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他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江西鄱阳县昌江圩险段，在那里处置险情的500名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已经坚持了四个昼夜，其中不少战士是“90后”甚至“00后”。“我要上，让我来!”有的武警战士救生衣上写着这样的小字。为了对武警战士表示感谢，当地村民送来绿豆汤和茶水。在另一险情段，河水离堤面只有50厘米，有的地方还开始渗水，全村党员干部全员上堤，组织村民运土加高堤面，党员小徐的双脚已经在泥水里泡了18个小时，顾不上休息的他说：“我们必须守护好身后的家园。” 洞庭湖连日来持续出现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目前，湖南省超过40万干部群众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大堤上，湖区干部群众24小时值守巡查、清基扫障、开挖浸沟、查险找险。在大堤防汛灯照耀下，戴着红袖章的巡逻队员们有的用强光手电寻找蚁穴、鼠洞、渗漏等险情，有的敲打“竹梆子”报平安，抢险队员的对讲机通话声此起彼伏……湖区干部和人民以实战状态全力迎战来势汹汹的洪水。 张家界市主要领导及各级党员干部争分夺秒，冒着大雨，踩着淤泥，蹬过积水，赶赴汛情最为严峻的乡镇，现场指挥部署防汛救灾工作，在启动防汛Ⅱ级响应后连夜深入受灾乡镇(街道)进行值班值守督查。“洪灾面前，没有理由不冲在最前。”近期，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局部暴雨天气，累积雨量大。“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就一直坚守在应急物资配送及社区防控第一线。在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洪灾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冲在最前沿。”永定区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宋书记说。 7月6日晚，慈利县许家坊土家族乡雨势较大，该乡党委书记谢坚立即组织调度相关人员重心下沉，开展防汛防灾巡查工作，查看存在隐患的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并叮嘱相关负责人、附近住户提高警惕，做好防护措施，有危险立即转移。 红岩村党支部朱书记冒着被水冲走的危险，前往河边查看水位，并上门查看住在附近村民的相关情况；咸水村党支部邓书记分时段对辖区内的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进行实时巡查，并及时反馈巡查结果；云山村成立了一支14人的应急救援队，24小时轮班，洪水冲毁了道路，队员们第一时间组织抢险保畅通。 面对持续的降雨，谢坚连夜发布一条信息：“今晚雨势未见减弱，请乡、村两级防汛防地质灾害责任人迅速到位，加强巡查，对存在较大危险隐患地段的住户进行紧急转移，有任何情况立即上报至村、乡，收到请回复!” “收到!” “收到!” 2．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是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促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著名的小岗村，就有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第一书记。“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是小岗村当时的写照。2004年，40岁的沈浩从安徽省财政厅来到这里之后，带领村民修路、打井，支持青年创业致富……渐渐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小岗村发展的新路，让小岗村发生了巨变。他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贴着村民的联系方式，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他也成了群众心中“离不开的干部”。 40多年前，小岗村的18位村民曾按下红手印，改变了这个村子的命运。沈浩到来后，群众们又两次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们最真实的心愿——在沈浩任期届满时，村民们集体按下红手印，留住他。2009年11月6日，因积劳成疾，沈浩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村民们再一次集体按下红手印，请求将这位好书记安葬在小岗村。 从省直机关来到贫困山村的还有一位“羊书记”——隋耀达。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共村群众眼中，他经常穿着迷彩服，做事雷厉风行。来到共村之初，为了“扶志”，隋耀达给村里的一个贫困户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一步一步成了致富能人，还当了村里的后备干部。一个家庭的变化激发了整个村子的动力。村民们有了精神头，隋耀达开始着手发展产业。种植红毛丹，圈养黑山羊，编织黎锦工艺品，建设光伏发电站……经过3年多的发展，羊场的黑山羊产值近60万元，贫困户家家分红，户户增收，实现了良性循环。其他的三个项目也形势喜人，共村摘掉了“贫穷帽”。谈到为什么选择这些产业，隋耀达有自己的诀窍，他说要当好带头人，不能盲目地指挥，“农民都是专家，要向他们请教学习”。 别看这位“70后”书记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其实在2014年省里派选驻村干部时，他刚被查出颈动脉瘤，不能过度劳累，但他还是主动报了名。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隋耀达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群众，连见义勇为获得的奖金也全部拿出来用于扶贫。 在第一书记的队伍里，还有更年轻的“战士”。1989年出生的黄文秀，在同学们的心中是个“爱美，喜欢穿裙子，会弹古筝”的姑娘。她牢记着父亲的话——“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广西百色革命老区成为市委宣传部干部，并主动请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刚到村里的时候，群众并不信任这个“女娃娃”，甚至对她有些排斥。她到贫困户家走访，群众也不愿意过多交谈，觉得她是个“小年轻”，跟她聊了也没用。面对这种情况，黄文秀着急得睡不着觉。但是很快她就改变方式方法，从帮着贫困户干活，到学习说桂柳话，慢慢地融入了这个村子，群众开始接受她。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发展特色产业，对接市场，建立电商服务站，在黄文秀的带领下，这个贫困山村开始发生变化。2018年，百坭村8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下降到2.71%。 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回家陪护刚做完肝癌手术的父亲，看着天气突变，她担心村里受灾，顾不上病床上父亲对她安全的担忧，着急返回百坭村，临走前还嘱咐父亲要按时吃药。一路上她不断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询问灾情，特别叮嘱要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此时，雨越下越大，山洪突发。她给自己的哥哥发信息说，“被困住了，两头都走不了”。而这却成为她留给家里人的最后一句话。 脱贫攻坚决胜小康，是黄文秀心中的“长征”，而她美丽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这条“长征”路上。8年前，也是在6月份，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初，她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 3．2014年以来，H省全面推行“一村(格)一警”，建立起覆盖全省各个村庄、城市网络的新型警务模式。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H省的7806个警务室、4.3万个警务工作站，9834名社区民警和4.3万名辅警，迅速投身防控工作一线，被群众称为贴心的“警察蓝”。 2020年2月的一天，派出所刘所长接到“微警局”案件通报：辖区一家口罩生产公司高层确诊新冠肺炎，公司数十名技术员和工人纷纷停下生产机器，抱着行李往外跑。刘所长、“村儿警”小李感到事态严重，该公司日产上百万只口罩，一旦停产，影响不小。两人决定先去现场劝说工人，再寻找信源。两人很快就查清：公司一名外来人员的远房亲戚确诊，与此人无关，更没有传染公司员工。谣言澄清，人心安定。疫情期间，“微警局”加强巡查网络谣言，由驻村民警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处理结果。同时，协助测控体温、打击制假售假，保障辖区40家口罩、防护服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社区民警小宋2018年初到基层时，一头雾水。老民警教他，迈开两条腿，练就“铁脚板”，摸清底数，才能心里有数。小宋用5个多月时间走遍了123个楼栋1803户群众，了解到老旧小区情况后，便着手推动对小区进行封闭管理、技防物防改造。与此同时，他手机上还安装了“一村(格)一警”智能工作平台。该平台可以提醒社区民警“今天任务”“走访考察任务清单”，做到信息精细推送、要素智能采集、任务精准派单、矛盾隐患动态清零、档案自动生成、考核实时完成。凡是需要关注的人员，平台会及时推送信息，民警也能够及时上门走访。2020年1月24日下午，小宋接到社区通知，有一名疑似患者，需要紧急隔离，可此人情绪激动，拒绝配合社区人员。小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迅速赶到疑似患者家门口，讲风险、说政策，终于说服其住进定点医院。 “村儿警”“片儿警”常年“泡”在基层，与村居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调解，可以及时发现苗头，化解矛盾纠纷。3月1日，马庄村“讲理堂”，村警务室的民警小许主持化解了一起持续多年的邻里纠纷。村民金某和顾某因为争执80厘米宽的一垄地，互不相让。近日，两家矛盾升级，金某脸被划破，住进医院。小许眼见纠纷越闹越凶，于是联合村干部到田问测量地块，到家里耐心说服。最终，金某和顾某各退一步，达成和解协议，确保春季正常备耕。 小何不仅是“片儿警”，还兼任滨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直接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和民警小何一样，H省有8452名社区民警、34756名社区辅警进村(居)“两委”班子，兼任村(居)党组织副书记、村(居)委会副主任，兼任率分别达到100%和98.5%。将党组织设在警务室、警务工作站，针对群众急需急盼，贴近贴心做好服务。2020年2月初开始，大部分居民自觉“宅”在家里。可是，困难群众的生活却成了问题。滨河社区的老章腿有残疾，独自居住。社区民警小何了解情况后，组织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暖心小分队”，及时采购、捐赠生活物资，送给老章等困难户。老章感动不已：“社区不仅‘零疫情’，而且‘最温暖’。” 文化路公安分局黄局长说：“社区民警既要专业作战，又要发动物业保安员、平安志愿者、平安协会等力量。”文化路公安分局辖区的商圈有20平方公里，住了近20万人，客流量大、租房户多，一度案件高发。社区民警小张到任后，督促商场、小区增加保安力量，增设高清监控设备；协同文化路公安分局警力，集中侦破手机扒窃、入室盗窃、电信诈骗等“硬骨头”案件。仅用3年时间，原来每天案发20多起的社区，实现200多天“零发案”。 4．201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强调，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在湖北恩施，有一位深藏功名65年的“战斗英雄”张富清，他的事迹直到2018年年底才被人知晓。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1948年3月，张富清光荣入伍，加入到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6月，壶梯山战役，张富清担任突击组长，第一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记师一等功。8月，张富清如愿入党。9月，临皋战役，张富清担任班长。11月，永丰战役打响，张富清担任突击连连长，战斗胜利结束后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并再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勋章。永丰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1949年年底到1951年两年间，张富清随所在的部队，一路从陕北挺进新疆，最后将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张富清先后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 1955年，张富清转业，他原本可以选择去大城市，或回到老家陕西汉中，但他却选择去往湖北恩施，来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人民奉献了一生。“他总是一个月在农村20多天，我们根本见不上他的面。”提及童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这样说：“像别人都有的趴在爸爸背上的记忆，我们都几乎没有。”但在当地山区年长的村民的印象里，却正是这个小个子党员干部，带领组织大家建电站、修公路，一步步让村民的日子好了起来。直至80年代初，张富清才调回到县里的建设银行支行担任副行长直至离休。 60多年来，张富清坚持为党为公，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人。“人要自立，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几乎是张富清随时挂在嘴边的话。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2018年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父亲从来不让我们碰他的皮箱，更没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张建全说：“直到这次信息采集，我们让他配合组织工作，他才拿出了这些。” 5．自湖北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立即集结。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党员干部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党旗永远在第一线飘扬。 湘雅医院肾内科党支部争先向医院党委提交请战书，请战书落款处是支部全体24名党员的签名和手印。同日，急诊科党支部“80后”急诊医师宋延民带着行李箱到科室，并给急诊科党支部书记李湘民发去了这样一段话：“如医院有援助湖北的任务，我要求报名参加，不计报酬、不论生死。我今天上班已经把行李带来了，如有指示，可随时加入战斗。”湘雅医院呼吸内科党支部全体34名党员向医院党委提交请战书。“我是儿科党支部书记，必须第一个报名。”“我是党员，也是医生，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有担当，如果武汉需要，我报名。”……这样的党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用自己的举动擦亮了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 湘雅二医院发出动员令后，成立了疫情防控预备队，得到广大职工特别是共产党员的积极响应，报名人数每天都在刷新，其中共产党员占80%以上。“我申请加入‘抗疫’一线，我儿子也是学医的，我要用实际行动教会他比任何专业课更重要的一课——责任与担当!”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监护室的罗征医生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感染科党支部是医院新冠肺炎防控的第一梯队，也是主战场，支部28位共产党员，除2位在国外，其他春节期间均在上班。急诊科除了日常接诊，还承担了发热病人的筛查和初步救治工作，党支部书记贺志飚带头坚守一线，从医22年，这是他第19个没有回家的春节。放射科党支部向全体职工和共产党员发出倡议，以战时状态奋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用行动诠释责任与大义。检验综合科党支部书记胡敏带领支部党员同志，与时间赛跑，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方法学，为“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 湘雅三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由感染科、呼吸内科专家和全院党员志愿者组成的工作团队，他们的一组背影被大家称为“年三十最温暖的背影”。因为穿了隔离服认不清谁是谁，医护人员就在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互相打气加油。自启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一线医护人员每人要穿5层防护衣，戴上口罩、面罩、眼罩等，4个小时轮班下来，全身都被汗水浸湿。湘雅医院感染病科总住院医师郑宜翔表示，“工作的时候没感觉，但是出来坐下之后，就感觉自己像泡在水里面一样。而为了节约防护用品，大家甚至连水都不敢多喝，有的甚至穿上了尿不湿”。有网友说：“看着他们的背影，感觉到安心和放心。没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因为你们在守护着我们!” 1月26日，在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支援湖北的任务后，湘雅医院迅速向重症医学科发出征集通知，30分钟内便有21名医护人员志愿请命。由张春艳、殷俊、喻赛红、李湘湘、朱恋5位重症护理专家组成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家医疗队组建完毕。临行之际，4名非党员队员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我们跟着共产党员上抗疫前线，要像共产党员一样去战斗!” 作答要求

资料 (1)2003年11月24日凌晨，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学生宿舍发生的火灾，震 惊世界，更牵动亿万国人的心。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坐落在莫斯科的西南方，是 一所以培养外国学生见长，著名的学府。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学生是该校主要的生源。24日午夜，窗外大雪纷飞，寒风刺骨。6号宿舍楼 内，刚刚从世界各地来这里的180名学生大部分已经熟睡。凌晨1时40分左右， 三位黑人女孩居住的二层203房间突然起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很快烧到最高 的五层。在这栋宿舍楼里有80多名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住在一层和二层，四层 和五层也有部分中国学生居住。火灾发生后，从睡梦中惊醒的学生夺路逃生。但 是住在上面两层的学生醒来时，烈火浓烟已经截断了逃生之路。一些学生情急之 中跳窗逃生，但不是丧命，就是被摔成重伤。据脱险的中国学生向记者介绍，他 们看见许多黑人学生从4层和5层往下跳，只听一阵阵扑通扑通的落地声音，连 叫喊的声音都没有，估计掉到地面后不是丧命就是昏迷了，情景惨不忍睹。这些 刚刚来到俄罗斯的青年连用俄语呼救的能力都没有，据俄紧急状态部估计，报警 至少拖延了30min，消防车到达现场时，整个建筑物已成为一片火海。抢救人员 在现场就发现33名死者，另有3人在医院不治而亡，近200人受伤，170多人被 送到医院抢救和治疗。住在一层和二层的中国留学生很快逃离火海，但仍有46 人受伤，3人死亡，12人失踪。一位前一天才到莫斯科的小伙子对记者说，我来 俄罗斯之前对各种困难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在第二天遭 遇大火。据俄警方估计，大火多半是使用电器不当导致电线短路造成的。俄罗斯 大部分建筑内基础设施已经老化，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学校火灾事故。 (2)逢年过节，谁都不想有意外之灾。可是，一场场火灾酿成的悲剧让人痛 心和惋惜，成为每年春节期间的“黑话题”。据公安部消防局对近两年春节期间 发生的火灾情况统计，2002年的除夕至初五，全国共发生火灾6 493起，死亡 86人，伤57人；2003年的除夕至初五，全国共发生火灾19 041起，死亡57人， 伤55人。这些“黑数字”仅仅产生在短短5天之内，防火警钟不能不再次敲响。 (3)据公安消防局统计，今年1～10月，全国共发生火灾20．5万多起，死 亡1 866人，受伤2 601人，直接财产损失12.7亿元。今年以来的火灾还呈现出 特大火灾增多，非重点单位火灾多发，商住楼、出租楼火灾突出，小型娱乐场 所、家庭小作坊火灾比重大，公共聚集场所火灾严重等特点。公安部消防局局长 郭铁男说，今年发生的重特大火灾，80％以上的直接原因是违章用火、用电、用 油和用气等人为因素所致，而从深层次上说，则是由于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机制弱 化、法制观念淡薄、消防基础设施滞后等原因造成的。 (4)随着两万衡阳人民挥泪送别20位英烈的追悼会的结束，令人震惊和悲 伤的衡阳“11.3”火灾事件开始淡出人们的目光。然而，火灾带给我们的反思和 质问却不应就此结束。 一个五证不齐全的商品房为何能够出售? 我们都知道，房屋建筑是百年大计，质量是第一位的。但是，为什么一座竣 工才5年的大楼会突然坍塌?经过央视记者的调查，在湖南衡阳“11.3”特大火 灾中倒塌的衡州大厦，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违章建筑(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 时》2003年11月10日)。报道称，当有关方面要开发商拿出相关的大楼建筑证 明时，开发商翻箱倒柜只拿出5年多以前盖楼时和卖楼时的土地使用许可证和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却死活拿不出建筑单位资质证明、工程施工许可证和验收合格 证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五证不齐全的商品房为何能够出售? 有关部门为何视而不见? 永兴集团总经理周开保说，前些年开发商擅自增建楼层的现象确实很普遍， 有关部门管理得比较松。我们知道，给大楼增建层数，将会大大超出大楼的设计 要求，地基负荷过重，很容易造成商品房下陷和墙体开裂，火灾时则容易发生坍 塌事故。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在建筑行业非常普遍的违规违法现象，有 关部门为何视而不见? 一个消防隐患如此严重的大楼置《消防法》于何地? 据衡阳消防支队队长杨发良称，衡州大厦在1998年10月建成时，消防部门 便提出了3点整改意见，即该大楼与周围的建筑相隔不到6m，无消防通道，消 防龙头偏少，消防设施严重不足。《消防法》第40条规定：(一)建筑工程的消 防设计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二)依法应当 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未经消防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擅自使用的， 要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可以 并处罚款。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消防隐患如此严重的大楼，在验收不合格 的情况下投入使用，将《消防法》置于何地?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近日，张敬伟先生在《何必硬赖“八朝古都”的虚名》一文言及，中国古都学会日前认定河南开封曾是夏朝的都城，将有着“七朝都会”之称的开封荣升为“八朝古都”，并认为开封应位居“八大古都”之首，堪称“华夏第一古都”。张先生批判中国古都学会“既然是学会，就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审慎对待历史，怎能轻率地违反历史学和考古学常识。为一个城市背书?”并积极呼吁，开封卸下八朝或七朝“古都”的文化负担，保存好东京汴梁的历史文化遗址，才是当务之急。张先生的批评，着实值得学术界深刻反思。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山东高密举行的第四届红高粱文化节“大禹·高密”文化研讨会上，主办者宣读了专家共同签署的“大禹字高密”“高密禹所封国”的研究声明。且不说大禹传说有一个层累积聚、多元并起的漫长过程，即使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大禹所处的时代，正值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阶段，哪有什么个人的字?哪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国”?这样劳民伤财的“学术”活动，实在不知道与学术有何关系。 不可否认，自20世纪以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不断推动着中国古史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并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然而近年来，部分中国学术完全失去了学术的意义，成了可以任人亵渎和玩味的“文化”招牌。从23位专家达成山西吉县人祖山娲皇宫女娲塑像下发现的遗骨属于三皇时代的娲皇“遗骨”的“共识”，到多年来北川县地方学者奔走呼号所积极开展的“禹生北川信而有征”的“历史认定”，再到彻底变味的西门庆、孙悟空故里之争，以及各地的宗亲会不失时机地“配合”地方政府，不加考辨地把来源各异的“同姓”名人，编排成井然有序的名人谱系，勾绘出绚丽多姿的文化长廊，中国高深的学术正悄然失去阳春白雪般的高稚而以极其“包容”“开放”的姿态走向民间。不少丝毫未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学者”由于发表一些语惊四座的“高论”一夜成名，中国“学者”的阵容正以空前的速度膨胀和扩大；一些学术团体，包括学会，由于种种原因，积极吸纳一些毫无学术素养的“学者”入会甚至担任学会的领导职位而使学会呈现出官学不分、商学合一、鱼龙混杂、不伦不类的面貌。 学术的繁荣助推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促成道德体系的完善和主流价值观的统一。彻底失去学术意义的“学术”，不仅造成新的学术混乱，也导致学术道德体系崩溃，并由此引发意识形态破产，造成空前的信仰危机。每一个真正关切中国学术与文化未来走向的人们，都应该认识到，整治目前的学术环境，还中国学术以“碧水蓝天”，已是刻不容缓的当下急务。 2．学术创新一直是学界探索的问题。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其最基本的标志在于与前人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相异性。“相异”即是“新”。不过，“新”并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基于“证据”的理性推演和客观总结。就文科学术创新的特性而言，创新既是目标，又是动力，更是衡量学者学术素质和学术效果的“价值尺度”，体脱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转”之三重进阶。 “人无我有”是指在某研究领域尚未有学者涉足或尚未有学者将相关、相近的某几个学术领域综合交叉研究，而某学者发现了这样的“学术空白”，从而推出有创新的学术成果。通常言，在特定的专业学术领域之下，在相近的学术领域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和层面上的“学术空白”以及某种可能的交叉性的“学术空间”，学者一旦把握了这样的时机，必会占领学术前沿。只是，新领域、新空间的探索，往往需要学者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具有较宽广的学术视界。透过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在哪个学术研究领域，任何新模式、新方法和新结论的推出，几乎皆是前期成果雄厚、思想深邃的学者的专利。一个刚步入学术研究殿堂的年轻学者希图实现空白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占领和填补，往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而对于有敏锐学术眼光、有充沛学术积累的学者而言，新领域、新空间的探索和开拓则是“水到渠成”。学术研究重在积累，积累越多，就越能站在前人肩膀之上而高瞻远瞩，才能真正进入“人无我有”之境。要实现“人无我有”之学术创新，重在学术积累，重在培养学术眼光，重在学术研究的戒骄和戒躁。“人无我有”之进阶是胸有成竹的“学术自信”。 “人有我精”是指在某文科领域或者说对某个特定问题、特定历史人物已经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后进入的研究学者要在“人有”的学术丛林中立脚，则须“我精”，即实现特定问题研究、领域研究的深邃、高远和系统。对于多数学者而言，在步入学术研究殿堂之时，往往是要从“人有”之局面中开拓新天地，而那种较为纯粹的空白的新领域、新方法、新模式的构设和挖掘往往是“学术大V”的专利。只是，在“学术大V”成为“大V”之前同样要经历“人有我精”的学术历程。刚入门的年轻学者与其追求根基不稳的学术研究的“空中楼阁”，不如脚踏实地地选择特定的学术研究领域、站在前人学术肩膀上实现“人有我精”的学术创新。前人的学术研究能刺激后来者做深入的学术挖掘和细致的学术梳理，甚至说，对相关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本身就是学术创新。不同的文科研究学者的不同的学术心态和知识阅历以及心得体悟，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研究话题，所阐发问题的深浅程度、研究结论的系统程度，皆存在特定的差异。各具个性的个体生命追求往往造就出文科学术研究的个性，说“创新”是衡量文科学者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的“价值尺度”，本质上就是因为文科学者必然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创造，经由个体的心思体悟而客观地逻辑地还原研究对象的面貌。研究对象本身的客观性无须质疑，但研究过程的主观创造性同样客观存在。因此，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神情各异的研究结论。总之，“人有我精”是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始基，发挥研究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凝结自我的心得体悟，历史地逻辑地推出创新性结论的过程。“人有我精”之进阶是钩深致远、滔滔不绝之“学术遨游”。 “人精我转”是指某学者在某特定的学术领域取得特定的学术成绩，经学术比较后发现已有其他学者对这样的问题、人物、领域的研究超越自己，当“知难而退”，学会开拓新领域，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的“转生”。学术研究不进则退，“知退”才可能“转生”。尽管已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学术建树，但应时时保持学术研究的“危机”意识，时时观察学术研究的现状，善于展望学术研究的未来，时刻追随学术创新的浪潮。生命在于运动，学术创新的动力同样来源于学者的省思。曾经“辉煌”于某特定领域、曾经“开拓”过某特定领域，未必能永葆学术“排头兵”的位置。唯戒除“学术自满”，方可走向新领悟。真正的学者敢于面对纷繁的学术现状，敢于从学术精品的包同中“急流勇退”。不是否定前功，而是敢于创造新功，既然有更多的学术新秀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学术空间里创造着更加深邃、细腻的学术精品，何不自我学术转变呢?当然，转变后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往往是哪种“人有”但未必“精”的学术领域，学术研究者只要潜心研究，必能实现“人有我精”的学术创新。甚至，“转生”后的学术研究领域或许就是那种全新的“人无我有”的学术研究领域，推新成果、立新结论、构新体系便自然而然了。“人精我转”之进阶是急流勇退、知退得正的“学术转生”。 3．在近年的村落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两种现象普遍存在：其一，同一村落呈现“旧村”与“新村”并存的格局，边界清晰，景观迥异。“旧村”一片矮房旧院；“新村”高楼连排耸立。其二，在撤村并区、村落区划发生较大变化的地方，人们追溯乡土历史传统、寻找乡土文化认同的心理非常强烈。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社会，当下正处于重大变局的过渡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国策，在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变化。因此，应从村落的实际情况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遇的种种困难，而乡土社会中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 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自有其社会秩序，其生活生产组织方式，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民俗规约性，村民运用民俗规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面对现实困境时这些民俗规约往往释放出相当的活力。20世纪，“现代性”与“革命性”成为主流话语，以民俗为表征的乡土传统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乡村社会中有了民俗文化的回归。大江南北，名目繁多的传统庙会得以复兴，各地以“乡土风情”等为旗号的民间工艺展览、民歌赛会、民俗游和民族风情游之类活动不断涌现，一些学者在各式各样的民俗研讨会上为其推波助澜。但这一时期的“民俗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地纷纷上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努力让民俗文化与经济联姻，以赢利为目的的民俗活动成为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看似繁荣的民俗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扮演”，其主体——民众则处于被代言的状态，真正为乡村社会提供价值理念与文化意义的民俗文化面临危机。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民打工生活的常态化，乡土社区“碎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可以说，目前乡村青壮年向城市迁居(“去村落化”或“城镇化”)与乡土生活的城市化转变(“在地城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国家对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群体而言，既是发展机遇，又带来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民“上楼”变为市民，在获得一定的生活便利、享受到当代文明福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和扩大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农民为主体的大量新型社区的组织过程和文化建设等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各方利益能有交叉协调，这将是个有序的过渡，正在经历阵痛的乡土传统还可在调适中延续或重构。如果没有做好合理的过渡设计，而来自外部世界的改造压力又过强过急，则村落共同体的原有组织体系极易崩溃，村民的价值观容易发生裂变。 据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有7亿人生活在城镇。自发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成汹涌之势，它在推动城市发展繁荣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属性，动摇了传统的乡村文化体系。而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在当代中国，势不可当也无可回避。纵观整个20世纪，政府对村落的介入给原有的乡土生态带来影响，但传承乡土传统的个体及民间组织，往往会有条件地选择与政府合作，将之视作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契机。乡村社会为适应时代而形成的“新传统”，久之也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坚韧的文化适应能力。近年来，村落中的青壮年向城市迁居与村落生活的城市化转变，使得他们面临着劳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当前推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乡村社会的推进中应以“顺水推舟”的方式进行。 就目前而言，对于城镇化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业已达成共识，而如何具体落实“人的城镇化”，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在精英的叙事层面，“归园田居”“小桥流水人家”代表了超俗风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同时也是对乡土生活的归属感、幸福感的表达。但一旦与农民联系起来，就带有“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调侃。如当代荧屏上的农民形象，总带有傻里傻气、一根筋、胸无大志的“底色”。 正视村落危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设计中，要培养农民对其乡土社区的文化认同，激发其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使乡土社区焕发活力。当代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在降低，并对外部世界形成了经济依赖。处于开发状态的村落，则成为各种力量的利益博弈场。当旅游开发、新农村改造、文化保护、村落保护等纷纷涌入乡村时，乡村既不能选择也无法保有自主权，农民总处于最脆弱的位置。外部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了村落开发的普遍现象，乡土传统的瓦解由此进一步加剧。 重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社会组织性的引导与重建功能。民众对民俗文化的运用通常是“常用而不觉”，“文化自觉”由“不觉”而“觉”并不能单靠民众的领悟，如果说“有所觉悟”是内因的话，还需要外因的共同作用，这些外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正在自上而下推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在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提供外因推动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地将民俗政策从20世纪中期的“移风易俗”、80年代以来的“还俗于民”，调整为面向乡村社会的“顺水推舟”。具体说来，就是将乡土社区的发展权力逐步让渡于民，让乡土组织真正发挥其组织社区生活、管理社区秩序、勾连城乡关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家政府之于乡村社会应该扮演一种“顺水推舟”的角色。 可以相信，置身于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之中的乡村，完全可以通过重构本土文化传统的特殊魅力，保持一种舒适的生活节奏、“田园”的生活方式，而成为人类可亲可居的生活乐园。 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与发展，网络虚拟社区正成为人们互动及沟通的新型空间。尤其是伴随着web2.0时代社会化网络应用的升级，由SNS等社会化媒体引领的、以关系为核心的网络传播互动风潮令网络空间中涌现了大量的社群聚合现象，其中，趣缘群体的聚合尤为引人注目。 趣缘群体在互联网中聚合。趣缘群体，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类社会群体。所谓社会群体，即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趣缘群体，也就是经由趣缘关系结合起来的社会群体，这种趣缘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之上。趣缘群体由来已久，其与家庭、邻里、职业共同体等血缘、地缘、业缘群体一样，存在于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并与社会的发展交相呼应。然而，在互联网诞生以前，趣缘群体的发展始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主要是经由特定的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联结起来的，血缘、地缘及业缘群体是社会聚合的主导形式。 相较于血缘、地缘等群体而言，趣缘群体显得较为小众化、边缘化，往往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通过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大多以俱乐部的形式存在，缺乏固定的制度及规范，呈现出偶发性、小规模、不稳定等特征。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现实社会中零散而不起眼的趣缘群体开始在网络空间中蓬勃生长，越来越多的文学、电影、科学爱好者开始入驻豆瓣网、果壳网等虚拟社区，开辟属于自己的趣缘空间。各式各样的旅游论坛、摄影论坛等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的趣缘群体聚合以及随之而来的趣缘文化传播已成为网络虚拟社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那么，趣缘群体何以会在互联网中大规模地聚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网络趣缘文化传播的兴盛呢?网络技术为聚合提供了必要条件。过去，趣缘群体之所以难以形成和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和空间结构的限制。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分配给了家庭生活、学习或工作，剩余的空闲时间不仅少而且是碎片化的，而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会交往却尤其需要完整的、充裕的空闲时间，趣缘群体的形成更需要建立在常态化的社会交往的基础上。此外，从空间来看，空间范围越大，人们找到拥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同伴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意味着，一定规模的趣缘群体的形成必须跨越不同的地理空间。然而，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总是处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中，其跨越空间束缚寻找到同道中人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可以说，时空结构束缚了人类向外延伸的触角，而网络技术及网络媒介却正好打破了时空的束缚。在互联网中，时间是可以“保存”的，网络技术将人们的碎片化的空闲时间连接并整合起来，大大增强了碎片化时间在趣缘关系交往中的有效性。同时，网络社区更是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整合至同一个虚拟空间中，使得跨地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聚合成为可能。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在此，网络媒介正是在各个方面充当了人类的延伸，它打破了时空的桎梏，使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得以聚集到一起，促进了网络趣缘群体的形成。 除了消解时空结构的壁垒外，网络技术还能帮助人们突破固有的社会结构的束缚。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在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而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以自身的社会角色为脚本，不断地接收并践行其权利、义务及规范的过程。受制于社会角色的规范性力量，人们往往无法随心所欲地表现真实的自我，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兴趣爱好也只能隐匿于内心。相较于现实社会，由网络技术所支撑的网络社会则具有匿名性、开放性等特征，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忘却并抛开现实社会角色的种种规范和束缚，遵循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意愿，进行主动的自我呈现和网络互动，甚至可以挖掘并建构出一个全新的“我”。正是伴随着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式微，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度得到极大程度的凸显，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的趣缘群体聚合及趣缘文化传播也进而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盛行开来。 5．近年来，地处岭南中心地带的广州市提出要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目标是“到2015年，把广州建设成为文化引领作用更突出、文化产业更强大、文化特色更鲜明、文化服务更惠民、文化影响更广泛、文化软实力更雄厚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市，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文化名城打下坚实基础”。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文化特质等，本报记者近日就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问题对其进行了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广州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和雄厚的文化积累，其自身的文化在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不断酝酿出新的特质。您怎么看广州文化的新特质? 徐俊忠：广州独特的文化意义最主要是来自于滨海与商贸，或者说来自于滨海的商贸。历史上，广东由于偏处一隅，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在秦汉以前属于文化上的蛮荒之地，当中原地带儒家文化、礼制发展得相当完备的时候，这里还基本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的状态。然而，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动乱不断，岭南则相对稳定，大批中原人南迁，促进了广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与此同时，海上交通贸易急剧发展。