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事项 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给定资料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诚信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良序发展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诫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场合围绕诚信主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战略高度为新时代中国的诚信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他从历史维度、价值维度、实践维度对诚信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进一步指出中华文化关于诚信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他强调，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为全面推进诚信建设，党和国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中央文明委发布《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明确规定通过曝光失信当事人、限制严重失信者高消费行为等手段打击失信行为。这是我国第一份强调从制度层面推进国家诚信建设的中央文件。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建立起社会诚信奖惩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了失信惩戒制度。诚信建设从注重教育走向教育与制度建设并重。 给定资料2： 一年前，小陈从北京到杭州工作，在租房时，她惊喜地被中介告知，由于她的信用记录良好，所以不用缴纳两倍于月租的租房押金。而北京的曹先生，却遇上了一件让他颜面尽失的事情。原本在假期准备租辆宝马车和朋友外出自驾游玩，没想到却被租车公司拒绝。原来，曹先生由于欠款许久未还，已经被列入了“老赖”的名单，导致自己的信用数据不佳，被禁止租车。 2018年2月起，到E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病患们发现，只要自己的信用度足够好，在医疗中心就可以“先诊疗后付费”，而无需一次次在诊室、检查室和交费处之间奔波，大大节省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信用骑车、信用住店、信用借书、公交车扫码乘车……这一幕一幕，都是真真切切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场景，告诉我们中国正在迈进信用社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用成为每个人的“第二张身份证”。每个人、每个机构的信用度都可以被量化，曾经“看不见”“摸不到”的信用，正在逐步“变现”。 信用也提升了交易效率，为新经济提供支撑。对于废旧手机回收利用创业者向先生而言，信用就为他解决了“先收手机还是先付款”的难题。“先收手机，用户不放心。先付款，我们也怕损失。”向先生说，引入信用后，对高分用户优先付款，不仅订单量上浮一倍，也没有出现违约情况。 有了信用的助力，企业经营效率变得更高。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已实现信用免押金，大大方便了新用户开通使用。一些共享汽车、共享租衣企业也在研究信用梯度收费等模式，争取最大限度吸引用户。用户对信用的珍视也令人惊喜。以租车为例，引入信用分后，行业租金欠款率下降了52%，违章罚款欠款率下降了27%。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源的分布不再局限于有形市场，很多资源分布在网络上。资金资源不再集中在类似于银行这种金融机构身上，而是通过互联网分散分布。一个人只要拥有足够的信用水平，在网络上就能够筹集到资金。所以，信用社会给予了人们一个公平发展的环境。“信用既是商业社会的内在原则，也创造价值和财富。”某研究员说，随着信用体系不断完善，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这将大大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 在某信用机构负责人看来，10年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将成为信用城市。诚实守信的市民和商家，会享受到非常大的便利，政府的管理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信用体系的建立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综合治理的发展。 在S市，26万老人领取养老金不用亲自跑腿去现场，只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次信用认证。购房者提取公积金时也不需要准备大量证明材料，柜台的人脸识别系统扫描后，他的相关信用信息迅速呈现。……在促进政务精细化管理方面，“信用”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着高信用值的市民在通过实名认证之后，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办理，“刷脸”即可，而无需到窗口排队。 凑一堆人就走的“中国式过马路”、不走寻常路玩“跨越”、开车煲电话粥、没事打开远光灯……这些交通违规行为带来安全隐患，给城市管理增加了困难。当前，有的城市把这些交通违规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已经能实现这样的应用场景：一名过马路闯红灯的路人，被监控系统识别身份，达到一定次数将扣除相应信用分，降低信用等级，严重的甚至影响贷款。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不尊重交规的人，也可能做出不尊重其他公共规则的行为。个人信用信息就是对个人的一种人格勾勒。在一个公民素质发育成熟的社会，对公民的信用评估，往往是以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态度和做法为基本出发点的。信用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制度和规则。信用体系全面建立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押金带来的纠纷，更在于塑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换言之，每个人都更规矩——因为违反社会规则，将令你寸步难行。 给定资料3： 老潘是G县龙台村农民，前些年一直在沿海某省的服装厂打工，收入也很稳定。但由于离家远，无法照顾子女，于是萌生了在家乡开服装加工厂的念头。可是租厂房、找工人、买机器设备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周转资金的事让老潘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下，妻子提出了找银行贷款的主意。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仅仅两天，老潘就如愿获得了5万元的贷款，服装厂顺利开工了。老潘说，不用担保人，也无需资产抵押，简简单单就贷到款了。这样的便捷，就是因为“信用村”这个称号。 龙台村以农业为主，几年前，村民因既无合法抵押物和担保人，又无任何社会信用记录，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基本生产资金靠民间借贷，更谈不上高投入、高产出。近年来，当地政府和银行成立“创建信用村”领导小组，结合该村实际情况，制定了《龙台村创建信用村实施方案》。政府建立“党群服务中心”并派专人常驻办公，相关银行全力参与。政府、银行和村民三方共同签订守信合约。合约约定村民用身份证在银行代办网点登记建立个人基本信息，银行核实后为村民建立永久信用基础信息档案，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此外还对贫困户分别制定帮扶计划和脱贫致富奔小康规划，做到“一户一策，精准扶贫”。 在创建信用村过程中，针对部分农户不愿参与的情况，领导小组利用各种载体，广泛宣传信用村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目标要求，采取“以先进带后进，正向激励形成面”的思路，发展一批、争取一批“信用户”，根据信用等级对其授信2至5万元，及时为其提供低利率的创业及经营资金，让农户看到当上“信用户”的实惠。同时，“信用户”积极帮扶一般农户争创“信用户”，带领其维护和提升个人信用，发展养殖、种植发家致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工作开展，还能促进村民之间信任互助的关系，形成良好的民风。”龙台村党支部书记说。 为强化“信贷+扶贫”的引领作用，针对农户不同的情况，领导小组量身定制不同扶贫信贷模式。像老潘这样有能力、有特长、缺资金的农户，银行发放信用贷款支持其自主创业。针对当地药材种植这一优势特色产业，专门出台信贷产品“药农贷”，支持药物种植户。此外，领导小组还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村民普遍种植红薯的情况，发放专门的项目扶贫贷款。该村红薯种植合作社成立后，吸收了48户贫困户入社，银行发放扶贫项目贷款70万元，支持他们种植红薯，这些农户因种植红薯户均收入大幅增加。 给定资料4： “我做网店这么多年，深知经营者一旦失信，市场就会被扰乱，当你的客户不再相信你时，网店也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必须诚信经营，这样市场才会越做越活，路子越走越远。”凭着多年的努力，为满足客户需求上下求索，诚信经营，40岁农民张某走出了自己的电商致富路。 张某夫妇2014年创办了网店，主要销售地区特色农产品。在张某的心中，做电商想要销路好，最关键的是“诚信”。对于客户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做到有问必答；对于电商上做得不好的细节，他有错必改，直到客户满意。有一次，张某发送给广东的“菜煎饼”专用饼，客户在收到货后，发现饼已经变质。客户把这一问题反映过来后，张某立即查阅物流信息，发现货物在途中多耽误了两天。但是，不管责任在谁，绝不能让客户受到损失，张某毫不犹豫地给客户补发了货物。客户知道原因后要求和他共同承担责任，被他坚决拒绝了。从此，客户对他的产品更加青睐了。从一穷二白做起，凭着诚信经营，张某的网店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卖出的产品越来越多，收到的好评也越来越多，新客户、回头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增长点。对电子商务而言，诚信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已成为众多电商的行业共识。多家电商平台联合成立诚信联盟，签署《电子商务诚信公约》。该联盟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促进行业自律。根据约定，联盟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设立专属网站，实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信息互通，并向公众公开联盟工作成果。 多家电子商务平台也以各自的方式开展诚信建设活动。某平台推出企业诚信查询平台，用户登录后，只需在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信息，就能查询其信用等级以及企业相关情况。该平台还发布处罚公告，宣布永久关闭平台上36家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商家店铺。 为了使用户享有便捷、可信、有保障的二手车服务，某二手车平台推出三大透明计划，检测报告、委托/交易合同、服务内容收费标准100%全公开，并做出三大必赔保障承诺：车况不符、车价赚差价、服务费不实必赔。另外，平台会分别通过管理、技术、监管等多个角度对车商进行识别筛除，要求平台的加盟商家签署《诚信商家承诺书》。 “电商诚信问题有时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问题。”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负责人说。电子商务让消费者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售后服务跟不上。为此该平台专门设立只卖服务产品的社区店，围绕平台经营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同时，也为周边居民提供家装、维修和保洁等综合服务。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某快递公司也设计了加密运单，让个人信息不再随包裹“裸奔”。据介绍，作为加密运单的快件，在派件时只有当班次出仓快件的收派员，才能通过手持智能终端扫描看到收件人的电话信息，而在快件运输环节中，没有人能看到隐藏的信息，保证了收寄件人的信息安全。 为促进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家接连出台法规和政策，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诚信体系建设。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7月，商务部印发《2018年商务信用建设工作要点》，部署了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四个重点领域的信用工作。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明确提出要“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 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响应。2018年8月，Y市正式出台了《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逐步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该市的茶叶电商协会负责人说：“电商具有非常明显的跨地域性，不像传统线下商务那么直接、容易受到属地政府部门或者行业组织的监管。电商平台模式对平台方信用程度的要求更高，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或信用机构依法进行信用监管，是维护电子商务良好秩序的关键。” 给定资料5： “你有多少分了?”正成为Z市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这里的“分”指的是个人信用积分。信用积分高的市民，可在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免押金借书，还可享受部分公交线路票价八折优惠、部分医院就医优先等。“信用越来越有用”，恰如网友评价，信用正成为个人和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无形”的信用给守信者带来“有形”的便利。 与此同时，在动车上吸烟、在飞机上寻衅滋事、逾期不履行行政罚没款缴纳义务……这些长期以来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行为，将面临“寸步难行”的处罚。近日，123名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和381名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新增人“信用中国网站”最新公示的名单上。“干得漂亮!就是要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网友的评论，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利益主体更趋多元，经济社会交往常常在陌生地、陌生人之间进行，对全社会诚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到初步形成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再到全面实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基本建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局逐步呈现，“守信受益、失信难行”的良好势头初步形成：在法院执行领域，254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在税收征管领域，各级税务机关累计公布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9341件，共有1170户“黑名单”当事人因主动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后，从“黑名单”中撤出；在电子商务领域，发布电子商务领域失信“黑名单”，共计987家企业，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至地方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基于制度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呼之欲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与社会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不少地方，类似机动车交通违章、社区违建、路边非法占道经营等行为，并没有纳入信用体系；而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招聘财务、中高级管理岗位等职位时，也常常因为难以获得有效个人信用信息，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调查应聘者的职业素养。 根据一家咨询公司数据，我国信用体系覆盖人口大约三到四亿，覆盖度约为35%。“民间征信系统虽然吸收了更全面的互联网信用信息，但多集中在购物消费、金融信贷方面，角度比较单一，难以真正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状况，与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仍然杯水车薪。”一家信用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我国信用应用场景仅仅开发了1%，还有很多人对信用信息不够重视，不知道运用信用信息。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离不开对信用信息的征集，过去我国的征信工作主要由政府和银行主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放开市场引进民营征信机构势在必行。民营机构做个人征信会否泄露个人信息，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一家网站的专题调查显示，3000多名投票网友里六成不看好民营征信发展前景，绝大部分都是出于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担忧。“个人信息泄露了谁来负责?”这是网友问得最多的问题。信用体系建设，既要获取更多数据勾勒人格特征，也要注重保护每个人的隐私。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仅考验企业的技术能力，也考验企业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有专家说，“即便用户授权，也只采集合法、相关、必要的信息。”我国现在尚无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对于哪些数据涉及隐私权需要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作为新生事物，对民营征信公司不宜求全责备，但相关立法和监管工作要加紧跟上。”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1月25日，重庆市长寿区吴女士带着1岁半的孙子原原从7楼家里下楼玩耍。电梯下到一楼时，吴女士搬着童车走出电梯，原原却被关在了电梯里面。短短5分钟之后，吴女士竟然看到原原浑身是血地躺在居民楼下。而小区电梯内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摔打原原，最后将他扔出电梯。 小区电梯内的监控录像显示，吴女士下午4点12分乘坐电梯下楼。正如吴女士自己描述，在她走出电梯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走进电梯抱起了她的孙子。电梯门就关了。 接下来的一幕让人难以想象，抱起原原的小女孩竟然对原原进行了凶狠的殴打。原原家人说：“(女孩)把原原丢在地上，踢孩子，马上又把他提起来捧，踢脑袋。电梯门开了，直接把孩子丢出去，视频里能看到一只手过来把娃抱走了。” 五分钟之后，众人在楼下发现了浑身是血的原原。大家发现离孩子所在位置七八米远的草丛中，有一个巨大的空当，上面的树枝叶也被折断了。 女孩父亲李先生称，自己的女儿平常很喜欢小孩和小动物，“但表达方式有问题”。李先生说，事发后他问女儿为什么要踢打男童，“女儿说男孩跟她做鬼脸、不友好”。李先生认为，伤害男童只是女儿表达感情的方式，“她希望男童对她笑，对她友好”。 李先生称，事发后，女儿一直哭闹，目前已被妻子带至新疆安置。他表示自己事发后积极配合警方调查，也乐意家属到法院起诉，“会积极配合后续赔偿工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据邻居透露，小女孩平常就有一些怪异行为。有人曾在小区中看到，女孩故意刮坏他人的车辆。多名邻居称，小女孩对比自己小的孩子很有兴趣，与其同乘电梯，她会一直捏小朋友的脸，直到把对方捏哭。 小女孩所在学校的同学称，该女孩事发前两三天就曾经说过想要把一个婴儿放在包里，从楼上摔下去。而此前该女孩还有把蜗牛捏碎吃掉等异常行为。据同学介绍，女孩出过车祸并头部受伤，她父亲也曾到学校来跟老师沟通过，希望老师和同学多多关照。 2．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无从得知一个尚未步入社会的小学生怎会对男童下此重手。但可以肯定的是，女孩受到的教育是失败的，耳濡目染的环境是不健康的。模仿是孩子的天性，我们的教育教给了孩子什么?我们的舆论又给孩子灌输了什么?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也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在社会压力剧增的当下，家长忙碌而疲惫，家庭教育也偏离了轨道。家长对孩子可能放任不管，也可能娇纵无度，而很少关注孩子的人格成长及心灵需求。尤其是一些家长遇到烦恼和不平，把孩子当成“出气筒”。女孩父亲李先生称，自己和妻子平常会打骂女儿。这些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在无法预知的节点爆发。 而一直以来，学校也过于注重文化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生命教育。孩子们不能正确处理成长中的矛盾，遇到纠纷往往使用极端的办法；不能正确对待人际关系，缺乏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正面引导…… 儿童的暴力倾向，是我们社会亟待重视的现实。一种是语言上的，嘴里动辄蹦出“宰了你”“做掉你”等言辞的孩子比比皆是；另一种是行动上的，动辄对别人动手动脚，喜欢欺负弱小，用暴力解决问题。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可能是受到影视剧和动画片的不良影响，也可能是对成人社会暴力言行的耳濡目染。尤其是校园暴力的屡见不鲜，让所有孩子都难免置身“暴力的染缸”。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精神疾病，会无法控制地表现出暴力倾向，却不被他人理解。在这起事件里，小女孩可怕也可怜。 据调查，儿童暴力行为现在已不是极个别的现象。据了解，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现在的儿童普遍呈现了早熟的趋势，有暴力倾向孩子的年龄也呈现出了低龄化的特征。据相关部门抽查，目前我国三成以上的城市儿童有暴力倾向。每个人都有生气和冲动的时候，孩子也一样，大部分孩子对别人生气是因为他们被激怒了，他们会哭、会吵闹，甚至还会大叫，但通过分散注意力或安慰就能使他们平静下来，只有当他们极度受挫时，这些行为才会转为暴力。