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社会收入差距正逐渐扩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认为，现阶段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不正常的资源分配将会引发差距增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社会不和谐。他们建议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2．政协委员瞿世镜带来了一组数据：1998年与200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乡差距扩大到3.53倍，加上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差距更大。同时，地区差异也在增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社会贫富差距也在增加。瞿世镜委员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一部分人的“仇富”心态，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瞿世镜委员指出，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 有代表认为，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必须要让社会成员享受公平的机会。政府应该做到信息公开，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经济学家厉无畏指出，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等导致初次分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这就需要解决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讲公平，主要是财政收入转移，着力使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成为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厉无畏指出，这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3．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差距问题愈来愈引起国人的关注。同时，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在逐渐滋长。近来的一起“世纪税案”更不啻于点着了火药桶。但富人本身与贫富差距并无必然联系。对于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不平等更多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只有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 4．很多学者都认同，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5．韩康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这位当年力倡“效率优先”的学者承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支付了两大成本，一个是生态环境过度耗费，一个就是社会公平方面问题多多。现在到了要为这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了，否则将难以持续协调的增长、发展。“社会公平”方面积累的许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解决，而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由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上来。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 6．“穷人经济学”最近常被提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 7．近年来，一些机构和媒体热衷于搞“富人榜”、“名人榜”，成了“富人理论”的推销者、吹捧者，甚至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似乎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就靠这些富人、名人。当人们呼吁先富者帮困时，“不能‘杀富济贫”’的声音就出来了。“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许多国家的富人募捐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现在，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 8．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角度上说的。不言而喻，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9．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说，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实现的数字，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 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10．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吴忠民在最新一期的《嘹望》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应通过税收、反垄断经营等措施对高收入群体进行限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11．樊纲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导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消除特权、腐败、垄断、欺诈等等。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权谋私(腐败，包括过渡性腐败和因民主与法治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性腐败)、政府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源的“资源税”或地租收益(国企之间分配不公)、户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权，以及在经济发展、体制转轨初期由于新体制还不健全而产生的由欺诈、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等行为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在中国社会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许多人首先就去讨论腐败之类的问题，实际说明人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机会不平等的“不公平”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机会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以樊纲认为，简单的从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决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对症下药。忽视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过早地将一个经济增长的社会变成一个再分配的社会，社会就会停滞。 12．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最近对全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 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9.3%，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在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反差日显突出。在这项对12.5万人做的调查中，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着相当于42.4%的财富。 13．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垄断行业的收入就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新兴行业收入高于传统行业。1995年，金融保险行业的一个高中文化程度职工，平均年收入8059元，而同时期工业企业中的大学本科学历职工，平均年收入仅7329元。有关政策造成或扩大了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造成沿海经济发展快、职工工资增长快，便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此外，某些人通过走私漏税等不合法的收入发财致富，等等。近年在新经济大背景下，产业之间的收入距离越来越明显。据调查，1999年与1990年相比，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职工的收入增幅最高，达到486%和435%。1999年最高的三行业职工已变为科技、房地产、金融保险。 14．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378亿元。仅1999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全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金额19.69亿元，涉及全国667个城市和1638个县。 15．我国城乡差距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995年为2.71:1， 2000年为2.79:1，2001年扩大到2.9:1。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16．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接受采访时，对外界颇为关注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作了乐观的评价。邱晓华说：“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对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政策缩小贫富差距，邱晓华说：“中国已经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经济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一方面保持东部的发展，一方面继续加大西部战略，就能缩小东西部差距。此外，还要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三条基本途径是：“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1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 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奇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不和谐因素，就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没有城乡和谐就没有中国社会和谐。贫富差距扩大并不仅仅会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还会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建博士说，目前在投资、出口、消费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长常年成为“短腿”，这与大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没有与 GDP同步增长有很大关系。“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能光依靠富人们买游艇、买跑车来推动。”李建博士说。 截至2005年7月，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透露出强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信号。 民政部官员日前表示，中国要保证到年底之前在90%的省区、70%的县份初步建立起城乡特困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基本框架，同时还将大幅度提高重点优扶对象抚恤补助标准。2005年中央财政列支抚恤补助经费74.6亿元，比去年增加35.3亿元。 18．讨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一个将二者适度分离的理性态度，而不是把社会公平的实现与贫富差距的缩小直接联系起来，以贫富差距的缩小视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我们对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并没有完成“富起来”的过程，中国正在出现富裕者，某种程度上可能形成了富裕阶层，但鼓励社会财富的增长，仍然将是长期的策略。 因此，关注社会公平问题，重在建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发展空间，严厉打击借改革之名非法获取财富的行为。而缩小贫富差距，不应是进行新一轮的剥夺与瓜分，而是重在提高二次分配能力，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贫困者获得必要的国家救助，同时积极鼓励“第三次分配”机制的形成，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例如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等。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长治久安的基础。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随着温饱问题普遍解决以后人们权利要求的更加迫切和明确，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正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传统上有“均贫富”的文化冲动，现实中必须避免把它当成一种政治选择，必须从现代政治智慧中寻找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新路。 19．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日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中国在减免贫困方面成绩显著，但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仍然巨大。沃尔夫威茨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在大规模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在几天的考察中，他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了交流，下至贫困农村的普通农夫，上至国务院总理。沃尔夫威茨第一次访华是在1983年2月。与22年前记忆中的中国相比，他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整体社会，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很难想象半个世纪前西方世界曾认为这里是多么的没有希望，看看今天，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 但是对于此次访问他谈及更多的是贫富差距。他说，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兰州则还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黄土高原上的一些农民才刚刚搬出窑洞。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而2004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其标准是年收入668元以下。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 谈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沃尔夫威茨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他强调，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实现收入公正的最终目标。“缺乏机会，就让人失去了发展的信心。比如甘肃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想要开店，可是没有贷款，她就无法实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无法脱离贫困。”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必须更加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支出用在刀刃上，尤其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提供公平的信贷、保险。“中国目前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城乡之间资源分配是否公正，二是各级政府管理使用资金的效率和能力。” 面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财力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领导人正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了城乡之间平衡发展、公平协调的道路，尤其是以积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调整农村现状，这些努力非常值得赞赏。 20．2004年10月12日，“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发布。排名首位的国美大老板黄光裕个人资产评估已突破百亿元大关，为105亿元。排名第100位的李宁，个人资产评估为12.5亿元 (2003年这个门槛数字是9亿)。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为25亿元，比去年增长29%。而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 1.3亿元人民币是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中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的最高单套售价。92万美元是一位27岁的年轻富豪在2004年北京国际汽车展上为购买世界顶级赛车迈巴赫62所支付的款额。它们共同显示着中国富豪已能达到的奢侈程度。 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2002年还增加了80万。而且，其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基金为122亿元，比黄光裕的105亿元多一点，它要面对的是2900万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甚至6000多万在贫困和脱贫间摇晃的人口。另外，它还要经受“传递渠道”的消耗。 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1位，其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6倍。与此同时，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民工的收入被长期拖欠已高达3000亿元。 2004年，中国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一路飙升。低、中、高收入家庭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各不相同。以经济实力居全国首位的城市上海为例，据《南方周末》10月份报道，占总户数11.4%的低收入家庭受影响最大，用恩格尔系数高达44.1%的受访者的话来说就是：“日子还不至于支撑不下去，但是除了吃饭和小孩读书，其他东西基本就不买了。”2004年春天，卡地亚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古代珠宝和钟表展。4月，Armani位于上海外滩的约11150平方米的旗舰店开张；6月，法拉利的上海展厅开业。中国富豪及处于增长状态中的中产阶级的“乐善好施”使全球顶级奢侈品品牌对中国大陆市场越来越垂涎三尺，即使中国目前只有约1%的人具有足够收入考虑购买它们的产品。 21．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此次个人所得税法在两处进行了修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现行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年我国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高收入阶层约有5000万人，最保守的推断，其交纳个人所得税可达1750亿以上，但事实上，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仅为1417亿元，而其中工资、薪金所得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一直以来，关于“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工薪所得的比例为65%，工薪收入阶层成为了纳税主体”的说法流传非常广泛。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11月16日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所谓65%的比例是不准确的，那些认为“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者，对工薪征税就是不对高收入者征税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不符合实际。他说根据国税总局统计，2002年至2004年，来自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三年平均为50.93%。该负责人表示，还有一个不准确概念，即“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者”。所谓工薪阶层，就是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人群。个人工资收入有高有低，工薪阶层并非都是中低收入者，目前年—厂资收入以几十万甚至百万元计的已不鲜见，加上工资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相应纳税就越多。例如，北京市2004年，年工薪收入7.44万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共有74.95万人，占工薪项目纳税人数的10.5%，缴纳的税款占工薪项目税额的 51.99%，今年上半年，这部分纳税人数占9.35%，缴纳了工薪项目税额的65.74%。 专家分析，此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600元，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关注，并得到了较多数公众的认可。但此次个税的调整在解决税收公平和调整贫富收入的作用上没有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政府在这方面还需继续努力。

材料一　　小邱个头不高，皮肤白皙，结实强壮，喜欢穿户外运动装，喜欢穿运动装和运动鞋，一点都不像他的父亲老邱，老邱总是穿着皮鞋、西装。他们相差近30岁，对企业经营的看法颇有不同。　　1989年，老邱从C市建筑公司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2002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2010年组建了集团公司，家乡人都称他“建筑大王”。在老邱看来，做企业只要胆大、灵活、肯吃苦，再加上运气好，就能做起来。小邱却不大认同。2004年，老邱计划让上海交大毕业的儿子回来接班，小邱对此纠结了很久。最后，小邱只答应了父亲一半的要求，回去，但他回去的目的不是守业，而是创业。“当时我父亲已经做到了C市建筑行业的第一。但在我看来，这个行业技术门槛比较低，同时与我个人兴趣和所学格格不入。所以我和父亲协商，能不能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个新的行业，父亲答应了。”　　这之后的大半年时间，小邱一直在做市场调研。“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现状，每天在报纸和网络中寻找与‘电’或‘自动化’有关的资料，分析什么是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项目，最终将目光集中在厨房家电。”2006年，找到创业方向的小邱，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家电公司。2009年，小邱通过对欧式洗碗机进行改造，研发出一款欧式外观、内部结构中国化的产品。这款洗碗机一经推向市场，第一年销量就达1万多台，随之确立了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小邱说：“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比洋品牌更加了解中国。”　　公司成立之初，小邱希望自己的公司拥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在调研市场期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父亲的企业，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公司员工乡里乡亲的复杂关系，使一些简单问题处理起来变成了难题；父亲更热衷于参加各种应酬，为自己积攒人脉；在公司，大事小情都是父亲自己来拍板，跟随父亲多年的一些老员工被安排在管理岗位，但他们根本不懂管理；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干得轰轰烈烈，骨子里还是个包工队。”为此，小邱在成立新公司的时候与父亲约法三章：第一，新公司要建在C市的开发区；第二，父亲公司的员工不能到自己公司来；第三，公司所有的决策都由自己做主。　　公司成立之初，小邱大力推行美式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引进西式管理人才。但他发现，西式管理人才与本地员工存在较大的文化隔阂。小邱说：“从2010年开始，公司的快速发展达到了一个瓶颈，甚至有两年停滞不前，我们分析原因还是管理上出了问题。西式的管理固然有它先进的一面，但单纯照搬是在步别人的后尘。中国的企业必须探索出自己的模式，才能具备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西方的管理模式相结合？这个问题开始萦绕在小邱的脑海。为此，从2012年起，小邱到清华、北大先后进修了四年的传统文化课。他逐渐将自己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将儒家的基本精神“仁、义、礼、智、信”融入了公司的企业文化。“我们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逐渐摸索出一套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十几年的创业磨砺，让小邱最感欣慰的不是企业越做越大，而是企业文化的塑造。他说：“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营管理只是企业的骨架，文化才是一个企业的血脉和灵魂。”　　从老邱到小邱，两代人一直在奔跑。有人问小邱，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没有边界。竞争从来不是静态的，你在变，对手也在变，只有不断奔跑，才能生存。材料二　　总面积不过八平方米的店铺，摆满货品之后，两人在店内走动都有些困难，但这家小店在当地却是小有名气的老字号。69岁的店主老林是资深木雕艺人，更被称为“最后的手工酸枝筷子传人”。手工木筷取材自缅甸坤甸木、老挝大红酸枝、泰国乌梅木、印度小叶紫檀和海南黄花梨这五种木材。其中，缅甸坤甸木筷最实惠，乌梅木筷和酸枝木筷最受欢迎，而海南黄花梨木筷因为材料稀缺，必须提前预订，属于收藏品级别。　　老林家的店铺是他爷爷在1889年创立的，解放后曾一度关门歇业，到1991年又重新开业。近年来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老林对这门家族生意和手艺有着自己的坚持，多年来一直拒绝大批量生产，执着地手工制作每一双筷子。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想和他合作，希望形成规模生产，都被他一口回绝了。“钱多了就会想要更多，永远没有止境。”在老林看来，手工制筷工序复杂，没有捷径可走，每道工序都要求严格，稍有不慎，筷子就会走样。一双好筷，真正检验它的只有漫长的时间。做手艺，做生意，必须沉下心来，慢工出细活，而只要工艺精湛，总会有人来购买。正因如此，林家小店始终有一批熟客，“别人要做大做强，那是他们的事，我偏要做小做精，走个性化、精品化的路线。”　　林家生产筷子的小作坊现在共有10多个工人，当中不少是跟随了老林20多年的老师傅。每一双筷子都经手工打磨，日均产量也难有标准数字，一天下来，大约能制成40多捆筷子。老林说：“本地早就没有人做手工筷子了，放眼全国，也没几个人坚持手工制作一双小小的筷子，基本都是机械化生产。”　　去年开始，家族生意已由老林唯一的女儿小林接手。面对自家的木筷生意，小林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艺融到里头去，在前人的基础上，留一点新的痕迹，这样这门手艺才能历久弥新。”但像自家这样的老字号要走出困境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手艺传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生存和发展。　　在小林看来，受原材料、制造技艺、生产工时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与奢侈品无异。老手艺在传承的过程中一成不变，走精品化的路线，就会脱离生活，远离人们生活的需要。老字号的道路也只会越走越窄，结果可想而知。自家老字号一方面要严格、严谨地按照传统的技艺进行生产，注重细节、品质，注重老手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传承；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新科技、新理念的运用，制造出更多符合当下潮流、迎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让“林家筷子”走进人们日常的生活。小林说：“扩大规模，批量生产，让更多的人了解、使用我们的‘林家筷子’，才是最终出路。也只有生意发展了、壮大了，我们才能有更好的条件制作出更多的精品。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家生意做大做强，走大众化、产业化的路线。”　　两代人经营理念的对接，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不过，父女俩坚守传统手艺的初心一致。时代变迁自有节奏，但守正与创新本就是“林家筷子”这样的老字号突围的题中应有之义。材料三　　“开车到这里，电线杆阻挡，车过不去，只好倒回去过。”乡间公路，两米多宽，刚好供一辆轿车通行。但是，路中间“长”出一根电线杆，占了路面近半米。车行至此，转弯不行，直行也不畅，一大段出村的道路成了摆设。J县星火村的村民们没少为电线杆的事儿烦心。　　顺着星火村党总支奚书记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电线杆随处可见，分布很不规则，有不少已经闲置废弃，最近的电线杆离村民家房子不过数米。村民们开玩笑抱怨：道路拓宽、房屋翻建，还都得看杆子的“脸色”。　　废旧电线杆碍事，为啥不给挪个地儿？“想请走，没那么容易。”奚书记细数电线杆的“娘家”：电力电信、联通、移动、有线电视……就连小灵通的杆子现在还竖着呢！这么多单位的电线杆，要挪，得一家一家打电话咨询、打报告申请。电话那头听完诉求，都是先报价格。估算下来，废弃不用的杆，拔走，3000块钱一根；挪地方，更贵，一根得1万多块钱。而且流程走下来，移杆周期至少也得两三个月。星火村共有34根废弃空杆要拔除，81根尚在使用的电线杆要迁移，算算账，这笔钱对村里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星火村，为这件事，村民们常有反映，可几年来，也只解决了几根。有的电线杆移杆审批好不容易下来了，负责部门也没个具体解决时间，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拔根电线杆，事本不大，却因“杆出多门”，多头管理，在基层治理中反倒成了“盲区”。据J县建设局调研统计，辖区内农村地区95％以上的电线杆竖在村民的房前屋后、村主干道旁或田间地头，有的废弃电线杆权属单位为减少处理废杆的成本，任由废杆随意丢弃，而申请电线杆移动周期长、费用高，给村里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村容村貌受到影响不说，也会给整个美丽乡村建设拖后腿。”奚书记说。　　去年J县开展大调研活动，成立大调研办公室，重点关注基层治理中的薄弱区域、盲点区域，着力解决跨地区、跨部门、跨事权的三跨问题，要求对发现的三跨问题立即启动处理机制，迅速进入上报、流转、解决流程。农村废弃电线杆的处理问题被反映上来，大调研办公室将其定性为典型的“三跨”问题，并责成县建设局牵头立即着手解决。材料四　　日前，一家电商企业的智能配送机器人率先进行了5G测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物流领域向实现人工智能化作业又迈进了一步。人工智能在科研、医疗、教育、工业制造诸多领域，都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科技进步助力产业与社会发展是令人兴奋的时代变化，但由此带来的就业问题也同样令人忧虑。某调研公司新近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约有2000万的制造业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何满足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群的再就业需求，就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从业人员的需求大幅增长。