广州开始成为中外商贾汇集之地，开始扮演“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的角色，并带来了“广人”与“夷人”杂处的局面，成为中外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前沿地带。 正是历史的这种变迁，使广州的地位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广州的地位因滨海商贸的发展而持续提升，南海神庙地位的变化和后来独口通商地位的确定，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广州的文化因滨海商贸而不断生发出崭新的特质。随着滨海外贸的发展，中外文化在广州并存、碰撞、发酵和交融。与此同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也由于较早就与外国人群交往，较多接触异国文化而更具包容和开放的文化气度。由此不断发酵并催生出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以“折衷中西”为重要特征的亚种文化——岭南文化。可以说，我国历史的改写和社会发展的转向，均与这一文化息息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广州“折衷中西”的文化特色可以代表广州文化的特质吗? 徐俊忠：“折衷中西”不一定是对于广州文化特质的准确表达，但它也大体上概括了广州文化具有基于滨海外贸而来的文化杂交特色与优势。广州的建筑是广州文化这一特色的直观表现。由于有过长时期对外通商的历史和属于“鸦片战争”后的条约城市，广州建筑中受“欧风西雨”的影响较重，其中部分直接就是西式建筑，而更多建筑体现的是在中式形制下大量嫁接的西方建筑元素。如广州的一些中式建筑中，采用西方建筑中常用的铁铸构建，用西式生铁柱去支撑连廊，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岭南建筑通透轻盈的风格。以铁铸通花表现民间题材，铁铸构件与石雕栏杆镶嵌等，都体现了“折衷中西”的特点。 此外，还有广州的音乐、“岭南画派”……广州文化所固有的包容和开放特性还体现在许多方面。由于长期的滨海外贸的发展，广州拥有大量承载着中外交通历史信息的历史遗迹，就连其方言也是“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典型，不仅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也大量借用外来语种，尤其大量借用来自外国语言的语词。总之，广州的文化因滨海和商贸而转型、兴盛，滨海商贸造就了广州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铸就了包容、开放的文化基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广州城市文化在具有积极性的同时，是否也有消极性的一面? 徐俊忠：的确如此，广州基于滨海商贸而形成的文化在客观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性。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基于滨海商贸而生的文化，具有包容和开放的特质。其重要表现就是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群，不具有过强的偏执倾向和排外心理。因而任何外来人只要能够带来实际利益，这里的人都能与其共生相处，广州也因此一直保有文化上的多元和多样的因素，成为文化创新、创造最富活力的地方。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与广州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包容开放气质相联系的是缺乏某种对于义理的固守与坚持。多以实利主义标准评价事物，机会主义心态成为通常处事和处世的主导性心态。这实是商业逐利心态的延伸和折射。 包容性与落后性同在其实是广州文化这一特定对象的两个方面，属于一体两面的存在。事实上，文化上的包容和开放的另一面并不一定就是落后，因为确实存在着基于文化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包容和开放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但就广州文化演变的基础和背景而言，它不属于这一类型。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尴尬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您对广州文化的理解、判断，可以看出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是一个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过程。您对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前景怎么看? 徐俊忠：我一直认为，广州要培育世界文化名城，首先需要全体广州人民对于广州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没有这一自觉和自信，就不会有行为的合理性结果，广州也就不会被培育成世界文化名城。然而，许多实际情况表明，我们实际上还缺少这种自觉和自信。正如前面所谈的，广州文化得益于滨海商贸的发展，拥有包容与开放的品格，但广州文化自身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尤其我们在学习他国、他人先进文化，“拿来”和引进不少新东西和好东西的同时，弥漫出一股淡忘、模糊甚至菲薄自己文化的心理。这也许是历史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代价，但这对于我们致力于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显然是不利的因素。 因此，我认为作为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最为基础性的“作业”应是，以切实有效的方式去提高人们对于广州文化的认知，从而提升文化的自觉，推动找回文化的自信。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州就一定能够更具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样的广州，才将是距离世界文化名城最近的广州。 6．文学的“温州现象”最初由《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提出，指当下温州活跃着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作家，包括扎根温州的王手、程绍国、哲贵、东君、马叙及走出温州的张翎、陈河、钟求是、吴玄等，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频频亮相并屡次获奖，近几年多次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由于其异军突起的姿态，与温州经济改革的探索同样引人瞩目。 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文学的“温州现象”专题研讨会上，诸多国内知名批评家避而不谈这批作家的作品本身，却转而热议经济繁荣背景下文学复兴的可能性，将这个群体放在独特经济环境中重新审视。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我看林斤澜讲温州改革开放那几篇小说，有非常乐观的精神，他对人生看得透，把中国人怎么向未来发展的梦想精神写出来了。从这几个作家里面就可以看到温州文化的历史传承。”评论家何向阳同样发现，温州作家的题材别具一格，而且处理方式也颇为巧妙：“温州作家写小行业、小工业比较多，这与温州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叙事大多涉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当，他们不是把写作和拯救社会的责任简单联系起来，更多的是从社会存在的问题、从人的情感的游移起笔，小的角度写小的波澜，恰恰能写出深度来。” 仔细想来，暂时抛开文学的“温州现象”具体作品本身艺术价值问题，转而去关注“文学的‘温州现象’与温州经济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有着以下逻辑理路：文学的“温州现象”本身就与经济密切相关，讨论“数钱的手如何写作”，实际上是重启曾经引领风骚的文艺社会学视阈。不过这次，似乎需要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思考——以往我们很简单地将商品社会视为文艺坟墓的执著念头，究竟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目前文学的“温州现象”无疑就使不少新锐批评家相当振奋。不过，鉴于相关研究仅仅开始，并且很少是从了解温州本土传统的研究者视角出发的(这对于研究地域文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优势)，该课题亟待深入。若能从温州本土研究者的视野及对温州文脉的了解H{发，在第一手的访谈基础上进行，那么最终的研究成果既能提供贴切的阐释，又能提供纠正既定理论偏颇的机会，进而推动理论研究与文学现象的良性互动。 从文学传统上看，温州是戏曲的故乡，在南戏诞生的时代，温州的文化娱乐与经济活动就密切相关。新世纪这批“来势汹汹”的文坛“新锐”，不仅耳濡目染了父辈亲朋折腾出的温州经济热潮，而且其中一些人的的确确下过海，扑腾过那么一阵子。他们在整体上形成了过于注重现实的特点，如其经济活动一般巧妙灵活，在文学创作中就喜欢挑拣容易出彩的情节，比如哲贵就特别关注温州商人群体光鲜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惨淡。 与此同时，他们同样拥有前辈们一直为商名所掩的文学传达能力，并在实际上受到过他们的影响。正如张颐武所说，有些作家不一定在全国有名声，但是对一个地域文脉的传承、文化价值的传播有巨大的意义。温州籍作家如唐浞、莫洛(马骅)、林斤澜等就对温州地区文脉的传承作出过贡献。可以说，温州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历史纠葛由来已久，温州文学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放到文学与经济双重视野中来重新审视。 从文学主题上看，温州籍当代作家群体多出身“草根”，他们打量着他们熟悉的一切，对自己作品的题材相当执著，而对两方的小说技巧与艺术形式稍显隔膜，像张翎那样张扬西方经典作品小说技巧的算是异数。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试图将自己小说的意义与全人类的普遍人学价值挂上钩，但实际上所表现的却是很具体、很特殊的时代的人与事，这也使其作品价值别具一格。我们一度推崇的“文学要描写重大现实题材”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落实。 从文学技巧上看，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日新月异，当代小说的题材也日益变幻多姿，抓住这些讨巧的题材也需要花不少力气。新的题材有时需要一些独特的技巧与形式。尽管这些“草根”出身的作家对于西方经典小说颇为隔膜，但是本土的传统却给了他们足够的滋养，他们将许多题材通过叙事转换成有意味的形式，如在钟求是的《零年代》中，当云琴面临着16万元代孕费的诱惑时，她无法抵挡住让赵伏文计算这笔钱的用途的冲动，这使他们的生活成了一道直截了当的计算题。在清晰得可怕的数字面前，他们的生活显得苍白无力。通过某种冷静的叙述，作者将新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代，正是舍勒曾描述的时代：“世界不再是真实、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在小说里，通过一些经济因素巧妙的符号化，让我们瞥见了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 从文学作品价值取向上看，温州的文化人是怎么定位的呢?对于“自我”，能发出“声音”的作家们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知道，关于温州人、温州商人，外界一方面兴致勃勃地不断打量，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看似言而有据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暗地里满腹疑问，甚至常常抱怨温州人、温州商人的矛盾复杂。 作为一个群体的观察，温州当代作家笔下的温州人与温州商人描述，也许别具一番意义。比如信河街系列小说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温州商人发迹之后的诸多故事。在作家笔下，信河街的富人群体在成功之后陷入了集体的恐慌与无助之中，与常人眼中仅追求物质富足的温州人不一样，小说中的温州人似乎也在追求一点什么。 温州籍作家们亲历了温州30多年的沧桑巨变，对于这批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自有看法与标准：前哲所预言的精神位格的下移和价值判断的颠倒——即使在温州最为世俗的一个群体身上——依旧受到近乎本能的抵抗。我们看到，人毕竟不是动物，商品社会时代来临之后，传统的“诗性生活”虽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在低头寻觅脚下“土地”上漂动闪烁着的物质之后，“天空和内心的诗意”依旧是人所追求的目的。 7．去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3%，高出GDP增幅4.8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上海转方式、调结构的成果，一方面也显示出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所在。 十多年前的经济形势粗看起来和今天差不多。那时我们也面临外部需求下降、出口受到极大不利影响；当时国家采取的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从1998年到2002年也花了4万亿元。当时和今天的共识是，促进消费是经济健康持久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之处在于，今天我们的牌多了一张文化创意产业。 当前中国经济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上，一方面从需求侧挖掘，研究收入分配方案；一方面培育新的供给方，比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理论上说，促进消费不等于扩大内需。人家有了一台冰箱，通过补贴让人家再买一台，是扩大内需，而你编出一幅别致的十字绣，激发了人家购买的欲望，则是促进了消费。上海用实际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产业正在激发人们的消费力。 当人们意识到不能再用水泥、钢筋拉动经济时，文化消费成为稳增长重要支点是水到渠成的事。其现状是民众渴望文化却又相对贫乏。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一时间，大量资本挺进文化产业，市场迅速做大。这首先要归功于政策的启动作用。比如上海，通过财政扶持、税制改革等措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做大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政府扶上马、送一程之后，文化产业要想稳当当地走下去，就得靠自己了，这跟砸多少钱没有太大关系。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还不成熟。首先，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如果只靠一些无创意的、程式化的、商业炒作的方式，这个产业只能是虚热，只会制造大量泡沫。而创意的产生遵循的是文化规律，而非单纯的经济规律。 其次，资本青睐文化产业产生双刃剑效应，容易导向唯利是图。文化毕竟要传播真善美、要提供审美的愉悦，不能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塞到文化产业里来，不能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经济学讲理性不讲道德，如果需求低俗，那供给也不用高尚。可一味迎合市场只能让文化产业失去魅力，不会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中国梦”最终落脚点是在“民富”上，而“民富”体现在尊严上。如何让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初次分配机制，让所有人在进入社会时享有同等机会，提供一个能让底层人向上流动的公平通道。 “中国梦”包括民族之梦、家庭之梦和个人之梦三个层面。民族自强、家庭和睦、个人幸福，是“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重庆日报：什么是“中国梦”，一千个人也许会有一千种解读。您眼中的“中国梦”是怎样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从内涵上来讲，我认为“中国梦”包括民族之梦、家庭之梦和个人之梦三个层面。民族自强、家庭和睦、个人幸福，是“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三者之间是平行关系，我们不能只强调个人的发展而忽略整个国家事业的有序推进，但也要防止因为过度强调民族之梦而忽视家庭和个人之梦，忽略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在我看来，中国梦是有阶段性的。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浴血奋斗，抗击了外来侵略，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建国梦。上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前10年，我们克服了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制约，将GDP从1978年的3645亿美元，提升到了2010年的6.5万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综合体，这是强国梦。而当前，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发展与环境协调的富国梦。 重庆日报：“中国梦”的提出，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有何意义? 周天勇：很多年前，欧洲人坐着“五月花号”帆船，渡过大西洋登上北美大陆，并在此建造新的国度，吸引一批又一批的人汇集到这里，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了个人价值最大化，这便是“美国梦”。当下，“美国梦”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凝聚力、活力的来源，许多移民都是怀着“美国梦”前往美国的。“美国梦”之于美国的意义，就是“中国梦”之于中国的意义。“中国梦”代表了各阶层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憧憬，将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仰。这个梦，为整个社会指明了奋斗目标和方向，能激发这个国家的活力和凝聚力，能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梦”的提出，不仅是给国民一个希望和目标，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实现“中国梦”的路，不是一时的路，是100年甚至更长远的路，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个世纪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道路设计正确了，接下来便是坚定信心搞改革。 重庆日报：既然“中国梦”意义深远，那实现“中国梦”，应该怎么做? 周天勇：要实现“中国梦”，我们首先要解决希望和失望的问题。一个社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国家、体制失望，“中国梦”要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理想。只有人民每天对美好的未来有一股劲，才有精气神干事，民族才不致失败。其次，有了希望之后，要解决道路问题，即达到这个希望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改革开放30年的道路基本走对了，但有些路要调整，比如要转变发展方式，要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等。更关键的是，实现“中国梦”的路，不是一时的路，是100年甚至更长远的路，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个世纪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道路设计正确了，接下来便是坚定信心搞改革。改革，是“中国梦”的最大红利。 重庆日报：在您看来，改革该从哪里入手? 周天勇：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体制，畅通公众致富渠道，这应该是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改革行政审批、年检、准入、罚款等制度，充分调动人民创业、劳动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老百姓踏实干事，心情愉快。现在做事，成本太高。比如，去年，全国银行业盈利11000亿元，而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资金，即便能贷到款，年利率也高达百分之十几。 此外，便是要加快、优化城市化进程。所有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中国要变成现代国家，必须改变人口结构。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仅49%，并且来到城市的2.5亿农民居无定所。需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低收入人群的救助制度等等，把农民变成市民，而这些人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梦”最终落脚点是在“民富”上，老百姓富裕起来，日子好过，国家自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强盛老百姓不富裕，这样的强国只会是昙花一现。 重庆日报：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寻梦之旅。在您看来，我们的寻梦路上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如何解决? 周天勇：在构想和编织“中国梦”的同时，我们需要正确处理一些重大的关系。特别是需要正确处理自由、民主与集中、秩序的关系。中国既需要扩大自由，发扬民主，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也需要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需要一个有科学民主决策，有执行力和能解决人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强有力的党和政府，努力营造一个既自由民主，又有秩序和安定的民生和发展环境。 重庆日报：前面我们谈到了筑梦、寻梦，但多年之后，我们怎么才能判定，“中国梦”是否真正实现了? 周天勇：“国强民富”是检验“中国梦”的首要标准。“国强”我们很好理解，就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和先进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具备标杆作用。而“中国梦”最终落脚点是在“民富”上，老百姓富裕起来，日子好过，国家自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强盛老百姓不富裕，这样的强国只会是昙花一现。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也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就医就学困难、房价过高等问题。民生无小事，只有当城乡之间没有差距，人们真正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的时候，老百姓才能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保障。此外，“民富”更应该体现在尊严上。如何让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我认为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初次分配机制，让所有人在进入社会时享有同等机会，包括提供一个能让底层人向上流动的公平通道。其次，要引导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鼓励职业“去身份化”，职业不分贵贱，任何阶层市民都可享受国民待遇，任何职业选择都应该充分得到尊重。 2．2013年12月14日晚，“月上柳梢头”，远赴太空的中国嫦娥三号在月球虹湾着陆区着陆，“中国访客”实现与人类梦想之约，与沉寂亿年的月球相会。 梦想是对未来的渴望，从古希腊的代达罗斯飞天到中国的嫦娥奔月，各民族关于遥远太空的神话就在飘荡起伏。 亿万人14日晚聚焦荧屏，等待漫长的700多秒，直到“嫦娥”抵达月球，才长出一口气。这是又一次人类精神和梦想的现实着陆，中国航天迈出了一大步。 “有人要你们(在月球)注意一个带着大兔子的可爱姑娘。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一个叫嫦娥的中国美女已经在那里住了4000年……你们也可以找找她的伙伴——一只中同大兔子。这只兔子很容易找，因为它总是站在月桂树下。”“好的，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位兔女郎。” 这是发生于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与地面指挥中心间的有趣对话。美国航天局网站上记录的人类首次登月当天的这段录音文本，因中国嫦娥三号奔月而火热网络。 1976年，苏联“月球24”号探测器在月面完成了嫦娥_二号之前最后一次软着陆。时隔37年，久违的相遇，让人激动。源自38万公里外的地面精确测控，彰显着一国实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施月球软着陆的国家。 在太空轻盈、浪漫邀游，其背后是强大的技术支撑：月表真空、强辐射、三百多摄氏度的昼夜温差，极高的测控技术要求……没有足够的技术，何来“身姿”的轻松? 如今，“嫦娥带着中国大兔子”上了月球，中国人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太空“抒情”。而这些，只是个美丽的开端。 59次，64次，这分别是美国和苏联的探月次数，从中可见上世纪两个航天大国对探月的热衷。即使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成功率刚过一半，但仍然执着。 美苏对月球的“情有独钟”，除了争霸因素外，也有其他现实考量。登月以及探月，是对技术发展的高端测试和推动，亦是探索更远天体的“演武场”。人类了解宇宙、开发太空的梦想，开始呈现重要的“小步”与“大步”。 互联网、核磁共振、液晶显示、激光通信，这些当今已经普及的技术，皆发端于美国“阿波罗计划”。持续几十年的投入，换来对经济、社会、生活很多方面进步的推动，这样的投入、产出的放大效应，让人看到梦想中的现实效应。 随着苏联解体，第一波探月热退潮。美国随后把月球探测技术向各领域转化推广，加速研制新的空间往返运输系统和高效探测装备，对探测资料进行“消化”和综合利用，为之后对其他行星，尤其是火星探测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也是一样。通过实施嫦娥工程，中国的月球科学、比较行星学、空间天文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大发展，提升了航天技术水平并促进技术研发，为中国进一步开展深空探测打下基础。 “嫦娥”“玉兔”背在身上的先进自主导航能力、计算技术以及探测仪器，都是上世纪探月时不曾有过的。中国探月，将展现新的激动人心成果，为人类梦想增加新的丰富色彩。探月的同时，还将带来推升中国制造业水平、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的现实惊喜。 随着月球上稀有资源及水冰的发现，21世纪，全球又掀起了新一轮探索、开发太空热，中国为此增加能量。 人类寻梦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国的深空探测发展将遇到新课题和挑战，需要不断解答、超越。例如探月时地月间通信信号延迟不过两三秒，但进入绕火星轨道后，天地通信单程延迟时间可达20多分钟，这对探测器的智能控制和适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没有探月基础，何谈其他? 航天事业类似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它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渴望，并愿为此付出代价，从而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进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现实生活。 经济危机下，不少国家削减航天经费。IT技术的流行，不少人似乎感觉这就是现代科技的大部分“氛围”。嫦娥探月留下足迹、美欧共同开发的“惠更斯”号探测器已登陆堪称土星“月亮”的土卫六，再次让人们仰望星空，探知更多的可能。 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经典作品《2001，太空漫游》中，21世纪初的地球，近地空间的开发已社会化和商业化，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城有飞向月球的定期航班飞船，人们还在月球建起了地下城。人类对太空的梦想没有止境。“我们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人类的自我追问是不断探索的原动力。从混沌懵懂到逐渐掌握命运，正是敢于探索提升了人类自身。探月工程成功，不仅提升民族自豪感，更是人类探索未知、自我成长在太空中又迈出的欣喜一步。 3．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发了这个思想，在出访俄罗斯、非洲国家和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等讲话中又进一步作了论述。现在，不但中国，而且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梦这个词，希望从中国梦中获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中国梦，反映了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全世界华人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景、共同意志，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发展国家、振兴民族的热情。 “振兴中华”这句话，最早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他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我们党成立以后，承担起领导人民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对民族复兴作了大量论述。改革开放初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是最响亮的一句话。周恩来同志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人们所熟知，一直是青年学子奋发向上的励志警句。 中国梦，民族复兴，为什么能够凝聚中国人民，凝聚中华民族? 外国人往往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中国人搞发展的劲头为什么这么大。这首先要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很辉煌，而近代以来又很悲惨，受尽屈辱，这个反差太大了。习近平同志说，每一个中国人想起那段历史都会感到心痛。所以，中国人总有那么一股民族复兴的心结和劲头，这是一种精神动力。实现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一个重要的精神力量就是爱国主义。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强盛息息相关。用中国梦来凝聚人民、激励人民，非常准确，非常有力量。 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首推汉唐。汉朝距今已有2000多年，现在世界上还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称作汉语，把中国学称作汉学，可见它的影响。在唐朝的时候，发展得最好的时期，是又强大又可亲的形象。强大而可亲，这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是治国的理想境界。当时是时清海宴、文怀远人、和睦万邦的景象。 中国的衰落，是在明朝中叶以后。邓小平同志讲过这段历史。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明朝中叶大约是在1500年前后的时候。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被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历史学家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描绘了明朝衰落的情景。他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认为，这不但是明朝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转折时期。当时西方已经过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起来了。特别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始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西方世界发展速度加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了这个历史。这正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著名的《世界通史》里，把世界史划分为1500年以前的历史和1500年以后的历史，也说明这是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近100年，但是二者的目的和理念完全不同。这样，中国就开始落后了。 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国家看起来还很强大，但实际上是落日的辉煌。当时，英国已经过光荣革命，跑在了最前面。法国经过宗教改革，开始了启蒙运动。原本落后的俄国也在1698年开始改革，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恩格斯称彼得大帝是“真正的伟人”，能够顺时而变。而清朝却不了解世界的变化，以为自己很强大，思想僵化保守。康熙也喜欢西学，但不是作为强国之道学的，他不理解其中的新思想，固守自己那套旧的东西，认为西方的东西不过是奇技淫巧。中国当时的落后，并非国力不行，而是理念的落后，是生产力性质的落后。大清帝国与欧洲先进国家在认识、眼界、气势上，已经不能相比。大清虽大，也只是同于一隅，而那些被称作“蕞尔小国”的西方国家，早已经着眼于全世界了。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打败，开始了屈辱的历史，从此也开始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也就是开始了中国梦的历史。 4．时下热议“中国梦”，有人不免会联想到“美国梦”。“中国梦”与“美国梦”当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美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美国梦”主要以自由、繁荣为标签，宣称一个人无论什么背景，只要来到北美新大陆，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这经不起时间和事实的检验。美国直至建国87年后才废除奴隶制，随后又长期推行种族歧视。现在种族藩篱消除了，但阶级阶层的鸿沟依然存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美国梦”十分虚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层面，落脚点是“人民幸福”。全国各族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梦，是对“美国梦”的超越。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是自信和实力的体现，吹响了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新的进军号角，令人心潮激荡豪情满怀。 “美国梦”早已褪去其耀眼光环，缺少新内涵和活力，缺乏可持续性。我国则持续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中国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梦”正一步步地从理想变为现实。 5．“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2013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于2013年12月16日在京举行。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讲话中表示，提出民族复兴中国梦等外交新理念提升了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王毅指出，过去的一年来，中国外交不断推出新理念。提出致力于民族复兴中国梦，明确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根本追求；丰富了和平发展理论，阐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路径和原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出了中美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充实了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提升了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王毅说，一年来，中国外交接连打出新倡议。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这些倡议符合有关各国共同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引领了区域合作方向，在地区和国际上产生热烈反响。 王毅还表示，一年来，中国外交奋力开创新局面。在全国“两会”之后短短8个多月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出访亚非欧美四大洲22个国家，接待64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华，同300多位外国政要会见交流，我国与各国达成近800项合作协议，有力推动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 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时代主题。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梦有不同的任务要求，当前来讲，就是要顺利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多，农村弱，农业是基础，只有“三农”发展起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为亿万农民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创造了适宜环境，提供了强劲动力。十年连续出台了十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部署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确定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工作目标，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飞跃。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农民收入增速保持“九连快”，2010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居民；农业科技进步成效显著，201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4.5%，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7%，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供给硬性约束之间的矛盾正存逐步显现，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性短缺的矛盾日渐加剧，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比较效益下降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与农业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矛盾更加明显。可以说，我国农业发展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传统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加快转变，比以往任何时候任务都更为迫切，条件都更为成熟，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深度调整和互动融合的新阶段，实现亿万农民的小康梦、中国梦任重而道远。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我们要切实增强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应对新挑战，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一要不断夯实基础设施、装备条件、科技进步、人才队伍四大支撑，着力强化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保障。二要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民在产业链条中的收益分配比例，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及专业合作社共舞共进共富，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三要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重点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四要科学布局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新型流通业态和农业会展经济，推广直供直销模式，积极加强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分析、预测与发布。五要在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的同时，促进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行市场化，创新公益性推广机构的服务机制和服务内容，鼓励支持经营性、合作性组织参与良种示范、农机作业、抗旱排涝、沼气维护、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信息提供等农业生产性服务。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财政、金融、保险等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方式，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目标逐年较大幅度增加用于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得更大进步。 梦想的星空敞阔辽远，脚下的土地肥沃深情。我们相信，只要紧随伟大的时代，怀揣理想，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开辟新时期“三农”发展的广阔道路，开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崭新局面，帮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的生活，实现自己的小康梦、中国梦! 7．表弟在城里打工，属于标准“农二代”。像他这样的“农二代”几乎遍布全国，他们游走于城市各个角落，犹如满天繁星。作为大他10多岁的表哥，我看着他长大，也体悟着他成长的艰辛。 表弟职校毕业，学的是建筑工程设计，刚走出校门就找到了工作。彼时，他对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等我在城里挣够了钱，就回农村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受父母影响，表弟工作特别勤奋。我当时觉得，每天辛苦挣钱只是浅层追求，“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才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目标。几年下来，他通过艰辛拼搏，攒下一点积蓄。但这点钱，用表弟的话说，“根本不够回乡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去年，在父母和亲朋支持下，他东拼西凑在城里按揭了一套商品房，并与一个打工姑娘谈起了恋爱。看样子，两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结婚。自此，表弟再不提回乡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事。原有的理想对于今天的他，似乎已如过眼云烟。 表弟今年才24岁，一点不缺年轻人的朝气，可渐渐远去的昔日理想、日益浓厚的“实际选择”，不免让人五味杂陈。是现实太残酷，还是他当初确立的目标过于高远?面对如今已是“城里人”的他，我竟也像雾里看花，难以作答。我常想，与一些条件更好的年轻人相比，表弟的确储备得还不够，让他单枪匹马去改变农村的落后，确实有点“向不量力”。正如他也时不时自嘲：把房子的借款、贷款还清，能在城里安身立命，就不错了。 区区几年，一个人便失掉了为最初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丢弃了为理想而战的意志，无异于泯灭了梦想。表弟的生活，可能也会慢慢变得庸常而实际。而表弟想过的“城里人日子”，恐怕还需要一个“进化”过程。户籍在农村、血脉亲情在乡间，医疗养老、子女就学、融入城市等问题，都得放到新型城镇化的大篮子里统筹解决，时间上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说，表弟虽身体进了城，却仍像天空中浮着的一片云——城市不属于他，农村又无法回去，只好生活在摇锲不定的夹缝中。这个“夹缝”，让“农二代”充满了迷茫、困惑、焦灼不安，更折射出当今中国城镇化进程必须直面的一个大问题。 庆幸的是，表弟还心存希望。一次聊天他对我说，梦想还有，只是暂时无处安放。虽生活在“夹缝”中，但恰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最好平台。无论是继续在城市打拼，还是将来重回农村，他需要等待机会，等待自身条件臻于成熟。“这个时代，已经给了我这样的‘农二代’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干嘛要自寻烦恼?”表弟说这话时，没有振臂高呼，却字字真诚真实。他认为，把大梦化小、把小梦落到实处，才是他现在最该考虑的。 看来，表弟还“回得去”!拉着他在熙来攘往的城市里穿梭，心头也跟着阳光起来。有梦想就有希望。不管扎根城市、还是回到新农村，如何让“农二代”们更为自如地进退，是这个时代城镇化大潮无可回避的课题。三、申论要求

