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点。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后劲乏力，中国经济正需要探索新的增长点的关键时刻，旅游业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环保等方面，具有凸出的积极作用。 专家指出，旅游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预计到2015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旅游人数将达33亿人次，年均增长10%；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可达9000万人次，年均增长8%：出境旅游人数达8300万人次，年均增长9%。旅游消费稳步增长，城乡居民年均出游超过2次，旅游消费相当于居民消费总量的10%。而其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则更加明显，预计到2015年，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长12%以上，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提高到4，5%，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2%：每年吸收就业人口达50万。 中国地理、人文资源丰厚，拥有丰富、多样、体验落差极大的旅游资源。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旅游业具有天然的弥补作用。我国约70%的旅游资源分布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超过5亿人次，收入超过3000亿元，受益村(寨)超过2万个，受益农民超过2400万。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6年，西部12省区市旅游总收入增长118%，年均21，5%，高于同期GDP增长率3，2个百分点，相当于12省区市GDP的比重已达8，6%。 2．出门旅游购买一些当地特色商品回家赠人或留以自用，是大部分游客出行的习惯。随着旅游产业化发展进程加速，旅游商品产业已经成为旅游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目前旅游购物仅占旅游总收人的20%，处于我国中等水平，和发达国家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40%-60%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以旅游业为重要依托的三亚旅游商品产业化进程亟需提速。 三亚旅游商品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大多是低层次的重复开发，没有突出海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游客来到海南。大都希望购买一些具有海南独特文化内涵的商品，但是目前此类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十分匮乏。研发旅游商品的力量十分薄弱，普遍缺乏高级旅游商品开发设计人才和专业营销管理人才。目前，专业研发旅游商品机构缺乏，景区景点也几乎没有投入经费用于旅游商品研发。 2012年1月28日，这天正是大年初六，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用户罗迪发布微博称：“朋友一家3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3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着池里一条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 “我现在在外面开会都不敢说我是三亚旅游局副局长，一公开身份就有人跟我现场投诉。”对于连日来的宰客风波，三亚市旅游局副局长唐嗣铣表示，就连自己的朋友来三亚都被宰过。 他表示，三亚是一座旅游城市，旅游业有特殊性，管理上无统一领导，权责上不明确，多头管理，在协调整个旅游发展过程中，容易造成各自为政。比如潜水。实际上旅游局只管水的质量，实际管理的是海洋与渔业局下面的潜水行业协会；又如出租车不打表问题，实际管理的是交通局：又如酒店价格偏高问题，实际管理酒店的是酒店行业协会。但游客有投诉第一时间总是找旅游局。正是由于多个部门多头管理，所以导致三亚旅游中的一些问题未能管理到位。 3．三亚宰客事件持续发酵，现在不仅是三亚，包括香格里拉、丽江、厦门在内的多个旅游城市也卷入了“宰客门”。作为一种普遍多发的现象，宰客行为折射着中国旅游的深层次问题。苏州游客丁先生大年初二在厦门海鲜排档吃饭，其中有3种海鲜，结账费用竟高达9560元。环顾四周发现儿名男子似乎要围过来，丁先生等人只好先买了单，报警后退回3500元。老板称点菜员是临时帮忙，不存在威胁客人，“都是自愿买单”，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网友微博上爆料说，正月初五他一家人在鼓浪屿也吃到“天价菜”：20个人坐了两桌，每桌点了十来个菜，其巾4个是海鲜，酒楼结账要价1，3万元，后经协商1万元成交。 正如三聚氰胺引爆食品安全危机一样，春节期间的“三亚宰客事件”揭开了旅游业的黑幕。从游客们在网上揭露的种种“挨宰”事件可以看出，目前的国内旅游景区已经不再是民众闲暇放松的去处，而是旅游消费的伤心地。在平民旅游渐成风潮的环境下，景区乱象丛生，除了让民众伤不起外，更是在透支中国旅游产业的未来。 当然，这类乱象全国许多旅游区都有。旅游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宰客，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布局不合理，旅游相关配套设施不健全，旅游交通相对落后，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不够，缺少具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点、缺乏整体规划等，而这些已经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其中宰客现象，只是冰山一角。 消费者外出旅游意愿增强，表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旅游业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行业。但近些年来，尽管中国旅游业销售总量不断攀升，提供旅游服务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但旅游服务质量却相对落后。从市场角度出发，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应是质优、价廉，然而目前公众所能感受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宰客和骗局。大发展并不代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的产业化水平。 4．安徽省安庆市的主要人文景观——独秀园景区一期工程建成并对外开放已一年有余。然而近日，几名游客反映，通往独秀园的道路犹如迷宫，约2公里的路上竟没有一个指路牌，而景区的基本服务配套设施也不健全，大热天连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独秀园景区位于安庆市十里乡林业村，大门在集贤关收费站旁。从独秀园大门前行约200米，一个三岔口挡在前面，附近没有一个指路牌。 目前，全国旅游业增加值已占到GDP的4%以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超过110个：旅游消费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90%；对民航和铁路客运的贡献率超过80%：旅游业从业人数超过1000万人。在全国旅游局长研讨班上，各地旅游业管理者认识到：繁荣的背后尚存在许多问题。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质量成为决定旅游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说。质量就是旅游业的生命。 5．凭借苗族文化的各种特色。贵州省雷山县近日被2011世界旅游精英博鳌峰会组委会授予“中国王牌旅游目的地”荣誉称号。雷山县是一个苗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县，其西江“千户苗寨”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全村共有1200多户苗族人家，居民近6000人，是全国最大最典型的苗族吊脚楼村寨聚居群落。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对贵州旅游资源赞赏有加，认为贵州民族文化浓郁深厚，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旅游业有明显的特色、明显的优势，有极大的潜力。但是，光有好的资源，并不足以引起外界的注意，贵州旅游多年的实践就是明证：空有旅游资源，却“藏在深闺人未识”。长期研究贵州旅游发展的中国社科院特聘研究员徐琨就认为，在旅游收入接近贵州GDP的四分之一的时候，不管是对区域经济还是旅游从业者而言，都带来了极大的机会。政府部门应该立足本地区文化优势，形成旅游品牌影响力。 贵州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路平教授谈到了青岩古镇的开发。青岩古镇至今仍保留着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痕迹，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四教并存，这是青岩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然而，由于缺乏宣传，青岩的这些文化优势却鲜为人知。他指出，现在是网络化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旅游业的促销，是信息时代旅游宣传促销的新选择。互联网广告是传播最迅速、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最省钱的宣传手段，而我国的网民数量世界排名第一，青岩旅游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一广阔的传播平台，加强互联网宣传力度，对网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以网络化进行旅游促销，以信息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6．蓬莱素有仙境之称，传说蓬莱、瀛州、方丈是海中的三座神仙，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日前，来自安徽的游客张鸿为蓬莱阁导游范丽的服务打出了100分，并留下了“服务太周到了，有机会还会来”的评语。如今，在蓬莱阁，高素质的女子导游队伍已经成景区的一张“活名片”，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就在不久前，蓬莱阁景区刚刚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全国文明单位两项国家级荣誉。获评的中国驰名商标称号，更是填补了山东省内旅游服务业驰名商标的空白。景区针对不同岗位制定了各项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400多条，目前已被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确定为地方性旅游服务标准并公布实施，成为业界标杆。 为了适应不同游客的旅游习惯，蓬莱阁景区的导游员突出个性化服务，准备了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5套导游词，根据游客游览兴趣和游览时间，精心设计了12条导游路线，针对游客的不同需求推出适宜的游览路线。 7．“上海黄浦江十六铺”、“宁波‘十里红妆’后大街社区”、“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荟萃了20个长三角区域最具魅力的地方，“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在中困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应运而生! 2010上海世博会是长三角城市群融入区域发展的共同机遇，本着共绎主题、共兴旅游，共享成果，全面推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由上海市旅游局、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携手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政府旅游部门，经过2年筹备，实地调研历时120余天，行程8000余公里，足迹遍布了长三角26个城市，又历经“最受欢迎2010奖”评选活动，最终从96个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中锤炼出了20个示范点和10条线路，打造出了“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使中外游客在发现和体验的旅游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了“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更深的情谊”。 世博主题体验之旅把长三角地区延展成了放大的“世博园区”，将世博会演绎成“旅博会”，它标志着长三角区域旅游“同城时代”的来临。更令人欣喜的是，世博主题体验之旅这一品牌在后世博时期持续释放巨大效应，推动了长三角向世界级旅游城市群的新跨越。 如何让旅交会办出新意，一直是各地旅游管理部门思考、探索的重要命题。近年来，浙江省旅游局创新实施“旅游走出去”的战略，把浙江旅游交易会移师到主要客源地上海、江苏等地举办。2010年、2011年浙江省旅交会先后赴上海、江苏巡展，把浙江优美的旅游环境和丰富的旅游产品送到苏沪市民的家门口，创下了国内省级旅游交易会异地举办的先河。 通过整合资源、联合推介、媒体宣传，现场咨询、现场售卖，以及与旅行商面对面洽谈等形式，浙江旅交会既实现了“诗画江南，山水浙江”旅游形象整体亮相的目的，同时又方便了苏沪百姓在家门口直接采购到丰富、实惠的旅游产品，深受旅游爱好者的欢迎。活动门票销售突破4000万，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内旅游产品终端营销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8．据报道，作为云南香格里拉主要景点之一的独克宗古城，将对游客收取“古城维护费”。收取古城维护费，并非独克宗古城“首创”。早在8年前，丽江就开始将丽江古城围起来收费了。据记者了解，丽江古城维护费是向到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旅游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员收取，人均40元，后涨到80元，专项用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的费用。云南诸多古城开发所背负的包袱较重，正说明开发没有掌握好度。围城收费作为管理者的应对措施，不能不说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又一次回归。 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为筹措更多资金用于遗产地保护和开发”，申请门票价由135元每人次涨至230元每人次。根据该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庐山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人不断加大，2003年至2006年8月累计投入，54373万元，但与此相悖的矛盾是财力不足逐渐凸显：2004年结余额为负1991万元，2005年为负4628万元。“目前景区保护、建设经费主要来自庐山园门收入。按照未来5年规划。庐山旅游资源升级改造项目将超过12，28亿元。”管理方认为，提高庐山园门收费标准是弥补保护和发展的资金缺口，提升世界遗产及世界地质公园保护水平的需要。同时，提高票价也能体现庐山的世界级风景资源价值，不会影响游客数量。 旅游专家认为，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游览项目增多，门票收入是弥补景点保护、开发及管理经费不足的重要来源。但是，贵州省旅游局一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门票不涨价，算小账眼前可能吃亏了，但薄利多销，可谓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张小小的门票连着交通、餐饮、娱乐等旅游综合产业的发展，但如果把旅游产业当成门票产业来发展，就谈不上发展旅游大产业。” 黄山、张家界、九寨沟……大凡有些名气的景区，门票价格都在百元以上，甚至几百元，普遍高于国外类似景区的门票价。比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门票一般是按车收费，一辆小车门票是25美元，可载4人，并可在7天内自由进出景区，人均只有几美元；如果步行进入公园，门票是每人12美元，16岁以下免费。相比人均收入，黄石的一张门票比咱国内便宜几倍甚至十几倍。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表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让景区在开发增值项目上缺乏压力和动力，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就难以实现突破。并不是反对一切收门票的做法，关键要看其是否合理。在大念“旅游经”的今天，千万不要将旅游经济简单地看成“门票经济”。 9．长期以来我国景区点企业收入、利润的来源非常单一，主要限于景区点大门和围墙之内的旅游经营服务活动，甚至有些景区点大门和围墙内的一些经营服务业务及其收入也不得不让给其他方面，这是导致门票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 旅游产品、线路是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国家、地区、城市要通过发展旅游来实现增加收入等目标，就必须着眼全局算大账，不能仅仅看到景区点的收入增减和效益高低，而应该将整个旅游产业作为管理、考核对象。即使是在景区点门票价格不断大幅度上升的状况下，对于来自区域周边的中程游客来说，其旅游花费中直接用于景区点游览观光的比重也不会超过1／3，来自区域外的远程则不超过1／5。以新疆为例，来自周边省区、国家的游客，无论是乘火车还是汽车，进出新疆和新疆内的交通费用约占1／4到1／3，住宿餐饮费用约占1／3到1／2，娱乐、购物约占1／4到1／3，景区点门票花费最多为1／3。 设身处地为景区点企业考虑，既然提高门票价格这一最简单易行和立竿见影的途径行不通，那就只好顺应时势，在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塑造和输出品牌、延伸产品链、扩大产业面等这些难度比较大的方面着力。就旅游来说，国内外的很多大品牌在这方面都有很成功的经验。例如，迪斯尼乐园作为大投入、高成本、以现代科技和文化为基础的游乐类主题公园，如果以门票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不可能长期以来一张几十美元的门票玩遍其园内的所有项目，而且不限次数，它选择的道路是将其品牌旅游、商品销售、品牌输出等作为主要盈利渠道的。 10．异军突起的焦作旅游业近来风生水起。2011年3月26日，云台山驻上海旅游服务中心成立；4月18日，豫韩文化旅游交流年启动仪式在云台山景区举行；5月16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以“云台山水、峡谷极品”为代表的焦作山水，由“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转变的焦作现象，“不让一位游客受委屈”的焦作服务品牌，三张鲜亮的名片叫响全国，昭示着焦作旅游业的辉煌。 从单一依赖“门票收入”，到发展成旅游产业，焦作旅游愈做愈精、愈做愈细、愈做愈强。由此带动整体经济的优雅转型。加速经济转型，焦作的决策者继续发挥优势、瞄准旅游产业加力使劲。焦作市提出了“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突破口，加速实现旅游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一句“重庆，非去不可”响遍全国，让重庆旅游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重庆旅游发展现在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作为重庆旅游的龙头企业，重庆旅投今年能从哪些方面改变市民的旅游环境?重庆旅游投资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蒋宗金和重庆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姜文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旅游发展近年来机遇良好、环境宽松、政府主导有力、市场运作得法。各个旅游企业非常注重宣传营销，让重庆旅游的名声喊得更响。同时，一些精品景区建设初见成效，旅游产品要素配套完善。龙头企业发展势头很快。 他们认为，目前旅游业的发展只着重于观光消费，是“门票经济”，产业附加值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极度依靠游客数量。旅游业者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这一状况，要深入挖掘旅游业的五大附加值，即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科技价值、服务价值和教育价值，通过增加附加值，为游客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旅游体验，提高旅客满意度。 11．2011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自2011年起，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398年前的5月19日，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从浙江省宁海县出发，开始了他历时30余年、遍及中国19个省份的神奇的探险旅行生涯。如今，这个日子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这是中国旅游产业即将开启的跨越式大发展的历史性起点。同时，这也是显示中国政府坚定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又一个标签。早在2009年12月世界金融危机晦暗不明的时刻，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并决定设立“中国旅游日”。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积极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的单独一节体现。旅游产业的战略地位也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中。目前，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对旅游业有明确而突出的产业定位，其中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定位，具有非常成熟的基层实践基础。 事实上，中国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还基于一种现实的需求变化：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的今天，旅游已经不再是人们的奢侈生活方式，而成为必需品和基本需求。正如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所说：“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精神需求、健康需求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旅游是人们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旅游业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产业。”不认识到这一点，恐怕就不能抓住这一轮旅游产业勃兴的深厚社会基础和精神基础。

资料1　　每周五晚，某乐团二胡首席小杨准时进入她开设在某直播平台的“民乐坊”直播间，开始与粉丝互动。这一次，她请来了同事小琳，为“民乐坊”近3万粉丝进行一个半小时的箜篌演奏直播。许多粉丝对箜篌这个古老的乐器感到陌生，小琳在演奏的同时，还耐心地向观众介绍了箜篌的历史和特点。整个直播过程中，实时弹幕不时从屏幕上闪过，“我的天啊！太好听了！”有人送“蛋糕”“火箭”等虚拟礼物，还有人录下了直播视频分享到微信朋友圈。直播结束后小琳感叹道：“这么多人感兴趣啊！真没想到！直播让我对继续从事箜篌表演工作有信心啦，直播可以是我的另一个舞台，以后我还要多多尝试一些新方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箜篌。”　　直播是什么？小杨以前并不了解，在被朋友邀请参加一次现场演奏直播时，她被21.5万的网上观看人数惊着了。她平时在国家大剧院的大剧场演出时，每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小杨说：“国家大剧院已经算非常大了，而直播平台的观看人数没有封顶的概念，我每次都会被惊到。”乐迷还自发地利用小视频录制功能把小杨的表演片段放到微博微信上，也获得了百万播放量。贵州某地的一位观众对小杨说，他很喜欢二胡，可是从来没有机会进入国家大剧院这样“高大上”的艺术殿堂，在线观看小杨直播时，他觉得自己已经置身国家大剧院了。　　一个小时的直播，小杨至少要准备5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她还是乐此不疲：“观众的反应很真实，喜欢不喜欢都会说，第一时间就有反馈，连我每次表演效果不一样都能听得出来，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说观众还会点曲子，“更直接，很好玩，这就是直播的魅力。”　　资料2　　晚上刚吃完饭，小夏手机里收到了某直播平台推送的一条消息：“国粹来袭，快来看直播！”进行直播表演的是两位京剧新生代演员小白和天帅。在近2小时的直播中，他们彩唱、清唱了多首经典京剧和昆曲曲目，期间穿插介绍京剧行当和一些梨园掌故。将近15万人围观了这场直播，还听他们回答了网友们的“凤冠为什么这么重”“妆容要化多久”等问题，看他们现场给大家普及表演了“唱念做打”等基本功。直播结束时，平台还设置了曲艺直播的推送信息，提醒意犹未尽的观众注意下一场直播的时间和内容。　　作为京剧圈里的偶像派，以往小白演出或者跟粉丝见面都要花不少功夫，得找演出场地、办活动，花钱又费力。现在他随时随地能用手机举办“见面会”，还经常在排练厅、剧场后台展示一些排练、备场、化装或者精彩场次的表演片段，与观众顺畅聊天。“原来舞台表演之外的京剧有这么多门道，不得不说，年轻艺术家直播曲艺很酷，上直播听讲戏也很酷。”一名粉丝说。　　社会学家W评论说，现在的事实就是，一些握着游戏杆和鼠标的手在拂拭已经传承千年的古琴，一些品着单麦芽、听着慢摇的Cafe Racer青年在审视着延袭百代的文化。不考虑他们的视听习惯和审美需要，还怎么谈传统文艺的传承和发展？推广才是当务之急。艺术生产者不能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要演给大家看，要通过商业接近大众，这才有持续性。　　文化学者Z认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一切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既懂得保持传统文化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和视野对待新的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了。　　资料3　　某直播平台副总贾先生认为，直播是商业化行为，但其实更早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大家怎么表演呢？就是在剧场，甚至是在天桥，观众围成一圈看表演，觉得不错就打赏。我觉得这个形式没有变化。平台现在能为传统艺术做的，是提供流畅的传播渠道、减少剧场租用等高额成本支出这些困扰传统艺术发展的外在因素。至于传统艺术如何借助直播获得更好的发展，还得靠从业者自己来探索。　　某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C教授表示，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通过直播平台进行表演，扩大了演员的知名度和曝光量，同时也提升了演员们的商业价值。既然选择了直播，就要与网络经济做伙伴，这是传统艺术表演者在转型之路上应当形成的观念。商业化运作也有鉴别“真材实料”的能力。让传统艺术深得人心，就要主动告别传统和体制的保护，在市场中找回生命力。　　直播的主流盈利模式是广告和虚拟道具。在直播平台上，粉丝们打赏送虚拟礼物需要花费“星币”，而“星币”则能通过平台转换为实际的金钱。在某直播平台打赏里，最便宜的礼物需要一颗虚拟钻石购买，在充值界面，最低充值是60元人民币购买60颗钻石。正在直播的一位主播收到了粉丝送的虚拟“豪华邮轮”，算下来需要花费人民币1300余元。　　主播们以收看量和打赏数定“胜负”，想要得到更多的礼物和点赞，主播就要有意迎合粉丝们的口味：有的主播用二胡拉了一首热播剧的曲目，就很受观众欢迎；要是演奏古典乐曲《春江花月夜》，就反响平平。有的书法直播也不是只靠一张宣纸一支笔，主播会为观众设计签名，或者用毛笔为观众画像。而谁给的礼物更大，主播们就要优先满足谁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有时有些过分。　　较早尝试京剧直播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女士认为，直播对于演员来说，面对的不是台下真实的观众而是摄像机，习惯了剧场或舞台表演氛围的演员需要适应不同的表演场景。但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艺术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还“活”着，必然有其存在的当代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传统艺术应该坚持的东西，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播，利用什么样的创新手段，都不能破坏京剧特有的属性和基因。对京剧来说，“唱念做打”“一弦一柱”还是要有匠人的范儿。　　郑女士不做直播已经半年多了。她也是位京剧演员，曾在同事的带动下做过一段时间的京剧直播。直播时，同事对粉丝提出的各种要求几乎不拒绝，比如，直播中应粉丝要求用京剧唱腔演唱流行歌曲、用现代乐器为京剧演唱伴奏，甚至连京剧演员的吃饭、健身都要直播……几次直播下来，同事的粉丝数量见长，收入也日渐增加。　　但郑女士直播时从不向粉丝求点赞求礼物，也不为“吸粉”搞新花样，所以她的粉丝群体比较固定。她认为，“直播”这种传播形式与京剧这种表演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京剧这个行当真的不能过分商业化，直播中多数人只看到京剧的皮毛和八卦而忽略了京剧艺术本身。”　　资料4　　在当前的博物馆行业，有一种和“直播”一样时髦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文化创意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以下简称“文创产品”）是通过发掘文化器物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并将其转化成设计要素，使其与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形式相结合，创制出的满足使用者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设计产品。　　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故宫走在了前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馆藏文物是博物馆的心脏和灵魂，但传播文化未必只能通过展览馆藏文物来进行。一枚书签、一个手机壳，都可以作为故宫文化的载体。截至2016年底，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共有9170种，为故宫带来10亿元左右的收入。事实证明，这些文创产品对于故宫的文化影响力、文化传播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目前，市场上文创产品的设计类型通常分为：“复制型”，直接拷贝馆藏形成产品；“素材型”，将文物的形态、纹样用在产品上；“卡通型”，将文物元素卡通化转成产品；“创意型”，对经典藏品寓意进行研发的产品。但这些文创产品的内涵仅局限于产品本身，几乎等同于“小商品”。“这些工艺和内涵都缺乏保证的所谓‘文创产品’能承载博物馆文化吗？能承担普及教育的任务吗？能算得上是文物的‘周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北京的博物馆专家S认为，做好文物的深度解读，用深层次的文化感染观众，这是最重要的。“文创产品应该是‘有形加无形’的。有形的方面指功能需求，就是现在的文创产品；无形方面是精神的需求，是文物的核心故事。博物馆是个讲故事的地方，要通过故事做文化品牌，发展无形的文创才是博物馆正确的路。”　　故宫博物院用了7年时间清理院藏文物，25大类180余万件（套）精美绝伦的文物藏品得以呈现并成为开发文创产品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Y说：“故宫最吸引人的，是它厚重的文化底蕴。故宫出品的文化创意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把‘文化范儿’融入设计之中。文创产品应该是博物馆思想的延伸，通过它，让大家参与到博物馆的精神生活中去，让某种精神深入到观众的心，这才是成功的文创产品。在欧美国家，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商店出售，博物馆商店也因此被称作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在这里，观众对展品的兴趣和认同可以通过文创产品实物化，进而转化为文化消费。”Y介绍说，故宫已经创办了故宫网上商城，用来销售文创产品，神武门外的文创商店也已开业。　　资料5　　故宫在红墙外的东长房区域开设了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体验馆。文化创意体验馆分为丝绸馆、服饰馆、生活馆、影像馆、木艺馆、陶瓷馆、展示馆和紫禁书苑等8间各具特色的展厅。　　展示馆是故宫博物院集中展示新款文创产品的区域。馆内有针对普通观众制作的大量便于携带且物美价廉的故宫文化纪念品，比如朝珠耳机、手机壳、钥匙扣、行李牌、书签等创意独特的时尚生活用品，兼具趣味性和功能性；也有针对部分观众的特殊需求研发的品质优良、做工精细的文化产品，如采用故宫藏龙袍纹饰设计的“海水江崖”系列桌旗、餐垫、纸巾盒、电脑包、钱包、护照夹等。其中一款故宫顶戴花翎官帽伞打开后，撑伞的人远远看上去就像戴了一顶顶戴花翎官帽，别致有趣。　　故宫特别针对孩子们推出了《皇帝的一天》APP：在这款应用中，一只乾清门前的小狮子带着由贫民儿童扮演的皇帝，体验皇帝一天的生活，以此了解故宫文化与传统文化。“5点就要起床？皇帝不能偷懒多睡一会儿吗？”“一天两顿饭？堂堂的皇帝竟然得饿着！”“一天射了300多只兔子？文武双全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问着问题。　　在书画馆，参观者可以看到一些书面类文创产品，喜欢哪件书画作品可以在一刻钟之内完成复制，将复制品带回家；在陶艺馆，参观者看到故宫的陶艺品如同家庭摆件一样陈列，十分温馨；在学艺馆，参观者则可以体验故宫文创产品的研发过程；在服饰馆，故宫博物院系列APP的新成果《清代皇帝服饰》ipad应用精选了院藏清代冠服、佩饰等多个门类的代表藏品，介绍了礼服、吉服、常服、戎服、行服、便服这六大类不同功用、特色鲜明的清代皇帝服饰，为观众系统而清晰地梳理宫廷服饰制度，提供一部观赏性极强、详细解读皇帝服饰的“动态图录”；在影像馆，石渠宝笈特展上的《五牛图》为观众准备了3D版。这幅画是唐代韩滉的名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如今，平面的画面立体了，铜质五牛图雕塑摆件栩栩如生。　　单霁翔说：“希望故宫文化创意体验馆成为观众在出宫前，逛的最后一个展厅，市民不仅能在此感受清代宫廷文化，还可以将‘皇家御用’的物件‘带回家’”。他还强调，“文创产品不能像小商品一样，随便拿个东西就说是自己研发的就行了，这样只会伤害未来的文创市场。即便是一个书签，卖10元、20元，也要精美，也要品质好。”　　资料6　　2017年11月，在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广西戏剧院的新编历史壮剧《冯子材》以独特的艺术气质、特有的艺术唱腔、别致的舞美设计打动了众多观众。　　中国传统戏剧的演出是此届艺术节的一大亮点，来自全国8个省（区、市）的8个传统剧种轮番亮相，而少数民族剧种剧目只有一个，就是壮剧《冯子材》。这部在业内屡获好评的精品佳作由广西戏剧院壮剧团2015年创排，以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演员担纲演绎少数民族传统剧种的形式，将广西近代史上民族英雄形象搬上舞台。自2015年公演以来，不断修改打磨提高，于同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2016年9月入选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得最佳音乐创作奖；2016年10月入选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终评，并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入选2017新年戏曲春晚。　　壮剧是富有广西特色的古老剧种，在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戏剧院一直致力于传承优秀壮族文化，挖掘古老的壮剧艺术，融入当代元素，将其精华发扬光大。有专家认为，壮剧《冯子材》的创排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这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上海戏迷能够通过壮剧《冯子材》品到浓浓的桂风壮韵。执导之一的L介绍：“壮剧《冯子材》在服装设计上运用了广西古老的壮锦、铜鼓等重要民族文化元素，在剧情里充分运用了也是古老的傩面具及巫师祭祀舞蹈等壮族民俗，继承出新，令戏迷赏心悦目。”整个剧目通过壮寨布局、壮族民间服饰、巫师举行祭祀仪式和号角、壮语、傩面、壮家兵器，以及独特战法等壮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散发出浓郁的壮族气息，极大地增强了观赏性。　　精彩的演出给上海观众带来了听觉、视觉和心灵的震撼。演出结束后，不少戏迷久久不愿离去，好几位观众紧紧握住演员的手不住赞叹：“这部戏很好看，特别让我们感动，你们的表演很棒！”“广西的壮剧真不错，太精彩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广西的戏剧。”　　结束在第十九届中国上海艺术节的展演后，广西戏剧院携壮剧《冯子材》到武汉等地巡演，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剧组演职人员走过3000多公里，跨越5个省份，为7座城市的近万观众奉上10场精彩好戏，观众受到爱国精神鼓舞的同时，也给予壮剧极高的评价。　　全国很多观众对壮剧并不熟悉，可并不妨碍观众对它的欣赏，其独特的唱腔和武戏，让戏迷眼前一亮。壮剧《冯子材》的语言以桂柳话为主，辅以少量壮语，演出时舞台两侧配有字幕。而肢体语言是《冯子材》的一大特色，壮剧源自壮族的民间歌舞，因而演员的手势、脚步、亮相都融合了戏曲程式和壮族舞蹈两种元素。　　此次全国巡演引起各地观众强烈反响，观众在观看演出后，纷纷在观剧群里留言点赞：“第一次观看广西的壮剧，实在太精彩了！”“这样高质量的表演给我来一打！”　　资料7　　30多幢深宅大院、21座古祠、6间书院、一条千米古街……建于明清时期的客家古建筑群在宣和乡培田村完整保存下来，这里至今仍生活着300多户人家。穿梭于白墙乌瓦、飞檐翘角的古民居，端详留存在深宅大院里的牌匾、对联，古代客家人“耕读为本、崇文重教”的流风遗韵跃然眼前；走在曲折的古街、巷道上，古建筑的“形”与客家文化的“神”浑然一体，让人叹为观止。　　一张张细腻光滑、质白如玉、厚薄均匀的连史纸，代表了中国竹制纸技艺的高峰。邓家造纸始于清康熙年间，经11代人代代相传，没有间断。如今，“连城连史纸制作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邓金坤制纸采用的仍然是和几百年前一样的工艺，一张薄薄的连史纸，要经过竹丝做料、水碓打浆、捞纸、焙纸等72道程序，全部由匠人手工完成。　　近年来，邓金坤也尝试通过电商销售连史纸，一刀（100张）连史纸卖到300多元，上等的连史纸可以卖到千元以上乃至更贵，国内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博单位也开始用连史纸修复古籍。尽管市场认可度逐渐提升，但邓金坤并不打算引入工业化流水线批量生产，“那样就变味了，守护连史纸这块金字招牌就要守住传统工艺，不能把老祖宗的宝贝给丢了。”　　在培田，深宅大院里居住的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年轻人都外出打拼了。邓金坤今年48岁，儿子在上大学，当问到孩子是否会子承父业时，他说：“没法勉强他。可我活在这儿，靠它吃饭，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是活着的历史啊，不能让它在我的手里弄丢了，我要不在了，它还能不能在，真不好说啊！”邓金坤显得无奈落寞，因为2006年以来，就没有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了。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专家M说：“虽然我们尽力了，但我们还是遗憾地看到有些传统文化消失了，就像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的生活和文化消失了一样。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然解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必然会随之消失。这是自然规律，死去的就让它死去吧，我们不能强求。”在她看来，文化本身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很多文化消失了，也有许多新的文化出现。“活着”的历史是文化，“死去”的文化是历史。

