,专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经办,包括基金的管理,但在实际上,在体制上还没有政事分开。 网友戊: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我们的退休年龄在国际上确实是偏低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很丰富的。退休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目前我们主要还是执行国家现行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条件还不成熟。网友己: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地方积累了一些养老保险的基金,当地的政府或者经办机构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用于投资、借贷,甚至搞基本建设,造成一些基金难收回。这主要是当时国家缺乏严格的政策和管理不严造成的。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国务院已要求都应当收回,不能造成任何基金的损失。
二、给定资料 1.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最关键资源,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水资源形势将更为严峻,以水资源紧张、水污染严重和洪涝灾害为特征的水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成为实现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这为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础。 水危机、构建节约型水资源社会也是2014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C表示,“中国资源性产品当前的价格根本无法向社会传递资源紧缺、能源供应不足的信号。”一直以来,我国长期对水、电、油、气等基础资源产品实施计划性低价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水资源日益紧缺,各地普遍“廉价水”现状与当下国情严重不适应。于是,水价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2014年伊始,阶梯水价制度在全国开始加速推行。国家发改委、住建部2014年1月3日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要求2015年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 《意见》明确2015年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意见》要求各地要按照不少于三级设置阶梯水量,第一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第二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95%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第三级阶梯水价按不低于1:1.5:3的比例安排,缺水地区应进一步加大价差。 2.早在2002年,多个部委就曾联合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省辖市以上城市须在2003年年底前实行阶梯水价,其他城市则在2005年年底之前实行阶梯水价。但很显然,该计划落空了,这也意味着推行阶梯水价并不容易。 阶梯水价给很多人的印象是“阶梯涨价”,即不是以节水为目的,而是以涨价为目的。那么,公众自然不太支持这一改革。再加上这些年很多地方频频提高水价,公众更有理由怀疑某些地方实行阶梯水价就是为了涨价。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2月开始,多个城市公布水价上涨方案,水价平均上涨幅度达到了30%。不仅涨价意图明确,而且调价的决策程序也被舆论质疑,例如,水价成本不透明,水价听证怪象百出。在这种情况下推行阶梯水价,自然会面临不少质疑和阻力。因此,打消公众疑虑是改革的第一步。 在中部某省会城市,当地很多居民节水意识较为淡薄,没有间断用水的习惯,在洗碗、洗澡的时候水龙头也一直开着,水哗啦啦白流现象随处可见。同时,居民家中循环用水、节水型生活设施的普及率也非常低,水资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 当地一位市民说:“我们也知道要节约用水,但在现实中却很少刻意去这么做,一个可能是还没有真正体验过缺水的生活,另一个就是觉得不方便,而且多用点也花不了多少钱。” 江西省南昌市是目前全国众多实行梯度水价的城市之一,然而,实行前后对比,居民的用水状况并没有发生显著的乐观变化,南昌依旧面临用水紧张的难题。业内人士指出,阶梯水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切实冲击市民陈旧的用水观念,并不“狠”的价格杠杆只能缓步促进全面节水意识的提高。 实行阶梯水价的前提是“水表出户、一户一表、计量到户”。也就是说,每户都要有一个抄字收费的表,行业里将其称为“抄表到户”。“抄表到户”了,才能实现阶梯水价,不然就不能知道每家用多少水。但我国现在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实现100%“抄表到户”的城市。同时,实行阶梯水价也存在计量方面的障碍。业内人士介绍,在现有情况下,自来水公司可能是两三个月才抄一次表,但如果实行阶梯水价,就需要更加严格和准确地抄表和收费。 “现在大部分新建的小区,使用的都是预先缴费的IC卡水表,使用这种水表的小区难以使用阶梯水价的计量方式,除非再花更多的钱,把各家的水表改成智能水表。”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F说。 但由于谁来为“一户一表”改造买单不明确,改革在不少城市面临阻力。而这次两部委通知只是要求“限期完成‘一户一表’改造”,改革成本谁来承担,这仍是个问题。 一些城市水价持续上涨,而水质却经常遭遇质疑,水价与水质不匹配也引发舆论质疑。水质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如何保障,也是一大问题。 总之,阶梯水价有必要推行,但必须吸取以往教训,对改革方案进行更周密的设计。 3.依照《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居民用水若超过第一级水量水价将上涨50%,超过第三级水量水价将上涨2倍。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的水价(含水资源处理费)为4元每吨,加价50%就是6元每吨。 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阶梯水价”就是在合理核定居民用水基本用量的基础上,对定量以内的用水实行低价,超过基本用水量的部分实行超量累进加价。也就是说,随着居民用水量的不同,用水价格也会发生改变,居民的用水量越多就要掏更多的钱。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要素,也是一种正常的商品,在一定的范围内,它的使用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高收入人群耗费的资源相对较多,他们可能要使用一些高耗水设备,由此支付的水价也应该相对高些;而对低收入群体影响不大,只要有一定的节水意识不超额用水,水费基本上能维持不变。通过超额提价方法增加高收入群体的支出,可以体现社会公正性。 对于这一用水制度的实行,有专家表示:“阶梯水价早就该推行了。我国水资源紧张,而在京津人均水资源量则更低。没有经济约束,光靠道德约束来节约用水很难。”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按照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m3为重度缺水。2011年北京水资源总量为26.81亿立方米,按照2011年末人口计算,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m3,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m3的重度缺水标准。 也有专家认为,阶梯式计量收费虽不是目前引导合理使用资源的最佳方式,但肯定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节约作用。据专家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水价一直在上涨,目前已是世界工业国中水价最高的国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居民用水量的日益下降。此外,原本水价相对较低的匈牙利、捷克等国也均在近几年做了大的调整。 实行阶梯水价,广州可谓第一个“吃螃蟹者”。广州从2012年就开始实现阶梯水价政策。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在实行阶梯水价后,2013年比2012年的户均用水量减少了8%~10%。“实行阶梯水价后,家里的水费明显减少了!在实行阶梯水价前,两个月水费是80元左右。在实行阶梯水价后,两个月是55元左右,少了25元。”广州市民李先生在实行阶梯水价后开始注意节水,专门回收废水用于浇花、冲厕所。 对于执行阶梯式水价,家住某小区的李女士认为,实行阶梯式水价,能大幅度拉开少量用水与超量用水之间的水价差距,让节水家庭得到奖励,让用水较多的家庭承担相应成本,这是一种公平、合理、有效的节水政策。和李女士持相同看法的还有某中学的张老师,他告诉记者,阶梯式水价对每一个级别的用水户有一个限量,这个限量保障了居民正常用水,在这个范围内,水价是比较合理的,他是能接受的。对于阶梯式水价,在一街道办事处工作的王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现在可以在市内的一些小区试行阶梯式水价,然后逐步全面推广。 4.实施阶梯水价制度消息甫一发出,旋即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就群众的反应看,可谓反对与质疑一片。有的认为,阶梯水价就是为了涨价,有的认为不能简单按“一户一表”计量,要考虑家庭人口等。而且在新浪的适时调查中,有高达六成半群众认为实施阶梯水价不合理。其实,这不能怪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国家发改委。一方面,以往阶梯价改被异化为阶梯涨价。例如阶梯电价,自酝酿到实施,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诸多方面都说,这有利于节约资源、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理顺国内资源价格等,也类似于承诺说阶梯价改会考虑民生,不会让人们多掏钱等。可结果实施一年多来,由于各档基础电量标准过低等原因,导致阶梯电价改革对民众来说就是变相涨价,几乎过半的民众都为这样的改革多掏了钱,而且还在继续加大支出中。换句话说,民众今天不支持此次阶梯水价改革,是吃一堑长一智,被打着价改的幌子忽悠怕了,怕最后仍旧落得个和阶梯电价改革一样的下场——为阶梯价改买单。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的权威受到质疑。如2013年初,曾闹出燃气将大幅涨价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刚辟谣说“燃气涨价系无稽之谈”,群众刚把心放到肚子里,河北邯郸就在没有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燃气从4月1日大幅涨价,长春也同样宣布从4月1日起调涨燃气价格,让公众、国家发改委等都尴尬不已。对此,国家发改委也无可奈何,不了了之。反过来讲,尽管国家发改委的本意是好的,“经”也是科学的,但经不起地方“和尚们”频繁念歪。 国家发改委表示,实行阶梯水价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居民合理用水,不是让大家多掏水费。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J表示,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同时水资源浪费现象仍较严重。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万元GDP用水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约为60%至65%,而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都在80%~85%以上;居民家庭用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仅水龙头没关紧而造成的“跑冒滴漏”水量就十分惊人。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已经成为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的重要课题。全国约30%的设市城市建立了阶梯水价制度,其中,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中有50%的城市建立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实践结果表明,推行阶梯价格促进节约用水的效果比较明显。例如,河南洛阳、许昌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后户均用水量均下降了13%左右,湖南长沙下降了18.5%,广东深圳、广州、潮州、东莞、中山等城市下降10%~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D说,阶梯式定价既没有大幅度提高整体资源产品价格,又采取了“多使用者多付费”的原则,这既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也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后,供水企业增加的收入将按照“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原则,用于实施户表改造、弥补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级水价相对稳定等。 由于调价后会涨价,地方政府需考虑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财政压力、对招商引资带来的影响等方面,除非到了用水十分紧张的时候,否则地方政府都不愿意调整水价,担心由此带来舆论的声讨。 “还是要把涨价的合理性跟民众说清楚。”水务公司人士A说,“有的地区水质差,老百姓不敢用自来水做饭,需要自己买净化水。如果把改进水质的投资计入水价,其实是更便宜的。” A介绍,供水、污水处理方面,国家补贴的力度非常大。其中,管网建设国家全额补贴,管网运营由各地政府补贴80%以上。近三年来,国家对水质的要求提高,污水处理的标准从原来的1级B类水提高到1级A类水,这需要对现有的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但投资约为2000元/吨。 近几年,中国水务行业逐步往市场化方向靠拢,否则已无以为继。目前大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还高一些,但全行业仍然只有20%左右的水平,绝大部分要靠政府补贴。 “政府对水务的管理,企业只是中间的一环,相当于是向政府提供服务,不会是暴利,但也不能赔本。”业内人士说,“要让企业有利润,不要多,合理就可以。” 5.北京阶梯水价听证会又一次取得了“一致同意涨价”的预想结果,北京市自2014年5月1日起实施阶梯水价,按年度用水量计算,将居民家庭全年用水量划分为三档,水价分档递增。第一阶梯用水量不超过180立方米,水价为每立方米5元;第二阶梯用水量在181立方米~260立方米之间,水价为每立方米7元;第三阶梯用水量为260立方米以上,水价为每立方米9元。 习惯了这些年“逢听必涨”的听证会,加上阶梯水价确实有利于节约资源,这样的听证结果,大多数人也能坦然接受。但邻居张阿姨却有不同看法,“你们家两口人当然好,我们家六口人,180方水根本不够用。太不合理了。” 仔细查阅媒体报道才发现,与张阿姨持相同观点的不在少数。更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不同声音也被代表带到了听证会上。25位听证代表中,有两位不同意现有方案,提出了其他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建议按人口计算水量。 正是那一声关键的“不同意”,让“张阿姨们”有了盼头。北京市发改委在听证会后对媒体表示,对于确因家庭人口多而导致的用水量增加问题,在政策实施细则中将会明确办理程序、条件、要求等办法,并与居民水价调整政策同步出台。 相比于许多流于形式的听证会,这样“不同意”的声音显得十分珍贵。从北京市此次听证会的情况来看,为了给“不同意”发声的机会,有关部门确实做足了准备: 一方面,在听证方案设计上,没有简单地“二选一”,除了推出两套水价调整方案外,还允许代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听证流程也不是简单地表决了事,而是给予每位代表充分的发言时间,让不同观点得到呈现。 另一方面,在对待少数人的意见上,此次听证会也没有简单地屏蔽。北京市发改委之所以能够对方案实施细则作出调整,就在于没有忽视那仅有的一位代表意见。 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更加符合听证会这种民主形式的本质要求。