资料1　　如今，微博、微信不再是传统舆论场的一个补充，它们的信息越来越具有首发性、独创性。以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为主体的“两微一端”已成为微传播的主力军。据新浪微博数据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微博月活跃人数共3.76亿，日活跃用户达到1.65亿；据《2017微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9月，微信日登陆用户9.02亿，日发送消息次数380亿，朋友圈日发表视频次数6800万，微信运动日活跃用户1.15亿，公众号月活跃账号数350万，月活跃粉丝数7.97亿；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日新月异将我们置身于一个新媒体的“微时代”。WiFi覆盖提升、移动4G网络技术的成熟为网民提供了更为优质的上网环境。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日益完善，价格持续走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通过微博、微信等“短平快”的形式抒发情感、疏解压力，其中既有对生活趣事的调侃，也有对人生、社会的深思和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每一个智能手机用户都是一个潜在的信息发布者。　　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往往更强调权威和深入，篇幅长而深的独家内容被认为是核心竞争力所在，而微传播则穿上了“休闲装”去寻找“小而美”，诸如城市夜色、乡村美景、方言俚语、美食小吃、身边小事等都成了传播内容。越是微小而贴近生活的内容越容易被二次传播。　　在微传播中，网民通过发表生活随笔、个人感想，以及有见地的观点和评论，或者转发、分享有吸引力的文字、图片、视频等，提高自己的“被关注度”。“发帖、回复、转发、点赞”这几个动作虽然简单，却极大满足了青年网民的参与需求和表达欲望，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线上与线下、网络与现实的有效互动，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增强了内心的成就感。　　“宅”现象日益流行的当下，“宅男宅女”们更喜欢把自己放逐到独立的空间中，独自享受着一个人的世界。他们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大多通过网络来实现，如网购、网聊、网恋、网络社交、网上写作和阅读、网上理财等，不少年轻人的日常活动几乎都是在网络上完成。　　微传播也可以做到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态的状况和变化传递出去，比如去年某市遭逢特大暴雨，一张“积水地图”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参考，这张地图持续不断地更新，及时地发布最新情况，市民发现新的积水点，即时上传，即时更新地图，使其越来越全面和精准，受到市民的点赞。同样是微信，2017年一条消息刷爆朋友圈——“S县苹果丰产滞销，大家尽绵薄之力，爱吃苹果的帮帮忙，16元9个还包邮！”于是网友们纷纷点击认购、分享转发。5天内滞销的苹果累计销售量超过万斤。除本地网友订购外，来自上海、广东、北京、湖南等全国各地网友也纷纷下单援助S县果农，帮助S县果农走出了困境。　　“微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带来了传播方式和舆论格局的深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社会舆情形成、发展和传播的旧格局。信息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微”已然成为时代的主体文化样态之一。　　资料2　　在Q县M村，一群农民摄像爱好者组成了一个“谐乐剧组”，忙时种地，闲时拍微电影，用摄像机镜头记录农村里的人和事，再通过微博发给村民观看，在当地颇有名气。“谐乐剧组”的“导演”小陈介绍说：“我们的剧本来源都是平时身边发生的真实事情，主角都是自己演自己，其他演员也是由村民们客串，原汁原味，大家都很喜欢看，也喜欢参与表演。”　　前些年，M村的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后，村里酗酒赌博之风盛行，邻里摩擦不断，迷信屡禁不止……村党支部书记老覃意识到，乡亲们钱袋子鼓了，但脑袋却空了。当他发现了小陈等村里几个年轻人喜欢摄影摄像后就积极鼓励支持他们。没有老师教，就帮着联系去外地请；没有合适的拍摄场所，就把村外偏远的农机站协调给他们作“摄影棚”使用。寒冬腊月，一群年轻人一头钻进“摄影棚”。一些探头探脑的好奇村民也不断加入这个队伍，甚至还吸引了一些中老年人。　　每个演员都很珍惜演戏的经历，这让他们的人生有了更丰富的经历，实现了每个人心中的“演员梦”。为了提高拍摄技巧和表演水平，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查阅资料，还买了很多书，原来冷清的农家书屋也被他们带火了。凭着这股子顽劲，他们拍摄的微电影影响越来越大，村民们每天不在微博微信里看到他们的视频就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一些演员也成为了闻名四乡的“明星”。第二年，他们又迎来了发展的春风，县文化主管部门还给他们划拨了一笔扶持经费，成立了“谐乐剧组”。“谐乐剧组”组织拍摄的《壮妹的山村梦》上线不到一个月，就获得了320万的播放量，使他们信心大增。他们还上了电视台，拿过大奖。十里八乡的一些村民也慕名前来要求加入剧组，一些村子也想成立类似的剧组，请他们去指导。　　“谐乐剧组”成了村上管理的好帮手，表扬好人好事，揭露陋习丑事，引导婚丧嫁娶，培育礼仪风习。村里每年评选的“十佳媳妇”，“谐乐剧组”都拍成微电影宣传。连续几年当选的小韦自己演自己，村民们看着自己熟悉的“明星”质朴的表演津津乐道。村里的媳妇妯娌们在这些微电影的影响下一个看着一个，互相“攀比”，看谁做得更好。婆媳关系的好坏，在村里也渐渐形成了比较具体的评价标准。　　Q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介绍，微电影让身边人演身边事，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更能将人生至理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民众。　　资料3　　2016年10月，不少市民微信朋友圈流传着一段视频，里面出现夜里大批人群聚集的画面，并有配文表示这是某地W区近日发生的大游行活动。　　对此，W区警方官方微博很快进行辟谣，事实并非如微信朋友圈中所说。《长江日报（数字报纸）》记者向办理此案的派出所了解到，在网侦等多部门的配合下，警方查出这段视频和配文的来源是51岁的某公司在职职工容某某。后据容某某讲述，他在网上看到这段视频后，并未认真求证视频的真实内容，便用手机将视频发到朋友圈，并配文表示他正在现场目击“游行”，随后视频和文字迅速从容某某的朋友圈发酵扩散，真实的视频和虚构的文字最终发酵出谣言。　　其实这段视频是南方沿海某镇盐灶“拖老爷”民俗活动现场画面。当地每年正月的游神节日中，村中青壮年会抬神偶游行，游至指定空旷场地，齐声吆喝，各方硬汉争相登轿，想把神偶拖下来，抬神游行的壮汉极力护神，双方各不相让，你争我夺，甚至大打出手，最终结局就是把神偶拖下来。这一民俗常常被人称为中国最暴力的民俗。这段视频正是当时活动时现场拍下的真实画面。拖神习俗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人山人海，热闹异常，人们骑上墙头，登上屋顶，喝彩助威，年年如是，这一民俗沿袭至今。　　对于《长江日报（数字报纸）》及时全面的报道，网友们赞扬“这才是负责任的传媒！！！”“今天好多人在问这事，长报回应真及时。赞！”也有网友说“澄清事实，讲明真相，抓获造谣者，还事实本来面目，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谢长报君！现在有很多事情，弄得跟真的似的，让人难以分辨，唯一的办法是，不传播，不转发，不分享，不议论，让造谣者见鬼去吧。”更有网友调侃道“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大家都有！”　　资料4　　微传播的兴起带来了受众对于碎片化阅读的依赖和恶搞信息的偏爱。有人说，长此以往将会使受众成为得到娱乐最多但得到信息最少的人。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停留在表面的信息，会让受众产生错觉，自以为获得了大量信息，其实对自己有用的却寥寥无几。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已从边缘走向主流，网民上网的第一目的也从获取信息转向寻求娱乐，网络媒体的娱乐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信息的爆炸对比受众时间的有限、心态的浮躁和压力的巨大，很少有人愿意花大量时间进行深度阅读、理性思考，浏览大量的新奇恶搞信息进行娱乐消遣成为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用手中的电脑和手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资源，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碎片化阅读。受众在社交媒体上所涉猎的大多是新奇事件、公知阔论、明星八卦、朋友晒图。这些信息量有限的只言片语，加上时空，逻辑，甚至人、事、物上的跳跃性使受众无法形成连贯理性的思维，并且在这些内容中恶搞文化大行其道。微传播当中的娱乐恶搞已经无孔不入，从人物到事件、从绘画到照片、从古典名著到红色影片等等，都难逃娱乐恶搞的命运。但这种娱乐性信息在网络中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点击率更高。人们在网络上疯狂地转发和评论具有娱乐因子的网络热点，网络的泛娱乐化使人们的关注行为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寻找能满足其娱乐需求的信息。　　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的传播内容大多以娱乐为主，而不是思考，更多的受众选择将自己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中不去思考，只是浏览、跟随、附和与大笑。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试图提醒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不知我们在一次次短暂的、批发式的快感之后，是否能想起这句警示。　　资料5　　随着一纸判决书的下发，某省首例微信侵权纠纷案终于落下帷幕。　　案件的起因是微信公众号“Z市商房网”的运营商——商房网公司向微信用户发布了标题为《Z市谁最高？利和高度将被刷新——解密Z市高楼全档案》《初八后大幅度降温阴雨天气（转告朋友们注意添衣保暖哦）》《莫笑老饼为您推介Z市四大名饼（你都吃过了吗）》等三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的最后均载明“任何公众号未经许可不得私自转载或抄袭”。　　然而同年，另一个公众号“最潮Z市”发布了《谁是Z市第一高楼？Z市高楼全档案》《Z市下周大幅降温最低7度！你爸妈知道吗？》及《Z市四大名饼，你都吃过吗？》三篇文章，内容与商房网公司先前发布的三篇文章高度相似。据悉，“最潮Z市”由暴风公司运营，以发布推广信息、收取广告费谋利。　　商房网公司认为暴风公司侵害了其著作权，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暴风公司在“最潮Z市”微信公众平台及《Z市日报》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1元。　　一审法院认定暴风公司未经许可擅自转载商房网公司在微信上发表并载明不允许其他公众号转载的文章，侵犯了商房网公司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获得报酬等著作人身权及财产权，故判决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1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微时代，面对原创，如何避免侵权？固然可以通过著作权法或者侵权责任法来打击侵权行为，但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立法强化网络服务商的内在管理。解铃还需系铃人，通过强化微博或微信平台的管理责任和义务，发挥其对侵权的监管义务，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微信平台已经开始了相关工作，在公众号平台发出了《微信公众平台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的公示》。这份公示指出，如果公众号运营者发现公众号有被抄袭等侵权情况，可以通过“侵权投诉”流程进行举报。此外，微信公众平台也推出了“原创声明”功能。根据这一规定，对抄袭别人微信公众号的处罚方式，按认定侵权次数而定：如初犯则要求删除并警告，第二次要求封号7天，第三次封号14天，第四次封号30天，第五次则要永久封号。然而，类似的规定能否真正起到制止侵权、鼓励原创的作用，还有待实践检验。　　资料6　　近几年，有关L县旅游的负面新闻不断出现在微信、微博当中，备受公众关注。　　2015年“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朋友圈中流传一段持续4分43秒的视频，视频中在L县旅游的游客因购物少被女导游大骂没良心、不要脸。她甚至威胁：“如果每个人不消费满3000～4000元，将取消接下来的旅游，旅行社将不再负责返回的机票费用。”　　紧接着又发生了游客在L县马场，因为不愿骑马和交100元“人头费”，被马场10余名工作人员围殴3分钟，导致其手掌骨折、脑震荡。　　2017年年初，一名女游客在微博上自曝其在L县就餐时，遭十几名男子辱骂暴打半小时，被用碎酒瓶划破脸毁容，并附上了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触目惊心的照片，女游客报警得不到处理后，求助微博，事件的恶劣性质及一些不公平待遇引起网友极大愤慨。　　没出一个月又有游客曝出，他与家人到L县某饭店吃饭，因为嫌店家上餐慢，与店家发生争执，在民警的协调下，该游客母亲替其向饭店老板道歉。但事后仍遭到饭店老板尾随追打。一个又一个舆情事件，使L县不断地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网络上对L县的批评质疑之声如潮水涌来：　　有的网友表示不理解：“十年前去当地旅游，导游一直在谢谢我们，她说游客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对我们特别好，为什么现在L县变成这个样子了。”“想发财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合起伙非法劫财！怎么可以干了违法的事还如此理直气壮？谁助长了他们的歪风邪气？”　　有些网友由此对去L县旅游产生了顾虑：“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吓死宝宝了。”“建议你别去那里，要不我还得去救你。”“攒钱想去趟L县，虽说不能不消费，但是消费太多个人经济也真是承受不住。”“好山好水，却令人不寒而栗。”　　在这种批评和质疑声中，又一件引发争议的事情发生了。2017年3月25日L县某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省旅游局对本县某4A级旅游景区作出严重警告，限期6个月整改。这是继3月23日省旅游局表示将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行动，将L县等7个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重点督查后的又一次警告，该官方微博表示诚恳接受处理决定，将持续深入整改。但是就在这条微博下，网友“记住她的好”发布的一则截图显示，其曾回复称“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就是L县”，而该官方微博则对此回应“你最好永远别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这则截图被大量转发后引发网友热议和质疑，网友表示这一回复是“官微怼网友”。这对L县的形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资料7　　微时代的产品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平台，公民可以自己代表自己，通过微博、微信、微社区等平台直接对政府政策和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传播自己的观点和理念，社会已进入了“全民话语权”时代。人们在身体力行地写微博、发微信之后，恍然发现，原来传播交流信息乃至进行情感沟通，仅仅通过百余字就完全可以实现，“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为一个尿毒症青年捐款”“关注空巢老人”等都曾经在微博上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中针对中国人的“旁观者”心态一针见血地写道，“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虽然微时代“围观”的人比比皆是，但不得不承认微传播极大地激发了公民的责任意识，使公民表达社会责任的途径更有效。“微民”们可以对一些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转发扩散，使其广为传播，为更多的人所知，尽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应该尽的责任。　　生活在微时代的每个人，以小人物的微形态和微行动低调地呈现自我，发出微小的声音，这样的呈现和声音的集结，可以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一股甚至可以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在这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微博、微信、微视、微电影等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说，曾经流行的“打酱油”“俯卧撑”等一系列网络语言，就是人们凭借手机、iPad等将自己的所见、所感传播出去而形成巨大的集聚效应，甚至影响到了主流媒体。　　现在很多主流媒体已经调整思路和方法，主动适应“微时代”的大众需求，如人民日报微博最先爆料的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一事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新华社中国网事微博”三问殴打空姐案真相，最终推动了事件的解决，不少人为此击掌喝彩。　　无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贫富差距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中“传”者与“受”者的显著分野，微传播提供了多种平等的交流方式，无论是机构、组织还是名人，都与普通用户拥有完全平等的发言权——一个账号，一个文字框，一个提交发言的按钮，“人人都有麦克风”，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尤其是当主流媒体开通评论之后，不论你是专家或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就一个新闻事件进行评论，甚至可以通过电台让全国的听众听到你的声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每一位公民不仅仅是微传播的使用者、受益者，我们还要学会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信息，而不是断章取义，极端地做一个“愤青”，要学会理性地思考，不带着个人感情和偏好去评论。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说过，“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就是正能量”，这也正是当下人们普遍缺少却积极追求的。如今，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的压力倍增，如何在“微时代”发挥自己的小能量凝聚成大能量，是值得大家关注和去做的事情。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 目前许多人议论的固定电话，其通信费只是向主叫用户收取的。而在实际的服务过程 中，信息服务具有特殊性，通话双方都享有电信提供的服务。消费者通过缴纳月租费，购买 了接听电话的便利，得到了相应的服务。因此，固定电话完全是单向收费、以月租费补偿接 听电话服务的，并不包含在主叫方的通信费用之中。所以，双向服务自然要双向收费。 　“安装电话时已经向运营商缴纳了安装费，打电话时向运营商缴纳了通话费，那么月租 费又是什么呢?用户掏钱买了这个号码，并不是租用号码。”要求取消固定电话月租费的张 先生愤愤地说：“即使出差数月，也要一分不少地交纳月租费，否则就会被停机；即使是申请 停机，也还是要交月租费。” 据统计，在北京，不同运营商对家庭固定电话收取的月租费在13．5元～21．6元之间； 移动和联通的后付费手机业务的月租费在50元左右。以现有用户基数计算，仅北京地区每 月的月租费至少有4亿元之巨。材料二： 2005年6月28日，移动和固定电话入网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正式在网上征集意见，免收电话月租费和打印市话通话电话单再次被关注。 　40O余网民声讨电信运营商。北京市工商局和市通信管理局向市民网上征集对移动和 固定电话入网合同的意见正式结束。在10天的网上公示期内，共收到416条留言。这些留 言的意见集中在要求首先取消霸王月租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1)作为垄断行业，不能把 自己的成本问题转嫁给消费者，应该与其他企业一样控制成本，所以首先要取消霸王月租 费，即使无法马上做到，也要逐步降低月租费。(2)移动电话双向收费是垄断市场企业的特 权，应该取消，根据使用收费。(3)合同中坚持固定电话安装需要本市身份证含有歧视意味， 是人为将消费者分为三六九等，是霸王条款。建议改为外省市居民只要能证明是自有房产 的，应该给予安装后付费电话。(4)有网民建议增加“保证在移动电话网络覆盖范围内使用 不发布危害国家、个人信息。一旦发现违反立即停止服务并移送国家相关部门处理”的条 款，杜绝短信息垃圾广告。 　　多数市民仍然对取消月租费和双向收费、提供固定电话市话清单给予更多的关注并提 出了建议，但真正对两份电信合同示范文本本身内容提出建议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把网络作 为“声讨”电信运营商的阵地，将矛头指向了屡次被抨击的“不合理收费”。其中关于《固定电 话入网合同》的“声讨”集中在取消月租费、提供市话清单，关于《移动电话入网合同》的主要 在取消月租费、解除双向收费，实行以秒计费等方面。 市工商局合同处处长王珊介绍，在征求意见结束后，将对网上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决定 择日举行听证会。届时听证会将邀请消费者、移动联通运营商、电信技术人员、律师、法律专 家方方面面的代表，“希望在听证会上能听到更多对合同方面的好意见，使这两份合同更加 完善”，具体听证时间还有待与通信管理局共同商定。 对于网民热烈呼吁的取消月租费、取消双向收费、提供固话清单等问题，有关人士表示， 目前草拟的合同中确实没有涉及上述问题，由于此次反映的意见较多，将会与通信管理局共 同对此考虑、研究，不过有的问题不是通信管理局单方面所能决定的，很多涉及的是行业政 策问题。 市民们在网上留言表示，无论是座机还是移动电话，月租费都是不应该收取的，并强烈 要求取消电话座机费。更有市民留言质疑，“安装电话时向运营商缴纳了安装费，打电话时 向运营商缴纳了通话费，请问收取月租费是何原因?用户掏钱买了这个号码，并不是租用号 码!”在对《移动电话入网合同示范文本》的留言中，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求取消双向收费。市 民在留言中提出：移动电话双向收费是占据市场企业的特权! 在合同示范文本中，在服务质量问题方面首次提到，如果达不到相应的要求，用户可以 免交相应的月租费，比如因甲方过错导致乙方固定电话在正常使用中被停机或销号的，甲方 应立即恢复，并免收当月基本月租费。对此，市工商局合同处负责人表示：取消月租费和服 务质量不达标减免月租费是两回事。取消月租费是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问题，不是合同能解 决的问题。此次制定电信合同示范文本主要是规范电信交易行为，消除电信不平等条款，暂 时无法解决座机费、月租费、双向收费等问题。 材料三： 自固定电话诞生之日起，月租费就如影随形，尽管百姓对此项费用颇有微词，月租费却 一直沿续至今，各部门对此说法不一。目前，月租费取消之争仍然沸沸扬扬，但毕竟，电信部 门能在网上征集意见，这说明电信老大也在由官商向真正的运营商转变。 是否取消月租费，业内一直有人提倡由市场来定夺这场纷争。《电信法》中最基本的原 则应该是放开所有的电信业市场，为电信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只有在这样 的基础上，电信收费的定价才能够真正由市场来决定。 电信部门表示，收月租费是国际惯例，“月租费+通话费”的收费模式国际通行。另外， 从使用权发生转移的角度来看，电话用户租用的是电信部门的通话资源，收取月租费好像不 无道理：毕竟通话资源一旦被占用，出租方将不再拥有。 然而，貌似合理的背后，出租方却至少有两个问题无法绕过。其一，正常出租行为，物品 将留在产权人手中，但通话资源就不能。其二，收了租金还要收话费，这道理又从何讲起? 比如说，租一套房子，除了每月的租金外，还要每天收取进门费，这就不合理了。北京市律师 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认为：“月租费实际上是政府计划经济的产 物，它的存在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就是说，消费者为电信行业承担了经营成本。 与国际情况相比，在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市话大多采用包月制方式。固定、移 动电话均引入了各种资费套餐，用户可以每月交纳一定的费用，根据一定的标准支付计时通 话费。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计时通话费的标准也可以各不相同。固定费越高，计时通话费 的单位通话费就越低。当然，如果用户不用交纳月租费，每分钟支付的电话费自然会比较 高。推动移动电话迅速普及的预付费业务，就属于这一种。不论将来采取了哪种方式，电信 用户都将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不再只是被动听取电信行业的“家长式命令”。 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认为，月租费的存在取决于电信业自身的特点：不仅 用户数量庞大，电信网络也必须和国际接轨，且对安全稳定和服务质量都有较高的要求，而 电信业沉淀资本的贬值速度比其他行业快，通常几年就要更新设备。比起持久耐用的水网 和电网设备的维护和更新来说，电信网络设备的维护更新费要高很多。他认为，这也是为什 么在一些发达国家固话资费超低却依旧存在月租费的原因。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明确表态，电信服务方面出现种种问题，既有总体用户数量庞 大、新技术新业务层出不穷、消费者维权意识提高等原因，也有垄断行业遗留痕迹、“运营商 脱胎于官商”的因素。 材料四： 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清算司副司长彭晓芳表示：月租费问题争议很多，目前可能不会 马上取消，但会继续商讨解决这一问题，朝着广大用户希望的方向改革。从政府的角度来 看，信产部是希望取消电话月租费的，因为话费越低对用户越有利，但从企业来说，涉及成本 等问题，比如说固定电话，从交换机到住户家庭电话之间安装线路、计费表等都是终端用户 独占，这些设备需要维护。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的这次博弈要通过市场竞争的途径解决，消 费者完全能够通过用手或用脚投票的方式在市场上选择不同的运营商。 在信产部主办的“2005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上，彭晓芳表示，自是否取消 “电话月租费”争论肇始，信产部就十分关注此事，并先后向多方了解情况进行调研。彭晓芳 表示，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的这次博弈关键并非要作为电信监管机构的信产部一纸行政命 令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市场竞争的途径来解决。“我们已经呼吁各运营商推出更多的新产 品，来满足市场不同人群的需要。”在彭晓芳看来，消费者完全能够通过用手或用脚投票的方 式来在市场选择不同运营商，而信产部要做的就是履行作为一个监管者的职责，监督各方在 市场竞争中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公平竞争。 对于“取消月租费”和“实现单向收费”的强烈呼声，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 书长杨培芳认为，收取月租费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国际惯例。但目前取消月租费不太可 能，而电信计费发展的大趋势包月制，也并非按秒计算。 虽然姗姗来迟，但信产部终于对取消“月租费”问题作出公开回应，这当然不是坏事。不 过，对所谓“以市场解决为重要手段”的方案笔者却很难认同，觉得这只是大而无当的空 话——在固话领域，我们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吗? 众所周知，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固话领域目前依然是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双寡头垄断下 的“市场”格局；而具体到地方，只有一个固话运营商可供选择仍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必须面对 的基本市场环境——对这一行业常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难道会不知道?如果明明知道，还 要奢谈“消费者完全能够通过用手或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在市场选择不同运营商”，岂不有自 欺欺人之嫌? 回想当初人大代表提出“月租费应取消”议案后，面对公众对月租费合理性的强烈质疑， 有关运营商纷纷祭出“是否收取月租费，决定权在主管部门”的法宝，将皮球踢给信产部。如 今，信产部的回应无异于又将皮球踢了回来。 其实，对于月租费，广大消费者的诉求也并非是一定要主管部门通过一纸行政命令来解 决问题。问题是，既然信产部仍然认为自己是市场的“监管者”，有“监督各方公平竞争”的职 责，那么就有义务回答这样一个疑问：不考虑电话使用情况一律按月收取的月租费能体现公 平交易的市场原则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应直接告知公众，并给出有说服力的“合理”依 据；如果否认，那更应该明确表态，并针对这种不公平交易，行使起自己的“监管者职责”。回 避上述问题，用“市场解决”这种未及要害的空话来敷衍了事，消费者怎能满意? 此前，信产部曾召集企业、专家、人大提案者共同商讨，但目前还没有有关月租费是否取 消的最后定论。要问的是，月租费的皮球还要踢多久?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李宝荣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滨西大楼2幢3门308室。拆迁前，滨江道犹如北京的王府井，是天津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依据天津市的相关拆迁条例，拆迁评估要按市场价来，这儿新盖的商品房的市价都已经卖到8000多元/平方米了，我都不知道他们不到3000元/平方米是怎么评估出来的。"李宝荣对记者说。　　2003年8月，李宝荣和其他10户人家作为"钉子户"被强制拆迁。让李宝荣对这次拆迁不满的，不只是补偿价格不到位，还包括拆迁办政企一家不合法，在全国"非典"肆虐的日子强制拆迁不人道行为等等。　　李宝荣等11户人家正准备对此次拆迁中有关部门的不合法行为提起诉讼。　　　　　　　　　　　　　　拆迁部门政企一家　　2003年4月30日，麦购休闲广场建设项目现场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麦购项目拆迁办")发出公告，表示要在滨西大楼的地址上投资兴建麦购休闲广场，并于5月15日至24日由和平区拆迁公司对该地区滨西大楼进行拆迁。　　记者9月12日到达滨西大楼拆迁现场时，正赶上最后一个"拆迁户"――永和豆浆店拆迁，而第二天，麦购广场就要举行奠基仪式了。　　在此之前，李宝荣等11家"钉子户"被强制拆迁完毕。原住滨西大楼3幢 2门309室的马永珍告诉记者，自5月25日开始到8月底强制拆迁前，他们就一直生活在断电、断水、断煤气、断通讯的状态中。　　她说，他们就是要做"钉子户"，因为此次拆迁不合法。　　马永珍说，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拆迁单位在申请领取拆迁许可证时，必须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5份文件。但据她们了解，这一项目的开发方在4月 17日取得对滨西大楼拆迁许可证时，尚未完全取得应有的证明文件。因为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4月18日才公告挂牌出让这块土地，表明在此之前开发方并没有拿到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8月17日才公告这块地给开发方。　　李宝荣说，他们就拆迁纠纷找和平区拆迁办时发现，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就是和平区拆迁办的法人代表，同时还是和平区房屋拆迁公司的法人代表。这显然违反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的有关规定，　　记者从有关方面证实了马永珍和李宝荣的说法。　　麦购休闲广场工程分为两期，当时政府有关方面说，等到二期工程开始时，两个土地使用证一并发放，这就是为什么直到8月17日，才公告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原因。　　记者在和平区拆迁公司的房地产拆迁资格证书：的年检记录中看到，直到 2003年7月2日，该公司的法人代表一直是可广欣，而她同时是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和平区法院2003年7月17日下发的一份行政裁决书也显示，当时和平区拆迁办法定代表人还是可广欣，她是拆迁办的主任。　　可广欣觉得很"无辜"，当初做和平区拆迁公司法人代表是受和平区政府的指派，自己是服从领导安排，并不是自己要去做法人代表。她说，在拆迁中法院向和平区政府作出司法鉴定后已经做了调整，现在她已经不再是拆迁公司的法人代表。　　　　　　　　　　　　　拆迁户：补偿金额太低　　滨西大楼拆迁实行的是货币补偿政策，而天津市在进行补偿时与别的城市有所不同，评估价格按建筑面积补偿，补贴金额按居室面积(卧室)补偿。　　被拆迁人王钟奇向记者提供的麦购项目拆迁办发出的没有加盖公章的拆迁公开信表明：滨西大楼房屋由天津市志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住宅房屋评估单价为2830-3000元(按建筑面积补偿)，同时按居室面积每平方米 1880元给予安置补贴金额。　　原住滨西大楼4幢3门410-412室的王春来告诉记者自己的房子建筑面积为49.15平方米，居室面积24.87平方米，评估公司与拆迁方所做的评估总价为132714元，再加上按居室面积补贴的24.87平方米，补贴46756元，总计价格为179470元。王春来认为，评估公司不顾滨江道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这一事实，所做的评估价格太低。　　记者从当地《每日新报》2003年6月25日的一则报道中发现：受海河开发影响，和平区商品房月交易均价超过了每平方米7000元。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5月中旬正是'非典'肆虐的时间，和平区拆迁公司居然强制拆迁。一方面房子不好找，另一方面外出流动容易感染'非典'。企业为了赚钱不顾百姓安危，难道政府也不为百姓考虑?"马永珍说。　　虽然有关人员极力否认在"非典"期间强制拆迁，但是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和平区拆迁公司的相关拆迁《提示》，还是和平区法院的相关行政裁决，都是要求滨西大楼的拆迁户必须在5月份自行拆迁完毕。　　在和平区拆迁公司5月24日发出的《最后提示》中写明：自5月25日零时起，滨江道麦购休闲广场拆迁片将施行断水、断电、断煤气。　　　　　　　　　　　　　拆迁办：评估没问题　　记者就本次拆迁采访了相关部门。和平区法院刘建国院长表示："我们认定在拆迁中存在拆迁人、审查人、批准人和执行人为同一个人的情况，不符合正常拆迁的法律程序。我们及时向区政府发出了司法鉴定，要求调整。目前，有关人事调整已经完成，使拆迁程序合法化了。但居民所说的'五证'不全、违法拆迁是不属实的。"　　和平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现任主任刘耀光认为："在拆迁补偿上产生纠纷比较正常，因为在进行拆迁评估时肯定会有区别，朝向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大小不同，所以评估公司作出的结果也会不同。"　　他说，此次拆迁评估不是市场评估。整个评估的价格总体上要比市场评估价格高出40%，也就是说多给了居民40%的补偿金，主要是让老百姓在拆迁时的利益不受损失，因此，评估没有问题。居民之所以认为补偿金额少，可能跟其心理预期太高有关。虽然政府拆迁已经尽力安置和补偿老百姓，但是不可能把每家每户的想法都照顾到，自然会有小部分人有意见。　　刘耀光认为，麦购休闲广场项目纯属民间商业投资，为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在动作程序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他们就发放了拆迁许可证。　　但是，李宝荣等对这些说法并不认伺：城市拆迁搞建设，老百姓识大体顾大局，不会从中阻挠。但在"五证"不全的情况下违规拆迁，置国家法规和老百姓生命于不顾的行为，我们不能接受。用马永珍的话说，"我们就是要向这种非法拆迁说'不'"。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资料1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促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著名的小岗村，就有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第一书记。“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是小岗村当时的写照。2004年，40岁的沈浩从安徽省财政厅来到这里之后，带领村民修路、打井，支持青年创业致富……渐渐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小岗村发展的新路，让小岗村发生了巨变。他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贴着村民联系电话。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他也成了群众心中“离不开的干部”。40多年前，小岗村的18位村民曾按下红手印，改变了这个村子的命运。沈浩到来后，群众们又两次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们最真实的心愿——在沈浩任期届满时，留住他。2009年11月6日，因积劳成疾，沈浩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村民们再一次集体按下红手印，请求将这位好书记安葬在小岗村。从省直机关来到贫困山村的还有一位“羊书记”——隋耀达。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共村群众眼中，他经常穿着迷彩服，做事雷厉风行。来到共村之初，为了“扶志”，隋耀达给村里的一个贫困户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一步一步成了致富能人，还当了村里的后备干部。一个家庭的变化激发了整个村子的动力。村民们有了精神头，隋耀达开始着手发展产业。种植红毛丹，圈养黑山羊，编织黎锦工艺品，建设光伏发电站……经过3年多的发展，羊场的黑山羊产值近60万元，贫困户家家分红，户户增收，实现了良性循环。其他的三个项目也形势喜人，共村摘掉了“贫穷帽”。谈到为什么选择这些产业，隋耀达有自己的诀窍，他说要当好带头人，不能盲目地指挥，“农民都是专家，要向他们请教学习。”别看这位“70后”书记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其实在2014年省里派选驻村干部时，他刚被查出颈动脉瘤，不能过度劳累，但他还是主动报了名。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隋耀达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群众，连见义勇为获得的奖金也全部拿出来用于扶贫。在第一书记的队伍里，还有更年轻的“战士”。1989年出生的黄文秀，在同学们的心中是个“爱美，喜欢穿裙子，会弹古筝”的姑娘。她牢记着父亲的话——“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广西百色革命老区成为市委宣传部干部，并主动请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刚到村里的时候，群众并不信任这个“女娃娃”，甚至对她有些排斥。她到贫困户家走访，群众也不愿意过多交谈，觉得她是个“小年轻”，跟她聊了也没用。面对这种情况，黄文秀着急得睡不着觉。但是很快她就改变方式方法，从帮着贫困户干活，到学习说桂柳话，慢慢地融入了这个村子，群众开始接受她。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发展特色产业，对接市场，建立电商服务站，在黄文秀的带领下，这个贫困山村开始发生变化。2018年，百坭村8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下降到2.71%。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回家陪护刚做完肝癌手术的父亲后，看着天气突变，便急着要返回百坭村。病床上的父亲担心她的安全，劝她第二天一早再回。她说怕村里受灾，便启了程，临走前还嘱咐父亲要按时吃药。一路上她不断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询问灾情，特别叮嘱要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此时，雨越下越大，山洪突发。她给自己的哥哥发信息说，“被困住了，两头都走不了。”而这却成为她留给家里人的最后一句话。脱贫攻坚决胜小康，是黄文秀心中的“长征”，而她美丽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这条“长征”路上。8年前，也是在6月份，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初，她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百坭村有位村民，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生活困难。黄文秀生前曾帮他家申请了助学的“雨露计划”，还和他聊起自己为什么选择回到农村工作。村民听后很受触动，要求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也要争取早日入党。　　　　资料2“26床的小框目前是橙色的，代表着滴速过慢，需要立即处理。”见状，护士小杨立即调整了流速，小框很快变成了绿色，流速恢复了正常。“滴、滴、滴”，小杨随身携带的智能挂表又响了起来，“哦，11床有情况”，小杨从容地前去处理……“唉呀，现在方便多了。以前挂号、门诊就诊、检查室分诊台预约就诊、排队等候检查……做个检查很麻烦。今天，我用‘掌上医院’APP提前预约了生化全套和心电图，省心省力，速度特别快。”前来看病的黄阿姨介绍道。原来，K镇卫生院在县人民医院的帮助下，建立起了“智慧医疗系统”，居民足不出门就能完成预约挂号、在线询医问诊等操作，实现了就医全过程的智能化，极大方便了居民就医。“我有点胖，要多到公园里的智慧健身长廊走一走，用健身器材锻炼锻炼，这样身体才能更健康。”K镇居民老夏说，“这个智慧健身长廊很‘洋气’，会‘说话’能‘计数’，还能根据年龄、性别以及身体状况推荐合适的健身器材，神奇得很。”为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用智慧体育赋能健康生活，K镇试点在部分公园里安装了一些智慧体育器材，如智能太空漫步机、腹部训练机、智能扭腰器、智能转盘等等。每个设备都配有太阳能遮阳棚，还有专属的二维码和显示屏，并铺装了防水防滑地胶，居民健身不仅不会被日晒雨淋，还可以查看自己的运动数据，累了还可以听歌放松。“我们就是要以人为本，让居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进而热爱健身。”K镇党委赵书记说，“现代人的健康，绝不仅仅限于没有疾病伤痛，更要增强体质。我相信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一机在手，养老无忧。”这是K镇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宗旨。“叮铃铃……”K镇智慧养老服务中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感觉很不舒服，咳得厉害。”打电话的徐奶奶因冠心病合并肺部感染急需救助。通过该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自动定位、问询，联络医院、救援人员、家属，这一系列救助工作可以在几分钟内同步展开。徐奶奶被迅速送到了医院，经抢救稳住了病情。如今，像她这样享受智慧养老服务的老人，在K镇越来越多。近年来，K镇致力于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老年人提供“触手可及”的智能化服务。只需按下专用手机上的紧急求助键，就可获得紧急救援；通过互联网点单，“助老员”可以上门为老人服务。对于居住地较为偏远的独居老人，K镇则采取了邻里互助的助老服务模式。“助老员”一般由居住在老人家附近的青壮年担任，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立即启动紧急救援，让这些特殊的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带来的安全和便利。此外，家住K镇东来社区的唐大爷最近常去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驿站的健康检查室。因为驿站最近添加了一台医疗一体机测试仪，让他能实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像唐大爷这样经常来检查室“报到”的老人们的健康数据信息，在征得老人们同意后，已被上传至K镇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及各医院共享。据统计，因数据反馈完整和医护人员抢救及时，仅今年上半年，K镇就有数十位老人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资料3近日，S市教育学会举办了一次开展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专题研讨会，下面是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内容。发言人一：我所在的学校，有一名小学生，妈妈是学校的清洁工，他觉得丢脸，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跟妈妈主动打过一声招呼，装作不认识。还有一个四年级学生，家庭富裕，有专门的保姆和司机，这个孩子动不动就对保姆大声呵斥、颐指气使。在家庭教育中，有的家长教育孩子，“如果不认真学习，以后就要去扫大街，当清洁工，进工厂，回家种田”；有的家长说，“学生的任务太重，连补习班的作业都写不完，哪有时间做家务？”；有的家庭用劳动惩罚孩子，传递“我没犯错误，不用劳动”“我成绩好，不用劳动”等错误的观念。以前的孩子谈到理想，大多数是说当科学家、老师、医生等，现在的孩子，是说想当老板、明星、像巴菲特一样的股神等等。总之，希望拥有一个既不脏不累，还挣钱多的职业。发言人二：我见过有名小学生参加为期一周的军训，竟然7天没有洗澡、更衣，其原因是不会洗衣服，害怕洗衣服。有一个针对小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学生偶尔做家务，大约5%的孩子从来不会做家务，有的家长轮到自己的孩子做劳动值日，会到孩子的班级代替孩子值日。经常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洗碗的小学生不足三成，会包饺子、炒鸡蛋的小学生不足一成，学生日均家庭劳动时间不足十分钟。而某高校的一名大学生，从上大学起就带着妈妈一起来陪读，妈妈白天在外面打工，早中晚过来送饭，给孩子洗衣服，还承包宿舍的卫生。还有一名大学生，家就在S市，只是与学校不在同一个区，他妈妈竟然在大学附近宾馆住着陪读，原因是“因为孩子在家没有做过一天的家务，担心其无法独立生活。”除了这种陪读的，还有大学生定期寄脏衣服回家洗，或者花钱雇钟点工去宿舍打扫卫生，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堪忧。如今，小皇帝、小公主层出不穷，“老儿童”“巨婴”越来越常见。发言人三：当前，大中小学生超前消费的现象司空见惯，使用奢侈品、高档化妆品的不再是个别现象，大学校园网贷案例层出不穷。据了解，S市某大学一名叫小于的学生，在微信朋友圈“晒图”，各种大牌化妆品琳琅满目。小于一个月的账单：滴滴打车1174.87元，外卖订餐2218.69元，网购4513.85元。支撑如此高的消费，一些大学生并没有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挣钱。