可是也有些孩子由于种种原因，非常容易被激怒，表现出对别的孩子、成人或动物的暴力倾向。 据儿童教育专家分析，儿童暴力一般表现为两类，轻者为语言暴力，即在言语中表现出暴力倾向，动辄出言“打死你”等，又如日常生活中一些孩子玩着玩着，突然猛叫一声，吓得周围人一哆嗦，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此类言行也是儿童语言暴力的典型表现。另一类较为严重的则表现在儿童的行动上，轻则动手动脚，重则用暴力器械伤人，危害性极大，为孩子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专家认为，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接受了不良的教养方式所导致的。溺爱和暴力专制的教养方式，都会是导致幼儿攻击性行为发生的原因。如果儿童在家中一直都是被溺爱的，家长对他平时打人、咬人、抓人等不良行为习惯不加以制止，儿童就会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得到认可的，并且会变本加厉地实施攻击行为。如果儿童长期生长在暴力专制的家庭，其发生攻击行为的几率也很高。儿童在学前期模仿能力很强，家长对幼儿实施暴力，无形中是在教育幼儿使用暴力，让孩子觉得“暴力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幼儿在遇到用常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就会采用攻击行为。据了解，美国的一所学校在选择有潜力的孩子进行培养时，最先注意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的家长。由此可见，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据广州市儿童医院心理门诊介绍，孩子的心理问题，由家庭环境引起的占75%。专家呼吁家长们要更重视家庭教育。 中国儿童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郑毅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儿童的暴力行为折射出了孩子的人格危机。”郑博士说，孩子的人格形成并不是在上学以后，而是在早期教育阶段就开始了。如果在幼儿时期家长忽略了孩子的教育，就很容易使孩子出现暴力、自卑、心理发育不正常等人格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因此家长必须要注意抓住孩子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提高其“免疫力”，使其身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3．2013年10月30日傍晚6点多，成都市翡翠城小区四期一名10岁男孩从自家住宅楼上坠落身亡。据了解，孩子是成都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军军，因朗读比赛时说话被老师留下体罚，并逼写一千字检查，称写不到就去跳楼，最后孩子选择跳楼身亡，孩子语文书上写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男孩军军的继母文女士介绍：“当天下午5点40分，军军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要把孩子留下谈话，班主任说，第一，孩子收到同学礼物时因为透过包装看到礼物不完整，就要退给同学，很不礼貌；第二，孩子荣誉感不强，经常在集体活动时自己做自己的。” 文女士称，班主任说，“我就私下留孩子谈谈，不在班里公开批评了。我给了他两个选择：一、写一千字的检讨；二、罚站一小时。”文女士表示，班主任还说，“军军还没开始写检讨就哭着问，我要是写不到一千字怎么办呢?还没做就说自己不行怎么可以呢?” 之后文女士跟班主任说晚上回来会再跟军军沟通，结果晚上6点20分到家时就得知孩子出事了。 “军军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孩子，之前在班里很少受到批评。”军军的爸爸说，我们对他有些约定，如果做错了，认错后就自己罚自己，比如做20个或者30个下蹲，一般做完下蹲他自己就笑了。 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孩子，之前在班里很少受到批评，即使犯了错误，老师对他的批评也是浅尝辄止；虽然是一个离异家庭，从“做完下蹲他自己就笑了”不难看出父母对他的疼爱。但正是这个“做完下蹲他自己就笑了”让我们发现了问题——不认真的批评。 这种不认真的批评，给孩子传递的信息是，只要表个态，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就降低了孩子抗打击能力。 我们都知道，溺爱不是真正的爱，相反还会害了孩子。其实不认真的批评，与溺爱有同种“功效”。就像小军的爸爸说的，“要是之前经常被批评，那就好了，可能就能承受了”。所以“千字检讨书”这种“严肃批评”对小军来说，就是一道坎，就成了“天大的事”。 当然，这是感情脆弱的表现，但这种脆弱，是“很少受到批评”“做完下蹲他自己就笑了”长期浸淫的结果。 我们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了，上世纪孩子抗挫折的能力却不见了，思想脆弱到动辄寻死。这事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身上根本就不是事，“千字检讨书”完不成，第二天见老师最多“闷声发大财”，任凭老师可劲的批评，甚至用手指头批评，绝不会出现过激的行为。 4．学校老师要求学生写检讨，究竟合不合适?多年前的讨论，至今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虽有很多学生反对，一些教育人士也认为检讨书伤学生自尊，并不利于学生认识错误，但对待检讨书这种“处罚”方式，学校并没有放弃。 但对学生采取这种教育方式，需要注意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其一，不能伤及学生自尊；其二，学校制定处罚规定要经过家长委员会的同意。 近年来，一些学校已经取消了让学生公开检讨的做法，也对检讨书进行“改革”。但几乎所有学校，都在学生的“规则教育”方面做得不够——规则教育的要义是，学生(家长)有权参与规则的制定，表达意见，而制定规则之后大家遵守、执行规则。具体而言，即学校应建立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的机制，让学生家长参与到校规的制定中。同时，在制定好校规后，明确教育每位学生，违背相关的校规，将受到惩罚。这种规则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之前学生权利的代表没有参与规则制定，学校也没有告诉学生规则，事后就对学生进行处罚，就会弄出矛盾和冲突来。 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中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出言不逊，付出了637美元的代价。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使用不敬语言，校方开出了340美元罚单；学生不服，告上法庭，法院在尊重学校规则的原则基础上裁定其需缴纳罚金，总共合计637美元。这件事情体现了美国对规则教育的认可度。 5．搏强学校全称“郑州搏强新观念生活培训学校”，在对宣传上，他们宣称可以帮助家长让孩子戒除网瘾、矫正孩子的厌学情绪，并让孩子拒绝早恋、孤僻、离家出走、打架斗殴等，可以说无所不包。也正因为如此，玲玲母亲才将玲玲送去了该校，结果不足俩月她突然接到了玲玲死亡的噩耗。 据了解，玲玲死亡前正被“加训”，训练项目是“前倒”和“后倒”，就是让她前倒后倒，而且是强制性的。当时还有另一名女孩欣欣(化名)也在跟玲玲一起加训，期间欣欣因为受不了将自己的脖子和手臂划破被送往医院，因此捡回一条命。 目前中国大概有1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网瘾，有400万人属于深度网瘾。这意味着，如果每一个深度网瘾的人，家里面都给他花一万块钱进行矫治，那就是400亿的规模。这样的一块大蛋糕，各种机构自然鱼贯而入。又因为这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进入这个行当的门槛就很低，那出现各种乱象——超过9成涉事机构存在体罚学生的情况，便也不足为奇了。 尽管我国有工读学校，但它是以教育转化违法和轻微犯罪少年为主要任务的，许多家长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里。而目前也几乎没有专门的正规教育机构提供“问题少年矫治”教育。对此，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就认为，我国现在没有明确进行严格管束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而当家长发现孩子确实有严重的问题，比如网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只好再到处打听哪里有矫治学校。 所以，表面上看，有着大量让家长“头疼”的问题少年，而在正规的渠道又没有“管束教育机构”存在，于是家长们就求助于没有什么资质的社会机构了。 就拿“网瘾”来说，的确有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不过“网瘾”却并不是个精神疾病。原卫生部发布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目前“网络成瘾”定义不确切，不应以此界定不当使用网络对人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损害。可见，要把迷恋上网的少年归结为“问题少年”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而根据以往的调查，孩子往往是被父母骗着或者强行送到那些“矫治学校”去的。据对本次出事学校“学员”的调查就发现，这些20岁以下的少男少女，因为网瘾、打架、厌学、出走甚至一段早恋，而被父母送进这所军事化管理的民办学校。 有人说，只要对“矫治学校”加强管理，政府有关部门在开放和监管市场的时候制定出相应的规则就可以万事大吉。是不是这样的呢?即使有，这样的规则和标准也很可能是和家长的要求相悖的，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是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想把孩子送去吃苦，恰如一篇报道中一位妈妈所讲，“在家里，我们说任何事都引发争吵，只能让他到培训学校去吃吃苦头，才能明白生活的艰辛。”如同专题《幼儿教师控制术：喂药如何不让家长发现》所分析的那样，许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要求不断听老师的话，这样才是好孩子，以至于被喂药那么多年，都不被察觉。而现在的“矫治学校”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有没有成功就是看孩子从学校出去之后听不听家长的话，家长是否满意。而为了让孩子听话，就采取极度高压的手段来对待学生，拳打脚踢不在话下，让学生颤抖着屈服。 面对不听话的孩子，许多家长习惯性地迷信“教育权威”，懒于亲身教育。 理想的教育是家庭和学校同样重要，紧密地互动、合作。不过正如一些教育学者所研究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尊师重教传统、激烈的教育竞争以及优质学校教育资源稀缺等因素都使正在进行的家校合作产生对理想状态的背离，学校教育成为家校合作中的主宰，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属。而如果觉得孩子有问题，不少传统家长很自然的思维模式就是请“学校”来解决，因为“学校”是教育权威。此外，除了权威迷信外，也有观念态度问题，能去“矫治学校”的多是家境比较不错的少年，家长本身就忙于自己的事业，懒于对孩子的亲身教育。 但是不少正规学校对于所谓的差生又很排斥，也没有差异化教育，甚至起到反作用。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因素，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学校和班级内进行成绩排队，把学生的考号按成绩排序，导致后进生抬不起头来；班级内按照考试成绩排位，第一名学生先挑位置，依次选座，使得后进生总是被甩在教室后面的边边角角；把犯错的学生名字公示在黑板上，让后进生承受心理压力；任课教师在课堂上忽视后进生的存在或讽刺挖苦他们，班主任让后进生请家长，甚至把后进生请出班级或校园，使他们心底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于是，家长又把对权威的迷信转向各种吹得天花乱坠的“矫治学校”。