事实上,现代民主的本质并非简单的以多胜少,而是在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尊重和保障少数人利益。从绝对数量来说,张阿姨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只是少数,但如果一味强调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利益,就会造成政策执行上的不完善和一部分人的实际困难。 听证会作为一种听取民意、科学决策的手段,进入我国也仅有10多年的历史。许多方面还不完善,要真正让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从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更加科学的参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听证会的运行机制,鼓励更多不同意见充分发声。 比如,听证会代表的产生,目前主要采取的是相关单位推荐办法,这就剥夺了一部分群体参与听证的机会,人为排除了一些“不同意”的声音。此外,听证代表能否真正代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推荐过程能否完全排除相关利益方干扰?从人大代表中按身份类别遴选、机选听证代表是否更能体现广泛的民意?这些都值得商榷。 还有听证会的公开,在网络和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还鲜见某个听证会能够全程现场直播,某些地方甚至禁止媒体采访听证会代表。失去了社会的监督,代表也就自然惰于提出更多不同意见,更让场外的普通民众也失去了了解听证会的机会。 最关键的,恐怕还是相关部门对待“不同意”声音的态度,是鼓励发声、认真采纳,还是打压排斥、避之不及,将会直接决定听证会的质量,也将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 相信随着制度的完善,各种意见会在听证会上充分表达,百姓的利益也将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6.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资源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控制性要素,是整个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物质载体,也是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实践发展、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3个“永无止境”,提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并将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价改革、水权交易等纳入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将水价改革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尚属首次,无疑对水价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水是自然资源,也是环境资源,更是经济资源、战略性资源。水的取用和污水排放等都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水价中应该包含环境水价。理论上,环境水价应该弥补因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造成的损失。但实际上,环境成本的计算由于没有权威的标准,目前我国的水价基本不包含环境成本。 但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将环境成本纳入水价成本中,究竟对水价提高有多大的“贡献”?这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然而,水价由于不可能定得太高,消费者一般都有一个能承受的最高水价限额,如果制订的水价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消费者对水价的承受能力,却仍然不能补偿环境成本的话,政府就需要出额外的费用来弥补这部分成本,这样才更有利于水生态的保护。 水价改革与生态文明挂钩,成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饱含了党中央对水价改革的期待,期待水价改革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器。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组成,山川秀美关键在水,美丽中国关键也在水。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促进水生态文明的具体抓手,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力保障。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规划》除指出了近两三年内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还明确提出,要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建设文化产业基地、规划文化企业上市。 业界对此《规划》的出台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近年来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还因为它极大地顺应了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当下“创造力”就是“经济实力”。美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往往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一个国家摆脱经济困境。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是:经济增长过分依托投资、制造业出口,过分依托资源型经济,而依托技术等文化创意类产业增长的比例很小。2009年《财富》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入围43家企业,单从数字来看,十分喜人,但继续看就会发现,入围企业多为大型垄断资源型国有企业,如中石化、国家电网、宝钢集团等,依托技术、创意进入500强的企业少之又少。 长远来看,过分依托资源型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是不智的。与资源型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可谓产值高效的绿色产业。据说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就相当于韩国生产数百辆现代汽车的收益。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盗版国家,这跟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盗版除了让国外的文化创意产业损失惨重外,还大大破坏了国内的文化创意产业。记者在一家动漫公司实习了解到:影视产业的核心产品是剧本,而国内影视业剧本人才的缺口很大,盗版、山寨之风盛行。盗版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创作的成本,降低了人才创作的积极性,这就切断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故国家振兴文化产业的同时,更应该做的是加强著作权保护,打击盗版。这点中国可以学习日本。2001年日本国会通过《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之后,又在同年10月对1970年的《著作权法》进行修订,并改名为《著作权管理法》。2004年又颁布《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法》。一系列的立法、修法举措无疑彰显出日本对文化产品著作权的重视与保护。日本是个典型的资源稀缺型国家,其经济总量能紧跟美国之后,跟其重视技术、文化产品著作权保护是分不开的。 2.一面是文化创意企业苦于“无米下锅”,一面则是投资机构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蛋糕却“无从下口”,在2009年9月17日举行的“演出业投融资沙龙”上,记者再次感受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面临的尴尬。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沙龙并没有指望获得银行的贷款,因为作为一个民营的小企业来说,我没有太多资产可以抵押”,在北京广受年轻人喜欢的“开心麻花”系列舞台剧的负责人直言文化创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文化创意企业的普遍遭遇。 银行借贷,PE/VC追逐有票房保证的大导演、大制作,担保公司无力担保,评估机制未能形成标准,这些都影响着文化创意企业的融资。而这一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同样遭遇过。 “汉唐乐府于1983年在我国台湾创办,经营至今已经有20多年。创办之初我们是非常需要钱的,但是由于没有抵押,很难在银行贷款,恰巧赶上当时政府出台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贷款前三年由政府贴息,才在台湾银行获得了500万贷款,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好在我有个好哥哥,得到了他4000万的支持才使汉唐乐府发展到今天。”提及创办之初融资难问题,汉唐乐府文化中心的创办人陈美娥颇多感慨。 然而,并不是每个文化创意企业的老板都有陈美娥这样的“天使”哥哥。不仅是“开心麻花”,港中旅旗下的天创演艺、以《天下粮仓》闻名的北京普罗之声文化传播公司都是在业内具有一定品牌的企业,但是融资难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智力密集型、创意型的产业,公司价值和文化产权价值很难评估和量化;而当前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还是担保、有形资产抵押等传统信贷方式,这使得一些文化创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主任常泽鲲告诉记者。 的确如此,在记者参加的历次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论坛上,文化创意产业没有评估标准、没有实物抵押带来的投资风险让投资方在投资这一产业上谨小慎微,并且一直没有出现好的解决办法。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军指出,由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很难对其进行量化,目前还没有一个健全统一的评估体系。另外,文化创意产业很难给投资机构一个健康透明的财务报表,这些因素使得公司很难得到投资机构的信任。“而版权质押、评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最终获得投资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资本使用周期”。 IDG亚洲区副总裁虞俊就举了一个看起来很无奈的例子。当一个文化公司将财务报表拿给他看,发现当月是亏损的,这家文化公司的老板就对其财务人员说,怎么能“做”成亏损呢?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创作人员的零散性和临时性,比如一些演艺人员是希望避税的,这也是造成财务报表混乱的原因。 3.我们曾做过一个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大学生和白领,调查内容是用五个字构成的当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即“吃、穿、用、听、看”。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大学生有25%注重品牌,75%不讲究品牌,在讲品牌的里面有50%崇尚的是国外品牌。工作以后,在白领阶层中,就有75%的人讲究品牌了,而且这里面又有75%的人崇尚的是国外品牌。这说明消费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品牌意识到这一个消费阶层就增强了。但是增强的部分都成为国外品牌消费品的市场。我们是否看清楚了这个问题,能否把我国的品牌占有率提高5%~10%?美国人靠一杯水(可口可乐),一个面包(麦当劳),一个小芯片(IT)和一个小老鼠(迪斯尼)做出了创意大产业,这些产业超过了他们的汽车、钢铁等产业。在面临21世纪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应对挑战和抓住机会吗? 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市场消费空间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社会和文化建设问题。从创意产业的构成来看,产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密切相关。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观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树立一个大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概念来研究创意产业发展。 4.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人在思考:国家今后该怎么发展。他们派出了两百个青年人到美国去学习,而且就是到那些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学校、部门、企业去,学他们的创意产业。政府支持让他们在美国当地办企业,从事实践活动。数年以后,这些人又回到韩国,振兴韩国的创意产业。他们用的是亚洲的美学标准,国际的运作方法,将美学和经济结合。韩国的动漫、电视剧、时尚、整容、餐饮业等,核心就是我们亚洲和东方的文化美学。这个美学中不乏中国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 韩国人坚持和借用了东方美学和民族文化传统,把民族文化的视觉传达和精神价值实物化、产品化、标准化、产业化,并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了巨额消费,在大众自觉消费中传播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能把文化“软实力”“软资源”和科技、经济相结合,通过产品化和产业化的运作,在精神传播和产业增值两个层面得到了双赢。 5.1998年,韩国政府及时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规划从2001年起5年内把韩国文化产业产值在市场上的份额由1%提高到5%,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2001年,韩国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整顿企业、金融界,另一方面不再把文化视为一般意义上的休闲娱乐,而是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由政府主导并全力支持。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在竞选时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并以提升文化经费占到国家总预算的1%为目标;金大中政府执政后,因为金融危机,政府裁减各部委人员,只有文化部门人员不减反增,可见其对文化事务的支持,文化总预算也逐年递增,1998年韩国政府的文化经费只有4848亿韩元,占国家总预算的0.62%,之后政府文化经费逐年增加,到2002年已经超过1.2兆韩元,文化预算突破政府总预算的1.09%。目前,全世界只有法国和韩国的文化拨款达到国家预算的1%。1999年至2001年间,韩国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 为了鼓励文化事业,韩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法律法规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1999年2月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定义,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基本方针政策。此外,为适应数字化信息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韩国近两年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做了部分或全面修订。