给定资料 1．201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深刻回答了事关中国网信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描绘了中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为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两年来，作为互联网建设和应用大省的广东，认真学习把握习近平总书记“4.19”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一手抓建设发展，一手抓依法管理，大力推进广东网信事业发展和网络强省建设，使全省网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网络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广东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全国和省两会等重大主题，组织开展持久深入的全媒体网上宣传活动，大力传播网上正能量，努力建设良好网上舆论生态。与此同时，深入开展网上“扫黄打非”、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等一系列专项行动。通过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加大网络空间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广东还充分发挥互联网大省和信息产业发展优势，抢抓信息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比如，创新平台建设稳步推进，组建的第五批省级工程实验室中,将“云计算信息安全”列为重点实施领域，并认定了2家省级工程实验室。截至目前，广东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共拥有5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家国家工程实验室、6家国家地方联合创新平台，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广东在实施“互联网+”发展战略过程中，出台了《广东省“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2020年)》，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印发实施《广东省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工作方案(2015—2017年)》，推进深圳、汕头、珠海、惠州、佛山5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推动佛山市举办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带动1万家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实现跨界融合；出台全国第一份省级“互联网+”现状及发展大数据分析报告，首次使用“互联网+”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而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各行各业自觉的行动，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促进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增创广东未来发展的新优势注入了强劲“网动力”。 与此同时，广东还加强公共场所无线上网安全管控工作，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WiFi管控平台，率先开展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监测工作；强化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工作，对全省政府门户网站、重要信息系统、数据库系统等进行网络信息安全检查．部署3000多家单位开展自查，清除网络安全隐患，开展网络安全综合防控工作，不断筑牢广东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顺应潮流者进，占得先机者胜。当前，在中国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的征程中，一贯敢为人先、奋勇争先的广东，与之相随地按下了网络强省建设的快进键。可以预见，在未来广东定能以更好作为和更大成绩，续写网络强省新篇，走在网络强国前列，以“网络强省”兑现“网络强国”的广东担当。于此，广东人民也定将更多地享受到来源于网络的触手可及的便利，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2．1949年，当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将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信息量最大载体时，他也许无法想象，如今的人类社会已迈人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海量的信息生产和互通，正逐步打破时间限制、地域阻隔和阶层分野，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平。 然而，互联网引发的时代变革并非“一马平川”，它同时还“沟壑纵横”。正如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一位嘉宾所说：“互联网带来的数字红利没有得到广泛分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然广泛存在的数字鸿沟。” 随着网上购票越来越普及，都市白领们只需用手机或电脑等设备简单地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订票；而对一些外来务工者或老年人来说，学习上网本就不容易，网上购票这一“技术活"就更难掌握了。此外，网上购票还要比拼谁的网速更快、手机或电脑更好、插件更强，在这些方面，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较大“鸿沟”。 数字信息天然具有的交互性和共享性，决定了只有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然而，一些数据拥有者既不重视数据开放，也不关心其业务之外的数据需求，甚至将数据视作个人财产，希望以此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或主导权。正是这种观念上的数字鸿沟，让许多数据彼此割裂，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这不利于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也影响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使得一些群众难以享受更全面、便捷的信息服务。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享受着空前充分的信息选择自由，也面临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选择困惑。事实上，对信息的筛选能力，已经成为关乎个人成长发展的重要能力。在互联网时代，不会选择信息的人与善于选择信息的人在信息利用方面，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 信息的价值在于流动，网络的意义在于互联。因此，消除互联网发展道路上的数字鸿沟，让信息高速公路通达千家万户，这也是共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3．“1.03”网络“黑产”系列专案涉案人员达160余人，被害人遍布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该案中，已出现窃取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晒密撞库、分销数据、冒充诈骗再到洗钱的黑色产业链现象。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在信息时代的当下，网络早已走人千家万户，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网络的触手也不断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网络的普遍性让坏人用上了人工智能，并形成惊人的黑色产业链。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以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对这一网络黑色产业链系列专案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当前，网络安全事件频发，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治理“网络雾霾”，加强网络生态环境建设，为网络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网友A表示，治理大气雾霾不能光靠“等风来”，同理，治理“网络雾霾”也不能等水军及其 组织者们良心发现，更不能等着7.51亿网民“转型升级”成火眼金睛和智慧化身。唯有站在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涤荡网络世界黑灰风气的高度，从源头上认识“网络雾霾”的危害性，将治理议题上升为立法与制度的高度，遍地网谣和水军才有可能收手、罪恶产业才有可能被取缔。 网友B认为，社会媒体应弘扬主旋律、唱响好声音，让感动人心、温暖社会的作品成为主流。曾经一幅父亲为儿子打伞，自己却被淋湿的图片在网络上盛传，引起共鸣，网友纷纷表示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与亲情的温暖。 网友C指出，早在2014年，中央外宣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就联合下发了《深人整治非法网络公关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开展整治非法网络公关行为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在一段时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运动式的打击难以形成长效震慑，不足以规范网络环境。 网友D提出，“网络雾霾”对青少年网民产生巨大威胁。当前，我们亟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为青少年网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网上调查显示，30．9％的儿童认为父母或学校并未对其如何使用网络进行正面干预或引导，22．6％的成年人也坦承其没有对儿童使用网络进行正面干预或引导。 网友E指出，通过招投标建设的网络安全项目，在实施企业的技术人员撤离后，政企单位内部也几乎没有人才去运行和维护。而目前，我国只有126所高校设立了143个网络安全相关专业，仅占1200所理工院校的10％。 4．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等违法犯罪行为危害着社会公共秩序，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如何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新加坡在普及互联网的同时，认识到网络对国家安全、现实社会及个人的思想影响巨大。 认为政府作为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同时也必须积极介入互联网的管理。经过长时间的网络治理实践，新加坡政府完善网络法律体系，形成了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有机结合的网络治理模式。在事前审查方面，新加坡政府设置了严格的网络准人机制。 在对用户意见予以调查的基础上，政府管理部门与互联网业界充分协商，形成了新加坡最有影响的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内容操作守则》。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倡导网民自律。为提升网民自律的程度，新加坡非常注重增强公民的媒介素养。新加坡教育部开发了网络素养在线教育平台，向学生、家长和教师提供安全使用网络的教育内容，对网络素养教育的课程内容与学习模式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新加坡政府采用一部一局四委员会机制，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派驻600余人到政府各部门担任CIO，跨部门协同由委员会讨论决定。总体架构上包括业务架构、信息架构、应用架构、技术架构。云服务采用G-Cloud分级战略，将云服务分为四层，即商业云、与公众共享的低保障云、与非政府机构共享的中保障云以及政府专用的高保障云，以此确保建立一站式7×24小时不间断100％覆盖的在线政府。 在美国，使用网络信息分级系统等技术手段，将网络信息按照预设的标准进行分级，对于有用的信息予以保留，供网络使用者使用；对于不合法以及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内容则直接予以屏蔽。美国的网络信息过滤系统主要有网络巡逻、网络保姆，它们的运作主要是通过搜寻关键词．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以减少网络不良信息、网络有害信息、网络非法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 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著名的“摩西十诫”：不能用计算机危害其他人，不能妨碍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不能偷看别人的文件，不能利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不能利用计算机做伪证，不能非法拷贝文件，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计算机资料，不能非法使用别人的智力成果，想一下你写的程序对社会将产生的影响，遵守计算机使用规则。上述十条戒律，是美国政府一直倡导国民从事网络活动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此外，美国政府呼吁网络运营商通过不同形式加强宣传，提升网民的网络素养，自觉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 5．“2018年6月底前完成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政府网站的规范整合工作，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区级及以下政府网站的规范整合工作。”2017年12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实施意见》，对全市政府网站的建设管理作出明确规范。按照上述精神，全市1042家各类政府网站将只保留80多家。 北京的政府网站主动“瘦身”做“减法”，是各方期待的好消息。这也意味着，各地政府网站“瘦身”也应提上日程。201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政府网站近8.5万家，但是运维情况相当糟糕，超过九成的政府网站几乎无人访问，变成了“僵尸网站”。其中访问量居前1％的政府网站，访问量占全国总访问量的90．25％。即便是有访问量的政府网站，也存在更新不及时、公开不规范、回答网民问题不专业等诸多问题。因而，此类网站或被民众和舆论调侃为“奇葩网站”，或被网民们挑刺闹成公共事件……结果为公众舆论所拷问。 因而，政府网站的“瘦身”，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做“减法”，而是大刀阔斧地“动手术”。“僵尸网站”一个都不能留，“奇葩网站"也不能继续存在，那些明显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站应纳入常态监管，整改不到位的也该被“减”掉。从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开始政府网站“瘦身”行动以来，政府网站数量已经减少了5万余家。 北京的政府网站将从1042家减到80家，“瘦身”比例超过93％。看来，北京对政府网站“减量”是动了真格的。国务院办公厅对政府网站有“瘦身”要求，北京在政府网站“瘦身”上做出了示范，其他地区在政府网站做“减法”上也不能手软。 不过，政府网站不是纯粹的算数题，当然不能变成加加减减的数字游戏。政府网站存在的意义有三：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载体，二是联系权力部门和社会民生的大数据纽带，三是最重要的——政府网站代表着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和以民为本的服务能力。显见，政府网站不仅应该具备相应规范的形式，更必须要有权力接受公共监督和让民众满意的内涵。所以，政府网站做“减法”，既是减量也是减形式主义。政府网站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量。就像北京那样，减去93％的政府网站，就能更好地运维7％的政府网站。 中国社会已经深度对接大数据时代，社会公众也适应了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政府网站必须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民众诉求，让民众能够方便、经济地获取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和办事程序。北京的做法就是减去多余的93％，“一区一网、一部门一网”足矣。 精简并整合后的7％的政府网站，将通过统一标准体系、统一技术平台、统一安全防护、统一运维监管，集中管理信息数据，集中提供内容服务，实现网站资源优化融合、数据互认共享，彻底解决“信息孤岛”“数据烟囱”。 政府网站的平台整合和数据优化，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和公共服务职能，即通过信息发布、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等功能建设，构建新型的政务大数据服务平台，让社会公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国家政策、政府信息和相关办事程序。即如北京相关负责人所言，“让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的确，如果权力部门真正关切民生，也会像电商平台那样，让政府网站变得更实甩、更好用、更有用。 政府网站“瘦身”正是提高有效供给的应有之义。北京开了好头，其他地方也应结合本地实际，对政府网站进行一次彻底的“精简整合”，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府网站的消费端——公众就能享受到来自政府网站的个性化、便捷化、智能化的服务。 6．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其中，网络强国战略再次被提及。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分析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肯定了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未来发展方向上，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就是说，在未来，互联网等相关技术将通过向各个产业的渗透，推进实体经济持续转型升级，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处，根据报告内容分析，国家将大力推进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创新，推进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在整个社会领域的深度应用，为我国社会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李伟平说：“依托‘互联网+’，通过服务设计引领服务创新，通过服务计算支撑服务创新，人们耳熟能详的020(线上到线下)、共享单车、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智慧养老都是服务创新的产物。技术创新是创新的基石，依托网络基础设施，发展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发展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存储等，研发电子支付、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创新技术，与服务创新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网络强国的发展。” 而在2016年11月7日，经过多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获高票通过。这部法律的制定颁布，是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空间已逐步发展为与一国的陆、海、空、天四维并列的“第五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是中国在网络安全立法领域跨出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大步，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正在变得法治化、科学化、现代化。 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1．已持续近两年的电力供应短缺形势，到2004年发展更加严峻。初步分析，上半年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合计约2500万千瓦，出现拉闸限电的省市区已经达到24个，其中一些省区拉闸限电的天数几乎接近九成。“停三开四”从湖南向浙江、江苏等省份蔓延，不仅工业企业的产值和效益深受其害，而且人民的生活用电也受到严重影响，忍受夏季高温和电价上升之苦。缺电正在演变成一场“公共危机”。尽管随着宏观调控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全年电力需求增速较上年将会出现小幅回落，但下半年尤其是夏季高峰期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仍不容乐观。 2．与2003年同期相比，2004年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7.37%，占全社会用电增长的80.73%，是带动全社会用电快速增长的绝对牵引力量。其中，高耗电行业用电增长仍旧居高不下，化工、建材、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行业用电同比分别增长13.24%、19.8%、26.26%和17.82%。四个行业用电量占工业用电总量的40.0%，比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增长量的35.3%，比去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总之，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电力负荷过重。 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目前已经在千家万户得到空前普及。一户人家装几只空调、开几台冰箱、点多盏照明灯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据供电部门分析，目前家用电器的耗电量已经占到总用电量的40%左右，成了一大新的“电老虎”。 4．2004年电力需求持续攀升，电力供应能力的增加却有限，供应环境进一步恶化，上半年全国发电量累计完成9908.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5.80%，相对于超过20%乃至30%的用电增速，只能是捉襟见肘。电力供应呈现以下特征： 发电装机增长远低于用电迅猛增长，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继续攀升。截至6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已超过4亿千瓦大关，与去年同比增长10.7%，但仍然落后于用电5.1个百分点。 跨区送电大幅增长，全国联网对缓解部分地区供需紧张作用明显。上半年全国区域内跨省交换电量合计完成796.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21%。 电煤供应明显不足，价格持续攀升。尽管原煤产量上半年同比增长了15.0%，煤矿超设计能力生产较为普遍，全国1/3左右的国有煤矿存在能力接续问题，但仍低于需求增长速度，多个地区发生缺煤停机现象。同时，运力受限以及电煤市场价格与重点合同价格的价差扩大，则进一步加剧了电煤供应的紧张形势。 部分水电站因水库来水不足，影响发电出力。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水电站普遍来水偏枯且持续时间长，水电出力严重不足，如扣除三峡新增161亿千瓦时电量，2004年上半年全国水电为负增长，进入6月份，部分地区来水形势有所好转，当月全国不含三峡的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升至11.3%，对部分地区日益紧张的电力供需形势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5．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电荒的原因比较复杂。“垄断说”、“持续高温说”、“决策失误说”、“电力设备不足说”、“煤电价格之争”等短期原因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经济增长过快，有些地方已经达到13%左右，平均也有10%左右。以过去的电力弹性系数不到1计算，电力供应增长也应该达到10%左右。只有这样电力才能勉强适应经济增长。事实上，去年电力的增长达到15%左右。所以除了经济高速增长以外，电力供应与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很大关系。这两年缺电原因，一是有高耗能产业上马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产业有向重化工化方向发展的倾向。二是机械加工在产业升级方面占了很大比重，产业自动化方面，发展迅速。两者相加，加大了用电负荷。总之，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导致电力负荷过重。缺电的主要原因在需求，而不是电力供应。 6．中国能源网的韩晓平从长远角度分析指出：“中国这一次面临的电力短缺从深层分析，实际上是资源不足、体制失效、观念落伍的并发症。”从硬件看，“电荒”的主要原因是资源不足，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电力资源已经不可能继续支撑中国在目前方式下的高速发展态势。要保持持续高速地经济发展，煤、油、气、水、土地、运力、环境，以及核燃料等基础资源，没有一种资源能够按照现在这种使用方式来支撑起中国的明天。而太阳能、风能、核聚变等新能源技术依然还是遥不可及。 从管理体系研究，中国现行的电力管理系统未能充分保证电力供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发生的体制性失调，在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管理调控时过于干预，而在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时，又过于将电力视为商品而放任其自流。而各级政府机构的系统综合优化能力弱，是造成目前全面电力供应短缺的一个直接因素。深层的问题是管理观念的落伍，必然导致政府主管机构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政令机制难以实施有效管理。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参与项目审批给政府威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7．本轮“电荒”，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前几年电力建设相对不足的矛盾；而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地方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盲目上马冶金、化工、纺织等能源密集型项目，许多项目规模不大、档次不高，这种低水平重复建设才是加剧目前“电荒”的“罪魁祸首”之一。日前召开的江苏省电情通报会上透露，江苏2004年用电缺口占全国总缺口的1/4，第二产业占总用电量的80%，第二产业中高耗能行业快速增长是用电增加的主要因素。 地方上这两年争相上马的冶金、纺织等项目比比皆是。比如江阴市，在今年国家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宏观调控之前，规划上马的钢铁项目产量超过1000万吨；在锡山国家级开发区，某小钢铁厂甚至从西北一家倒闭的钢铁企业买来国家早已禁止的小炼铁高炉；在常州武进，为了上一个冶金项目，一些干部不顾农民利益，强占耕地。一位地方干部对记者坦言，眼下经济发展快，项目一投产就有可观的效益，同时能增加财政收入，吸纳就业。不少地方都在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被“逮”到的只是极少数。 8．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匮乏的国家，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都不可能长期支撑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统计显示，我国的资源消耗非常高。2003年国内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占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出的C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约4%。这意味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相当程度上是依赖对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实现的。 本轮“电荒”的实质，是经济粗放增长与能源紧缺之间产生的矛盾。增加电力供应，确定能缓解“电荒”，使电力供求暂时达到平衡；但是，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使多建几个电厂，短暂的供求平衡又会因能源消耗的新一轮增长很快被打破，“电荒”仍将成为压在人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所以，要根治“电荒”，当务之急是，地方领导要痛下决心，抛弃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走集约利用资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9．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风行一时的“节能改造运动”，在能耗偏高的我国反倒一直受着“冷遇”。据有关部门反映，近年来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及技改投资猛增，但其中用于节能改造的比例却不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宁波市节电中心最近对全市112家宾馆进行调查时，发现这批用电大户每年要消耗上亿度电，其中的耗电大头是各宾馆的制冷设备，而其中有88家的制冷设备其实是具有节能改造余地的。是缺乏改造技术吗?不是。该市就有一家借助国际先进技术，专门从事替企业进行制冷设备节能改造的企业，其改造后的节电效果可以达10%-25%。如果全市这88家宾馆的制冷设备全部实行改造，仅此一项就可望一年节省数以千万度的电力，可以少建一座发电厂。可是，尽管这家企业推出了一种很好的合作改造机制，即并不需要宾馆出钱投资，而是用今后几年节约下来的电费逐年予以偿还，同时也搞出了一个十分成功的“示范工程”。但是，这一堪称“三赢”的项目还是难以推开，至今和这家企业签订了节能改造合同的宾馆，只有区区10家。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家用电器领域，目前家用电器90%以上不是节能产品。而现在已经开发销售的不少节能电器，却因售价偏高，老百姓觉得“只省电不省钱”而难以推广。比如一般家庭常用的1.5匹功率空调，节电率虽可达30%-43%，但价格要比普通空调贵一两千元，消费者说多花这个钱“还不如抱回台大彩电”，所以不大愿意买。以至杭州一些商家原打算搞一个夏季的“节能空调大展销”，因促销效果不好而要很快草草收场。再比如，最近杭州有居民社区举办“节能灯现场大比拼”，用事实证明了节能灯确实比普遍白炽灯节电五分之四，杭州市最近只是准备把一部分路段的路灯换成节能灯，一算账一天就可省用两三万度电!但是，也因为一只亮度和40瓦白炽灯电相当的8瓦节能灯泡就要贵十八九元而不大卖得动。曾有人建议说，政府与其肯花高价去买电，为什么不能拿点钱对购买节能电器进行补贴鼓励呢?据报道，江苏、河北两省对购买节能灯实行50%的售价补贴后，社会上使用节能灯的就陡然剧增。而美国人购买一只由浙江出口的节能灯，也能从政府得到2美元的补贴。然而，浙江目前反倒好象还没有哪个地方出台类似措施。结果，节能灯产量占全国30%以上的浙江，至今在自己省内的使用普及率也不足40%。 10．改变一些生活习惯也被专家认为是可挖掘的节能的潜力。专家说，很多人以为不看电视、不开空调、不开电脑就不会耗电。事实上，使用遥控器开关或不拔下插头，电表照样走字。专家的术语是“待机能耗”，说这是居民家中的“偷电老鼠”。我国城市家庭的平均待机能耗相当于每个家庭都在使用一盏15至30瓦的长明灯。日常工作中，下班关闭电脑主机后不关显示器、不关打印机电源开关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全国所有的办公电脑下班后都如此“关闭”，每年浪费电将在12亿度以上。节电，其实在弯腰拔下插座的一瞬间就能完成。 江苏省的一组数据显示：2002年江苏全省消费能源总量约为9000万吨标准煤，占全国总消费量的9%，其中近80%从省外、甚至国外调入，这在无形中加大了经济运行成本。为降低成本，江苏各市在 1990年前后都成立了节能监测机构，依法对锅炉等高耗能设备监测8万台次以上，促进节约能源约550万吨标煤，约合15亿元人民币。2004年夏遭逢高温，节电成为当务之急，江苏用电告急，有关电力专家算过一笔账：一台1.5匹分体式空调机如果温度调高1℃，按运行10小时计算能节省0.5度电。据省统计部门的最新统计，全省目前家用空调约为1 824.57万台，若全省居民使用空调时都调高1度的话，将可节电约912万千瓦时，如果再加上工业及商用空调的节电，节能效益将无法估量。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8年4月28日，在胶济铁路发生旅客列车脱轨倾覆相撞特别重大事故，截至4月30日，已造成71人死亡，41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办公厅于4月30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要加大治本力度，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市场调节和保险机制等经济手段，强化对安全生产的激励约束；加快法制建设，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把安全生产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科研攻关和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保障水平；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安全知识普及，特别要抓好特殊工种和农民工的安全技能培训；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规程、制度和标准，大力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安全教育和宣传舆论工作，组织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开展打击非法建设、生产、经营，反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整治生产企业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以及运输企业超载、超限、超负荷等活动，形成全社会重视、支持和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监管职责，加强督促检查。要更加注重对日常生产过程的安全监察，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或单位，坚决责令停产或予以关闭；对严重违反规定即使没有发生伤亡事故的，也要追究责任；对发生的每一起事故，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严格事故查处，及时公布处理结果。要加大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的地区和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重大问题要及时通报有关地方政府，并跟踪督导，确保实效。要做到严格执法、廉洁执法、公正执法，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2．2007年8月13日下午，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正在建设的堤溪沱江大桥发生坍塌事故，造成64人死亡2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 974.7万元。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组成事故调查组立即开展了调查工作。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根据12月7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湖南省有关部门已将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犯罪的湘西自治州公路局局长兼凤大公司董事长胡东升、总工程师兼凤大公司总经理游兴富和湘西自治州交通局副局长王伟波等24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湖南省交通厅、湘西自治州政府相关负责人，省、州公路局和省路桥集团公司以及设计、监理、质监等单位的32名责任人给予了相应的政纪、党纪处分。另外，湘西自治州原州长、州委原副书记杜崇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已被湖南省纪委立案，将连同此案一并处理。对事故责任单位及主要负责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了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严厉处罚。据交通部统计，我国目前有6 000多座公路危桥。交通运输部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大部分危桥的改造任务。截止到2006年，全国务类桥梁共有50万座左右，大部分是在最近十几年内建造的。危桥形成的原因包括桥梁的老化、结构性损伤以及过去落后的设计标准。专家说，20年前的桥梁设计标准不可能预见到现在的车流量。而现在重载车很多，许多桥梁在超负荷运作。据介绍，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有6 282座公路危桥。这些桥梁均属于第五类，即“技术状况处于危险状态，部分重要构件出现严重缺损，桥梁承载能力明显降低并直接危及桥梁安全”。 3．2007年9月20日，李毅中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通报了2007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情况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督查情况，并就贯彻国办8月31日《通知》精神，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专项整治，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表了意见。 ——事故总量和重点行业领域事故普遍下降。据安监总局统计，1～8月份全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9%和13.7%。 ——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减少。截至8月底，全国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3%和10.6%；一次死亡10～29人的重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6.9%和14.5%。 ——考核控制指标实施情况较好。到8月底，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占年度控制指标的56.5%，低于预期的控制进度。全国32个省级统计单位中(含新疆建设兵团)，有31个单位事故死亡人数在控制指标以内。多数地区安全状况比较稳定。亿元GDP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和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均有一定幅度下降。 全国安全生产虽然继续保持了总体稳定、趋向好转的发展态势，但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在：一是事故总量仍然过大。1～8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42 073起、死亡62 918人。二是一些行业和地区重特大事故尚未有效遏制。1～8月份发生了4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4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王庄煤矿瓦斯爆炸，31人遇难；4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倾覆事故，32人死亡；5月5日，山西省临汾地区蒲县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死亡，2人下落不明；8月13日，湖南省凤凰县堤溪大桥垮塌，64人死亡。还发生了一些非法违法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重大事故：山东省魏桥集团铝母线铸造分厂“8·19”铝水外溢事故，20人死亡；重庆市北碚K“4·23”一辆中巴客车翻至桥下，26人死亡。三是一些行业较大、重大事故增加。四是因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灾难多发。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全国发生了多起因暴雨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引发的煤矿淹井、矿山坍塌冒顶、建筑施工工地遭洪水泥石流袭击等事故灾难。特别是8月17日山东省新泰市华源矿业公司因柴汶河河岸决口，引发溃水淹井，172人遇难，另一相邻矿9人遇难，造成惨重损失，教训十分深刻。 4．2007年5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部署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从8月27日起，安委会组织23个部委约300人，组成24个组，其中综合组15个，道路交通、铁路、水上交通、民航、电力、消防、水利、民爆器材、中央企业等专业组9个，由相关部委领导同志带队，对30个省区市(西藏自查)、新疆建设兵团和部分中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了督查。督查结果表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都很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建立了机构，明确了责任，保证了专项行动顺利进行。6～8月期间全国有175.6万户企业和单位开展了排查治理，共自查隐患225．8万余条，已整改201.5万余条，整改率89.2%；其中重大隐患 58 908条，已整改40 466条，整改率68.7%。对尚待整改的重大隐患，已落实整改资金114.77亿元，制定应急预案17 324项。 从各地区看，准备比较充分，措施比较得力。各地把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传达贯彻到基层和企业，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方案，明确了重点。在企业自查自改基础上，各地组织开展了市县、省区范围的检查督查。 从重点行业领域的相关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看：一是工作力度大。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实施，派出督查组深入地方和企业进行指导督促；二是重点突出。抓住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要场所、重要环节和重大隐患排查治理。三是措施得力。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采取了集中整治、召开现场会、下达整改指令、加强监督检查等措施。四是强化了行业监管。抓住隐患举一反三，健全行业标准规程，完善规章制度，实施行业有效指导和监管。