发言人四：一些90后青年职工工作主动性较差。对于不少青年人来说，干一行爱一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职业都值得尊敬的劳动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淡薄。赚钱越多的职业越高贵，赚钱越少的职业越低贱的观念相当有市场。一些年轻人除了手头的工作任务，不会再去积极承担其他工作。在就业方面，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如果找不到“不苦不累，冬暖夏凉，坐办公室”的工作，宁可回家“啃老”，每天在家里上网打游戏，或者拿着父母的钱周游世界，吃喝挥霍。发言人五：当前，选择职业教育的基本上是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孩子。由于产业工人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导致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我市企业频现“用工荒”，制造业一线工人出现年龄断层，年轻人寥寥无几，中年人往往来去匆匆。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去工厂，这其中还包括职业技能大赛上的佼佼者。大量产业工人从制造业流向快递行业，工匠流失现象严重，而这些工匠恰恰又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最缺的人才。发言人六：我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劳动教育每学期10课时，每周不足1课时，包括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内容。其中，真正动手实践的内容并不多，如四年级教材只有“神奇的针线”“玩陀螺”；六年级教材只有“一起做紫菜包饭”“玩泥巴”。许多学校以学生安全为由，以课代劳、以教代劳、以说代劳、以画代劳普遍存在。现在，学校走廊、卫生间、窗户等都有专门保洁人员负责，学生担任值日生的工作只是简单的擦黑板、扫地、擦窗台等。在劳动实践环节，很多学生是带着优越感、怀着春游心态去走马观花一下，对整个播种、生长、收获过程不甚了解。受人力不足、安全隐患等问题所限，大部分社区没有专门对接学校开展活动。很少有学生去社区帮孤寡老人做家务，去陪伴自闭症儿童，或在社区宣传垃圾分类等。在一些学校，劳动教育是副科、副课，甚至有老师提出“劳动教育增加学生负担有违减负政策初衷”，认为劳动是职业教育的事情，跟普通教育无关。　　　　资料4W市经开区地处渭河北岸，属省级开发区，全区规划面积15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万。自园区建设以来，按照“突出优势、错位发展、追赶超越”的思路，相继引进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和著名品牌，形成了食品产业园、商贸物流园、汽车产业园、中国酵素城“三园一城”的发展格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趋势，经开区党工委一班人深入调研发现，近年来在“放管服”改革中，由于基层管理权限的缩减和企业党建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导致服务对象与职能部门间的良性互动减弱，一些涉及企业发展、群众利益的大事难事烦心事，常常因为信息不畅、措施不力而得不到很好解决，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滞后的问题日益显现，不同程度影响了政企、干群关系的和谐，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经开区党工委一班人深深认识到，聚力打造中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物流园保税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酵素城，实现“十三五”园区固定资产投资、规上工业总产值、食品工业产值、物流园产值四个“过百亿”和乡村振兴的目标，就必须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大工夫，在破解服务发展的短板弱项上做大文章，从根本上实现从“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的转变。区党工委梁书记告诉记者：“我们班子成员深入包联企业，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形式，多渠道征集解决制约园区企业发展的融资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的意见建议。”区发改委副主任王某介绍道：“各级区部门‘一把手’实现包联企业全覆盖，定期深入企业问需问计，现场办公，收集梳理企业发展难题。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包联省市重点项目，收集问题建议上报职能部门，由职能部门出具问题解决办法，切实做到调研、收集提案不走过场。”记者在W市经开区了解到，分别建立商贸物流、酵素产业、政银企3个党建联合体，由各党建联合体召集单位组织，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党建联合体提案议事会，对事关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遵循“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原则，不定期、常态化召开“提案议事会”。每次议事，各职能部门根据会前提案，现场建立供需清单，邀请专业律师现场指导，专家学者专题辅导，企业与职能部门面对面，由参会企业负责人提出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各职能部门对短期内能解决的事项，现场提问、现场答复并明确解决时限；对一时无法解决的事项长期关注，并做好答复和解疑释惑工作，真正做到议事解决问题不搞形式。区督查室主任周某对记者说，对于提案议事会上没有现场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区督查室及时收集整理，及时发放督办单，硬碰硬要求职能部门限期办理。记者了解到，区党工委成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每周对各职能部门问题解决情况督导督办，通报工作进度，约谈推进不力的部门负责人。建立长效机制，把问题解决情况作为企业测评部门的重要内容，纳入考核考评。定期召开全区重点工作考评会，对提案议事会上解决问题进展慢、企业意见多的区属职能部门，由主要负责人现场表态，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实打实做到服务企业不打折扣。 资料52014年以来，H市全面推行“一村（格）一警”工作，建立起覆盖全市各个村庄、城市网络的新型警务模式。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H市的7806个警务室、4.3万个警务工作站，9834名社区民警和4.3万名辅警，迅速投身防控工作一线，被群众称为贴心的“警察蓝”。2020年2月的一天，派出所刘所长接到“微警局”案件通报：辖区一家口罩生产公司高层确诊新冠肺炎，公司数十名技术员和工人纷纷停下生产机器，抱着行李往外跑。刘所长、“村儿警”小李感到事态严重，该公司日产上百万只口罩，一旦停产，影响不小。两人决定先去现场劝说工人，再寻找信源。两人很快就查清：公司一名外来人员的远房亲戚确诊，与此人无关，更没有传染公司员工。谣言澄清，人心安定。疫情期间，“微警局”加强巡查网络谣言，由驻村民警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处理结果。同时，协助测控体温、打击制假售假，保障辖区40家口罩、防护服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社区民警小宋2018年初到基层时，一头雾水。老民警教他，迈开两条腿，练就“铁脚板”，摸清底数，才能心里有数。小宋用5个多月时间走遍了123个楼栋1803户群众，了解到老旧小区情况后，便着手推动对小区进行封闭管理、技防物防改造。与此同时，他手机上安装了“一村（格）一警”智能工作平台。该平台可以提醒社区民警“今天任务”“走访考察任务清单”，做到信息精细推送、要素智能采集、任务精准派单、矛盾隐患动态清零、档案自动生成、考核实时完成。凡是需要关注的人员，平台会及时推送信息，民警也能够及时上门走访。2020年1月24日下午，小宋接到社区通知，有一名疑似患者，需要紧急隔离，可此人情绪激动，拒绝配合社区人员。小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迅速赶到疑似患者家门口，讲风险、说政策，终于说服其住进定点医院。“村儿警”“片儿警”常年“泡”在基层，与村居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调解，还可以及时发现苗头，化解矛盾纠纷。3月1日，马庄村“讲理堂”，村警务室的民警小许主持化解了一起持续多年的邻里纠纷。村民金某和顾某因为争执80厘米宽的一垄地，互不相让。近日，两家矛盾升级，金某的脸被划破，住进医院。小许眼见小纠纷越闹越凶，于是联合村干部到田间测量地块，到家里耐心说服。最终，金某和顾某各退一步，达成和解协议，确保春季正常备耕。小何不仅是“片儿警”，而且兼任滨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直接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和民警小何一样，H市有8452名社区民警、34756名社区辅警进村（居）“两委”班子，兼任村（居）党组织副书记、村（居）委会副主任，兼任率分别达到100%和98.5%。将党组织设在警务室、警务工作站，针对群众急需急盼，贴近贴心做好服务。2020年2月初开始，大部分居民自觉“宅”在家里。可是，困难群众的生活却成了问题。滨河社区的老章腿有残疾，独自居住。社区民警小何了解情况后，组织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暖心小分队”，及时采购、捐赠生活物资，送给老章等困难户。老章感动不已：“社区不仅‘零疫情’，而且‘最温暖’。”文化路派出所黄所长说：“社区民警既要专业作战，又要发动物业保安员、平安志愿者、平安协会等力量。”文化路派出所辖区的商圈有20平方公里，住了近20万人，客流量大、租房户多，一度案件高发。社区民警小张到任后，督促商场、小区增加保安力量，增设高清监控设备；协同文化路派出所警力，集中侦破手机扒窃、入室盗窃、电信诈骗等“硬骨头”案件。仅用3年时间，原来每天案发20多起的社区，实现200多天“零发案”。一次，社区一位女租户买菜回家，见房门敞开，客厅有陌生男子在翻箱倒柜。她试问对方身份，说是房东儿子，而房东无子。女租户立刻岔开话题，择机拍下人像，待对方离开后迅速报警。情急中拍的照片模糊，无法比对。小张仔细分析案情，发现其对周围环境十分熟悉，很可能是本地住户。他叮嘱保安密切关注，一旦发现目标，立即报警。小张日夜蹲守，逐户摸排。一天早上，他进电梯巡查，正巧撞见嫌疑人。他一边稳住对方，一边呼叫增援，在保安赶来后迅速将其拿下，当场搜出三部被盗手机。 资料6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他一生都在实践这句话。虽然没有留过洋，却无碍他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却隐姓埋名二十八载，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非常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面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他进行氢弹设计。“百日会战”的日日夜夜，他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技术的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他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在国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他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2015年1月，他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26年，他出生于天津宁河一个小职员家庭，2019年1月16日，他溘然长逝，享年93岁。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天下第一村"换帅　　(1)吴仁宝卸任。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但从没有哪一个村支书退休能像吴仁宝这样轰动。他曾说要在"书记任上千到80岁"，今年7月5日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换届，由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接任其职位。　　这位76岁的老人，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华西村从1960年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他在经济上同样创造了奇迹：华西村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到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　　(2)争议中的华西村。40多年来，外界既惊诧于其创造的政治和经济奇迹，更对神秘的华西村充满好奇，而对华西村的质疑，也从没停过。　　2003年7月4日上午，吴仁宝在全村党代会上宣布，推荐吴协恩为书记的惟一候选人。他在工作报告中说："我的看法是，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次日上午，无记名投票选举，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选。同样全票当选的，还有党委副书记吴协东、吴协德、吴凤英等人。　　华西村党委是该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的规则一般是由书记提出议程，先召开正副书记会议，然后召开党委委员会。由于党委副书记同时兼华西集团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而党委委员一般都兼集团公司副经理，所以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华西村村委会主任由吴协德兼任，村委会在华西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按道理，村委会应当是集体资产的代表者，但党委会无疑在行使这个职能。　　吴仁宝现在新设了一个"总办公室"，他担任总办主任，这个机构的职能是监督集团公司等。　　(3)华西村会多。有人告诉记者，每晚要开党委会讨论村里的事务；而在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各单位也要组织学习新闻时事、吴仁宝的最新讲话精神，以及单位的各种政策；每个周末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外来打工人员大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全会。　　在这些大会上，华西村特色艺术团的演出是压轴戏。艺术团体的节目取材于华西，必须寓教于乐，例如《人人爱唱"六爱歌"》、《十富赞歌》、《十穷戒歌》等，还有教育干部知错就改的《小过关》，要求干部之间互不嫉妒的《将相和》。记者数了数，共有大约9部"样板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戏他已经看了不下10次。　　华西村没有卡拉OK、酒吧、咖啡屋、网吧等设施，只有一个理发店，晚上9时关门。村民晚上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看电视。在村里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严禁黄赌毒等条款，如果发现有村民赌博，举报者可获得1万元奖金，而村民将被没收财产、逐出村庄。　　(4) 新班子决定改变分配制度。华西村从1980年开始实行承包制，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在完成任务后，超额利润20%上交村集体，80%留在企业，这部分中的10%将作为个人承包奖金，但这一制度流于形式，因为吴仁宝从没拿过，手下也没一人敢拿。从今年开始，新班子决定必须兑现。　　(5) 共同富裕的路一定要坚持到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一直是华西村的标志。在历次风波中，吴仁宝有两个"先进"没有当，一是村集体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二是反思"苏南模式"后，集体企业转制，江阴市的所有企业中惟独华西不肯变。　　吴协恩认为，共同富裕的路一定要坚持，而目前的华西村，严格意义上说是股份制，"只是集体这一块占的比重很大，个人股本较小"。吴协恩表示不排除随着承包金兑现等，个人股本(管理者及村民的股份)持续增长，最终超过集体的可能。　　(6) 新书记的新目标。新书记上任后，提出了"今年100亿、明年200亿"的目标，而华西村去年的销售额是66亿元。华西村目前总资产40多亿元，负债率38%，约等于14亿元，这一轮新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已投入10多亿元技改资金。　　2．南街村的大同梦　　(1)寂静中南街村。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度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　　(2)不宁静的南街村。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口号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拥有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名廉价外来职工。　　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能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　　按照南街村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在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中排第27名。　　(3) 充满争议的南街村。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　　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 孰是孰非。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　　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　　(5)南街村的明天。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　　《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　　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村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村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村感一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　　南街村在各个方面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村"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　　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3．大邱庄神话破灭十周年　　(1) 强人陨落。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被判处徒刑，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成为阶下囚。1999年10月3日凌晨，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闻名全国的一代强人"陨落"。　　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10年，曾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也撤村建镇，大邱庄镇政府也将迎来建镇10周年。　　(2)10年后看禹作敏。1976年，身为大邱庄大队长的禹作敏带领村民使大邱庄从一个小厂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大邱庄遭受非议，面对"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指责时，禹作敏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　　(3)大邱庄的黄金岁月。1992年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黄金时期，大邱庄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但大邱庄在富足的同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个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国"里，没有人唱反调，禹作敏对村民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房子、车子、子女入学......禹作敏领导下的大邱庄为村民提供了14项福利，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无论村民接受不接受，从1993年开始，大邱庄走上了没有强人的道路，禹作敏彻底离开了大邱庄，撤村建镇。而对于大邱庄来说，在失去禹作敏之后，最初显得有些不适应。　　尽管如此，依靠多年的积累和宏观经济的繁荣，1997年，大邱庄的经济状况达到历史上最高峰。钢铁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财政收入9000多万。但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和银行贷款以及产权不明确、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大邱庄经济基出极其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崩盘。　　(4) 金融风暴中的大邱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整个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也在随后的几年中跌入谷底，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不忍回首的几年也是大邱庄力图改变生存状态的几年，禹作敏时代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栋栋楼房和―个个工厂，还留下了一个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即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其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等。　　(5) 改革中的大邱庄。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政府就不断地调整这个模式，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路程。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公平地讲，如果不是当时的改制，大邱庄恐怕不会在1997年后的几年中挺过去，更不会有现在的复苏。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这种改变多少有些被动，如果禹作敏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能够主动提供一套机制，那么大邱庄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 2012年2月23 El，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优秀广告代理公司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盛典首度设置了两项公益广告奖项一一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优秀公益广告制作公司(针对公司)、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优秀公益广告创意奖(针对个人)。 2011年12月2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汇聚力量，传播文明”的公益广告项目启动仪式，宣布2012年为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年，并推出7项具体措施促进公益项Et持续开展。 设置公益广告奖项，一方面是对在公益广告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予以激励，鼓励更多的力量参与到公益广告事业中来，另一方面也希望形成强强联手的合作机制，在未来的公益广告创作中形成更多为社会喜闻乐见、充分实现公益传播效果的优秀佳作。 在本次颁奖中，央视还向外公布了近期的一些节目动态。其中，2012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成为醒目的热点新闻，也收获了良好的观众口碑和收视成绩。在开年的这一系列报道中，普通百姓真正成为了新闻的主角，甚至在《新闻联播》中连续播出并上头条，带给观众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六，新闻频道的收视份额较2011年同期提升16％，《新闻联播》内的相关报道，收视率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 2. 2011年3月9日，邓飞等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倡议社会捐款。短短两个月中，不断有人关注“免费午餐”，捐钱捐物。活动很快募集到176万余元善款，使贵州、河南和湖南三地的7所山村学校的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另外，还有lO多所学校提出了申请，等待审核。 2011年5月4日，500多媒体人发起的、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多背一公斤公益基金”支持的免费午餐项目，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横拉坪小学启动，这是该项目执行的第7所山村小学。该项目通过向社会募集善款，为山村小学配备厨房、电器、餐具。让小学生每天能在学校吃到热饭菜。一些网友在微博上的义卖启发了“免费午餐”团队，大家商量能否利用微博操作公益拍卖，结果很快接到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的电话。在他们的帮助下。“免费午餐”项目在淘宝网建立了一个网店。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动员网友捐出自己的闲置物品，集中放置在淘宝店里对外标价销售或者竞拍销售。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可以在线拍下并支付一个标价为3元的虚拟产品，为孩子们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电子商务平台的开放、透明、资金有迹可寻和全民参与的特点，让公益形成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这种最具影响的网络零售平台与社会公益间的无缝对接，开创了公益的全新模式。 发起人邓飞在回答记者“怎么确保公开透明”的问题时说：“我们从最开始就注册微博、公开账号，只要涉及钱的，全都是公开的。每个学校必须开微博，每天通过微博接受监控，否则攒到月底做的账就有可能出问题。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校长要通过微博详细说清楚。每个学校发过来账目之后我们再转出去，全国人民都能看见。在价格上做手脚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我们还给家长留下电话，如果发现今天孩子没吃上午餐，或者午餐没达到标准，随时可以举报。此外，我们还发展了当地的志愿者。一旦发现问题，志愿者会到现场核实。我们项目组也有一名专职人员可以出差核查。当然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当地媒体。”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的约2600万在校学生。舆论普遍认为，从“免费午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 “对‘免费午餐’而言，它是一个奇迹；对当下社会而言．这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坦言，“在如此短的时问内，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这不仅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没有。” 作为“免费午餐”公益行动的核心发起人，邓飞坦言。并非没有设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但从未奢望过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尽管早在2011年7月，国家就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后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但邓飞想不到，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一试点政策的普惠范围就从宁夏的26万名学生迅速扩张到了全国范围内的2600万在校学生。 民间行为与国家政策形成良性互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免费午餐”短短6个月的实践就赢得了国家普惠政策的出台，这让以“老头子”自嘲的王振耀直言“很兴奋”。他专程给邓飞发去了两条短信，提醒他“不要庆祝下就过去了”、“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王振耀认为这是“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高度评价…度让邓飞感到意外，他当初认为，“免费午餐”之所以成功是冈为发现了民众的切实困境，并一一直脚踏实地地求解问题。 王振耀认为不这么简单。抛开“免费午餐”操作层面的可取之处，他认为，慈善归根结底是一种柔性的力量、善的力量，“免费午餐”恰恰完美地展现了这种力量。在王振耀看来，与其说“免费午餐”的实践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不如说民间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性对待而非对抗，让政府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意。 3. 汉旺镇位于距离“5·12”汶川地震震中约30公里的绵竹市，一直是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集中区域之一。一份未公开的民政部委托研究报告显示，39个地震重灾区的149家民间组织最普遍的善款渠道是成员自筹(37．6％组织存在该情况)。此外，除去高校志愿者团队，未在中国民政部门注册的灾区组织比例近三分之二(63．4％)。 绵竹市被专家公认为还存留着相对完整的志愿者队伍形态的地区。十多家志愿者团队被纳入团县委和一家企业家基金会搭建的协调平台。平台负责人唐荣是一位家室仍在广东的年轻人，网名“钓鱼岛岛主”的他曾在边区支教多年。 唐荣像是政治思想干部，在政府、企业和志愿者之间周旋。他这个志愿者团队协调人身份，既依靠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津贴，又属于“被团委看中的人”。2008年下半年，他正式成为志愿者服务站站长，同时向基金会和团委社工部汇报工作。每一次召开志愿者联席会议，绵竹市政府还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出席。 平台工作人员津贴由一家企业家基金会资助。记者翻看他们收入记录，平均28天的志愿工作，5名一般职员可领取1500元，负责人可领取2500元。据介绍，灾区参与大型慈善组织项目的民间组织人员收入平均与之相当。而一些志愿者队伍在近两年几乎没有外来资金支持，靠成员和志愿者自己出资支撑。而一些志愿者队伍至今不会写项目书。“难以和主流的慈善机构互动。”唐荣说。 还有一部分办公经费由团市委提供，工作人员均配有一台电脑，还有一辆专用8座车，在灾区组织中已属奢华。据2009年9月通过实施的《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各级政府可以就志愿者工作设立必要基金。而绵竹在内的大多数受灾地政府并未如此，志愿者们在大型政府活动中，仅能获得极少的工作补贴。 民间慈善组织“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发起人之一张雪梅，同时为一家法国公益机构工作。像她一样，很多中国项目协调人是以个人账户接收总部资金的，每动用一笔大额经费，就要到外汇管理部门申请额度。而在四川，人们所知的唯一一家本土化注册成功的机构，则同样因为外汇配套政策问题，无法直接接受境外捐款。 “我们现在就是高调地做个非法存在的组织。”中心协调人高圭滋拉长声调说。高圭滋是四川省社科联一位退休处级干部，并不在中心领取报酬。在地震袭击成都后，他几乎联络了所有过去十年积累的社会关系。5名常设工作人员，每年通过南都基金会和友成企业家基金会的捐赠，使用10余万元办公和工资经费。因为没有法律身份，中心无法为员工缴纳社保。目前，数家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共用现在两室一厅的套房。一年2万元的房租还是在筹措无门后，由香港大学社会学者陈健民筹资捐助的。 “5．12中心”的信息主管许琰洁今年27岁，曾是体育新闻记者，2008年在中心做志愿者，一直从业至今。远在郑州的家长，并不完全支持她的选择。在震后，治安稳定重回主流，面对面的联盟会议被迫减少，她的工作几乎依附于互联网和电话。 根据一项调查问卷显示，民间组织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金(53．6％)，其次包括缺少人力资源(38．9%)、缺少资源集合(34．9％)、难以与政府沟通(22．8%)等。 4. 2010年7月，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在当地党报公布了一份“[2010]53号文件”。文件以政府意见形式发至民政系统，称将在综合配套领域改革中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简化登记程序。 对于经济类和社会公益类民间组织，该文件说：“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先取得许可证的外，申请人可直接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对已登记注册的上述两类社会组织，用2至3年的时间，变原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完成无业务主管单位改革进程。” “5·12中心”并不在成都登记新政的社会工作、扶贫、养老和儿童关怀的名录之列。他们希望保留原始的“四川”字眼，甚至劝服四川省红十字会负责人，从省政府获得担当5·12中心主管单位的授权。但最终仍然遭到其他一些厅局级部门的反对，至今再没有下文。 然而，在民政部委托报告中，对当地政府政策支持和沟通渠道填选“满意”和“非常满意”的组织，却都在60％以上。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填选满意以上的达到54％，中性答案为31％。 5. 2011年12月29日，由民政部主管、主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京发布《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1)》。报告显示，仅8％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满意。 从年度发展指数来看，《报告》对99家固定监测点的跟踪监测结果显示，与2010年度相比，2011年度我国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2010年度，99家慈善组织的平均慈善指数为39.0分，2011年这99家慈善组织的平均指数为40.6分，比2010年上升了1.6，透明度增长了4.1％。 《报告》对网络公众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8％的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状况表示满意，这一比例与2010年的9％相比，略有下降。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与今年持续的慈善问责风暴有关。”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说，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捐赠人和受益人在内的社会公众权利意识、问责意识提高较快，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使信息获取方式改善较大，而组织的透明建设速度赶不上这几个方面的速度。 从年度整体指数来看，测评结果显示，1000家公益慈善组织样本2011年透明指数平均分为33．O分。其中，年度透明指数在80分以上的组织有6个，仅占1000家测评样本的O.6%。“透明度是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整体得分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彭建梅说。 据了解，自2009年，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开始研发中国慈善透明指数体系，并以此指数体系对本年度慈善信息公开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编制、发布第一份《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09)》。 彭建梅介绍，与往年相比，本次《报告》扩大了公益慈善组织样本量，由2010年的99家增加到1000家；增加了对监测样本组织的重点访谈，以核实数据、校正指数。同时，中国慈善透明指数在原有完整性的维度上，新添加了及时性、准确性、易得性三个维度。 6. 2011年11月28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三次发布关于慈善基金会的榜单，该榜单聚焦基金会透明度问题，推出中国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榜单上，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位列前三。25家上榜基金会中，共有17家公募基金会，8家非公募基金会。其中，非公募基金会表现突出，榜单中表现最好的前两名均为非公募基金会，前10名(含并列)中有5家为非公募基金会。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3至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62.6亿元；“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6至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 %。“郭美美事件”击中了中国慈善机构的软肋——透明度。不少公众希望“郭美美事件”能帮助中国慈善机构开启一个透明的未来。同时，“郭美美事件”的积极效应已经显现，关联方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迅速推出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公众可先期查询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数据。虽然查询数据中尚有瑕疵，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位居排名榜单第七位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00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去行政化的改革，在信息披露方面也不断推进“全程透明公益”的技术开发，这样主动转型的公募基金会实属难得。2011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人大会召开。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次专门为捐赠人举办的会议，会议通过项目报告的形式向捐款人及公众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扶贫基金会计划每年召开年度捐赠人大会，其他不少公募基金会表示将效仿，增进与捐款人的沟通，增进基金会运作的透明。 7. 2011年9月，湖南省长沙县某中学教师爆料，从2010年开始，“捐款”成了工资单里的固定一项。捐款的项目为“一日一元捐”，该项目由县民政局发文捐献，一天一块钱，一年就是365块，但2010年增加到400块，在长沙县所有中小学中收取。 长沙县一位张姓老师透露：“这项活动已经开展了好几年，最近不但涨了捐款额，还变成了强制。我儿子在县里的中学上班，也必须参加这样的捐款。”张老师表示实在不理解，“捐款应当是自愿的，而且不该限定额度。经济这样发达的一个县城，怎么要老师拿出钱来捐款?而且还是强制性的呢?” 在张老师的引导下，记者找到了长沙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这完全是上传下达的公务履行，按照文件在执行。“据说是发了文件的，民政局布置到教育局，教育局再布置到各个学校。”张老师在学校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 长沙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自己也都参加了这个“一天一元捐”活动，的确是民政局发了文件。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该项活动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同意，“我们是发了文，但我们把文件送交了政府，上面的领导同意，我们才会这样捐的”。 工作人员说到的这份文件，是由湖南省长沙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布的《关于认真组织开展“天天慈善一元捐”活动的通知》，通知中写道：“各级各部门要把‘天天慈善一元捐’活动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和重要工作，要组织干部，发动群众，完成任务。” 工作人员还表示，捐款的目的就是帮扶贫困。“慈善会在财政局开了一个专户，主要就用在慈善助学、慈善助医、慈善促居等活动上”。 长沙县慈善会会长彭三明在解释这份捐款的意义时说：“全国号召，省里号召，也是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号召全体干部职工，还有居民，一起来献爱心。老师按道理觉悟是最高的，思想境界也是最高的，也是扶贫帮困的先锋，应该走在前面，不必在乎这三四百块钱吧。” 8. 香港大力弘扬互助互爱的香港精神，公众参与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慈善义演、慈善晚宴、慈善拍卖等慈善捐款活动。在某国的一次海啸发生后，香港各界对海啸灾区的捐款超过7亿港元，人均捐款超过100港元，既创下了香港历史上赈灾募捐的最高纪录，更成为全球人均捐款额最高的爱心城市。 美国慈善捐赠的85％来自全国民众，70％以上家庭都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2％；而我国慈善捐赠中只有10％来自普通百姓，而且捐助行为也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被动捐赠，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数额则是中国的7300倍。同时，我国内地慈善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刚刚起步，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高达44％。 在国外，不少富人都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并把慈善捐助作为回报社会、帮助弱者的重要手段。曾是世界第二大富豪的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在75岁时签署捐款意向书，正式决定把其85％的财富——约370亿美元，捐赠给5个慈善基金会，其中比尔·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会获得捐款约300亿美元。至于盖茨夫妇，则先后捐献出300多亿美元，并且已签署好遗嘱，死后除留给子女几百万美元外，其余99％以上的财产都将毫无保留地捐给社会。在香港，富人也都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香港首富李嘉诚多次出巨资捐助社会，并宣布未来将把1／3的个人财产捐给李嘉诚基金会。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的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约500亿港元，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而中国内地却有“富人不仁”的说法。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的富豪拥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但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所占比例却不到15％。 9. 2011年12月17日，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公益组织就业人数占比不足1％，与同时期36个国家平均水平的4.4％相差甚远。中国公益组织正陷入“人才洼地”，专业人才的供给远远跟不上公益组织的发展速度。 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专职人员，流失得还很厉害。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有56.5％的公益机构遭遇了人员流失。该调查还显示，公益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从业者的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处于初级阶段，尤其需要一批有爱心、有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来加盟推动。”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震教授说。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大陆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 “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会加剧老龄化的速度，可以说是人口转型的一个拐点，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某表示，经历了持续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人口增长的速度放缓，老龄化速度加快。 张某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为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随着人口红利的变化，就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变劳动密集型为技术创新型。因此，“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任务就非常突出。 