这些法律法规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证。 6.近年来,我国创意产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香港、台湾地区,创意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崛起。上海、深圳、成都、北京等地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正在建立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创意产业基地。上海是我国创意产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据统计,目前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经占到全市GDP的7.5%。2005年4月28日,上海市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由市经委正式授牌,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家各类设计创意企业入驻在这些园区内,集聚了1万多名创意人才,为上海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充满无穷潜力的新产业。 不仅上海,还有南京等市各中心市区均依托各自人才、区位以及资源优势,争装“创意引擎”,设立各种创意产业基地和园区,欲抢占创意产业发展战略高地。 动漫产业是我国各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突破口。据专家介绍,动漫产业被称为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是继IT产业后又一个经济增长点。统计显示,2004年全球游戏、动画业相关衍生产品产值在5000亿美元以上。在日本,动漫艺术及相关产业规模仅次于旅游业,已经成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我国动漫产业有着每年总计200亿元的庞大市场,动漫产业无疑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 为此,我国先后设立了19家国家级动画基地。深圳、宁波、无锡、长沙等城市也纷纷以发展动漫产业为突破口来发展本地创意产业。 政策扶持是各地发展创意产业的有力保障。创意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更需要高端的政府服务。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是我国各地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措施和方向,更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良机。因此,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保障创意产业的发展。 第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2009年10月13日,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开学典礼上为师生激情讲述河南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在回答河南如何发掘文化产业的亮点时,形象地说:“河南文化产业发展靠什么?就是要学会靠老祖宗吃饭!”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是在徐光春的倡议下恢复和重建的。在开学典礼上,徐光春做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国学报告。他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是: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河南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三千多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河南建都,有200多位皇帝在河南执政,中国8大古都河南拥有其中4个。 “可以说,不到河南就不能够完全地、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不到河南就不能够完全地、真正地了解中国的现在;不到河南就不能够完全地、真正地了解中国的秀美山川。”徐光春的豪情引发现场千余师生的热烈掌声。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厚的财富,我们必须奋发有为,把中原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就任河南省委书记以来,徐光春一直反复强调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要学会靠老祖宗吃饭,不能当败家子,把这些遗产变卖掉,而是要把‘死’的‘活’起来,把‘静’的‘动’起来。”徐光春举例说,少林功夫传遍天下,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少林寺1年的门票收入已经超过1个亿。同样是这座庙,最穷的时候揭不开锅,有了《少林寺》电影的宣传,有了这些年的精心打造和包装,效果的确大不一样。 8.《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行解读。其中,文化产业人才匮乏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之一。 座谈会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高书生在解读《规划》蕴含的8个关键词时说:“文化产业人才,是关键词之一。目前,人才匮乏是文化产业最突出的问题,尤其缺懂经营、懂管理的人。”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认为,文化产业和别的产业不同,具有个体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建立在个体文化创造性的激发上,因此文化产业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个体的文化创造力。对此,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少峰也直言:“人员素质不高,导致企业创意水平不高,再导致企业盈利水平不高,而企业最后发给员工的报酬也不高,不能激励员工的进步和提升,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9.2009年 2月5日,湖南省宣传部长会议在长沙召开。当天下午,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平应邀在会上作了湖南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报告。 他说,在省委宣传部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下,湖南文化产业统计从2002年开始起步,到2006年建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已形成了较为规范和完善的统计制度,使湖南文化产业无据可依、靠模糊描述的状况成为历史。可以说,湖南文化产业统计起步早,见效快,是全国较早拿出统计成果的省份。在省统计局与省委宣传部共同努力下,已连续三年编辑出版了《湖南文化产业统计概况》,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7年,文化产业统计成果正式收入《湖南统计年鉴》,进一步扩大了文化产业在全社会的影响。同时在文化产业统计过程中,我们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做到规范统计、科学统计,得到了中宣部和国家统计局的充分肯定。 他强调,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国内外发达地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趋势来看,文化产业在社会活动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市场前景的“朝阳产业”。湖南的文化产业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也实现了大进步、大发展、大跨越,不仅形成了电视湘军、出版湘军、文艺湘军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化品牌,而且在“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已完全融入整个国民经济大市场,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朝阳产业”,成为湖南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愈来愈受到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以往注重单个城市建设走向更加注重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将越来越呈现“强互动”发展趋势,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也备受关注。
组织500名左右高水平教师在高校开展互聘任教活动,30万名左右大学生跨校修读1000门左右精品课程,联合共建校地校企研究院50个左右……2021年6月,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三省一区)教育厅联合印发文件,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在学生联合培养、教师互聘、协同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构建三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对于跨校选课,许多人并不陌生。近些年,秉承开放办教育理念,不少学校达成合作协议,相互开放部分课程,通过学分互认等形式打破了校际围墙;以“慕课”等为代表的在线开放教育平台集纳了许多高校的优质课程。技术的赋能,进一步打破了知识围墙。这些探索和尝试,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增进了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尤其是辽宁省近年来在省内高校间推行开放办学,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悉,2020年以来,辽宁省扎实推进普通高校开放办学,为做好这项工作,省教育厅建立推进开放办学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指导意见、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推动高校深化制度创新。此次三省一区联合开放办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开门办教育、开放办教育探索的一次拓展和升级,既有较丰富的经验借鉴,也有一定的技术支撑。
从加强学生联合培养到推动教师互聘互认,从推进协调创新到促进国际交流,三省一区开放办学,开放的不仅是课业资源,共享的不仅是师资力量。以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为重点,以深度协同和全面合作为抓手,三省一区合作办学是对办学关系的一次新探索,有望织就一张覆盖范围更大、辐射范围更广的教育资源网。
实际上,现代高等教育就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从加大国际交流合作到本土高校开放共享,从面向社会需求开放办学到引进社会资源合作办学,教育不断突破校门、国门的限制,也不断打破学与用的壁垒,提升着现代教育的开放化水平。三省一区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动校际、校所、校地、校企合作,可以说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
更要看到,教育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四地高校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不仅能为四地学子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开拓的视野,为广大教师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和流动空间,也必将激发出“1+1+1+1>4”的效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当然,推动开放办学,需要“风向标”,更需要“路线图”。以学生联合培养为例,开放办学若不能成功调动起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则开放合作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就拿曾火热一时的跨校选课来说,由于跨校上课不方便、不同高校间课程雷同、学分沟通困难等种种原因,许多课程最终参与者寥寥。学校的根本使命在于人才培养,就此而言,推动多地开放合作办学,一定要紧紧扭住人才培养这个“牛鼻子”,以学生需求和诉求为导向,让工作落到实处,避免“叫好不叫座”现象,更要避免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三省一区跨省跨校的开放办学千头万绪,不仅牵涉四地教育机构,也牵涉四地教育部门;不仅指向外部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也指向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这就要求四地和各高校间要超前谋划、统筹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仅要在课程研发、科研协同、平台共建上下功夫,打造有“含金量”、有特色的课程和项目,也要从体制机制方面做好沟通协调,为合作办学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惟其如此,才能以开放办学模式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区域发展注入人才“活水”,为全国高校的开放办学提供有益借鉴。
2.2021年5月21日,全球健康峰会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讲话指出,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仍在肆虐。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增长,是国际社会首要任务。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始终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此过程中,科技始终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利器”。
2020年年初,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面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的严重威胁,全国科技系统聚焦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设备和试剂等方向开展抗疫攻坚。7天内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14天完成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和审批上市。疫苗研发5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多款获批附条件上市。国家卫健委5月24日公布的最新疫苗接种情况显示,截至2021年5月23日,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1085.8万剂次。
从守护生命健康到助力工农业发展,从促就业助增收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多的民生科技于无声处改变人们的生活。
“过去用小镰刀,秋收要持续近一个月,现在几天就能完事。”J县种植户老韩去年种了300多亩水稻,借助北斗导航卫星定位,采用无人驾驶智能收获机来收割,大大提高了收获精度,减少了收割过程中的粮食损失。“如今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有气象站,田里有摄像头,实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苗情、墒情监测。坐在家里就能查看庄稼的生长状况,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两脚泥地往田里跑了!”