五是中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比较扎实有效。纳入统计的60户中央企业的5 006个下属单位，共排查隐患 162 032条，整改率88.3%，落实整改资金28.53亿元。 但不容忽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进展不平衡，部分地区深度广度不够，少数地方和单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扎实；二是一些地方和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存在薄弱环节，一些严重隐患长期存在，专项行动期间连续发生多起煤矿、冶金、化工、建筑、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等重特大事故；三是一些地方“打非”职责不清、力度不够，非法违法现象抬头。四是一些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在立项、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和竣工试车等环节存在严重隐患，煤矿、冶金、化工、建筑等新建和在建项目接连发生事故；五是在防范严重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上重视不够，对这类隐患排查治理不力，预警预报预防和应急救援机制不健全。所有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目前，指导支撑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有五个体系。一是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会上的重要讲话，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论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指导原则，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这些都构成了安全生产理论体系。二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2002年国家颁布了《安全生产法》，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开始步入法制轨道。此外在《劳动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十余部专门法律中，都有安全生产方面的规定。国务院相继颁布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近百部行政法规。各地都制定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规章。三是以12项治本之策为内容的安全生产政策体系。国务院第116次常务会议决定：从安全规划、行业管理、安全投入、科技进步、经济政策、教育培训、安全立法、激励约束考核、企业主体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社会监督参与、安全监管及应急体制等12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50多部具体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由事故死亡人数总量控制指标、绝对指标、相对指标、重大和特大事故起数控制考核指标4类、27个具体指标构成。五是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互动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国家层面上的安全管理职责格局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安全监管总局对全国安全生产实施综合监管。在地方层面，到 2006年底，各省(区市)、各市(地)以及92％以上的县级人民政府，已建立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全国共有监管人员约5.5万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督，企业全面负责，群众监督参与，社会广泛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及“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6．在安全生产责任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中，关键在于确定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指应当将安全生产纳入分内必须尽的义务，并有能力承担相关责任的组织或自然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各级政府和行政管理职能机构，上至国务院，下至基层乡镇政府；二是各种微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是各类企业；三是各类劳动者或从业人员；四是与安全生产有关的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安全发展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保障全体人民安全与健康的层次，同时也对各安全责任主体履行安全责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当今时代，安全责任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每个人全面履行应尽的安全责任，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才能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征程中，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充分享受安全与健康的权利。 总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如果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规程再严密、安全生产措施再完善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根据时代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构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保障机制，促使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到位，且强制性地安全问责、奖罚分明，才能推动企业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和效果，激发和引导好广大社会成员的责任心，从而从制度上解决制约当前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形成保障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只有在强制的基础上把安全生产责任心和安全责任制统一起来，把安全履责和安全问责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人们的安全责任心、培育安全责任感、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在全社会确立一种众志成城、齐抓共管的良性安全责任导向氛围，从而开创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7．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把安全发展作为重要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国务院把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一系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改革和完善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督察体制；在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经济政策；加大安全生产监督、监察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事故。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从2002年开始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年比2002年减少1.23万人，但形势依然严峻，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事故总量大。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万人。在各类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 50多万起，死亡9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的71%，76%；工矿商贸企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1.6万多起，死亡1.6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13%。二是特大事故多。2001～ 2005年，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73起，平均每年发生15起；一次死亡10～ 29人特大事故587起，平均每年发生117起。特别重大事故中，煤矿事故起数最多，平均每年发生 8起，占58%；特大事故中，道路交通、煤矿事故平均每年发生42起，各占36%。三是职业危害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新发尘肺病超过1万例。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 500万人以上，农民工成为职业危害的主要受害群体。四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中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已大幅度减少。而我国近年来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以及职业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仍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煤矿、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五是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近年来，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日益增多。2001～2005年发生的突发环境事故中，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占总数50%以上。 8．综合各方面信息，当前造成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能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安全生产缺乏足够认识，存在重经济、轻安全的倾向，忽视安全发展，安全生产未能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企业安全生产还没有成为自觉行动。二是安全生产基础总体比较薄弱。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企业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欠账严重，尤其是一些老工业企业和中小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设备老化陈旧，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重大危险源数量大、分布广，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控管理体系。有些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大事故隐患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三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安全制度、安全培训、安全投入等方面与法律法规要求差距较大，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甚至有些企业不顾职工生命安全，违法违规生产。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乡两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在安全生产上投入的精力不够，有的甚至存在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纵容和庇护非法生产行为。四是安全生产监管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部分地方和部门安全监管监察措施不到位，执法不严格，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不力。部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弱化，一些专业监管部门存在组织不健全、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部分地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执法队伍建设缓慢，尤其是基层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少数市县尚未设立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一些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未能形成合力。五是安全生产支撑体系不健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滞后；信息化水平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信息网络系统；科技支撑力量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科研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相对滞后，培训方式和手段落后；应急救援体系不健全，救援装备落后，应急管理意识淡薄，应对重特大事故的能力较差。 9．近年来，中国10%以上的GDP高速增长使大家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理性地看待、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安全生产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在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危险性较大的行业和领域，安全保障水平低的企业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进千步加剧煤、电、油、运等紧张的状况，安全生产面临新的更大的考验。二是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将增加安全管理难度。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和人员流动加快，而安全培训教育又相对滞后，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和自我保护意识差，不能适应安全生产的要求，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管理的难度。三是事故风险转移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工业发达国家一些危险性较大的产业正向我国转移。同时，我国一些危险性较大的产业也将出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这些变化加大了事故风险，使安全生产面临新的挑战。 总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紧密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制订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事故增长和高发的态势。 10．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煤矿：在工矿商贸企业事故中，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特大事故突出。2002～2005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为6 282人，约占工矿商贸企业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41%以上；特别是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多发，平均每年发生50起，约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大事故总起数的78%；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约8起，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别重大事故总起数的 80%左右。 烟花爆竹：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烟花爆竹事故162起，死亡324人。 建筑：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160人上升到2004年的2 789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4%。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大，死亡人数多。2002～2006年平均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 68万起，占各类事故总起数的70%；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以上，占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的78%。 铁路交通：铁路交通事故(含铁路路外事故)起数多，死亡人数总量大。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事故约1.2万起，死亡约8 300人。 民航飞行：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巨大。1994～2003年我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事故率为0.62次/百万飞行小时，与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差距(美国同期为0.17次/百万飞行小时)。 11．2004年初国务院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安全生产中长期奋斗目标。第一阶段：到2007年即本届政府任期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重点行业和领域事故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二阶段：到2010年即“十一五”规划完成之际，初步形成规范完善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三阶段：到2020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实现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事故死亡率、十万人事故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依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期间要使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的要求，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把安全生产列为专节，规定“十一五”期间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35%，工矿商贸企业十万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25%，这两大目标和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已纳入国家统计指标体系。 12．山东省代省长姜大明2007年9月12日要求全省深刻汲取近期所发生的多起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集中开展安全整治大检查，并表示将严格事故调查处理，严格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责任。 在12日举行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会议上，泰安市、滨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首先作检讨性发言，表示要认真汲取山东华源矿业公司“8·17”河岸决口引发的溃水淹井事故灾难、魏桥创业集团“8·19”铝水外溢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整改。 姜大明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地方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现象。他说，有的国有企业改制后，政府与原属企业互相推诿，不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有的企业做大了，牛得很，地方不敢管，安全监管人员进不了门。今后，凡年内没有完成安全控制指标，或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地方，主要责任人年终考核要一票否决。 目前，山东各地正在集中进行为期60天的安全整治大检查活动。山东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查出并消灭一次隐患，就是防范一起事故。山东省要求各地针对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这些重点行业和领域包括：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海上运输、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施工等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三、申论要求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家里为啥突然停水了”“有工地夜间施工扰民了”“护照落在出租车上了”……遇到这些问题，生活在J市的市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12345市民服务热线打电话。因为遇到问题只需要拨打这个电话，就一定能得到职能部门的回复。 下面摘录的是2018年12月24日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听市民电话及相关部门的答复情况。 市民来电反映：某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后路面不平，石砖贴一半空一半，井盖高出路面大约3厘米，存在安全隐患。 该小区所属街道办事处回复：我办事处已向负责老旧小区改造部门反映，目前已让监理监督施工方重新找补。 市民来电反映：某小学东侧道路存在摊贩占道经营现象，影响出行，希望有关部门进行管理。 该小学所属街道办事处回复：目前已安排专人进行清理。 市民来电反映：某混凝土搅拌站附近路段撒漏石子严重，影响居民出行。 该区城管局回复：已安排人员随时在此路段清扫撒漏的石子。 市民来电反映：某路口信号灯不亮，影响交通，要求尽快给予维修。 该区交警大队回复：已安排维修人员现场检修，目前此路口信号灯已恢复正常。 市民来电咨询：自己购买的车险只有电子版的保险标志，没有纸质版(车内贴具的这种)，咨询在J市只有电子版车险标志是否可以上路行驶。 市交警支队回复：自2018年9月1日我省启动机动车交强险电子保单联网核查以后，机动车交强险电子保单在路面交通安全检查、事故快处快赔、车辆登记检验等方面与纸质交强险保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路面执勤执法中，对已经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辆，执勤民警可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进行实时查询，确认真实有效的，不予处罚和扣留车辆。 …… J市12345热线的前身，是1988年开通的市长公开电话，当时仅为一人一机，日均受理约80件。2008年9月26日，为满足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需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正式开通，实现24小时接听。后来，伴随“互联网+”与“云平台”的革新，12345热线先后开通微博、微信平台和手机APP，实现电话、短信、市长信箱、微博、微信、手机APP六位一体受理。2016年7月，由J市12345热线牵头、历时三年起草的《政府热线服务规范》，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在北京正式发布。这是我国政府服务热线第一个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受理宜采取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工作制，电话受理时应在15秒内接听，接通率应大于等于95%；短信及其他媒体响应时间应不超过3分钟；信箱响应时间应不超过24小时，转交办理应在2个工作日内具体落实。省质监局标准化处调研员赵某说，用标准化的理念、方法，规范热线的管理，提升热线的管理水平，J市的实践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这对于建立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2017年6月J市市委印发了《关于加强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当地党委政府“最高规格”文件的形式，将12345热线工作情况、要求等进行明确，强调12345热线是检验政府作风的重要窗口，是广大群众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平台，是凝聚力量的重要渠道，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阳光型、法治型、责任型和服务型政府的成功探索。《意见》强调，做好12345热线工作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责任。 《意见》明确，市政府办公厅负责12345热线管理与协调；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办公室负责全市12345热线运行工作；各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负责12345热线交办件的办理、回复与反馈，自觉接受12345热线的监督、考评；本市非政府系统相关单位为12345热线合作联动单位，负责做好涉及本单位12345热线转办件的办理、回复与反馈。《意见》要求市领导、县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1次，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2次到热线接听市民来电，解决市民诉求，接受群众监督。 《意见》还明确了12345热线的九大主要职责：受理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的咨询、求助、建议和投诉；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妥善处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以及领导交办事项；分析研究群众诉求中带有整体性、集中性、倾向性的问题和重要社情民意信息；对各县区和市直部门热线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考评；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逐步拓展信息咨询、政策发布、民意调查、听证纳谏、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加强热线平台建设与管理；承担省级政务服务投诉热线的日常受理、转办、回访等工作；承担全市党风政风行风监督热线和民主评议；承担人大代表联系群众12345热线工作站、12345政协提案线索直通车、民生政法热线、市委党校教学实践基地等各项联动服务工作。 为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提高12345热线办理质量和效率，市政府发布了《J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督办办法》，要求市热线办对超期未办理热线工单、承办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回退工单、承办单位相互推诿的回退工单、重复集中投诉事项、领导批示交办事项，以及突发性、苗头性、趋势性和新闻媒体曝光问题，按照依法督办、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督促落实。对因推诿、拖延、谎报、瞒报等导致督办事项未按要求办理的，由监察部门按相关规定予以追责。 2018年2月J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拟定了《J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方案》，提出全市各部门(单位)分设的服务热线(110、119、120等紧急类热线除外)于2018年5月底前全部整合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平台，坚持“一号受理、各级联动、方便市民、服务决策”和“以市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思路，通过发挥热线“连心桥”作用，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为民服务的水平。 随着市民诉求和热线承办量的日益增长，热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个别承办单位在热线事项办理过程中还存在不积极、不规范、不作为问题，市民屡次反映的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距离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少数来电人恶意反复拨打热线、故意长时间占用热线资源、干扰热线正常工作秩序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手段明确界定市民、热线和承办单位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为此，市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和研究论证基础上，形成了《J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对市和县区两级热线工作机构和承办单位的职责分工进行了明确，市民反映的问题，从受理、办理到督办、考核、监察问责，形成了完整的工作体系，并明确规定了来电人、热线平台、承办单位的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责任。《条例》明确规定，热线受理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热线整个系统要向来电人通报整个事项办理的进度或情况，其中既包括五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的事项，也包括向来电人明确反馈他的办理进度。因为有的事项按照法定的时限，可能要长于五个工作日，但是在办理过程当中，事项的办理进展情况和具体进度，也应当向来电人进行明确的反馈。这样就更加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仅是解决问题，在过程当中的知情权也做了相应的保障。2018年9月1日起《条例》正式实施。 “热线立法很好。作为市民，以后拨打热线反映问题再得不到回复和解决，我们就有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武器。”《J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条例(草案)》公布第二天，市民张先生专门致电12345热线表示。 2．近几年，C市的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如新改扩建公办园，抓好小区配套幼儿园的移交和开办，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支持力度等，有效缓解了“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 位于C市某区的明月幼儿园是一所公办幼儿园，2016年由小区开发商移交给该区政府，2017年1月30日正式开园。家住某小区的市民雷先生每天将孩子送到明月幼儿园，孩子一人园他的手机“叮”的一声，显示小孩已经人园。“幼儿园每周的食谱都会通过微信公布，家长们都很放心。”雷先生说。 同样在该幼儿园就读的李天天小朋友，原来就读的某民办幼儿园一个月收费3000多元，现在转到明月幼儿园，一个月保教费加伙食费才1050元，负担一下子就轻了。孩子的母亲介绍说，自从转到这个幼儿园之后，孩子每天都很期待上幼儿园，而且特别喜欢吃幼儿园的饭菜，回了家还让妈妈做幼儿园的炒蛋给她吃。许多家庭为了能让孩子进入公立幼儿园学习，甚至在幼儿园还未发布招生简章时便自发前往排队，等待报名。该市一所公办的省级示范幼儿园，2018年招生季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录100个学位，网上报名人数就达到了1413人，不得已采取网络抢号，点击秒峰访问值竟高达3200次，很多家庭全家出动，甚至坐镇网吧，只因一位难求。不少家长抱怨，“上公办幼儿园比上大学更难”。“第一次实行网上招生的时候，几分钟就招满了。第二天，没摇到号的家长们把幼儿园的大门都堵了。”这家公办园园长感慨。 白云幼儿园创办于2010年4月，是由某教育集团创办的一所高档社区幼儿园，师资力量雄厚，师生关系宽松和谐。幼儿园同时创设了蒙氏工作室、科技创新实验室、钢琴室、美术室、棋类室、生活小厨房、多功能厅等多处幼儿活动场所，还聘请了师大教科院学前教育专家开展和指导教学活动，为孩子提供各类个性化服务和特色选修课程。白云幼儿园因为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以及完善的幼儿园设施，受到不少周边家长的热捧。但每年数万元的收费标准还是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却步。 近几年C市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很快，数量激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以享受政府的定额补助和项目奖补等财政补贴，使得民办幼儿园办学成本降低。然而，“价”是惠了，但“质”是否跟得上呢?张女士是该市的一位普通家长，她的孩子5岁，在当地一所民办幼儿园就读。幼儿园老师会号召班里的孩子们，孤立疏远那些“上课调皮”的孩子，不理他们，不和他们玩。她不认可这种做法，试着和老师沟通，但没什么效果。她直接去找了园长，情况才有所缓解。“教育理念差太多了，我跑遍了市里的幼儿园，找不到满意的。”这位母亲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回到老家创业。然而孩子在幼儿园遇到的问题，让她动了回北京的念头。“起码，把孩子送过去，有更好的教育资源。”玩具与游戏材料是幼儿学习的“课本”。幼儿园直观形象的教学特点必然要求有适宜的教具与游戏材料供幼儿使用，但在一些民办幼儿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玩教具材料的严重缺乏。即使在房舍条件较好的幼儿园里，真正对幼儿发展与学习有意义的、幼儿能拿在手里操作的玩具数量和种类都非常有限。据悉C市有相当一部分民办幼儿园占地面积、房屋建筑面积达不到要求，办学规模较小，设备设施简陋，办园条件差，教师待遇偏低。 作为一家民办幼儿园的创始人，马先生称自己为“家长办学者”。这个头衔，他更在意“家长”这两个字。他的办学初衷，也是“找不到满意的学校”。前不久，该幼儿园所有的教学区域，都被主管部门要求装上了监控设备。但在马先生看来，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方式”，实际上“效果很有限”。他认为，比起肢体暴力，幼师的态度和情绪等冷暴力，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更甚，“监控也无济于事”。 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是一所普惠性的公立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相比，少了一些成本考验，但在园长陈女士的心中，师资问题是困扰她的一个大难题。她介绍说，公办园的师资只是相对稳定，是因为教师工作强度与薪酬远远不对等，教师如果不能获得职业幸福感和认同感，一般很难坚持；如今家长要求越来越高，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社会还存有不少偏见，造成学前教育专业遇冷。除此之外，幼儿园男女教师比例也严重失调，北京某幼儿园这一年通过提高薪酬待遇、拓展成长空间等方式想方设法地留下了2位男教师，但能否长久地留下他们，还是个未知数。 如何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对于许多家庭，尤其是年轻的父母亲们，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烦心事之一。 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要求也越来越高，老百姓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环境问题成了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之一。 每天清晨，E市开发区的高先生都会去正在建设中的青天湖旁散步。从小就在青天湖边长大的他对这片湖有着最真挚的情感。 在高先生的记忆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青天湖最美好的时光，住在湖边的村民都让人羡慕。但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围湖造田开始，青天湖湖面逐渐缩小，再加上近年来大开发、大发展，青天湖无人问津，湖干涸了，碧波荡漾的湖水不见了。 高先生感慨道：“让过去的青天湖回来是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也是子孙后代的福气。现在青天湖重现美景了，还建了这么大的湿地公园，这样的环境让人不幸福都难。”为了给村民留住乡愁，也为了E市开发区人民期待的“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蓝图变为现实，2016年11月，青天湖整治战役正式打响，以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为基础，以挖掘青天湖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建设融合湿地观光、科普教育、休闲旅游和文化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公园，为百姓打造宜居的生态环境。2018年，E市开发区民生举措遍布乡村每一处角落——内河社区和平巷，从过去用破旧木板、砖头垫出来的泥泞不堪的小道变成了水泥路面，铺到了家家户户门口；旭光村美丽乡村建设振奋人心，长港沿线风光带美到了村民心里……在E市开发区，道路、排水管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居民出行更快捷，排污更畅通。 “建设要以人为本，不仅要高标准建设，更要科学规划，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E市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把生活环境打造成百姓最憧憬的模样，这样的民生追求在E市开发区推进生态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4．2017年4月21日，在A市棚改项目视察的李克强总理走进市中心的棚户区。在高楼林立之中，这里低矮的平房破败不堪。屋里既没暖气，又无上下水。张世荣老人在这户低矮平房里住了42年，冬天靠炭炉取暖。因为有过四五次煤气中毒经历，晚上再也不敢生火，冬天最冷时需加盖三床棉被。总理听罢说，我进里屋看看行吗?他拉开大衣柜门，里面被褥塞得满满当当。总理神情凝重地说，棚户区是城市“洼地”，我们一定要把这块洼地垫高，尽最大努力，早日让老百姓住上新楼房，过上新生活。 李克强到87岁的王桂兰家中探望。她和老伴已在这里住了56年。老人拉着总理的手问，我们啥时能住进新家呀?总理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要明确时限。得到明年就能的回答后，总理说，这可是你们向棚户区居民的承诺，一定要做到! 虽然工期紧张，回迁房建设项目部始终围绕建设优质工程、安心工程、放心工程的目标，坚持“创新+投入”，严格要求标准化施工规范。针对部分回迁户担心的施工质量问题，项目部及时搭建“代表来了”平台，聘请熟悉建筑施工的7名人大代表和6名选民代表担任“代表监理”，实施对项目质量和进度的跟进监督，并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回迁群众，让群众将工程质量“看个明白”，做到“心中有底”，确保了群众又好又快地住上满意的回迁房。 “真没想到，别的地方最少也得3年，我们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实现了回迁!”第一个拿到新房钥匙的居民迟先生感慨道。2018年12月20日，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工作正式启动。同样一片土地，从昔日棚户区内遍布的低矮旧平房、临建危房到如今鳞次栉比的17栋崭新楼房，大家很难相信眼前的巨变仅仅历时两年，激动与喜悦写在每一位回迁居民的脸上。 与回迁居民同样开心的，还有现场的每一位项目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过去的两年是日夜兼程、全力以赴的两年。两年的铿锵棚改路脚步坚定急促，同样不失温度。棚改旧改建设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胡经理说，这与“不与民争利、阳光征收、用群众工作方法”的棚改征收原则密不司分。 为了确保进度，项目在信息公开上做足“透”的功夫，在节点推进上抓住“早”的先机。棚改阶段工作推进到哪里，信息公开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做到政策、内容、程序、标准全公开，让每位被征收人都可以查阅、核对，切实彰显政府公信力。工作人员先后开展8轮入户摸底，“送政策、送服务上门”，同时对货币签约、集中选房、回迁安置等关键节点超前研判，制定流程。选房期间更是创造了半月签约2247户的“A市速度”。 为了确保棚改征收利民便民，项目在服务民生上充分落实“惠”的政策。针对更改地块和户型设计的诉求反映，项目指挥部倾听民意，调整安置房源至位置更佳、紧邻主干路沿线的地块，最低套型的户型也由一室一厅调整为两室一厅，确保南北通透。同时，过渡费标准提高至每平方米30元，缓解群众回迁过渡周转的压力。 此外，项目秉持“源头有法、过程依法、结果靠法”的工作理念，坚持“一个政策管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在政策执行上下足“专”的功夫。信访干部和资深律师纷纷进驻项目，就地化解涉法涉诉涉访问题，先后依法送达征收补偿决定书188份，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安置房建设去年7月开工，最晚的一栋更是今年4月才启动，只用了8个月就建成通过验收。”安置房项目负责人丁经理说，面对紧张的工期，建设方始终围绕建设优质工程、安心工程、放心工程的目标，坚持“创新+投入”，严格要求标准化施工规范。 在回迁房主体施工阶段，项目采用新型铝木模型，确保混凝土浇筑后成型质量更好；装饰装修施工中，实行分户样板制度，项目15个户型全部在样板施工并验收通过后进行大面积施工。施工高峰期，2600多名劳务工人，60余台大小挖机、钻机、吊车、铲车等不间断作业，每三天半完成一层，相比一般住宅楼每层建设7～8天，速度提升了一倍，拼出了回迁房建设的“A市速度”。 5．坐公交太挤、开车又没地方停车，上下班出行困扰着不少白领。为此，Q市公交集团推出互联网定制公交业务：市民在网上通过“团购众筹”方式，只要在同一线路集齐相应人数，就可以开通定制公交线路，最低一元，便能实现专人专座、定点直达。 家住Q市西海岸新区的梁先生，在市中心上班，以往每天清晨，都要挤隧道公交上班。“挤一趟公交，下车时浑身就和散了架似的，尤其是夏天，车厢里闷热难受。”虽然也有私家车，但考虑到每天往返的隧道费用和到市区后的停车费，梁先生无奈选择了公交。听说有定制公交后，梁先生第一时间报了名。“一人一座，发车时间固定，坐着舒服多了。”梁先生说。 和梁先生有一样想法的，还有某小区的百余名住户。去年，Q市公交商旅集团在该小区开通了首条定制公交线路，起初只有一条线路一辆车。目前，该线路已发展到三条线路五辆车。每天清晨，定制公交线从该小区发车，拉着小区住户前往图书馆、万象城等地。下午，车辆则将住户拉回小区。 “不用到现场，动动手机在网上就能通过团购的方式实现。”公交商旅集团苏经理告诉记者，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在一些不具备开通公交车或存在停车难的区域，出行问题始终困扰着市民。为满足差异化出行需求，该集团依托互联网技术，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互联网定制公交业务，市民只需打开定制页面，在上面填写出行需求，在达到开通人数要求后，该集团即可开通定制公交业务。 和传统公交相比，定制公交使用新能源车辆，且满足一人一座、定点定时发车等要求，可以让工薪族在通勤途中也能得到良好休息。“目前，网上团购只需满足一条线路凑够20人即可。”记者打开定制页面发现，根据服务方正在开展的优惠活动，最低只要一元，市民就可以打一辆专车接送自己上下班。“定制公交20公里左右收费只需5元，已经开通的70余条线路，平均票价也只有六七元左右。”苏经理告诉记者，定制公交的出行需求巨大，从去年开通首条线路至今，该集团已经开通70条线路。 苏经理表示，Q市定制公交目前主要目标客户群定位于主城区内的优质企业及乘坐地铁、出租车的上班人群，重点解决通勤及旅游人群的出行难题，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的通勤问题。随着定制公交业务的拓展，该集团将稳步推出个人版、企业版、旅游版和学校园区版等不同版本的定制服务，企业班车、岛城旅游等，都可以通过网上团购定制的方式，预约开通定制公交服务。2019年，该集团计划开通150条定制公交线路，其中包括主城区往返机场等地线路，届时，市民也可通过网上预约定制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决定线路始发站点和走向。 6．民生无止境，幸福最关情。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怎样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期盼的问题，怎样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红利，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时时刻刻面临着的民生“大考”。 然而民生不简单，民生不容易，干什么、怎么干，需要艰辛探索。实践中，曾听到一些领导干部私下抱怨，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事，却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甚至还有意见和抵触情绪，感到纠结无奈。但老百姓说起来却是，官员花那么多钱修建了那么多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都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跟我们的生活急需没多大关系。如：有些地方地下水污染严重，百姓们得病的很多，解决饮用水已成救命工程，当地一些官员却忙着修广场、建喷泉；有的地方好地界给开发商建起集团式楼群，幼儿园、学校却稀少，有的一个班居然挤坐70多个孩子；有的地方在上级部门视察所经之地，大建景观带，不惜重金采购名贵树木花卉，但在上级部门不会去的地方，却是道路泥泞、垃圾遍地、车辆乱停，百姓当然有看法。凡此种种，老百姓怎么会买账? 改善“民生”先听“民声”。不真正了解百姓想什么、要什么、盼什么，就如同隔靴搔痒，费再大的劲也挠不到痒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俯下身子接地气，真心实意听民声，“民生”跟着“民声”走，领导干部的辛苦与努力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与赞誉。 作答要求：