某研究机构发布的《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底，仅民营企业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就至少在100万以上。人力资源专家苏博士说：“像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这样的新职业在许多民营企业中早有存在，这些新职业能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社科院王研究员认为：“人们不必为智能化时代的就业问题过于担忧，人类经历的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未来在新兴领域，专业的技术人才、创新人才，尤其是数字人才的供给缺口会逐渐增大，但由于人才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倘若就业者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不去主动适应竞争，便只能在机遇面前望而却步了。”材料五　　中国有着创新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不少中国企业在全球科技领域激烈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移动支付、无人机、生物医药、共享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着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用户体验。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科研、人才等方面的基础，特别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能源、5G通信等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前头。此外，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达，拥有业态优势；网民群体庞大，比欧美日网民数量之和还多，拥有大数据优势；政府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契机。　　清华大学陈教授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科技创新的突破，就难以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的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了一条从模仿、追随到引领的发展轨迹，而这背后的“秘诀”便是创新。市场需求催生了中国民营企业对生产的创新、商业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短期的、偶然的，而是长期的、自发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创新路径，是深刻在中国经济肌体中独一无二的事实特征。　　“风物长宜放眼量。”创新是百年大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历次工业革命均因重大技术变革兴起，逐渐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步入黄金期。有研究显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到2035年有望拉动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明显提升，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一个经济体的底气，既要看眼前静态的“形”，更要看长远发展的“势”。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资料 1．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 确提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 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深刻理 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意义重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2005年的主要经济工作重点之一，再次表明“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 政府社会建设的新理念。 2．“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在我国， 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阶级已基本消失。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何必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所 有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起码也是爱国者。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 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新的利益 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 这些矛盾如何解决才能达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是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 依收入的高中低分布，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制度、政策适当，阶级阶层 的分布从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变为富少穷少、中等收入很多的“橄榄型”；二是制度、政策 不太适当，继续保持“洋葱头型”；三是，假如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从“洋葱头型”退 化为富者极少、穷者极多的“蜡烛台型”。第一种趋势是比较和谐的，不用说，也是有利于稳 定的。从学者的假设上，不难看出，直接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还是制度的因素。如果制 度不完善，便不能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也无法实现其结构的和谐。 3．有着相同目标的人群，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团体，被称为社会组织。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即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 门”)的出现，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变化。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 三者之间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由此，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是：这三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因为只有达到了三者之间的和谐，才能使资源达到最优化 配置。毫无疑问，这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和调节。我国的社会组织纵向比有所增长，横向比 还嫌太少。我们每千人拥有的社团只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社 会组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环境，更是全社会和谐的基本单元。当然，和谐与否，在于 运用之妙。我们要学会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4．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结构中最典型，也是最突出的问题。自改革以来，国家政策给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农民纷纷涌人城市谋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城乡二元结构似乎会消失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城乡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一方面，户籍 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中并不 存在与市民同等的机会，他们的就业、求学等方面，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 社会资本的限制。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有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有一种 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很显然，要打碎这 种双重结构，从制度上人手仍然是关键之所在。 5．我国社会在转型的旋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杂音，但社会的和谐正是在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达到的。制度创新少不了理论的支持。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学 的语境中被称之为秩序或者均衡。可以说，在社会思想家马克思和社会学鼻祖孔德那里对 “和谐”都有过详尽的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连续用好几个“全面”、“自 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形态。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可以说是均衡论的 集大成者。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中不同的要素在各种不同的条件 下被理性所吸纳用以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正是规范把行动和社会秩序结构了起来，使人 的主观意志服从于规则和价值体系。“正是因为社会的规范因素，使得实际社会总体上处于 相对和谐的状态而不是战争状态。”这一观点显然对应了我国的现实。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转型 时期，在缺乏完善的“规范因素”的时候，不和谐便会出现。所以，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 论上来讲，要消除这些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人手。应该从法治、纪治、德治、习俗等方面 人手。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的同时，着力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6．城乡之间不和谐。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是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的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生活，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 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14种制度”组成的不平 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 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 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方面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严格地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自改革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型事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 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 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人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的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取生存，从而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 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民工潮是否加速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消失呢?没有!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也就是说，一度趋向和谐。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每况愈下，每下愈况。1996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9％，1997年增幅为 4．6％， 1998年增幅为4．2％，1999年增幅为3．8％，2000年增幅跌到了2．1％，从2001年起中央采 取了一些措施，于是2001增幅提高到4．2％，2002年为4．8％，2003年为4．3％。一方面是 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农民的人均负担加重，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其结果是把城乡 差距拉大。城乡收入之比，1978年为2．47：l，1984为1．7：l，到1994为2．6：1，到了1997扩 大为2．74：1，2003年扩大到3．2：1。这是统计数字，如果再考虑城市享有国家补贴、城市全是现金、农村多为实物等等因素，城乡收入实际上相差5～6倍。这样大的倍数是相当惊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据国际劳工组织36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 均小于1．6倍。中国如此之大的城乡差距是社会的振荡器。 不仅如此，我国社会现阶段既存在一种城乡'5己结构，又存在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并没有取消，它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 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的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 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 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对立的位置上，突出地表现为市民对 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农民很难在 城市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 因此也就更加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了。于是乎，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一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 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 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 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问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7．区域之间不和谐。近年来，中国的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这表现在：(1)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50％上升到59％。与此同时，中西部则相应下降。(2)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 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 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教育改革路上的“就业梦” 1．2014年一季度，山西省六大行业都出现了负增长，各项数据创2008年之后新低，严峻的经济状况影响到了就业情况。在以“能源基地”著称的山西，工业经济中对就业拉动最大的无疑是煤炭行业。而煤炭行业的持续疲软、涉煤行业用工需求下降，令山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首当其冲的是煤炭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数千名高校毕业生排队入场应聘，直到中午时分仍陆续有学生入场。和往年类似，煤炭、电力、房地产等企业摊位前，照例围满了咨询、应聘的毕业生。 但记者发现，不少煤企早早就招聘完毕。一位现场招聘负责人说，受煤炭经济下滑的影响，企业的用工需求也随之降低，企业招聘只能量力而行。 春节过后，正是企业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就业的双向选择时期。专家预测，2014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劳动者技能素质与企业用工需要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短期内难缓解。 “现在一线的普通工人仍然短缺。主要是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求职信息不能实现及时有效衔接，因而造成了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一些企业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和待遇较差，也是企业缺工的一个原因。”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占武建议，企业要通过改善用工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提供发展平台和企业凝聚力，使人招得来、留得住。 有的企业负责人讲，目前的关键岗位技工千金难求。而从对全国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看，技工、高级技工和技师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这表明一个技工平均有两个以上岗位在等着他”。 目前的中基层人才就业模式依然停留在老乡间介绍或职业中介推荐，黑中介、虚假用工单位等非正规渠道的横行导致中基层人才就业市场整体信用状况不佳，用工信息的不通畅也导致人才与用工单位无法有效对接。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与“求职难”的局面并存，就是供需对接不顺畅的集中写照。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字，2013年是699万人，2014年将达到727万人。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另外，还有一个就业观念问题。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目前部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继2013年“最难就业季”后，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2014年，被舆论界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史上最难求职季”倒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反思，然而，出国留学是否就是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的终南捷径?一个信息是，以往作为人才输出国的中国，开始对外国人才产生“输入”的吸引力，“中漂”的外籍人士也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当毕业生、海归、外国人一起涌向中国的就业岗位时，谁能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胜者? 2．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如此重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记者：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记者：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3．近日有媒体报道，某高校新闻系学生赵辰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赵辰告诉记者，那家杂志社是她的父亲为她“攻”下的。不少大学生都认为，通过家庭关系找工作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对此，学生家长、教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子女就业，父母代办，这是今天人们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看到的现实情况，几位嘉宾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郑苏淮(大学毕业生家长)：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理想单位顺利就业，而靠孩子自己显然是办不到的。我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告诉我，他的侄子今年大学毕业，一大家子人都在操心。因为他和爱人在公务员系统，所以就负责张罗侄儿报考公务员的事情，从买资料，上补习班，复习备考，到面试过关等，都要考虑到，很累，还要到处求人情。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他虽然表示希望考研究生，暂时还不需要考虑就业，但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几年之后能够帮助他找一个好工作。 王欣涛(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作为一名高校就业工作者，我确实目睹了很多学生家长在子女求职时奔波忙碌，很多招聘会现场总有一些学生家长不放心，陪同子女前往，甚至比学生还来得早，围在招聘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情况、工作待遇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子女就业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如临大敌、竭尽所能。 主持人：对这一现象，几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解决办法? 王欣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能力。前面提到的就业中，大学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有限，要改善和解决这一现象，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要提高自己人力资本存量，这才是就业竞争和未来发展的“硬通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资本在求职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生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往往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学校就业中心开展的活动，通过学校活动结识的人脉资源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广泛的网络。当然，这里也想奉劝各位家长不要对子女就业大包大揽，家长可以帮助子女找到工作，但只凭借人际关系达到完善职业生涯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郑苏淮：我认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就业的公平与读书的公平同等重要，都是机会的公平。为了保证就业的公平，国家应该出台促进公平就业的法律，明确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经费、路径、待业和相关人员回避等，避免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不同毕业学校歧视等一系列歧视，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竞争。 王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对这一现象，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但社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在两种流动模式之间，在家庭代际传递的个体欲望与社会良好运作发展进步之间会存在着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一阶段会偏向家庭，但在某一阶段，会偏向社会良好的运作。而当过于偏向某一端时，社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但是总体而言，以能力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进步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必然的。 4．从世界范围看，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都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法国在2007—1199号法律《大学自由与责任》中明确规定：“大学应公布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第1章第2节第L.612—1条)，“大学应成立帮助就业办公室，为学生提供与学校教学相关的实习与就业信息，协助学生寻找实习和初次就业机会”(第L.611—5条)。日本在《职业安定法》中也提出了高校的职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2002年明确指出，“应将职业生涯教育、就业教育、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等整合到高等教育体系”，要求加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部门与各学院的内在联系和工作配合，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学校层面讲，英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特色鲜明，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有效的实践基础，英国剑桥大学早在1884年就成立了就业指导协会，为本校学生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提供咨询服务；美国哈佛大学在1911年就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今，就业指导和服务已成为英美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就业中心已遍及英美每一所高校甚至院系，成为学生就业的必经之地。如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为例，2006—2007学年，访问该校就业中心的人数达15万多人次，平均每个学生3次，每个毕业生超过10次；该中心就业网站2006—2007学年的点击率高达290万次，访问人数超过89万人，平均每天访问人数2437人。 从数据看，美国98.8%的高校有自己专门的就业网站，95%以上的高校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就业咨询指导等在线服务，90%以上的高校提供招聘会、校园面试、安排实习等服务，2006—2007年度，美国高校生均就业指导经费从0—300美元不等，平均为10.53美元。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并非全免费，如俄亥俄州立大学，一次性收费25美元，交费的学生在4年内都可享受其提供的所有就业指导和服务。英美高校一般在3月、5月、10月举办3次大型招聘会，其他小型或单个企业的招聘活动长年不断，深受学生欢迎。 从效果看，澳大利亚受到过就业指导的毕业生数超过50%，英国超过60%，印度多数工科院校通过学校就业指导和校园招聘解决就业问题的学生一般在70%左右，美国有40%—70%的学生通过学校、老师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岗位。 当然，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学生就业中心，如德国只有70余所高校成立了就业中心，而且不少高校的就业中心只是“一人”中心，仅有1位工作人员。用德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心联盟(CSND)主席Claudia Fink的话说，“德国高校就业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校更多的支持，要达到美国和英国的水平还要走很长的路”。 5．2012年年初，24岁的新西兰留学生刘俐俐在节目上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主持人张绍刚在没有听懂这一陌生名词的情况下，对刘俐俐之后的现场表现不满，随即出众多难题，张绍刚甚至将刘俐俐的笑定义为“狂浪”。 节目播出几天后，李开复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起投票，建议网友抵制《非你莫属》。“这个活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用数字点醒节目组：以收视率为目的，以求职为包装，以羞辱人为手段，歪曲事实的变形娱乐节目是不可取的。我会继续抵制该节目，直到道歉整改。”截至6月6日，参与抵制的新浪和腾讯微博的总人数为41.04万人，占参与投票人数的比例为94.4%。 继天津电视台《非你莫属》求职类互动节目在网络上陷入舆论危机之后，东南卫视类似的一档节目《步步为赢》也曝出了争议。据媒体的报道，先后有两位求职者王先生、郭先生在分别向七匹狼、小米公司求职的时候，现场达成了“录用”意向，但是都没有真正达成录用关系，这两件事情将电视类求职节目再次推向舆论漩涡。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提出，电视台既然提供招聘、求职这个平台，就有义务书面告知求职者，其参加节目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如招聘公司在节目中表示录用，只是公司初步意向，还要经过其他考试，或者公司一旦在节目中承诺录用，就要立即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如果电视台不提供这些说明，为了追求收视率，招聘公司的承诺不构成法律关系，那么，求职者必须要自己核实情况，否则一切损失，只能自负。”刘铭认为，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审核电视招聘节目，以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招聘类电视节目如今越来越多，这种节目到底相当于公开面试，还只是简单追求娱乐性、收视率?刘铭认为，节目定性不准确，很容易坑了求职者。刘铭进一步解释说，劳动关系一般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基础，简单的口头允诺，不构成劳动关系。 6．2014年3月26日14时58分，李克强总理比预定开会时间早两分钟进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是，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审议并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 李克强指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也是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重大举措。他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产品“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些都与职业人才素质关系密切。他说，职业人才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一种职业理念。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市场需求已经开始更加看重产品的质量。职业人才的培养既符合市场需求，也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李克强强调：“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曾撰文论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他指出，目前一个与之相关且广为讨论的政策议题是“异地高考”改革。这项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这一政策取向对于未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恐怕并非最为有效。