而这些学校一般也会花大力气做广告，吹嘘自己的教育效果。 6．我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对家庭教育很有研究，他把家庭教育概括为6句话： 第一句：______。 全国首届杰出母亲沈丽萍同志是个画家。她为了学画，不仅上了大学，而且还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不仅买了书籍，而且还参观了数不尽的画展，听了数不尽的学术报告。可是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培养孩子也应该花时间，直到孩子因为空难导致身体严重残疾之后，她才开始真正学做母亲，并且由于自己的努力，最终帮助孩子战胜残疾，成为被挪威人民赞誉的“中国英雄”。 第二句：______。 我接触过数百位优秀的父母，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教育孩子上费尽心思，就像沈丽萍所做的那样，如果不是由她亲口所说，人们是不会想到她在儿子王嘉鹏的成长背后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她的同事朋友们都说：你除了当时飞机掉下来没有办法外，其他的你都做到了极致，你没有耽误这孩子。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那么多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不也教育出好孩子吗?其实，文盲并非不会教育，这些父母同样是教育孩子的高手。 第三句：______。 很多父母将孩子的不好的习惯怪罪到学校身上，怪罪到教师身上，怪罪到孩子自己身上。唯独没有怪罪到自己身上。其实孩子身上的多数习惯——无论是好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都是我们父母有意无意培养出来的。就像上海人说上海话吃上海菜，四川人说四川话吃四川菜一样，仿佛生来就不需要培养，而事实并非如此，父母每时每刻都在教，以至于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教，这就是“潜教育”，是比“显教育”威力大得多的本质教育。 优秀的孩子多是优质教育的结果，问题孩子多是问题家庭的产物。孩子的问题大多不是孩子自身造成的，而是父母问题的折射，父母常常是孩子问题的最大制造者，同时也是孩子改正错误与缺点的最大障碍。 第四句：______。 据统计，我国有近1000万“闲散”的未成年人。所谓闲散的未成年人，就是指理应在学校读书而不愿读书，选择辍学的孩子，这其中94%是学业失败的结果，学业落后、厌学、逃学、离家出走成为当今未成年人犯罪的四步曲。 因此，帮助孩子适应应试教育也就成了我们父母的一份应尽的义务，而帮助孩子减负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父母增负，就是我们父母能够成为孩子的导师。 好成绩当然是学校老师带出来的，但在应试教育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这些好成绩正越来越多地浸透着父母的汗水。 第五句：______。 对于孩子进入初中、高中的家长来说，普遍存在一种困惑，那就是同孩子难以沟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与进入更年期的母亲的冲突更多，不仅是因为处于内在的心理动荡期，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外部压力都很大，孩子面临的是升学的压力，母亲面临的是事业的压力，这就更需要加强沟通。 优秀的父母在这方面大都做得很好，他们良好的沟通来源于自觉地遵循了以下这三条原则： 第一个步骤是倾听，就是让孩子把话说出来，并且听懂孩子话里的真实意思。 第二个步骤是理解，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结果往往是有道理的。 第三个步骤是建议，就是有道理孩子并不一定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父母这里应该给予建议。 在这三个步骤中，倾听是父母们做得最差的。 第六句：______。 智力不是最重要的，比智力重要的是意志，比意志重要的是胸怀，比胸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德。 意志、胸怀、品德等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通过父母的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效果的，而是通过父母的行为即“潜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 让孩子养成大襟怀的最好方式除了父母能做好的表率外，就是让孩子多读名著，多读伟人的传记，让孩子从小学会用伟人的眼光来看社会和自己。 7．泰戈尔说：“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让鹅卵石臻于完美。”教育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活儿，粗暴往往是无计可施的下策。美国7岁的女孩洁西卡驾机身亡的悲惨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争议。但洁西卡的母亲在无比的悲伤之余仍然说：“孩子想飞就让她飞吧!我对洁西卡的要求从不轻易说‘不’”。这是对自己教育理念的坚持，从这句话看来我们的这位伤心的母亲尽管对女儿的死很难过，但她仍然对女儿的这种独立行为很赞赏。事实上，西方的教育精神就是这样。他们注重鼓励、支持，陪伴孩子度过漫长的学习、训练过程，而不太看重最终的结果。西方人一般不存在暴力对待孩子的想法。比如孩子想拆一件玩具甚至于电视机，父母也不会发怒。因为这完全可以买一些旧货来满足孩子的要求。甚至当孩子看见人家开汽车，自己也想试试时，父母明明不赞成，也会请专业的赛车手来教。他们为的是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懂得开车不仅是开得快，而且还要有体能、耐力的艰苦训练。这样既满足了孩子的愿望又让孩子在实践当中明白了哪些该做、可做或相反。他们知道，粗暴的教育，只能破坏亲情关系，压抑孩子的能动性，迫使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到那时就悔之已晚。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6月21日，南京市江宁公安分局麒麟派出所社区民警王平元走访辖区居民乐燕时，发现其家中无人应答，乐燕手机关机。22岁的乐燕有吸毒史，她丈夫同样是“瘾君子”，2011年2月底因容留他人吸毒被判刑6个月。两人育有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1岁，都由乐燕照顾。考虑到她没有收入来源，派出所联合社区对她进行帮扶，平均每周王平元都会与她联系，给她送去两三百元生活费及相关日用品。 6月19日，乐燕主动联系王平元，称手上没钱了。王平元答应尽快送钱上门，并看望孩子。21日，王平元久久联系不上乐燕，便请来锁匠打开了乐燕家门，发现卧室里乐燕的两个孩子已死亡。 21日18时许，江宁警方将乐燕抓获，并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刑事拘留。据媒体披露，两个孩子在被饿死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曾因饥饿而彻夜拍门喊妈妈，甚至趴到马桶上吃粪便充饥，尿不湿不换导致下身溃烂。 “你怎么能把孩子丢在家里不顾?”邻居施春香问乐燕。“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了孩子?”对方说。施春香后来渐渐发现，乐燕确实连自己也顾不过来。她不会烧饭，不会洗衣服，“什么都不会”。有一次，她到施春香家里借了两个鸡蛋，学了半天，最后还是把鸡蛋拿回来，让施春香帮忙做熟。 一位缪姓锁匠对乐燕印象深刻，2012年，她曾三四次因丢了钥匙而让他上门开锁。他看到她家里可怜，只收过一次钱。 人们纷纷关注这个“不正常”的家庭。居委会对乐燕家进行救济。用王平元的话说，对于乐燕一家生活上的困难，警方和社会全力支持。“钱不成问题”，救济款每月为800元左右，因为担心乐燕乱花钱，王平元负责发放并监督，通常每个礼拜给乐燕一次钱。王平元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作为片区民警，他不可能亲自照顾孩子，一个礼拜去看一次，工作量已经比较大了。面对孩子死亡的现实，王平元很是沮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最后却是这么个结果。” 2．“乐燕显然具有放任小孩死亡的故意，依法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协会会长丁强表示。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建龙长期关注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乐燕有吸毒史，且长期不在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继续履行监护职责。” 根据现行法律，监护人侵犯被监护的未成年人权益，根据有关规定和个人申请，法院可以剥夺监护权。但这个规定却屡遭执行力困境。 “在美国，有关组织会把受虐待的小孩隔离开来，并进行看管，但在中国，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上海宝山区检察官胡巧绒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父母是法定监护人，父母没有监护能力时由亲属、父母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但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因为具有监护资格的单位一般不会主动起诉。即使起诉了，如果父母监护资格被撤销，谁来养的问题也会困扰法院。 “这件事不仅父母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姚建龙说，国家对于儿童有最终的监护权，对于那些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监护职责的，政府有责任去进行干预。 曾经有居民建议有关部门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收养，但根据收养法，由于乐燕健在，福利院无法收养。“我们收养制度的规定门槛过高，程序也过于复杂，使一些需要救助的儿童得不到救助。”姚建龙说。 目前我国并没有《儿童福利法》，针对儿童保护的条款散落在其他相关的法律中，大多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在现实中无法落实。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在胡巧绒看来，这些宣言式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没有规定父母违反了有什么后果，在实践中就如一纸空文”。 “很多人觉得用现在的虐待罪处罚就行，这是对虐待儿童行为的一种误解。”姚建龙说，虐待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心理和精神伤害，这和对其他人的虐待是不一样的。 在现行法律下，虐待罪是自诉案件，需要被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除非涉及刑事犯罪，否则公安和检察院一般不会介入。“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能力自己起诉。”胡巧绒说。 在一些发达国家，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师、社会工作者、警察等，由于可能接触关于虐待儿童的相关信息，被要求有责任报告儿童受虐情况。如果知情不报，法律将予以惩罚。如果社会服务机构调查后，断定被指控的虐待有证据支持，就有权将孩子从家庭中迁出。 “但在中国，这种介入是很困难的。”胡巧绒说，居委会、妇联知道了会上门去做工作。做工作也是以教育为主，教育完了他们就只能离开了。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都要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原则。