二、资料　　1、2004年7月30日，在四川省人大第十次常委会议上，省审计厅厅长李高伟报告了当前资金使用中的问题：4500多万的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9500多万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使用中存在违法违规......　　对36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和122个"五大扶贫工程重点项目县"2001年到2002年的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审计时发现，各地挤占挪用扶贫资金 4529.8万元，用于财政预算和企业周转、弥补行政经费、对外借款等；拨付资金不及时 4447.2万元；未经上级批准，随意改变上级下达的扶贫项目计划资金4443.6万元。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收费、用扶贫资金抵扣借款、未进行专户管理等问题。　　2、新华社贵阳2004年8月2日电，2003年贵州省审计机关审计2356个单位，查出各类违规资金高达25.21亿元。在对全省5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2001-2002年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审计中，查出挤占、挪用财政扶贫资金建房、购车和弥补行政经费开支资金达2598.13万元。另外，全省有13个重点县挪用财政扶贫资金101.28万元建房、挪用155.89万元购车14辆，有15个重点县不同程度存在违规提取各种费用166.52万元和部分县违规出借财政扶贫资金627万元。　　3、山西省吕梁地区历来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全地区13个县市中有8个是贫困县。国家每年都向这里投放数额不小的扶贫款。2002年4月，吕梁地委和行署安排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全地区的扶贫款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扶贫款被挪作他用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6年下半年方山县马坊镇搞起了养牛业综合开发并从山西省计委争取到了一笔"以工代赈"资金(即农民参加基建劳动领取国家赈济的扶贫形式)，共计380万元。 1997年9月，马坊镇13个村的村民对养牛用的草坡进行了改造。按规定马坊镇应该付给村民15万余元的"以工代赈"资金。采访中记者看到13个村都给镇政府打了收到此款的"收条"，然而村民却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这笔钱。经调查，村委会虽然开出了那些收条，但那笔款项镇里根本就没有下拨。据原马坊镇党委书记李玉友说，他们是采取"另一种方式"用掉了这笔钱，即为镇里买了一部车，其余的在三年中全部用于镇里的招待开支。而在吕梁地区像这样用扶贫款买车和吃喝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还用来买手机、呼机，修乡政府的大门，真可谓"一款多用"。　　在兴县，记者吃惊地发现厚厚一摞招待帐目共两万多元，竟全是花在歌厅和歌厅小姐身上的。1997年5月25日的一张单据表明，在380元的总金额中有300元是用于"歌厅小姐"。山西省吕梁纪检委审理室主任任小平气愤地说："这笔用在小姐身上的扶贫款本来应该用在农田基本建设或专门项目上的。"更有甚者，一些人竟将扶贫款视为"唐僧肉"，居然用它放起了高利贷。1996年8月，中阳县林业局从农发行贷回经济林贴息贷款40万元，在请示了分管副县长之后将其中的20万元打在了社会福利总厂加油站帐上。林业局每年向加油站收取占用费4万元，期限3年，到期连本带利收回32万元　　4、在一些贫困地区，世界银行扶贫贷款被老百姓称作"保命钱"。然而就是这些"保命钱"，某些地方在使用中却出现了惊奇的"黑洞"。山西省审计厅的审计数字表明，近一两年来被胡支乱花的世行贷款扶贫资金，总计已高达1413万元，其中挤占、挪用、出借项目资金达1179万元，占违纪金额的83%。胡支乱花扶贫资金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挤占、挪用和出借项目资金。其中挤占项目资金，用于投资办实体或上交各种税费的就有509万元。如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吕粱地区，因为缺钱，许多事情想办而办不成；因为缺钱，许多老百姓还在为吃饭穿衣而发愁。可就在这个地区的个别地方，挪用世行贷款格外"大方"。兴县、临县项目办曾把项目资金55万元和91万元分别用于投资盈利性经济实体；兴县交通局把项目资金71.7万元移作他用，至今尚未归还。吕梁行署交通局在局领导班子协商后将570万元项目资金出借给非项目单位。　　二是有些单位擅自作主，提高使用世行贷款利率，以贷结息，预扣贷款利息。按规定，世行贷款投放到农户手中不得突破年利率6%，而吕梁妇联1997年放贷112万元，放贷合同及契约年利率为8.64%，放贷时一次性收取3年贷款利息29万元。柳林县项目办前年在发放贷款时，直接扣留年贷款利息，共计48.5万元。应该说，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贷款的回收率，却增加了扶贫对象的负担，使群众对"扶贫款"爱之切又恨之深。　　5、甘肃省扶贫办借上级批准建造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兰州分院之机，挪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2750万元，擅自扩大建筑面积，将原计划建造的培训楼建成了高达 19层的综合写字楼，用途由培训教学变成了主要用于对外出租和办公。该扶贫办还用此项资金自行购建642平方米职工宿舍，购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此外，该省的两西建设开发投资公司还将中央专项扶贫资金2180万元违规借给省扶贫办所属的16个公司，至检查之日仍未收回。　　6、四川省筠连县扶贫办主任王小红在1997年至2000年间，共挪用扶贫资金 171.52万元，占同期上级财政拨款的64.6%；挪用后主要用于购置资产、发放奖金、支付招待费和出差餐饮费等现金支出。为掩盖真相，王小红利用职权指使和强迫财会人员突击制作假会计资料，亲自或指派专人四处找关系开具假发票和假收据，赶在检查组进驻前，用53张假发票和假收据替换原有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编造了1998年至 2000年3年的假账。鉴于上述违法违纪问题，四川省筠连县监察局已于2001年6月8日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了王小红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职务。王小红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已触犯刑律，财政部还将建议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7、陕西省扶贫办和财政厅于1999年挪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1087万元，用于地、县、乡三级扶贫社和扶贫服务站的经费和基建支出。　　8、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也就是说，用于扶，持那些生活最艰难、最需要帮助之人群的扶贫资金，竟有约1/5被挤占挪用!　　据查实，其中挪用于建房、买车、弥补经费以及出借、投资企业经营等13.18亿元。如河北省扶贫办以建扶贫开发基地的名义从19个贫困县和两个企业借调资金715万元，其中直接用于扶贫的资金只有183万元，其余全部用于建职工宿舍。　　其中用于财政抵扣占用、平衡预算等12.6亿元。例如辽宁省9个贫困县中的7个贫困县财政部门将1249万元扶贫资金占用；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00万元用于维修县招待所。贵州省地县两级财政占用扶贫资金1.1亿元用于平衡预算等。　　其中违规有偿使用、擅自计提费用、改变资金投向等12.66亿元。例如四川省将 6498万元财政扶贫资金作小额信贷有偿使用，同时还将省级安排的扶贫配套资金2950万元通过地县财政部门借给一些单位有偿使用；重庆市擅自调整计划，将应当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扶贫资金1772万元用于交通、通讯建设。　　其中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白条抵账等4.78亿元。山西省共查出扶贫专款以个人名义存储703万元，四川省扶贫办将收取的项目准备费等92万元存入单位"小金库"用于购车、发补贴等，宁夏回族自治区查出县和乡镇公职人员 36人涉嫌贪污、挪用、私分扶贫资金97万多元。三、申论要求

1．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或俯首案前，呕心沥血研究民间文化；或献身舞台，孜孜以求编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或走村串寨，把精神文化食粮播撒在田间地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基层文化人”。 2017年1月9日晚，“最美基层文化人”颁奖典礼在H省音乐厅举行，H省“最美基层文化人”名单正式出炉。以下是几位“最美基层文化人”的简要事迹。 司马老师是M县僻远山区一名普通的文化辅导员。2014年退休后，他走乡串户收集改编民谣，为留守儿童编写了一本《十里山童谣》，融文明礼仪、法治安全、良好习惯、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等内容于一体，易读易记易懂，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为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司马老师捐出自己的全部藏书和住房公积金创建“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和“十里山书香文化社区”，为留守儿童建造了一个精神“粮仓”。 D市文化馆的季先生只有小学学历，自学成才。数十年来，他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便，自费跑遍了该市100多个乡镇村组，收集地方文化遗产资料三百余万字。利用在当地流传的“孟姜女传说”“荆河戏”等资料撰写了五部学术专著，著作的出版在当地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作为H省省级非遗项目永兴大布江拼布绣的传承人，小何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打造一个大布江拼布绣产业园，在传承这项濒临失传的技艺的同时，让更多农村留守妇女多一份收入。小何曾执着地穿行在大布江的大山中，向当地民间艺人讨教拼布绣技艺；她不断摸索，自创了“回旋针法”等新颖针法；她锐意创新，将古老的艺术融入时尚生活，实现了大布江拼布绣艺术价值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随着小何的拼布绣作品越来越多地参加展会、比赛并获奖，大布江拼布绣逐渐声名鹊起，有的单幅作品最高售价达5万元，普通作品单幅售价也有数百元。小何建立了3个固定传习所，设立了4个固定展厅，培养出300多位年轻的熟练绣娘，让她们在家就实现了就业。同时，她还免费向聋哑儿童传授拼布技艺，提高他们的谋生技能。 Y自治州85岁的田大爷是民间戏曲——灯戏最忠诚的守护者。他14岁开始走上灯戏舞台，70年来坚守传承灯戏文化，将古老的灯戏撒播在家乡秀美的山水间。唱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即使褪了青丝，没了牙齿，他依然咿咿呀呀地唱着，颤颤巍巍地舞着…… 为群众需求而奔走，为精神食粮而劳作，是基层文化工作者们的真实写照。本次“最美基层文化人”评选活动由H省文化厅、H省委网信办、H省报业集团主办，各市州文(体)广新局承办。活动自2016年3月31日启动以来，共有1568名基层文化人报名，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在这些报名者中，既有80多岁默默坚守一线的老艺术家，也有20多岁走时尚路线的文艺新秀，涵盖了基层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文化传承者、文化创意者四大群体。 评选活动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评奖模式，通过全省各市州、区县文化部门推荐以及文化工作者自荐、群众举荐等途径，经过专家评审、网络投票、集体决定、社会公示等环节，寻找出“最美基层文化人”候选人50名，最终评选出H省“最美基层文化人”10名、“最美基层文化人”提名奖40名。2016年7月22日寻找“最美基层文化人”活动投票环节全面开始，主办方开通了H省文化厅官方网站、文化江湖微信、微博、华声在线等网络投票渠道，活动期间，共有两千多万人次参与了投票。H省“最美基层文化人”评选活动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邻近的J省也计划开展类似的活动。 2．G省X县周村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周氏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以前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会有村民去里面祈福祭祖，平时大部分时间闲置。如今，祠堂被改造成了“周村文化礼堂”，门前挂起了“周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周村老年人协会”等牌子。放学后，村里的孩子结伴在这里看漫画：周末，老年人相约在这里聚会、看戏……周村的变化，得益于G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程的推动。截至2016年底，该省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约5000余个。一座座文化礼堂的建成，凝聚着乡村的文化底色，从物质形态上保障了乡村文化的栖息与传承。昔日几多落寞的废祠堂、旧庙宇，变成了山里人“快乐村晚”的大舞台。文化礼堂既是村里的荣誉殿堂，也是村史和个人成果的展示厅：既是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原型的乡村文艺的发源地，也是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等好人好事的评比场……“旧瓶装新酒”，盘活了资源，传统建筑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精神高地”。 “农家书屋+电商”是Y省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的一个新形式。为解决基层农民“买书难、看书难”的问题，“农家书屋”文化惠民工程在Y省已开展了8年。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群众生活习惯的变化，“农家书屋”面临资源闲置、门庭冷落的窘境。与此同时，由于Y省农村网络设施落后、人才资源缺乏，电商进入农村“最后一公里”的瓶颈迟迟未打通。能不能让农家书屋和电商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从文化平台到经济平台、从文化惠民到文化富民的转化?Y省有关部门探索通过“农家书屋+电商”的模式，实现基层文化服务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 “过去冷清的书屋热闹起来了!”2016年11月27日，Y省K市田家镇农民谷阿美一大早就在网店里忙得不亦乐乎。网店开在镇上的农家书屋里，谷阿美说：“这里网络免费，桌椅齐全，还有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定期能参观学习，小书屋就是我的‘黄金屋’。”过去，谷阿美一直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收入微薄。市里在镇上搞“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点，谷阿美报了名，经过培训开起了网店，短短几个月，销售额突破5万元。“山里的土特产对接全国市场，前景好着呢!‘农家书屋+电商’，搅热了农村文化阵地，开辟了农民增收新路，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真是太好了!”谷阿美发自内心地说。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农家书屋+电商”帮扶起来的电商群体则更为感激，反哺农村基层文化事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有的创办文化实体企业；有的拿出经费为农家书屋新添设备、新购图书：有的直接开辟了新的“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点……基层文化与强农富农比翼齐飞，赢得了群众的一片喝彩。 “二楼南书房”是N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阅读品牌。该市保留有大量的民国建筑，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二楼南书房”的主人书房君是一位学法律的民间人士，他有一个理想，希望借力民国建筑开展基层文化服务，借此进一步彰显民国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2014年4月，书房君在一所1932年建造的民国建筑当中实践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该空间处于二楼，朝南，故取名“二楼南书房”。“二楼南书房”立志打造N市首家24小时开放的社会阅读空间，“不灭的理想，不关灯的书房”，口号简单而有力。藏书3000余册，并不算多，但每一本图书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力求不让一本烂书上架。现存民国建筑的硬件大多比较好，加上深厚的历史积淀，只要稍加修整，就会有不错的空间体验。 G区江东街道来了，与“二楼南书房”一道探索社区阅读空间——“江东书房”的构建。金鹰商城来了，与“二楼南书房”一道商谈高端商业体阅读空间项目——“百家书房”的合作意向。2016年7月，书房君将“二楼南书房”“江东书房”“百家书房”关于阅读空间的实践，总结出一套高品质、低成本的社区阅读空间解决方案——书千计划，该方案有很强的植入能力和复制性，可满足各级政府行政中心、商业综合体、住宅地产、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文化空间需求。书千计划在2016年第三届“紫金杯”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上荣获公众奖。接下来，“二楼南书房”作为一个民间基层文化阵地，一直有人陆陆续续地来，一直有人陆陆续续地走。不变的是，灯光一直亮着，书香一直迷人。 3．崎岖的山路上，清一色的老人，步履蹒跚，他们正翻山越岭赶往相邻的村庄去听戏：那儿有“老杨剧团”在演出!这是春节期间F省某山区真实的一幕。“老杨剧团”是由农民老杨牵头自发组建的农民剧团。春节以来，这个剧团已接到5单生意：有本镇的，也有邻镇的，有私人祝寿的，也有村委会邀请的，演出形式涵盖采茶戏、歌舞、器乐表演等多个门类。尽管只是利用农闲季节、晚上和节假日时间演出，但在当地拥有不少“粉丝”。从2014年5月组团到今天，“老杨剧团”的演员人数从4人发展到了20多人，甚至还有“90后”新鲜血液加盟，“老乡们说我们自己编排的戏有乡土味，比县里剧团的演出都好看。”老杨脸上满满都是自豪。 “打麻将?谁有那闲工夫!年节是村里人聚得最全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戏、耍社火，都一心指望在全县社火大赛、戏剧大赛里拔头筹呢!”2017年2月18日，L县某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里，66岁的赵大爷司鼓，他62岁的老伴杨大娘扮演旦角，夫妻俩一唱一和，乐在其中。作为该村业余剧团的发起人，赵大爷不但把自家的服装、道具免费提供给剧团使用，还义务培养年轻人学习表演，一心要让传统艺术后继有人。 “如今，群众自办文化的热情被点燃，县里13个乡镇全部组建了业余剧团，成员达180多人。许多结合本地特色的文艺表演，让人眼前一亮。”L县文广新局局长说，“现在我们县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群众争着报名上节目，效果很好，以前我们总是花大价钱请些明星来演，人一走，又能留下什么呢?”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我们能提供什么?是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K市文化体育旅游局汤处长从事基层文化工作多年，走过不少地方。在他看来，农村大多数地区基层文化活动都缺乏新意，总是停留在传统的唱唱跳跳，搞活动就是喊一喊、凑一凑，花灯、小戏、广场舞居多，国家启动了一些文化下乡工程，但内容存在雷同、低质的现象，仔细分析一些农家书屋的书籍，会发现不少都是当地出版企业的库存书。“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的也多是上不了院线播映的影片。“配送错位，也是农村基层文化中一个潜在的问题。”汤处长介绍说，现代社会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有的举家搬迁到城郊居住，甚至整个村都转移出去。一些农民工大量聚集的社区、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成为“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资源配置需要重新定位。2016年汤处长他们为农民工送温暖，选择在城乡接合部放电影，没想到此举受到热烈欢迎，一年放了200多场。“外出打工的人没什么娱乐，文化生活非常单调，需要特别关心。”汤处长补充说，“缺人缺钱，仍是部分边远地区文化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尽管硬件配备齐全，但由于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导致基层文化服务无法高效开展。” 4．普通的家居背景中，一位年轻美女穿着家居服，素颜出境，以独白秀的形式，发布原创短视频，大讲时事热点。2016年，某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在读研究生“papi酱”靠每次不到5分钟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爆红，迅速积累了800多万“粉丝”，获得了1200万元投资，估值上亿，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 “网红”是“网络红人”一词的简称。在当下社会状态下，绝大多数“网红”都具有强大的“吸粉”“固粉”能力，并能直接依靠“粉丝”的数量和购买力实现商业变现。“80后”网民“淼淼”称自己是“papi酱”的“脑残粉”，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打赏”了几百块钱。“短短三五分钟的视频中，‘papi酱’设置了强烈的戏剧冲突，还不像家长一样板着脸，嘻嘻哈哈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像“papi酱”这样依托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网红”群体近年来越来越活跃，他们的共性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如何评价“网红”的社会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网红”的成名与暴富太过轻巧，他们大都不具备传统文化名人的实力，这种成名方式，将损害“只有依靠才华和努力才能成功”的主流价值观，不值得鼓励，很可能会成为现代社会基层文化的一个隐忧。也有人认为，“网红”不过是“时尚文化”的一种现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新奇，它只是“名人效应”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体。对于“网红”，不必紧张，听之任之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然沉淀或消亡。 对于大多数“90后”“95后”来说，网络已与他们的生活深度融合，在网络直播、网络论坛上，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不过，也有一些“90后”“95后”因为种种原因在网络世界误入歧途，甚至有些受到法律的制裁。 W市民警小邢，辖区在城郊接合部的大学城，年轻人多，工作三年来接触不少案例。40多段不堪入目的淫秽视频、5万余人的“粉丝”……为了使自己快速成为“网红”，网名“梨花雨”的网络女主播温某伙同他人录制淫秽视频吸引人气，并借此牟利。最终温某因制造、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邢警官多次拿这个案例去教育年轻人，但就在春节期间，辖区内关于网络赌博的举报就有好几起，邢警官深感责任重大。 2017年年初，文化部发出通知，将对网络表演市场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打击“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等违规内容，保持对网络乱象的高压态势，对情节严重的平台依法予以关停。文化部文化市场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网络表演行业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形成产业规模，但低俗、色情表演等乱象屡屡出现，负面评价多、行业形象差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主管部门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从业人员应当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以身作则，加强自律，推动建设一个健康向上的行业。 在S市从事保洁工作的张女士，2016年成为了“文化江海云”APP的忠实用户。通过这款APP，张女士可以掌握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动信息，并通过提前预约，和儿子一起观看免费展览和公益演出，参与社区亲子活动等，十分方便。 “文化江海云”作为S市基层文化服务数字化的重大项目，于2014年启动。试点期间，2个月访问量就达600万人次。目前已建成的12朵云，都遵循统一的技术和运营标准。全覆盖的“文化江海云”除了包括16个区县的资源，还囊括了市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旅游景点等文化场所的数字资源，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文化江海云”正在改变着S市基层文化活动的样貌。比如，由政府买单的众多基层文化配送项目，通过“文化江海云”的数据积累，可以对各类活动的上座率进行分析，更科学地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派送合适的活动。市民在平台上点赞、预约的痕迹可作为个性化推送依据，做到文化信息精准投放。开放透明的信息正在倒逼政府改变以往的公共文化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的管理思路。该市文化局陈局长认为，“文化云”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让基层文化供给从“上级导向”转变为“用户导向”“市民导向”。发布了多少活动，有多少人参加，发布得是否及时，有没有吸引力……一切都可以被市民监督。“这督促我们更加关注民声，开动脑筋靠内容和服务来争取市民的满意。” 5．2017年1月30日，正月初三，家家户户还处在节日的欢乐气氛里，J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对辖区道路开展了春联春贴专项整治活动。过年期间上街撕春联，让在节日期间的民众难以理解。网民质疑，城管是不是管理得太多了?贴春联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被制止，太粗暴了!为此城管部门在官网上做了一个公开解释，回应说：“贴春联贴‘福’字，是传统风俗，在带来喜庆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和视觉污染。节日过后，破旧凌乱的春联春贴不但失去了营造节日气氛的作用，还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因此，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在尊重传统节日的同时，对辖区商户早宣传，对春联春贴早清理。节后，支队从正月初三起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共清理春联、门贴、‘福’字等450余处，大大维护了文明、洁净、清新的城市环境。”让人诧异的是，回应最后还说，“正月初清理春联门贴，得到了绝大多数商户的理解和支持，也吁请辖区内广大市民予以理解与配合。”可从新闻下面的跟帖来看，遭到民间舆论的一致抵制，批评、质疑，甚至咒骂声一片。 今年63岁的老潘是G省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在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电影大亨”。2007年老潘自费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免费给村民放电影，这一放就是10年。当地媒体多次报道过他的事迹，2013年，他还入选了首届“感动G省人物”候选人系列。 可没想到就在2017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老潘被告知因没有经营许可证，不能再继续放电影了。所谓经营许可证是指“电影放映许可证”。这个证件，依法由县及县以上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只有办了证，才能在农村放电影。也有网友分析，目前国家为了丰富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正大力开展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这项工程有资金配套，每放一场电影会给正规放映队100元的补贴，而老潘免费给村民放电影，触动了正规放映队的利益，所以被叫停。 对于公众的质疑，当地政府部门发出了一个官方反馈。在反馈中，提及了叫停老潘放电影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不符合《电影放映条例》；二是他的放映行为不在监管范围，因老潘不服从统一的放映管理，和其他正规放映队相冲突；三是他的放映行为没有在广电局和电影公司的监管下进行，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涉黄涉暴的安全隐患。如果老潘在办理手续和接受培训后，可以恢复其资格。对于这样的结果，倔强的老潘不愿意接受，他说：“我是免费的，他规定我，我就不干了。我就不明白，做好事怎么还会被禁止呢?” 6．高手在民间。2017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上，有两位草根选手的表现令观众过目不忘。 65岁的老王来自N省，做了大半辈子农民，只读过4年书，如今跟女儿生活在城市。为了补贴家用，他平时摆地摊修自行车。老王非常热爱诗词，在过去的三年里写了一千多首作品，修车的间隙也在琢磨写诗。为了提高诗艺，他在自行车摊前挂了一块小黑板，把自己的诗写在上面，和大家探讨。如果有人能帮他改一个字，他就请对方喝一瓶啤酒。对他来说，这一辈子，诗就像荒漠中的一点绿色，总能带给他希望和渴求。 40岁的白女士，X省Q县农民，2011年罹患淋巴癌，在病床上与诗词同结缘。2017年2月6日，她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讲述了自己和诗歌的故事。“我十六七岁时，放学后的任务就是看孩子，弟弟生病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一发作就用手打头。我想办法安慰他，就说一些常见的儿歌，说完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想到了诗歌。他听到诗歌或者儿歌，能转移一下注意力，就不再打头了。”“我2014年参加了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那时候我刚刚做完治疗，觉得万一不久于人世了，也可以留个念想。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农村人没有文化，我要上去给农民加加劲。今年已经治疗六年了，我觉得身体还行，就来交流一下。”当主持人问到诗词对于现实生活有哪些影响和改变时，她淡定地说：“诗词伴我经历过生死，从里边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状态。”她还说：“输也好，赢也好，只要我走过就好。” 专家评价道：陶渊明有句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们每个人对诗的真意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只要它能对我们的内心有催发，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信念，就是一个领会了真意的人。像老王、白女士对诗的热爱，不也是一种真意吗?网友评价道：诗意人生更加精彩!这些草根阶层的文化人才与文化追求正是整个国家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灵魂和支撑。 7．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内核，基层是文化的展现园地。文化之功，如滴水穿石。只有基层文化活起来，百姓精神才能富起来。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施行，自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基本文化需求将实现从行政性维护到法律保障的跨越。基层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文化服务思路的转变，要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基层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办，只有让群众“点菜”，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才能激发起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基层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或许漫长，但只要改革围绕群众一步步展开，必能赢得所有基层民众的点赞。

二、给定资料 (1)学校强行“分流”，学生被迫“就范”。据余某回忆，在高二毕业进行分流考试，学校不公布成绩，成绩是良的她，竟然六门功课中四门不及格，物理、数学都考20多分。她所在的高二(3)班36名学生中被要求分流的有19名。事后，她得知即使是最好的学生，也有两门不及格。 (2)“这个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全区第一，超过了重点中学。我们都成为高考升学率中被事先剔除的分母，学校不应该这样弄虚作假。”在自愿分流的说法下，余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级，要么分流。记者曾经在三份家长签署的自愿分流协议上，看到过如下字样：“本人和家长都不是自愿只是服从学校安排。”还有两名家长签字后附注：学校须帮助学生取得普通高中毕业证书。 (3)为了自己的女儿能够完成高三学习的权利，余某的父母由此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奔波，找区教委、找市教委、寻求新闻单位的帮助。而在多方协调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她将孩子转学到私立学校。 (4)事隔一年半，被学校认为考不上大学要求分流的学生余婷婷，在私立中学完成了高三课程后考入联大。去年，她在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将原学校送上了法庭。 (5)在法庭上记者了解到，去年这些分流班里的学生，在参加完成人高考后，大多参加了普通高考，并有部分学生考上了大学。 原告方认为，选择上普高，家长们是奔着高考的，学校并没有在一入学时就告知家长会有大比例的分流，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分流具有强制性，致使学生被迫转学，造成经济，精神上的损失，要求被告道歉并赔偿转入私立学校的费用，同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一元。原告同时认为，被告方举办的分流班属于非法办学，既无办学许可证，又无教委批件。 (6)“这只是讨个说法。”余某告诉记者，在转学后她就有了这个想法。在过去的一年半中，除了正常的学习外，她的大量业余时间全用在了研究法律文件上。现任校长曹力认为，分流有国家相关规定，原告方属于自愿分流，原告分流后再次选择受教育的方式，转入私立学校，该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认为的升学考试高难度、超标准的试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搞分流，也是进行教育方式的一种尝试。” 当庭并没有公布审判结果。三、申论要求