J县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近年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数字化和可视化水平,曾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先进县”。“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先进技术向全县的107.6万亩耕地逐步推广。”J县县委王书记说。
这是近年来我国实施“藏粮于技”的一个缩影。“藏粮于技”不仅降低了种田成本,提高了作业效率,解放了劳动力,还使得粮食丰产、农民丰收更有保障。
“有饭吃”是第一步,保就业才能让千家万户端稳饭碗。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以科技创新带动就业创业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直播救急,数字化救命。”某护肤品牌创始人孙先生认为,直播虽然可以在疫情期间为商家带来订单解燃眉之急,但是数字化才是企业发展的未来。据了解,拥有数百家门店的某护肤品牌在2020年年初业绩曾下滑90%,靠“电商”加“直播”很快实现“V”形反转。不仅线上销售额激增,6月份线下销售额也同比增长54%。
在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模式以及点播电影等新兴业态的成功探索,带来一波快速的新型经济和就业形态。这些新的就业形式对应的新兴职业、岗位以及工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以及不断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现象下可能被淘汰掉的部分就业。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在交通出行方面,网上订票、微信买票、无线上网、自主选座、高铁订餐等服务载体日新月异,以广州站刷脸进站为典型的“黑科技”已经转变到机器人提供智能服务,智慧斑马线、智慧路灯、移动警务室、智慧交管大脑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体系的新技术让出行更畅通。
在法治建设中,信息技术与法治建设不断融合促进,创造了更高水平数字正义。2020年年初,许多当事人因疫情防控不能出庭参加审理,原本应该审结的案件被迫延期。面对这一情况,全国各级法院运用近年来“智慧法院”建设的相关成果,积极开展远程立案、网上审判、智慧执行,努力让公平正义不缺席、不迟到。
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画卷在中华大地铺展。
3.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一边是防疫不能松懈,一边是发展不能停顿,如何统筹兼顾?一些地区先行先试,初见成效。
有位地方领导同志说得好:过去我们是无疫状态、“晴天”环境,可以放开手脚干活;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可能是“晴天”“雨天”环境并存。我们要适应“晴天带伞”的工作方式。下雨了,“一手撑伞,一手干活”;天晴了,把伞绑在身上,继续埋头苦干。以湖北为例,该省之所以用3个多月的时间使经济总量恢复至上年同期的八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了“晴天带伞”的工作方式,练就了“撑伞干活”的本领。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这不仅仅意味着时间较长,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常怀责任之心、谨慎之心,保持耐心和韧劲,着眼于“常”。过去我们是无疫状态、“晴天”环境,但今后出现零星散发甚至局部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依然存在,“雨”也许还会再来。首先我们就应当树牢常态化精准防控意识,养成“晴天带伞”的习惯。
“现在我们的商业已经恢复到90%以上了。”武汉某商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大会要求坚定不移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我们正是这么做的,也将继续这么做”。
他介绍,商场营业总面积有12万平方米,主要出入口都设置了红外体温检测点,设置了隔离区。同时每天安排消杀人员对重点区域进行两次消毒,随着餐饮商户堂食恢复,还增加了夜间消杀工作,对每天产生的垃圾定点清运、及时消毒。为确保空气流通,商场负一楼等通风不畅的部位在营业时间全程开启新风和排风。
作为一个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目前商场内商户都已基本恢复经营。“为了促进商业恢复,我们针对不同的商业类型分阶段、分种类,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租金减免政策,还举办了多场营销活动。”该负责人说,公司拿到了电费补贴,所在街道在指导防疫的同时,还送来口罩、消杀剂等多种防疫物资。
“我们对四季度很乐观,对来年、对未来都很乐观!’,该负责人信心满怀。
如果“雨”来了,就一手“打伞”、一手“干活”。触发预警后要迅速响应,各个方面、各项工作第一时间进入闭环流程,采取最有力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把疫情管控在最小范围,扑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不扩散不蔓延。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先生表示,“撑伞干活,说的正是如此”。
赵先生介绍,过去是应急性全面阻击,现在是常态化科学精准,过去是集中火力,现在是统筹兼顾,疫情防控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难度更大。我们进一步压实部门自我管理责任,当好健康“守门人”,守好“城门”、管住“院门”、看好“家门”。针对懈怠大意、防控虚化等问题,加大日常督导、集中检查、随机暗访力度,组织单位自查、部门督查、定期与不定期抽查,引导群众、第三方参与监督。对重大风险隐患点挂牌督办,跟踪问效,对整改不力出现防控漏洞的追责问责。
赵先生表示,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形势,集团党委及时审时度势,大刀阔斧进行调整和改革,加快构建多点多极支撑的业务布局——瞄准高端行业升级,成立经发投咨询公司,成立投资事业群和项目管理事业群,抢占新业态“风口”,着力开发智慧城市等项目,形成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商业模式,以更精细的服务打出项目建管“组合拳”。“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我们正全力冲刺四季度!”