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职校技校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给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脱节。 中国职业教育水平总体落后这一事实被广为认可，而职业教育中也存在一些被人们所认识到又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方面，面对这些内容，我们该如何做?陈钊教授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在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向之后，我们可以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原则出发，分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及具体建议。 第一，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取消职业教育入学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户籍等门槛限制，具体包括：中等、高等类别的职业教育学校入学资格均与考生户籍身份完全脱钩，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职业教育学校入学后学生各项待遇与户籍身份完全脱钩；职业教育报考资格同时也向历届生、在职人员开放；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支持，转为直接补贴职业教育接受者，以便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者的市场选择机制。 第二，优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聘用劳动者时，只看能力不论学历出身，相应的措施包括：原则上，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主管部门不作学历上的硬性要求，由用人单位视岗位要求按能力自主聘用；在获得户籍资格(如户籍积分管理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完全同等对待。 第三，优化各种办学资源之间的市场化配置。就这要求在政策上提供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办学力量按市场规律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大向国外优质办学机构的开放力度；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合资、合作办学。 附录1： 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天津考察时，他勉励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善于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同时要求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增强学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附录2： 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 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实现就业。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节选)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在2004年高考招生中，广西一名考生原本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却被要求先交10万元，才能拿到通 知书，否则将退回档案。8月16日，北航校长李未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承认学校招生管理工作存 在重大失误，并就此事造成的恶劣影响向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表示道歉。另据悉，北航已经对负责招生工作 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招生办主任被勒令停职检查。同时，北航已向该广西考生发出录取通知书，而 北航天宏科技有限公司非法从考生处收取的55万元已经退还给家长。 1、8月初，一名广西的考生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是一位自称是北航赴广 西招生联络员的人，却要求这位考生家长必须先交10万元，才能拿到通知书，否则就要退回档案。该家长拒绝 了这一要求后，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孩子被退档。无奈，这位家长只能被迫口头同意对方的要求，表示愿意交 出10万元。经查，向考生家长索取高额费用的庞宏冰、刘天平和高峰三人均系北航教职员工。其中庞宏冰原是 北航计算机系副教授，1999年脱离教学工作，现为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天平是北航天宏 公司的一名员工，而高峰则是北航汽车工程系教授。 目前，国防科工委的纪检监察组派了一个专案组已进驻北航，对此事件进行专案调查。据悉，北航已经责成 校办产业天华公司立即召开董事会，免除庞宏冰和刘天平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职务，对于另一当事人高峰，则 要求他停止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接受检查。同时，学校主管招生的校领导(招生办主任)也被要求停止工作进 行检查，等待专案组调查。 据《焦点访谈》报道，南宁警方查封天宏公司在农行的账户时，发现从7月10日至8月11日，他们以北航天宏 公司的名义收取了8笔大额汇款。所收费用分7次存人天宏公司南宁分公司的农行账户，加上开户时庞宏冰等曾 注入一笔5万元资金，最终这个账户上共有60万元。 据庞宏冰本人交代和广西公安机关查实，在今年的招生中，庞宏冰等人总共收取考生额外费用55万元。北航 相关负责人表示，校方已经从学校的经费里拿出钱来汇往广西，还给被勒索的家长。一位广西考生家长向《焦 点访谈》记者证实，经过广西警方登记核实后，他已取回了10万元；北航方面告知他们，录取通知书已寄出。 2、北航之所以在此次招生中出现考生家长被索取巨款一事，一个重要原因是录取通知书曾交由庞宏冰等人 带到广西。北航的初步调查结果说，庞宏冰主动要求把某定向单位几名定向生的录取通知书带到广西，北航校 长李未也证实，由于庞宏冰长期在广西协作，与定向单位关系密切，“所以学校招生办同意由他将定向生的录 取通知书直接送达定向单位”。正是借此机会，庞宏冰私自向这6名定向生的家长收取费用。李校长日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北航招生办不应该让庞宏冰将6名定向生的录取通知书带到广西。 而8月15日教育部在下发“要求各地各高校善始善终做好2004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紧急通知中明确 指出，严禁任何单位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向考生收取任何费用。对违规收费的，要本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精神，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高等学校要抓紧做好及时寄发录取通知书的工作。录取通知 书不得通过个人或中介转递，严防欺诈的行为，保护学生和群众利益。高等学校在寄发录取通知书时，必须附 寄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有关政策介绍材料，以确保新生及时了解国家资助政策，确保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入学。 凡未寄送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材料的高校，必须立即补寄。 3、“庞宏冰这几个人泯灭了社会良知，去干这些违法的事情，我本人非常气愤，而且感到很羞耻。” 8月 16日，在央视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北航校长李未就招生丑闻公开表示道歉。 李未说：“在北航这样的一所名校，出了这样的人，我感到很羞耻，尤其他们之中有两个是教授，全部是党 员，受党多年教育，最后却堕落到这个样子。” 同时，李未致歉说：“我首先要向受害的学生家长深深地表示歉意。同时，我对现在在北航学习的学生和他 们的家长，以及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而这件事情本身，给整个高等学校的招生带 来了负面的影响……我感到很痛心，也感到很内疚。” 4、北航招生丑闻曝光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的关注重点已经越过了这个个案本身，开始思考幕后更深 层次的东西。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就刊文指出，这件事说明当前的招生体制还有漏洞，个别高校貌似公平、公正 的招生工作背后，仍有不少“黑幕”、漏洞在左右着少数考生的命运。

二、资料 1．国家质检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含有“苏丹红(一号)”色素的食品进行检验监管，严防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进入中国市场。 2005年2月21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污染食品召回名单，其 中包括麦当劳、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生产的419种食品。召回的导火线是英国最大的食品 制造商第一食品公司生产的沙司中发现了被欧盟禁用的“苏丹红(一号)”色素。而这些沙 司已经卖给了大量食品厂商和超市卖场。据介绍，“苏丹红(一号)”对人体具有致癌性。 2月23日，质检总局就此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原产于欧盟 的食品开展“苏丹红(一号)”项目检测，对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一律禁止进口。同 时，要对近期已进口的可能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或原料进行清查。 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已将可能受影响的产品中英文名单在网上(www．aqsiq．gov．cn)公布。 2．近段时间以来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风波，终于达到高潮：处在漩涡当中的光明乳业算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先是在长春，光明牛奶经销商擅自加贴了QS质量认证被曝光，其后在浙江、上海等地均发现了被提前标注生产日期的光明牛奶产品。 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也是火上浇油，雀巢同样产品的另一个批次碘超标奶粉在云南 昆明被发现，超标问题甚至比浙江的批次更为严重；维他奶(上海)公司宣布召回使用过期 椰浆的椰子味250毫升豆奶2448盒，可仅过了一天，又有媒体爆出维他奶故意使用水分超 标大豆并涉及霉菌超标116倍的霉变豆粉。 在深圳，高档冰激凌品牌哈根达斯被爆出其蛋糕产品是在一套三居室内无卫生许可证 的小作坊生产的，该公司已经承认该事实并向消费者公开致歉；在北京，包括台湾瓜子、台湾 情人梅等在内的140余种曾多次被下架的食品被驱逐出市场，其中广东潮安地区所有生产果脯、蜜饯的企业以及天津蓟县所有生产菌类罐头的企业一律被强令退出北京市场。 3．在以光明和雀巢为首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爆发以后，人们对国内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遭受到进一步的打击，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食品才是真正安全 的，而且是否还能找到真正安全的食品。显然，国内食品安全体系和食品安全长效监督机制 的有效建立成为人们迫切而一致的要求。这个被公众长期呼吁的问题亟需解决，只有依靠 法制的完善，才能对那些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投机取巧和利欲熏心的不法企业和个人起到应 有的震慑作用，食品安全的危情时刻也才会彻底减少。 4．今天，我们吃什么才安全?这个话题成了厦门市这几天“我为食品安全监管献一言”活动中市民讨论的一大焦点。电话、短信、邮件……，参与活动的市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自己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 一位市民给记者发来邮件说，食品安全越来越被百姓所关心，现在食品安全问题经常被曝光，但还是没有很有效地对那些非法经营者起到警示作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在电话中说，为了保持水产品有好的外观，个别经营者将水产品放人化学溶剂中浸泡，致使药物残留严重超标。 陈先生说，现在不少糕点连锁店采取集中供货的方式，糕点在生产环节把关比较严格，但出了工厂后，在配送环节却不太注意卫生。有时会出现糕点包装破损，有时送货的工人直 接将装有糕点的筐子放在地上，很不卫生。 在外贸公司上班的李小姐发来手机短信说，没有比对食品失去安全感更糟的事情了，因为人活着必须吃东西。虽然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显得那样无助，虽然还需要政府的干预才能改变它，但是我们最起码要建立一定的防范意识1 5．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构建的全国食品安全信息通报网络初步形成。为收集、汇总、传递食品安全动态，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网络，及时、准确掌握食品安全动态，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提供了重要保障。 全国食品安全信息通报网络建设目前已在三方面取得进展：一、建立了相关部门间食品 安全信息联络员制度；二、建立了地方食品安全信息通报制度；三、在构建信息通报网络的 基础上、开展了食品安全状况调查和综合分析。 6．山东省近日全面启动了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首批确定青岛、潍坊为试点城市，莱阳、寿光为试点市(县)，肉制品、乳制品和餐饮(烹饪)行业为试点行业。 根据《山东省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山东省试点工作将围绕与人民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蔬菜、粮油、肉、乳制品等品种开展，抓好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和 餐饮消费四个环节。据了解，整个试点工作将持续一年时间，2006年山东省将在全省范围 内全面推行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7．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大事。为了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司司长孙咸泽表示，这几年食 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增多，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力 度将逐年加大，2005年市场整顿的重点已经明确放在食品行业上，多种相应措施即将实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会同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 关总署联合制定了《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暂行管理办法》。 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保护局卢艳刚司长表示，为了充分维护消费者利益，解决中国当前食安全方面的问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采取五大措施，这五大措施分别是：建立食品安 全预警机制、进行食品专项执法检查、集中进行三次专项执法检查、规范食品企业经营行为、健 全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除此之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2005年还将对食品安全、知 识产权、商业欺诈进行重点专项整治，打击虚假违法广告，以充分维护正规企业的合法利益。 8．2005年6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加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食品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据悉，这是广西在全国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中率先出台较为完善和 规范的食品监管体系。 9．据了解，美国FDA的多残留检测方法可同时检测食品中360多种农药残留物，德国的方法可检测325 种，加拿大的方法可检测251种，而我国最新研制的仪器，却只能检测180 种农药残留。技术手段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对一些问题食品检验的困难。食品的危险性评 估是世界卫生组织(WTO)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用于制定食品安全法律、标准和评 估食品安全技术措施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健全的危险性评估体系——技术 装备不足和食品安全“家底不清”，严重制约了我国的食品安全。而食品安全中的技术作用 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10．2005年1月7日起，《平顶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开始执行。 目前，平顶山市工商局建立了市局、分局、工商所三级联动的食品安全应急查处救挥体系。下属各级工商部门均设立食品安全监督员，负责对辖区内出现的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进行调查，调查属实后在l小时内向市工商局食品安全应急查处和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报告，同时在本辖区内启动应急预案并随时报告事件调查进展情况。市工商局将协同 事件发生地辖区分局负责调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收集相关证据，封存并 妥善保管可疑食品，提取样品送检，做好案件或案件移交工作，同时组织各有关单位对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中同规格、同型号、同批次涉嫌不合格食品进行排查，发现涉嫌食品的将在4 小时内做好撤柜、下架及召回工作。 发生重大、特大突发事件时，由市工商局食品安全应急查处和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在l小时内 上报市政府和省工商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通报。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贵州的汞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主要分布在贵州东部，分10个汞矿带12个汞矿田，其中以万山、务川、铜仁、丹寨、松桃及兴仁槛木厂等矿田为主。　　贵州的汞矿污染主要来自汞矿开采和冶炼、燃煤和化工工业三个方面。典型汞污染区务川汞矿现年产精汞80～120吨左右。大平矿区自生产以来，累积总排放汞量约为185吨(含汞废气、工业废渣和废水)。如果按年生产量100吨计算，务川汞矿每年将以渣、水、气的排放形式，向环境排汞共620.5公斤。是典型的汞污染区。贵州汞矿是国内最大的汞和汞系列产品的生产基地，在五十至八十年代中期，年产汞量平均为800吨/年，冶炼后的废渣排放量达47.6万吨/年，还未包括矿石。其冶炼厂的尾气沿直径为1米，长为400米的爬山烟道，以4600立方米/小时的流量向大气进行无序排放。由于工艺需要，机选厂和冶炼厂的两个废水排口，耗水量约为800吨/天。两厂排口的下游，一个是龙江水库，一个是下溪河上游，河水直接流人锦江，最后汇入洞庭湖并流人长江。龙江水库是万山特区最大的农用灌溉水源地，灌溉面积约8000亩。下溪河两岸周边有约4000亩稻田，居住着8000多人。　　随着"西电东送"步伐的加快，贵州火力发电耗煤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 1996～2000年间，火力发电耗煤量由636.72万吨上升到895.62万吨。预计2010年，贵州火力发电用煤量将达到3568.30万吨/年，若按煤的平均含汞量0.62毫克/公斤计算，发电厂每年的气汞排放量就达到约22吨/年，而国家环保总局的总量控制目标是 800公斤/年。　　 清镇电厂年产废渣量为90万吨左右，其中粉煤灰产生量为80万吨，灰渣场建在红枫湖边上，离积水水面仅10米。由于采用水力冲灰排入灰场，灰水排量为800万立方米/年左右，电厂烟囱冬季烟尘的扩散方向，主要随主导风刮向湖区。而红枫湖又是贵阳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之一。　　汞的利用给环境也会带来污染。贵州省有机化工总厂在1971到1997年间，在汞法醋酸生产过程中，向贵阳市的主要饮用水源百花湖上游河段东门桥河流域、猫跳河以及周边农田排放的汞多达100多吨。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环科院证实清镇地区受汞污染的土壤有117.4公顷，土壤中含汞量在4.71～723毫克/公斤范围，含汞量在200毫克/公斤以上的土壤有66公顷必须紧急处理。厂周边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汞污染，水底含汞量达76.9%，大米含汞量在0.03～0.13毫克/公斤范围，还含一定的甲基汞，均超过国家食品标准。鱼中的汞含量接近或高于我国食品中控制汞含量的标准值。　　2、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通过大量调研显示，汞矿区和化工厂周边，由于汞的迁移，汞对环境不仅造成污染，并且还会进入食物链，而汞一旦进入食物链，就会造成动物神经系统的损伤，给动物及人类带来极大危害。　　环科院通过小白鼠实验，结果表明，用被汞污染的粮食喂养小白鼠，小白鼠的神经递质在脑、肝、肾、血中都有明显损伤和变异。汞对乙酰胆碱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有刺激作用，而长时间的积累，最终结果将是耗尽细胞内的乙酰胆碱积蓄，从而导致胆碱能神经递质功能的全面衰退。乙酰胆碱与机体运动、学习、记忆等生理功能有着密切关系，胆碱能神经功能的破坏，可能导致生物体记忆功能衰退，运动协调性降低，这也与甲基汞导致的中毒症状类似。　　环科院副院长瞿丽雅介绍说，污染土壤中的汞能在没有水的条件下向大气中散发，在有水的条件下溶出，成为二次污染源。土壤被汞污染，含汞量在180毫克/公斤以上，经过了6年的自然净化，日晒雨淋、杂草丛生，也未能降低汞对复垦稻田中大米的汞含量，严重损坏了人们赖于生存的环境。大面积土壤中的汞，溶出后将会扩散污染，侵入水体和水生生物。　　在调查研究中，环所院所研究的电厂、采冶汞区，在距烟囱1000米处，均有人群居住。如果1人每天呼吸20立方米空气，则被动吸人汞10微克/天，如果1人每天摄入500克大米，则被动吃进汞107.3微克/天。如果研究均采用极端数据，由于环境中的汞污染造成污染源周边人群暴露，一年至少有7.18毫克/克汞进入人体体内(仅呼吸和粮食)，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造成人体健康疾病。　　贵州有机化32,总厂排放废水口下游，拥有猫跳河流域中一个面积为319平方公里的人工湖――百花湖。该湖是集发电、饮用、养殖和灌溉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水库。库中的鱼含汞量在0.16～0.96毫克/公斤，库中的底泥含汞量在19.7～62.1毫克/公斤。这个地区居住着近50万人。虽然该厂目前准备对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污染源已切断，但已经严重污染的土壤如不及时治理，有可能会成为二次污染，污染其它稻田和地下水。　　清镇市受汞污染的地区，大牲畜骨瘦如柴，抽查村民头发，其含汞量均偏高。当地村民也知道土壤受含汞废水的污染，因此当地村民生产的稻米、蔬菜均以低价尽量卖到周边地区，然后，再买回不含汞的大米蔬菜。并且在出售稻米和蔬菜时，还不流露出自己的住址与生产地。由于受含汞废水的影响，当地粮食、蔬菜等作物年平均减产3～4成。到目前为止，汞废水污染面积达177.4公顷，需采取紧急对策，即重污染土壤面积为60公顷，土层深度达50厘米。实验研究证明，作物对汞的富积，人类可通过食物链，将汞输入人体，在蓄积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极大危害。　　不仅如此，贵州汞矿采冶、汞化工工业都地处在长江流域上游的乌江干流和洞庭湖水系，废渣、废水和被汞污染土壤中汞的不断排人、渗出，进入河水，不断迁移，将会对长江、三峡库区水质带来一定的影响。中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乌江水质已受到务川汞矿的影响，洪渡河的鱼体汞含量都很高，甲鱼汞含量0.458毫克/公斤，鲤鱼0.613毫克/公斤，均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江滨小渡口断面的底泥汞含量高达10毫克/公斤，将会直接影响三峡库区水质及水环境。三、《申论》写作要求

二、资料(1)2003年8月4日，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当天突破200万辆，其中，私人机动车128万辆，占总数的64%；私人小汽车80万辆，占总数的40%。目前，全市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私人机动车30.5辆，拥有私人小汽车19辆，平均每4人当中就有一名机动车驾驶员。北京已率先迈入了汽车化社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千辆的保有量，到突破100万辆，北京用了48年时间。然而，完成第二个100万辆的跨越，仅用了6年半，比原先的预计提前了7年。今年头7个月，北京新增机动车19万辆，平均每月新增2.7万辆。照此速度发展，2008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有可能达到350万辆。(2)城市布局调整将给北京交通带来什么?一位专家解释说：“现在北京交通早高峰的时候，所有要上班的人都要向市中心这一点‘挺’进，这时，会使市区内的道路上聚集过多的机动车；而晚高峰的时候，大家又都开车从市中心一起四散驶出，能不堵吗?”他还说，调整城市布局，就是要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让机动车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从而疏散车流量。”(3)两院院士吴良镛曾提出，国内许多城市把架桥修路当作改善交通的重要举措，这无疑是需要的，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他举例说，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为解决因中心区“聚焦”而导致的交通拥堵，东京政府投入了巨资，公共交通已十分发达。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求空间，不得不酝酿“行政中心转移”的计划。(4)2004年两会期间，王丽梅代表说，要解决好首都交通拥堵，必须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交通体系。当前，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系统，加快市区南北通道、联络线建设，提高道路网系统整体运行效率；逐步加大市区外部的交通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建设和完善市区通往边缘集团、卫星城的复合型交通走廊，支持边缘集团和郊区城镇发展，促进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客货运枢纽建设，便捷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有机衔接，提高运输效率；扩建空港及其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机场轨道专线。(5)为从“源头”彻底解决北京交通问题，北京市交通委正在制定2003年至2020年的《北京交通发展纲要》。《纲要》描绘了北京市未来十年交通发展的蓝图：北京市要在 2010年初步建成功能结构较为完善、运营管理水平先进、城乡一体化的“新北京交通体系”框架。通过“新北京交通体系”的建设，到2010年，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将有所缓解。城市干道高峰时平均行程车速达到25公里/小时；五环路内85%的通勤出行时耗在50分钟以内；边缘集团到达市中心区的出行时间在1小时以内；郊区新城到市区的出行时间不超过2小时。实现交通与土地使用、环境、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市区交通与市域交通一体化协调发展；道路建设与交通运行协调发展；城市交通与城际交通一体化协调发展；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元化交通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和百姓出行提供信息化、智能化与人性化服务；使北京的交通状况能够符合2008年奥运会的要求。(6)专家认为，日本首都东京面积不过2 100多平方公里，却集中了1 000多万人口，这个城市拥有7百多万辆汽车，几乎是北京的4倍。但东京的交通却很快捷、便利。第一，东京的轨道交通四通八达。很多区域可以保证你5分钟找到一个地铁站或城铁站。第二，就是优先发展轨道交通。第三，在交通智能化管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像车辆导航仪的使用，可以让你选择最佳的路径。这样，交通流就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段。还有他们在路面上，有很多可变标志，告诉你实时的交通情况。第四，他们的交通信号、标志、标线非常齐全，东京有15 000个信号控制路口，北京只有1 000个左右，是东京的1/15。他们凡是有路就必有交通标志、标线；凡是交叉路口，必有信号灯、标志、标线。我们这些设施太少。再一个在人文宣传方面，他们做得比较好，比如最近老年人的交通事故多了，街头的大标语就会出来，提醒老年人注意交通安全。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三、申论要求

勤政为民主题 [背景材料]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这是时下百姓对某些机关干部工作的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工作现状。“慵、懒、散、奢”正日益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难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人民群众集中反映政府部门在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四难”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2014年4月，全国检察系统首家“焦裕禄勤政为民工作室”在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成立。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在揭牌仪式上表示，焦裕禄同志虽然离开我们50年了，但作为人民的好公仆、党的好干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不朽的焦裕禄精神，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河东区检察院创建“焦裕禄勤政为民工作室”，是天津市检察机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具体体现，为检察机关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打造了新的平台。天津市各级检察机关要以创建焦裕禄勤政为民工作室为契机，进一步学习、传承、实践好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认真履行检察职能，让焦裕禄精神在天津检察机关生根开花结果。 请结合背景材料，以“勤政为民”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主旨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2．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字数800～1000字。