1．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公民科学素质通常用公民科学素质指标(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简称CSL)来测量。它是综合性指标，由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等三部分构成。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自1992年起，我国共开展了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调查将“公民对科学的理解程度”作为核心指标，用以测算CSL值。一个公民如果在“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三方面都达标了，我们就将其视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数占全体公民数的比值，就是CSL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 2010年进行的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大陆的CSL值为3．27％，比2001年有“明显提升”，但总体水平相对较低，相当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年前的水平。另据报道，我国和美国曾同时公布了截止到2007年年底的CSL值，当时美国为25％，我国只有2．25％。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5％。2012年9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北京公众科学素质达标率超过12％”。2013年9月11日，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签署了《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共建协议》，提出的共建目标是：北京市到2015年实现本辖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3．04％。 北京市于1997年首次开展全市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据悉，1997年全市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为4．0％，2002年增至6．6％，2007年达到9．2％，2010年升至10．0％。在2010年全国公民科学素质省市排名中，北京市位居全国第二，略低于上海。 调查还显示，虽然不少市民表示对科普感兴趣，但多数人只是口头说说，仅有两成左右主动参观过“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这也说明当前的科普活动对公众仍然吸引力不够。市民对“医学与健康”感兴趣的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方面的科技信息，是排在第二位的“环境科学与污染治理”的1．77倍；“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遗传学与转基因技术”“天文学与空间探索”等与生活距离较远的科技发展领域，市民并不关心。 3．某专家发表文章说，“文革”前，由于多年科学常识的普及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虽然在民间可能残留一定的迷信观念，但是至少在人们的行为和思维上，这种东西基本没有什么市场。“文革”结束后，原来的极“左”政策得到迅速纠正，但与此同时，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也死灰复燃。 文章中提到，气功本是我国传统文化优秀宝库中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科学介入得不够，气功中很多超乎实际的功能被无限夸大，为一些骗子行骗开了绿灯。再往后，迷信的东西逐渐泛滥。算命、看相、风水、卜卦等活动，一一浮现，像野草一样疯长。某些高校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提出要开风水课，说这不是迷信。 文章指出，现在不要说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就是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迷信意识严重，迷信行为甚至成为一种时髦。他们的行为，丝毫都没有体现出他们受过科学教育，这让人感到很困惑。 4．某省的调查显示，目前该省农村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1％，即100人中有2．1人达标，比城镇公民基本科学素养2．8％的比例低0．7个百分点，有65．03％的农民认为科学知识重要，有农业科普方面的需求，他们中多数人受惠于农业科技，并通过农业科技发展起致富项目。认为科技知识一般或不重要的占34．97％，他们觉得科技太深奥学不会，或是没钱学不起、学得起用不起。 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是该省农民了解科技知识最主要的三种渠道，比例分别为45．71％、17．40％和12．70％，而通过报刊了解的较低，只有9．51％，农民最喜欢的交流方式是“农科110”，接近60％的农民认为打电话询问专家既清楚又方便。“专家大院”虽然是近几年才开展的便民活动，但还是有37．0％的人爱向专家问长问短。 在科普知识的内容方面，有47．90％的被调查者认为重点应放在特色经济上，指导发展高效农业；有38．80％的农民希望重点放在大宗农作物上。 5．在2010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相对于劳动者，大学生群体的CSL值相对较高。但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一些高校产生的迷信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是星座占卜。学生中流行用星座占卜来预测运程，解说个性，不少学生对星座占卜中所谓的幸运日、幸运数字和幸运色痴迷。二是算命。一份调查显示，“有点相信”、“很相信”网上算命的学生分别达到了41％和5％。此外还有11％的学生表示遇到某些难以决定的事，会以网上算命为决定依据。三是烧香、膜拜、佩带护身符。遇到考试、升学、求职等问题的时候去烧香拜佛乞求神灵的保佑。不少学生佩带护身符以求得平安。再比如有段时间，不少大学生到北京卧佛寺烧香，他们竟然能将“卧佛寺”跟英语“office”(“办公室”的谐音)联系在一起。 对此，一位专家评论说，“过去说科普，我们总是说发了多少书，做了多少讲座，搞了多少活动。现在信息传播这么发达。获取科学知识比以前要容易许多，当前，公众特别缺乏的是科学精神，这是科普工作更应当关注的。” 阅读给定资料，概括当前我国在公民科学素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求：概括准确全面，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 1．国家助学贷款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普通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研究生和第二学位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为使国家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助学贷款工作顺利进行，1999年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八个城市进行了试点；从2000年9月1日起，国家助学贷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所有普通高等学校均能申办国家助学贷款。2002年2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切实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四定”、“三考核”措施，确保经济困难学生及时获得贷款。 2．重庆工商大学的小刘因为家庭困难，大学4年中有3年都是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学业。 2003年年初，他与重庆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签约，但在离校前夕领取毕业证时，小刘意外地发现自己没有毕业证。一打听，才知道由于他尚未还清助学贷款，毕业证被学校扣押了。经过与单位的协商，小刘现在的待遇只能按试用期的标准计算。“本想工作了存点钱把贷款还清，但目前的收入却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哪有剩余的钱来还债?”小刘一脸的无奈。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在校大学生中有助学贷款的人数累计超过6000人。一些学校对他们中离校时没有偿还贷款的，实行扣发毕业证的做法。这部分毕业生由于没有毕业证而无法到单位报到，更有甚者因此找不到工作单位，还贷难上加难。 3．2002年重庆工商大学与独立第三方——专业信用评估与信用管理机构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出了《重庆工商大学个人信用信息登记表》以管理助学贷款。在这份表格中，除了学生本人的基本情况和直系亲属或监护人的相关情况外，还记录着学生借款、还款情况。学校将对学生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将其每次还款期限到来时的还款情况及时反映在《登记表》上。此外，相关的信用管理还包括对学生作出信用评分，出具个人信用报告等内容。在校期间，为了培养毕业生的还款习惯，学校要求学生按季度向银行支付利息。各项条款写得很清楚，但执行情况却并不乐观。按照规定，银行提出学校必须承担风险保证金，否则银行不同意合作。风险保证金的比例从10%到40%不等，如果学生不能按时还贷，银行则从风险保证金中扣除。由于目前学生的诚信意识明显不足，以至于每年学校向毕业生提出催款通知时的电话费高达千元。学生毕业后，由于其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学校已无法掌握，校方只能先将其毕业证扣下，作为学生返还学费的一个条件，这也是无奈之举。 4．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大学生拖欠贷款的比例十分惊人：成都农业银行某分行大学生拖欠贷款比例达5%；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大学生拖欠贷款比例达10%；长沙中南大学大学生拖欠贷款比例达35.3%。 5．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有关人士称，学校扣发毕业证属于违反规定，虽然助学贷款制度不够完善，还需各方共同努力解决，但单纯扣发毕业证会对毕业生的求职和今后的还贷能力造成影响，长久下去也不利于助学贷款的继续实施。 6．据了解，针对某些大学生还贷不积极，没有信用的问题，上海市近50所高校与我国首家个人征信机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签署了主题为“倡导诚信风气、塑造信用形象——共建大学生信用档案”的联名书。在本市个人联合征信系统中为大学生开设个人信用档案，继而通过与各商业银行的合作，对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及其他信用记录进行跟踪，为大学生出具个人信用报告。大学毕业生的个人信用报告将成为跟随其一生的诚信记录。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大学毕业生，将会在今后的各类贷款、购买保险等须出示个人信用度的申请中遭拒绝。 7．针对目前助学贷款出现的尴尬现状，有关专家认为，关键是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征信系统。据悉，鉴于借款学生毕业后流动性相当大的特点，浙江将积极推行、鼓励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搞生源地贷款助学，直接面对学生家长发放或由学生家长担保的做法。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有关人士认为，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及时就地解决贫困学生的入学困难，方便困难学生申请贷款，由于生源地学生的相对分散，也避免了就学地银行基层人手不足的矛盾；而更关键的是，由于家庭居住地的相对固定，学生家长迁徙概率低，容易掌握借款学生家庭经济收入及其子女毕业去向，在我国个人信用诚信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能较好地起到防范和控制贷款风险的作用。据了解，在无任何优惠政策的前提下，目前浙江农村信用社发放商业性助学贷款已达3872万元，大大超过了城市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性助学贷款额，占到全省商业性助学贷款的58%。 8．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引发了一系列“后遗症”，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还贷难：不少贫困大学生因毕业后就业困难或就业处境不佳，而无力偿还其在校期间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国家助学贷款。据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的统计，大学毕业生未按期还贷率高达56%，其中45%是因为就业困难。 9．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带来的突出影响就是大学毕业生因为就业困难或就业处境不佳。截至今年5月底，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实际发放国家助学贷款8741人，累计金额5061.7万元。目前已毕业进入还贷期的有371人，但未按时还贷的就有208人，大约占总人数的56%，连本带息共欠省农业银行47.6万元。根据我们的统计，在未能如约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诸种原因中，“就业困难或就业处境不佳”高居榜首，占总数的45%。应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存心赖帐，而是由于自身就业困难缺乏经济能力。截至2003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签约率仅仅达到50%左右，即便年底就业率能达到70%，2003年212万毕业生中约有 63万多人离校时落实不了工作岗位，而这其中，使用国家助学贷款者大有人在。 10．学生还贷难增大了商业性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难度，虽然商业性银行口口声声说以社会效益为重，但它毕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银行不乐意多贷出，学校也不敢多贷入，怕学生日后还贷难。 11．工行济南分行个人信贷处何静经理告诉记者，即便那些到期还款的学生，其中很多也是靠银行工作人员给他们打电话催，否则他们便忘得一干二净，银行收贷任务无法完成。 12．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有明确的范围——家庭贫困，无力支付上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的学生。然而，有的学生在读书期间，腰里别着SONY随身听，手里拿着手机，平时生活用钱大手大脚，学费用的居然还是国家助学贷款，而且，毕业后还是逾期违约者之一!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自2009年7月10日。“开胸验肺”，这个无奈的极端的维权事件出现在网络上，“张海超”连同“职业病维权”一下子成了公众关注的热门焦点。曾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的张海超，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种，一干就是三年。2007年下半年，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咳嗽。在先后去过郑州市二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检查之后，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职业病——尘肺。这个不幸的消息，让张海超回忆起了2007年1月他所在单位曾在新密市卫生防疫站为职工做过体检，还拍了胸片。“今年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由于振东公司单方不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防所进行鉴定，而其他综合类医院又无权对职业病进行鉴定。无奈，张海超于2010年2月7日到新密市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直到2011年5月，新密市信访局终于表态，由郑州市职防所为我的病情进行鉴定。”张海超说，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出具了诊断证明，让他震惊的是，鉴定结果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为弄清自己的病情，倔强的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张海超的“出院诊断”中载明：“尘肺合并感染。”医嘱第一条就是：“职业病防治所进一步治疗。”对于张海超的遭遇，有接触过他的医生毫不讳言：“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而现实情况是，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绝大多数职业病患者很难得到职业病认定，很多人因此被迫放弃。 2．受到职业病威胁的多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同时他们也是遭遇“维权难”的主体。在走访中发现，虽然天气炎热，但好多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仍住在没有任何降温设施的简易工棚里，而农民工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些整天与水泥、白灰、沙子打交道的建筑工人，竟不知什么叫“尘肺病”。有位油漆工不知油漆含苯会引起慢性中毒，竟说：“开始是有些味，闻着头晕恶心，后来慢慢习惯了!”据调查，多数农民工表示从没有签过劳动用工合同，许多民工不知道医疗保险这回事，而关于《职业病防治法》则根本没听说过。另外一些对此有所了解的青年农民工，因为害怕丢了饭碗，也不敢与老板较真儿。2008年在对部分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抽查中发现，存在不按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设项目不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审查等问题，一部分人仍对职业病的防范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常常‘屏蔽’或剥夺农民工依法享有的职业病知情权，通常把劳动者的防护费用变成了隐性利润，一些企业利用经常换人或给这些岗位人员发一点简单的劳保用品的方法，来逃脱为职工体检、治病的法律责任。”有关人士坦言，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财源税收，争相降低门槛招商引资，执法走过场，是致使职业病危害事故不断的另一原因。审视近年来的农民工维权事件，希望《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细则能因此而得以进一步完善。由此，也就需要填补相关制度漏洞，把农民工们无奈的个人被迫“自救”，变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其罪，或实行“责任倒置”，明确规定在职业病鉴定过程中，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一切必要资料，否则将承担败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就职业病鉴定机构的误诊做出明确的处罚，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 3．往年往往用“民工荒”来形容缺工现象。但在2011年，大家更多地开始用“用工荒”来形容。有分析说，民工总量并没有减少，但打算让你用的减少了，而且这“用工荒”缺的，不仅是低端劳动力，各种层面的劳动力都缺。现在，恐怕每个企业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今的农民工们，究竟希望得到什么?虽然体会各有不同，但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今天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60后”、“70后”的工人们，注重的是“我不怕辛苦，只要能赚钱”；但“80后”、“90后”们，就觉得“我不要钱太多，但是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好玩”。“从深层次讲，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荒!”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认为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相对贫困，“农民工的安全就业权、薪酬谈判权、劳动休息权、发展机会权、向上流动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第二代务工者，比上一代人更有文化知识，更懂法律知识。他们对法律的意识比较强，希望能够按照劳动合同法来执行。可现在许多企业，劳动合同法是没办法很严格执行的，所以产生了冲突。”温州“民营企业代言人”周德文说。“用工荒”同样暴露了中国教育的严重弊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且功利性太强。“一方面是就业难问题没有解决，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浙江某大学招聘保卫处员工，竞要求应聘者拥有研究生学历，而农民工就业困难也没有完全消除，”杨建华表示，“另一方面是浙江经济迅速回暖后，不仅缺低端产业工人，也缺大量熟练工人和技工。”“用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不仅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发展机会得不到保障。即使再吃苦耐劳，再节衣缩食，他们面对城市里的激烈竞争，也往往沦为最无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种田，要么被裹胁在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周期性涨落之间，被企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短视的用工方式，导致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从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4．有报道说，农民工将是这场“用工荒”的最大受益者。为了争抢劳动力资源，各路企业及其所在城市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企业提高工资待遇，提升福利水平，政府承诺社会保障和就业、入学的公平权利。从“感情留人”到“权利留人”，“用工荒”让那些曾经屈辱于血汗劳动地位的低端产业打工者，有了站立起来的机会。“用工荒”之于中国经济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用工荒”背后，有中国产业结构之痛，而这种伤痛，遏制着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危机，并最终使低端产业劳动者沦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你争我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雷同，意味着东部在“腾笼换鸟”。徘徊于低端产业的中国经济，一旦劳动力红利出尽，就会彻底丧失竞争力，那些低端产业链上的农民工将大批失业，沦为城市贫民。但是，“用工荒”并不能给这些农民工以真正的权利和尊严。只有走出低端产业的怪圈，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提升他们的内在素质和劳动力价值，让他们的竞争力得以持续，他们才能得以真正意义上的站立。在纷乱的“用工荒”呐喊声中，我们为农民工待遇的提高、权利的被尊重而鼓掌，同时，也当认真思索，该如何不在这样的“用工荒”怪圈中越陷越深，以至于今天对底层劳动者的种种承诺，随着经济危机到来而烟消云散。 5．2010年4月27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四项要求：第一，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热爱劳动、勤奋劳动，必须依靠全社会尊重劳动、保护劳动，必须使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追求。第二，进一步激发创造活力，为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第三，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第四，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劳动者素质的竞争。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综合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6．在Z省。一个“党政主导、企业主体、工会运作、多方配合、职工参与”的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格局正在日渐成熟。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为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招工难”和“用工荒”交替困扰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地区的劳资双方时，民营经济大省的Z省总能将其一一破解，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Z省形成。在最新出炉的2010年中国民企500强中，Z省占了180席，总数居全国第一。数据统计，Z省的民营企业创造了70%以上的生产总值、60%以上的税收、76%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劳动条件较差，工资拖欠严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线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几年前，一家企业负责人曾抱怨：年初招收了500名农民工，年底走了一半。“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没有群众的利益保障、民生的持续改善。夯实和谐劳动关系基石，政府责无旁贷。”自2006年以来，Z省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Z省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一场前所未有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活动在全省广泛开展。目前，Z省已基本构建起省、市、县、镇、村、企业六级组织机构，同时，将创建活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作为省委“平安Z省”建设的内容进行考核。和谐企业创建考评，还与企业各类评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含金量最高的企业综合性荣誉予以表彰。随着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的深入，目前，Z省有23家全国模范和谐企业，355家省先进和谐企业，8592家市级先进和谐企业，全省有14．8万家企业、237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开展了创建活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Z省各级党委、政府成为引领者和推动者，大力倡导劳资双方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理念，统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全局，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积极性，把企业、工会、职工等主体导入协调劳动关系机制中，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化格局。近年来，Z省逐步推进和实施社会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大社保体系，跨入了“全民社保”时代：Z省的百姓生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失业后，政府帮扶；退休后，按时领养老金；遭遇变故时，社会有救济……人人享有社保兜底的优惠政策。同时，省政府连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务工人员服务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工作保险的通知》、《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推进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Z省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守则》等政策性文件，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健全的法制保障。 7．A省某民营企业工会主席S忙里忙外，公司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了。100多名员工2011年的工资，将由员工代表、车间主任、工会代表、企业老总等一起协商决定。最后，大家商定，员工2011年工资平均涨幅19%。“工资多少，我们也有发言机会，在这样的厂干活我们放心。”四川籍员工何三双称，在企业工作5年，每天上班8小时，按月发放工资，现在每个月能拿到2600多元。“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后，不仅使职工收入提高，也使职工的话语权得到了保障，有效化解了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的矛盾，招工难、人才外流的现象得到了较大改变，实现了劳资双赢、多方获益的效果。”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经广泛覆盖，初步形成了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在职工们看来，工资协商不仅能稳步提高职工收入，更让他们对自己的工资有了协商权和发言权，是被尊重的体现。除了提高职工收入，A省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在规范劳资行为、解决劳资纠纷和职工实际困难上，积极探索创新机制和做法。走进A省B市总工会维权帮扶中心，困难救助、职业介绍、法律咨询等窗口一字排开，为来寻求帮助的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12351”职工维权热线24小时开通，随时接通救助电话。在这里，因工伤骨折而拿不到赔偿的四川农民工傅达忠，不再担心申诉无门，工会专门指派了律师志愿者，为他拿到了一次性工伤赔偿106000元；安徽籍农民工朱昌成的孙子被人打成重伤住院，一筹莫展的他，抱着试试的心理填写了外来务工人员救助表，没想到几天后，工作人员就把救助金送到他手上……如今，A省市、县(市、区)两级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已全部建立，部分镇(街道)和企业建立了帮扶站点，形成了市、县、镇(街道)工会和企业四级帮扶网络体系。各级帮扶中心不断完善服务，整合内外资源，加大对困难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援助力度。 8．一个双赢的故事，在A省J市传为美谈：当地一家水泥公司耗资300多万元，为300多名员工建了公寓，并配套建设篮球场和羽毛球馆；员工心怀感激，积极参与“我为企业献一计”活动，革新创造层出不穷。化验室一名员工改进产品配方后，一年就为企业增效70余万元。“这就是劳资和谐的力量。”该企业负责人周发土说，“企业是一面镜子，你对员工笑笑，员工也会对你笑笑：你对员工瞪眼．员工也会对你瞪眼。”在A省，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前提，企业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不少企业更是先行一步，对待员工，以真情感人、待遇留人、激励用人、培训育人、事业成就人。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成为了企业的内在需求、内生动力。当地一家著名民营企业成立了“情感交流站”，开通心理阳光热线电话，努力做好员工的心理疏导工作，吸纳了84名生产一线的班组长和管理员，保证在车间有“心理咨询师”，开通“情感短信平台”，提供心理健康知识，邀请心理专家为员工作“压力与情绪”专题讲座。企业欣欣向荣，职工安居乐业，农民工权益有保障……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这里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企业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员工队伍稳定率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显现。据该市两个开展创建活动较好的工业园区反映，2009年以来，周边的企业没有发生“用工荒”现象，园区在正月初十的开工率都达到95%以上。同时，当地还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不断加速集聚，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作答要求

二 、给定材料 　　资料1 　　建筑能耗是我国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比逐年增长。在我国，已建房屋中有400亿平方米属于高能耗建筑，节能建筑不到总建筑面积的3%；预计到2020年，全国高能耗建筑面积将达到700亿平方米，建筑能耗将达到1089亿吨标准煤，将形成极大的能源损耗。 　　在北京，建筑能耗问题也较为严重。2014年底，全市城镇民用建筑总面积达到77059万平方米，总能耗达到3114万吨标准煤，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45.6%。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加大建筑节能的工作力度。自2013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节能75%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将居住建筑采暖耗热量指标由原来的14.65瓦/平方米降至10.5瓦/平方米。自2015年11月1日起，又实施了新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提高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采暖空调设备和照明设备能效的标准，全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照明的总能耗减少约20%～23%。 　　北京市大力建设节能建筑，占比由2009年的55.18%提高至2015年的74.4%。同时，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近几年来，北京市共完成6257万平方米既有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其中，居住建筑改造5657万平方米，惠及200多万居民；公共建筑改造600万平方米。这些改造，不仅提高了室内舒适度，而且节省了能源。北京市还大力实施了农村建筑节能改造，完成农民住宅新建翻建、抗震节能综合改造和节能单项改造共计53.57万户，改造后的农宅冬季不但室内温度提高了4℃～6℃，而且节约燃煤30%以上；夏季室内明显感觉凉爽，不但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低5℃～6℃，而且减少了耗电量。 　　资料2 　　老北京的四合院、湘西的吊脚楼、皖南的民居和陕北的窑洞，都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窑洞在我国西北地区比较普遍。作为住宅，窑洞是很简陋的，有很多不方便之处。但作为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窑洞也有建筑成本低、节约能源、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优点。窑洞通常深7～8米、宽3米多、高3米多，厚厚的黄土具有较强的隔热效果。所以，大多数窑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0℃～22℃之间，相对湿度为30%～75%，真正做到了冬暖夏凉。套用现在的术语，窑洞称得上是典型的低能耗建筑。 　　在现代，我国普遍学习西方的建筑理念和技术，对建筑能耗问题和节能材料的考虑相对较少。上世纪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研究与推行建筑节能技术，但我国没有及时跟进，建筑节能工作相对落后。现在，我国建筑节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内绝大多数采暖地区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都比气候相近的发达国家差许多。比如，与北京气候条件大体接近的德国，1984年以前建筑采暖能耗和北京目前水平差不多，每平方米每年消耗24.6～30.8公斤标准煤。到了2001年，德国的建筑能耗降至每平方米3.7～8.6公斤标准煤，为原来的1/3左右，北京却基本没变。 　　资料3 　　当前，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制定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目标和技术政策，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超低能耗建筑标准及相应技术体系，超低能耗建筑正在成为建筑节能的发展趋势。欧盟2002年通过并于2010年修订的《建筑能效指令》，要求欧盟国家在2020年前，所有新建建筑都必须达到近零能耗水平。美国要求2020-2030年“零能耗建筑”应在技术和财政上可行；韩国提出2025年全面实现零能耗建筑目标。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气候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室内环境标准较低，建筑特点、建筑技术和产业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为此，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及标准体系，很有必要。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探索超低能耗房屋建设。2016年，首座超低能耗建筑——科学体验中心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建成。据悉，朝阳区计划在焦化厂公租房项目中的3栋楼里使用超低能耗技术。届时，这3栋楼将不再配备普通住宅里的暖气，但室温能一年四季维持在18℃～22℃。按照目前编制的设计和施工方案，这3栋公租房都没有预留暖气管道的空间。3栋楼外墙保温层达625px厚(普通住宅外墙保温层是200px厚)，这就像给房子穿了一身羽绒服，冬天屋外的严寒进不来，屋里的热量跑不掉。3栋楼里每间房都会安装新风系统，除了配备除霾装置外，还能够实现热回收功能——屋子里的热气在被系统抽走前会有专门的蓄热装置把热量留住，凉空气被抽进来时也会提前预热，从而提升空气温度。 　　2017年7月14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项目及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符合规定的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提供资金奖励。该办法对城镇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农宅三类超低能耗建筑提出了不同的技术要求。目前，北京市实施的奖励标准为国内最高，而将农宅纳入示范项目在国内也是首例。从全国来看，因地方情况不同，各地对超低能耗建筑的经济激励政策也有所不同。 　　资料4 　　北京市海淀区M小区X号楼，是40年前的老建筑。前期有关单位经过抗震计算，认为这栋老楼已经不符合鉴定标准要求，必须进行抗震加固。 　　问题不仅仅是抗震。整栋楼的外墙根本没有保温层，屋顶是平面，单元门和楼道窗都不是节能的，甚至有些住户的阳台都没做封闭。在日常生活中，冬天冷、夏天热，刮风时风顺着门窗“嗖嗖”地进。 　　不过，X号楼很快就将“旧貌换新颜”。作为北京市首个“三合一”老旧小区综合改造试点项目，该楼所在的M小区将进行“菜单式”改造。所谓“菜单式”改造，是指在老旧小区的楼体节能、室内给排水、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等基础类改造项目之外，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鼓励老旧小区的居民自选加装电梯、建设立体停车设施、建设老年服务驿站等改造项目。 　　经过近3个月的改造，M小区老楼节能保温等改造已完成，厨卫间上下水管道改造正在施工，室外管线更新及环境综合整治施工即将展开，这些基础类改造项目将在几个月后完工。针对小区活动空间狭窄、老年人上下楼不便、停车难等问题，M小区计划在楼房的单元门口加装54部外挂电梯，继两部外挂试点电梯建成后，还有29部外挂电梯即将建成，剩下的23个单元电梯加装计划一旦获居民同意，也将陆续施工。位于小区北门的立体停车楼共4层，可新增车位近百个，目前场地已平整，具备施工条件。而老年服务驿站是利用原有物业用房进行改造的，可提供日间照料、短期入住、老年餐桌、健身和心理慰藉等服务。停车楼和老年服务驿站有望在几个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 　　“我试乘了几次，上上下下特别稳当，也没什么噪者。”家住M小区的成大妈，最近一阵子心情很好。作为小区里签署加装电梯同意书的第一人，成大妈看见家门口簇新的电梯厅，就数着能投入使用的日子。社区居委会谢主任看到居民欣喜的样子，心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她一个写满字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小区加装电梯的曲折过程。笔记本上，每一户不同意加装电梯的原因都全部注明。有些的确是对居民有影响、待解决的难题，要反馈给建设施工团队；还有一些则是居民的担心和顾虑，需要反复沟通，给居民吃颗定心丸。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共完成6562万平方米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惠及1678个小区81.9万户居民，超额完成预定计划。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2017-2020）》指出，将开展新一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实施范围有所扩大：“十三五”时期，将优先完成抗震节能性能不足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除了常规的抗震加固、加层保温、屋顶整治外，未来老旧小区改造将着重解决增设停车位、加装电梯、飞线入地等重点问题。“六治七补三规范”成为这一轮的工作目标，即治危房、治违法建设、治开墙打洞、治群租、治地下空间违规使用、治乱搭架空线，补抗震节能、补市政基础设施、补停车设施、补居民上下楼设施、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小区治理体系、补小区信息化应用能力，规范小区自治管理、规范物业管理、规范地下空间利用。 　　资料5 　　王先生年近80岁，一直居住在L街道。他住的楼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于建设时间较早，且楼房多年没有整修，现在出现了很多状况，影响了日常生活。“老楼供水管线本来设计得就窄短，如今年久失修，也老化了……这么说吧，早晚做饭的时候，你把菜泡在盆里开着水就干别的去，等转一圈回来，水也就刚有半盆。”王先生的老伴说。 　　今年，区里决定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并将王先生所住小区确定为改造试点小区。