面对层出不穷的虐待儿童事件，姚建龙认为，“传统中法不入家门，子女是父母的私人财产”的观念也需要转变。 3．2013年11月5日上午9点左右，南岸区青龙路金阳罗马假日小区10幢，一名1岁多的男童从31楼坠落，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这名男童坠落后，9点14分左右，由警察送进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事发当日下午2点，记者来到事发小区，从坠落地点抬头向上望去，男童应该是从窗户坠落的。小孩坠落的方向只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并且，该小区10楼以上的住户，几乎都没有在窗户边安装护栏。反而10楼以下的住户，装上了护栏。 相关人士建议，有小孩的家庭，监护人应该注意看护，尽量不要让儿童离开视线。并将小孩有可能到达的地方装上防护栏，以免悲剧再次发生。 医生也提醒：儿童从高处坠落后，家长应首先搞清楚小孩是身体哪部分着地，方便后期抢救护理。要注意保持呼吸道通畅，保持儿童平卧，头侧放，移动时最好是平移、平抬，不要使儿童身体扭曲。 4．从伦理角度而言，失去孩子的父母值得同情。但从法律角度而言，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未尽到监护职责，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父母虽然爱孩子，但对自身应该担负的监护责任却缺乏重视。 在欧美等国，“家长让小于1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或车内”早已被明确为违法行为。如果将12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中发生意外，父母轻则会失去监护权，重则会因“危害儿童罪”“遗弃罪”甚至“虐待儿童罪”接受审判。因此，“哪怕一小会儿，孩子也不能被单独留下”的观念深入人心。 心融(中国)集团副总裁、国家职业心理咨询师史佩绮向记者介绍了她的经验。女儿3岁时，史佩绮会在她胸前划一条“安全线”，高度大致是在胸口，并告诉她如果窗户或栏杆达不到这条线，就不要将身体探出去，并在生活中找机会不断重复这个概念。比如。在带女儿乘坐轮船时，她会在甲板栏杆旁紧紧环抱着女儿，告诉她落水的危险，“通过双臂搂紧的程度让孩子自己去感知严重性。” 除失足坠落外，以往的儿童坠亡案例中也有个别是由模仿因素所致。史佩绮认为，像“坐飞机”这种游戏(将幼儿举过头顶，松手后再接住)，家长尽量少做，它可能会让幼儿体验到自由落体的快感，丧失对坠落的恐惧感。 此外，孩子一般在七八岁之后才具备对模仿的鉴别能力，在此年龄前，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看完动画片后有模仿超人飞来飞去的冲动，可以让孩子穿上超人的衣服，一起在床上试着“飞”，在有保护的前提下告诉他，“你所认为的会飞只存在于动画片里，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早已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通过，随着媒体的宣传报道而越来越为国人所知晓。然而，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国内仍很大程度上流于纸面。一方面，相关法律对于儿童的安全保护仍显得过粗；另一方面，家长的监护意识也大多停留在让孩子吃好、喝好、有书读、不挨冻等低层次阶段，尚未精细到“时刻不离”“全方位保护”的程度。甚至在有些家长的观念里，让孩子独自外出或留在家中，有利于培养其独立能力。这无疑是一种误解，极易诱发各种安全事故。但愿这样的情况能因接连发生的儿童悬空、坠亡事故而有所改变，我们更需要各种前置性的保护。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所副会长宗春山说，孩子睡着了，就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监护能力低下，比如老人和保姆，没能很好地照顾好孩子；还有就是监护责任低下，这背后都是疏忽的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救科主任贡海蓉说：“只靠呼吁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相关部门应该立法。” 上海市青保办主任杨永明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案草案的确新收录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让未满10周岁的子女独处”等相关内容，最终该条款能否通过人大的立法，尚未可知。 上海尧正律师事务所李书荣律师说，即使该条款获得通过，仍可能面临很多具体问题。“按照我们的社会文化，发生幼童坠楼悲剧后，一般家人都不会再去追究家人责任，比如爷爷奶奶不会将儿子、儿媳告上法庭。” 上海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沈彦炜则说，这个问题不是依靠立法就可以解决的。“以美国为例，法律背后有完善的机制保证。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后，有专门的国家机构对孩子进行保护，有专业人员介入。这些要求都非常高，目前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建立起这样完善的保护体系。” 5．近年来，随着离婚纠纷的高发，导致越来越多单亲儿童出现。而在农村社会，由于落后的社会观念、低下的生活水平、破碎的家庭环境，导致农村单亲儿童的权益极易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极大地妨害了农村单亲儿童的健康成长。 农村单亲儿童的权益保护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一是父母离婚后，其中一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极力规避。很多父母离婚后，女的改嫁他乡，男的则外出打工，留下子女在家由爷爷奶奶照看。本身不积极履行教育、照看、抚育的义务，甚至还积极地回避给付抚养费等法定义务，危害子女的健康成长。二是继父母对继子女身心的非法侵害在农村社会较为突出。受传统落后观念影响，一些素质低下的继父母往往不能正确对待继子女，常常发生侵害继子女身心健康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三是在农村社会，歧视、抵触、挖苦单亲儿童的现象较严重，不良社会风气对单亲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四是单亲儿童自身的因素导致对其权益保护产生困难。这些单亲儿童大多比较敏感、自卑、脆弱、孤僻，这样的性格特征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所在，在离婚率高发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关注好、保护好这些单亲儿童的合法权益，让其能够得到健康良好的成长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每一个家庭积极行动才能有所成效。 6．目前，我国已经告别人口红利时代，进入人口危机期。作为曾经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介绍，目前我国0～14岁的儿童仅占到全部人口的16%，0～18岁的青少年还不到3亿，1978年小学生在校数量是1.4亿，而目前只有9000多万。“许多国家到这种程度都发布警报了，这暴露出我们在人口结构方面出现了较大问题。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如果再不建立相应的福利制度与之配套，将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 王振耀说，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但问题是在方法体制方面存在根本缺陷，缺乏结构性、体制性的解决方法。事情发生后大多纠结于责任追查而后大力声讨，丝毫意识不到是我们的体制和法律出了问题。现在的局面是，每个人都在说，但谁都管不了，承担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真空地带。“其实这就像多米诺骨牌，我们只需要推倒最关键的那张。” 这第一张还得从“意识”两字入手。社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水平和角度，就会有怎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王振耀说，公众舆论如果只停留在追究责任层面，将之当做个案处理，把施暴者绳之以法，将相关责任人免职，以后此类案件还将高发。而如果将之聚焦在立法、体制，王振耀作出预判，“用不了两年，整体格局将会有大的翻转”。 “特别是新闻媒体，不能将类似事件当作博眼球的新闻，以赚点击量，求关注度为最终目的，而应该将之放在整个国家、全人类的高度，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来考量和呼吁。毕竟，每个家庭都有孩子，这关系到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 此外，与之并为两翼，“有法可依”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点上，《儿童福利法》的呼声已有几年，但迄今为止，我国仅仅正在起草《儿童福利条例》，目前也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其实，立法权是属于人大的，因此我希望，我们的人大代表不要再沉默，应该尽快行动起来。舆论造势先行，立法推进工作应该快步跟进，不能再等了。”王振耀说。 与此两翼相伴而行的，是行政体制方面的完善精进。这在王振耀看来，是颇为棘手的一环，也曾被业内专家多次诟病。 南京儿童饿死事件发生后，有舆论认为应该对南京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进行追责，但事实是，该委员会只具备协调功能，在人力资源和财政预算等方面并不具备专业职能。与此类似的是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该机构作为群团组织的协调机构，不可能按照财政预算，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并不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 “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这种情况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社区没有儿童福利中心，没有专职工作人员，也没有这样的体制。社会整个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设施都没有按照现代儿童的概念来设计。儿童福利管理行政机构必须尽快实化起来，切忌分散化、空泛化管理，否则所有一切都将化为一纸空谈。” 王振耀介绍说，在俄罗斯，孤儿定义非常宽泛，在1亿左右的总人口中，被划定到孤儿救助范畴的数量高达300万，美国为210万；60多年前，养育津贴已经覆盖英国所有儿童，而我们只从伤残程度最重的儿童开始，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新泽西州700万总人口中儿童专职人员就有7000人，并且规定儿童受害后相关人员一小时之内必须到场；纽约1000多万人中有1万人从事儿童福利行政工作……“总体来看，国外在二战后就普遍健全完善了儿童福利的相关法律机制，目前仍在不断加力投入，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孩子等不了。”这是王振耀在采访中频繁提到的一句话，他再三强调，“现代儿童福利体制必须尽快建立起来，现有儿童福利制度必须尽快转型。政府要走在前，专家学者舆论界，包括人大代表、慈善组织也应该快速跟进，形成全社会良性联动机制，唯其如此，政府政策才能不断优化并落到实处。” 7．2013年11月15日，涉案未成年人小王在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号啕大哭，悔恨的泪水打湿他的脸颊，同时也溅落进“合适成年人”杨曜的心里。“今年14岁的小王涉嫌参与一起团伙盗窃案，这孩子从小在云南昭通农村长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外出打工多年无联系，直到案发开庭审理前依然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杨曜说。 