二、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次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 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拥有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财富悬殊，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甚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的程度，就应该是一种“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 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总理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 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 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就连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 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也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 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4.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剧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外来人口，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还是“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等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5.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等等，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6.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入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由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著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 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的生活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摒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7.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发生不同程度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不同程度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来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数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无暇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8.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9.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也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10.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本村人口6000人，外来人口90000人，出租房屋92000间。唐家岭拆迁后，北京市北五环外的北四村成了新的“蚁族”聚集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出租村。 从地铁昌平线的生命科学园站下车，沿永旺商城西侧的一条小路往北走不到100米便到了北四村。绕过泛着酸臭腐朽味道的垃圾站，便走到了北四村的主街上。正值傍晚，随着一拨儿一拨儿下班的年轻人陆续从地铁站走出，北四村到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主街两侧的小商贩个个铆足了劲儿，卖力地吆喝着。这些上班族会顺便买点熟食或者青菜，或者干脆坐在路边的小店里吃上一碗刀削面果腹。 主街两侧的小商铺后面多是2层到5层的小楼房，这些楼房几乎都是村民自己盖的，专门用来出租，一个房间的租金从500元到1500元不等，房型有套间、标间、单间等。在这里，数万名年轻人带着梦想从拥挤的出租屋中出发。 北四村的明欣公寓，更像是小王在北京的新宿舍。从河北省邯郸市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就和同班的6个同学一起合租在这里，3个人合住在月租500元的房间，4个人租住在月租700元的房间。这个夏天，北四村又涌来了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这里离地铁近，生活成本低，有大量的村民自建房，房租相对低廉，260元就可以租到一个不带窗户的单间。 更换两次地铁，再倒3次公交，1小时20分钟，小王赶到了公司。在试用期，他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转正后3500。在单位附近，一个单间月租最低也要1500元，而住在北四村，这个年轻人每月能省下1000多元。 住在北四村，尽管可以省下不少钱，但也有无尽的烦恼。“信号不好，而且环境差，经常停电，刚出来就是必须要吃苦，痛并快乐着。”小王说。 大学毕业的李仁卫在北京找到了一家科技公司，她在明欣公寓已经住了4年，两年前儿子在这里出生，一家人租住的一室一厅每个月房租1000元，已经占了全家收入的近四分之一。 “这两个月没存下来钱，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都是‘月光’，我买衣服就从网上找的最便宜的，二三十块、三四十块钱的衣服，先紧着给他买一些书什么的，一些有用的。”李仁卫说。她的愿望是每月能给儿子存1000元钱，作为专用基金，但是因为孩子生病花钱，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达标”了。 张云在这里已经驻守了5年，从25岁的小姑娘到了而立之年。在北京市区内的公司，张云是业务骨干，北四村每月700元的房租，只占到她工资的十分之一。张云说，省下来的钱，她不仅给老家的父母盖了新房，自己还可以去旅游。相机、单车，这是张云的奢侈品。2014年2月，电视台拍摄了挤地铁的租户，也拍摄了张云她们的公共小饭桌，张云说，老家的爸妈看了报道后很伤心，打电话说，怎么能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但她觉得自己并不委屈，在拥挤的北四村骑单车，她也能找到别样的乐趣。 7月份，有无数的青春就是在这样的起跑线上开始出发，由此展开漫长的人生之路。 2．“我觉得自己都快成小老太婆了，很健忘，但对很久以前的事却记得很清楚，怎么办啊?”这是“80后”网友小小发的一条微博。 26岁的小小在杭州一家大型私营企业做文秘，一向为自己毕业于名牌大学，又拥有一个小巧可爱的脸蛋而自豪，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很有激情。 但是，工作两年后，她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日益增多的事务，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慢慢地陷入一种消极状态中，什么事都不想去做。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喜好也变得消极起来：曾经天天追着流行歌曲跑的心情不见了；半夜疯狂K歌也不感兴趣了；下班后也不想出去逛街，只想宅在家里……” 如今，身材娇小的小小，看上去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沧桑。正因为对什么事都比较消极悲观，到现在她都没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有时候，就连领导交代的任务，她都变得有些消极怠工。 “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有时候偏偏就不自觉地这样做了，真没办法。”小小处于痛苦之中。 李允，有着被人称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工作，然而他的“苦水”也不少。 他说，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6000多元，但是女儿一个月幼儿园的费用就要3000多元，再加上赡养父母的费用和家庭的日常开销，“这点儿钱实在是捉襟见肘啊!好在没有‘房贷’这座大山。”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高，总希望过得体面些，但是我的工作是不能赚大钱的，更不能犯错误去以权谋私啊!”李允坦言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简朴，积蓄都是为了孩子以后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 除了收入不高，来自社会关系方面的压力也耗费了李允的大量精力。“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为了经营社会关系费尽心思，这方面的交往也很费神。”他说。 最让李允纠结的事情来自内心。尽管选择了这样一条在许多人看来很有前途的人生道路，但他偶尔也会感到迷茫，觉得身在“围城”。生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他每天面对相似的工作内容、复杂的人际关系，觉得难以适应。“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又没有改变的勇气，只能让自己努力去适应，去寻找价值和乐趣。” 在某企业一线工作的小杨是个“有房一族”，为此多年前父母几乎耗去了全部积蓄。当许多农村外来务工青年把小杨当成偶像、憧憬有一套房子融入扎根时，这个先行一步的小伙子正经历着“融入都市”的不易和迷茫。 为了带孩子，妻子已辞去了工作，小杨的薪水需要一分为三或分更多份儿。小区幼儿园里每月2000多元的费用让他一直很纠结，“不行去村里幼儿园吧，那儿便宜。”交谈中，他多次提及自己的最大愿望：多赚点儿钱，撑起这个家。 为此小杨也曾想过跳槽或创业，却担心失败后失去这份薪水在同城相对较高的工作，但同时他又抱有信心，“先干着多积累些经验，一定会有更好的机会的。” 3．“你们说的小邹是谁?好像挺火的样子。”许多人都在谈论一个名叫小邹的年轻人，没人见过他，但问问机关里的年轻人，却不止一个说和他似曾相识。 小邹今年27岁，已经在机关里工作4年多了。别人羡慕他可以吃一辈子“皇粮”，他却受不了沉闷的工作想跳槽。 现实中没有小邹。他其实只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题里虚拟的一个人物。不过，现实中有小张、小王、小李……这些在机关里被习惯性地称为“小×”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经历着和小邹相似的迷茫。 纠结了一年多，小邹还留在机关里。现实中，想要体验不一样人生的小李也没有离开，他马上要当爸爸了，这个时候需要体制内的稳定。 2009年，当小邹和小李等人成为一名公务员，梦想着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通过收集202个上海40岁以下公务员的调查问卷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并不理想，特别是26—30岁、工作4—6年的公务员，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投入最低。“对国家来说，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都不热爱，怎么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呢?”一名地方公务员说，她也承认自己的重心早就不在工作上，而是放在家庭里，现在就是混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越认为自己从事公务员这份工作是服务公众的，就越容易获得职业满足感。遗憾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如果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我情愿不做”。 小邹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的遭遇。“材料没说小邹这个公务员怎么想着为人民服务、当好公仆，光想着自己怎么样，还心理缺陷了。”考生们在“公务员”贴吧里交流答题经验时，有人这样说。 4．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44岁以下定为青年。消息爆出的第二天，新浪微博相关话题讨论就逼近20万条。不少人调侃道：“感谢联合国，让我们的青春失而复得。” 对此，本次调查中，58%的受访者认为，“44岁以下为青年”的说法之所以被一些人调侃和热议，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划分方式与许多年轻人的“精神早衰”形成了强烈反差。 “44岁以下为青年的划分，给了当下颓老的年轻人一记响亮的耳光。”重庆师范大学大四毕业生范羽说，自己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就像电影《致青春》里的男主人公，坚信人生是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不能有一厘米差池。所以，他们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得小心谨慎，甚至唯唯诺诺，总担心说错话、做错事、得罪人。“这样的青春，还值得纪念吗?” “80后”想突破牢笼实现自我，但又极现实地挤破头皮想当公务员；想好好学习，又发现当初选择热门专业似乎选错了；想真心爱一把，似乎又顾虑很多……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会员周焱认为，“80后”远没有上一辈勇敢，因为上一辈更多是为生存而较少思考自我实现；也没有“90后”洒脱，因为“90后”更坚定做自己，较少会计较他人的眼光。 时评人李记认为，当今社会的不少领域和层面，正在逐步丧失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走向板结与固化。“早衰”的年轻人更可看成是某些社会肌体“亚健康”的病理表现。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指责“80后”们暮气沉沉，不如更多地疗救一些领域和层面的“时代病”，比如在为年轻人创造公平、公正的阶层流通通道上更多发力。如若不然，“80后”身上暮气沉沉的病态，未必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感染”到“90后”。 说到底，唯有全方位地激发一个社会阳光明媚、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创造出人人能实现理想预期和无限信赖的拼搏创业环境，生活在其间的年轻人，才会不被生活的重担和现实的逼仄压弯脊梁，才会一扫笼罩于心头的暮气，重拾理想、意气风发、敢想敢干，才能不断开拓创新，打造契合时代发展的新规则与新秩序，才会在众所期待中担当更多责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发展成绩。 5．7月的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职业学校学子。他们为实现绚丽多彩的人生齐聚一堂、演绎风采；他们怀着创业创新的梦想同台竞技、各秀本领；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职校学生的青春风貌和勇于创新、善于开拓的时代精神。他们是参加2014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决赛的职业学校骄子。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的批示，有针对性地助力培养职业教育人才也已经成为共青团组织的重要课题。4万名学子，600余所学校……自2014年3月“挑战杯——彩虹人生”大赛启动以来，大批量职业学校及学子参与其中。复赛期间中职组和高职组共收到参赛作品894件，最终343件作品入围决赛。 一件件作品反映着当代职业学子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不唯学历凭实力”，大赛更为这群青年创业者们提供了一个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大赛组委会成员、共青团浙江省委员会副书记朱斌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么做最关键的是在社会上营造‘不唯学历凭实力，崇尚一技之长’的浓厚氛围，让职校学生明白，只要有梦想、肯努力，同样可以有彩虹人生，同样可以实现个人价值。” 虽然在理论和论文规范性上和大学生相比尚有差距，但凭借出色的创新创造能力，首次参加大赛的这些主角们，着实让专家评审团感到惊奇。 “职业学校学生的动手能力、设计想法和活跃的理念是他们最突出的长处，一旦将创意应用于民，会转化成良好的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广阔。”生命科学组评委肖昌松老师对参赛项目的实用价值大加赞赏。 杭州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主任张金英说：“大赛的目的不是简单评出名次，更重要的是对职校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创业比赛的实践体验，会在学生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有利于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向更高的目标发展。比赛的意义在于给职校学生提供一个无限延展的舞台。” 经评委会评议，评出特等奖作品“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广场口香糖残渣清除机”等共25件，一等奖作品“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乳糖生物转化反应器的开发”等共88件，二等奖作品“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智能声控家居控制系统”等共230件。其中共有20余项成果向企业进行了转让。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参赛学生洪佳磊的圆盘注塑机取模专用执行系统相关专利及使用专利技术对圆盘注塑机进行安装、调试、系统升级、系统维护服务的全套技术以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逍林创美鞋厂，浙江信息工程学校的“智能节能窗”技术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湖州旭伟节能门窗有限公司，并在颁奖典礼上进行签约。 本次大赛虽已圆满落下帷幕，但学子们的创业之路远没有到达终点。正如学生代表胡茜在“三创”宣言中所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圆梦，明天还要继续追寻新的梦想。”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6．宋文轩是团中央组织研究生支教团15年来第一个申请延期的成员。“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这也是当初我选择来支教的原因。” 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民族中学支教期间，宋文轩担任高一(1)班班主任。起初他有点“战战兢兢”，第一个月只要没有别的老师在，他一定守在班里。 为了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宋文轩和伙伴把学生们带到北京进行游学。在此之前，许多孩子连西宁市区都没去过。 支教期间宋文轩还联系创立了中组部、团中央援青博士服务团与北京大学支教团对点大通县的长期扶助机制，目前已经有六七个孩子得到了资助。 一年服务期满后，宋文轩说服了家人和老师，申请延期，并调到条件更艰苦的玉树地区继续支教。由于玉树没有支教点，他可能会面临非常孤独的生活。“我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希望能住在当地老乡的家里，真正近距离和当地藏族老乡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康巴汉子。”宋文轩说。 在一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被称为“鸿雁天路”的邮路上，青海省邮政公司格尔木市邮政局投递员葛军已经独自奔波了5年。每周一出发送邮件，他都要花上两天时间，往返1000公里。由于投递点都在高原上，道路、气候条件十分恶劣，遇到身体不适的情况，还会产生高原反应。但自2009年10月接下任务以来，葛军没请过一次病假。 面对日复一日的孤单和危险，支撑葛军坚持下去的是家里四代邮政人的信仰。“光绪年间成立第一代邮政局的时候，我太爷爷就开始工作了。”葛军说，“现在物流企业非常多，但我们可以服务到的地方，他们可能服务不到。这既体现出中国邮政普遍服务的性质，也体现出我们自身的价值。” 对葛军而言，“邮递员”的身份意味着责任。他去“鸿雁天路”之前，那里曾有过两任邮递员，但都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这个岗位。“我想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跑多久就跑多久。”葛军说。 7．2013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问候。 习近平强调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厅，参观空间技术成就展。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参观的部分优秀青年代表围了过来，习近平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 在导航卫星系统、通信卫星、载人航天系统、航天技术应用产业、探月工程等实物展品前，在介绍几代航天青年优秀代表人物的展板前，习近平仔细听取介绍，同青年科研带头人交流。听说航天科研团队以青年为主体，平均年龄嫦娥团队33岁、神舟团队33岁、北斗团队35岁、东方红四号团队29岁、卫星应用团队28岁，习近平十分高兴。他指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创新的制高点在科技，科技创新的希望在青年。他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航天青年科研团队的创新创造精神，结合实际发扬光大。 随后习近平来到会议室，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努力奋斗下变为现实。 习近平强调，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永远紧跟党，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如饥似渴学习，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去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开拓进取，在立足本职的创新创造中不断积累经验、取得成果；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作答要求

二、资料 1．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结果表明，67%的公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笔者认为，当前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亟待卓有成效的“瘦身行动”。 关于“官民比”近年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 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称之为史无前例”。尽管我们对“什么是官”的理 解还不尽一致，与古代类比也不科学，1:26的“官民比例”仍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但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 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 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 较多。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 世界少有的地步。”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先生近日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改 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 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 93和9.13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庞大的机构和高昂的行政成本并没有让老 百姓满意。此次零点调查显示，居民对政府部门感到不满的原因当中，“办事 拖拉”排在第一位。 事实正是如此，26个百姓养1个“官”养出了不少社会痼疾。一是增加了 财政支出。许多地方依然是“吃饭财政”，更有少数贫困地区入不敷出，多年拖欠教师、职工工资，根本没有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基层教育的 财政投入为零。二是在不少地方，已发展到官多为患的程度，办事推诿扯皮。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依然如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三是干部队伍素质滑坡，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由 于“十羊九牧”，不少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人员超编、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 挥“权力”职能，通过收费、摊派、罚款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四是由于在机构编制上不能严格执行标准，一些领导在人事任用上为所欲为， 导致了用人上的腐败。 尽管多年来国家政府为机构“消肿”已做了大量努力，但至今仍然未能走 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为此，公务员和政府自身改 革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真正从体制和法制两方面人手，加快“瘦身行动”的 步伐。 2．每年两会，“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议程形式”被代表议案直观地“设置”出来，前年是“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26 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今年是“我国行政成本25年增长87倍”。 代表和委员们称：如今我国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样的 财政实力完全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但由于行政成本涨得更快，导致 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 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 务教育投入的5倍。行政成本25年涨了87倍，何其昂贵的公务!(据2006 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曾有专家撰文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中国 公民承担因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产生的赋税在很多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 度。”对比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最昂贵”之说一点也不夸张——为何如此昂贵? 问题很简单，正如市场上不能讨价还价的商品必然会昂贵一样，“公务成本”如 不能讨价还价，也必然会昂贵无比。 3．“我们不少党政机关在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2006 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 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飚升。” 4．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给本次两会的提案《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中，有一组数据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 个比重，比日本的2.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 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 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 23%!”(据3月6日《中国青年报》)。 一边是不少党政机关在花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 导致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 而另一边是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它们倾斜和转移。如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该花钱的地方，一直喊着财政资金紧缺，拿不出钱；不该花钱的地方却大手大脚，花费一直压不下来。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到2003年竟然上升到19.03%，高出所有发达国家，确实 令人吃惊。发达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多，行政管理费用比重却那么低。而我国 财政收入那么有限，行政费用比例却那么高，让人深思。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近年，我国中东部地区经常遭遇雾霾盘桓不散。有网友戏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你站在我面前，我却看不到你!” “朦胧之美”终成中国人不能忍受之痛。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空气质量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北京的空气污染情况尤为严重，2013年伊始已遭遇了四轮重污染天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有网友自嘲，每个人都是“人肉吸尘器”。对此，北京计划出台《大气污染治理条例》，切实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水平。 2014春节期间，全国多地遭遇雾霾天气。除夕夜邢台、济南、南京、西安等众多城市遭遇“爆表”；从腊月廿九到正月初七，湖北前6天连续雾霾；农历大年初一，北京遭遇雾霾天气，中度至重度污染；大年初一到初三华北多地被雾霾天笼罩…… 2014年1月30日(农历除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及中西部部分城市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有68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16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邢台PM2.5日均值曾达到302微克/立方米。 有关负责人指出，除夕夜间烟花爆竹集中燃放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2014年1月31日1:00～3:00的PM2.5小时浓度明显升高。1月31日1:00，161个城市中有128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大于150微克/立方米(PM2.5日均标准值为75微影立方米)，为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北京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为324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 “我赞成春节期间少放或不放鞭炮，现在雾霾已很严重，就不要再让燃放鞭炮加重污染了。”武汉市民王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记者注意到，2014年春节前后与王雄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新浪网春节前开展的名为“你赞成禁放鞭炮吗?”的调查显示：有72%的网民赞成今年禁放鞭炮，82.1%的网民认为放鞭炮对加重雾霾有一定影响。 春节期间北京城区燃放烟花爆竹对PM2.5浓度影响显著。北京城区“禁改限”后的2006年至2013年除夕夜，北京PM2.5平均浓度值均出现“陡增”性波动，其中大年初一的零时至2时，PM2.5的浓度会达到峰值，是白天浓度的10倍左右。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遭遇到不利的气象条件，但是2014北京市除夕夜的PM2.5数值与2013年相比有明显回落，北京市政府甚至为此致信感谢市民。 资料2 2013～2014年，中国经历了数次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最严重的一次曾波及17个省份。“雾霾袭城”已不仅局限在工业集中、人口密集的华北、华东地区，包括西南边陲广西、中部省份湖北等在内的多个省市区纷纷“沦陷”。 雾霾治理已经成为了近年地方“两会”除改革外提及频度最高的热点，北京、江苏、广东等多个省市更是把雾霾治理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目标、下任务、联动治理更是成为各地治理雾霾的主题。 2014年“两会”，雾霾成为代表委员们及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俨然成为当下亟须面对的“头等大事”。 覆盖我国多个省市的大面积雾霾天气让许多市民记忆犹新，环境污染正成为城市发展挥之不去的痛。有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却有7个在中国。 与此同时，水资源也频频曝出问题。据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介绍，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但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山东淄博市水源污染导致的癌症村事件，更加显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而更严重的是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我国土壤大规模污染，早已不是秘密，之前媒体报道的“镉大米危机”，就是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土壤遭受了重金属污染。然而，我国到底有多少土壤被污染，污染程度又如何，却一直没有权威数据。 空气、水、土壤，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正在中国遭遇严重污染。全国多次严重雾霾受影响人口达6亿；9成地下水遭受污染；华南部分城市50%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污染数据触目惊心。 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一组数字：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1/3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空气。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世界耗水第一、污水排放量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的大国，还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近几年，这组数字并没有向好，相反是越来越恶化。 