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后更加要通过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口红利拐点将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现在一些企业面对招工难，已经采取了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以及加强科技研发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应对之策，正在走出一条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 2．2013年5月13日，某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一名年仅24岁的员工在上班期间猝死。仅仅两天后，又一名就职于一家游戏资讯网站的24岁员工在上班途中突发心脏疾病去世。这两起年轻人猝死事件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大家纷纷感叹当下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过大，渴望减压。“压力大”“节奏快”“熬夜”“长期面对电脑”……几乎都市中的职场人群都可以被贴上这些标签，殊不知这些因素很可能会诱发“过劳死”。有统计数据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 在上海职场，一组数据探照出一颗让人忧心的“地雷”。某人力资源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 调查还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拿着较为丰厚的报酬，但是却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 调查显示，部分用人单位“以人为本”理念的缺失，导致用人单位忽视劳动者合法权益，使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强度和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而对企业用人行为的监管不力，也暴露出我国劳动执法监察的缺位。也有部分劳动者，出于对自身的过高要求、对生活水平的过高追求，为了谋求增收、晋升等机会，主动扎进加班的行列，挑战身体极限。 在工业化成为主导产业的现代社会，“过劳死”并非为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当雇方无意、佣方无力改变这种状况时，在很大程度上亟须依赖于政府的重视和干预。如美国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职工死亡符合这些标准，雇主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日本制定了相关规定：如果员工身故原因被认定为“过劳死”，死者家属就可以据此对雇主追责，并获赔。一个良性的社会，政府不能停留于“权利零售”的水平，而要关注和干预包括预防“过劳死”在内的职工权利的确认和保障。 3．目前我国劳动者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一路“走高”。29岁的杨某在北京三元桥附近一家外企从事金融工作，但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间的他依然不敢有大的消费。 “别看我收入相对不算低，其实都交给房子了。”杨某告诉记者，去年底的时候他看到房价开始松动，就准备抓紧买房。 转眼过年以后，他发现原本没跌多少的房价又有上涨的苗头，就赶紧四处找房，最终在四环外选了一套9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各种费用加起来接近250万元，家里东拼西凑总算交足了首付，可贷款还要100多万。” 自从买了这套房，杨某和远在外地的父母就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他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先被银行拿走大半，剩下5000多元的收入，虽然生活花费基本够用，但想到头上顶着百万元房贷，其他消费就先免了。” “每次有额外的奖金都赶紧存起来准备提前还贷，爸妈也是尽量省出钱来帮我还钱，真是一套房毁掉一个家呀。”杨某对记者说，自己的同学中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很多人在2008年房价还算低时就把房子买了，自己因为读研反倒把买房给耽误了，想想挺后悔的，“其实现在有钱没钱跟工作好坏没啥关系，就看谁工作早、买房早。” “老百姓很大一块购买力都被房价的上涨所侵蚀了，这也是影响消费扩大的重要因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某认为，食品和住房是老百姓日常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具有很强的刚性需求，这两项价格走高，将对我国的消费需求和产业发展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根据中国的人地关系，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食品和房价上涨是必然趋势，制成品价格则会相对下降。”梅某建议，国家要继续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强保障房的投资建设力度，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可以让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投向可贸易商品消费，而不是被迫用于住房消费。 4．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开展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和重点职业病专项整治，规范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和劳动用工管理，严肃查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全社会职业病防治意识逐步增强，大中型企业职业卫生条件有了较大改善，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是，当前职业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50多万例，近年新发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由于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的特点，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职业病要大于报告数量。尘肺病、职业中毒等职业病发病率居高不下。2009年，河南农民工张某“开胸验肺”，证明自己的确患有尘肺病并最终获得赔偿，轰动一时。尘肺病是我国最主要的职业病，约占职业病病人总数的80%，近年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尘肺病等慢性职业病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愈，伤残率高，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煤炭、冶金、化工、建材、汽车制造、医药等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职业病危害。许多中小企业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恶劣，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护。近几年发生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农民工苯中毒、福建省仙游县和安徽省风阳县农民工矽肺病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患病，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现实中，一些用人单位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不足，对劳动者健康重视不够，防治主体责任不落实，没有采取有效的综合治理措施，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关系，职业病防治未能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监管机构不健全，基层监管力量薄弱，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不够，没有形成合力。部分地方和部门监管措施不到位，执法不够严格，对违法行为处理不力。许多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设施、设备简陋，职业病防治管理水平低，投入不足。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不够完善，信息网络不健全，职业病预防、控制技术急需提高，宣传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应急救援能力有待加强。 5．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生产装备水平不高和工艺技术相对落后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在煤炭、冶金、化工等职业病危害较严重的行业，改善工作环境需要一个过程。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就业，他们流动性大，健康保护意识不强，职业病防护技能缺乏，加大了职业病防治监管的难度。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广泛应用，新的职业危害风险以及职业病不断出现，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2010年4月，南京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运输工人赵某正式被诊断为“尘肺三期伴肺功能重度受损”，此前，连爬几节楼梯，他就会喘得不行，无法从事体力活。 幸运的是，公司替他参保了工伤保险，他也迅速拿到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南京市人社局负责工伤保险审核的夏科长介绍，三年来，赵某累计拿到了十多万的报销费用：“一块是定期待遇，比如达到4级的话，可能拿75%的工资，就是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还有一块就是他的医疗待遇，就是他看职业病，只要符合支付目录的，都由工伤保险支付。”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职业病患者都像赵某这么幸运。南京市人社局的一份统计显示，2011年，南京市仅有60名职业病患者申请到工伤保险，2012年只有63名，数量很少。 数量少的背后，是职业病患者的尴尬。南京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杜某坦言，职业病的发病是个过程，而且诊断过程需要企业配合：“职业病有个过程，也很难说。以前是要求单位出具证明，提供相关资料，他们才给做，由职工个人去的，很多资料都没有，做检查就很难。” 尴尬不仅如此。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职业病超过3万例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目前，全国有职业病诊断机构562家，由于专业性强，难度大，从业人员待遇不高等原因，职业病诊断机构数量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在职业病鉴定难的背景下，患者是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张某这样说，由于取证难，职业病官司不好打，很多小企业的职业病患者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拿不出：“职业病的周期都比较长，已经形成了损害的结果然后倒推过去，多少年以前因为从事什么职业，这种取证相当困难，如果从事过很多种职业，我怎么能判定我现在的这种身体状况就是其中的某个职业造成的呢?” 6．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从代表委员到政府部门，共同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寻找可行方案。许多代表委员向记者表示，实现农民工的“城市梦”，除了制度设计外，还需要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的“软环境”建设。在此背景下，修改“农民工”这一称谓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农民工”的称谓，或者说是“标签”，的确难免会让人心里感到被另眼相看、受歧视的意味，作为农民工群体，希望消除称谓差别，心情可以理解。事实上早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提出，改叫农民工为“外来建设者”等，但响应者寥寥，质疑的声音倒不少。 部分农民工希望改称呼，官方也有这方面的动议，何以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而热烈的呼应?问题在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题，至今尚未从根本上得到破解，即便是少数农民工经过打拼赚了钱，在城市买了房、安了家，但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福利，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个农民或者农民工。 农民工改称谓并不难，叫产业工人也好，叫外来建设者也罢，只要身份不改变，不从权利、义务方面融入城市，无论称谓有多光鲜、动听，终究只是浮云。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如何打破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瓶颈问题；如何健全法规和提升执行力，让农民工真正能够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的问题；如何确保城市公共服务农民工可以平等共享的问题，等等。 在权利、待遇、保障等各个方面真正融入城市了，与城市市民没什么两样了，有多少人还会在意农民工称谓，到那时“农民工”之称就自然会悄然淡出公众视野。否则，终究只能是个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守着“城市梦”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7．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实际增长10.7%，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高出GDP实际增速2.9个百分点，延续了快速增长好势头。 统计显示，2012年农民收入结构逐步优化。家庭经营收入比例继续下降，工资性收入比例继续提高。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43.5%，提高1.1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1.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连续三年下降，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3.10:1。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农民收入的水平仍处于低阶段、低水平、低基础之上。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影响农民持续增收的不确定因素还在增长，扩大农民增收依然是农村工作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完全可以说，关注农民增收就是关注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关注当下中国城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关注当下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中国的现实国情告诉我们，“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只有农民实现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才能成真。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持续发酵。欧美制造业回归声势高涨，东南亚制造业异军突起，我国制造业出口面临巨大的挑战，农民工资性收入前景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不中断，我们必须走多元化、多渠道增收之路。在千方百计稳定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同时，当前要落实好中央1号文件部署，更好地挖掘农业农村内部增收潜力，不断扩大农民经营型收入，努力形成农民增收的内生机制和长效机制。着力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还要完善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探索扩大农民收入的路径。 8．“体面的劳动”这个概念是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Juan Somavia)在1999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提出的。当年，他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的名称就叫《体面的劳动》(Decent Work)。报告指出，国际劳工组织当今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男女在自由、公正、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会，并制定了体面工作量化指标体系。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体面的劳动”意味着劳动者的权利应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和充分的社会保护，也意味着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并认为，“体面的劳动”只有通过对促进工作中的权利、就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这样四个战略目标，在整体上予以平衡和统一地推进，才能够实现。 201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焕发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我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习近平强调，我国工人阶级要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始终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1996年岁末，朱镕基同志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道，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面对商鞅，以强人著称的朱镕基都会凄然泪下，感慨改革之难。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当年他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那种决心和勇气仍然历历在目，也清晰地展示了前进道路上的曲折与艰难。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从来都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甚至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明清时代的各种变法和改革等，每一次变法、每一次改革，其实都是在推动人们的思考，一点一滴地推进社会的进步。然而，思考与进步，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不由得不令人感慨万端。 习近平曾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说明改革开放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漫长。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改革中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这一句的概括十分深刻，一方面道出了李克强总理改革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另一方面也道出了改革之路的极其艰难与阻力。 2．自70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管制的改革。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一改革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总的来说，其效果非常显著。有人估计，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放松管制改革的收益每年估计在358亿到462亿美元之间，而未实现的收益也有200多亿美元。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许多原因，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制度具有严格的法律基础。美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政府严格执行依法行政，没有法律依据，任何行政管制和审批行为都是无效的。与此相比，中国法治建设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许多行政审批制度都开始有法律依据，但还有一些行政审批制度没有法律依据，是行政部门自己设置的。这是人治行政的做法。 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最近的一个提问引市场热议。据报道，郭树清在某个内部场合向与会人士发问：“IPO不审行不行?”问题的答案会是如何呢?近些年来，针对新股发行改革的建议很多，希望取消发行审批制的呼声也很多，但此改革进展缓慢。问题当然不在于IPO不审就不行，而实在是有太多的利益羁绊在其中。 相信郭树清的这个提问并非偶然。自其履新以来，郭树清展示给公众的，大体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强制上市公司分红，严打内幕交易，主张放松管制、强化监管——这一切，都在表明这位财经官员的改革理想。 当然，也可以想象，取消发行审批制的改革注定是艰难的，既得利益者有动力维持原状。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因改革而失去利益者，常常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这不足为怪。如此，郭树清的这个提问，或许只能表明一种态度，一个愿望，距离真正的改革尚有不短的路途。改革拒绝浪漫主义，从愿望到真正去落实，其间会有很多艰难的博弈!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无奈和失望。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和今日中国迫切需要改革的诸多问题一样，如同邓小平多年前曾指出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所谓“自我革命”，就是主动放权，就是通过改革，将利益从自己手中放出去，其难度不言而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呼唤改革强人的出现。 3．《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出台后，不少媒体把2014年6月前“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作为标题处理，意味着人们对此制度“分量”的判断。 一方面，该制度对公务员体系，特别是官员队伍考验巨大。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不动产登记落实到位，拥有诸多不动产业的官员将曝光于世，接下来，将面对需要回答为什么有如此多不动产的问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先富起来”的群体，尤其是靠房地产发迹的群体也面临压力。配套的税收等措施，将更大力度切割他们的“蛋糕”。“闷声发大财”的时代过去了，未来鼓励发财，但发财需要尽更大更多义务。 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到底有多难?近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双开，国家监察部网站通报，刘铁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他个人受贿一千多万元，该案反映出的，除了廉政机制的建设，同样指向不透明、欠公开的行政审批制度。在能源项目运作过程中，从办事科员到处长、司长、副局长、甚至局长都参与把关，职务的便利、制度的缺陷，每一个环节都有寻租空间，这是“刘铁男们”得以谋利、寻租的制度基础。 相对于改革开放早期，利用政策红利富起来的商人阶层，处于体制内部、享受权力寻租“红利”的官员阶层，是攻坚期改革难以继续的强大阻力。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官商勾结、滥用职权等形式，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用权力换取钱物，这种利益获取方式已开始同化，并形成新的权贵利益集团。个别官员因此成为党和国家的“蛀虫”，而这种权力干预的资源分配方式，也违背市场竞争规律，破坏了经济发展秩序。 政府已经释放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明确信号，推进城镇化将成为维持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镇化建设必将产生成千上万项的行政审批项目，如若不在此之前对政府官员进行警醒，对审批政策进行调整，那根据以往经验，或将出现大量官商勾结、滥用职权问题，进而影响城镇化建设的质量、损害公众利益。因此，此前的党政改革，虽不能完全避免官商勾结，但毫无疑问，体制内利益层被“盯”得更紧，权力变现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4．过去30余年，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作用居功至伟，但也客观上形成了地方主导的增长方式，“拉投资、批土地、上项目”成了一个通行的模式。其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各类行政审批事项。投资项目往往要经过层层严格审批，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生产要素领域和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结构优化的根本问题。 “政府此次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旨在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这样一来，必然加快民营资本进入经济领域的速度，调动小微企业的积极性，淘汰过剩产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向惠民等领域倾斜，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激活了市场。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元素，民营经济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全哲洙说：“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5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超过60%，对城镇就业贡献率更是超过80%，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一。” 然而，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型企业一直存在裁员、倒闭现象。其中，小微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更是面临着融资难、出口受阻、劳动成本增加等诸多发展的难题。国家统计局通过对4.4万户规模以下小微企业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二季度有63.5%的小微企业认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用工成本上升。此外，工信部的数据也显示，2013年7月，制造业小微企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4，已经连续16个月运行自50%的临界值以下。 为了使民营企业渡过难关，政府在针对民营企业贷款、融资、行政审批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政策扶持和放权行动，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新一届政府运行以来，已经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67项，并同时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进行帮扶。 5．有效把握“放”、“管”两阀，就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弯道超车。“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中国新一届政府自成立后中简政放权上疾步快跑，“放”、“管”齐头并进，目前已先后取消和下放了165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同时又在食品安全、环境等民生问题上施以“重典”，一手“放”一手“管”，中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路上稳步前进。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履职之后，其到佛山调研时曾经要求，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如何服务好民营经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在简政放权一项，佛山大有可为。佛山早在2003年就率先在全省实施简政放权工作，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2012年以来，佛山简政放权、服务民营经济的一个明显动向是，纷纷向商会放权。比如，2012年，陈村总商会和狮山总商会就分别成为顺德区和南海区率先承接政府放权的总商会。前者承接了15项政府职能，后者承接了28项政府职能，做到了应放尽放。 就佛山而言，佛山的金融业在先天政策资源上无法与广深、天津等地媲美，但佛山是个藏富于民的城市，民营经济发达，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或可将佛山的金融业紧扣中小企业需求，给予其资本支持。比如，为中小企业联盟提供担保或融资。 2013年5月27日，青岛车管所在全国率先推出首家由政府部门开设的“淘宝店铺”——青岛车管淘帮办。记者在淘宝网首页输入“青岛车管淘帮办”，点击进入到网店首页，上面显示了十个“商品”，分别为补办驾驶证(市内四区)、补办驾驶证(其他区市)、补办机动车号牌、补领机动车行驶证、异地委托年审等。工作时问为周一至周五的8点半至11点半，有在线咨询客服及联系电话。 继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政务微博等时下十分流行的理政尝试之后，青岛市车管所为了便民、利民，本着全心全意为岛城群众服务的原则，隆重推出青岛车管淘帮办。当“简政放权”的执政理念邂逅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形式，这家“政务淘宝店”一炮而红。 6．据统计，2013年是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有人称之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某网站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是采访内容。 记者：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3年全国将有699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比2012年增加19万人，这也是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一份针对2013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同比下降9%；本科毕业生为35%，同比下降12%；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同比下降13%。就业不是个新问题，每年大家都会关注。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就业难的核心，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有高校扩招加速，使2013年成为自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有我国中小微企业太少、注册登记门槛高、审批时间长、贷款比较难，造成就业容量不大；有人才供求信息不对称，造成职位浪费；还有的专门人才与生产不顾需求，带来供给过剩。比如大学专业调整4年一个周期，而社会人才需求变化远高于这个速度，结果导致招生时的热门专业就业时变成了冷门。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我想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体制上的原因，最明显的是能够容纳最多人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在法律和政策、资源和机会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员工应得权益得不到保障和满足。与国家机关、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待遇相差悬殊，对大学毕业生和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缺乏吸引力，于是“千军万马考公务员”。另一方面，上述客观上的原因转化为一种主观评价和心理，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就业选择，对于自主创业避之犹恐不及，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反过来又加强了体制的同化和僵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俊臣：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的直接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垄断了绝大部分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基本上已不具有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功能，而大学生们仍想往固有企业和国有单位里“挤”；二是大学生在学校里基本没有学到自己创办中小微企业的本领。 7．简政放权的实质是将政府机构一个主体的决策权、行动权，交给千百万干部和人民群众，由千百万干部和人民群众自行做出决策和自主行动，让市场活力随之大增。当然，放与管之间要把握好一个度。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关于放与管，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很清楚，该管的管，该放的放，并不是所有的资格资质都要废除。对于涉及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比如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的资格资质还是相当需要管得住的，在能够由市场本身可以发挥功能的行业，资格一定要放，这样放开对于我国的发展无疑是增添了新的动力。 南方某市，办理交通建设项目相关审批事项，将不必再往返省里，交通厅交通建设项目省级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市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南方某省的农业厅下放的草原类许可事项、省交通厅下放的水路和船舶经营许可等部分权限，而事实上，这些权限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都不会发生。记者还看到有煤炭生产许可证核发、煤炭企业矿长资格证书核发、煤炭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核发、煤炭企业采矿设计审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批等，而某市陆域矿产资源贫乏，只是煤炭的中转站和储备点。 “放权清单很好看，实际效果不明显”、“从部门到‘二政府’，企业仍然很辛苦”、“权力下放有截留，依法行政不可求”……这是最近网络上非常流行的说法，不可否认会有些偏激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现实情况。简政放权在某些地方仅存在于政府工作的案头，其实效性让人怀疑。 8．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优化审批流程试行方案》从政策上解决了这个“难题”，行政审批流程从799天变为37天。据介绍，37天的审批流程分包成“五个集装箱”——发改委牵头立项阶段、国土房管局牵头用地审批阶段、规划局牵头规划报建阶段、建委牵头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阶段。 广弘公司办的正是规划报建阶段的手续。“5月23日交预收件，5月27日正式办理，今天就能拿到许可证”。广弘的一名负责人说，只需来政务中心3趟，建委、环保、民防、消防4部门“并联”办公，10天就能搞定。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试点的国内首份负面清单，一推出就受到各方高度关注。自贸试验区运行以来，许多人都拿着清单来到企业注册登记现场，寻找投资创业的机会。 所谓负面清单，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的首份负面清单列出了18个门类1069个小类，其中对约190个小类有管理措施，也就是说，超过80%的外商投资项目将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在看到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不在负面清单上之后，有一家从事金融外包服务业务的公司负责人专程从北京赶来上海，希望能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公司。这家在国内金融安保领域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公司，一直以来因为不能单独以会融安保业务为经营范围来注册成立新公司，所以只能通过“打擦边球”来开展业务，自贸试验区的成立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说：“负面清单的设立，使过去一些桌面之下的‘潜规则’都成为台面以上的‘明规则’，接轨围际惯例。” 9．安徽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召开市级领导全员参与的工作会议，制定简政放权工作的具体实施工作。对省级707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减少387项，占现有审批事项总数的54.7%。这是十余年来，安徽省历次行政审批项目清理中范围最广、审查最严、力度最大的一次。迄今，安徽省市两级共取消调整审批项目7348项，占原有审批项目50%以上，“没有法定依据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有法定依据但与现实管理要求不适应的，予以取消或调整。外省未保留的，本省原则上不予保留：外省保留但不符合本省实际的，不予保留。” 长期以来的控制型管理，令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比如，要登记成立，必须首先找到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挂靠。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行业协会受到业务主管单位过多干预，被称为“二政府”。 2013年9月，有媒体曝出安徽省某市数十位工商干部在该市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协会兼职。工商部门将企业年审等与协会会费收取挂钩，并从会费中支出杆部出境考察费用。政府权力下放和职能转移未真正落到实处，让协会自我管理成为空谈，反而沦为部门滥权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针对类似弊端，近年来，安徽省大力推行政社分开，要求行业协会在职能、机构、人员、资产和财务等方面与政府及其部门彻底脱钩。为降低登记门槛，2009年3月，省民政厅就合芜蚌试验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出台措施，对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采取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2011年，这些举措又扩大到整个皖江示范区。 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坚持职权法定原则，以严格的法治为保障，才能从制度上解决职能越位、错位问题，使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2013年6月，安徽省还肩动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发动省、市、县、乡(镇)“四级联创”，整体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不久前，安徽省政府启动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将示范创建活动开展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并在官方网站设置专门栏目，邀请网友给16个设区的市政府和40余个省直单位依法行政情况打分。 《老子》中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如今的行政改革就是治国理政中的一只“小鲜”，烹出好美味，还需要把握火候、慢功巧匠。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对城镇化中的文化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彰显地区特色、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将是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在城镇化建设中，有多种选择：是执著于高楼大厦平地起，还是注重城镇品质的塑造，以人的生活幸福为核心：是急剧征地、面积扩张，以新、大、亮为美，还是协调布局，讲究传承，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首要；是头脑发热、盲目攀比、领导拍板、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还是科学决策、依法办事，为城乡人民的文明进步而城镇化。今天，当大量城市新区沦为荒凉之所，甚至变为“死城”时，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其实，在城镇化过程中，文化建设也是关键，因为，缺少文化的城镇化，同样可能沦落为精神上的“死城”。B市D区，作为传统农业区，正在向现代产业新区迅速迈进，大量农民转为居民，而外来人口也迅猛增长。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D区内整建制拆迁的村庄达123个，搬迁人口10万人。2010年末，D区非农人口28.4万人，比2005年末增加10万人。在136万常住人口中，有64万是从外地和其他城区搬过来的新移民。近些年，这里整村整村的农民搬进了社区，住进了楼房，在华联超市购物，在绿草如茵的公园散步，与城里人一样，过起了市民生活。但他们仍觉得不满足，与这里的男女老少聊天，他们还感觉缺了些什么。一位姓张的大妈问，难道这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生活?住楼房、逛商场，如果这就是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文明含量就太低了。其实，在城市生活中，精神的寄托、文化的陶冶，至关重要。在城镇化急速发展的同时，假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能及时跟进，便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充实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培训的场所，可以提升转型中的新市民的文化素养，可以让农民感受到精神文明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外来人口带来归属感和寄托感。然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使文化设施捉襟见肘，特别是新规划、新建设的居民区及原来农村地区拥有的文化资源明显不足。人们不是去打麻将，就是去街头、立交桥下闲逛。缺少文化的生活将是一种乏味的生活，也是最容易养成不良爱好的生活。 2．H省G县紧邻B市，自从B市房价迅速上升后，这里紧随H省三河、香河又成为房地产商看中的地盘。尤其是B市第二空港将要在南城建设的消息，更让这里的房地产开发突飞猛进，一个个新楼盘陆续矗立。如今外来人口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城镇人口猛增，城镇面积急剧扩张。在G县城中心，2012年刚落成的G大剧院显得格外耀眼。外表典雅美观，内部设施完善，内有一个1200座的剧场和4个电影放映厅。G大剧院虽说由政府投资1个多亿，但建成之后如何优质管理。如何注入软件服务，却成了比硬件建设更难的大问题。G大剧院管理者发现，与文艺演出相比，G的观众显然更喜欢电影，而且根本没有养成买票进剧场看演出的习惯。不少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宁肯花60元看电影，也不会花10元钱买票看演出”。G大剧院所显示出来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经济快速发展，一流文化设施落成，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的文化修养、欣赏习惯、文明风俗也能同步提升。后者是个渐进的过程，所用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前者。目前很多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地区，文化建设往往都选在新区和开发区进行，因为这里过去都是农田，便于征地，有利于规划，而且盖多大、怎么盖，也能得心应手。这些地区的文化建设，尽管多数巍峨壮观，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共交通不便，远离居民区，远离商业服务成熟的地区，有的文化设施投资巨大，规模浩大，已建起多年，很多居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W认为，“只有方便才能吸引居民使用。