听到这个消息，王先生确实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小区改造却没有王先生想象得那么顺利。按照改造计划，需要重新更换楼房中的上下水管道。这就需要破坏各家厨房和卫生间的装修，还要刨挖一楼住户家的地面。王先生所在单元中，有两户人家是最近两年刚装修的。一户是一对新人，刚装修好了房屋，住进来还不到半年，听说要挖掉屋子的地面，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另外一户，看到施工队伍进驻的时候，男主人特别气愤，冲冲地说了一句：“怎么改造之前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完全没有通知就突然要挖掉我的地面，我可不干。” 　　“一些房屋经过了买卖、出租等，已不是早一批和我一起居住在此的同伴了。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要让他们做出妥协，非常困难。”王先生说。 　　该小区所属的居委会进行了多次协调，也是无济于事。王先生的孩子也曾就此问题去街道进行法律咨询，遗憾的是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对这方面所知甚少。 　　现在，在王先生住房的单元门前，仍可看到一堆管线。“这是新的管道，但是楼里住户没能达成一致，改造计划就僵持在这儿了。”王先生无奈地说。 　　资料6 　　小张今年7月刚从北京一所高校毕业，目前在北京工作。回忆起自己首次失败的租房经历，他总是悔恨交加。最初在网上标注“房东直租”的信息，他过去看房时才发现是中介公司发布的虚假信息。签合同之前，中介向小张承诺不会收取中介费及其他杂费，只需要押一付三。然而，签了合同之后，卫生费、物业管理费等费用纷至沓来。原本只要提前一月申请退房，租金、押金就可全款退回，最后也成了空话。 　　近年来，随着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升温，房地产中介行业也实现了较快发展，发布虚假房源、隐瞒真实信息、强制代办收费、侵占或挪用交易资金、违规从事金融业务、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诸多问题也在中介市场上不断发酵。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7个委办局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市住房租赁监管平台和服务平台同步上线运行。《通知》规范了房地产经纪服务行为，提出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应当实名服务。房地产经纪机构为当事人提供租赁经纪服务的，应当核对当事人身份证件、出租住房的权属证明，实地查看住房并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告知当事人有关事项，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根据提供的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等合理收取费用。收费前，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收费清单，列明收费事项、收费标准、收费金额以及其他与收费有关的事项，收费清单由当事人签字确认。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违反规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将对其依法处罚。 　　北京市住房租赁监管平台和服务平台按照“1+N”的模式建立，“1”是指监管平台，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搭建，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数据集成，完成主体认证、房源查验、合同备案等工作。“N”是指市场服务主体建立的住房租赁网络交易平台，通过数据接口与监管平台对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等，为百姓提供租赁信息发布、网上签约、登记备案申请、资金监管、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查询、信用评价等服务。如果有市民想出租房子，就可以到该网络交易平台上发布信息；市民也可以像淘宝用户一样，给相关企业好评、差评。网络交易平台、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对获取的租赁当事人相关信息应负有保密责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要求和约定使用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还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的动态核查，发现网络交易平台不符合相关条件、在住房租赁服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可按规定终止其与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的系统链接；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资料7 　　应急避难场所是为了人们能在灾害发生后一段时期内，躲避由灾害带来的直接或间接伤害，并且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而事先划分的带有一定功能设施的场地。应急避难场所具有应急避难指挥中心、独立供电系统、应急直升机停机坪、应急消防措施、应急避难疏散区、应急供水等多种应急避险功能，形成了一个集通讯、电力、物流、人流、信息流等为一体的完整网络。 　　北京市是全国较早推进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早在2006年，就编制了《北京中心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室外）规划纲要》。这也是我国首部指导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规划纲要。此后，北京市不断加大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力度。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各区均建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共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127处，可疏散约297.98万人。 　　近日，有记者走访了几处北京市区里的应急避难场所，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些应急避难设施。记者首先来到C公园。该公园有本市一个较大的应急避难场所。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由北门进园，按照指示牌的方向，走到一片空旷的草坪，看到应急棚宿区很宽阔，远离高大树木和建筑，附近还有不少配电箱，中心广场有广播和探照灯，设施相当齐全。之后记者又先后走访了H公园和W公园，这两处也建有相应的避难设施，指示标牌明确。走访过程中，记者采访了几名游客，大家表示知道这里是应急避难场所，但如何使用不太清楚。 　　资料8 　　建筑，反映了人们对于永恒之美的不懈追求。作为人类活动的居所，建筑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我们说喜欢一幢建筑，其实往往表达的是对某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向往。这种生活方式与国家的文化背景、个人的经历和文化修养是紧密联系的。 　　从古至今人们为建筑殚精竭虑，小到私家花园，大到宫殿楼阁，都付出了无数心血。它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庇护所。有秩序的建筑创造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安置和憩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著有《幸福的建筑》一书，在书中德波顿从一个极其独特的角度，审视了一些我们看似熟悉、其实颇为陌生的主题：物质的建筑与我们的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为何需要建筑？为何某种美的建筑会令你愉悦？建筑与人的幸福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如何才能使建筑具有美感？对于幸福的建筑，他提出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它们不单应该协调其自身的组成部分，而且要跟它们所处的背景和谐一致；它们应该向我们讲述属于它们自己的地域与时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特色。对于一幢建筑面言，能够反映出它的文化背景应该像能适应气象背景一样成为它的中心任务。” 　　资料9 　　家住前门三里河地区的蔺先生是在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居民。最近三里河绿化景观改造工程的成果，让他颇为感慨。想想曾经又脏又乱、狭小的胡同与充满异味的臭水沟，看看现在河道蜿蜒、绿树成荫，古色古香的铺地条石，青砖灰瓦的平房院，爬满紫花、紫豆角的老房檐儿，老房子的房瓦、门窗都换成了新的。老人感叹，能够看到明朝历史上记载的三里河“重见天日”，住在安全舒活的北京老院子已是欣慰，更令他高兴的是，胡同里的许多基础设施也得到完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我们这边的居民真可以说是沾了这条河的光，以前很多人家还都是木门木窗，根本就不防盗。”他说，“另外，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们社区设立了便民菜站，从我家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老年人养老也能有所保障，单我们社区就有两个为老服务中心，按摩椅、棋牌桌、血压器、电脑等设施一应俱全，不想做饭的话，还可以去老年餐厅，比过去真是好太多了。” 　　“虽然刚开始改造的时候环境有点乱，但现在在这儿住的人都感觉非常好。”从小在胡同长大的张女士说，“谁能想到自己家门口现在变得这么漂亮，尤其是晚上灯一亮，来的人可就更多了。”她展示着手机里拍摄的河道美景，无论是居民当街闲坐，还是携手漫步，无不让人感受到舒适、安逸。 　　区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胡同改造的过程中，要帮助居民进行房屋修缮，引导居民参与风貌保护，引入符合首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新业态，建设“老胡同、新生活”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社区。 三、作答要求

材料1：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两部分：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子女的教育，二是留在家乡的子女，即留守子女的教育。 (一)流动子女教育现状 1. 流动子女读书仍困难重重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子女能适时入校读书，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和责任。农 民工的子女即便随父母进了城，也仅是生活于城市边缘群体的一员，上学同样面临诸多问 题。城市里高昂的学习费用令家长们难以承受。据调查，在成都市上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年 均学习费用为2496元，是四川省农村平均660元的学习费用的3.8倍。费用高的主要原因 在于农民子女进城里面的正规学校读书一般要缴相当高的借读费。农民工子女不交借读 费，想进城里的正规学校一般会被拒绝，调查发现拒绝率在73.3％。 分析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原因，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近段时间以来，中 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解决城市中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要求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以当 地为主。各地闻风而动，对接纳农民工子女制订本地的接受标准。但各地在降低接收农民 工子女人学门槛的时候，总是看着其他地区，唯恐降得太低，成为汇流的盆地，谁也不敢敞开 接受，原因就在于城乡巨大差别的客观存在。人们认为，城市中再差的学校，也比贫困地区 农村最好的学校好，主管部门担心一旦无条件接受农民工子女，则外地农民即便仅仅为了子 女在城里读书，也要长期呆在城里。因此，具体部门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抬高农民工子女入学 的门槛，最终使得许多农民工家长不得不交数额可观的费用，才能让其子女人校。相当部分 农民工子女因门槛太高而被拒之校门之外。 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被拒之于公办学校之外，只有选择处于城乡接合部，设施简陋，师资 无保证，但不需要任何证明，收费低廉，只要交钱就能上的民办学校。这类学校由于大量接 收农民工子女，被社会上称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这些学校大多数地处城郊，教学设施 较为简陋，通常没有住宿条件，因而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学十分不便，相当一部分时间耗 费在上学、放学的路上。 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民办简易学校尚处于“非法”，但又不被关闭的边缘状态。有关部 门对于这一类学校非常担心，一是怕在没有严格监管的状况下，学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二 是怕在没有严格教育管理的情况下，学校教育达不到标准，误人子弟。三是许多“非法”的民 办简易学校临时租用城郊农村的其他场地办学，还有极少部分学校乱占规划用地，搭建简易 房屋。这类学校在城市的发展中，少的仅能存在1～2年，多的也只能是3～5年，将来必定 要予以关闭，但学校已经存在的生员还需设法转到其他合法的学校。 在社会中，歧视农民、歧视落后贫穷人群的观念依然长期存在，由于近年来城市中两极 分化现象的加剧，这一观念更加变本加厉，致使农民工子女受到社会、学校的进一步歧视。 2. 居住环境恶劣影响其成长 在城市中站住脚跟的农民，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虽然远远高于家乡务农收入，但是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按照城市收入水平衡量，绝对水平仍然偏低，在城市中生活较为艰难。据调查， 带子女进城读书的农民，多数从事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许多家庭是 在城市中卖菜、卖米、擦皮鞋、拉三轮、看大门、收破烂等等，好一点的在城市中开小饭馆、小 商铺，或在批发市场有一个小摊位。他们中多数或在城乡边缘合租廉价房居住，或住临时工 棚，开小饭馆、小商铺的白天开门做生意，晚上关门全家即在铺内搭板睡觉。子女在这样的 “家”中谈不上什么学习环境，这与城里的孩子相比，全然是天上地下。 3. 城乡差异使农民工群体的子女心理压力大 由于农民工子女家庭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他们的心理也开始边缘化。调查中，发现年 龄较小的孩子由于不懂事，受影响较小，而年龄稍大的孩子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显得早熟、自 卑和失落。 与城里同龄人相比，农民工子女总是自觉地把自己划为城市中地位较低的群体，并有这 样的群体认同感，在这一群体中自我封闭。这一点在初中孩子心理上特别明显。对于他们 所处陌生的大城市，他们在欣喜、好奇之余，却并不认同，还是怀念远在农村真正的家和 伙伴。 由于自己的家庭所处的地位，自己求学受到的阻碍，农民工子女被激发出城市同龄人不 具备的自尊、自强，但又自卑的强烈被剥夺感，被隔离感。对他们来说，从家乡突然来到一个如此陌生和冷漠的地方，心理落差极大，加上农民工聚居区相对滞后的卫生及治安状况，使 其内心变得十分敏感。 深层次的自卑感在受到歧视后，反而暴发出强烈的自尊心，因此他们把同一群体内友情 看得很重，渴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又由于他们所处环境往往是人口高流动区，各色 人等皆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非常容易误入歧途，一旦陷入这样环境下的社会小团体内，就 难以自拔。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边缘地位，使得他们内心建立起自我防卫感强烈，从而进一步 加强了他们的边缘意识。 (二)留守子女教育的现状 1. 留守子女面临教育危机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二元机制，一段时间以来，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始终无 法落实，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乡镇一级向农民筹措，形成了“农村的学校农民出钱办，义务教育 父母自己尽义务”的局面。尽管经历了几次普九建设，农村学校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观，但 许多地区欠账依然较多，学校房屋失修、教学设施简陋、合格师资紧缺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特别是近年来走火入魔的“教育产业化”思潮影响，农村中的优秀师资大量向城镇流动，农村 学校教学质量进一步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留守子女的出现，进一步恶化了农村教育的 基本环境，进一步加大了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度。 仅在四川省阆中市，全市留守子女规模已经达到了在校生的75％，在这种情况下，政府 和学校动员了大量的社会力量来关心留守子女，同时要求各类学校进一步扩大校舍，争取有 更多的留守子女住校学习，这势必加大“普九”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增加农村“普九”的 难度。 2. 留守子女心理压力大由于留守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亲情缺失和隔 代教育，使得留守子女这一群体存在巨大的心理创伤，性格变得较为孤僻，学习成绩下降。 具体体现为： (1)缺乏家庭这一重要教育环节。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情感的培养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多父 母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甚至多年未与孩子谋面，很难与子女交流，使得孩子产生孤独、寂寞、 胆怯心理，形成孤僻性格。在一次调查中发现，67.5%的留守子女认为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许多学校老师反映，从留守学生心理特征来看，其心理、性格、智力、行 为习惯等方面都具有与正常家庭学生所不同的特征，如胆小、任性、孤僻、恐惧、习惯于防卫 别人等。在专题调查中，不合群、喜欢独处的留守学生占25.5％。 (2)隔代抚养，老人力不从心。调查发现，留守子女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监管的占 70％。由于上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并且年老多病，通常都不能有效辅导孩子的功课。 调查中，26％的留守子女认为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产生不利影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习 无人辅导，占第一位；调查还发现，29.5％的留守学生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无人可问。 老年人往往更容易纵容、溺爱孩子，管教不严，这使得孩子的不良学习和行为习惯较为 突出。由于“代沟”现象的客观存在，孩子与祖辈之间不易沟通，这使得老年人更不易了解到 孩子的内心思想，不易察觉孩子的不良思想苗头，难以尽到对留守学生的人格教育、道德养 成、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管理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提高。 (3)学校难和家长沟通，教育脱节严重。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家长外出，学 校不能与家长沟通，甚至学生的作业都没有家长签字，不了解学生动态，缺乏互动，不利于共 同教育培养下一代。 (4)留守学生学习成绩普遍偏低。在专题调查中，留守学生自认为自己的学习一般、较 差的占61％。学生们将“学习无人辅导”列为造成自己学习成绩偏低的第一因素，占39％， 将“生活无人照顾”列为第二因素，占23％，将“心里话无人说”列为第三因素，占13.5％。由 于学习困难、交往困难、社会诱惑等因素，导致留守学生厌学、逃学、退学等现象的发生。对 自己的未来也相当迷茫。被调查的留守学生中有18％的人打算将来外出打工挣钱，不想继 续读书。 (5)留守学生成为犯罪和受侵害的高危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使得留守子女很容易 成为不法分子实施侵害的对象，同时也容易误入歧途，走向犯罪道路。调查中各地都反映了 一些相关恶性案件。四川省渠县一位15岁的留守学生在与同学打架中用刀砍人，该生父母 外出已有3年多了，平时性格暴躁，在家中对爷爷、婆婆稍不如意就又打又骂，最终走向犯 罪。许多学校反映，一些留守学生由于缺乏约束，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气，时间观念差，爱迟 到、旷课，喜欢进网吧和游戏厅。甚至一些孩子成了日不进校、夜不归宿的流浪汉。 3. 留守子女监护问题突出父母是孩子天然的监护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朋好友都只是孩子的临时监 护人。较之孩子的父母而言，任何临时监护人无论是在责任心，还是在精力、能力等各方面 都不能与孩子的父母亲同日而语。调查表明留守学生的监护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临时监护人责任不明确。留守学生的临时监护人一般总是把监护责任理解为让孩 子吃饱穿暖，不发生安全事故等。普遍存在重吃穿、重身体、轻心理、轻性情、忽视孩子的心 理健康和全面发展的现象，对留守学生的思想、道德、学习、行为习惯重视不够。 (2)许多临时监护人精力不够，能力不足。临时监护人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还 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的精力受到了较大限制，很少有时间教育引导留守学生，更不 要说进行学习辅导。同时作为留守学生的祖辈，由于观念和教育方法滞后，存在明显娇生惯 养、放任自流的隔代教育倾向，忽视孩子身心健康和人格塑造，造成了留守学生道德教育的 缺失。 (3)单亲教育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父亲或母亲外出务工，客观上造成的“父亲教育缺 失”或“母亲教育缺失”，都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如父亲外出的孩子表现出胆怯、不像 正常孩子那样自信；母亲外出的孩子表现出不细心、不像正常家庭孩子那样善良、有爱心、喜 欢学习、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等问题。在记者的调查中，有一个14岁的男孩，3岁时父 母就外出打工，长期变换临时监护人，直到初中，最终由于学习上困难重重，弃学回家。其性 格变得怪异，与父母感情形同路人，拒绝同母亲说话，平时言语中，动辄责骂父母。 (4)父母行为对子女造成不良影响。一些农民进城务工后改变了职业和生活方式，从而 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对金钱、家庭的态度上畸变，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材料2：城市生活中的边缘群体 农民工子女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乡村，来到了城市，却又只能生活在城 市的“边缘”。在“两不粘”的社会环境里，他们的生活状态既不同于原本的农村，又不同于一 般的城市市民。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边缘身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显得尤其突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城市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 1.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城市安全问题最近几十年来，以约翰·达莱德为首的耶鲁大学的研究小组把“攻击必定是挫折的后 果”这一假设作为出发点，假定“发生攻击行为必定先有挫折，反之，受挫折后必发生某种形 式的攻击行为。很多现在流浪于城市的农民工子女，都曾经有过相似的挫折体验，许多偷 窃、敲诈、打架乃至流血事件都更多是因为自尊心受挫引起的。附件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 到不少孩子，尤其是初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社会联系(与社会中的无业或流浪人 员有所联系)，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规模形式还不成熟的小团体、帮派组织将进一步扩大， 这必然给城市和谐发展埋下隐患。 尼尔·斯梅尔塞曾在1962年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表明，对于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状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 或刺激的反应行动)若不加以控制，则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斯梅尔塞看来，集合行为 出现的六个社会条件依次是：第一个条件是有利的结构，即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允许其发 生。在此表现为农民工的对内群体意识，及其对外群体的敌视。第二个条件是结构性紧张， 即人们感知社会环境中某件事出了问题，在此表现为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上。第三个因素 是普通信念的增长有助于该群体感知结构性紧张。而今农民工子女现代化程度在不断上 升，他们越来越感知到自我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紧张感。第四个条件是促发因素，这是行 为发生的导火索。在有些地区出现的虐待农民工的事件常常引起讨论或骚乱。第五个因素 是参与者的行动动员，一旦有了行动动员，一场骚乱就会发生。而最后一个因素，也是决定 性的因素就是社会控制，如果控制失效，集合行为就会发生，并造成损失。由上分析，如果不 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状态加以改善或任其恶化，集合行为条件很有可能全面成熟，导致 社会秩序的混乱。 2.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城市的发展的关系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农民工子女是未来城市的生力军。而他们目前学习生涯，却是 流动的、不稳定的。“科教兴国”政策已经出台许久，可是很多初中的学生，毕业后或还未毕 业就被卷进了工作或流浪状态中。在一次中小学的征文稿当中，竟夹着这么一张匿名纸条： “我想对妈妈说：你们不要再吵了。对老师说：老师，我爱你。对哥哥说：哥哥，你快点回来 吧!我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对自己说：我有个梦想，就是当警察。”这是个五年级的孩子写下 的话，孩子的哥哥到底去了哪?像这样的家庭还有多少? 大量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完初中教育后就很难继续升学，除非返乡就学。有相当 一部分的农民工子女将流入城市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留在城市工作。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 相当的人口流动规模，城市化(城市化：指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 型转化的过程)必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实现。农民工及其子女即是城市化人群的一 部分。关注其教育状况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不加以重视，城市社会发 展将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3.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公正和谐问题在各大城市当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歧视问题。加上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日趋走向 知识化、技能化、信息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将面临着由于知 识技术缺乏而下岗的威胁。日趋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正在逐渐促使仇富心态的蔓延，自我 理想的无法实现常常导致心态的紊乱，这将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在问卷调 查中，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觉得社会公平吗?你会回答：()”。结 果，高达59.88％的受访城市农民工子女回答为“不公平”。对认为“不公平”的理由进行归 纳分类，结果如下表： “不公平”理由 人数(人) 占填写理由人数比例(％)贫富差距 124 49．21法律不公平 28 11．11 恶人当道 27 10．71 官员腐化 15 5．95 重男轻女 13 5．16 没理由好说 27 9．13 其它 18 7．14 未填写理由 188 --总计 440 10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孩子们对社会的态度，边缘的生存状态，让他们过早的感受到了社 会的复杂与艰辛，农民工子女在这方面无论是比城市孩子还是乡村孩子都更早熟。 综上所述，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城市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而且很可 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把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抓好，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关键。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在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日益成为群众关注时下热点话题的主要渠道，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在新形势的助推下，网络党建成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新载体，是进行党员教育管理的新窗口，也是展示创新成果的新平台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新桥梁。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近期发生的几起公共事件，再次启示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积极适应新媒体、善用新媒体，将其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抓手。 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创新和革新的频率更高。空间维度上，它始终在吐故纳新。以“血友病吧”魏则西”等事件为标志，传统搜索引擎主导的公关效果评估体系逐渐落伍。而随着知乎、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的兴起，特别是知乎等知识型社区在公共事务中的源头作用越来越突出。“两微”二分天下的格局将进一步被打乱。各级领导干部对新媒体的认知也应随之更迭。 在玉林北路社区党员爱心加油站的居民群众“心愿收集点”，居民王大姐写下了自己的“微心愿”：希望社区能开设老年人网络课堂。而王大姐提出这样的心愿，是基于社区建立的“互联网+双报到”服务平台——社区实时将居民需求放到互动平台，“双报到”党员和党组织就可以收到，而有这方面资源和能力的党组织或党员就能积极认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媒体时代下，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当具备与时俱进的思维模式。毋庸置疑，由于高效、便捷、运作成本低等特点，新媒体也可以说是“弱控制”媒体，每个人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这种环境下，党员干部更应创新思维模式，注重利用面向党员、干部、群众的新媒体平台资源，围绕党和政府的 方针政策、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设置有角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议题，积极传播正能量，当好新媒体阵地上的“意见领袖”，提高群众参与度，提升群众满意度。 新媒体为民意诉求提供了重要的表达和交流平台，努力提升党员干部新媒体素养和能力迫在眉睫。当前，“防火防盗防媒体”的思想在部分党员干部中盛行，他们视媒体为“洪水猛兽”，把舆论监督当成“负面报道”，将群众的关注当作“挑错找茬”。这是党员干部对新媒体的认识不清、重视不够．思想和行动都“跑偏”所致。对此，党员干部必须克服思想认识误区，摆正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党员干部要破除对立思维，不以权力压制舆论声音，不干涉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平等、尊重、包容、友善的态度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交流，创造宽松的舆论宣传环境，推进新媒体的建设和运用，着力加强政务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建设，积极打造党政“传声筒”。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舆情不是“敌情”，而是社会的预警器。积极应对、把握分寸、掌握节奏、因势利导，满足各方关切，才能有效避免猜忌、传言和谣言，占领舆情高地。 新媒体时代带给我们不曾见过甚至无法想象的利弊，而如何把握公权力的度是摆在我们每名党员干部面前的问题。建立健全预警应急机制是做好新媒体时代工作的奠基石。完善的工作制度，严谨的工作流程，有利于更加顺畅地把握工作进度、预见形势走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新媒体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重要阵地。 具备新媒体素养是新时代对每一名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充分利用网络开展工作，提高新媒体素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2．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性，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源泉所在。党性能够反映一个党员的政治素质，展示一个党员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为此，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切切实实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学习方法上，认认真真学、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通过学习真正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修养直接关系人生境界的高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把自身的修养放在第一位，做官先做人，为官重修德，古人尚且如此，如今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注重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在立德上下功夫。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在《纪念白求恩》中，倡导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向全党提出了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道德要求。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是增强党性修养的总规矩。党员干部要在逐条逐句通读党章的基础上，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切实做到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着眼新的形势任务，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着力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广大党员提升纪律修养提供了重要遵循。要通过深人扎实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养成纪律自觉，对纪律心存敬畏、严格遵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当前，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是好的，是干事创业、为民谋利的，但是也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着与党性要求不符合，与形势任务、干部群众期盼不适应的问题。有的不是求真务实，而是弄虚作假；有的不是艰苦奋斗，而是骄奢淫逸；有的不是勤俭节约，而是挥金如土，等等。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因此，必须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抛弃个人私心杂念，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3．“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正住在屋檐下的人才能深切体会房顶漏雨的危害，深入社会基层的人才能切身察知政令出现的问题。群众工作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不是一时之事，而是一世之事。实践证明，加强党群关系，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各项事业就能得到长足进步和发展。反之，疏远群众，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将会失去群众支持，党和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将会受到阻碍。 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素质有了普遍提高，思路更开阔，知识更丰富，观念更先进。然而，身处改革开放年代、成长于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的党员干部，极易多了些对世界纵横捭阖的视野，却少了些与群众天然自发的联系。深入了解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只有真正抓住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需的根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领导干部对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真正把群众当作朋友、当成亲人，自然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从而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领导干部和群众只是分工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别。放下“官架子”，随和一些、亲切一些，多一些交流探讨、少一些指示命令，要与群众对得上话。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讲有针对性、对群众口味的真话，还要有愿听实话，尤其是带刺的实话的心胸。同时，领导干部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艰深的理论问题，运用群众语言，力争化繁为简；要善于用群众喜欢的语言讲话，用群众身边的事讲道理；要善于运用风趣的语言营造宽松氛围，风趣的语言可以活跃气氛，使听众的情绪轻松、愉快，从而激发听众的兴趣和注意力。只有这样，群众才会乐于接受，与群众的沟通才能达到目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且利益博弈日渐突出，传统的调研座谈等方式固然可以听到群众意见，但任何座谈的参与人员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代表所有群众意见。因此，某些重大社会公共事务从议题提出就可以通过公示、社会讨论、听证咨询、会议决定、依法决策等制度化的方式，把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可以作为决策过程的常态化做法。 4．带着思想印记的岁月，总能引起人们驻足回首。2017年年初，央视制作系列微视频《初心》，截取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正定、宁德等地生活、工作时的片段，为我们讲述了党的总书记一路走来坚守不变的初心。“深人人心，满满的正能量”“看了的确很受触动”，视频在热播的同时。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几分钟的视频，能产生如此触动人心的力量，除了真挚的情感、淳朴的话语，归根结底，还在于一字一句、一言一策都闪耀着人民至上的思想。