有关领导也进一步强调,“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保持“晴天带伞”工作状态,建立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我们就能“防”得好,“控”得住,“放”得开,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4.“住了大半辈子的棚户区,今年终于在新房里过新年,真的是太幸福了。”孙翠华牵着刚从幼儿园放学的小孙子,没走几分钟,坐个电梯,就到了家门口。
57岁的孙翠华23岁嫁到H市,一直生活在L区的东片区。“那时候这里还没开发,周边到处都是菜地。我们全家主要靠种菜为生,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日子紧巴巴的。”孙翠华说,刚开始,全家三代人住在一间瓦房里,在瓦房边上搭个茅草屋就是小厨房,后来,条件好了一些,就翻盖了几间平房,一家人住房问题算是解决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孙翠华家所在的片区逐渐成为城中村,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基础设施逐渐落败,城中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
“城中村大多数都是自建房,外来打工者租房子的居多。下水管经常不通,污水横流。下雨时屋顶渗水,屋外积水还会倒灌。没有燃气,各家各户都是煤球炉子,做饭时间经常是烟熏火燎。”能搬进楼房住上新家,是孙翠华一家最大的梦想。
在东片区,这片破败逼仄的棚户区,曾经是烙印在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道深深的“城市疤痕”。如今,棚户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电梯楼房。在原先脏乱差或被污染的城中村和河道两侧,一座座公园和休闲场所拔地而起,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在此兴业、定居。
“为了又快又好地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H市全面强化统筹组织,成立项目指挥部,由相关领导担任项目指挥长,相关单位和部门积极参与,确保整个工作有组织、有领导。”H市棚改中心黄副主任说。
聚焦“住有所居”,加强民生之安。2020年,仅H市L区就新增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3402套。对46个城市老旧小区进行节能改造和环境整治提升,面积达90.07万平方米,惠及群众10488户,城乡居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有效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和品位。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H市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加快项目建设。“在居住环境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商品房标准,高质量推进住宅楼建设,并借助先进技术,将住宅区打造成为智慧小区。在教育方面,L区已与优质幼儿园和中小学签约。另外,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也在同步建设中。”黄副主任说,项目一期工程预计2022年建成。
“推进棚户区改造,让低收入居民早日出棚进楼,不仅仅是一项重大民生项目工程,也是改善城区面貌、增强区域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H市财政系统致力于让安置群众从‘有的住’变为‘住得好’,在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城市建设的未来,棚户区改造还将继续温暖和呵护更多百姓的安居梦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H市财政负责人说道。
5.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人(今天伊朗、伊拉克一带)就已经懂得使用“0”来避免混淆,后来希腊人采用了他们的思想,使用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用的“0”这个记号。然而,“0”还有更微妙和深刻的意义。
对宰客行为“零容忍”、对乱收费行为“零容忍”、对虚假促销“零容忍”……这些年来,每当出现损害公众权利的违规行为,政府部门总会用“对某某问题零容忍”表达利剑高悬的决心。“零容忍”也跻身使用频次甚高的热词之列,简单三个字,铿锵有力,体现出违规必查、逢罪必究的执法态度。
“零容忍”的执法理念,给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场“静默的革命”:过去对那些苗头性、倾向性、打擦边球的违规行为,面子上过得去也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引入“零容忍”之后,则要求加大打击力度、扩大执法覆盖面,见微知著、防患未然,不因事微而纵容、不以恶小而不惩。10年来,“零容忍”已经升级为政府部门严惩违规行为的利器、保护公众权利的坚实盾牌。
2019年9月,广东肇庆高新区实施“行政审批零收费”。这是肇庆市内首个实施“行政审批零收费”的行政区域,在广东省内行政审批改革中也走在前列。
进一步看,肇庆高新区实施“行政审批零收费”,不仅表明了政府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也是政府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的体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是现代社会对行政管理的迫切要求。
要认识到,现代化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政府改革的实质就是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更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政府不仅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更要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从事基础研究,很多人都有过相似的郁闷经历。申请科研项目时,若是前人都没做过的“突发奇想”,总会被评审专家问一个问题:别人都不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可若是已有领域的继续钻研,又会被问:既然人家都做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两个问题似乎都问得有道理。几十年来,中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部分领域追赶上了国际水平,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在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想要把钱用得有的放矢,似乎确实该问问:既然别人不做,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国科技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的重要时期,跟上国际前沿固然重要,但要想走向学术巅峰,必须有开山立派的创新,因此遇到跟踪研究的项目也应该问问:这种锦上添花是不是必须要做?
这个让人无法回答的两难问题,折射出的或许正是中国基础研究对自身定位的迷惑——现阶段的中国基础科学究竟在什么位置?哪些领域需要跟踪模仿,哪些方向期待从0到1的突破?而为了得到从0到1的突破,我们能否承受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
当美国停止大型对撞机建设,欧洲却批准建设欧核中心时,不知道欧洲的科学家中是否有人问过:美国都不建了,我们建了有什么用?10多年前,当美国物理学家们开始建设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时,不知道是不是也被问到类似的问题。
面对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跟踪模仿固然重要,但我们也有必要认真考虑:拿出多少科研经费进行从0到1的研究是合理的?能不能多一些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非共识项目”?与之对应,我们应该设计什么样的遴选制度和评价体系去鼓励一部分科学家从事这样开山立派的研究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类研究单独划分出来,予以资助和评价?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今年53岁的平顶山市民王增兰自筹资金30万元,在市区湛河堤上修建一个以雕塑作品为主题的公益游园,连日来引来了不少市民参观。 8月12日下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整个游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东边的“动物园”已完工,绿油油的草地上优雅的梅花鹿在散步、山顶上雄鹰在展翅欲飞;游园南边约两米宽的水泥路南侧是一排造型别致的休闲椅、休闲亭,十几个市民正悠闲地坐在休闲椅上欣赏风景。北侧是几个雕有龙风、人物等图案的柱子和小型人物雕塑;西边正在建设的是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大树雕塑。王增兰说,树雕建成后,树的四周是喷泉,树上有活泼可爱的小猴、窃窃私语的小鸟等雕塑。 “建公益游园的想法有好多年了。我希望建一个游园,能够集中展示一下自己的雕塑作品,但是场地不好找。”王增兰说,他家住湛河区九里山街道芦铁庄村,自幼喜欢雕塑,为了提高水平, 1996年,已经42岁的他曾到浙江省的一个雕塑工艺厂拜师学艺一年多,学会了仿青铜、仿玉等工艺品的制作。回到平顶山后,他一直从事工艺品制作销售,还免费培训了20多名残疾人和下岗工人。因为场地不好找,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去年10月,他发现现在修建游园的地方因为原有建筑被拆除,与周围优美的环境很不和谐,就找到湛河公园领导,提出自费在此建一个公益游园。 湛河公园上报市园林处批准后,同意王增兰自费修建。 去年11月初,王增兰开始请施工认进行施工。“这些雕塑都是我自己刻的,一块模具的图案大约要用一星期的时间,光雕塑模具的制作就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王增兰说,起初他以为投资10多万元就行了,干起来才发现远没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工艺上精益求精,花费持续增加。目前,他已投入20多万元,整个工程8月底完工,投资可能要达到30万元。 据湛河公园负责人介绍,王增兰是平顶山市第一位投资建设公共游园的市民。 2.公开资料显示,在常州仅有3家慈善组织。即常州慈善总会、常州红十字会、常州见义勇为基金会。除见义勇为基金会之外,同一城市的两家不同慈善组织,在运行发展、善款筹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一年之内募款超过10亿元;另外一个提到筹款,却只能想到2005年海啸时的捐赠,这就是常州的红十字会。 常州红十字会副会长孙育林对《公益时报》说,现有专职工作人员7人。每年比较固定的活动,包括5月8日红十字日做一些宣传活动,春节慰问精神病院、福利院、麻风病院的病人。救助白血病儿童是常州红十字会一项较大的活动,但每年仅能救助儿童十几个人,救助款仅为几万元。此外,在一些自然灾害爆发时,会发出救灾募捐通知,但很少收到捐款。 当记者请孙育林介绍一些红十字会募款情况时,“印度海啸时,红会募集了大概二三百万元。”这位副会长想了许久,能想起来的捐赠似乎只有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时接受的捐款。 孙育林坦言,与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很少,“企业都向慈善总会捐款了,对红十字会的关注不够。”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慈善组织,存在如此大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与现任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会长,市长担任会长,由分管慈善工作的民政局副局长担任秘书长的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的人员组成,在募款动员方面,显然不占优势。常州红十字会是当地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然连日常运行都很难维持。 据孙育林介绍,红十字会曾想过成立一个基金会,但募集资金难度很大,而且现在各个县市区都有慈善总会,企业愿意把资金捐给慈善总会,只用利息这一块。而红十字会则要求资金全部到位,这样使得募捐成为了绝对难题。 3.对公益性要求较高的学生食堂、公寓、水电等后勤服务项目,不得交予非法人单位承包经营。福建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确保后勤服务管理规范、经营安全。 通知表示,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不直接从事服务经营活动,原则上要与后勤服务实体分离。