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为此付出的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代价也在急剧透支，不堪重负的环境正在对人民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正如全国人大代表、环保部部长多次谈道，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那是“缘木求鱼”，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那是“竭泽而渔”。 有专家指出，环境污染迟迟未得到有效的治理，这跟政府盲目追求GDP有很大关系。的确，一个时期以来，GDP成为一份追求，成为一份政绩，更成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代名词和衡量标准。结果，GDP一路高涨，而自然生态破坏却愈来愈严重。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教授在大会发言材料中指出，GDP是经济指标，经济的背后是利益，在强大利益的诱惑下，“见利忘义”是不可避免的。某些地方领导“宁可病死，不可穷死”的宣示，正在怂恿着不法之徒更加猖狂地去破坏环境。只要不改变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利欲熏心者就不会消失。 据一些媒体评价，这样的快速GDP增长是“有毒的增长”。这样发展下去，最终挣来的钱全在为医药“买单”，这不是危言耸听。冲破重“雾”，不留“霾”伏，改变旧有不合理模式，不只为解决眼下的呼吸之痛，更关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表达了这样的忧虑：“空气污染问题非常值得重视，再这样发展下去，若干年后肿瘤患者可能成几何级数增加，到那时算账就不得了啦!”他大声疾呼：“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现在到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俗话说：10年的破坏，需100年的后续治理。面对空气、水源、土地污染等已到如此严重程度的现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确实是一个考验。治理污染、改变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责任。 资料3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事实上，颗粒物本身并无法对人体健康造成大危害。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的说法，PM2.5的危害本质上源自附着于其上的各类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既包括工厂的排放物，也包括日常的汽车尾气，甚至有实验证明，吸烟也可以让周围空气中的PM2.5含量短时间内增加2～3倍。 据环保部有关专家介绍，PM2.5是形成灰霾天气的主因之一。但是，过去我国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PM2.5，致使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价中缺乏对灰霾天气的评估，人们有时就面临着一个难言的尴尬——明明天空灰蒙蒙的，但权威部门提供的环保监测数据却显示“空气质量优良”。 专家释疑，雾霾的根本因素是污染物持续排放。 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安徽、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自我国有PM2.5记录以来，2013年的雾霾天气为何格外严重?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就我国大范围灰霾天气的主要原因做过分析：一是不利气象条件造成污染物持续累积，受近地面静稳天气控制，大气扩散条件非常差；二是静稳天气条件下，机动车尾气和北方冬季燃煤采暖对空气质量恶化贡献较大。 对于部分市民提出“治雾霾基本靠吹”的质疑，有专家表示，“外因在天气，内因在污染”。天气因素是触发和加剧雾霾影响的直接因素，但根本因素是持续的污染物排放。 资料4 近年来，国内大多数城市都在实施“蓝天计划”。实际操作中，某一天到底算不算“蓝天”，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说了不算，在城市短暂驻留的游人、过客说了也不算，权威部门的专业测评结果说了才算。不过，国内城市用于评定“蓝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未将PM2.5纳入评价指标，而这个PM2.5，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却是评定“蓝天”标准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在国内部分城市群集中形成雾霾天气，给城市带来“蓝天不蓝”的尴尬，PM2.5增多是最大的成因，而PM2.5增多，又主要缘于城市化加速、交通需求快速增长导致机动车快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污染严重。医学研究表明，PM2.5能穿透鼻纤毛等人体呼吸系统的防御结构，深入呼吸道直至肺部，诱发肺部硬化、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疾病。也就是说，PM2.5增多在国内不少城市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居民健康的严重危害不容忽视。但是，如果将其纳入环境空气质量的评价指标，必然提高国内城市的“蓝天”评定标准，有可能使城市蓝天数量明显下降，使不少城市完成“蓝天计划”十分困难，甚至可能归于流产。 2011年12月30日通过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修订的标准调整了污染物项目及限值，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收紧了PM10、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将对灰霾天气影响最大的细颗粒物加入监测体系。这意味着评价“蓝天”，PM2.5有了否决权，也意味着我国空气质量监测正式进入“超细粒子”时代。 “如果加入PM2.5评价指标，优良天数将可能大幅下降。”江苏省有关负责人表示，数据“难看”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清楚灰霾天的来源，要有措施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扭转被动局面。 “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区域各城市联手，联防联控，整体推进，必须充分认识到大气环境治理的艰巨性、特殊性和长期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总工程师说。 资料5 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严重，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环境管理的基础也很薄弱，法规标准很不完善，监管能力严重不足。环保部的这一表述，首次把农种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摆在了整个社会的面前。 最近几年来，国家也采取了“以奖促治”“以减促治”等农村环境治理政策，要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据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专家介绍，目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仍依赖秸秆、柴草等农林废弃物作为主要能源，有些地方甚至仍在砍伐森林和破坏生态。此外，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在增长，每年有将近一千万人口进入新的城镇。据统计，每个城镇居民人均所消耗的能源是农村人均的3.5倍，因此，我国农村和小城镇急需清洁便利的能源供应。 大力发展沼气、作物秸秆及林业废弃物利用等生物质能，加强省柴节煤炉灶改造，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大力推广高效低排放炉具，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将农业、林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有利于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民增收节支，同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资料6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是指被因保险人自身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并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2005年年底发生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推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出台。2007年12月，环境保护部和保监会决定在江苏、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深圳、宁波和沈阳开展试点，为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提供经验。不过，一年半的试点显示，环境责任险遭遇诸多尴尬，亟须从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予以完善。尽管从制度设计上看，参保环境责任险能让相关各方均受益，但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步履维艰。 2008年湖南省将包括昊华在内的18家企业列为首批试点企业。试点企业均为化工、有色、钢铁等环境污染风险较大的企业。但18家试点企业中只有15家投保。 “这15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另外3家企业为出口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基本处于停业状态，放弃了投保。”平安保险湖南分公司产险副总经理张小春说。平安保险是目前湖南省参与环境责任险试点的唯一一家保险公司。 张小春告诉记者，由于企业对环境责任险缺乏了解，投保意识不够，对参保普遍缺乏积极性。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缺乏强制性，也导致推广各方不能动用强制手段要求企业参保。保险公司产品单一、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也是环境责任险难以得到企业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目前保险公司只承保突发意外事故导致的污染损害，并不承保渐进性污染导致的损害。而实际上，环境污染大都是属于渐进性污染，比如烟尘中的重金属对土壤的损害，排污造成河流水质逐步恶化，水体功能逐步降低等，随时间的推移方逐步显现出后果。由于缺乏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参与，对污染风险的识别和量化的难度很大。由于缺乏标准衡量污染程度及后果，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与企业极易起纠纷，导致保险公司难以定损，理赔成本极高。 没有足够的企业参保，保险公司则难以分散承保风险。为解决这一困境，株洲环保局计划出台一系列激励措施。环保局设定一个参保期限，对当地在期限内主动参保的企业，可在排污费里拿出50%给予补贴；如在期限内未参保的，不仅不能享受补贴，同时还会在申报环保专项基金以及新项目审批等方面被“从严把关”，并在违规时被“从严处罚”。 资料7 18世纪工业革命后，欧洲的环境状况日趋恶化。20世纪50到6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环境保护，其后果是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发达国家痛定思痛，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加大污染治理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他们的经验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首先，建立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例如，日本在1967年制定并实施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主要是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公共团体防治污染的职责、措施和基本对策，解决环境公害问题。2000年日本政府为了推动环境负荷低和资源利用率高的循环型社会的构建，颁布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该法旨在建立一个“最佳生产、最佳消费、最少废弃”的循环型社会形态，实现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型体制转向为循环型经济体制。为了促进环境友好型商品与服务的销售，推进资源再生利用，分别制定了《绿色采购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同时，为促进各种可再生物质的回收利用，分别制定和实施了《促进包装容器的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等，有效地推进了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 其次，综合采用多种环境经济政策，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发达国家采用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环境税、排污收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机制广泛采用，比如，在瑞典，《森林法》规定，如果某地林地被宣布为自然保护区，那么该林地所有者的经济损失由国家给予充分补偿。美国在1990年推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二氧化硫减排，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可以利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激励政策促进生态保护。 再次，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实现经济转型。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都是生态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当前，欧、美、口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进一系列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新政”，旨在将高能耗、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消耗和低排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将技术研发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形成了完整的静脉产业链，循环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最后，重视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规范公众行为。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仅凭政府自身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只有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达成共识，携手合作，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例如，美国在1970年率先制定了《环境教育法》，政府认识到，美国的国土环境恶化，生态平衡破坏，对国力和国民的活力构成了重大威胁，应加强对公众进行有关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教育，联邦政府教育署设置了环境教育司。 资料8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美丽中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新词。 什么是“美丽中国”?最能体现“美丽中国”的含义应该是天蓝、山秀、水净、地绿，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生态平衡。然而，长期以来，随着我国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美丽中国”的核心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来达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这样一种目标。纵观世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已经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为了不给后人留下遗憾，建设美丽中国是必由之路。 美丽中国何处着力?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问题，生态文明要融入各方面和全过程。美丽中国建设愿景美好，任务艰巨。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打造美丽中国，布局谋篇正在展开。迈向美丽中国的路径，首先离不开环境保护。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厅长蒋益民代表说，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需要坚持生态文明指引，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未来我国环境保护的法规政策执行将更加有力，投入将大幅增加，美丽中国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资料9 美丽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代表们各抒己见。大家认为，美丽中国，展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家园的图景，必须合力推进建设。 美丽中国是何模样 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美丽中国，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同样不是美丽中国 “一听到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我脑海中就浮现出我们海南椰风海韵的景象。未来，海南一定更加美丽!”谈及美丽中国的概念，海南大学教授罗素兰代表对家乡的美丽充满了骄傲。 这个周末，北京海淀区居民厉江冒雨来到北京香山。“我们不是来游玩的，只是来这里静静心、Ⅱ乎吸新鲜空气，在大城市，这些东西太少了!”提起美丽中国，她说：“真希望我们的国家处处美丽。” 厉江的话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从我们的工作中，不难看出不科学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代表告诉记者，在最近几年的天气预报工作中，已经能明显感受到一些地区空气质量下降，尤其是雾霾天气明显增多，范围越来越大。前几年是珠三角，这几年扩展到长三角、京津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空气质量下降的趋势越明显。“改革发展让我们摆脱贫困，我们不要山清水秀却贫穷落后，但是强大富裕、环境质量很差同样不是美丽的中国。”何立富代表说。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代表说，我国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整体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20.36%，不及世界30%的平均水平，沙化土地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5，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森林资源和生态总量都严重不足，与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相差很大。 “我眼中的美丽中国，就是让人民群众在享有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为祖国大地披上美丽绿装，实现中华疆域山川秀美，让我们的家园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赵树丛代表说。 美丽中国为了什么 建设美丽中国顺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期待，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设美丽中国，描绘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蓝图。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具体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顺应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健康水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呈现出从‘求温饱’到‘盼环保’、从‘谋生计’到‘要生态’的转变趋势。”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代表说，当前，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在一些地方，涉及环境问题的上访、信访量居高不下，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建设美丽中国，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生态利益。这不仅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迫切诉求的现实回应，而且将使我们执政的群众基础更加深厚坚实，实现永续发展、长治久安。 赵树丛代表认为，长期以来，在领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人民群众的温饱需求、富裕需求、保障需求、文化需求正逐步得到满足。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生态需求，就是要还大地以绿水青山，还老百姓以绿色家园，使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更加美好。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是我们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形势，建设美丽中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书记罗志虎代表说。 美丽中国何处着力 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问题，生态文明要融入各方面和全过程 愿景美好，任务艰巨。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从中央到地方，打造美丽中国，布局谋篇正在展开。 迈向美丽中国的路径，首先离不开环境保护。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厅长蒋益民代表说，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需要坚持生态文明指引，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他深信，未来我国环境保护的法规政策执行将更加有力，投入将大幅增加，美丽中国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山川秀美，对林业建设来说，必须把发展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作为总攻方向，实现因林而绿、因林而美、因林而富。”赵树丛代表说。 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 贵阳的实践取得可喜成效。李军代表说，5年来，通过全方位的生态建设，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7%，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26.8%，森林覆盖率从34.7%提高到42.3%，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5%以上。 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从目前的情况看，生态不文明做法普遍存在，生态文明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树立。同时，自然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承认，从社会观念上讲，对财富的拥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评判幸福的主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的确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何立富代表说，观念上的更新、消费行为的改变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全方位的参与，绿色价值观引导的绿色政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逐步到位，一个美丽的中国才会如约而至。 资料10 近日，环境保护部与全国31个省市区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内的10个省市及重庆重点考核PM2.5年均浓度下降情况，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确定下降25%的目标，山西、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确定下降20%的目标，广东、重庆确定了下降15%的目标，内蒙古确定了下降10%的目标。 盘点2014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有6省市都对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2.5、PM10等下降幅度，甚至空气质量合格天数提出了明确指标。 广西作出硬性规定，即2014年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不少于340天。而陕西、山西、河北都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粉尘含量明确了具体的削减目标。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以西宁为重点，加强城市和重点城镇大气环境监测预警，将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到65%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京冀两地首次明确了未来一年的可吸入颗粒PM2.5浓度下降目标。根据北京市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大气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5%左右。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就是，全省PM2.5浓度下降4%。 资料11 生态文明 [摘录]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出处]《十八大报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解读]十八大代表、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宜居的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建设生态文明，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是顺应民生的需要。 美丽中国 [摘录]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出处]《十八大报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解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和本质特征，也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3年3月19日上午，辽宁海城市铁西小学二年级1班12岁的张强(化名)喝完老师发下来的一袋豆奶后不久，就觉得胃里烧得慌，便趴在桌上哼哼起来。不到半个小时，班上的十几个同学先后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老师急忙将他们送到了相隔不到百米的广济医院。 从上午10点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到了广济医院。到下午3点时，约有1500名学生被送至广济医院治疗或者检查。因无法确诊病因，医生只能采取打吊针的方法进行保守治疗。这些患病学生全部来自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的8所小学，在发病前都喝了一袋“宝润”牌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 据广济医院吴院长估算，广济医院先后收治的学生在3000人次以上，是几个医院中最多的。后因病床不足，一部分学生被分流到市中心医院和中医院就诊。 截至4月8日，海城市方面官方公布的就诊人次为4474人次。“从3月19日开始到现在，每天都有学生来看病，多的时候一天要看上百个学生，少的时候也有好几十，从没有间断过。”广济医院50多岁的赵医生说，“有的学生是过了一二十天才发病的，而且发病的症状千奇百怪：有的肚子痛，有的视力下降，有的不愿意吃饭，还有的身上起红疹。甚至有的学生被检查出有脑膜炎、心肌炎、肺炎、肝炎等疾病。”赵医生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确定病因，所以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他承认，“这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2．在海域豆奶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事故发生于3月19日，而海城市政府直到4月9日才对外公布事故消息。在长达21天的时间里，海城市政府为什么不按规定立即上报卫生部?海城市政府秘书处有关负责人的解释说：“事发第二天我们就上报了鞍山市。”至于为什么没有上报卫生部，他回答：“因为先期豆奶检测没有问题，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是食物中毒，所以没有上报。” 3．据了解，2002年3月起，鞍山市在市内全面推广学生豆奶。鞍山市指定的学生豆奶供应厂一共有两家，一家是鞍山味邦公司，一家是鞍山宝润公司。 4．2003年3月，宝润豆奶开始在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的8所小学推广，3月19日是学生们第一次喝到豆奶。在开始推广之前，宝润公司还给家长发了一封《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里面这样介绍：该产品在问世之初，在辽宁省食品办的组织下，邀请了国内10余位乳品制造、营养调制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对产品配方、生产流程、质量标准、企业环境、安全保证、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论证、评议，……先后荣获了省、市质量信得过的殊荣……并得到了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 5．据新华社报道，鞍山市宝润公司生产豆奶，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而辽宁省教育厅早在宝润公司的产品出事前的3月上旬，就曾多次通知鞍山市教育局，请他们转告市政府一定要把宝润公司的生产停下来，在取得资格前不准生产，鞍山市对此没有理睬。 6．实施学生奶计划，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改善学生营养和健康状况，而采取的一项通用而有效的措施。如日本，二战之后，对学生供奶加以立法，有“一杯奶可以强壮一个民族”的说法。现在，在联合国的倡导推动下，已有50多个国家开展了这项措施。 7．2000年4月，教育部发出通知，正式启动学生豆奶计划，提倡中小学生喝豆奶，以解决学生的营养不良问题。2000年8月，国务院拨款1亿元，地方配套5000万元，正式启动东北三省中小学生豆奶计划。这笔资金是这样分配的：国家补贴给东北三省的城市学生每人每天 0.06元，乡村学生每人每天0.15元，特困生0.21元。 8．2002年9月，国务院批准东北三省2002～2004年第二阶段学生豆奶计划，并拨出专项资金2亿元，地方配套1亿元，并规定，补贴的重点在农村。 9．据调查，在辽宁海城当地，市场上与学生饮用的“宝润营养豆奶”档次相同(普通包装、200毫升容量)的豆奶定价平均0.3元，仅是“宝润营养豆奶”定价的一半。而按照国家规定，学生豆奶不仅要“安全、营养”，还要“价廉”，其价格要由当地物价部门批准，并要低于市场价的 10%。同时，国家还有累计4.5亿元的专项补贴。这样，进到学生口中的豆奶，应该是“质优价廉”。 10．据新华社成都4月17日电四川绵阳市日前发出紧急禁令，禁止学校自制豆奶、组织学生集体饮用豆奶和学生奶。禁令要求全市各地学校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特别是食品卫生安全，立即停止自制豆奶和向学生供应豆奶等饮品，以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市教育局还表示，要将这一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对令行不止的要从经济上给予严惩。在此之前，绵阳的部分学校一直在自制豆奶，并组织学生集体饮用。对此，市教育局曾多次发文要求禁止这种做法，但因为受利益驱动，到4月初，仍有93所学校在组织学生集体饮用豆奶。 11．国际奶业知名企业利乐中国有限公司项目代表伍菊平：我们在江浙等地考察发现，在政府未实施“学生奶饮用计划”之前，有的企业出自纯粹的商业获利行为，通过各种手段，将产品打入校园。在政府实施这个计划以后，部分小的、没有拿到国家资格认证的乳品厂，用高额回扣作敲门砖，进入校园，占领了原本属于“学生奶”的市场。这种情况在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地级市和县城，尤为明显。