自2013年官渡区推行“合适成年人制度”以来，这是杨曜第28次履行职责。据昆明市官渡区团委书记吴小军介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订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区团委请缨这项工作并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区团委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已经参与300多起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 “官渡区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每年有300多件，其中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占刑事诉讼案件的75%，案件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农民工子女占90%。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有的嫌疑人会产生抵触情绪，对谁都不开口，这不仅会影响案件的进程，我们也无法知道该怎么样来提供帮助。”官渡区检察院一名工作人员说，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推行，让很多开始有抵触情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在外地务工，有的联系不上，有的接到电话因为路途太远不能及时赶过来，但公安局羁押提审有时间限制，这时候我就扮演他父母的角色，给他安全感。”志愿者杨曜说。 “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杨曜拿出一份《社会背景调查报告》，22项调查内容详细地记录了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亲情概述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查起诉运用社会调查制度，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未成年人的个性特点、道德品质、身心状况和家庭关系等进行综合判断，有助于全面考察，寻找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最佳处罚方式，这份社会调查报告对这些失足孩子是至关重要的。”杨曜说。 8．合适成年人制度主要是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父母不能或不愿出庭情况下，为未成年人挑选符合一定条件的合适成年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出庭，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日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项调研报告指出，司法实践中一些到庭参加诉讼的合适成年人常常一言不发，与未成年被告人极少交流，以致严重影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价值与功能的发挥。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在司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暴露出的一些法律问题也亟须关注，如法律没有作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在场的作用、人员选任和法律效力等问题，这直接导致司法机关思想上的疑虑、行动上的茫然和举措上的失当，也影响了合适成年人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合适成年人在司法过程中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防止受到不当压迫，并观察审讯是否合法、适当，也可以协助未成年人与审讯人员进行有效沟通，防止遭受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审讯，并且监督审讯人员的讯问是否违法以及未成年人是否受到了不当的对待。司法实践中，一些合适成年人在场率不高，缺乏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的热情和积极性，在一些试点城市，合适成年人沦为“旁听者”，极大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要促使合适成年人真正承担起各项职责并发挥实质作用，必须多措并举，形成制度合力。司法机关在每一次讯问未成年人时，都应通知合适成年人在场，以确保未成年人在每一次讯问中都能获得公正的对待。合适成年人应当努力地使未成年人准确地理解讯问内容，同时，也使讯问人员能准确地理解未成年人的陈述。但是，合适成年人并没有义务劝说未成年被告人说出犯罪事实的真相，因为这是与合适成年人的角色相违背的。 在合适成年人确定方面，如果未成年人没有父母或无法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到场或者其拒绝到场，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有其他适当的人来承担合适成年人的职责。目前，我国有一批热心从事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的队伍，如共青团、妇联、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高校学生、离退休人员、专门的青少年工作人员等，可以从这些人员中招募志愿者，在经过必要的培训后，建立合适成年人社团组织，再由这种社团组织来提供优质、迅捷的合适成年人服务。 法律要赋予未成年人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择权。基于合适成年人在场权是未成年人的权利，我们在制度设置及司法适用时应当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进行思考。应当将选择哪个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权利交给未成年人，除非是本案的共犯，应当尊重未成年人选择具体的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司法机关不得以“无法通知”“经费不足”等各种借口拒绝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在场，否则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强制性将难以得到保障。 我们应对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问题给予关注和回应，提高合适成年人的业务素质，激发其参与的热情，促使其正确履行责任，切实保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 9．2013年9月3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提到：“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健康安全成长，免受违法犯罪侵害，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和谐，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未来发展。” 由于猥亵、性侵女童案中被害人年龄普遍偏低，遭遇性侵时，她们大多不知所措，没有反抗意识，不懂如何反抗或不敢反抗，有的被害女童或受恐吓或害怕家长发怒，事后不告诉家长案发经过。 “这是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来，第一起进入移送审查起诉程序的刑事案件。”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李敏检察官说，案情发生在当地住宅小区的一个小公园里。妈妈带着孩子在小公园附近卖水果，小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时分。小女孩要去小公园玩，妈妈忙生意，让孩子自己去了，心想一喊就能听见。十几分钟过去。妈妈呼喊孩子没有答应，赶紧丢下生意去找，却看到小公园座椅那边，小女儿被一个老头子抱在大腿上，她极不乐意地与老头子揪扯着、嘟囔着。妈妈大吼一声冲上前，老头这才松手放了小女孩…… “公安机关讯问老头时，他承认有猥亵行为，第一次报送批捕后他又改了口。”据李敏介绍，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已搜集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相关书证，认定那名老年男子涉嫌猥亵儿童罪，并于11月1日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小女孩妈妈非常痛心。她当时向那老头大声地喊道，你家有没有女儿啊!”李敏此前办理过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她说小孩子遭到性侵欺辱，家长都会有“天都塌了”的悲恸。 园区检察院刑事检察科副科长张凤梅出示一份《苏州工业园区2010—2013年上半年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案件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披露：该院在这一期间办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20件24人，其中校园学生性侵害案件和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性侵害案件两类较为突出和典型，而“每起案件都给被害人及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在社会上影响恶劣”。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4年3月，一个由市场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预警预测体系”在上海逐渐成型，33个监测点遍布申城，紧 紧“盯住”粮食市场的目前，上海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均已被纳入监测信息网 络。 2．2003年2月，四川省粮食局下发《关于切实做好退耕还林粮食供应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对退耕还林粮食供应情况进行自查， 抓紧检查落实，抓紧清理兑现，保证兑现退耕还林粮食供应。通知宣布了五条 禁令：不准向退耕农户供应陈化粮，供应的粮食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准向退耕农户兑付现金或代金券，必须供应粮食实物；不准供粮企业回购退耕还 林粮食，确保退耕农户口粮所需；不准趸供退耕还林补助粮食，必须兑现供应 到农户；不准乱收退耕农户费用。 3．从宏观上讲，虽然中国粮食连续四年减产，但这是在1998年粮食总产达到5100多亿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后的减产。2003年，中国夏粮总产量比 上年减少2.4%，全年粮食产量预计为4350亿公斤，仍处于历史上较高的位置，加上库存，全国粮食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改变。 4．一些专家指出，从长期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力度加强，以及中国人口的刚性增加，未来中国粮食供应 在一定年份出现缺口是必然的，但粮价上涨应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2003年粮价的剧烈波动是短缺信号被提前放大。 5．用占世界不到10%的土地使占世界22%的人口丰衣足食，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奇 迹。