所谓方便。一是要离居民近，二是资源要经常更新。因此，建一座5万平方米的大设施，不如建500座100平方米的小设施，规模太大就不可能放进社区，就不可能便于居民使用。不能好大喜功、贪大求洋，搞面子工程”。“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人们曾用这一略显夸张的比喻来形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尽管农村文化建设始终是党和政府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基本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明显改善了农村文化滞后的现状，但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文化服务依然没有满足农民的多种需求。而当城镇化以后，最先得益的就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公共文化建设不能只满足于盖大厦，建豪华地标，而应该从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修养入手、着眼于推进当地社会文明的进步。无论大剧院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都不应该与当地的社会发展脱节。城镇化中的文化建设，还要首先考虑经营人才、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的吸纳与培训，否则。设施起来了，没人能经营，既浪费了资金、场地，也不能为当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任何作用。 3．在人们的第一反应中，大妈们跳的“广场舞”和街角的实体书店，恐怕是城市里互不搭调的两种文化形态。如果说它们有共同点的话，那便是在近几年的社会新闻里，不仅持续露面，而且总是收获意见不一的评价。“广场舞”有时被视为城市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体现群众文艺的强大生命力，于是，“中国大妈在卢浮宫广场跳广场舞”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有时又被视为社会环境的“公敌”，周边居民对“广场舞”的噪音忍无可忍，不断做出五花八门的过激反应。而对实体书店相关的报道，则一再演绎同一个悲情故事──从经营困难，到无法坚持，再到关张或撤出市区。有人认为实体书店是城市文化精神的体现，有人则指出。面对网上书店和电子书阅读带来的现实冲击，与其重申精神理想，不如去探索更加可行的经营出路。可以看到，“广场舞”和实体书店，虽不是左右民生的大事，却是一座城市的烦心事。人们对之抱有复杂的心情，而这复杂的背后实际上是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改造问题。在近20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疏忽了对人们能够自由使用、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的构想和设计，没能为城市建造和发展保留一定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一疏忽既由开发商自身利益决定，也因现有设计一味模仿西式社区。缺乏对中国人公共活动特性的思考而越显突出。社区之内如此，社区之外的空间也往往规划为与社区生活相配套的商业、绿化和交通用途。文化的用途通常不在考虑之列。没有公共文化空间。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公共文化的日常需求。尽管这些疏忽很难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得到改善，但是，这并不妨碍居民们自行开发、“占领”和改造既有空间。当青年人在写字楼和居所间疲于奔命的时候，首先出来挑战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缺失状态的，自然是退休后的老人和放学后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喧闹的“广场舞”正由此而来。实体书店的窘境，很大一部分也由此产生。若对小区周边的店铺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十之五六是房产中介，十之三四是饭店、小超市、理发店，余下的可能是家居用品店、宠物店、服装店、银行等等。它们轮番倒闭，不断变幻着招牌，但再怎么变，都很少有书店登场。然而，对比一下30年前新华书店在城市中的分布，便可知道，状况并非从来如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轮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实体书店网络的萎缩，是昂贵租金和新媒体冲击下的必然结果，是无需讨论的“事实”。如此论述者恰恰忘记了，实际的生活空间越是不提供阅读路径的多项选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习惯就越是脆弱，越是受制于压倒一切的互联网。阅读也就此沦为城市里另一番无法安放的乡愁。 4．文化产业堪称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展现出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究其原因，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为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城市与乡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富集文化设施与文化空间，是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的中心。城镇数量的增多和非农人口的增长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从世界经验看，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期往往正是城市化加速推进期。美国出版、影视业在19、20世纪的大发展正是伴随着西进运动和二战后新一轮城市化而发生的。同样的历史正在今天的中国上演，电影业是典型代表。从2010年起，业界便惊呼：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了黄金时代。2010年，全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随后一路狂奔，130亿元、170亿元、200亿元，接连突破。截至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已达到217.67亿元，其中国产影片占据了近六成。城镇化所带来的二、三线城市影院建设热潮是中国电影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13年我国银幕总数达1.5万块，其中1／3是近两年新建的。全国县级城市新建影院已超过1000座。银幕数超过3000块。按照原国家广电总局的县级电影院建设计划，2013年实现中、东部地区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全覆盖，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全覆盖。我国现有1580个县级行政区划，中小城市数量已达2160个。随着城镇化政策的推进，这个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可以预计。在城镇数量增多、观影人口扩大的背景下。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表现将更加惊艳。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必然驱动文化的转型发展，并将主导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体现为文化生产对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顺应。在这种转型期，我们总能听到“静一些”“慢一些”的诉求。其实就体现出转型期文化消费心理的落差。与此同时，城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实现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需要强化“文化综合创新”的意识。城镇化及其导人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流动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所谓“文化转型发展”意味着对文化创新要素的选择、优化，以及在那一基础上的建模、构型。 5．相较于工业和农业，文化产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通过传媒、影视、动漫游戏、演出、音乐、美术、摄影、主题公园、展览等形式，全方位覆盖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国文化产业内容服务的特征之一是寓教于乐，将教化与娱乐结合起来，不局限于纯粹的娱乐。观众自觉地花钱买教育，比政府投资灌输教育的效果都要好，这就是文化产业的魔力。正是文化产业提供的内容服务和娱乐体验，缓解了城镇发展过程中居民越来越多的压力，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精神空间。当技术竞争处于同一个水平的时候，思想创意兴许能获得商业上的突破。设计业、IT产业和制造业无不深受文化创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生活，刺激了城市的消费，而且能够优化产业，使之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从全国范围看，目前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而且还在快速增加；从发展较好的B市看，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已达到120万。但实际上这个统计数字并没有涵盖文化产业促进就业意义的全部。如果就业没有保障，城镇化就无法推进。经济不好的城镇居民就会迁出，人口就会减少，城镇化就不可持续。一个城市往往郊区众多，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讲究的。为了方便市民休闲娱乐，公路总是先修向公园和景区，而新的商业、地产也必然顺着公路发展，从而在主城区和周边景区之间建成新区。事实上，文化产业扩大城市面积的效用并不局限于本市的范畴，旅游的需要往往将城市群连接起来，省会城市与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县级市往往采取融合发展、连成一片的规划模式。在新型城镇化中，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得一些传统产业衰退并且外移，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客观上又决定了不能再度发展低端制造业。因此，低能耗、污染小的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文化产业恰好可以与城市产业转型、旧城区改造有机结合，比如通过对老厂房、老仓库的改造，建成工业设计展示平台、艺术品集散中心，既产生经济效益，又让城市焕发新的文化特色。与此同时，因地制宜，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再利用，促进文化与科技的有机融合，成为一个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6．文化产业目前尚未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文化产业要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GDP)3.4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文化制造业比重偏大，文化服务业比重不足的特征。就文化产业对就业贡献来看，我国有14个省的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口的比重低于1％。在制定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文化专家往往不是核心成员，5年计划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几个经济指标，用文化眼光来读规划文本往往令人失望，因为没有告诉读者需要以什么形式和什么规模的文化资源才能支撑城市的发展以及所谓的“幸福指数”。中国城市的建设目前还停留在“管建分离”的状态，政府只管两头──规划和城市治理，城市建设依靠开发商。如果开发商只是关注他的容积率，这样的城市除了楼宇，还能有多少有价值的文化?“以往我们的城镇化过于重视经济、投资、土地，对文化、创意、服务业重视不够。城市缺乏文化特色，也缺乏对文化资源的积累、保护和开发。”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F说，现实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走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老路，而要走新型城镇化的新路。他认为，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城镇化，“文化不能再滞后于其他领域，而要与其他领域齐头并进”。 7．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竞争力决定城市竞争力”。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凸显文化特色至关重要。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只有文化的浸润，城市才能彰显其特色与气质。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切实推进有文化记忆的城镇化，即将文化元素、文化脉络融人城镇建设与规划之中，让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共同凝结为城市的文脉魂魄，融入城市形态当中。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也有其完整的生命历史。“城市记忆”指的是一个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人文价值的历史记录。作家冯骥才曾指出：“任何城市的文化都是一个地域人们审美积累的结果，是历史不断积累形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就能决定的。”沿着一座城市的片片记忆，人们才能返回岁月沉积的深处。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与付出，让一座城市像人一样，经历着从胚胎、童年、青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并通过地名、老街、老建筑等形式定格下来，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人文阅历以及独有的个性和身份。今天，我们“新型城镇化”的历史实践，应该视为一种富有个性的文化成长过程，它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也会让每个人经历文化的成长。一座理想的城镇不应该失去“个性”，丢掉“味道”。除了它的光鲜外表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之外，更应体现在它的文化氛围。任何一座城镇的变迁，都应该有自己的春夏秋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应该能够让城镇中的每个人在享受着新生活的同时，又能够通过老街、古建筑、老字号等与流逝的生命岁月相衔接，唤回人们温暖的文化记忆。一座城镇的美好不仅在于它能够带给人们多少今天的温暖，更在于能够留给人们多少关于昨天的记忆和对于明天的憧憬。在向现代化城镇的行进中，让我们留住文化记忆，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着力铸造城镇之魂，谱写有特色的城镇化新篇章。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江南大学等联合在京召开《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3)》、《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发展报告(2013)》出版新闻发布会。 报告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食品工业每年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主要食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大米、小麦、食用油、肉类、啤酒、味精等食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这不仅有效地保障了我国13亿人口食品供应的数量安全，而且在总体上基本满足了人们对食品多样化、营养化等多方面的需求。从加工制造环节食品质量水平来分析，我国食品质量有了新的改善，总体状况良好。 报告指出，“总体稳定，正在向好”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面，并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走势。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数以人源性因素为主。分散化、小规模的食品生产方式与风险治理间的矛盾是最根本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优化和约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行为、转变生产方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选择和必由之路。必须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国内实践，把握世界食品安全治理发展演化的共性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国家治理体系”。 2．“买菜最主要的就是看外观，比如新鲜的带鱼是银白色、亮亮的，新鲜的牛肉是鲜红的，绿叶蔬菜颜色越深营养越好。”市民王女士说。走访市场发现，像王女士这样十分注重食材外观，甚至以此评判食材品质高低的消费者为数不少。 据业内人士介绍，随着种植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改进，蔬菜、瓜果、家禽等农产品的品质会随之提升，但许多自然生长的新鲜食材，本身并没有鲜亮的色泽或者靓丽的外观。由于部分消费者过于追求食品的“卖相好”。使得一些不法经营者滥用各种添加剂，对食品进行“美容”。 近年来接连被媒体曝光的“用硫黄熏蒸木耳”“用烧碱、甲醛等加工水发产品”“用洗虾粉扮靓小龙虾”等食品安全事件，已屡屡敲响警钟。 “食品添加剂本身没有错，合法使用能起到调色、增香的作用。”食品安全专家F说，“但为了‘卖相好’，毫无节制地滥用添加剂，甚至加入非食用物质，会直接损害食用者的健康”。 从事水产品销售多年的W表示，部分消费者对水产品新鲜度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譬如，深海鱼类除非一捕捞上岸就进行初加工，否则经过长距离运输，很难保持新鲜。所以在内陆市场上看到色泽十分鲜亮的带鱼等海产品，消费者要打个问号，而不应趋之若鹜。” “最近愁死我了，孩子一直喜欢喝酸奶。可最近有报道称很多酸奶添加剂都是非法添加的，吓得我也不敢给孩子喝了。”一位市民报怨道。“喝鲜奶?我都觉得不好喝，更别提孩子了。”面对给孩子喝鲜奶的建议，这位市民一口拒绝了。她称以前买东西主要看品牌，不怎么看外包装上的配料表，现在一看，几乎没有不含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可是不含添加剂的面粉却不怎么受她的待见，最近，她一直往外推销别人送的无添加剂面粉。“包饺子爱破，蒸馒头放不了两天就干。东西是好，可咱真是吃不惯”。 明明知道牛奶是没有水果香味的，但人们却喜欢那些带有浓烈水果香味的乳饮料和酸奶。人们一边谈“添”色变，一边却又追求食品的口味和外观。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餐馆饭菜好吃才能吸引客人，而使用食品添加剂可以让食物的色香味俱全，现在餐馆的菜不放添加剂的可能性很小。而那些餐馆为了在同行业之间竞争，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就会千方百计让菜变得更加美味。“不放添加剂了，大家普遍反映面条没有以前筋道了，馒头也没有嚼劲了，远不如那些放食品添加剂的生意好。”一位经营面食生意的老板说。 对此，有专家表示：“我国老百姓在饮食中比较注重味道，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过于追求口感和味道，很容易误入歧途。这难免会促使更多食品加工者为迎合消费者口味，大量加入各种提升味道的物质，甚至化工原料，长时间食用，肯定会危害健康。” 养生鸡汤、浓香猪骨汤、老火鸭汤，这样的火锅底料听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再加上电视广告中诱人的画面，许多消费者忍不住想亲身尝试。 然而，这些火锅浓汤真的是用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吗?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其实此类浓汤大多是用汤包兑水而成，与消费者自己用调料做汤“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无独有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自制果汁也被指“有猫腻”。在互联网上，一段由日本食品添加剂研究人士安部司演示的视频令人深思。视频中，安部司将葡萄糖果糖溶液、柠檬酸、合成维他命C以及各种味道的合成香料和色素等加入水中。就能调出一杯与纯果汁口味非常相似的假果汁。 业内人士指出，真正鲜榨的果汁价格较贵，而这种调制而成、被用于“无限畅饮”、“免费提供”的假果汁则便宜许多，不法商人会用它来“装点门面”。 有人曾撰文指出：“在问题食品泛滥的过程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实际上也曾经助纣为虐”。对此，复旦大学教授G分析说：“消费者对香浓口味和丰富营养的盲目追求，导致我们逐渐偏离了食材本身。有的商家还不断发明关于食品口味、营养成分的新名词，炮制新概念，并且通过广告宣传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形成诱导。” 3．当瘦肉精、镉大米、毒豆芽、假粉条、剧毒腊肉、染色馒头等被媒体频频曝光之后，在人们对食物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有机食品”便成了“食品安全”的代名词。 但是，“有机食品”的价高惊人，却又让消费者咂舌。有机蜂蜜每公斤358元、有机猪肉每公斤160元、有机杂粮每盒(268克)268元……近年来，一些食品包装上纷纷标注“有机”二字，并标榜“高质高价”。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卫岗地区的张大妈特别爱喝萝卜汤，隔三差五，她就要到附近的“南京普朗克有机田园连锁专卖店”去买几根萝卜。因为这种萝卜不是普通萝卜，有“普朗克”的有机食品品牌，虽说价格要比一般萝卜贵上一两倍，但张大妈认为，这个价格自己还消费得起，“况且这萝卜味道还好，而且是有机的，吃着放心”。 其实，不仅仅是张大妈，在卫岗集贸市场的这家普朗克有机田园连锁专卖店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忠诚的消费者。据售货人员介绍，像张大妈这样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在消费者中约占10%的比例。 为了了解消费者在购买有机食品时的不同心态，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前不久还专门对南京普朗克有机蔬菜专卖店进行了一次现场问卷调查。 调查分析显示，在购买有机蔬菜的消费者中，教师、科研人员、企事业单位干部、国家公务员和私营企业职员占了消费者总数的86%，证明文化水平高低与人们对有机食品的认同成正比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消费者中工人的比例也占了14%，说明有机蔬菜绝对不是所谓的“贵族食品”。 按照国际通用的食品安全标准，安全食品从低到高共有3个阶段：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那么，消费者是如何对“有机”、“绿色”和“无公害”3种安全食品进行区别的? 在“获知有机食品的途径”专项问卷调查中，发现在消费者中很了解和不太了解的群体各占1/5左右，而比较了解和基本了解的各占约1/3。这说明盲目购买有机蔬菜的消费者很少，这与曾经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的有机蔬菜市场调查中。大部分购买者都不太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的结果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这些认为自己很了解和比较了解3种安全食品区别的消费者中，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并不能真正说出三者的区别。他们最通常的回答是：有机食品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对于有机食品关于转基因、转换期、缓冲带、轮作、跟踪体系、加工、储存、运输、认证、销售证等方面的知识几乎还是空白。 “有机产品不使用农药、化肥，营养肯定也更胜一筹。”前来采购并接受采访的消费者表示。然而，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总工郭春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欧美国家并不允许宣传有机产品比其他产品安全营养，有机产品不过是一种生产加工方式及生活理念，消费者简单地将有机食品看成是最安全、最有营养的食品并不科学。 4．记者追踪一些有机食品产业链发现，随意标注“有机”字样、花钱购买认证、张贴假冒认证标志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售价不菲的有机食品，只是披着“有机”外衣的大路货，还有的食品包装上只贴了“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但没有认证机构的标识。 不仅如此，还有的“有机食品”认证已过期或撤销。根据超市提供的信息，记者联系上一位常年进行“有机食品”收购、加工和包装的经纪人刘某。他表示，有机食品行业之乱，关键是认证环节随意性大，“像中绿华夏、南京国环等知名认证机构还可以，但对不少认证机构来说，你只要花两、三万块钱，基本就能拿下有机食品认证”。 刘某还透露。交了钱，一些认证机构或中介公司会派专人帮助“搞定”申请、文件审核、实地检查等认证全流程。不仅如此，因受利益驱动，有些认证机构甚至主动找加工企业花钱买有机食品认证。 针对认证中出现的问题。记者联系到负有监管责任的国家认监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应组织地方认证监管机构对有机产品认证，但目前有机食品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仅靠认监委一个部门很难进行“全覆盖监管”。 面对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有机食品机构——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驻亚洲人员Z在谈到人们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时说，目前，大家别把有机食品当成救世主。他认为，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5．2011年以来，J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2011年7月，J市在所在省份率先成立了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形成了市长负总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主任分管部门3位副市长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副主任24个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坚强领导。2011年12月，J市103个乡镇(办事处)也全部设立了食品安全办公室，1826个行政村、163个社区都明确了1名食品安全监督员，从而构建起了四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综合协调机构和常设机构，在全国尚属首例。 为强化督查，增强联动，J市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一票否决”、联合执法等10项制度，以长效机制管长远。据统计，全市共组织开展联合执法15次，定点督导4次，督查暗访10次，排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门店6495家，销毁假冒伪劣食品货值500多万元。 与此同时，J市还通过定期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社会评估的“双评机制”，摆脱了“事后救火”的窠臼，实现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关口前移、提前预防。 2011年以来，J市在重点品种风险监测工作中，以大米、食用油、糕点等11个品种为重点，先后3次进行风险评估。截至目前，J市共抽样食品3860批次，查处了177批次不合格食品。 据J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监管科科长S介绍，J市的500多家食品企业全部都有电子诚信档案，并按照其诚信等级分级监管，实行食品企业“黑名单”制度。其中，沁阳顺鑫饮料厂、济源鹏远食品厂两家被列入“黑名单”，不仅被吊销生产许可，其法人代表还被终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 同时，自2011年4月以来，该市财政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元资金，用于奖励食品安全举报。有奖举报实施以来，J市共收到群众举报投诉62起，已查实办结60起，兑现奖励资金近万元。 2011年11月，国务院食品安全督查组在J市检查时一致认为：“J市在食品安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6．一头头病死猪送上门，在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乡间作坊非法加工，再一车车将切割、包装好的死猪肉拉往外地加工销售。在A省萧县青龙镇，这样一个病死猪肉收购、加工窝点生意持续红火了大半年，直到公安机关的一次日常巡查才被发现。 从事这一病死猪肉加工的是34岁的管楼村村民管某，因搞养殖亏损，在外地打工学会了“收死猪”的门道。2012年6月，管某返乡与邻居合资，从周边农户、养殖场收购病死猪转卖牟利。年底又发展成收购、屠宰一体，生意愈发“红火”。 从走村串户收死猪，到有人主动送死猪、雇人加工死猪、一车车往外运死猪肉，管某的“死猪财”越发越大，却一直“生意平安”、无人查处。直到萧县警方在公安部部署的全国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中，摸排发现线索，才端掉了这个黑窝点。 据介绍，管某等人在周边县市的养殖场和农村低价收购病死猪。剥皮加工后。将肉卖给黑心商贩制成熟食，这些食品已销往皖苏豫鲁4省9个市县。 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畜牧检疫、商务、质检、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城管7个部门，直接负责生猪从养殖到屠宰、加工、流通、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还有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指导督促。 这起案件中，收购、加工时间长达8个月，流通范围涉及4省9个市县，这些监管部门为何集体失灵? 对病死畜禽，国家要求严格做到“四不准一处理”：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无害化处理。负责巡查、处置、统计病死畜禽的是畜牧检疫部门。 但记者从萧县青龙镇动物检疫站了解到，他们采取的是“被动监管”方式：“有病死的猪，都是养殖户打电话过来，我们过去处理。”该站防疫员吴义强称，因为管某收的是死猪，不可能送检，检疫站“没听说”，所以“也没发现”。 负责查处私屠窝点的是商务部门。“可能是管某家太隐蔽，我们的监测没发现。”萧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称，他们平时的精力主要放在正规的生猪定点屠宰上，“收购病死猪私自屠宰算是个新现象。”但据了解，去年青龙镇就查处过一起类似案件，销售病死猪肉达五六年之久没人管。 检疫部门“没听说”，商务部门“没发现”，病死猪肉经黑心商贩加工，就此进入流通销售环节。但这一最后关口为何没把住? 工商部门称他们负责检查超市，病死猪肉主要做成卤菜，而卤菜摊归卫生部门管。卫生部门则称，“机构改革了，这块职能我们已经交出去不管了”，拒绝接受采访。还有部门说：“本地没发现，应该都流到外地去了。”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不直接卖病死猪肉，而是放入添加剂、淀粉制成熟食，市场监管人员的“目测法”难以识破，主要销往监管更加薄弱的农村市场。“但监管部门如果认真查验卤菜摊的原料供货单据，还是能发现问题的。” 近期各地查处的多起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案件，暴露出多种形式的执法腐败乱象。山东某地基层检疫员不对畜禽实地检疫，以每份30元至5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检疫出境证明。福建某地工作人员林某、吴某本该负责处理病死猪，却为了非法牟利，供应给肉类加工厂，致使近40吨病死猪肉流入市场。 2014年5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相较于修订前，此次通过的修订草案重点作了四方面的完善：一是对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环节实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完善追溯制度。二是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三是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等制度，增设责任约谈、风险分级管理等要求。四是建立有奖举报和责任保险制度，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7．下班路上去菜市场，随手买了条鲫鱼，生姜却挑了好几个摊位——按照网络上流传的“如何识别毒生姜”温馨小贴士，看起来水嫩的不能买，闻起来有异味的不能买，用手搓一下，姜皮就剥落的不能买……如今，菜市场买菜，也成了“技术活”。 自山东“毒生姜”被媒体曝光以来，各地都展开了严格的筛查：南京第二天就下架了387公斤来自山东潍坊的生姜，广州查出150公斤来自山东的毒生姜，杭州近江农副产品市场检出2.5公斤农残超标的“毒生姜”…… 这几年，我们见识过了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皮革奶……在诸如此类的“人造灾难”面前，本不应该出现在食品里的各类添加剂甚至毒药，不仅考验着我们的肠胃，对社会公德也是一次次严重的挑衅——食品安全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媒体的报道里提到，当地姜农自己吃的生姜，“另外种一沟”，是不用毒药的。不吃自己种的“毒生姜”，在这个社会分工如此精细化的社会，你就能免于“中毒”了? 我们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给姜下毒的农民在小馆子吃饭。可能吃了地沟油；做地沟油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家的米有毒；做毒大米的人，兴致勃勃地喝着加了硫磺的银耳莲子粥；用硫磺熏食物的人，可能在吃着瘦肉精……因为如果身在“互害型社会”，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为期4天的全会听取并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我国目前留在农村的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全国多数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不足。全国2.6亿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却很难被城市接纳。 也有学者评价，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虚高”应该可以南此遏止。 2．20世纪90年代初，苏江的老家开始了城镇化建设，他跟着无地可耕的父母进城务工，他对土地、乡村没有太多感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交流。”苏江说，城市的便利显而易见，满街的人不会让人觉得寂寞。他的朋友也都在这里，他们与苏江一样，全是来沪务工人员。“我不打算回老家。”苏江说得毫不犹豫。 目前，苏江带着妻子和3岁的女儿，住在公司提供的单间配套宿舍里。他希望全家能定居上海。但没有上海市户口，无法申请经适房。高昂的房价更让他不敢幻想。但他宁愿租房，也不选择回到老家，虽然这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三年后，苏江即将面临的两难选择更让他忧心，或者交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把女儿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现在他常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留在这座城市。 3．“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这个曾经写在教科书中的常识，如今早已成为过去时。辽宁中部某县城就将县政府行政中心搬到老城外几公里远的新址，占用大片耕地，新建的大广场面积达到46万平方米，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出2万多平方米。 东北地区某农业大市，市政府要搬迁到城南十几公里之外的新区，并配套建设了公务员居住区。那里昔日曾是著名的水稻产区，现在却不能收获一粒水稻，几万亩农田中出现了一座座工地，大型施工机械还在平地上堆了一座山，挖出了一个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人工湖和一条人工河，又在河上修桥，斥巨资打造依山面水的好“风水”。新城规划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老城区的一倍。 美国曼哈顿地区，建筑容积率是12至21；北京的金融街，综合容积率为3.9。芝加哥一个楼群最集中的区域，大概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而北京望京地区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了900万平方米的建筑，还不及芝加哥1平方公里的使用强度。 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目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紧缺正在成为房价快速上涨最主要的“借口”。让城市“长高”以缓解我国土地资源的紧缺，正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仍在坚持的“低层建筑摊大饼式”扩张式发展，被北京市政协委员、地产商任志强认为是“最落后的一种规划方式”：比如说北京在不断地延长地铁或者轻轨的道路公里数。认为只要建设了快捷的交通，就可以让人们住到更远的地方，可以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压力。但是他们忘了，当城市居住压力加大时，或者办公压力加大时，原本一个人一天可以办五件事，现在变成一个人一天就只能办一件事。在北京，从东城到西城一上午只能办一件事情，一下午才能办另外一件事情，城市的扁平化扩张实际上造成了效率的降低。任志强提出，限制建筑的高度，等于对土地的约束性限制增加了。“我们老说土地不够，如果把当地的楼提高一倍，我们等于多出了一倍的土地。” L市新城与北上广相比大相径庭，晚上亮的灯几乎可以用“鬼火”来形容。街边配套商铺店面的玻璃上总贴着“招租”的纸条，但早已泛黄。每个月都会去那里办业务的深圳职员小陈这样描述：“L市的房子成片，但入住率极低，已经在那里买了房的，要再卖出去很难。” 被问及会否考虑去L市买房时，小陈连连摇头：“不去。从L市到公司，商务车要花90分钟时间，如果堵车或者坐公交车，时间更长，再说L市不是什么发达地区，人口跟深圳相比望尘莫及，就算是周边县城的人都住到L市，没个十年八载根本也发展不起来，可越是不发达就越没人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 这一空旷城市难道只是个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经济学家吴俊毅认为，目前中国符合严格定义的“鬼城”数量可能为50座左右，空置率普遍超过了50%，有的地区空置情况特别严重，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空置率可能超过80%～90%。 4．目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心仍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一方面，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起步早于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另一方面，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距离实现农民“困有所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城乡居民实行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和运行机制。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城镇非从业人员和中小学阶段的学生等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属自愿行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家庭为单位，由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出资，属自愿行为。 在待遇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医疗费用所处的不同区间来分别给予经济补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为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帮助农民提高抵御大病的经济能力。这种制度性差别，使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2005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收入1079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基金收入只有42.09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6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781.88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人均支出34.50元，前者是后者的23倍。 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00万人。另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土地，成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多数失地农民缺少技术专长，常常是上岗又下岗，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部分失地农民处境艰难，个别农民工进城后，产生“仇富”心理，城乡矛盾加剧，甚至引发违法犯罪事件。 从现实情况看，有的失地农民得到货币补偿一夜暴富；有的自主创业、外出打工；有的以出租房屋或收废品、捡破烂谋生；也有的“坐吃山空”，把钱花光，再次返贫；还有的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 5．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德国有11个大都市圈，如莱茵一鲁尔区、柏林一勃兰登堡、法兰克福区等。这11个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国各地，聚集着德国70%的人口。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即是美”的原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人口则多数分布在2000～10000人的小型城镇里。全国除排在第1位的柏林有340万居民外。排在第2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3位的慕尼黑只有120万人口，没有其它超大规模的城市。 二战后，德国人为了重建城市，大规模摧毁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公共建筑。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误，开始把对历史文化和古老建筑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规定具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必须列入保护范围，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使之成为城市独特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德国，城市既是建筑艺术的天堂，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 德国城市规划的一个特点是，其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在市级的城市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都有市民的广泛参与。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市政府要向市民公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或者规划局必须给出书面的答复，要向市民逐条解释说明。因此，市民对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居住地附近的规划要求非常了解，有利于形成共建共管的良好氛围。 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但产业不能凭空发展，而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城市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定位和侧重点，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城市特色产业和文化可以增强居民的自豪感、凝聚力和城市环境的舒适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天然森林、草坪形成了基础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德国国民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近年来，德国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实行指令性管制。