各高校要结合实际,分领域、有计划地引进社会企业参与高校后勤服务,形成公开准入、公平竞争、奖优汰劣的竞争环境,并鼓励有优势的后勤服务实体跨校托管、承包相应的后勤服务项目。 针对市场价格波动,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对学生食堂等学生生活项目“零租赁、公益补贴”的政策,发挥校内优惠补贴政策的杠杆作用,以价格稳定期补贴价格波动期,以营利性项目补贴非营利性的项目,缓冲市场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师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服务价格变动应经后勤管理部门审核。 4.53岁的李科义是个陕北汉子,浑身上下都透着陕北的黄土味儿。他从小家境贫困,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帮家里干活。为了生计,他种地、卖药材、卖木材、跑车拉货……1988年,他进入建筑业,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已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了。 富起来的李科义没有忘记乡亲们。他经常说,“只要有多一点钱,就一定要把钱投入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在李科义的家乡周湾镇杨家湾村,以前通往镇里的是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农民们赶着毛驴,拉着架子车,要走上十五六公里才能到镇上卖粮。逢到下雨天,土路变泥路,农民只能守着粮食望“路”兴叹。 1998年,李科义的事业发展壮大,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乡修路。“咱自己不困难了,但咱了解农民的难处。”他出资3万元,不到20天就修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路,过去一辆架子车一趟只能拉500斤粮食,得花个把月才能把全部粮食拉完。现在汽车一趟就能装下一两万斤粮食,大大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李科义曾出资修建希望小学,并多次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杨家湾村村民付佐萍的丈夫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还有3个上学的孩子,一家人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3年前,付佐萍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家里却无力供养,走投无路的付佐萍辗转找到李科义,没想到他当时就答应下来。现在,付佐萍的大儿子每年都可以从李科义那里领到几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付家的老二、老三也得到了李科义的承诺:“只要你们能考得上,我就能供得起!所有费用我来出。” 2005年,吴旗县成立慈善协会,李科义首先捐款5万元。 今年7月,延安市举办“慈善奖”评选活动,李科义是候选人之一。他说,是不是“十大慈善人物”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慈善事业发展做贡献。 5.不过,政府难以对民间收养行为进行监督。鄂州市民政局福事科副科长万守凡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对何本英的行为进行干涉。 在鄂州市民政局一些人士眼里,2005年以前,何本英是一名爱心人士。不过,要钱让她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福利项目的实施,引发了民政局与何本英的对立。 2006年5月,鄂州市民政局开始实施“明天计划”,专门给残疾孤儿免费治病。得知何本英家中有一名脑瘫小孩何天意,民政局打算把何天意送去治疗。7月,万守凡等上门与何本英商谈。 万守凡说,起初何本英答应交出孩子,但称她给何天意看病用了钱,需要补偿2300元。民政局同意了,但后来何本英又不交了,民政局一名副局长多次上门,她也不交。 “脑瘫的孩子,何本英不让政府给他治疗,你说这是爱孩子吗?何本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心妈妈。”万守凡说。 对此,何本英说,当初没把何天意交出,是因为何玲玲一时台不得。何玲玲说:“何天意捡过来三天,就一直是我带着,带了两三年,你说能没有感情吗?” 不过,在万守凡看来,何本英只要愿意,就一定能说服何玲玲交出何天意。 由此,鄂州市民政局与何本英“结下梁子”。而何天意继续留在何本英身边,未接受治疗。 2006年12月,何本英为收养的3个孩子申请低保,她到公安局开了孤儿证明。她说,办低保还需要民政局出具的收养证明,但民政局拒绝出具,导致小孩没有低保、生活困难。 于是,从2007年4月12日开始,何本英带着3个孩子上街巡演募捐。她说政府不给她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她只能上街募捐,她这样做也是想让负责弃婴工作的民政局出丑。 6.他热衷“慈善”事业,5家公司为此倒闭。他捐资百万,自己一家却住在集装箱改建的“房子”里。出名以后,自己的生活全乱套了。 他接待的第一个前来求助的人,是一对河南父子。孩子得了重病,父亲看到了关于王明殿的’报道后,不远千里登门求助这个“有钱的大善人”。 而治疗孩子的病需要几十万元,这大大超出了王明殿的承受能力,“何况我还得帮助学生们”。无奈之下,他给了这对父子1000元,把他们送走。 那对父子苦苦的哀求,以及失望的眼神,让王明殿难过了许久。但他没有料到,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响,接踵而至的求助者很快踏平了他的门槛。 所有求助的过程都相差无几:求助者直接来饭店找到王明殿,苦苦哀求,接收了象征性的几百元钱后,返回家乡。近的求助者几乎从不间断,最远的竟来自甘肃。 这个遭遇车祸、失去一条腿的甘肃女孩,请求王明殿帮她装条假腿。尽管十分同情她,但王明殿还是被高达8万元的费用难住了。他只有按“老规矩”,先安顿她住下,请她吃饭,然后给她 1000元钱,送她回家。 女孩子哭,王明殿和妻子一起陪着哭。可是除了哭,他没有别的办法。对自己能力有限的愧疚,深深刺激着他。 “我如果有很多钱,一定帮了她。”他抹着眼泪,对朋友说。 “你就是亿万富翁,你能帮得过来全国这么多可怜的人吗?”朋友这样反问。 一年多的时间,他接待的求助者接近300人。起初的自责和同情,逐渐变得麻木。用他的话说,心肠“被逼得越来越硬”。 7.作为娱乐圈明星,李连杰的“一基金”备受关注,李连杰本人也成为“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但是面对“慈善评选”,李连杰却并不热衷。 李连杰认为,如果慈善搞成了比赛,那就忽略了慈善的诚意和初衷,使得慈善似乎就变成了 500强的事,变成了百亿富翁的事。捐100块的人看到别人捐1000,就会觉得没面子,而选择退出,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因为面子捐了一百万回家之后后悔的不得了,那也不是慈善的目的。所以李连杰提出了“一基金”计划——捐一块钱就是献爱心。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普通人无法和李嘉诚、比尔·盖茨比,难道因为这样就不做了?用心做才是最重要的。李连杰说,“我就是要把慈善做的轻松、简单、不后悔。” 对于“中华慈善奖”的提名,李连杰说:“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不设立这种奖项,这样就把慈善变成了比赛,慈善应该是自发、自愿的。但是中国目前处在慈善事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的阶段,政府应该奖励、鼓励首先做这件事情的人。在这方面很多人做得比我好,他们更值得奖励,我也希望永远有比我做的好的人让我学习。最后,慈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可能有时候会被遗忘,我只是希望把他拿过来,我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可能是做的最好的那个。我身后有那么多明星导演的支持,在我刚起步的时候拿这样的奖项,完全和我的初衷不相符,有愧于支持我对慈善原始概念的朋友,这好像踩着士兵肩膀做将军一样。” 李连杰说:“非常感谢投我票的观众,不过,您与其投我票不如直接去‘一基金’捐一块钱。” 8.2007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了奥一网友筹集的15万元善款。当时组织方和郭小娟达成口头协议,治疗剩下的钱,小娟要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6月,小娟在北京做手术成功。不久后,由于郭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余款带回老家,从而引发网友指责。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捐款总发起人的网友“南山飞狐”日前赶赴山西,向郭小娟下跪,“恳求小娟公布账目,把事情说清楚”。面对曾经的“救命恩人”,郭母也跪了下来。 本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个结果,无论是郭小娟,还是组织者与捐款者,都难免有些尴尬。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郭小娟屡次提到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原则。一方面,她认为自己仍是个病人,正处于康复期,只有先让自己活过来,才能去考虑别人;另一方面,她也不觉得网友所谓的“救急不救穷”的说法是对的,与此相反,她认为社会应该“救人救到底”。 值得深思的是,按正常的逻辑,郭小娟因众人捐款而获得救治,本应对继续获得社会救助有信心。然而,为什么她急着将钱带走,而不是按事先约定,将其转赠给需要救治的病人? 从这方面说,郭小娟“卷走捐款”,除了上述她所谓的“先己后人”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似乎对“救人救到底”缺乏信心。 这场风波似乎给我国民间自发的慈善事业,引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事实上,被捐助者携款回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慈善幼稚病。奥一网相关负责人也承认,网络慈善捐款管理确有漏洞,募捐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财务监管责任人。 9.巴萨是当时惟一一支球衫没有广告的欧洲传统球队,而球衣的胸前广告位置在其107年的俱乐部历史上,被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贞节之地,不容任何广告污染。 拉波尔塔自2003年上任巴萨俱乐部历史上第39任主席以来,致力于球队商业运作,准备打破胸前无广告的禁区。其间,博彩公司“Betwin”、日本日立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都与巴萨进行多次谈判,卡塔尔航空公司甚至开出了为期五年、每年2500万欧元,总额达1.25亿欧元的赞助合同。 可是,拉波尔塔在最后时刻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胸前广告位置5年使用权无偿送给 UNICEF,不仅分文未取,而且还要“倒贴”——将俱乐部年收入的0.7%捐给UNICEF。巴萨的第一笔捐款190万欧元已经被送到非洲南部的斯威士兰,用于防止艾滋病的母体传播,援助照顾那些因艾滋病而失去双亲的孤儿。 2006年8月11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UNICEF——巴塞罗那”同盟宣告成立,9月13日在诺坎普的本赛季欧冠揭幕战中,巴萨身披印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球衣首次登场亮相,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临诺坎普主持新球衣的发布仪式,祝贺巴萨赢得了“慈善事业的冠军杯”。 巴萨球衣因为印有公益广告反而显得更加圣洁,由此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也为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2006年球衣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商的谈判中,巴萨赢得了两个超过亿元的大合同。而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也把年度“和平奖”颁发给了他们。 10.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慈善基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0.5%,而美国则为9%。我国目前全社会捐款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一位餐饮企业老板曾对记者表示,每逢自然灾害或者帮助失学儿童等事务,他总希望尽些微薄之力,但在中国,捐款并不一定全部免税,限制太严的捐款免税比例让他的慈善捐助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目前除对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十几家慈善机构的捐赠实行全额免税外,对其他机构的捐赠,根据最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假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按12%的规定,只有120万元作为税前扣除不用纳税,即企业按照 880万元的利润来交纳所得税290.4万元。