习近平在陕北工作期间，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褥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与大家打成一片，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拉近了，与群众才会心意相通，心里才会装着彼此，才能有相互的信任，工作起来才会真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一经历，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这就是在后来每次遇到挑战、考验，或者要去做一个全新的工作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脑海里不断翻腾的都是陕北高原上耕地的父老兄弟的信天游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与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要求和号召，也是一项对领导干部实实在在的工作要求。 当前，我们的各级干部能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骨肉相连的深厚感情?这是一张摆在每一位人民公仆面前的特殊考卷。各级干部应该从舒适的办公室走出来，从专车上走下来，脱下西装，穿上便服，到田间地头多走一走，到车间工地多转一转，到群众中间多聊一聊．起码争取每个月都乘坐一次公交车，逛一次菜市场或者超市，参加一次社区居民活动。只有每天看得见紧张劳碌的老百姓的身影，每天听得见带着方言味道的老百姓的话语，我们的干部才会时刻想到老百姓，才会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感知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才能真正与他们打成一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为人民做事的。他明确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长在群众中的老县长”独龙族干部高德荣，从不为自己争利，长期坚守在条件艰苦的独龙江畔，“自己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基层干部刘孝刚将全部精力投入村里，身患重病的他“晚上在床上疼得哼哼一夜，第二天又跑到村里去了”。这正是因为他们时刻谨记自己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始终坚守着一个理想信念，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有信仰上保持正确性，政治上才能慢慢成熟，理想目标上才会更加执着，行动上才会更加不可动摇。所以，这也促使他们每天都从身边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中做到不平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起点，也是不容偏离的根基。 在正定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习近平和同事一起给中央写信，为当地减少了1.4万吨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到正定，他给全国各行各业的一百位知名专家学者写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把提升百姓的获得感作为决策目标，这也体现在近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建立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为亿万人民的生活兜底；攻坚脱贫的复杂难题，实现脱贫人数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三；努力解决就业问题，连续多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当下，民生指标逆势上扬，体现了党心与民意的同频共振，彰显了执政者的为民情怀。 维护人民的利益，就要防止与民争利、遏制贪污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段时间内，福建宁德机关干部乱占地建房现象严重，群众意见颇大。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决定以清房为突破口来惩治腐败。清房工作涉及几千人，面对记者“到底动还是不动，心里有没有掂量”的提问，习近平说，“我们将近三百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两三千人该得罪？”“我就是在那儿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才能维护人民的利益，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纪律。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这就是纪律。”习近平的话语表明了党严明纪律的决心，也说明严明纪律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一以贯之的坚持与笃定，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蕴含着对人民力量的深刻认知，是对人民利益的有力维护。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其实，无论是习近平的成长三部曲，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轨迹，它们标注的都是为民的底色，说明人民是共产党人最温暖的初心。 5．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自身基层从政体会，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克服攀比心理，始终崇尚慎德重责。注意道德操守，并指出“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如果见到别人一掷千金、灯红酒绿，便产生失落感，觉得清正廉洁吃了亏；如果看到别人既升官又发财，觉得“不捞白不捞，捞了也没事”；如果经常想当年手中没权时，想捞也捞不上，现在有权了便“捞一把”……这种攀比心理，越比就越觉得自己失去的多而得到的少，越比个人的私欲就越膨胀，越比党纪法规的观念就越淡薄，逐渐地就会耐不住寂寞、挡不住诱惑而发展到不择手段地追逐声色犬马、粉白绿黛，从而弱化对“病毒"的免疫力和抵御力。作为共产党人，在对待名利地位和进退走留的问题上，要以积极的健康心态比，以应有的精神状态比，以基本的党性觉悟比，更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思想有没有邪念，是否还有不坚定的倾向；道德有没有滑坡，是否存在不健康的东西；工作有没有差错，是否还有未尽到责任的地方；行为有没有越轨，是否出现过违反党性原则、违反纪律规定的事，以深刻的自省精神，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实现自我完善，永葆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克服失衡心理，始终保持慎权清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党员干部把用权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就都变得迎刃而锯。一个人刚走上领导岗位之时，大都头脑清醒，为人谦虚，工作敬业，做事谨慎。随着职务不断提升，赞扬、吹捧之声逐渐增多，慢慢地头脑就发热了，甚至变得飘飘然、昏昏然了。特别是感到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作时间越来越有限，“人走茶凉”的境况日益迫近，便容易产生失衡心理，秉公用权的行为准则就会发生偏移。党员干部应经常提醒自己，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权为民所赋”，人民才是权力的所有者，党员干部只是替人民掌管权力，这个权力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也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更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始终牢记“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切实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若只记得手中的权力和待遇，而忘记了责任和义务，就必然会发生权力错位，导致滥用权力，最终为人民的罪人。对此应深察之、深省之、深警之。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但是，在不少地方，以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额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反而出现高唱跨越式发展、指标层层加码现象。在这种情势之下，一些地方官员急功近利、饥不择食，把敢于引进高能耗项目、不怕污染作为发展优势，把圈占土地、倒卖资源、跑“部”前进作为生财之道，把建设宽马路、大广场、新城区作为政绩工程。 材料二 招商引资，如今在一些地方被称为“一把手工程”、“一号工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每个党政部门有任务，每名公务员有指标。有的地方规定，凡吃财政饭的人员必须承担招商引资任务。有的地方甚至打出“谁反对招商引资，谁就是与××人民作对”这样的标语，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招商引资往往会成为“引狼入室”。据报道，湖南有一个镇10多家化工企业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经群众多年呼吁、媒体多次曝光、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屡屡干预之后，终于在两年前全部关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10多家化工企业并非“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是把设备、原料搬走，转移到中西部其他地方去了。在一些地方想尽办法“驱狼”之时，一些地方明知有“狼”，却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在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同时，把污染项目之类的“狼”也引了进来。 材料三 可怕的是，“引狼入室”入室之后，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己引进的项目特别呵护，但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利益补偿、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漠不关心，致使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维护者、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捍卫者以及社会利益冲突的平衡器的功能失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这样的立法与监督机构也被拉入到招商引资的洪流中来。黑龙江省穆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和说，“市人大也被分配了5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一方面是全民招商的社会语境，一方面是缺位的监督机制，在如此环境之下，想通过引来的资本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老百姓谋取到利益，显然都是值得怀疑的。 材料四 据报道，我国官员的政绩工程已造成了5000亿元的损失。如果按全国十三亿人计算，则人平损失略385元。这比有些贫困地区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这么大的损失到底是谁之痛? 近几年，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选拔使用干部时强调无功就是过，要求考核官员的政绩。这使那些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犯大错就升迁的官员日子不好过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和评判标准，有些官员又走向了另一面，他们把树形象、出政绩当做了唯一的追求，一味的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于是，搞城建修公路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举动，就有了全国400多个城市就有183个城市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壮举”。“流光溢彩不夜城、姹紫嫣红园林城、鳞次栉比摩登城、宽街阔道世纪城”遍布神州大地。连山区小县也建起了摩肩接踵的高楼，偏僻乡镇也修起了宽阔豪华的广场。不经过专家论证，不需要人民代表讨论，更不让人民群众举手，只是领导大笔一挥，上百万、过千万、超亿元的资金就轻飘飘投进去。有的地方财政连吃饭都困难却也要竖高楼、建广场、修宽路、上项目。结果只好千方百计的压银行贷、找干群“捐”、向上级要、找企业讨，弄得民怨沸腾。 材料五 因为这些项目大都是超越经济发展、脱离当地实际的产物，所以，许多工程是半途而废，结果楼房成了“烂尾楼”、广场成了“飞机场”。毁了可惜，留着扎眼。有的工程即使勉强完工，也因为城市过小，人口流量过少，是白天空着晒太阳，晚上黑着望月亮。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丢进水里连个泡也不冒一下就没了。那更有些招商项目占了大片良田，拆了大片民居却要么成了不法商人的圈钱项目、成了腐败官员的洗钱项目；要么留下无尽的污染，也留下永久的麻烦!以至有人嘲讽我们的官员“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而这样的官员却因为政绩突出，在上司心中留下了有能力、有魄力的印象而飞黄腾达! 古人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现在选拔干部强调讲政绩、谋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强国富民、民族兴盛。因此，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都应该算个效益帐。每一笔投资都应该由专家论证，由人民代表表决。决不能让那些只为自己搞政绩的官员随心所欲。这就必须建立起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官员问责机制，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观念和评价体系。变少数人一锤定音为众人皆可评说；变只为上级满意为向人民负责；变“千张选票不如一纸调令”为人民意志大于领导任命!让那些糊弄上级的花架子工程，圈钱、套钱的腐败项目出不了世，进不了笼子。如此，则科学的发展观才可能真正的深入官员心中，国人才可能少点心痛，国家才可能长盛不衰! 材料六 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中央早已提出。但直到这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十一五”规划建议，才算全面破题。而且公报中特别强调，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无疑给各级党政干部出了一道测试执政能力高低的大考题。 这个考题难在哪里?难在“新形势下”群众又细化为不同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可能各不相同。不仅以往计划经济下，群众利益冲突不明显的状况将成为历史，而且目前一些地方只强调“发展”、不注重“科学”的局面，也将彻底改变。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不顾资源破坏、环境恶化、分配不公等有损群众利益的“硬发展”，也不再那么“有道理”了。怎样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让“科学发展”也成为“硬道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上的冲突，成为考验各级党政于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必答题”。 在实践中，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尺，也将很快向“和谐”的角度转变。这次“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既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又破天荒地强调“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政绩也要讲“成本”，要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指标，这对习惯于片面地拿GDP和财政收入来说事儿的官员们，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不能不尽早清醒。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2012年6月15日起，山东青岛南山区24座公厕试点免费提供卫生纸。公厕管理员称，一盘270米长的卫生纸，平均每天用掉八九盘，除了正常使用，很多都被浪费了。管理员表示，经常遇到游客如厕后扯下一大截卫生纸带走，或者拿来擦鞋擦脚。一卷手纸一群人疯抢，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即使是以公众素质高闻名的北京，推行公厕免费提供卫生纸后，也存在着过度使用的问题。“公家的不要钱可以浪费、带走，公用的没人管可以破坏”——这种公共道德意识的缺失，在我们周围早已司空见惯。也因为此，街头电话亭没有完整的，垃圾箱时常被烧并且难以分类投放，公共绿地常遭踩踏…… 据2012年3月1日《重庆晚报》报道，供后人凭吊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门前变成了“临时厕所”，半个小时内，竞有10人在地处闹市的大轰炸惨案遗址前“方便”。在凭吊死难同胞的遗址前“方便”，这不得不让人瞠目结舌，也的确让人愤怒。但是，如果此地有厕所，市民又岂会行如此不雅之举?当管理者发现此问题后，为什么总是绞尽脑汁地去“堵”，而不是顺其自然地去“疏”呢?“以人为本”的理念何时能落实到工作中、贯彻在行动上? 美国政府为了改善“丑陋的美国人”形象，制定了《世界公民行为准则》手册。该手册就如何提升美国人的国际形象提供了16条与礼仪有关的忠告，实用具体，指导性强，既事关个人的文明举止，又关乎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既提出细节的要求，使人知其然，又说明原因，让人知其所以然。 而在我国，诸如乘坐滚动扶梯要靠右侧站立，把左侧让出来给急行的人超越，这个国际惯例，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看看火车站里通往二楼候车厅的扶梯，总是被同行的俩人并肩占用，急着赶火车或者有急事的人只能无奈地跟在后边心急如焚地、慢慢地等待。这怎么能就此便粗暴地指责他们“素质低下”呢?相信如果人们知道哪些行为是“素质低下”的表现，谁都会有意识地去规避。我们又该从美国的“行为准则”中学到些什么呢? 前一段时间，一个名为“内地人在港陋习”的帖子在香港引发网友的强烈反响。这个文字不多的帖子中，链接有“妈妈让小孩在地铁撒尿”、“蹲在列车内吃盒饭”、“在商场光身试衫”等11个有关内地游客陋习的视频。 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英、美、日、韩及中国的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时常见诸报端，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由美国第二大团购网站“生活社交”针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爱尔兰等国超过5600名受访者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中国因“不讲卫生、不懂礼节、不遵守公共秩序”等原因名列“最差游客榜单”第二名。此前，在多个“全球最差游客”调查中，中国游客均榜上有名。 中国旅游报社日前联合搜狐社区开展了关于“文明旅游”的网络调查，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参与，截至发稿时为止，共有1729位网友参与调查。这项调查显示，81.43%的受访者表示在平时的旅游活动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18.56%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遇到”，甚至还有36.0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也曾有过不文明行为”，而选择“几乎没有遇到”的受访者为0。 一些旅行社的导游对于国内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深有感触。“我看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都会劝阻，但最头疼的是，提醒时好了，等会儿又会再犯……”北京某旅行社导游小李说，最常见的不文明行为包括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遵守纪律等。 网络调查显示，在文物上乱写乱画、随地扔垃圾、践踏草坪乱采花草、大声喧哗或打电话、不守秩序胡乱插队、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随团时缺乏时间观念、用酒店毛巾擦鞋、不尊重目的地的风俗、污言秽语打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位列前十。 资料2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针对有些人文明素质不高的问题，有网友说：“我生活在深圳，从不随地吐痰，从不随处丢垃圾。而且，我周围的朋友都很文明。我想这不单纯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它与深圳的卫生设施比较健全有关系。尤其在娱乐场所、公园等公共场所，厕所、痰盂和垃圾桶等设施都很健全，使用十分方便。” 有学者曾说，“国人素质低，不过是制度落后在人性中的必然反映，中国人几乎所有的整体层面上的素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原因……”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官德缺失的当下，游客公德的缺失是不难理解的。全社会的公德提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急不得，要有耐心，这正是我们持之以恒进行道德建设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些与素质有关、与文明相连，但更多的则是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给了人们“贪占便宜”的机会。可以借鉴的是，有些自助餐厅已声明顾客吃不完的食物超过一定数量时将重新收费，从而有效遏制了浪费行为；可以挂出“用纸适量，请勿浪费”的标识，抑或限量使用，多用付费等。因而解决厕纸遭疯抢的根本之道，除却宣传节约用纸外，更要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诸如对浪费行为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等来更好地完善服务。 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我国需要制订一部专门的公民文明素质教育法规，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需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的融合，应当成为我国公民文明素质发展的主流和方向，爱国主义、法治、理想、道德、诚信、科学、人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思想等应当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没有专门制定针对游客文明素质的行为准则。政府长期开展全民思想教育活动，宣传教导人们处世待人要讲求礼貌。针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举止，新加坡开展过长期的教育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新加坡将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立法，施以重罚。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和在地铁里吸烟等不良行为要被罚款1000新元(1美元约合1.5新元)，在地铁吃东西罚款500新元。 资料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少年儿童图书馆作为未成年人最主要的社会教育基地，对学校教育起着补充、延伸、深化的作用，肩负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使命。 据国家图书馆调研，截至2008年，俄罗斯有4500所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在其公共图书馆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公共图书馆馆藏中30%至50%应是儿童文献；根据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提供少儿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总数达到2162家，日本国际儿童图书馆作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一个分馆于2000年成立；在美国，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公共图书馆的少儿部，为少年儿童提供服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少儿图书馆事业有很大的差距。截至2009年底，我国独立建制少儿馆统计数仅91家，公共图书馆仅2820家。在这些公共图书馆中，有相当数量的图书馆没有开展少儿服务，有的虽然设有少儿阅览室，但许多少儿阅览室规模小、服务水平不高，有的甚至只是应付检查的摆设。“与公共图书馆近10年来总坐席数年递增平均4%相比，全国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览室总坐席数年递增率平均仅有2.8%。”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 “目前我国少儿图书馆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十分明显，呈现出‘南强北弱，东快西慢’的局面。”在全国91家独立建制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中，东部有56家，中部有19家，西部有16家，东部地区少儿图书馆的建设情况远好于中部和西部。从馆舍面积来看，东部约是中部的4.5倍、西部的5.5倍；从馆藏量来看，东部是中部的3.7倍、西部的5.7倍；从财政支出来看，东部是中部的6.9倍、西部的10.3倍。 此外，中小学少儿图书馆的境况也令人担忧。据了解，在全国几十万所中学中，超过一半没有少年儿童阅览室，即使有少儿图书馆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陈旧书籍，服务质量也难以令人满意。资金、馆舍、文献、人员等方面困难重重，是未来少儿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据了解，在俄罗斯，有《俄罗斯图书馆事业联邦法》和《儿童图书馆示范标准》；在韩国，1994年颁布了《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在日本，1950年颁布了《日本图书馆法》，2001年颁布了《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 “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图书馆法，更没有专门针对少年儿童服务的图书馆法、条例，这使得图书馆的少儿服务缺乏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就是在有一定约束力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中，对少儿服务的规定也较薄弱。”陈力表示。 资料4 新年到来的时候，山西绛县卫庄镇里册村的村民们，身着节日服装，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本村图书室成立。看到一排排崭新的书柜和一摞摞新购的书籍，村民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合不拢嘴，异口同声地夸赞村里为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里册村的村干部张卫平说：“现在农民腰包鼓了，精神却瘪了，咱得想办法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下点力气。”另一村干部马晓红的想法正好与其不谋而合，于是他们筹集资金，为村民建立图书室。他们决定筹集资金先把文化大院建起来，为村民建造一个活动场所，再把图书室建起来。随后，经过4个月的紧张奋战，一栋10间的两层小楼建起来了，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广场硬化好了，高标准的10个图书柜买回来了。为了使村民对图书有兴趣、用得上，绛县图书馆池红梅馆长还协同村干部直接到太原选购了2万余元的图书。据悉，整个村文化活动中心共投资20余万元。里册村的村民说：“这20万元投到了村民的心坎上。”村干部动情地说：“文化大院和图书室已运行，村里打麻将的不见啦，歪风邪气也少啦，干部说话也管用啦，全村也有凝聚力啦。” 经过退休教师郭英杰等几位老同志积极争取，小祁村村图书馆终于建立起来了。为了解决没有书的问题，他们采取了“寻、借、捐”等办法。所谓“寻”就是到机关单位寻。所谓“借”，就是有的人对自己读过多遍的书暂时不读，就借给图书室。尤其是绛县图书馆，有求必应，去借了多次均受到热情接待，指派专人帮助挑选，还采取了加大流动图书数量和缩短流动图书时间等举措，有效地解决了小祁村图书不足的问题。所谓“捐”，就是号召本村在外工作人员捐书。 为了培养广大村民的读书兴趣，他们把图书按政治、文学、科技等五大类分别摆在书柜里，既方便管理，又方便了借阅。此外，图书管理员还“见缝插针”，随时随地向村民宣讲读书的意义，推荐优秀图书，介绍图书内容，每次把从县图书馆借来的图书目录都写在《夕阳红》黑板报上，同时不断征求读者的意见，读者要求读什么书，他们就去县图书馆借什么书。 在绛县图书馆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经过多方筹措，吉峪村办起了拥有近万册藏书的图书室。县图书馆馆长带领图书馆一班人，到吉峪村帮助他们选书、购书，还帮他们分类、编号、建立借阅制度。 为激励村民的读书积极性，吉峪村图书室在5年内成功举办了6届“农科杯”有奖读书活动，且每次活动都打破以往的模式，创新激励机制，变换新的方式，使参与人员倍感新鲜。如在第二届“农科杯”有奖读书活动中，他们事先印发考卷，分发于读者手中，通过答卷选出参赛选手，然后组织选手现场竞答、抢答、必答或加试答，最后评出等级。 读者李小怀拿到价值100多元的农药喷雾器的奖品时高兴地说：“读书不仅长了知识，提高了效益，还能得奖，这一举两得的事何乐不为呢?” 北柳村图书馆根据农民实际需要，从县图书馆借来《养殖技术顾问》《当代猪病诊疗图说》《沼气实用技术》等图书送到专业户手中，村民们如获至宝，日夜通读细品，掌握了不少猪病防治技术，养猪业从过去是一家一户小型养殖，迅速变成了几百头的规模型养殖。村民李福生，边学边用，很快成功建起了全村第一个沼气池。接着，李朝宗等几十户也在他的帮助下，建起了沼气池。他们说：“图书就是不见面的师傅，图书室就是无围墙的农大科学技术的函授站。” 资料5 “2013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电视晚会于2013年4月23日播出。在晚会的彩排现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回忆起当年的读书经历，“那个时候读书特别艰难，这种情况下的读书经验也因此更加宝贵，任何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因为读书而产生，而实现一个梦想也必须借助读书来实现。” 习近平同志提倡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党的十八大更是首次把“全民阅读”写人工作报告中，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全民阅读的重视。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从2006年起，每年都专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各地各部门共同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09年4月5日，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做好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希望各地结合实际，设计和实施推动本地区全民阅读活动的具体安排。同时，要努力探索、不断创新全民阅读活动的方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期刊、报纸、网络、手机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全民阅读活动的社会影响，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全民阅读。 全国已经有江苏、河北、湖南、重庆、广东等15个省市成立了全民阅读活动的组织领导机构。深圳、苏州等400多个城市先后开展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如，北京举办首届“北京阅读季”；A市启动了以“创建书香家庭，倡导低碳生活”为主题的“我爱我家”家庭读书竞赛活动；黑龙江省妇联通过培训班、读书会、报告会、家长学校等多种形式开展读书活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3年4月18日公布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国民(18～70周岁)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比2011年增长不到0.04本，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每年读书还不到一本。阅读量远低于韩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 调查结果还显示，2012年我国18至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比2011年的53.9%上升了1.0个百分点；报纸的阅读率为58.2%，比2011年下降了4.9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5.2%，比2011年的41.3%上升了3.9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40.3%，比2011年的38.6%上升了1.7个百分点。综合各媒介阅读率为76.3%，比2011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此外，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77.0%，比2011年的78.6%下降了1.6个百分点。 对个人阅读量评价中，只有1.3%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多，7.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比较多，有38.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一般，53.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少或比较少。对于个人总体阅读情况，有19.1%的国民表示满意，比2011年的21.2%有所降低；有22.8%的国民表示不满意，比2011年的20.9%有所上升；另有58.1%的国民表示一般，这一比例与2011年(57.9%)基本持平。 我国国民对当地举办全民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而农村居民的期望程度要高于城镇居民。2012年有69.2%的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比2011年的62.6%增长了6.6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办阅读活动的比例为65.6%，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高达73.2%。 资料6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很多国家在这一天来临前后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图书馆、媒体、出版商、学校、商店、社区等机构团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都会做一些赠书、读书、演戏等鼓励人们阅读的事情，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热闹闹的欢乐节庆。 英国当地往往把“读书日”庆祝活动提前到3月举行，据统计，每年单是学校、图书馆、书店所举办的庆祝活动便已超过1000项，其中包括故事人物模仿大赛、午间故事时间、各类型的书展等。有些教育机构和书店还会向小朋友发出面值1英镑的图书日代用券，让他们到图书日成员书店换购一本喜欢的书。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作为读书日缘起传说的发祥地有一个传统，每到4月23日前期，当地便会举办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展，街上也会有许多书摊，十分热闹。读者每购买一本书，都可获得一枝玫瑰花，所以在世界阅读日那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拿着玫瑰在街上走，像是情人节一样，十分有趣。因此，几乎每年4月23日这一天，当地的书籍会减价10%，玫瑰花的价格则陡然上涨。 日本东京的孩子在世界读书日最受优待。东京政府颁布法令，指定4月23日为儿童阅读日，并以培养儿童在语言、想象和敏感度各方面的能力为目标，以助他们更深刻地“体验人生”为长远目标。 资料7 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当小孩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小孩则去吻《圣经》上的蜂蜜。这种仪式的用意不言而喻，意在告诉孩子：书是甜的，让孩子对书爱不释手! 亚洲四小龙中最具危机意识的新加坡，从2001年11月开始，新加坡婴儿出生时，医院的护士叮嘱产妇的事项中，竟然有“如何读书给婴儿听”一项。这就是新加坡政府提出“天生读书种，读书天伦乐”。 在美国，不管是克林顿时代的“美国阅读挑战”运动，还是布什的“阅读优先”方案，都大力提倡读书。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总统与妻子米歇尔来到首都华盛顿一所小学，一起为孩子们朗读儿童读物片断，与全班师生合影、握手、拥抱，还送上满满两个牛皮纸袋的书。 俄罗斯曾获得“世界上最爱阅读的国家”的美誉。俄政府制定《民族阅读大纲》，保证俄罗斯读书人数量的快速增长。这一大纲力图调动俄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地区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出版业、传媒、作家协会等各方力量，并以国家法律作为保障。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阅读年”概念的国家。英政府认为单靠教师无法提升读写能力，必须动员学校、家庭、图书馆、企业、媒体，共同推动阅读运动，让全国都沐浴在热爱阅读的氛围中，如此才能收效。政府每年在世界图书日或国家阅读节期间，都会提供专项经费推动国民阅读，并向青少年和儿童发放阅读日代金券，他们可以在英国境内的3000家书店或在线购得代金券。2008年第二个阅读年，政府投入3700万英镑用于阅读推广活动。同时，英国政府借助各种传播工具，宣传阅读信息，从电视到网络，从图书馆、学校到地铁站。 在我国台湾地区，阅读推广特别是儿童阅读运动首先就是从民问开始的。1982年台湾有学者提倡“书香社会”的口号，鼓励以书柜代替酒柜，并开始有热心人士在社区推广家庭阅读。随后，相继成立了袋鼠妈妈读书会、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故事妈妈协会等，还发展了大量志愿者投身公益行动，给儿童讲故事，为儿童阅读作贡献。 1996年民间读书会的火焰在新加坡点燃，短短几年内先后有20多个团体成立华文读书会，并于2005年启动了“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计划，国民阅读率获得迅速提升。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妈妈们自发地组织起许多家庭书屋，由富有经验的故事妈妈带领其他妈妈进行儿童阅读。 资料8 叔本华曾说：“读好书的前提是不读坏书。”著名教育学者朱永新教授也指出，制约全民阅读水平提高的原因很多，而全社会没有一个基本认同的基础书目则是重要原因。如今，我国每年有30万种中文图书出版。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读者无所适从。因此，选择一些具有经典性或实用性的图书推荐给不同领域的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生，就显得日益重要。 推荐书目在国外也比较常见。不仅一些重要的学者会为中小学生开列书单，大学里每个学科的教授，第一节课几乎都会拿出一个希望学生阅读的基本书目。美国、法国等国都有各种各样的推荐书目。 美国教育部和一些州政府及文化教育部门很重视和支持“阅读推荐书目”的研究，如加州就有推荐阅读名单，政府支持研制这个名单并将之放在教育局的网站主页上，供家长参考。法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资助阅读推广活动，它通常会选择一些本国优秀图书，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宣传、推广。大多数地区地方政府文化部门都在地方文化中心定期推荐图书阅读目录以及开展一些阅读活动。 我国有关人士也提出，政府应鼓励专家学者进行阅读推荐方面的研究，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积极支持民间研究机构参与阅读推荐书目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如美国的“CBC童书委员会”是全国性非营利童书出版者的研究联盟。在全国主要媒体开设阅读频道和栏目，向全社会推荐优秀书目。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浙江省金华县，一个只有56万人口的县，从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的3年中，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发案时间之长，涉案范围之广，虚开金额之大，造成恶果之深，全国罕见。 偷税大案触目惊心 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 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1997年1月8日，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调查人员来到浙江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出示了一份价税合计3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受票单位姜堰棉纱厂已承认此票为虚开，此行他们需要通过金华税务部门向开具此票的“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调查取证。 