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9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由环保局牵头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国务院继2012年年底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2013年6月的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之后，再一次颁布大气污染治理政策。该计划中，涉及燃煤、工业、机动车、重污染预警等十条措施，被称为“国十条”。 “国十条”对2017年前大气污染治理给出了详细治理蓝图，并对各省市降低PM2.5浓度提出了具体要求，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城市群被列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区域。其中，京津冀地区降低目标最严格。计划规定，到2017年，京津冀的PM2.5浓度需下降25%。而根据《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1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共计47个城市和区域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要分别下降10%、5%。 国务院多个部门已联合在北京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加快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部署。会上，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这六个省区市的人民政府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2．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占据了全国14%的国土面积，产生了全国71%的经济总量，集中了全国近48%的人口。 根据环保部近期公布的环境质量公报，2013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为115微克/立方米，是达标标准的3.3倍，没有一个城市的PM2.5达到合格标准。即使是PM10，京津冀区域内所有城市也未达标，其中，石家庄市PM10已经超过年度标准3.7倍。2013年上半年，环保部公布的十大空气质量最差城市中，河北依然占大头，有7个城市位列其中。据悉，6月份，河北占10个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6个；从空气质量总体评价看，上半年京津冀地区仅31%天数达标，污染天中，重度污染天占26.2%。在6月份，京津冀地区达标天数也仅为24.2%。其中重度污染天就占21.2%，也就是说，6月份，约有三周时间空气质量都不达标，其中有一周还是重中之重。 3．大气“国十条”特别强调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工业大气治理，其中淘汰落后产能是重点，更对钢铁、水泥和平板玻璃等提出了具体淘汰目标。政府还郑重承诺，到2017年年底把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30%以上。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发达城市，但这些区域同时也消耗了全国52%的煤炭，生产排放了48%的二氧化硫，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3.6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某专家指出：“这代表着政府对公众健康的关注，也是对目前一些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反思，中国是个少油多煤的国家，煤炭大量消费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也是造成采暖季区域灰霾的重要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关键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据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到2017年，三大区域燃煤锅炉要基本实现天然气替代，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13%，煤炭利用要逐步实现洁净化。计划还同时对京津冀提出了特别的25条任务，将对钢铁、煤炭进行压减。这位专家还介绍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总体投资将近1.7万亿左右。通过治理空气污染将拉动GDP增长2.5万亿，虽然淘汰产能会对经济起到负面影响，减少GDP1000多亿，但总体来说其将产生正面的效应。 4．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的举动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评论指出，从过去40年的大气污染治理历程来看，政府确实花了不少力气，可是对国家发布的经济、城乡、环境实行“同步发展”的方针却搁置一旁，环保总是为经济让路。不少城市，处处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马路、繁荣的街市，短短一二十年间面貌一新。但是，大气环境却每况愈下，有的城市甚至常年处在烟雾的迷漫之中。地方官员谈起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总是眉飞色舞，但说到低下的环境质量却无言以对。说到底，如果具体考核干部的时候，经济增长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依法保护环境就难以开展。 对京津唐等区域被列为重点区域，不少专家认为，既然10大污染城市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那么，中央层面应该给予这一地区更多的支持。比如，对京津冀地区能源结构的调整，就需要中央层面通盘考虑，在天然气供给方面给予倾斜，在一些政策方面也应该给以倾斜。北京是首都，把北京环境搞好，享受一些特殊政策是应该的，而河北、天津等区域位于沿海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城市群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搞好这些区域的环境也非常必要，全国人民都会支持。事实上，空气污染无国界，更不分区域。在PM2.5前，人人都是受害者。 5．日前，各地正在纷纷开展“环保达人”等环境保护先进人物、事迹评选活动。 由T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市文明办、市环保局、渤海早报、渤海网共同主办的T市首届“十大环保卫士”推选候选人公示近日结束，万余市民参与投票，再次掀起宣传践行环保理念高潮。根据得票多寡，10名市民当选T市首届“环保卫士”。 活动自6月份启动以来。先后有2万余市民参与。其中，在分区征集阶段，参与市民就已超万人，推荐或自荐环保达人3000余名；主办方公示20名候选人后，吸引3万余市民为自己心目中的“环保达人”投票。同时，主办单位还邀请环保专家、社会学者及公众评委组成评审团，对候选人进行投票，最终评选出若干名“环保达人”，在媒体上刊发其事迹并给予一定奖励。 热衷于环保事业的S公司也参与到了本次活动当中。据S公司总经理介绍，他们这几年也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环保达人评选活动与公司的环保理念相契合。除了积极参选，S公司还积极参与到此次评选活动的赞助中，获评环保达人的市民朋友将获得由公司赞助的大奖。这也算是对主办方“凡参与报名或推荐的市民都有精美礼品”这一承诺的支持。 6．在征集环保达人过程中，渤海早报先后刊发了十多位环保典型。 南开区82岁老人S在来信中介绍，他坚持废物利用，把废弃的易拉罐变成了绘画作品，树枝树根变成了工艺品，捡来的铜丝铁片变成了实用工具，过着有滋有味的低碳生活。他还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并把自己创作的各类作品送给大家，倡导人们要节约资源，爱护环境。 家住河西区的B给主办方发来邮件说，他们家个个都是“环保达人”，她和老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家里用的都是节水、节电、节燃的器具，并在生活中总结了很多可行的小窍门；儿子在他们的启发影响下，虽然年龄很小但却很有环保头脑，利用废弃物制作的小工艺品有模有样；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亲戚朋友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在绿色生活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快乐前行。 此外，自掏腰包组建环保公益组织、宣传环保理念的蓟县“环保疯子”王志强；将环保意识融入生活、所作环保题材绘画获得国际大奖的小学生陈星宇；时常组织环保行动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康吉富；来中国后常年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外籍人士蓝云翠等先进人物事迹也引发了市民的热烈讨论。 环境保护没有年龄、户口、国籍、经济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应该积极投身环保，践行“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理念。当地各大报纸陆续推出的这些“环保达人”的先进事迹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市民纷纷拨打热线电话，在对环保市民进行赞美的同时表示，要在生活中向这些环保榜样学习，为共建美好社区、美丽家乡贡献力量。 7．有媒体报道，2013年，基层环保局长成为年度最囿群体，多地环保官员先后被推上风口浪尖。环保部门的“窘境”始于“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的持续走红。以东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例，2013年1月，一名浙商在微博上出20万元请温州瑞安市环保局局长下瑞安的一条污水河游泳。时隔一个月后，又有一人邀请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局长到苍南县龙港镇下河游泳30分钟，不过，这次悬赏金额变成了30万元。 类似事件在全国并不少见。“悬赏”当然不可能成功，但公众对环保部门的态度却值得深思。在公众看来，环保局局长之所以不敢下河游泳，答案很简单，是因河水太脏，环保部门自觉工作不力，作为不够，深感愧疚。事实上，当人们出20万元乃至30万元的价码时，早已知道局长不敢接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悬赏局长下河游泳”，更像是民众对于环保不满情绪的一种发泄。 据统计，过去30年，我国人群恶性肿瘤死亡率从83.65/10万上升至134.80/10万，出生缺陷发生率从1996年的8.87‰上升至2007年的14.79‰，我国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从1990年的0.91%上升至2000年的1.50%，十年间上升了60%。扣除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不难发现，大气污染与呼吸系统疾病、水污染与消化道肿瘤高发具有较高相关性，而重金属污染对人体机能损害、环境污染对出生缺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风险已经引起较大范围的民怨，环境问题有发展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的倾向：2006—2010年共发生较大(Ⅲ级)以上环境事件232起，其中56起涉及突发性污染、累积性污染所致健康损害问题，55%左右与重金属污染有关，超过1/3发展为群体性事件。2012、2013年在我国中东部较大范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更是激发了民众的焦虑。环保部近年开展的公众对城市环境满意度电话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满意率仅为55.2%，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数据也成为众矢之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环保部门处于风口浪尖之时，仍有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顶风而上”：某市环保局在地方报上刊登整版题为“市环境保护局盘点2012”的文章，被大多数人指责为“自我表扬”；湖南邵阳一家化工企业污水直排资江，当地政府下文两年无法关停，此事经公益名人在微博上转发后，很快得到湖南省环保厅官员的响应，不到5小时，排污企业被停产整治。 8．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保部参与分配的中央环保投资超过260亿元，比2011年增加50%以上。“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投入将达3.4万亿元：“十一五”规划成为首个环保指标如期完成的五年计划(规划)，各项常规污染物的减排指标都顺利完成。履行环保指标是环保部门职责所在，保护环境是各地环保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环保部门的工作本应风生水起。然而，环保部长周生贤却深有感触地说：“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7月10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一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围绕环境保护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周生贤指出，当前，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环境保护处于任务繁重、压力空前的艰难时期。据悉，“十一五”期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所增加，并保持在70%以上。“十二五”时期，把钢铁作为重点产业发展的省份达26个，石油化工的25个，有色金属的20个，煤炭资源开发的15个，火电的12个，西部12个省区中有11个把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产业发展。 环保部曾经收集过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情况，欧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取得了很好成效。但是，当前中国，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等问题相互交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物交叉污染，治理难度极大。 9．周生贤部长还给当前环保工作下了一个生动比喻：“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环保职能被分为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综合协调管理三块，分属发改、国土、海洋等近20个部门。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升格为环保部，被寄望于能根本理顺环境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整合，提高工作效率。然而，5年过去了，美好的愿景仍然没有实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某负责人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还未完成，而环境污染问题又需要解决。“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很难避免，两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当前的环保执法方式通常是简单地下行政命令，对污染企业关停、整改，这样往往收效甚微，因为没有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源没有改变。”该官员表示，国家应对公共政策进行综合协调，如将扶贫和环保结合起来，将资金用于地方企业的改进。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会得到收益，更能积极配合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 10．2013年6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二次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二审稿”)。草案规定，企事业单位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或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有关人民政府或部门应当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责令其限制生产、排放或停产整治。对于企业未限期整改，草案明确实行“按日处罚”制度：企业事业单位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者，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该会议还就问责相关责任人等做出了规定。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污染者的处罚极限为100万元。某大学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认为，“按日计罚”是很大突破，有利于对环境损害的遏制，也有利于提高环保执法的威力。该专家还指出，“按日计罚”是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制度，美国环保法中就有按日计罚的规定，不仅违法行为持续期要按日计罚，违法后治理不到位期间也要按日计罚，罚款没有最高限额。 “不怕环境监察”、“不怕罚款”、“不怕损害老百姓利益”，这是一些企业的“三不怕”。2013年5月，河南封丘县黄河化工厂被媒体曝光。据报告，该化工厂的巨大噪音与污水问题已严重威胁群众生活环境。在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干预下，黄河化工厂甲醇项目被勒令停产，但是不久又开始违法生产。封丘县政府还下发红头文件，组建领导小组为此类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一位曾就职于江苏某市环保部门的官员分析，越是贫穷的地方，环保工作越难做。这些地方领导把投资者视作“上帝”。有的招商项目污染严重，部门不想考虑，但当地领导要求审批，该项目不得不上。一些建设项目在执行时，边上车边买票，或者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也不买票。环保部门的处境很尴尬：严重污染企业被封为经济发展的“功臣”，而环保部门往往因认真执法而不受当地市民欢迎，那些恪守职责的环保局长处处碰壁。因此，有专家指出：“环保是一连串的事件，只有全面客观，才能正确认识当前环保部门的工作。” 11．PX全称“对二甲苯”，是生产涤纶和塑料的重要原料，也可用于生产聚酯纤维、树脂、涂料、燃料、农药、医药和香料等物品，是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料。 在我国，大部分民众“谈PX色变”。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可乐瓶和部分纺织面料都是以PX为原料生产的。PX属低毒类易燃无色液体，可以降解，在环境中的残留和蓄积并不严重。由于原料和产品都有易燃性，PX的生产工艺存在一定环境风险，但只要严格管理，就能够将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很低。 因装置规模和项目所在地区气象条件的差异，在我国，PX项目防护距离一般为700至1200米，并要求其中的居民区实施搬迁。美国和欧洲均没有PX装置与周边居民区距离限制要求，多数企业选址与周边居民距离不足1公里。例如，美国休斯顿埃克森-美孚石油年产280万吨PX装置周边为居民环绕，距离城市仅1.2公里；而日本的千叶石化区(含PX项目)与居民区没有明显界限，横滨NPRC炼厂年产35万吨PX装置也仅与居民区相隔一条高速公路。对PX项目的防护距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存在一个绝对距离，关键是要看环保标准。 在国外，为了让PX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国外化工企业均不惜投入重金，确保最大限度地消除PX生产的负面影响。比如韩国三星道达尔公司制定了高于政府规定6倍的安全管理标准：对有害气体采取强化10倍的处理方式；请第三方公司检测排放的气体，使数据更具有公信力；对新员工每年进行8次安全培训，老员工每年有1～2次安全演练。 12．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建成和在建PX项目产能仅为1230万吨，缺口为600万吨。2011年，我国共从国外进口了700万吨PX项目产能，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而根据国内在建、拟建计划，2015年中国PX需求量将达2200万吨左右，如果国内拟建的装置不能如期建设，则2015年进口量将超过1200万吨。另据统计，国内的PX自给率已从2000年的88%降至2012年的53%。 如此重要的化工项目，在建设工作中却是阻力重重。要么“一闹就停”、要么“迁址复出”，这些已成为地方政府应对PX项目的惯有模式。2013年5月初，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的上马引发了广泛关注。当地民众对项目所在地的周边环境深感担忧，甚至引发集体抗议。据悉，关于该项目，2012年11月，有网民发微博称：“昆明，PX项目?求辟谣!”2012年2月，当地媒体刊发《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中石油云南项目安宁将成西南石油中枢》后，安宁市中石油50万吨/年对二甲苯生产项目开始引发舆论关注。网民普遍对安宁石油炼化项目特别是其下游产品PX项目表现出抵制情绪，并要求披露项目相关信息，“请依法公布所有的信息，不要担心我看不懂”。 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引进大型化工项目并非易事，如果不能落地或开工，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富民项目就变“大包袱”，“公共设施建设要花钱，本地就业需要企业吸纳，如果项目终止，老百姓受损失，政府公信力也被削弱”。一家石化央企内部人士透露，大型石化项目投资以十亿百亿元计，但比利润更重要的是，央企上马PX项目，更有降低对外依赖、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考虑。然而，老百姓却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 一位拿到炼化项目宣传手册和印着PX科普知识的扇子的宋女士说，“我现在知道PX是低毒物质，不会对人有什么影响，但我想在安宁买房，项目上马后企业能保证不污染环境?”安宁一名教育工作者说：“安宁其实已是工业区，我不认为反对能改变结果，我之所以反对，是希望政府加大风险评估，借鉴国外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做法，保证项目的科学合理性。” 针对质疑，昆明市政府于2013年3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项目经过最严格审查审核，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但对于“只见调查结果不见调查过程细节”的回应并未释疑。不过，气象部门专家表示，中石油炼化项目位于昆明西部的安宁市草铺镇，虽然位于上风口，但中间有西山相隔，可以有效增强污染物扩散，对昆明市的污染很小。中石油云南石化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炼化基地采取的技术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排放量都可以实现安全达标排放。此外，还有网友表示担忧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13．近几年，化工厂常与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总工程师李君发觉得PX企业在这点上“很冤枉”，据他了解，国内出事故的往往是小化工厂，而像PX这种大项目，运行几十年来，全世界没出现过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从1985年上海建设第一个PX装置起，国内已有十几套装置，目前设备均正常运行，没有出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 选址是PX项目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中国的PX反对者，不少都主张PX项目距离居民区至少要100公里，并称这是国际标准或国际规定。在世界很多国家，PX项目距离居民区都不是很远，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是PX项目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而谈到日本PX项目，一个不能避开的地方是东京湾。东京湾是夏季“烟火大会”的举办地，到日本旅游的国外游客几乎都会选择去那里看看，凭临靠海，感受下海风徐徐，令人心旷神怡，东京湾新建成的“恐龙桥”也已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然而，一个鲜有人知的事实是，面积仅1300平方公里的东京湾正是世界PX的主产地之一，在其两岸密布着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工业城市，如西北岸的东京、横浜、川崎，西岸的横须贺，东岸的千叶等。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京浜(东京、横浜)、京叶(东京、千叶)两大工业区，堪称是日本最大的重工和化工基地。仅千叶就有住友化学、三井化学、出光千叶炼油厂、富士石油等数十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东京的JX日矿日石能源公司更以年产PX260万吨位居亚洲首位，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仅JX日矿日石能源公司就下属有11座制造所，且都距离居民区不远，有的甚至与居民区距离不足100米，其位于川崎的PX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不到5公里。 与民众打好交道是日本企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之一。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是涉及附近居民利益，日本企业都会及时地通过网络、书面信函、电话等各种方式告知居民。如果附近居民想参观工厂，厂方基本上会欣然接受，厂方也会不定期地自主举办一些工厂参观活动，呼吁附近居民参加，以便了解企业的安全措施，并提出要求和建议。此外，它们还会在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组织环保公益、植树造林等方面重金投入，以补偿当地居民。出光千叶炼油厂堪称是“花园式炼油厂”，在工厂附近就是大公园，即使走近了，也几乎闻不到异味，工厂与居民区只有一河之隔，宽约20米。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1．1996年以来，随着我国R＆D经费的持续高速增长，R＆D经费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96年为0.60%，1999年上升到0.83%，2000年达1.00%，2003年已达1.31%，连续八年保持增长，2003年与2000年相比，比重提高了0.3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较大。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已高于印度、巴西的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仍低于1.6%的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2.2%的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2004年全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843亿元，比上年增长19.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02亿元。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企业正成为我国工业R＆D活动的投资主体，而政府科技投入明显向基础研究、战略性高技术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领域集中。由政府投入、企业自筹、国外投资等构成的我国R＆D投入的多元化格局，在2000年已经初步形成。2003年我国R＆D经费中，政府资金占29.9%，比2000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企业资金占R＆D经费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达到60.1%，比2000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国外资金占1.9%；来自企业以外的各类事业单位的白筹资金占8.0%。2．资料显示，经过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中兴通讯已经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且发展成为综合的电信设备、手机终端服务提供商，并逐步进入国际电信运营体系。公司今年确立合同销售额将突破500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销售额达到50%。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周苏苏说：“中国应当有一批全球技术领先的企业。这些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益，而要有一个长期艰苦的努力，要锲而不舍地积累核心技术。”周苏苏在谈到中兴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坚持自主创新的体会时指出，坚持自主创新一定要占领行业技术的制高点。经过20多年改进，中兴通讯目前已形成了自主开发主体，其中包括11个研究所，1个博土后流动站。周苏苏透露说，面对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公司在加强自身研发实力的同时一直与国外的公司和研发机构沟通、合作，并加强与国内高校合作。据介绍，中兴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11个研究所，包括美国、韩国、瑞典的4个研究机构，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占销售总额的1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申请2500项专利，先后加入了30多个国际标准化组织。2004年还牵头参与制定了国家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约532项，参与率达到95%，牵头率达到30%。2004年11月，由公司牵头的数字集群标准通过了信息产业部的批准，这是全球首个基于CDMA的数字标准。3．6月22日，在举行的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高层论坛上，广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主题发言时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53%，而且培育出了以华为、中兴、大族激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很有影响、有地位的大、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一句话，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在深圳已‘渐成气候’。”据统计，2004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为3266.52亿元，比上年增长31.57%，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0.18%，产品销售收入3120.18亿元，比上年增长33.93%，产销率达到95.5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5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4%。从“家底”来看，目前全市从事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骨干企业有1700多家，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7.8万人，共研究、开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2352种，资金投入总额为924.76亿元，其中92.38%的资金来源于企业。在资金投入总额中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达125.02亿元。更为重要的一个成果，还表现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专利成果等大幅度提高。仅2004年，深圳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就达1853.09亿元，比上年增长33.35%，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达到56.73%；全市的专利申请量达到1491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4751件，专利授权量7737件。目前深圳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在国内大中城市稳居第三位。4．据国家知识产权管理局统计，2005年上半年华为以1231件专利位居国内申请量首位。截至目前，华为累计申请专利8000多件，其中包括在美国、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的800余件。2005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盛赞深圳华为自主创新时问：华为为什么令世界刮目相看?作为了解中国当代企业命运和中国创新基础及其意义的窗口，有关华为的消息总是接连不断：华为进军欧美，华为挺进非洲，华为突破中东、南美市场，华为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专利中占5%，华为在世界电信联盟技术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加等等。