在小城镇建设中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因素优先考虑，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其建设法典中，环境保护制约着建设的全过程，而且政府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因此，德国几乎所有小城镇中森林和花园总面积都占该城的三分之一以上，环境十分优美。 6．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也是两会农民工代表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人称“农民工司令”，目前正筹划把“司令部”从深圳迁往郑州。他说：“以往招收的农民工，基本上全部安排在沿海就业，现在已有约三成农民工被安排在河南，再过几年，农民工在沿海和内地就业就会对半分。”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新现象、新数据共同证实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中西部家乡。 近几年，全国有不少省市都在实施农民工“回归工程”，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全国累计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近500万农民工返回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5。1名回乡创业人员每兴办一个企业，就可以带动7至8个人就业，全国近5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人员，可以带动3000多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左右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就地就近就业，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实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发展农民工功不可没；而未来农村的发展，农民工不可或缺。 “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出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很多年，但真正形成气候得从2008年说起。”面对关于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源头的提问，阜阳市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慕朝晖一下子把时钟拨到了5年前。原来，2008年。出于解决大量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的问题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阜阳市响亮地提出了“返乡创业光荣”的口号。“那时候，我们主要是通过举行表彰会的形式，对返乡创业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号召其他人向他们学习。” 很多“80”、“90”后农民工留恋城市生活，但现实的情况却要求他们做出理智的判断，是在城市里继续苦等机会?还是回农村一显身手?“80后”农民工王建坤说：“我从中学毕业后就跟着舅舅来城里打工了，这几年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但现在想办企业也有条件限制。我们这些农民工手里没有几个钱，如果政府不给一点扶持政策，恐怕创业这条路并不好走。” 某高校学者表示，当前政府虽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但过多的行政审批却可能耗尽很多人的热情，多年前办一家公司要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地方盖章审批，现在虽然很多地方有了一站式服务大厅，审批提速，但类似问题却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尽早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很多人都会对政府的诚意产生质疑。 据调查，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从创业资金需求来看，由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一般都已积累部分启动资金，资金需求缺口主要集中在一年以下的短期流动资金，且主要集中在规模种养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的多属小微企业，公司管理体制并不完善，有效抵押物不足，加上农民工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不充分、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从防范风险角度考虑，对达不到信贷门槛的农民工的创业资金需求较难满足。而农民工返乡创业缺乏有组织的引导和管理。目前尚无明确的组织机构或者部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引导与管理，受技术、资金、管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分散、随意、无序的不稳定状态。 学者刘某对农民工创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当前东南沿海地区‘招工难’和内地部分地区只要‘GDP’不要环境的问题都在告诫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回乡创业仍然是进行传统的产品加工，不注重生产技术，势必成为生产链上的最后一环，而罔顾环境一心发展的话，也难免出现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问题，那么当前这些棘手的问题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循环出现。” 专家王某认为：“大家进城务工是因为机会多，但大有大的难处，北上广竞争大压力大，农民如果可以将大城市挣来的钱带回农村创业，就可以慢慢将农村建设成一个小城镇，如果能够良性循环，生活待遇恐怕比在北上广打工强得多。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扶持工作，引领农民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当然，开展城镇化的推进工作就要结合当前城市病的各种问题。做好统筹规划，毕竟无论是雾霾还是拥堵，都在降低着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城镇化给了我们一次全新的机会，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过的问题，争取建设一个风光明媚、生活富足的新城镇。” “90后”农民工柯尧对未来充满希望：“大城市车多人多太乱太脏，我来这里打工就是为了学点知识，等我能耐学到手，钱攒够了，就回老家创业，如果家乡就业机会多、待遇好，以后年轻人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就挺好吗，还能经常孝顺父母，再说我们村里的空气比起城市好得可不止一星半点哩。” 7．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新型城镇化将是发展的主导，在新型城镇化热潮中，如何保护好文化传承、延续历史脉络，让群众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守护好文化遗产这个“根”? 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表示，十年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国家和地方陆续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资助国家级传承人、颁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等。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非朝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一些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后，成了当地的文化品牌。有些人出于商业考虑插手进来。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适合商业目的的部分人为地改变，致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目全非。比如剪纸和皮影，本来应该是纯手工制作的，但现在几乎都是机器压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不再具备非遗的特征了。” 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些地方政府动机不纯，只是一味地追求政绩。一旦“申遗”成功，热闹几天后，就失去了兴趣，抛在一边不管了。时间一长，这些非遗就会被破坏，直至消亡。 冯骥才介绍说，在日本，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被视为“国宝”，一大批专家围绕着他转，给他做档案、建数据库、做影像资料等，可是我们的一些非遗传承人的身边缺乏这样的专家。“没有专家扶持，一些非遗项目，尤其是只有一两个传承人的项目，其结局可想而知。” 有群众反映，现在城镇化中出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因为政府缺乏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没有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规划，没有使它融入城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某县城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老建筑都好多年了，又破又烂的，跟新城区根本不协调，拆了重建可以建更好的。 也有网友表示，其实城镇化的建设中，对古建筑要按照不损害文物本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原则，改善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些古建筑里面都有水电设施，建筑风格保持不变，居民住在里面既可以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又可以延续同有的文化传统，实在是一举两得，我国城镇化就应该学习这种先进经验。三、申论要求

1.新华网黑龙江频道2004年11月3日报道：富裕县繁荣乡新发村村民佟凤奎，现年52岁，从1994年起开始上访，曾多次进市上省，先后12次进京，是黑龙江省挂牌的信访案件。 1994年老佟把小麦、大豆、玉米如数交到了村里，但第二年村里结算时，因没有找到他交公粮的记账单，罚了他1008元。事后他多次找村里并上访到乡、县，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他再次找到当时的村支书赵芝言，赵芝言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说有过秤的签名就算数。老佟气得不得了，原来玉米就是赵芝言过的秤，赵却死不承认，一直没给入账。一怒之下，老佟踏上了漫长的十年上访路。 面对执著的老佟，富裕县委、县政府召开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县政法委、纪检委、公安局、检察院等7个单位抽调13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副书记翟志学任组长，采取阳光办案的办法，把老佟吸纳到调查组来，直接参与调查，全程跟踪查处结果。鉴于老佟本人不懂财务，决定由他选两名懂财务的人员监督查账，这两人由县里每人每天补贴20元工资。 2．《新京报》记者2004年7月4日从建设部获悉，今年房地产市场的一半需求是拆迁拉动的，而拆迁引起的信访量也剧增，建设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征地拆迁上访量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根据建设部统计，一季度的拆迁信访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三倍。今年以来到建设部上访的人数，截至6月22日已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已超过去年全年的3929批、18071人。 3．今年5月8日上午，当《青年参考》记者赶到王次妞家时，她正准备提着装满了上访材料和那件写满了冤情的白大褂再次赴省城郑州上访。 王次妞，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纸房乡石坡村农民。就是她，一个大字不认识几个的山村农妇，在儿子被警察和金矿矿主活活打死又求助无望的时候，竟然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到北京“告御状”。 提头上访事件发生在1991年，据了解，事件惊动了党中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曾亲笔批示处理。但时至今日，当事人依然在上访。 4．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16日载文：据官方统计，中国去年遭遇上访、信访洪峰，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据分析，信访中有80％以上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问题，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水、电、气供应的短缺、中断和修桥造路工程的质量问题，反映了国家建设在管理环节上的缺失，但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消费群众对合法维权认识的觉悟提高，这是可喜的一面。 但是分析也指出，其实80％的信访所提到的问题，是可由地方政府机构解决的。但为何众多地方问题却累积成千万件一齐涌向中央，值得深思。 既然确定信访是有助于政府改进工作的民意管道，那就应当立法严惩堵塞民意管道或敷衍塞责的官员。同时，也应当加强立法保障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了更多抒解民意的管道，信访洪峰就不会形成。 5．2003年11月20日，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指出：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有理推定”群众上访正是尊重法律规定、珍视群众法律权利的需要与表现。对群众上访进行“有理推定”能够稳定群众的情绪，避免激化事态。不认为群众上访是无理取闹而是事出有因，就能对群众上访采取认真倾听、热情接待的态度，利于群众宣泄心中郁闷，同时看到事情存在能够得到解决的希望，这样群众就会耐心配合有关部门依照程序进行调查与处理，利于事情在有理、有节、有序中获得解决。 一些地方的信访工作做得不好，在相当程度上与一些信访工作人员及领导干部对群众上访行为采取一种“无理推定”态度有直接关系。他们总习惯于先人为主地将群众上访视为“捣乱”“破坏”行为，甚至视上访的群众为“刁民”。“无理推定”群众上访必然会失去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热情，从而导致工作进度迟滞不前。 6．在进京上访的人员当中，有一位叫李国柱，来自黑龙江省。他因为揭发当地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而遭到打击报复，并且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他跑到北京的司法部寻求解决。但是，司法部却把他的申诉推给地方政府。李国柱多次进京，多次被抓回原地关押，获释后他又重返北京继续上访。现在，他被所在的政府单位开除，工资停发，成为一个沦落北京街头的流浪汉。李国柱说：“我从2000年开始上访，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一直住在北京，现在靠乞讨为生。我平常的生活就是靠拣垃圾和市场剩下的菜棒子和菜叶，来维持简单的生存。我现在妻离子散，政府还对我进行了抄家。” 7．北京“三春大地社会研究院”是一个专门研究农民问题的民间研究机构。研究院院长牛玉昌谈到上访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时说：“它反映了社会失衡、贫富不均，这个社会问题是地方武力、权力和财力综合起来组成的强势集团，对分散的边缘群体无休止的损害所造成的。” 但是牛玉昌对通过上访解决实际问题表示怀疑。他说：“国家有这样一个政策、法律、信息反馈的渠道。但是，按照现有的情况，这个渠道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各级信访等于政府的把门人，他们把一切问题排除在外，和政府是同一目标。所以它只能是维持政府原状，并没有起到反馈的作用。” 2004年5月，中国社科院农民问题专家于建嵘等人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调查发现，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千分之二。 8．2005年1月17日国务院颁布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据新华社消息称，这次国务院对《信访条例》进行修订，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一是增加了畅通信访渠道的内容，以更好地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并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增加了创新信访工作机制的内容，以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和效果；三是完善了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的内容，以更好地保护广大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四是增加了强化信访工作责任的内容，以促进群众反映的合法、合理问题及时得以解决。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l2年4月l0日20时30分许，深圳市福田、罗湖和龙岗三区的部分区域遭遇100多分钟停电。在当晚22时01分，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组负责人罗忠政，通过名为“黔龙爷”的微博账号，公布了停电大致原因，“初步确定是龙岗一座50万下伏变电站出现设备故障，供电部门正在全力排查抢修，供电陆续恢复中”。这一带有官方性质的回复，数十分钟内被转发480余次，此后该微博又陆续跟进最新动态，直至次日凌晨l时。记者看到该微博上，还发布了一条“停电事件发布的反思”，博主梳理了此次信息公开期间，留下的几处“败笔”，如“将500千伏写成50万千伏”、“应该删除供电局领导前往现场之类的话”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应请当事主体供电局直接发布为宜”。记者发现，当晚停电时间发生在20时30分许，检修工作很快开始，但是一线负责单位深圳市供电局，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该事件作出任何表态。罗忠政告诉记者，当时他请示了上级，预备发布相关信息，之后就联系到深圳供电局，但当时对方还没意识到需做信息公开处理。罗忠政介绍，按照深圳公职部门新闻信息发布T作办法规定，处理突发事件，应在应急响应启动后的120分钟内，发布基本信息，“边处置边发布”，不过很多单位往往是“重处理、轻发布”。“让公众了解突发事件，是和解决事情本身同样重要的，发布信息是对公众情绪的安抚，如果没有权威信息，他就会猜疑、恐慌，甚至制造谣言。”罗忠政说。记者浏览深圳供电局官方微博上发现，直至当日22时49分，该微博终于公布了第一条进展信息，此后又陆续公布两条，并且连续三次向公众表达歉意。 2．2012年2月14日，广东省环保厅在环保厅网站公布了《广东省环境应急管理“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显示，在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广东拥有的具有较大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些企业靠近城镇和水源地，威胁居民环境安全。为了能够成功处置威胁，广东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管理能力亟待加强。征求意见稿显示，目前广东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环境安全面临巨大威胁。广东全省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有3672家，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占全国总数量的8．4%。这些企业大多靠近人口密集的城镇和作为饮用水源的江河，威胁环境安全。同时，广东纳入2010年沿汀沿河化工、石化企业排查专项行动的1300家企业中，20%的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纳入重金属排放企业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1700家企业中，15%的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237座尾矿库中有47座应该取缔关闭，但尚未关闭，不少尾矿库近距离内有大量居民和重要设施，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省环保厅在征求意见稿中表示，目前广东环境应急科技支撑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环境管理发展需求。重大危险源、重金属等特殊污染因子的监控监测技术能力缺乏，不能满足环境应急预警预报的要求，对多种环境基体不同污染物应急监测和分析的科技水平薄弱，严重滞后于应急管理需求，“环境应急管理的技术支撑能力亟须完善”。 3．2012年7月21日，一场暴雨袭击京城，这场被定义为“61年来最大”的雨将整个北京变为一片泽国。20多个小时里，37人死亡，63处严重积水，8万人被困首都机场，整个京城几乎陷入瘫痪。2011年6月23日大雨突袭京城后人群滞留、交通停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此次突降的暴雨又再次拷问了这个城市的应急能力。然而对于一路升级的警报，记者随机采访的普通北京市民中，有8人表示毫不知情，仅有2人表示从当天的报纸上有所获悉，但仍不知道不同颜色的预警代表何意。不少市民说，如果预先知道天气状况，就不会出门了。一位刘姓男子对本报记者称，他从手机报上获悉当天有雷电天气，但因为一向怀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便没有在意。尽管暴雨预报、预警机制都已建立，应急预案也都已制定，但市民大多知之不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被动应对。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研究员陈元龙表示，预警若没能让市民获知，就不能算是成功的预警。 4．泰国是河流众多、水资源丰沛的国家。对于大多数逐水而居的泰国人来说，面对河流季节性的涨跌甚至是泛滥，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2011年的洪灾，还是让见惯了洪水的泰国人再次经受了考验。以首都曼谷为例，该地雨水丰沛，属洪灾多发区，且有湄南河穿城而过，因此曼谷市民通常在洪水来临之前便已着手备灾了。尤其是一些住在湄南河附近的曼谷居民，他们早早就开始采取行动，如把房屋底层的物品往上层搬，把私家车辆停到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等。居民因担心洪水淹没街道无法外出或是物价上涨，常常有意识地囤积大米、方便面和瓶装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面对洪灾，泰国的民间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灾害期间，那些在洪水中划着小船徘徊在被淹楼房外的救生员，大多数来自民间志愿者组织，而不是政府的消防部门。或许是缘于宗教信仰，泰国人民普遍持有积德行善的信念，一些生活水平较好的平民，通常会主动捐款，或是在洪灾期间经常性地免费发放食物、水和生活必需品给灾民，为他们排忧解难。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设立的灾民救济点相互配合，在洪灾前和洪灾期间对预防灾害和抗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5．日本是自然灾害大国，更是地震灾害的重灾国。为了有效应对各种灾害，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在应急通信体系、技术、能力等方面大力建设，取得了理想的防灾减灾成效。在经历“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防灾通信建设的重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起了覆盖全国、功能完善、技术先进的防灾专用通信网络，包括以政府各职能部门为主，由固定通信线路、卫星通信线路和移动通信线路组成的“中央防灾无线网”；连接消防厅与都道府县的“消防防灾无线网”；以自治体防灾机构和当地居民为主的都道府县、市町村的“防灾行政无线网”；在应急过程中实现互联互通的“防灾相互通信无线网”等。2003年日本本州岛发生7级地震，由于之前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应急通信体系，整个处置过程非常迅速、有序。地震一发生，新干线列车、核电站、炼油厂等全部自动停止运行：地震发生1～2分钟，电视画面出现地震消息及相应的视频；10分钟后，摄像直升机已向首相官邸传送灾区图像；1．5小时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对地震的判断……日本政府反应极为迅速，应对有效，以至于灾害造成的损失较为轻微，充分显示了现代化的应急通信信息系统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 6．行政诚信是现代民主行政的基本理念和责任，是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和公共行政活动的一种良好的信任预期。行政系统的诚信包括内部诚信和外部诚信。内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组织以及城市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这种信任和忠诚外化于机构组织的协调联动。而外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组织对外呈现的诚信状况，主要是指社会各主体(如企业、社区组织、民众等)对一个城市基层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信任，体现的是人民对城市基层政府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城市基层政府对人们合理期待的实现以及对人们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合作，强调行政诚信建设取信于民的目的。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很多系统和部门组织。突发事件越复杂，涉及的系统和部门组织就越多，而这就要求各城市基层政府机关、各部门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做到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共同完成任务和工作。然而，以往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总结多次显示，由于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矛盾交叉，导致城市基层管理出现“看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的尴尬局面，条块部门之间、基层管理机构与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现行的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问职能分工不清晰所引起。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高效的政府。这种高效主要体现在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合、共同治理，这种联合的效用发挥建立在职能部门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这些部门出于利益的考量，使职能部门在丁作衔接过程中互设门槛，互为障碍，造成工作脱节，难以形成合力。部门利益的权衡威胁部门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由于这种利益权衡而错失协调处置突发事件的最好时机，加重危机的处置难度。面对公共危机，就要求城市基层政府公务员：一是行为不能违法；二是城市基层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公正、透明。然而，面对公共危机，公务员面临道德风险，基于对自身“乌纱帽”的考虑，往往倾向采取“捂盖子”的手段，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推卸责任。城市基层政府是城市政权的最低层级，是与城市居民联系最密切的政府机构，对危机事件有最先处理权，并且根据危机等级上报上级政府。然而恰是这种基础关系，给了城市基层政府“隐瞒、屏蔽”真实信息的空间，影响了政府治理。 7．目前，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加重了城市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难度，也更加突出了大众媒体在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城市基层政府的诚信影响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倾向性以及对报道的态度。如果城市基层政府诚信度高，媒体会倾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媒体的这种态度也会传播给公众。反之，如果与大众媒体沟通协调欠佳，媒体则会倾向于质疑和否定城市基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可能存在媒体对危机进行夸大其词的报道，导致危机的蔓延和公众对城市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相对城市基层政府而言，社区民间组织在应急管理上是矛盾爆发的“缓冲带”，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先行者”，是危机善后恢复的强有力“帮手”。尽管城市社区民间组织近几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程度不够，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受阻，这直接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资源的有效整合，直接影响社区民间组织对危机、特别是社会危机的预防以及处置等，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危机中，居民是直接受到威胁的对象，是直接的“受灾体”，也是“自救者”。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居民在危机中本能的恐慌心理的消弭以及将对自身的危害降到最低，都需要借助于居民自身的危机意识以及应对危机能力的提高。而城市基层政府对居民的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具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最终体现就是两者的合作互动。这种合作互动主要依赖的是城市基层政府在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服务中所呈现的诚信形态。然而，在实际中，城市基层政府往往在执政中出现与民争利，政策、措施朝令夕改，有些政务公开形同虚设，执法活动缺乏诚信等问题，与居民合作互动程度低下，使居民对城市基层政府是否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是否能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伞等产牛质疑。使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和非理性的行动，如抢购、围攻等行为，不仅加剧了城市基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难度，甚至可能诱发新的社会危机。 8．2012年7月10日17时，京沪高铁G151次往上海方向列车在济南段发生停车断电事故，车内断电超过2小时。全车一度停电停空调，乘客称车厢内非常闷热。铁路上海站官方微博称，事故因济南局管内雷暴雨致接触网故障引起。当晚京沪高铁有19趟车因此晚点到达。7月12日11时，京沪高铁安徽宿州附近供电设备故障，经抢修，13时排除故障。故障导致至少11趟列车到达北京南站晚点，3趟列车从北京南站推迟发车。7月13日上午，京沪高铁再次发生故障，网友“大树CUPL”在微博上爆料称，由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高铁G114列车，本应于13日10：05离开镇江南站，但列车长称没信号，开不了，列车在镇江南站附近非正常停靠，乘客在列车上滞留了一个半小时后，才换备车继续前行。微博上，京沪高铁出事信息在傍晚6点已经满天飞，新华社到晚上近11点才姗姗发布首条信息，且信息很不完整，只称“G151次列车发生故障云云”。铁老大自身的信息发布更迟滞，正经的事故原因依然成迷，惟一的含糊其辞仍然停留于“事故主要由雷雨天气导致的接触网故障所致”。而且，铁老大并未公开宣布已进行事故调查，“主要由雷雨天气导致”的倾向性结论由谁做出也呈迷雾一团。就在“被晚点”的数千乘客及社会舆论急于了解事故真相之机，却已有“业内专家”站出来抢话筒，称“高铁接触网的避雷保护装置只能降低断电概率，无法做到百分之百避免停电……”。这话不错，却又大错特错于“我认为这不属于安全事故”。许多乘客反映，晚点事故发生后，他们得到的回答只是“临时停车”，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说明“为何停，何时走”，致乘客难以安心；停电、停空凋后车厢闷热难耐，人们忍饥耐渴，列车上的餐饮却卖了高价，怨气情绪难免上蹿，于是有把“高姐”逼问哭了的个案发生；第一次晚点事故时，专家解释是“天气影响”，第二次则语焉不详。所有这些，与初运行时自信满满说已做了“最充分”准备迥然不同。停车过程中，乘务员在推着车子送盒饭。有乘客提出，列车晚点，应该免费提供盒饭。乘务员则表示，非常抱歉，没有这个规定。铁路相关人士表示，铁路相关规定中确实没有晚点免费为旅客提供吃喝，京沪高铁车票中只有商务座票中含餐费，且人数太多，而餐车空间有限，只能按一定比例配餐，做不到晚点情况下，为每位旅客提供餐食。宿州区段一个点的问题便牵动了整条京沪高铁钱，而一条线的矛盾最终集聚到了另一个点——虹桥。数千旅客滞留候车大厅，近百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问讯处，候车厅广播确实通知了延误班次情况，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怎么解决问题”，检票口、候车厅内也没有明显的标识告知旅客该怎么办，旅客对于“哪里退票”、“怎么改签”一头雾水，所有的咨询压力都“堆积”到问讯台，或者值班站长室……怎样安排旅客才能有车可走，如何安抚旅客才会耐心等待?如此情形，已非铁路一家难题，这更是对上海城市运营管理和应急联动提出的挑战。高铁故障的发生，是高铁运行中的问题，虽然在前期这些问题可能没有被考虑到，但在不断出现列车晚点的事实面前，高铁更应该反思，也应该将乘客的抱怨化作改进高铁运行的动力，化作解决高铁在运行中因运输过程中断电后出现问题的措施。首先高铁自身要保证列车内不断电，不缺少服务，让旅客不再在车厢内忍受闷热，或者在冬天受冻。其次，在不断断电情况下，要有必要的预案，不怕风吹雨打，更不怕外界的干扰，即便是停电，也不影响高铁的运行和速度。再之，列车晚点后，要有列车员在车厢内为旅客做好解释工作，或者及时处理好旅客的一些问题，不要因为断电将旅客放在一边，不去理睬，让旅客受热又受气。“保证乘客的安全和健康是服务的中心环节”，王曙光教授认为，这次高铁停车后，铁道方面充分保障了乘客的“安全”，但在减少人们的紧张情绪、消除恐惧等“健康”方面却经验不足。“列车上的乘客得不到必要信息就会惊慌失措，其结果是把问题归咎于高铁器材也就是技术方面”。“这种现象，简言之就是服务和技术的脱节。因此中国高铁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出一整套‘以人为本’的服务体制。其中包括在遭遇雷击、洪水、突发事故后紧急启用应急机制迅速排除安全隐患，同时通过细节保障旅客的身心舒适和健康!”王曙光教授一语中的。就算被认为正点率高、安全性好的日本新干线，故障造成列车晚点甚至停运也是经常发生的。只不过日本的高铁晚点信息发布非常及时，媒体和乘客习以为常，媒体只作事实报道，不质疑、不炒作。 9．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应急管理信息系统正在应急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突发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上百万人伤亡，经济损失6500亿元左右，占我国GDP的6%。在突发的公共事件中，政府承担着实施应急通讯、应急分析、应急决策、应急指挥、应急处置和紧急救助的任务，为了能够科学、准确地应对突发事件，政府急需建设应急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建立该系统，对提高政府的信息获取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决策指挥能力、防灾减灾能力、综合服务能力十分必要。目前，以信息网络技术应用为基础，建设安全高效的政府应急管理信息系统，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各级政府对应急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投人不断增加，我国各级政府正在加紧建设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广西南宁市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应急联动中心。“非典”之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扬州、成都、重庆等地也建设了应急系统，应急管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省市在电子政务深度应用方面的工作重点。政府管理与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观念没有真正从治理为主转变为以防范为主，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预防缺乏足够重视，存在麻痹和侥幸心理，往往在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灾难性后果发生后才想办法补救。政府还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对公共突发性事件的教育、培训和宣传不够，对公众的危机教育培训很少甚至没有，宣传也流于形式，使公众面对公共突发性事件时惊慌失措，缺乏理性，无法采取措施或积极配合政府应对公共突发性事件。 10．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市民和城市管理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要公共事务。公共安全的状况和主要事件，是任何城市管理者都应全面掌握和随时了解的内容。一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机制，反映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和综合的竞争能力。一个国家控制风险的能力，公共安全的状况，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做好公共安全工作，要审时度势，根据地方及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规划，提出目标，与广大群众进行沟通，得到立法机构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支持。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他们管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智慧和能力，将对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给定资料 1．“至此，中国输美钢管产品基本全部受限。” 2009年10月9日，就10月6日欧盟宣布对华无缝钢管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以及7日美国再决定对中国无缝钢管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回应表示：“接二连三的钢材‘双反’(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对钢铁行业出口造成很大影响，一方面国内钢铁产能存在过剩，另一方面欧美市场作为我国钢铁出口的最重要市场，却出口受限。” 当地时间10月6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发布公告称，裁定中国输欧无缝钢管对欧盟产业构成损害威胁；决定征收17.7%-39.2%的最终反倾销税。 代表国内钢厂利益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发表声明称，将积极与中国商务部沟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介入，不排除将欧盟案提交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钢协提供的资料显示，事实上，欧盟案调查期内，欧盟无缝管工业利润高达15%，立案以来中国无缝管的出口量也大幅下降，今年1-8月份出口欧盟数量同比下降70.96%，贸易额下降65.45%，“欧委会在评估时完全忽略这一事实，而仅仅依据指控，在推测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害基础上进行判断。” 遗憾的是，就在随后一天，7日，美国商务部也宣布，将对中国出口的无缝标准管、管道管和压力管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由美国钢铁公司等发起的此次贸易救济申请，要求对华无缝钢管征收98.37%的反倾销税，同时加征反补贴税。 2010年2月24日，美国商务部初裁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征收从11.06%至12.97%不等的反补贴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钢铁行业作为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被列入重点调整对象。 根据《意见》，2008年中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投资1405.5亿元，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5800万吨，多数为违规建设，如不及时加以控制，粗钢产能将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钢铁业内人士说，金融危机后钢铁业一直处于供大于求所形成的持续库存压力中，特别是钢厂在未到被动减产之时，有特别明显的产能释放冲动。“在这个时候频频遭遇贸易摩擦，令出口受阻，将加剧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 2．2009年10月15日，山西焦化协会秘书长张岗峰在中国首届煤焦钢供需形势高峰论坛上指出，焦化行业回暖至少要等到明年3月之后，在半年内山西省内焦化企业将坚决执行限产保价。 自8月份国内钢价跳水之后，山西焦化行业协会接连下调焦炭指导价。与8月份相比，10月份焦炭指导价格下调幅度已达9.57%。按国内外炼焦煤价格与生产成本看，目前国内焦炭后市已无价可降，全年焦炭行业面临着全行业亏损的“噩运”。 焦化行业产能过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行业生存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已经主动实施减产限产。山西焦化行业协会在其发布的《10月份焦炭市场指导意见》中要求企业限产60%-70%。 “目前山西省的焦炭行业限产力度已经达到了50%，行业内企业整合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张岗峰表示，预计四季度山西将有100家焦化企业倒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河北、山东、内蒙古等省区焦化企业仍有产能扩张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焦化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 “目前焦化行业内减产行动依然缓慢，独立焦化企业减产力度明显，但大中型钢铁企业焦炭生产保持增长态势。”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会长黄金干表示，预计全年焦炭产量将达到3.2亿吨的高位，与去年基本持平。 3．工信部下发的《关于报送水泥和平板玻璃淘汰落后产能2009年计划及三年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前期工作基础填报09年全国淘汰水泥、平板玻璃落后产能计划，故各项淘汰产能的数字肯定将会大幅上升。如果3年内不能淘汰落后水泥生产能力，届时水泥总产能将达到27亿吨，预计2010年我国水泥消费量最多不超过16亿吨，生产能力将严重过剩。 尽管水泥成为“产能过剩行业”，但各大水泥企业跑马圈地的脚步依然不停。10月底，中材集团在湖南、江苏两地的总计年产400万吨的水泥线正式上马。此前，中材集团的战略重点均布局在西北，赛马实业、天山股份及祁连山都已被纳入中材的水泥版图。目前，产量增速过快、产能明显过剩仍是抑制水泥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因素。2009年以来；我国水泥产量增长明显快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平，若按目前水平估算，全年水泥产量将达18亿吨左右，比去年增加4亿吨。同时，由于2009年前8个月全国水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8%，部分省区增幅高达200%～300%，我国水泥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目前，全国在建和拟建水泥生产线近 600条，建成后将新增水泥产能8.3亿吨。 4．福建水泥2009年8月26日公布半年报，200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0,744.96万元，同比减少15.52%，营业利润-8，172.56万元，同比增亏6，296.1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988.04万元，同比增亏4，721.66万元。 公司亏损扩大，主要是福建省经济相对发达，后工业化特征明显，水泥需求增长放缓所致，加之外来企业纷纷进入，加剧该省水泥产能过剩也压缩了公司利润空间。 目前，除粤东水泥龙头塔牌集团360万吨在2009年投产，浙江的红火集团和红狮集团分别在清流和大田建设日产5，000吨和4，500吨熟料生产线，以及明狮水泥投资5.75亿建设1条日产4，500吨熟料生产线，09年新增水泥产能将超过920万吨。 据披露，福建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9.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2个百分点。上半年，公司共生产生产水泥180.17万吨，同比下降7.50%，销售水泥179.77万吨，同比减少7.78%。由于水泥售价下降，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8.66个百分点至12.53%，处于水泥上市公司最低水平。 5．一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似乎总难跳出“扶持发展、快速膨胀、产能过剩、综合治理”的怪圈。 