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立即派人协查，按发票上标明的地址找到的却是某机关大院，压根儿就没有这家企业。 经过几天侦查，发现“安达公司”税务登记在金华县。老板吴跃冬曾因盗窃摩托车而被判刑两年。 公安民警与税务稽查人员深夜伏击，抓获了吴跃冬，并从埋入他家墙内的保险箱里搜出增值税发票6本、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和银行账户印章14枚、公司印章6枚及大量现金、存款等。 据吴跃冬交代，从1996年6月至案发，他共骗购专用发票52本，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在半年多时间里共虚开价税合计1.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 508万元，案件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8个县。此外，由他妻子单独虚开的价税合计近7 000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 014万元。 造成国家如此巨额税款流失，这无疑是严重的犯罪。但吴跃冬称，在金华县，他既不是这门“生意”的首创者，数额也不算最大，“虚开”亿元以上的大有人在。 此案引起了金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4月17日，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接到报告后明确表示，对发生在金华县的税案，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在吴跃冬案侦破后短短几个月中，金华市、浙江省和国家税务部门仅部分查实，就发现金华县辖内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高达10多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在听取检查组初查情况汇报后，判断问题尚未彻底揭露，决定由副局长卢仁法、纪检组长贺邦靖坐镇金华，直接指挥全案的查处工作。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金华县税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纪委主持了整个案件的协调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作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都派员现场指导，为最终查明此案指明了方向。 经查，在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期间，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 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受票单位已经申报抵扣，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 目前，司法机关已抓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89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胡银峰、吴跃冬、吕化明被一审判处死刑。涉及此案的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追究。 地方保护养痈遗患 金华县领导把“引进税源”作为发展经济的“法宝”，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财政税收缺口。 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工业基础薄弱。近年来，这个县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而是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擅自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自上而下地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以支定收”的财政税收缺口。 众所周知，税法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1993年末，金华县增值税纳税人为6 719户，其中符合新税制规定的一般纳税人条件的只有613户。但县财税部门负责人擅自违法改变认定条件，提出“先上车，后买票”，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变成了“上了车，不买票”。结果，不到3个月就认定一般纳税人1 000多户，使一批“皮包公司”混入其中，埋下了隐患。 税制改革后，金华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税收法规政策不甚了解。为了所谓的“低税竞争”，县有关部门打出招商引资广告，声称：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3年全免，后3年减半。这项无视国家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在遭到严厉批评后，不得不收回。但县财税局负责人依旧提出实行“保底征收”，指示下属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以收税为前提，政策上放宽”，借口“新税制的实行起码要有3年的磨合期，有许多问题需要试验、需要探讨”，鼓励“可以适当地打点擦边球”，并且做出了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背景解释”，在全县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 1995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金华县不少财税干部都主张刹车。但县财税局领导置若罔闻。 自此，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1996年9月，全省税收物价大检查时，省检查组严肃指出了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县财税局领导也感到事态严重，但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却想方设法捂盖子，以“既往不咎”为由，放纵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再一次失去了控制蔓延势头的时机，最终导致全局性失控。 纵观金华县税案全过程，从1994年5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时，全县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为10亿多元。而在《决定》颁布到案发被查的一年半时间里，作案数额呈疯狂上升之势，虚开的价税合计高达50多亿元，并且90%以上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是在这一期间办的。 金华县之所以发生“全国第一税案”，与原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严重失职有直接关系。税制改革后，县领导把“引进税源”作为发展本县经济的“法宝”，片面强调地方利益，放松税收管理。199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后，县人大常委会同志在专项调查中发现县内普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遂向县长王新根(后任县委书记)作了题为《引税要谨访碰到“高压线”》的专题报告，要求进行全县大检查，严肃查处虚开现象。但是，王新根把检查限于税务系统内部的“自查自纠”，主张“此事的面宜小不宜大”，仍鼓励“引税”，并一再重申奖励政策。此后，县有关部门多次向王新根汇报本县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的严重性，王新根都不置可否，无动于衷，客观上容忍、支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泛滥成灾。最后，金华县获得非法财政收入2 000万元，而导致中央财政损失 3.95亿元，其他地方财政损失3.57亿元，仅浙江省就损失1.19亿元。日前，王新根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因玩忽职守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玩忽职守罪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还有：原县财政局局长王金余，原县国税局局长虞新法、后0局长吴樟贤，曾任县财税局局长的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建平等。此外，原分管财贸的副县长朱日辉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 (摘自《羊城晚报》)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切实加强“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粮食连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形势，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2．2008年1月，财政部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启动家电下乡试点，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有关负责人就这一政策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将由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 家电下乡试点将实施到2008年5月底之前。家电下乡补贴产品是否能够保证真实销售、企业是否能够提供优质售后服务，需要地方政府加强监管，而核定和发放补贴资金的具体工作也在地方，因此有必要中央、地方联动，责任共担，共同推进。 当前我国的家电出口退税率为13%，因此家电下乡比照出口退税率，对农民购买试点家电产品给予13%的补贴，把对出口家电产品的优惠政策直接补给广大农民。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将采取年初预拨、下年清算的方式，在年初预先将中央财政应负担补贴资金的80%拨付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落实地方应负担部分并预拨到县。在实施过程中，实际补贴资金如果超过预算，要求由省级财政部门先行垫付。这样既能避免超拨造成资金结余，影响财政资金发挥效益，也能保证政策及时到位。 同时，农民购买试点产品后应及时到财政部门申报补贴，每户每类补贴产品购买数量不得超过 2台(件)。农民应事先了解家电下乡的政策，了解试点产品型号、最高限价和销售网点名单，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在指定的销售网点购买试点产品，索要正规发票。开箱时要注意验证及保存产品标识卡，并以此作为申领补贴的重要凭证。 3．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逐年增多，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增收渠道不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依然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为突出的矛盾。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反映，从 1997年至今，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连续7年在5%以内，呈现出明显的步伐缓慢态势。不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农村居民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3:1，然而这仅为名义上的差距。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享受着各种福利和补贴，每年人均约3 000多元，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 自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由于财政普遍的投入不足，农田水利改建扩建、生态环境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难以有效开展，大部分农业基础设施普遍存在设施老化，新建和更新改造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抗风险能力薄弱，还未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因此，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不能有效支撑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10年来，农村面貌发生较大变化，极大优化了居住和生活环境。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指导，绝大部分农村建设杂乱无章，村道或窄小难行，或东堵西塞。村容“脏、乱、差”、房屋破旧以及农村交通不便、饮水困难的落后状况亟待解决。由于没有规划指引，农村建设显得十分无序，如农民随意选用宅基地，任意扩大宅基地面积等，诱发了不少问题和矛盾，甚至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 农村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有的河流水不仅不能饮用，甚至不能满足养殖、灌溉的要求。大多数河流已被污染，特别是有机污染超标率高。在广大农村，诸如“垃圾往水里倒，牲畜死了往水里扔”等陋习十分普遍，造成农村河道水质严重恶化。 有关农业专家认为，农村务农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不仅成为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有2亿多中小学生，80%在农村，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保证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2006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学生学杂费全免的政策，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这一政策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 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各项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土地、资金等影响农村发展的因素未能得到有效、合理地配置，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农村综合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现状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一是创新意识不强。多数农村党员、干部沿袭于传统工作思路，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思想僵化、工作被动、疲于应付。二是带领群众致富本领不高。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对新时期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不强，发展的路子不宽，工作方法不多，在群众“盼富”面前力不从心。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成为领导农村发展的核心；个别村甚至连正常办公地点都没有，成为“无办公用房、无办公设施、无活动场所”的“三无”支部。 4．“三农”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统称。所谓农业问题包括；①同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比较效益低，投资于农业的生产要素一般难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和平均劳动报酬，农业部门的盈利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状态；②农业受气候条件和其他自然力因素的影响极大，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农业生产效益的脆弱性、易损性要求有外部力量的扶持甚至救助。所谓农村问题包括：①农民还需要承担修路、办学、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公共福利性支出；②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也是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农民看病难，吃药难，受教育难，上学难，社会保障难，文化享受难，这些都反映了农村公共服务缺乏。所谓农民问题包括以下三点。①生产经营权。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农业长期实行统购包销制度，产品价格背离市场供求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农业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但粮食生产依然是一项硬性任务，农村支援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设计虽然有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实施却影响了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②生活迁徙权。以城乡分治、户口管制为特征的行政性分割制度使亿万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③农民自身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思维方式较为保守和僵化。 导致出现以上“三农”问题的原因多而复杂，但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缺乏制度基础。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约1.4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是耕地面积较大国家的1%。如此的生产规模，即使搞成“绣花农业”，也无法实现整体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存在诸多制度约束。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1/4。按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约相当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依法有序转让和形成规模经营。二是农村发展长期存在金融服务的制度性缺失。从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的6个省12个乡镇看，近几年银行贷款几乎为“零”，信用社贷款平均每乡只有100万元左右。全国大部分乡级信用社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基本上失去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三是农村发展缺乏公共财政的制度性保证。其一，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短缺。长期的投入不足，使得乡村公路、小型农田水利、通讯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普遍落后。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欠账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刚刚起步，支农资金严重分散。其二，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其他负担依然较为沉重。除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过快以外，主要是教育、医疗负担重，农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问题比较突出。 5．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含义深刻，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则被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 6．55岁的老知青杜援朝和他19名知青同学所从事的农业开发扶贫工作，正面临资金殆尽、难以为继的危险。 1968年12月，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前一天，他与18名伙伴到山西省夏县曹家庄公社架桑村插队。杜援朝现在“荣归第二故乡”，这一原班人马又在曾经挥洒青春的地方进行着第二次“新农村建设”。杜援朝现在是山西夏县北京知青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村里比我们那会儿还穷，连张信纸都没有。”1996年，杜援朝的同学李清友回到架桑村后感叹说。“后来村里老乡开始来北京找我们，凑钱买个拖拉机什么的，但救急不救穷，不治本。” 为了加大扶贫力度，杜援朝们各自从家庭的储蓄中拿来现金汇集成扶贫款。先后共计约40万元，就连早已移居美国的3位同学也电告家人，把扶贫款及时送到位。这些钱首先用到培育新树种和植树造林工作；建立了三个柿树经济林基地，栽种柿树10 000余株。 后来，为了从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拿到项目资金，他们在当地工商局正式注册了以开发扶贫为宗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山西夏县北京知青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当地民政局正式注册登记了夏县泗交镇北京知青扶贫基金会。 为了筹措资金，他们向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报送了《中条山绿色工程及小浪底流域农林综合开发项目申请书》，积极争取国家的资金支持。 而问题恰恰出在资金上。从1998年初扶贫起至今已整整8年了，现金投资总额只有166.5万余元，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 “以上完成的主要项目连一半都没有，若与2003年我们同该村所搞的《架桑村十年规划(草案)》和2000年我们报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项目申请书》中的项目相对照，我们应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杜援朝说。 2000年，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因所报的项目而批拨的计划外资金1 700万元，“但经有关部门层层把关，真正到我们手中的资金实在少得可怜，仅有71.5万元。” “拨付给我们用于自身创造造血机能的有偿资金被扣掉了。2000年11月份，山西省运城市将款拨付夏县时为155万元，其中有偿资金和无偿资金各占50%，即均为77.5万元。” “我们应得到的77.5万元无偿资金，按国家规定只能作为土地治理的专项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我们不能、也不敢将此款用于农村多种经营。” “可夏县的主要领导就敢。其于2002年初，趁我们知青回北京过春节未回到夏县的时候，竟指使该县农开办的主任将我们这笔款项中的10万元偷偷划走，用到其政绩工程——泗交镇旅游开发建设上。从2002年下半年，我们知道此事后就向其追讨，至今已历时3年半，仅仅追回4万元，尚差我们6万元。此事现在被束之高阁。” 7．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1978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粮食产量由6 095亿斤增加到 9 680亿斤；肉类产量由856万吨增加到1700万吨；农业增加值由1018亿元增加到22 7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 255元；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5.5%；农村贫困人口由2.49亿人减少到2 365万人。但总的来看，农村面貌依然落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落后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状况差别很大，彻底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目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2%，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37.3%。正如许多农民兄弟自己说的那样，“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古人说“食为政先”，“农为邦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的安全、粮食的安全至关重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8．应该说，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可见，新农村建设决不是简简单单的“新村庄建设”，而是彼此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五个方面构成的一个系统工程。 当然，“新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但村容村貌建设能搞到什么水平、什么程度，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把重点放在整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节约使用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上。要防止盲目照抄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谨防搞不切实际的大拆大建，谨防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9．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各方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观点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实现，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作为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根本组织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就是要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落后于农村改革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年龄结构老化，组织结构松散，整体素质不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弱，作风不正，威信不高，活动经费来源不足等等。对此，专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三条基本思路和建议。第一，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第二，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三，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在符合党章规定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基础上，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观点二：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也是农村的主人，农民素质的高低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只有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守法规、讲文明、敢创新的新型农民，才能加快新农村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从培养新型农民抓起。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对农民政策的知识培训。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被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致富的“金钥匙”。各级政府一定要把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及时宣传到家，送到农户手中，让农民学政策、懂政策。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对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技水平的提高上。作为新型农民，就必须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要针对不同对象，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增加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份额。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对农民法律知识培训。我国已加入WTO，农产品面临的来自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广大农民群众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正当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要采取普法教育、典型案例剖析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开展农业法、产品质量法、仲裁法、合同法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培训，并同时了解相关的世贸规则和涉外法律、法规，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劳务输出培训。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大大加快，农业生产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闲置，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走出农业和农村，从事农村二、三产业，增加他们的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建设新农村的迫切要求。因此，各级政府要把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科学严密、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从政策、资金、人力上予以保障。尽快使劳动者由一技之长转变为多才多艺，实现劳务输出由劳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要开展农民技校、职业技能教育、网上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劳务培训，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下大力气向农民群众传授各项专业技术，千方百计增加他们的劳务收入。 观点三：历史上，我们常见到强大的国家因文化上的保守而走向没落，却很少看到掌握了先进文化的民族长久处于贫困之中。因此，经济落后并不可怕，文化的停滞不前才是致命的。如果把新农村建设仅仅视为物质化的盖别墅、修马路，那未免贬低了中央这项决策的战略意义。能否在农村地区造成一种新的文化，能否让广大农民成为具有自主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这才是衡量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指标。 观点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程中，“乡村治理”已经进入政府话语系统，直接成为政策语言。但谈乡村治理，不能只想到如何“治”乡村，而是要先想到如何“治”政府。好的政府治理，是好的乡村治理的基本条件。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治理”得如何，首先是要审视政府的作为。近些年来，中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已经受到普遍承认并引起广泛重视。如果要探究这种匮乏的原因，则首先可以归于政府治理不善，或者说要从政府治理自身寻找原因。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2月16日公布的月度形势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1月籼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上涨16.2%、18.1%、22.8%和29.5%；与2003年12月相比，小麦价格基本持平，玉米上涨0.9%，籼稻、粳稻分别上涨1.3%和2%，大豆价格上涨4%。 2．据广东省城调队价格调查资料显示：2004年春节后粮油批发市场的中低档米价格上涨了，其中稻谷、小麦比节前每吨上涨20～3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0%；春节前价位在O.7～O.9元／斤的东北珍珠米、早稻米、杂优米、三级米涨到了1.05～1.20元／斤；东北大米从去年的1．1元／斤升到1．40元／斤。 汕头的市场调查发现，该市粮价再次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其中标一普通大米价格从月初每公斤2．3元左右上升到2．7元左右，升幅高达17.4%，比去年同 期上涨40%；丝苗米价格从每公斤3．6元上升到3．8元，升幅达5．6 9／6，比去 年同期上涨16%。 3．近期大米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去年我国部分粮食产区产量有所减少，加上时值小麦收购青黄不接之际，粮食供应量锐减。因此广州的外地大米供应也受牵连有所减少，再加上春节期间运力紧张，对货源流通造成一定障碍；而节后恰逢民工返城高峰期，对粮食(特别是中低档粮食)需求大增，直接造成了价格的上涨。另外，去年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产权改 革放开比较大。春节后部分产区组织启动改革，使得部分粮食的发运放缓，也 使得部分大米价格上涨。 4．华南粮食批发市场人士认为，粮价还在往上升，不过上升空间不大，估计不会超过5%。但中天期货研发部农产品分析师吴泽融的观点代表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国家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以后，市场化就意味着粮食价格完全由 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这样一来，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性加大，价格的波 动就更加频繁，而且波动幅度相对比较大一些。在广州来说，作为主销区，本 地生产量只占总销量的20%，因而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粮食供应短缺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粮价将保持上涨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国家库 存下降、夏粮减产、新作物产量不明朗等不确定因素，也会使得粮价大幅波动 成为可能。但是，他认为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规范市场来把价格控制在一个 合理的位置。 5．有关部门官员认为，国内粮价水平目前仍比国际市场低，前一阶段的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目前还未达到1998年的粮价水平。“一斤靓米价格也只 是在1.5元左右，与一瓶小支装的矿泉水价格相当。粮食生产需要农民付出 许多劳动，播种、插秧、施肥……从商品属性来说，粮价如此低廉，这确实是不 合理的。” 6．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粮价每上涨1分钱，农民能多收获10元钱，且其中还不包括中间商的获利。目前60%～70%的农民仍是从种植 业里获得收入，农副产品涨价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对农民收入将 产生直接的支持作用，这比其他任何补贴和投资都更为有利。如果农民收入 得以实质性提高，农民消费就有可能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因素，这很可能会成为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此外，价格适度上涨，将改善生产和需求偏离 的状况，有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最优配置，而这是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调 整。 7．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祁京梅分析，2003年10月开始的粮价逆转引起人们的紧张心理，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与粮价下跌进行斗争。她认为，这种紧张大可不必，因为价格不波动市场就是一潭死水；价格波 动则可以引导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最优化。祁京梅预计，2004年中国粮价总 体将会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粮价上涨仍有5%左右的空间，这将有利于粮农提高收入，刺激国内粮食生产。她估计，今年夏粮减产的趋势较为明显，但秋粮的种植面积预计能增加2700万亩，所以10月秋粮收购以后粮价将会有所下落，但幅度不会太大。 8．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分析师李磊认为，引发粮价剧烈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粮食供应短缺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粮价将保持上涨趋势。在 这种趋势下，国家库存下降、夏粮减产、新作物产量不明朗等不确定因素，也会 使得粮价大幅波动成为可能。此外，购销市场放开后，粮食收购、加工、批发等 多元化主体将纷纷进入粮食市场，这会导致尚未成熟的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而中国粮食市场价格应急机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很多农产品还未推出期货产 品，期货的预警作用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粮价波动就会出现自我放大效 应：当粮价上涨时，农民反而惜粮，粮食收购企业就会加紧收购，周而复始地促 进粮价不断上涨；当粮价下降时，农民则加紧卖粮，粮价会周而复始地下跌。 “一买都买，一卖都卖”的心理将导致粮价起伏剧烈。而当粮食价格上涨到一 定幅度，将不可避免导致工、农业生产资料等商品价格上涨，一旦消费价格指 数大幅提升，通货膨胀将成为可能。 9．2004年2月以来，上海市场的大米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有所上升，个别零售店因此出现了集中购买现象。对此，权威部门表示，上海的粮食供应是充足和稳定的。一方面，上海有足够的地方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市外采购也在按计划有序进行，良友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天本市粮食批发市场交易正常，从外省市调运粮食的进展也很顺利，几天内就将到货1.8万吨大米.此外，他们近日又采购了3万吨大米，保证市场供应没有问题。对目前个别零 售门店因集中购买而出现短时脱销的情况，有关人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配送 来不及跟上。各大超市负责人均表示，他们将抽调力量，确保大米配送的各个 环节更加顺畅。据物价部门昨天监测到的情况，本市大米零售价已连续几天 稳定在每500克1．7—1．8元的水平上，前段时间的上涨势头得到了有效平抑，而批发市场上的价格近日还略有下调。对此番大米价格的上扬，物价部门 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恢复性上升，是前几年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后的反弹，目前 的价格水平并未达到历史高点。 10．2004年3月6日，恩施市工商部门透露，该市粮食储运公司、粮油收储公司竞倒卖了5872吨陈化粮，其中的200多吨陈化粮已加工成糙米和米粮流入市场。经查，2003年9月，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从华中粮食批发中心竞 买到恩施市粮油收储公司的陈化粮6004吨，实际出库5872吨。当月26日和 30日，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分别与湖北当阳楚田米业有限公司和恩施市三河饲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销售陈化粮。同时，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还和恩施市 部分乡镇收储站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将陈化粮加工成糙米和米糠分别销售。 通过倒卖陈化粮，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恩施市粮油收储公司分别获利32.85 万元、3.13万元。目前，恩施市工商局已分别对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恩施市 粮油收储公司处罚10万元和3万元。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