20多年前，改革率先在农村获得突破。我国粮食产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亿公斤一路攀升，至1998年跃上6200亿公斤的最高峰。此后，相对巨大的库存某种程度上成为各地一个负担。在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局面下，我国粮食产量出现连年回落。加之粮价出现的波动， 全国上下更加关注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6．2003年10月份以来，国务院召开的多次会议都突出强调要采取更直接、更有力、更明确的综合性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具体措施包括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并适当提高保护价，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等。 7．2004年2月26日召开的山东省粮食工作会议提出，紧紧围绕保证供求平衡和保障粮食安全这个中心，切实抓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健全新型粮食购销、粮食市场和地方粮食储备三大体系。 8．据农业部的数据汇总，2004年中国春播粮食计划面积为7.52亿亩，比2003年秋冬种粮食面积增加2000多万亩，出现了粮食面积由降变增的转变势头。此间一些农业专家认为，前几年中国粮食连年减产，导致粮食总产量下 降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关重要的一条无疑是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随收入的下降而下降了。新年伊始中国政府出台的一号文件，根据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为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加 农民收入做出了多方面支持农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广大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也有望得到恢复性增长。 9．自2004年起，中国将实施优质粮产业工程，集中建设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根据这项计划，将在全国13个省区建立9个优势产业带，即黄 淮海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和大兴安岭沿麓的3个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带；东北和 黄淮海平原2个专用玉米产业带；东北地区、长江流域3个优质水稻产业带； 东北高油大豆产业带。并在西部粮食产销基本平衡区建设一批生产基地。 10．从2003年10月份开始，中国粮食市场价格出现上升趋势，这是在粮棉油等产品价格连续多年下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上涨，是一种低水平的价位回归，这种价格上扬对增加农民收入极为有利，将使更多的农民投入到粮食生产中。而农业部计划2004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9100亿斤，应该说从今年开 始，当前粮食产需之间的缺口会逐步缩小。 11．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进入最高峰，达十六亿，以人均占有粮食四百公斤计，粮食总产应该达到六千四百亿公斤。在耕地面积不足并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充分认识实现未来粮食安全目标任务的艰巨性。 12．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存在忽视基本农田保护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基本农田面积减少，违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耕地质量下降等方面，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据国土资源部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度全国建设占用耕地343．7万亩，比上年增加49万亩，增长17%。要实现粮食产需总量的大体平衡，就必须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侵占。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加强耕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纠正随意 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2003年，国家加大了对滥占耕地等的整治力度， 全国查处了16.8万例非法挪用土地案件。2004年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对非法 占地的打击力度。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据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通报，警方成功打掉一个网上造谣炒作公司，抓获27名不法人员，唐某、孙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该公司掌控“大V”微博账号312个，单个“大V”最多拥有160万粉丝，最少也有30万粉丝量，全部粉丝量总和达2.2亿。这是继“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为代表的一批谣言炮制者、传谣者及其所属网上造谣炒作公司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以来，公安机关针对网络造谣采取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行动。公安机关用行动再次证明，在我国，网络有自由，但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它必须以法律为界限，而绝非“法外之地”。 据调查，2013年，全球网民会达到22亿。目前，中国网民数量已达5.64亿，手机用户11.46亿，通过互联网获享信息传播的主体更加广泛。应该说，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应用普及，为公民言论的自由表达和互动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话语空间。微博、微信、博客、论坛、QQ等传播形态日益丰富，为人们充分利用新媒体表达思想、情感和见解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便利，促进了个性化观点的涌现和意见的自由流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网络开放、快捷、匿名、公开、多媒介、互动频繁的信息传播特点，一些人借口“网络自由”传播谣言，速度更快、流通更广、煽动性更强，极具迷惑性和破坏力，又由于网络追查的困难与耗时，往往一时间令普通网民难辨真伪、不知所从。谣言的传布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遍布世界，危害巨大。严峻的现实向人们昭示，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种种好处的同时，要理性辨析自由的本质。在互联网话语平台上，坚守法律底线，是人们应有的义务和担当。否则，就会催生异化的自由，言论暴力就会随权利的滥用而变得不可避免。 防止践踏理性、滥用自由，依法治网、严惩谣言是一剂良药，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德国，作为全球第一个发布网络成文法的国家，逐步完善了涵盖10余类法律内容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根据该国《刑法典》，传谣造成社会不安定、危害公共秩序者，将被处以最高6个月监禁或罚款。美国则出台了《电信法》《通信正当行为法》等约130项法律法规，对包括传播网络谣言危害国家核心利益、煽动诱导犯罪、损毁他人名誉等行为严加追究。为加强对网络服务商的管理，新加坡、日本等国也在完善原有法律条款基础上，设立了专项法律或相关条款形成行业约束。事实证明，网络社会从来不是“法外之地”，要形成有力遏制，保护言论表达良好秩序，必须彰显法律尊严，重拳出击严惩谣言。 加强针对谣言的追责与限制，也是对网络自由传播的有效保护。目前，通过技术手段监管不良信息，亦成为各国阻击网络谣言的普遍做法。作为世界最大的过滤软件生产国，美国一贯重视使用强大的网络过滤技术和高效互联网监控系统，随时对不良信息及敏感终端开展监控和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战略信息和行动中心还公开招募软件公司开发监控软件，以获取自动扫描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和一些新闻网站上公开信息的能力。韩国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则严格制定分类标准，严审管控网络舆情，并通过法律赋予信息部部长“劝告”或“明令制止”的权力，警醒互联网公司不得参与传播“危害公共治安”或“有伤风化”的不良信息。 自由权利有边界，权利主体需“自律”。重视民众媒介素养教育，提升自律意识、加强社会共治，更被广泛用作根治网络谣言的手段。为此，澳大利亚形成了一套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完整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与教材，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常规教育的国家。新加坡“互联网家长顾问”等组织致力于公共素养提升，增强公民抵御网络谣言的自觉意识。在韩国，任何人均可拨打电话或通过网络通信，向“违法和有害信息报告中心”等投诉渠道举报网上不良内容。网络素养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法律赋予自身的表达权利，提升法治意识、培育社会文明。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近年，社会各界卓有成效地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为防治网络谣言、保证网络信息自由传播的正常秩序，打下了坚实基础。比如，国家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和关闭了那些社会影响恶劣的造谣传谣网站，对造谣者绳之以法、拘留处罚；互联网行业协会、业界组织联合发起“抵制谣言”的“底线”倡议等。但是，整体上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舆论环境和谣言频发的网络现实，有效防治网络谣言，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改进和提升。 2．8月20日公安部通报，北京警方依法打掉了一个蓄意造谣传谣、扰乱网络秩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其他两名成员被刑事拘留。 北京警方的行动再一次向“秦火火”们发出了严正警告：在社会主义中国，网络必须遵守公序良俗，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网络绝不是化外之地! “秦火火”们已经火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在过去三年间，由“秦火火”等人组成的网络推手公司，伙同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纠集大量“水军”，编造、传播谣言高达三千余条，许多谣言成为网络热点；一时间“秦火火”们更是志得意满，张狂地叫嚣“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 自以为得计的“秦火火”们，视道德和法律如无物，肆意诋毁主流价值观念，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抹黑公民、机构的尊严与名誉，并以非法删帖、刻意炒作等方式攫取经济利益，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在他们的眼里，网络上没有他们摆不平的事情，没有他们炒作不起来的“新闻”，没有他们的人肉搜索抹不黑的人。