要知道，在今日的国际竞争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高科技竞争的舞台上，华为在很多场合代表了中国，代表了新生的力量。在新近进行的中国世界名牌产品初选中，华为与海尔又一起上榜。难怪权威人土在谈到自主创新时，总爱援引华为的例子作为佐证。华为在自主知识产权上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与公司长期持续的巨额投资分不开的。现在，华为年研发经费超过40亿元，每年将销售额的10%投入到研发中已经是公司的一项惯例。5．所谓自主创新，是指创新主体依赖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资源进行并完成的创新活动。自主创新中知识、技术或制度等方面的关键性突破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的，这是自主创新的本质特点。在各种创新活动中，自主创新最具有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是以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为约束条件的，也是以独立承担风险为代价的。所以，自主创新也是最具有难度的。6．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统计，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虽然我国一再强调“要强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有效衔接，提高技术配套和自主开发能力”，2003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0.07，而日、韩两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均保持在1:10左右。7．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九五、十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更多地强调高水平高起点，尽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这一目标出发，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了最佳选择，效果也最明显，但是更多依靠自创技术的中小企业则没有得到政策扶植。”这一趋势在汽车、钢铁产业中表现最为明显。造成的结果是，国家排名前列的钢铁企业，其生产线无一例外地全部从国外引进。而国内并不是没有自主开发的连铸、连轧钢铁生产线，袁钢明在唐山的建龙钢铁公司就见到了一条，是齐齐哈尔重机厂研制生产的，其区别于其他生产线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部标识、软件都用汉语表示。但同样让他深感惋惜的是，尽管生产线的技术得到了闩本同行的赞赏，但只能用于那些资金上受制约、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一位科技部人士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自主创新上已经对外形成了依赖”，“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两张皮’的现状已经到了不得不修正的时候了。”8．2005年年初，由国家各部委共同组建的“国家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分析与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召集了国家各部委及其下属研究所上千名官员、学者组成五大分课题研究小组，针对我国现行财政、税收、金融、产业、科技五大类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的纠错行动，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课题组在对五类政策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总体结论认为：一是国家历年对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目标存在相互矛盾；二是对技术创新支持的政策条款大多属于理念性，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三是对政策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难以取得政策效果。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丁力评价说，广东整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受困于粗放型增长与外源型主导模式，“粗放型经济的实质是自主技术少、资源消耗多，相应的市场竞争表现为激烈的价格竞争。随着生产成本提高，市场价格下跌，粗放型增长模式最终必然会走到尽头。”10．中国著名管理专家郎志正在“中国新品牌论坛”上认为，新品牌的核心是自主创新，创品牌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水平，更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有效地保护好自己的品牌。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中国企业遭受了上百次的反倾销案件。仅仅2004年上半年，就有23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2005年的反倾销案件更是屡见不鲜，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么多反倾销案件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没有掌握更多的核心知识产权，而仅仅沦为制造大国。“也因为这样，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的冲动就来得更猛烈些。”中科红旗总裁赵跷亮对记者表示。中科红旗是一家国产软件开发商，其开发的基于Linux开源代码的软件及系统，已经在世界开源软件界占有重要地位。11．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谭旭光在“2005中国自主创新?品牌高层论坛”上指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装备制造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我们装备制造业取得的长足发展，总体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四，然而时至今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进口设备投资占投资比例上升了三分之二，重大高薪和关键设备几乎全部进口，我们作为企业管理者，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这个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技术的差异，20多年来我们从国外引进了2500多项技术，今天中国机械制造业中有60%的产品产业化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国产装备的主体技术大多数依靠国外，技术差距逐年拉大。他认为，自主品牌的建设离不开技术自主创新，只有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自主品牌，才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机械行业是继续扩大引进还是发展自主品牌，近期国内辩论很激烈，20多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技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应该说与国际水平差距在大幅度缩小，但是我们得到的只是边远的、过时的、没有改动权的技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人家的手中。我们潍柴动力近年来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知名企业的关注，像沃尔沃集团、奔驰集团等等，他们都很希望在国内和潍柴进行合作。他看好的是潍柴在重型汽车和工程机械这两大领域有控制市场份额的优势，在谈到具体的技术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全面控制。所以，国外是不会轻易把他们的技术转移给我们的。巴西汽车丁业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虽然巴西汽车工业比较发达，但是汽车工业都是国际巨头的独资企业，整个巴西成为国际巨头们真正的加工厂，由于在90年代中期的疯狂投资，巴西汽车能力过剩，但是巴西汽车也失去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国内、国外我们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些企业的单纯追求量的扩大，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也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终所得到的是企业经营的失败。特别是在我们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理性的投资，单纯追求硬件的投入，忽视软件的投入，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实告诉我们，引进永远引不来一流的技术和前沿的技术，也引不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大国，当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远的时候，我们能够也应该靠引进技术加快自己发展的步伐。但是当我们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的时候，甚至我们和发达国家企业将形成强烈的竞争的时候，任何竞争对手都不会把前沿技术转让给我们，关键技术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自主开发。1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市场换技术’本身是一个博弈过程，跨国公司逐利性的本质，决定其只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向我国转让有关技术，双方实力的不对称决定了‘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不会取得明显的效果。”“当兴奋和期待转变成困惑、失望和不满，就会产生思考和反弹，自主创新抬头便毫不奇怪。”考虑到我国汽车业起步之初底子薄，实力弱，于是从1994年起，选择了一条高度垄断与引进外资并举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植有实力的大企业，在具体的引资策略上实行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11年过去了，现实情况却离当初的设想越来越远。市场的很大部分份额都被外国人占去了，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居主流地位的品牌都是来自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品牌。以德国大众为例，该公司2003年的每股赢利中，有80%来自中国市场，而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汽车销量，仅占其全球总销量的不足1/7。中国本土的品牌几乎没有，如果说有的话也仅集中在中低档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品牌的附加值低得可怜。随着自主创新呼声的日渐强烈，各界人十都对“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了反思，甚至有少数官员公开断言“市场换技术”是“失败了的产业政策”。2005年9月下旬，中国人世的代表人物龙永图，与75岁的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在南方一汽车论坛上就自主品牌激烈交锋。75岁的何反驳62岁的龙：没有自主权就不能叫自主品牌。关心自主创新的学者和官员，在“龙何交锋”前后，最为叹惋的是中国汽车工业以市场并未换来核心技术。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近日就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关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认为：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来看，要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他说：“近年来，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许多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目前我国仍有70%的数控机床、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都要依赖进口。原始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相当一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已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极大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将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如果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就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也难以获得有利的贸易地位。”他认为科技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能力又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我们只有在引进先进科技成果的同时，着力推进自主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减少对技术、装备引进的过度依赖，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也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14．据新华社北京2005年3月28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2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黄菊、李长春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温家宝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温家宝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足自主创新，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温家宝强调，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根本要靠科技进步和创新。要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要通过科技创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指出，科技的灵魂在创新，科技的活力在改革，科技的根本在人才。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要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做到人才辈出、人尽其才，要改革科技投入机制，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15．10月8日～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16．纵观2005年中央领导的国内考察活动可以发现，“自主创新”是一个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央领导展开论述最多的战略关键词。胡锦涛总书记4月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进步这个关键环节，使经济发展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8月在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考察时，胡锦涛又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四个支撑”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从4月到12月，吴邦国委员长在江苏、山东、上海、湖南、陕西、广东考察时，自主创新都是重点内容之一。他分别从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企业大集团、增加科技投入、鼓励专利发明、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以及建立人尽其才的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强调了如何推进自主创新战略实施。温家宝总理6月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8月在安徽和湖南、10月在江苏考察时，也一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江苏，他指出，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在中关村科技园考察中，他着重就国家高新区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湖南、上海、山东、甘肃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陕西等地考察中，也就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进行了多方面阐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2006年国家将出台促进自主创新的指导性文件。(新华网2005年12月19日)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慈善事业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与人群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补充；是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扶持下，由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的、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奉献事业。 国人乐善好施的传统古已有之，而今，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公众意识的进步，中国的慈善业也迎来了从传统募捐型到现代管理型的蜕变。尽管已有一些机构、创新者开始摸索慈善机制创新之路，但中间面临的诸多不理解和不信任，则仍有待效果的证明和时间的考验。 2．网上贴出了一张消费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发票一经公布很快被上万网友转发。被众多网友转载的原因是这张餐饮发票付款单上所填单位是“××市××区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资金来源是通过社会广泛募捐而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市红十字会得悉“××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情况后，立即责成××区红十字会对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会同××区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经调查，××市红十字会和××区相关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对××区红十字会该项开支的原始凭证(发票等)、记账凭证和账册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显示：××区红十字会于2011年2月28日以“红十字会工作会务费”支付给××慧公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9859元，发票号码为46510945，记账凭证号为JZ-03-0009。资金开支渠道为××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业务经费，非社会各界捐赠的救灾救助款。 据调查，本次活动系××区红十字会与相关企业协会商洽工作的公务活动，参加人员17人，人均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标准。××区有关部门已经责成该区红十字会对超过公务接待标准(人均150元)部分的7309元人民币由个人承担，予以退回。目前超标款项已经全部退回。××市红十字会决定，向全市红十字系统通报批评××区红十字会在公务接待活动中铺张浪费的现象，并要求全市红十字会系统，要厉行节约，用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做好红十字事业。要求各级红十字组织，严格按照本地有关部门拨给红十字会工作业务经费的使用规定和开支范围、标准进行使用，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对不符合规定和标准的，要坚决制止，及时整改。 ××市红十字会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本市红十字系统“人道基金”的监督管理，坚持依法管理和使用社会各界捐赠的救灾救助款。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继续严格依法履职，要以对公众捐赠资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保障社会各界捐赠的救灾救助款在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前提下，全部用于救灾救助等人道主义事业上。 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美美网上炫富事件又一次“意外”地伤到了中国红十字会。 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尽管红十字会极力在向公众做澄清工作，否认郭美美系其工作人员，也不存在郭所说的红十字商会，并且向公安部门报案，以证清白，但还是未能完全挽救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心。出现今天这样一种结果，可以说是多年来中国慈善事业一系列问题累积的必然产物。但过去出现的一些慈善问题，如善款被挪用，或明星和企业诈捐等，主要还不是针对慈善机构本身。然而，自红十字会陆续曝出“天价帐篷”、“万元餐费”、“虚开发票”等诸多丑闻后，人们开始感觉到慈善组织也不那么可靠了。这对以靠募捐来维持生存的慈善机构来说，是致命的道德缺陷。 在目前的转型时期，公信力的缺席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独慈善组织，也不独社会公权力使然。但是，比起一般的机构来，人们更不能容忍公权机关的诚信亏空，而比起公权机关来，人们更不能允许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组织出现道德赤字，因为极端点说，慈善组织就是靠这个作为立身之本的。如果把立身之本都丢掉了，何谈其他?所以，对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 许多人感慨中国慈善事业的不发达，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配套，这里既与民间经济近年发展的落后、税收政策的阻滞、中国人缺少慈善传统以及管理不善等诸多的问题有关，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也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因素。当一个慈善机构不对外公布慈善账目，财务制度不透明，善款的使用违背捐赠人的意志，你要人们如何去信任它?所以，一个慈善组织是否有公信力，关键看它是否公开透明。一般而言，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基础建立在“透明的玻璃口袋”上。这不仅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慈善事业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同时还是善款捐赠者的基本权利。 可以此对照，我们遗憾地看到，很长时间以来，包括红十字会在内，中国各类慈善组织的账目基本是不对外公开的，即使对外公开，也是小范围的，公开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捐赠者想了解他所捐款项流向何处如何使用，在大多数时候，不是没有明确的回应，就是被牵扯大量的时间精力，对工作造成干扰。至于善款违背捐赠者意愿的事，更是时常出现。慈善运作的不公开不透明，捐赠者的意志得不到制度保证，也就容易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内部腐败丛生，善款被贪污的情况。而这样的事只要发生一起，就足以挫伤人们的慈善之心，进而产生对慈善事业信任危机。 4．社会公信力是一个社会对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是需要长期培育的。当前中国慈善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外部的环境问题，而是内部的公信力问题。要重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关键是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每一笔善款都不被浪费挪用甚至挥霍，其使用要做到公开和透明。 从慈善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慈善组织虽然受政府部门的约束，但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正是该独立性原则赋予慈善组织自由和权利，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得慈善组织对善款的使用不受政府的干预，能够根据受助对象的需要独立决定善款的使用。当然，独立性并不等于慈善机构不接受来自政府、社会尤其是捐赠者的监督，否则，慈善组织就会滥用这种独立性。 在国外，捐款的企业和个人之所以可以放心地将善款交给这些组织使用，并且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能把他们的善款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原因在于慈善机构对善款的分配和使用，随时受到第三方的监督。这个第三方包括政府立法强制慈善项目和财务必须公开、新闻媒体的监督，以及独立的审查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每年对慈善组织的财务审查。如果要捐赠者自己去监督，囿于时间、经历、知识等限制，是不太可能监督好的，有了第三方从多方面监督善款的募集和使用，能最大程度减少慈善事业中的腐败因素。中国慈善事业应做的，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郭美美炫富事件”可能在短期内对红十字会的形象会有所损害，但它也让各类慈善组织明白，其实社会是有千万双眼睛盯着自己的，从而倒逼慈善组织去加快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提高公信力。由此而言，“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出现，或许也是一个好事。 5．2007年，壹基金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作为国内首次尝试的一种公益模式，壹基金和中国红十字会有3年之约。在3年的合同期里，作为私募基金的壹基金挂靠在有公募资格的中国红十字会名下，可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做公募基金会的项目。 2010年底，3年合同期将至。壹基金发起人李连杰首次透露，壹基金存在中断的可能。他坦言，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这在和他人的合作中会带来很多问题，“这孩子虽然还健健康康的，但它没有身份证，没上学，在月子里没事，可目前它就会被希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加专业化透明化发展的人质疑了。” 李连杰表示，壹基金虽然暂时能向公众募款，但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只能使用中国红十字会的。所以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捐款，因为账户的不独立而在操作上存在很大的不便，无法实现他最初设计的“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概念，即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他还说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保证的前提下，做壹基金这样的尝试，就有可能面临中断。不过他也表示，不能一直等着法律的完善，而放弃新的尝试。即便壹基金这道坎过不去了，他也能承受。如果壹基金最终成功了，他也会卸任，将其交给一个集体管委会领导。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法学博士邓国胜称，壹基金一直在打擦边球，在很多场合，它的一些做法是违反现行规定的。他曾在出租车背后的宣传广告上看到，壹基金计划的公益广告上并没有标注中国红十字会。严格说来，它在没有打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提下，是没有权利做这种公益广告的。对于壹基金将来的动向，邓国胜表示，要么继续打擦边球，要么升级为公募基金会，“但在现行的法律法规里，要实现很难。”他认为，这件事反映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在我国公募基金会都是官方垄断的，民间想要成立公募基金会是很难的，所以才会有了“怪胎”壹基金。 民间要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首先需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但民间机构要成为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很多业务部门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风险。因为业务部门会顾忌到它的“民间性”，怕出现政治上的风险，也怕万一出现贪污腐败，会容易激起公愤。如果是自上而下举办的话，可控性会比较强。因此，我国现有的公募基金会大多都是有官方背景的，是业务部门自己自上而下举办的基金会。 网友们将壹基金可能面临中断的消息在网络上发布。从网友的微博、回帖留言看，壹基金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慈善形象。一些网友为壹基金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感慨的同时，也为壹基金加油打气。 6．在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家之中，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从一个小作坊起家成长为亿万富豪，从一无所有的普通人成长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他以捐资过亿的慈善之举，在众多民营企业家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业轨迹，并由此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就是2006年中国十大慈善家、江苏黄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一个拥有9项国家专利的儒商，全国71个市县的荣誉市民，17个市县的高级经济顾问。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陈光标带领120名操作手和60台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千里救灾，救回131个生命，其中他亲自抱、背、抬出200多人，救活14人，还向地震灾区捐赠款物过亿元。温家宝总理称赞他是“有良知、有灵魂、有道德、有感情、心系灾区的企业家”，并向他表示致敬。2009年，陈光标又捐资1亿多元在南京建设成立了“黄埔防灾减灾培训中心”，免费向公众提供服务。在陈光标看来，没有哪个企业家会因为做善事把企业做垮。他谈到，表面上，做善事花了钱，好像亏了，其实我认为不但不亏，反而赚了。一个企业家做了善事，并且长期行善，合作伙伴、政府和社会大众都会提高对这个企业家的认可度，合作会更加愉快。陈光标说：“一个人活着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并能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这样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生命。” 7．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国际化掀起了新一轮的全球慈善竞赛，这种竞赛不仅仅是慈善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国与国之间企业家、慈善家、慈善环境、慈善文化、慈善制度、慈善专业化之间的竞争。 长期以来，中国最广泛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捐赠，甚至一度成为“行善”的代名词。其特点是捐赠人将善款交付给慈善机构(在一些情形下，受赠主体也可能是政府部门)，但没有指明善款具体用途和受益人，而是由慈善机构根据组织宗旨和实际需要对善款进行处置，慈善组织主要是半官方机构。由于具体受益对象不明确，而是采用“哪里有需要，就把钱投哪里”的策略，这种参与慈善方式即为“泛捐赠”。 “泛捐赠”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方便，捐赠人只要把钱交给慈善机构，后续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因而成为那些想奉献爱心但时间精力有限的富豪们“最便捷”的选择。但是泛捐赠运作成功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慈善机构有公信力，捐赠人对慈善机构充分信任；二是慈善机构运作有高效力，能够高效率使用好所募集的善款。 