也就是说,在企业捐出的200万元中,还有80万元要企业再向国家纳税。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捐款额限定在比较低的水平,因为捐款高了,企业还是要对捐款部分纳税。 更有甚者,还有很多公众根本就不清楚慈善捐赠可免税,也有些人因为免税程序的繁琐而不得不放弃。 11.根据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乃至香港的宣明会(中国)、乐施会等慈善组织的现状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大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例如在2004年, (香港)无国界医生的筹款总额中,有98%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有96%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香港乐施会有90%以上的资金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宣明会(中国) 2005年度的筹款总额中,有90.9%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 这些慈善机构的成功经验显示,动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捐款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唤醒庞大的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识,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真正的宝藏。 而目前中国内地的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所募的绝大部分善款均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都是某某企业捐了多少千万乃至上亿元善款。与此同时,平民的慈善捐赠似乎还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待开垦状态。 “我们社会上一直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专利。在网上炒得很热的往往是抨击富人不摘慈善……事实上我们的慈善事业中存在着一个金山,它还没有被开发,这就是平民慈善。” 12.“用不文明的语言去制止不文明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鹤壁市众多市民对一条由公交公司设计的公益公告表示不满。 今年8月3日上午,在鹤壁市九州路一个公交站牌下,一对父子正在等车,七八岁模样的孩子指着公交站牌上的字对爸爸说:“这上面怎么写着‘没脸没皮’啊,这不是骂人吗?”这位爸爸冲记者尴尬地笑笑说:“本来是要制止不文明现象,却使用这样不文明的语言,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跟孩子解释。” 记者在鹤壁市新区发现,沿公交线路的站牌上,都有一块公益广告:一个女子的脸上被打上了两块补丁,女子头像旁纵横交错地写着几行大字——请不要乱贴广告,如果这是你的脸面你贴吗?没脸没皮。 部分市民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条公益广告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鹤壁市公交公司广告部一位姓朱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新区共有50多块站牌,他们在站牌上的空白处贴了一些广告宣传画,可是宣传画总是被形形色色的小广告贴满。无奈之下,他们才设计了这样一条公益广告。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8年5月16日,天津市发布了新人才引进政策——“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放宽对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创业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户条件。根据这一政策,在津无工作、无房、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高校毕业本科生可“零门槛”直接落户。门槛超低的落户新政,诱惑力非同小可。
16日新政颁布后的24小时内,就有30万人下载并登录“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系统几度崩溃。面对蜂拥而至的“落户大军”,天津市政府先后4次给新政“打补丁”,限制投机炒房等人群借机落户,但直至5月21日,前往天津落户的人依然有增无减。“落户大军”看中的是天津户口的“高性价比”,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天津坐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高考录取率极高。根据近几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985高校、211高校和本科一批录取率统计,京津沪稳居前三,而天津高考人数在全国排倒数第四。
其次,天津户口也吸引了不少周边省市尤其是在北京打拼的人。相比于落户难度较大的北京,作为直辖市的天津户口性价比极高,同时天津房价便宜,教育质量高,京津城际也让出行更方便。可见,继成都、西安、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如火如荼的人才争夺战之后,天津落户新政再一次诠释了“抢人才”就是抢一个城市的未来。大量人才涌入,增加了城市的活力。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人才的聚集有助于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是冯奎同时表示,落户的强大吸引力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吸纳大量人才,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城市拥有较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资源,但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承载量毕竟有限。比如,西安出台落户新政后,周边地区不断涌入“新高考移民”,随之而来的“入园难”“入学难”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户籍人口“井喷”,也意味着人均享有公共福利的骤减,城市承载力负担不断加重,甚至会出现无法负荷的状况。
冯奎认为地方应该极力避免“抢人大战”演变为“抢房大战”。人口大量增加,短期内当地房源会出现“供求失衡”现象。而随着当地房价快速飙升,城市居民和附近的民众也会因住房“刚需”纷纷加入买房行列中来,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是一种冲击。对此,有专家也表示,与其说各地掀起的“抢人大战”是城市飞速发展的预演,不如说是政策推动下的提前透支。
目前“抢人大战”中各个城市对目标人才定位存在偏差,在“两个关系”上容易出现问题。首先是人才与人口的关系。各地“抢人”指的是所谓的人才,冯奎认为。过度强调高端人才,对农民工、长期在本地打拼的普通劳动者重视不足,也给城镇化中的人口流动制造了障碍。其次,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的关系。“抢来”的人才是增量,但在此之前各个城市已有许多存量人才,也就是已有人才与人口,他们长期在本地打拼,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目前看来,各地落户新政都过于向“新人”倾斜,这可能会导致新老市民之间的矛盾。以上两点反映了很多城市急于引进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但缺乏根本意义上的包容性。
2.人才难留,是欠发达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在2018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广东省省长指出,广东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粤东西北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人才集聚等方面与珠三角都存在很大差距。
招揽人才,对于省人大代表、粤东西北某公司总监黄炜乾来说是一件头疼的事情。他所在的公司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级研发中心。“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很强烈,也愿意开出不错的薪水,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来。”他说,有时候别人过来面试,考虑到各种因素,最后还是选择去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同时,招来的人要留住也不容易。在粤东西北地区,一些初级技术人才可以拿到三至五千,到了高级可以拿到七八千,但很多人在这里“攒够”了工作经验,被培养好了,可以独当一面了,就去广州、深圳发展了。对于这种现象,黄炜乾深有感触:“珠三角对人才的吸引力太大了。”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省人大代表、粤东西北某公司总经理简炜明。作为“创二代”,简炜明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招聘的过程中,他发现,要招到合适的人很难。“比珠三角城市的企业招人要难。”简炜明说。
省人大代表、粤东西北某公司董事彭自坚说:“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相比于管理人才,科研产业化的科技人才最缺。”他说,公司是不锈钢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但招聘综合能力强的外贸销售人员也遇到比较大困难。“在广深这很容易,但在我们那里就很难。”
不仅企业如此,也有粤东西北地区的领导称,粤东西北的教师、医生等人才也存在流失的现象。
F市地处粤东西北地区,该市副市长陈冰湖在谈到粤东西北人才引留困境时说:“我们缺人,年年招人,都招不到人。”F市第一中学校长谭元军说,目前,还是很难招聘到高水平的优秀教师或优秀的名校师范毕业生。而且,已经在教的教师经过学校的几年培训,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骨干教师后也会离开F市到珠三角等地任教。
相比于企业招人难的问题,在彭自坚看来,粤东西北最缺的还是教育、医疗人才。他说,其实大家都希望小病不出县,但现在甚至小病也往省里挤。“如果县一级医疗人才能跟得上,我不会三更半夜跑到省城来看病。”
粤东西北为什么招不到人才,也留不住人才?不少人认为,工资水平太低是人才难留的一个很大原因。简炜明在分析企业招人难的问题时表示,就F市来说,虽然生活环境不错,但是总体工资水平与珠三角地区差距较大,“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谭元军在谈到粤东西北教师流失的问题时也表示,教师工资收入与发达地区同类学校存在较大的差距是重要原因。
陈冰湖认为,一方面,珠三角是文化经济中心,发展机会多,而粤东西北相对偏僻。另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工资待遇低。她举了一个例子:她曾在招聘时遇到一位非常愿意到F市工作的女大学生,岗位薪资约2300元,但该女生询问工资可否为3000元。该女生回F市发展的意愿很强,但她因家庭困难需要养家,2300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根据相关规定,工资无法调整,这个女生最后非常失望地离开了。
省政协委员、F市政协主席丘志勇也有相同感受,他指出,粤东西北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还涉及待遇问题,“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两北人均居民收入不到珠三角的一半,其中教师、医生的收入差距更大”。
对于留人难的原因,黄炜乾认为,即使粤东西北的企业愿意开出和珠三角相同的工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的生活配套、人文科研氛围和机遇也始终难以与一线城市和珠三角城市相比。
他说,粤北山区暂时还没有形成一种交流的氛围,那些高端人才很少能跟相同层次的人交流,而一线城市和珠三角就有这样的氛围,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这一观点也得到简炜明的认同,他说,很多人留在珠三角的原因是机会更多、资讯更多、各方面接触面更广,总体上个人的素质提升更快。
简炜明和谭元军同时提到,F市交通相对落后,也是留不住人的重要原因。“从广州到F市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稍微塞车时间就更长。F市没有机场,去周边机场都要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就觉得路途太遥远了,想坐个飞机都不方便。”简炜明说。