工信部最新发布的《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显示，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年初以来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将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一些重点水泥生产大省如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而在建的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平板玻璃去年产量为5.74亿重量箱，连续19年居世界第一，已拥有生产线203条，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在建的玻璃生产线近120条，一旦建成，产能大幅过剩的现象将变本加厉。 问题的严峻，不只在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积重难返，更在于国家倡导的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相关行业上马不久，产能过剩的趋势便凸显出来。 据统计，至2008年7月，全国16个省仅多晶硅就有33个项目在建或准备动工，进入2009年，自两年前升温的多晶硅投资热中上马的众多项目渐渐完工并进入试产阶段。如果这些项目都按期完工且完全释放产能，中国的多晶硅产量2010年将达到14万吨，接近目前全球市场需求量的两倍。 6．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会议认为，目前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如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为此，会议提出下一步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标准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调产业、环保、土地和金融政策，形成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当前要重点加强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发展的指导。 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一份报告也提出类似预判，在传统产业领域，钢铁，有色(特别是电解铝、氧化铝)，装备制造业领域(造船业)，建材的水泥和玻璃等，产能过剩严重。在新兴产业领域，光伏和风电投资大大超过需求。 “行业主管部门将要加强行业生产准人条件的制定，来积极推动行业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防止那些高耗能、排放比较严重的一些企业盲目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7．2009年9月30日，国务院同意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下发通知要求各部委及地方政府认真贯彻执行。 《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控制增量和优化存量相结合，分类指导和有保有压相结合，培育新兴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相结合，市场引导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四项原则，以及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管、依法依规供地用地等措施。 这次还有两项值得关注的对策措施。一是建立信息发布制度，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合信息发布制度，加强行业产能及产能利用率的统一监测，适时向社会发布产业政策导向、产业规模、社会需求、生产销售库存、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污染排放等信息，引导地方和企业理性投资。 二是实行间责制。《若干意见》制定部门中增加了监察部，对策措施中增加了实行问责制，这是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在投资项目管理上的约束。目前，我国地区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一些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投资，一些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这也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对违反国家有关土地、环保法规等规定，工作严重失职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行为要进行问责，严肃处理。 8．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老话题，为何此时又被推上前台成为调控对象?2009年年初出台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又为何年底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进行调控?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在保增长中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将坚决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作为结构调整的突出工作抓紧、抓实。”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接受采访时说道。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此前多次表示，对中国经济而言，保持一定的增速并不太难，但结构调整是一个难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意结构调整。 有经济学家甚至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没有对结构进行深度调整，就“浪费”或“错过”了危机带来的机遇。 9．细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本次危机下产能过剩问题的特征，我们能发现一些不同之处。上次危机后，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至2002年就走出了危机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走出通缩之后的中国经济迅速转向投资过热，其中的突出特征就是一夜之间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极为突出。当时的产能过剩大多集中在传统行业，也就是以钢铁、冶炼、水泥等为主，而本次产能过剩的问题除了这些传统行业之外，诸如风电、太阳能等新兴产业也位列其中。 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之所以成为历次产能过剩的先锋，是因为这些行业的投资带动能力非常强大。长期以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一半左右，而房地产的背后就是钢铁、水泥。以投资拉动应对危机的固有思维看，这些行业出现过剩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多年来的行业整合之后，国内的小钢厂、小冶炼、小水泥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在此基础上，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钢铁、冶炼、水泥等行业却仍然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就需要认真思考“调控”的有效性问题了。如果立足于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成为扩大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调控悖论”的出现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思考。 至于新兴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专家建议慎出行政控制措施。其中原因非常简单，正如“新兴产业”的名称所言，太阳能、风能等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不明朗、技术标准也尚未确定，这本身需要的是市场自发优胜劣汰，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很难人为划出合理的限制标准。事实上，在新兴行业领域中存在所谓“赢家通吃”的特征，即一个行业内只能有一到两家大型企业生存。因此，大量资本投入新兴产业固然会导致一定的资源浪费，但是从全球竞争角度看，只要国内能够有一两家企业走到全球市场的前列，最终所能够带来的整体收益回报就足以弥补之前投资损失了。 10．有人认为，从目前政府出台的抑制产能过剩的措施上看，更多的还是利用行政手段，而行政调控的特点就是一刀切，不是由市场自由选择的优胜劣汰，其政策往往又倾向于国有企业，遭殃的往往是民营中小企业，这样的折腾已经上演了很多次。而中国配置资源的主体没有转向市场，发展经济的主体没有转向民营企业，只要政府资金在流通领域中不肯退出，那么这种折腾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为此，必须建立健康的、良性的发展导向，由注重GDP数量转到调整结构上来，从追逐政绩转向追求自主创新上来。这样才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有人认为，最能够消除产能过剩的行业有两类：一是完全竞争行业，自由度较高的进入使利润竞争空前激烈，能够促使企业自由调节，充分创新；二是垄断行业，由于行政不准人，垄断性企业有定价权，垄断利润的产生是通过价格控制，垄断产量对应较高的垄断价格，垄断性企业自然没有增加产能扩大市场份额的动力。我们目前应当怎样看待产能过剩，又怎样去应对产能过剩，期望实现怎样的政策效果，其实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之上。 国内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表示，产能过剩、供求失衡是国内钢铁业的“致命伤”。前几年在出口等各种因素作用下，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矛盾。金融危机后，矛盾充分暴露，闲置产能释放冲动直接导致钢价的大起大落。要根治产能过剩，关键是措施要落实。 “我的钢铁”首席分析人员贾良群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出现的淘汰落后、产能反增等反常现象，现今都已注意到了，并提出了对策意见。同时，如何通过钢材消费结构的升级来反推落后产能的淘汰，也有了实质性的措施。这些都值得一步一步地落实，用市场和政策“两个拳头”的作用来取得实效。 在新一轮对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中，“走出去”成为中国政府对有关企业的鼓励、引导方向之一。 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说，中国一些过剩产能在国际上是比较成熟的。比如钢铁，尽管在高端领域仍有差距，但总体上中国钢铁产业逐渐走强。鼓励到境外去建钢铁厂，可以减轻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在能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从总体上来讲，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中国也到了‘走出去’的时候了。”熊必琳说。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F市近年大力开展城市绿化，充满魅力的广宁旅游区就是F市城市绿化工作结出的一颗硕果。走在F市的大路上，如同穿行在露天的树木博物馆中，绿树成荫，不同的树木不断变换。当初在选择绿化树时，有人提议效仿某些地方，跨区域引进一些时髦的花木。“绿化是大家的事，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F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刘主任说。城市管理委员会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民意，发现大部分人都主张种植乡土树木。“毕竟本乡本土的树木适应本地环境，容易成活，大家也有种植经验。”有网友留言说。城市管理委员会经过调研论证，因地制宜，在不同的街区种植不同的乡土树木。如今，F市的大道上，银杏、海棠、白蜡等交错成林。庭院、公园及绿地内杨树、泡桐等茁壮成长。“有些地方盲目跟风，不尊重自然规律，跨区域种植一些时髦的花木，结果成活率很低，后续的管护费用也居高不下。”刘主任说。花木掩映的城市显得如此美丽动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美丽永远伴随着这座城市。”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工程师小张说。园林技术人员经过长期钻研已经形成一套适合本地的科学养护办法，可以做到通过修剪、保温等措施来调节开花时间。小张说：“壮年树采取刺激生长的方式，高龄树采取治病加养生的模式，管护要因树而异。”F市栽植了很多丝木棉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丝木棉出现了树势衰弱、针叶发黄等现象。对此，市容园林服务中心进行数据监测和观察分析，通过树体杀菌、树洞填补、浇灌根系复壮液等一系列针对性的修复措施对丝木棉开展复壮，目前95%以上的丝木棉长势明显好转。“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绿化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小张信心满满地说道。为更好地保护树木，F市建立古树后备资源库，树龄50年以上的树木全部纳入古树后备资源库，以古树的标准进行数字化养护。F市还建立古树名木智慧云平台，融合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每一株大树进行全程跟踪管理，不但可以随时调阅古树名木的档案资料、地理位置等信息，还可以对重点保护对象实时监测土壤养分、古树倾斜角度等，提升保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树木是一个城市的印记，特别是一些大树老树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讲述者，是不可再生的自然文化遗产。城市绿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把树木保护好，还要留住城市的文化记忆，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刘主任说，F市正充分利用古树资源禀赋，打造一批“古树绿地”“古树公园”和森林康养示范基地，“把城市的绿化工作和经济、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F市护城河公园是一座口袋公园，自今年年初开放就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园。“河边凉爽，空气好，在这遛弯儿心情愉悦，每天傍晚到公园散步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位按时到护城河公园赏景“打卡”的市民说。F市已经建设完成40多个这样的口袋公园，提升绿化面积80万平方米。这些公园集观赏、休闲、娱乐、科普等功能于一体，既是市民的会客厅，也是市民的运动场。口袋公园的建设破解了城市绿化用地不足、城市边角空地改造难触及、大规模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实现了土地资源的精准化利用。“建设口袋公园是一种节俭高效的绿化措施。这些公园成本不高，功能全面，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刘主任说。【材料二】H市，一个因工业而兴的城市。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产业园区成为城市的引擎，创造财富与商机，催生了城市快速发展中数不清的奇迹。这些产业园区以它们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追逐梦想。但是，早年间的产业园区重招商引资、轻管理服务，强产业、弱配套，导致产业园区虽产值占地区比重高但公共服务投入不高，虽人口聚集但人气难以集聚，虽归属城市但居民缺少归属感。这在“赚了钱就寄回家”的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那里“不是什么问题”，但在追求生活品质的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那里“都是问题”。为了解决产业园区遇到的这一难题，实现产业园区的持续发展，H市以南山工业园区为试点，推出了工业社区的治理模式，将居民社区治理理念嵌入产业园区，延伸政务服务内容和触角，为企业和员工提供社区化服务。“情绪不能去控制，只能去管理，家长学会情绪管理能进一步促进亲子关系良性互动……”走进H市南山工业社区的周六托管班，心理老师正为亲子家庭分享有关情绪管理的方法，帮助家长们解决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惑。开办托管班的点子来源于社区网格员的日常走访。为解决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周末的子女教育管理难题，社区统筹资源，搭建平台，邀请心理咨询专业教师团队，创新开启周六托管模式。南山工业社区只有6名社工，而各类企业有500多家、员工近8万名。“小社区也能完成大治理。”南山工业社区党委书记老柯说，“党建统领是‘定盘星’。”南山工业社区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党组织，书记主要推选优秀社工担任。社区划分成几个网格，每个网格再进一步分成若干个微网格，微网格细化到企业甚至车间，是社区掌握基层信息的触角，也是治理和服务的抓手。“大家的园区大家建，我们还推出了志愿服务菜单机制，吸引志愿者参与社区共建共治。”老柯说。交通引导、平安夜巡、家园美化……社区有服务需求“下单”，志愿者队伍“接单”，有落户、子女入学积分需要的职工“抢单”，服务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共同服务者，让社区服务更加及时高效。如今，志愿者已成了园区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作为工业社区，我们的工作跟着经济形势走。”老柯原来在城市社区工作，刚到南山工业社区时，因不熟悉经济差点闹了笑话。后来老柯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不断学习经济知识，了解经济形势。如今，他和企业负责人对话时，已经可以侃侃而谈，熟练地提到“资金链”“内循环”“供给侧”等词语。“工业社区已经从简单为职工衣食住行提供服务的配角，变成盘活园区资源、推动园区发展的主角之一。”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张经理说，“有了他们暖心的帮助，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感到放心。”去年，南山工业社区还牵头建设电子平台“供应链超市”，承担起了供需信息播报、物流信息共享、降成本方案共通等功能。老柯最近就在忙两件事，一是协调银行，建立一个5亿元规模的贷款资金池，用于解决超市里因资金短缺“上架”的厂房、仓库多起来的问题，缓解园区内企业资金压力。同时，老柯的一位信息咨询从业者朋友表示：“如果有正规渠道，那我们社会资本就敢参与其中了。”二是联系园区的售电公司，把百余家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共商如何降低用电成本。“‘供应链超市’以数字化赋能企业发展，搭建了园区内企业的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园区内成百上千家企业建立起‘内循环最小单元’。”老柯说。南山工业社区的职工文化活动中心不久前正式投入使用，宽敞的室外健身休闲区和多功能的室内教育休闲活动区解决了众多企业职工活动空间少的问题。每天晚上，篮球场、健身房、图书馆、咖啡吧里，都有职工前来享受丰富的夜间生活。“在这里，不管是职工子女入学入园，还是年轻人交友婚恋、技能培训，都有了充足的条件。”某公司的人事专员万女士感慨，社区化的生产生活环境，成了企业招聘、留人的一大亮点，“职工们都安心在这里发展。”南山工业社区每年都举办“工匠学堂”“社区技校”等技能培训。自从成为试点以来，南山工业社区的职工收入年均增速高于全市4.2个百分点。园区一家汽配有限公司的车间主任老何，参加技能培训取得模具工程师证书之后，从一名普通技术工人逐渐成长为企业中层，收入也大幅提升，这让他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按照H市委市政府的规划，H市将总结推广南山工业社区的试点经验，全市的产业园区都将升级为配套完善、绿色智慧的工业社区，成为融产业园区、邻里中心、创意中心为一体的城市新形态。“不能因为是产业园区就只关注生产管理方面，而忽视了生活服务，我们的发展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老柯说。【材料三】坐落于C市良峰社区的智惠食堂今年上半年正式运营，很快就吸引了大量“铁粉”。每天傍晚，食堂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有8岁的孩童，也有80岁的老人。类似这样的社区食堂，在C市已建成近1000家。这正是C市推进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一抹亮色。“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就是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全面回应各年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C市王市长说，这是“人民城市”的本质要求，在当今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将全龄友好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为此，C市制定了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全生命周期努力为每一位市民提供高效服务。在C市，像智惠食堂这样拥有大量“铁粉”的地方，并不在少数。河源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内，李大爷正在练习毛笔字，他使用的笔墨纸砚，正是由养老服务综合体免费提供的。目前，这样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在C市已建成35个。“有了这个小小的按钮，只要按一下，就有人来帮助我，心里感到踏实、安全多了。”市民罗大爷口中的小小按钮，正是社区为他安装的一套家庭智能报警设备——门磁检测器、燃气报警器、SOS紧急呼叫器……一个个“智能管家”，为老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安心。“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全市将开展养老护老设施智能化工作，我们社区是先行试点之一。这套家庭智能报警设备有利于社区及时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居家生活情况。”社区党委李书记说。从空巢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到建设老年人助餐点、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在C市，对老年人的关爱正全面开花。一块块积木堆叠，没多久便成了大厦，几个孩子合力，一座“城市”慢慢就有了雏形。C市欣荣社区的智慧托育中心里，孩子们正在保育师指导下发散着想象力。过去，每到暑假，孩子们的照护问题令许多家长感到心累——托育机构离家远、托位紧俏，好不容易找到，收费又超出预期。“民生的关键小事就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别看事儿小，意义却不小。”市教育局林局长说，“我们统一规划了社区智慧托育中心的分布，正在逐步铺开建设。”随着全市社区智慧托育中心不断建成，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被送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家门口。社区智慧托育中心依托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建成，C市鼓励国有企业、示范性托育机构等投资建设，支持以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规范化管理运营，“既降低成本，又能保证服务的质量，实现降本增效。”林局长说。目前，C市已建成社区智慧托育中心40余家，初步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正在逐步缓解。民生的关注从不只是“一老一幼”，更是要让全龄人群获得幸福感。C市在青年就业创业、安居保障方面出台支持措施，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申请青年创业扶持基金。张先生是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董事长，他说：“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们向政府申请了青年创业扶持基金。没想到，我们的申请材料递交上去，不到一周资金就到账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别看这事儿不大，但做这么好也不容易！”在C市创新创业的这几年，张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明亮的未来。“青年有发展，城市有未来。”王市长说，C市正铆足了劲打造吸引青年人才的新生态：一边加快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产业体系，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一边强化公共服务能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日前，刘女士在手机短信上看到，一笔临时救助款到账了。这是C市通过打造低收入群体“幸福码”应用平台对困难群众实施主动救助的缩影。这笔救助款，缓解了刘女士的生活困难，也保护了她的尊严。这无声的援助，彰显城市治理的浓浓暖意。“建设全龄友好城市要一个都不能少，要让全体市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王市长说。对于特殊群体的帮扶，C市织就了全面的保障网。今年印发的《进一步帮扶特殊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意见》，围绕困难群众、残障人士、老年人、困境儿童等各类特殊群体，梳理整合基本生活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综合帮扶政策，形成一张覆盖全市特殊群体的帮扶政策清单。“我们就是要把每件小事都做好，让阳光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王市长说，“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中，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一年接着干。”【材料四】傍晚时分的B市，不少人沿着环城的菱河河堤缓缓而行，一旁的露天运动场上空也回荡着欢快的广场舞音乐，好不热闹……一种幸福的“松弛感”弥漫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B市的老百姓，正享受着这座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带来的美好。早年间，B市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统工业体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既要保护好青山绿水，又要搞好产业发展，这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做到两全，很难。”B市发改委李主任说。为守护绿水青山蓝天、推进高质量发展，B市积极谋求产业转型。菱河沿岸，市化肥总厂各分厂相继关停。大山深处，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矿厂悉数关闭。“市委市政府组织力量会同各区县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发展方向，找寻新突破点。”有的县侧重挖掘潜力，以煤炭产业为支柱产业的F县，煤炭资源储量超30亿吨，面对环保要求，该县建起生态矿区、绿色矿区，集煤炭清洁利用、现代能源化工、物流集散于一体，让能源工业循环起来；有的县侧重巧用资源，位于山区的C县，凭借自然资源优势，找到了林麝养殖这个新产业，拉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推动C县进入全市“五强县”行列。在B市郊区的主导产业表单上，食品加工业排在首位，其中果醋酿造更是拉动当地发展的重头戏。为满足当地果醋公司扩产能的需求，市国资委协调，将市化肥总厂的一个分厂关停后闲置的70多亩工业用地划转给果醋公司，300多名原化肥分厂职工到果醋公司再就业。去年，公司的酿造师老胡领了个稀奇差事——配合技术工程师，将传统酿造手艺转化成数据。计算机精准记录下胡师傅家几代相传的手艺，将其变成精密参数。如今，新建的智能化酿造车间里，工人只需轻点按钮，便可指挥一车间的智能设备忙起来。通过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型，果醋公司的产能显著提升，实现了每年5000吨的产量。“包装材料园正在建设中。”果醋公司张董事长说，过去包材企业散落在外地，吸引来本地后，果醋产业链延长开来、产值不断增加，“我们的果醋是绿色健康饮品，符合当今消费潮流。我们有信心围绕果醋，打造出现代化的食品产业集群。”汽车是B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这里集聚了多家整车生产企业和200多户汽车零部件企业。走进经开区一家汽车公司的总装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一眼望不到头，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辆整车下线。“据测算，汽车整车重量降低10%，燃油效率提高6%-8%。”公司张经理说，“我们公司使用的汽车板不仅质量更轻，而且比普通钢材密度大、强度高，在保证汽车安全性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绿色、高科技是我们产业转型的方向。”在公司的展示区，一款外观新颖的轻型新能源卡车吸引了很多人。这款纯电动厢式运输车主打绿色低碳，适用于中短途运输。今年，这家汽车公司的新能源车型累计销量同比增加187.3%。“围绕一个产业做，可以发展得非常好，但也有风险。”市经开区管委会吴主任说，以传统汽车生产为主导的经开区，如今正着力“破茧”，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打开局面。“新能源汽车是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要培育竞争新优势，在新赛道上继续奋勇争先。创新是有风险的，但它又是规避风险的最好方式。”“通过深挖再造，我们完成了各区县的产业突围。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持续发力、做大做精，实现地区发展各领风骚。”李主任说。

注意事项 1.本试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当代智库是汇聚高级人才，研究、分析公共政策，参与其制定过程，并就与政策相关的国内与国际事务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促使后者做出正确决策的机构。智库研究领域包括所有的公共政策，而不局限于军事、外交等。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智库”首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出现。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为新时期加强地方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高水平智库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地方智库是指省级以下行政区内设立的各类型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外脑。我国的地方智库划分为五类：一是各级党委政府研究室以及政府部门内部研究机构；二是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三是高等院校内设研究机构；四是企业内的战略研究室(部)；五是民间智库。与前四类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不同，民间智库是主要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民间声音或者政策诉求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 中国目前约有2500个智库，大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民间智库所占比例不到5%。官方和半官方智库由于拥有政府资源的优势，短期内依然是决策咨询的主要力量。一位民间智库负责人表示，尽管他们的工作效率及收费较其他一些非民间智库具有极大的优势，政府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一旦有相关的业务需要，首选仍然是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一般社会大众，包括民间企业，都习惯性地认为官方智库更具权威性。例如，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的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全部都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却没有真正的民间智库。 一位法学专家谈到民间智库时认为，由于政策环境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民间智库也面临着注册困难。一些非民间智库还会利用自己官方或半官方背景，对其他民间智库进行排挤，从而垄断了有限的市场。 3.“一名优秀人才想落户北京，官方智库可以解决，而民间智库就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它在吸引人才方面就丧失了很大的优势。”在某民间智库研究中心谢某眼中，优秀的智库人才并不缺乏，但他们很多都选择了“金饭碗”“铁饭碗”。她的一名学生曾供职于北京的一家民间智库。“这个学生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写的这些报告有什么意义。”谢主任说，“这个学生研究的方向和对象都较具创新性，但很多时候报告只能发表在本智库的网站上，民间智库是需要生产出知识产品的，但这些产品通过哪些途径发表，发表出来谁来关注，又会引起怎样的反响，仅凭民间智库的力量，尚不能及。这名学生已经辞职，他希望能让自己的智慧体现出相应的价值。” 据统计，目前我国民间智库真正能够做到有效盈利的不足7%。一位长期关注民间智库发展的学者认为，目前民间智库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是生存的最主要问题，如果单纯以传统的智库方式来运作，显然是行不通的。“美国目前有多家经营很好的民间智库，他们都有非常新颖的课题和盈利模式，中国民间智库应该取经。”深圳某综合开发研究院就以咨政研究为主，兼顾社会服务，在十数年间的建设中形成了“以咨询收入支撑智库发展”的特色模式。其实民间智库未来发展的空间非常广阔，民间智库可考虑拓展业务范围，例如从事电视节目收视率的调查、收视习惯分析研究、给企业和电视台提供完备的广告投放及营销企划服务等。此外，民间智库还要具有国际视野。 4.临近学期末，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孙院长比往年更加忙碌。“本周内要完成对B市主导产业发展的初步评估，作为未来规划的依据。”不久前，他受市发改委委托，率团队参与编制B市的十三五规划。 孙院长的忙碌并非个例。与他同校的发展研究院李教授也与B市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在此之前，李教授就曾受市政府委托，参与编制专项发展规划，这是第一次以协议的方式对两者的合作加以固化。 驻B市的12所高校主动参与研究地方课题已经成为常态。从2014年开始，市社科联向社会发布《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聚焦政治理论与依法治市建设研究、经济新常态和B市转型发展研究。据市社科联胡主任统计，高校教师是申报课题最为活跃的群体，近三年立项的课题中，约二分之一由高校教师获得。通过课题的申报和研究，高校以各自的学术特色形成了特色智库的雏形。“比如说，财经大学很擅长金融、经济等宏观视角研究，师范大学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走在全省前列，科技大学的特长在农业等相关领域。”周主任认为，随着B市的转型升级进入关键阶段，B市的党政机关等部门对高校智库的需求日益强烈，高校智库建设同样走到了关键节点。“在发布《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以及立项和结项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高校积极参与的热情，也能感受到各级党政机关求智若渴的迫切心情。” B市政策研究室吴主任认为，如果专家学者能完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中，对城市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建设高水平的智库，高校有潜力，有实力，也有能力。我刚到政策研究室不久，就看到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撰写的城市发展建议，印象十分深刻。我市十来年的发展，与他建议中的许多内容不谋而合。” 2005年财经大学首次编写《B市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之后种类逐年增加。到2018年，该校发布了包括12部子报告在内的城市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对城市经济社会整体、区域、行业等现状和未来发展态势进行详尽分析，直面问题，破解难题。有系列报告做招牌，财经大学已经与多个地市形成深度合作，被省政府评价为“在服务党和政府决策方面，是省内高校的优秀代表”。 如今，很多高校以建设研究院的形式，聚焦问题精准发力。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出书斋，以到党政机关挂职等形式，直接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挂职的教授带回地方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动了问题导向的针对性研究，也带回鲜活的研究课题，为科研和教学接上了‘地气’。”某高校党委书记说，近五年该校已陆续选派50余人到各部门挂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许多高校在学术圈十分活跃，形成的学术成果受到了业内的肯定，但因为没有固定的、畅通的渠道，成果难以传递到政策决策者层面而无法落地。“在目前的合作中，有的是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找到我，有的则是之前有过合作，直接找到我。”某大学农村教育研究院王教授表示，通过私交形成的合作，很容易导致人走政息，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比如签署战略性协议将合作固化，才能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开展。对此，《B市日报》评论员有着同样的看法：“必须将专家论证作为党政重大决策的前置条件，在包括资源整合、经费拨付等方面创新机制，才能推动智库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B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提到，智库研究成果要契合地方实际，必须有大量数据作为研究的支撑。但政府网站上往往只有宏观数据，细项的具体数据很难通过公开查询的方式得到。政府部门大都只掌握本部门工作的数据，当专家收集多方数据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类似的壁垒，不仅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可应用性，也容易使高校感到地方政府对“引智”缺乏主动性和热情，阻碍两者的进一步深入合作。 对接不畅的不仅仅是渠道，高校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回避。某高校科研处处长毫不讳言：“一方面，高校的评价体系中，职称评定依据是最为重要的‘指挥棒’，但目前的职称评定仍然与科研、论文、专利成果直接挂钩，对政策贡献和实践影响力却很少考虑。另一方面，智库型学者不仅要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更要熟悉政策和实践。教师们必须克服传统研究的局限，注重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和特殊性，许多高校教师目前还无法胜任智库型学者的要求。” 5.在一次“高校智库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就“如何破解高校智库发展困境”进行发言，以下是部分参会人员发言： 某战略咨询研究院陈研究员：现在高校智库发展最为迫切的，是需要一个部门牵头，将党政机关和高校请到一张桌前坐下，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际。党政机关了解年度的中心工作，熟悉本地实情，如果能将高校和机关“混编”，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和高校合办的研究院，将学术“顶天”和实践“立地”结合，显然能发挥1+1＞2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双方的深度合作会推动平台的建设，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某高校董教授：针对研究成果难以量化的问题，可由地方政府机构建立一个类似电商的平台，公布不同领域专家的特长，政府可以在平台上自由选择智库专家。合作结束后，还可以根据结果给予评分，作为未来其他机关选择合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高校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依据。 某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王处长：我国高校智库数量众多，但大多是各自为战，很少协同创新。在对微观问题的研究中，其弊端不易出现。随着智库研究更多地转向宏观性、战略性问题，这种闭门造车的现状将制约着高校智库成果的质量。因而，高校智库应该提倡协同创新，通过建立智库联盟等形式，打破传统智库组织模式，共同开展重大问题研究。 某高校智库研究所关所长：智库并非一顶帽子，而是提供高质量智力产品的机构。只有当智力产品被决策者采纳，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时，智库才能真正成为党委政府的智力支撑。而推动智库建设，各方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对人才难以形成较大吸引力。为了破解“引才引智”的困境，建设高端智库，对于一些受体制或其他因素制约而难以引进的高端智库人才，东北地区积极作为，变被动为主动，建立了开放式的高端智库人才引进平台。 通过顾问指导、兼职服务、“候鸟式”聘任、项目招标、联合攻关、成果转化、专题服务、合作交流，以及经认定的其他柔性引才方式，探索建立“不看时间看业绩”的考核管理和评价激励办法，东北地区吸引了很多区域外人才(团队)。据东北某省F市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从精准定位才智需求、多元拓展才智来源、弹性发挥才智能效、个性定制才智服务、扶持激励才智发展五项机制人手，致力健全一套能够精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低成本、高效能激发人才作用的模式，努力为引进才智搭建高位高效的事业发展平台，优化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生态，营造对高端人才智力的磁场吸附效应。 由于避开了“人为我有方能人为我用”的刚性引才阻碍，避免了身份改变、家庭搬迁、子女教育、工作生活环境变化等刚性引才带来的诸多不便，满足了国内外、体制外人才，以及一些专才对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工作回报的多元化需求，东北地区采用的柔性引才方式已见成效。 2017年，东北地区还将东南沿海省份离退休老干部、老专家、老学者等纳入引才范围，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是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专家。引进“银发”智库人才，不仅促进了东北地区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发展，而且加强了与人才所在地的合作创新。 2018年7月，在东北某省召开的发展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上，31位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受聘为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些委员都是从该省走出的乡贤名士，长期关心、支持该省发展，谙熟省情、市情，富有乡土情结。“我出生在这里，对这里充满感情，更有责任和义务为故乡做贡献，我要为她的发展用尽全力。”一位院士的发言饱含深情。 某社科院研究员认为，柔性引才不能为了引进而引进，需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需要科学的机制，稳妥的举措。对引进的人才也要建立合同契约，机制上要有约束。 7.近日，常在月亮湖边散步的市民发现，湖水水位始终较为平稳。水位的背后，凝聚的是陈勇的心血。半年前，他经过沿湖路时发现，湖边围堰产生内倾，如遇暴雨，湖水很可能漫过围堰，诱发危险。眼看雨季即将来临，陈勇忧心忡忡，他立即调研了水务局、排灌站等多个部门，走访多名建筑专家和熟悉水文的老人，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紧急建议。陈勇提出的调控水位、加固围堰等建议全被采纳。这一纸建言，不仅让月亮湖安全度过雨季，还成功避免了两次突发性持续大雨可能引发的灾害。 三年前，陈勇和另外两位市民一起成为W市首批从市民中选出的参事。他们以布衣身份列席市“两会”，参加电视问政，参与公共决策。布衣参事的加入让许多官员和政府部门感受到了来自民间的力量。W市统计局叶副局长多次与布衣参事合作调研、写建议。他认为，布衣参事都来自基层，关心的许多话题是其他参事很少着眼的，而这些恰恰是民生关切。W市参事室负责人说，政府部门做大量的公共决策，尤其需要倾听民间声音，让市民参与公共决策，还能把民间优秀人士选出来。“他们是市民中的热心人、能干人和无私的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的执着和能力大大超过我的想象和预期。布衣参事都有本职工作，但他们可以为了一个建议，想尽办法，扎实调研，不求名利。如果我们的城市多一些这样的关心公共话题的市民，对城市的民主推进、文明提升乃至环境改善，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才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越是向前推进，就越需要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当前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不会没有人才，最迫切的是需要有关部门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洞察，发挥积极而务实的智能引领，不能让庸者占据智库，让智者望“库”兴叹。否则，智库就可能有“库”而没有智，甚至会沦为既无智慧又无能力的“废品库”。 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