目前中国慈善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居全球产业链条低端，目前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形成，中国的资本积累还不够坚实，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也是当今中国慈善的重要基础和方式。 面对国际慈善冲击波来袭，中国慈善要跳出倡导美国富人捐50%以上财产或倡导中国富人捐多少财产甚至裸捐的“盖茨巴菲特慈善思维”模式，开拓本土化慈善模式，寻求中国式慈善整体解决策略。 中国式慈善必须解决制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要把慈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虚心倾听盖茨和巴菲特所倡导的慈善理念和慈善精神，认真分享和学习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经验和慈善模式；另一方面，不要盲目追寻盖茨和巴菲特所倡导的慈善模式和慈善道路，一味地宣扬“裸捐”，绝对化地推崇捐赠式慈善，以至于陷入“慈善中心主义”，要站在中国的土壤上选择符合国情的慈善发展道路和模式。 8．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以救灾捐赠为标志的慈善行动成绩斐然，“5·12”汶川地震和“4·14”玉树地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慈善激情。据2012年中国慈善排行榜慈善家榜单显示，2011年度上榜慈善家有231位，捐赠总额约81亿元；上榜企业有605家，捐赠总额超104亿元。该表现在以“郭美美事件”为背景的2011年，显得尤为突出。今年的榜单上，北京依然没有辜负“首善之区”的美誉，再次高居榜首。在22家超亿元捐赠的企业中，有6家企业的总部位于北京。然而，成绩并不能掩饰弱点，五大准备不足仍然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掣肘，即政府准备不足、慈善机构准备不足、捐赠者准备不足、媒体准备不足和理论界准备不足。 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质量参差不齐，执行力、公信力总体上还比较弱，很多慈善机构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募款能力差的困境。人力资源、机构设置、物资保障，与国外的基金会相比相差甚远。“以慈善总会的系统为例，有的省级慈善总会募集能力一年也就几百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人也就三五个，就是几个挂名的主席、秘书长，而且多半不是专业人才。” 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介绍说“中国的捐赠者仍然存在很多误区，很多民营企业家误把民间的慈善组织当作是政府的，主观地认为慈善组织只要是挂牌了就是政府的，我捐你干事，第二不知道慈善有成本，在汶川地震时，甚至有人从大兴拉来了一车西瓜，让慈善组织给运到汶川去，根本不考虑火车皮谁来找或者中途坏掉怎么办的问题，上演了一出闹剧。” 媒体准备不足则表现在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和积累不够，慈善不是新闻，换句话说不要把慈善当新闻，只有慈善中的某些事件和个案可以成为新闻。有些媒体过于炒作新闻而忽视深层的舆论引导、深层的剖析和深层的国民教育。 中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大政府小社会，实现政府支持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需要一个过程。慈善理论建设需要充分认识、理解慈善的全面性，捐赠是慈善主要内容和功能而不是全部，过于强化捐赠行为会忽视慈善既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重属性。慈善不是纯粹的经济和经营活动，但慈善实物的运作中需要甚至必须引入市场机制的有效、科学的管理办法和方法，可借用一些概念和模式为我所用。 2011年7月，民政部就《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公开征求意见。《纲要》中多处出现“透明”字眼，提出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建立健全慈善行业信息统计制度，及时发布慈善数据，定期发布慈善事业发展报告。 中国慈善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就近期而言，郭美美事件还未划上句号，而“青海红十字会官员或涉省政府采购中心窝案”等案件，更与慈善信息不公开有关。 目前慈善信息不透明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比如，慈善机构缺少主动公开信息的自觉性，政府监督部门对慈善信息披露和鞭策不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审计报告披露红十字总会及其所属单位审计情况时，却不见审计和披露社会捐款情况。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制度性约束。现在，民政部终于要把慈善信息公开制度化，建立年审制度，重点加强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以确保慈善事业的公开透明之原则。不过，这样的努力能否让阳光真正照进中国慈善事业，还需要观察。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给定资料 近年来，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大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增长，不仅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催生了一系列数字化新职业。在此情形之下，加速培养数字化新职业人才成为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一大诉求，企业对新职业人才的培养需求大幅增长。 2020年10月，F市公示首批大数据专业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职称评审名单。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全市共有400多人报名，通过最后评审的约有80%。 这是F市首次就大数据专业职称进行评审，在该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具有示范意义。此次大数据专业职称评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由F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权，委托F市的上市公司M公司负责组织实施评审。 在F市此次评审之前，类似的一线技术人员，一般只能通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证书。但“以考代评”的做法，不仅在专业设置上过于宽泛，也将很多拥有丰富经验的人才挡在了职称评审的范围之外。 F市人社局有领导指出，由于产业不断创新，原有职称专业设置难以适应新产业新趋势的发展需求，无法为新产业引进、招聘、考核评价专业人才提供相应参考标准。 人才是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F市此次对大数据人才制订评价标准，意在为企业选人用人和人才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使职称专业设置与城市战略需求同频、与产业发展同步，从而激发大数据从业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M公司对大数据人才十分渴求，正面向全球持续招募新型智慧城市和网络空间安全板块相关人才，包括技术带头人、产品及销售负责人等。M公司这样的行业龙头尚且不得不面对“大数据人才荒”的尴尬，整个F市更是由此可见一斑。 登录F市人才网，输入“大数据”，每天都会有几百条相关的招聘信息跳出来，信息对应的是F市数百家企业对大数据人才的迫切需求。其中就有A股上市公司，一些企业的招聘信息甚至常年有效。很多企业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都是依靠内部培训满足，但今天这一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对大数据人才有迫切需求的还不只是F市。相关研究机构早在几年前就预测，2018年大数据或者数据工作者的岗位需求会激增，其中大数据科学家的缺口在14万到19万之间，懂得利用大数据作决策的分析师和经理的岗位缺口则将达到150万。几年过去，这一数字只增不减。 “F市聚集了一大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集群，这些高科技新兴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F市人社局官员如此解释推动大数据专业职称评审改革的原因。 一直以来，众多企业将证书视为选择人才的第一标准。但证书只能证明持证人学过专业理论知识，如此将很多掌握了技术的非科班人才拦在职称外面，必然不利于大数据人才流动。 掌握了技术的非科班人才“口说无凭”，拿到证书的科班人才却可能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尴尬，这又导致了专业人才的错位。如何招到专业人才，成了困扰企业的难题。 从首次大数据专业职称评审改革取得的成效来看，F市此次改革可谓一举多得。对F市管理部门来说，这是职称评审市场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以评代考”让职称评审更加专业，也更贴近市场。对企业来说，特别是对接受委托负责组织实施大数据专业职称评审的M公司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大数据人才，在解决大数据人才荒上有可能优先获益。 作答要求 根据“给定资料”，请梳理当前数字化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要求： (1)问题梳理全面、准确； (2)措施有针对性； (3)不超过400字。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记者在各地调研采访，总能听到一些地方领导感慨“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理由之一就是社会转型期有太多复杂的事情要处理，尤其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很难处理，比如信访、利益矛盾纠葛等，所以他们有时戏称自已是“救火队长”、“消防队员”。需要看到的是，不少领导干部对此并没有畏难情绪，敢于迎难而上，直面并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开展动真格、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大接访”。但也有一些作风不那么扎实的官员，抱着得过且过的侥幸心理，只管任期内的施政效果，追求短期效应，或对需要“啃硬骨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阻碍科学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视而不见。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公务员应当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对复杂问题本身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问题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一个组织、团体，还是公民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有效地解决问题就成为实现集体或者个人目标发展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复杂问题是相对于简单问题而言的，复杂问题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呈现出具有一定困难、紧急性的突发事件或内容涉及多个方面、错综复杂、一时无法处理的事件。对于复杂问题，有时候很难定义，因为它更多的是根据人自身的判断。有些人喜欢通过“绕圈子”的形式办事，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深奥，把单线的问题按照多样方式处理，就是人们常说的“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人为造成的“复杂”。另外，很多问题不一定一开始就是复杂问题，一些简单问题因处理时机不对或者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因素，没有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时也会演变成复杂问题。复杂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单一的，如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它可能涉及有关部门执法不力、当事人责任心不强、规章制度存在缺陷等一系列问题。在职能部门中，复杂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也是由于公共行政事务本身需要多部门协调和沟通才能很好解决所决定的。同时，复杂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具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由于同类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旦具备了相同的条件，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仍然会发生，而且同样问题的发生会增加复杂问题的解决难度。对复杂问题的处理，既要根据复杂问题的处理紧迫程度，作出快速反应，做到不拖拉、不推诿，而且还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合理有效的解决方式，稳中求快。复杂问题的内容和本质直接决定了处理问题的时候，必须从整体考虑出发，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灵活应变、有效地解决问题。单线型思维模式无法全面认识复杂问题背后的逻辑和缘由，只有从立体的角度，客观地分析问题，深入洞察复杂问题发生的原因、过程、变异、途径等，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在紧急的时候，处理问题需要非常态的解决方法，需要临时组织团队，集中攻关、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复杂问题处理得不妥当，就会造成较大的危害和破坏性。那些能够预防的事件，都只能称之为常态问题，只有那些无法预知的、被忽视的、具有颠覆性的意外事件，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复杂问题。复杂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是因为某一特定事件的演变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某种人为的因素引起的。 2．云南省丽江市“玉湖水利群体事件”过去一年多了。事发地现在情况怎样?2008年底，记者实地调研感到，玉湖的反思和经验，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群众工作，有许多启迪。2007年6月27日上午9时，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湖村近百村民，就三柬河调水补偿问题在村口聚集，准备到县、市上访，继而堵断三柬河14天。丽江市委、市政府遵循“一切从群众立场出发，决不能与群众对立”的精神处理事件，玉龙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队深入群众中工作10多天，妥善平息了事态。一年后，记者眼前的玉湖村一片生机：新修的弹石路穿过村庄通向雪山，路边流水潺潺，游客骑着马叮当而过。2008年黄金周期间，旅游合作社分给村民的钱每天都有几万块!与记者谈起“玉湖水利事件”，曾参与堵水的纳西族妇女和爱琴满脸羞愧地说：“当时真是吃了‘迷药’!”玉湖村曾经很穷，但旅游资源富集。从2002年起，村里兴起了牵马旅游，获利丰厚，但无序的竞争日趋激烈。2004年村里以“党支部+合作社”的形式探索建立旅游合作社，规范了牵马旅游，村民可从中分红，村集体也有了积累。玉湖村党支部书记赵世军介绍：从2003年到2007年，玉湖村人均收入从927元猛增到2500元。旅游合作社红火了，利益纷争和矛盾随之而来。合作社重视的是规范经营和长远发展，农民看重的是眼前利益。从2007年4月18日起，丽江市从三柬河往城区调水，按照政府制定的补偿政策，水班(以村组为单位从河流中依次取水灌溉的班次，以小时计)“绝收一亩补一亩，减产多少补多少”，玉湖村九个村民小组中有三个没有补偿。但部分村民认为，连下游的村社都有补偿，自己为涵养三柬河水源作出了贡献，无论有没有水班，都该补偿。据公安部门调查，调水补偿只是导火索，背后是个别不法分子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掌握基层政权，从而将村旅游合作社、马场等集体利益归为己有。他们打着为全村争利益的幌子，蛊惑、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堵截水源。村支书赵世军反思说：“现在，我们村既抓钱，又抓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玉龙县委书记孙文忠分析，玉湖人富得太快，法制观念和文明素质赶不上经济发展；村社管理上，抓富裕紧、抓文明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同步。他说：“玉湖村内部矛盾的产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发展中的矛盾，不同于传统的治安问题，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2007年7月10日12时，三柬河水源被持续截断312个小时，丽江市城区供水和景观用水面临危机。面对手持斧头、锄头、棍棒的聚集群众，玉龙县委县政府报经上级党委政府批准，在“玉湖水利事件”发生时就反复强调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玉龙县不断召开县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政府常务会解决群众反映问题。2007年7月7日，在紧要关头，玉龙县召开了玉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场办公会，决定每年安排65万元经费，5年不变，实施玉湖村纳西文化古村落保护项目。会议还决定，对玉湖村实施弹石路建设、数字化电视网络建设等支持项目。从事发到依法处置，县委副书记杨晓敬、县政法委书记杨福红等县领导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背后组织者家中做工作，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地进村入户，感动教育了多数群众。记者了解到，为避免干部“走读”、脱离群众，玉龙县有一条铁的纪律：乡镇干部离开驻地，必须报县委请假，如果县委领导下乡发现乡领导不在而且没请假，可以对其就地免职。领导干部作风的扎实过硬，也避免了处置中可能出现的误判和草率。如今，丽江设法财力下沉，让基层“有钱办事”，走进玉湖村党支部，党支部议事制、村两委联席会议制、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18项制度全部上墙。村两委班子成员直接挂钩到村民小组，对社会治安、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包干负责。村支书赵世军说，两委班子成员从来不休双休，坚持每月上班25天，村民们“有事找党员、发展靠支部”。总结“玉湖水利事件”的教训，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说，近年来，基层组织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尤其是在个别农村，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减。群体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就会有组织地集体上访，群体事件难以避免。玉龙县地处滇西北，世代居住着10多个民族，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革命老区县。5年多来，靠同定资产投资拉动全盘经济。大建设、大开发也带来了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纠纷。如新建县城周边农民变市民的问题，项目区内群众与开发商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关系群众的现实、直接利益，具有鲜明的经济利益特征。基层干部感叹：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光靠思想政治工作不行，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手段。回访中，基层干部们反映，由于基层的财力较弱，一些乡村仅能维持运转，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玉龙县2007年财政收入仅有8957万元，为解决城市调水后白沙乡现有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需要资金1200万元，玉龙县除请求丽江市解决500万元外，还要请财政状况较好的“邻居”古城区帮助解决200万元。目前，尽管丽江市的财政非常困难，但也想方没法财力下沉，给基层“补血”，让基层“有钱办事”。玉龙县县长和慧军感慨：“玉湖水利事件”是一面镜子——村民们从中看到了只顾眼前利益、无视国家法律的害处，倍加珍惜眼前的安定和谐；村干部从中看到了片面发展的局限，思路变得协调科学；领导干部从中看到了创新执政方法的必要，决策更加透明、民主。 3．2008年10月30日以来，重庆市出租车业内就风传11月3日开始罢运，而且有人还在散发罢运传单。3日早晨，罢运的传闻成真。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早晨5时30分左右，一些出租车司机纷纷来到重庆市观音桥商圈、杨公桥等重要路段，怂恿上路的出租车开回去罢运，一些还在运营的出租车被砸。对于罢运，重庆市一些出租车司机表示，他们也想去挣钱，但诉求未得到答复之前，不会上路。也有的出租车司机担心汽车被砸，不敢上路。尽管出租车罢运给市民带来不便，但不少人依然对罢运行为表示理解，并认为罢运要取得的效果不是涨价，而是让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降低规费。有人算了一笔账：一辆出租车每天能挣700元，四年承包期总收入为80多万元，但向出租车公司交的规费即“份儿钱”、“承包费”、“预期营业款”等各种费用就要57万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气、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机每月只能挣2000元左右。出租公司拿走的钱约占七成，扣除购车等成本和税款，一辆车每年约有4万元盈利，不受物价、油价上涨等成本变动影响，旱涝保收，收益平均每年达50%，有的甚至高达70%。记者调查发现，重庆市出租车司机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加气难、运价低、罚款多等问题，但其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越积越多。重庆出租车基本上都使用天然气，加气难这个令出租车司机最头疼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一般来讲，重庆出租车加气最少等1个小时，最多等3个小时，这使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出租车司机怨声载道。提高运价也是一些出租车司机的诉求之一。一些司机反映，他们所挂靠的出租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一般每月为7000元到8000元。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提高运价。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现在收入越来越低，我每天开出租车收入只有40元到50元。过去刚经营出租车时，我向家人保证能赚钱，答应每天能交100元，但现在4天才能交100元。”有关专家说，“加气难”等供需矛盾，虽然根本上反映了要素市场改革不到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部门离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处理得比较及时。事发当天8000辆出租车罢运，2小时后重庆市召开紧急会议，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下午有近800辆车恢复运营，但不久这些车又停运了，部分车辆遭到拦截或打砸。很快，重庆市组织上万名执勤人员保护出租车运营，承诺解决出租车司机遇到的问题。4日晚，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6日，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不设前提地“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随后，50元“份儿钱”被减免，负责交通的有关人员受到处分，政府承诺将解决其他问题。重庆市还在出租车行业协会下建立了“的哥”分会，就是以后再遇到经济困境、制度烦恼和无法解决的难题，司机朋友们就可以通过这条通道，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畅通无阻的沟通对话。有了行业协会这个“娘家人”，很多难题就可以顺利解决。今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提交一份全国出租车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行业存在的五大矛盾：一是市场准人制度不合理；二是出租车经营权管理混乱；三是“黑车”监管缺失，冲击行业秩序；四是司企关系不清，司机负担过重，收入偏低；五是行业管理体制不顺。目前，交通部门正着手对出租车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行调研，将逐步采取政策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关专家认为，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当务之急一是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维护司机合法权益，如强制“三险”保障，制定“份子钱”最高限价，提供统一规范的合同范本等。二是打开市场大门，打破行业垄断经营，从长远看，应加快出租车行业立法步伐，明确行业管理责任，理清政府部门、出租公司、司机之间的关系，按公平透明、科学发展的原则，重构行业利益分配格局。 4．瓮安事件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2008年6月22日凌晨，一位14岁女孩在贵州瓮安县西门河溺水身亡。6月28日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这个女孩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有超过300人直接参与打砸抢烧，事件持续7个小时。近几年，瓮安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据统计，2000年至2007年，瓮安县GDP从11.4亿多元增加到21.9亿多元，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从6682万元增加到2.4亿多元，增长近4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4.4亿多元增加到19.3亿元，新增近15亿元。与中西部不少县市一样，瓮安尽管交通不发达，但资源丰富。凭借丰富的煤、磷资源，该县这几年财税收入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不过，瓮安的快速发展，仍然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甚至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型、掠夺式发展。资源开发让地方GDP增长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增加了，让矿老板赚鼓了腰包，可群众“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不仅享受不到资源开发的利益，还要付出生产生活受损的代价。记者发现，当地有少数干部缺乏危机意识，更缺乏党性和正气，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有一些干部不敢面对群众，不能深入、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当地“两抢一盗”和打架斗殴等事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数百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部分群众积怨甚深。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味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取强制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隐患。在处理瓮安事件现场通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线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而在处置这些矛盾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大量事实充分表明，这次事件中确实有黑势力直接参与，直接指挥、打砸抢烧、违法犯罪。在处理过程中，对不明真相的和协从的群众，应采取批评教育和团结的方法，绝不容许再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对幕后策划、组织、参与打砸抢烧的挑头骨干分子和黑恶势力的骨干分子及其他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必须绳之以法。 5．毛泽东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以矛盾的分析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实质的完整体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处理复杂问题的思想的形成。197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不结合，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也不可能处理好各种复杂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实事求是的路线，提出要坚定不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要有创新的理论来武装，而越是进行理论创新，就越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方法，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冲破过时的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要不断实现从一个理论境界向另一个理论境界的跨越，创新的真谛在于能够随社会历史进步，不断概括和总结时代精神、科技成果和实践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富有时代气息。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前提下，推动理论创新，寻求新的方法，不断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新问题。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因此，考虑问题时，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用实践去发现本质”的实践观点，说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查研究的途径来解决，这也是处理复杂问题的重要途径。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一重要思想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始终能从复杂的国际国内各种矛盾中抓住中心，把握住问题关键，突出问题的重点，着眼问题的全局，不为现象所迷惑，不为局部所左右，妥善处理各种国内外复杂事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强调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一方法突出了处理复杂问题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团结群众、相信群众的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我们要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及时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们要始终从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全面把握我国社会稳定的大局，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闲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就必须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小事之中有大局”的高度，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做执政为民的第一信号，及时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紧迫的问题，切实把群众的每件小事都办实、办成、办好。去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了重大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浮漂、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因此，公务员用真情、出真心、讲真话，全力做好群众工作，实乃当务之急。用真情、出真心、讲真话，可以说是公务员做好群众工作的“真经”。但是，每一名公务员要在实践中把这一“真经”念好、做好、落实好，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愿不愿意做好群众工作，会不会做好群众工作，能不能做好群众工作，是衡量公务员素质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和重大考验。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