省政协委员、G大学科研处处长陈严说,G市地处粤东,虽属区域中心城市,但与珠三角地区的先进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及基础条件、产业配套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客观的差距,这也是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对欠缺的主要原因。
“除了收入,高端人才对于就业的氛围也是很看重的。”黄炜乾说,氛围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国家高新区在初级阶段可能才有不到50名博士,等有500名博士的时候,它自然就有那个氛围,很多相同层次的人才就愿意在那安家乐户了”。
黄炜乾说,粤东西北地区民营企业的积累程度较低,他建议,支持创新型民营企业发展,在人才留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重点支持。
简炜明也强调氛围对于人才集聚的重要性,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创新创业的氛围。他说,粤东西北各市都应该打造好的平台,“可以启动一个创业资金或者是搞一些比赛,对做得好的创业人才进行奖励”。
黄炜乾建议,应鼓励粤东西北地区政府在引进对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发展当地特色支柱产业的集群,对于成长性、创新性较强的企业,予以重点支持。
他说,一些大的规划和项目目前主要在珠三角落实,在省级项目上,珠三角企业凭借先发展起来的优势获得财政支持的概率更大。“要搞好统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他建议,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他还指出,粤北山区承载着广东省本地域的绿化、水源等生态责任,为全省做出了贡献,但在工业发展等方面受到制约。因此,应当启用一定的平衡反哺机制。
“我强烈要求,给我们政策倾斜,增加编制。”陈冰湖更加直接。
彭自坚说,粤东西北各地政府也想要引进医疗、教育方面的高端人才,为他们提供高一点的待遇,但在地方财政上有困难。他建议,安排省级医院高端人才多批次到县一级医院作短期一两年的坐诊、手术,提高地方医疗水平;省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补贴粤东西北高端人才。
谭元军也希望省政府出台加大对粤东西北优秀人才奖补力度的政策。“如对在粤东西北地区任教的高级教师、省名师名校长、正高级教师或特级教师实行月生活补助政策。相信一定有助于吸引或留住优秀人才。”
丘志勇建议,省财政要加大全省统筹力度,统筹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像教育、医疗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不是说要拉平,起码差距要缩小”。
3.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能不能吸引人才、集聚人才、用好人才,人才发展环境是关键要素。哪里的人才发展环境好,哪里的人才成长就快、聚集就多、活力就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营造宽松环境,提供广阔平台。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推出人才新政,为招揽人才各出奇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颇引人注目。为了地方发展,吸引各方面人才加盟,本来无可非议。因为有人才才能发展,才能实现大的突破。发达地区希望不断有人才流入,实现更好更快的地区发展;而落后的地区,也希望通过吸引人才“入伙”实现后发崛起,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本是正常策略,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局面就有点混乱。例如,某个城市刚推出“黄金十条”,其他城市马上又推出“黄金二十条”。逐渐地,“黄金”被用烂了,人们的审美也疲劳了,有的城市干脆就弄个“美玉十条”,以此来体现自己政策的含金量。到后来,大家认为“美玉”也不够档次了,便弄出了“金镶玉十条”……买房优惠、租房补贴、项目资助、先进奖励等,投入一个比一个大,规格一个比一个高,口号一个比一个响,省里补了市里补,市里补了县里补,层层补助,层层加码。
不能说这些引才政策只是流于形式,也不能说这些引才政策没有契合市场需求,但应该看到,仅仅靠金钱作为开路机器,埋头撒钱,可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会让一些人这山望着那山高,难以静下心来搞研究;让一些擅长投机的人钻政策的空子,左右逢源。长此以往,地方的财政负担增加了,实际的收益却没有多少。难怪网友埋怨,这么多钱与其不问结果随便砸进去,不如投入到精准扶贫、提高环卫工人待遇、幼儿园建设等方面。
人才新政发布之后,也确实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效果。比如成都发布的“蓉漂计划”提供外地大学生来蓉城求职七天免费住宿等优惠的确能给青年学子以关怀,释放城市的包容和善意。武汉承诺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让青年学子买到住房等。在这些富有诚意的引才政策吸引下,各地人才落户数量同比大幅提升,显示了人才新政的强大感召力。
但引来人才,显然只是一个开始。人才能不能留得住,能否在城市里扎稳脚跟,才是决定城市走向的关键要素。人才也是一种优质资源,随市场迁徙流动是其应有之义。而且随着其他大中城市的政策跟进,买房优惠、租房补贴、项目资助等物质奖励或者本科落户等户籍政策已经大同小异、彼此趋同。在引才新政日趋雷同的现实语境下,曾经拥有巨大吸引力的人才新政就不再是一枝独秀。甚至可以说,城市引进人才早已走过了简单的粗放型发展阶段,是时候迈入比拼城市内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了。
真正的人才渴望的是事业,这才是城市引才存在的现实问题。“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引进人才需要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应该在搭建人才舞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持续着力。留住人才,最重要的是留住人心。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引进了人才,却将人才束之高阁,既浪费了人才,又消解了引才政策的积极初衷,最终导致人才来来又去去。这就要求在产业发展、项目支持、配套政策、体制机制等方面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如果说各项补贴和奖励简单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话,那么营造干事创业氛围,方可以称为精神层面。唯有物质与精神两条腿走路,城市发展之路才走得更快更好。
4.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于1月公布,中国的12个城市进入114强名单。
GTCI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ADECO集团和塔塔通信公司编制的年度基准报告,根据国家和城市自2013年以米的培养、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对其进行衡量和排名。除了北上广深,中国还有6个城市也名列榜单中。其中,杭州和天津2018年就入选榜单,而西安、成都、郑州、武汉首次入围。
自2017年以来,这些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吸引毕业生和人才的政策,可以概括为租住补贴政策、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落户政策,而落户政策分为直接落户和向人才倾斜的落户政策。然而,这些政策成效如何呢?
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已有两年,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生仅有三成愿意留在湖北就业。而东北三省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中仅有9.24%愿意留在黑龙江就业。东北师范大学《2016—2017年中国毕业生就业创业报告》指出,对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职业前景、薪资和兴趣,而非上述政策覆盖的住房、落户问题。
吸引人才很重要,留住人才也不可小觑。英国城市利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利兹的大学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优秀的学生,2013—2015年间,86%的学生是外地生源;而当地毕业牛留在利兹工作的比例达到29%,其中68%的学生为本地生源。虽然15%的利兹毕业生还是在毕业后选择前往伦敦工作,但其中97%的毕业生为外地生源,即他们在大学教育前并不居住在利兹地区。此外,利兹也从其他城市吸引毕业生就业,2014—2015年从其他地区前往利兹就业的毕业生占总毕业生的1.8%,是英国第四大吸引毕业生就业的城市。
利兹能够成为毕业生就业定居的热门城市,主要归功于当地的产业结构规划。利兹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西约克郡,距离伦敦车程3小时、火车2小时。如今,利兹已成为除伦敦之外英国最大的法务和金融中心,金融保险行业产值高达130亿英镑,有超过30家国内、国际银行在此开展业务,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也在此设立办公室。
制造业作为另一大支柱产业,提供了8.8%的岗位,产值超过70亿;其他重要产业部门包括零售、休闲旅游、建筑、创新和数字化产业。高端服务业和中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并行,使得各层次的毕业生都能在利兹找到合适的工作。
比起伦敦地区高昂的生活开支和拥挤的交通,利兹相对低廉的生活开支和适当的城市规模带来的产业间紧密合作,就非常吸引年轻有活力但收入有限的毕业生人群,成为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
对于企业来说,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当地优良的毕业生人才(利兹拥有4所大学)也有利于企业发展,人才竞争相对缓和,利兹地区的办公室还可以和谢菲尔德、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办公室一同负责英格兰北部的业务。
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人才引进方面不惜重金,具有发展眼光的领导也格外重视人才建设。纵观全国,人才建设和引进力度,和该城市的总体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都呈正相关。东南沿海因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发展的先发动力,在人才战略中已处于优势地位。西南、西北地区经过近年来人才建设工程,人才的规模不断提升,从国家的政策战咯到地方的引进政策,人才都在不断引进,人才的结构也趋于合理,人才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在2020年决战全面小康的关键节点,人才,不只是经济大繁荣的保障,也将成为脱贫攻坚的强有力保障。
城市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作为一种互利共赢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大在人才建设、人才引进方面的投资,从住房、工作条件、政策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优化,为人才提供好的环境,以便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同样,这种人才的竞争,绝不等同于拍卖场上的竞争,你出一百,我出一百五。这种竞争需要考虑到长效机制。人才建设一味依靠引进,终有一天,会因为不断上升的成本而崩塌。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才团队,显得尤为重要。城市大学群、科研院所就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传帮带,追赶超,通过教育培养人才,通过情感留住人才成为更好的选择。
目前,人才和城市如何更好地融合,仍然是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人才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也将诱发人才的恶性竞争。同样,人才的比例、结构也并不太合理,许多小城市需要发展,引进高精尖的人才却没有能力留住他们,中低端人才又较难对城市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其中的矛盾,仍需要守土一方的干部谋划、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