在他们的心里，网络就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就是网络的真正主人。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将不得不承担藐视法律、藐视公序良俗的后果。 仿佛是自繇自主的“秦火火”们，之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兴风作浪，离不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驱使，离不开某些异己势力的暗中操弄，也和我们某些部门面对网络谣言时的妥协和退让有关。我们当然清楚，滋生网络谣言的土壤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清除，但我们希望并相信，任何人不应该再抱有“谣翻中国”的幻想和狂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网络作为新兴媒体，不能自外于这个进程，不能成为化外之地。 北京警方的行动反映了我们的社会要求治理网络谣言的意愿和决心。那些仍在观望、不甘心收手的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秦火火”们，请醒醒吧，该向过去的斑斑劣迹说“再见”了。 3．新媒体时代，资讯的传播可谓一日千里。有人笑称“世上方一日，网上已十年”。也就是说，网上话语裂变已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此造成网络热点和热同不断涌现，并往往与民生、教育、文化观念存在关联，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造成冲击和解构。从“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到今天的“土豪金”，网络热词此起彼伏，良莠并存，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存在。综合来看，网络热词有以下几个特点。 娱乐性。网络热词有种娱乐精神，存在着调侃、揶揄的现象。比如，“屌丝”这个词语本来是脏话，经网络传播，“屌丝”两字蕴含着无奈与自嘲的意味，反映了年轻一代对社会现实的集体焦虑，自嘲中有娱乐。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认为，“媒介就是隐喻”。网络热词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心态，因为某方面的避讳，所以要以娱乐的、隐晦的方式反映社会心理。 碎片化。新媒体传播的消息因受制于篇幅，信息不够完整、精确，有碎片化的倾向。网络热词更是碎片化的衍生物。2012年，微博一夜流行“元芳，你怎么看?”这个热词有碎片式的特点，一般不熟悉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人，看到“元芳，你怎么看?”肯定一头雾水。从这个例子可知，网络热词碎片化的征候，通常是网友在“断章”中“取义”，经过了辗转转化，改变了本来的意义而成为大家熟悉的话语。 随意性。网络热词有随意性的特点。比如，网络上的“你妹”，纯属调侃，不含贬义。“去你妹的”“看你妹的”，貌似脏话不是脏话。此词出现场合比较蹊跷。这种偶然出现的热词，成为社会矛盾的观测点。 学生在虚拟网络和现实生活中都受到网络热词的影响，思想和行动上受到网络热词的冲击。网络热词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做好大学生的“三观”教育，要因势利导，摒除网络热词的消极因素，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增加思想教育的“正能量”非常必要。 剔除消极因素，打造恒定的价值观。网络时代，网络热词众声喧哗，网络反映的各种社会问题，莫衷一是，真伪难辨，面须引导学生学会沉潜，学会辨析，不要做“愤青”。例如，针对热词“我爸是李刚”“切糕”，积极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不要人云亦云、跟风传播，保持自己清晰、理性的批评能力，做网络上优秀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努力打造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面对急功近利，磨炼沉稳的人生观。大学生已经初步形成了人生观，但有时还会摇摆不定。作为教育工作者，指导学生分清优劣，沉下心来，瞄准目标，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比如，网络热词“蚁族”指的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学者廉思为“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下的定义。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三大弱势群体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针对这些情况，应该让学生认清成才必要付出艰苦，不能急功近利，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通过个人不懈努力，必定有所成就。 身处转型时期，树立大气的世界观。在新媒体时代，面对着网络上的各种声音，要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用辩证法看待网络上出现的热点问题，不要动摇自己的世界观。在网上的表现，要符合新时期大学生的形象，要“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为嘈杂声音诱惑，不为各种争执所动。例如，2010年热词“给力”带来的积极情绪，而“拼爹”“钓鱼”“学历门”等热词，则是网友对社会负面现象的不满。 网络热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众的心态。对大学生群体而言，关键在于加强引导，区别对待不同的网络词语。利用网络热词的积极因素，做好舆情分析，用好媒介载体，加强大学生的“三观”教育，是新的历史节点出现的新任务。 4．2013年12月6日，“2013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作为诞生于新世纪第一年的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该峰会已经成为国内IT业界规模最大的年度盛会。 据悉，2013年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以“促进信息消费打造产业经济升级版”为主题，围绕信息消费，推出“企业O2O峰会”和“信息安全峰会”两个分论坛，邀请产、学、研、等各领域的代表千余人完成思想的汇集和碰撞，共同探讨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下，如何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持续和快速进步，并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作为信息产业的领先代表，任子行出席此次年会，并在“信息安全峰会”上进行了《新应用、新领域、新安全》的主题演讲，该演讲得到了现场嘉宾的强烈共鸣，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业界人士对当前新环境下信息安全建设的细化思考。业内人士认为，任子行的三新演讲，意在推动中国信息安全的整体水准，为经济升级贡献安全力量。 有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74.5%提升至78.5%。云计算、虚拟化、大数据、超极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各种互联网创新应用等，新的计算范式、应用模式和计算设备铺天盖地袭来。 信息领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的大量涌现，不断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信息消费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任子行顺应时代发展，推出全新互联网应用，对支付结算、网络融资、虚拟货币、渠道业务以及金融搜索、法务援助等全新领域做出全面整合，为网络用户提供更方便、更安全的网络应用服务。 针对此前行业预测的网络信息安全八大预测，任子行在会上对云计算安全、移动通讯安全、WLAN安全攻击、社交网络中的隐私和安全、社会工程攻击等相关课题，发表了前瞻性言论。任子行与会负责人表示，网络安全防范是一个综合型布局，涉及到信息技术产业的各个方面，随着技术的全面完善，网络安全产业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针对网络安全维护，任子行着重介绍了“NGSA下一代防火墙”的功能与应用——此款防火墙是面向应用层设计，能识别用户、应用和内容，具备完整安全防护能力的高性能防火墙。该负责人表示，“面对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不断变化的业务、不断变化的IT流程，防火墙、IPS将随时更新周期，基于用户、面向应用涵盖传统网络安全，提高应用的性能。” 另外，任子行还在会议中阐述了安全技术的发展趋势。根据任子行的预测，可信计算与可信网络、云安全、安全服务、移动安全、内网安全、安全认证、数据保护等问题，将成为下一个阶段信息安全发展的重点。 对于本次峰会，会议主办方负责人认为，之所以在2013年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特别设立信息安全峰会，意在帮助从用户到终端服务提供商的整个产业链提升安全性，构建我国信息消费环境的安全可控。而任子行对于中国信息安全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也得到了该负责人的高度肯定，“任子行对于行业的应用、发展趋势以及网络安全技术做出重要阐述，全面满足了‘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基础’‘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等信息消费环境安全方面的需求，完全有能力为我们打造‘中国信息产业升级版’这个核心目标保驾护航。” 5．2013年6月份，美国前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曝光了美国的棱镜项目。该项目曝光后，世界各国掀起来信息安全问题的热议狂潮。事件尚未平息，10月份媒体爆出德国总理默克尔遭美监听，导致欧美盟友爆发“信任”危机，随后英国等国也陷入监听门事件，导致监听丑闻一度持续发酵。 本身互联网在飞速发展，加之各类不安全因素的附加，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日益引起广大网民的重视。我们的个人信息是否安全，我们自己甚至毫无察觉，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还很薄弱。 近年来，个人信息遭泄漏事件频发，一方面是我们的互联网信息相关类法律并不完善，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说是空白，这就给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很多网民并不注意自我信息保护，很容易导致个人信息丢失和泄漏。半月谈网和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近日联合推出《公民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权》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8%的网民表示，在生活中一直很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51%的网民表示，最担心银行、保险公司、商场等商业机构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事故；30%的网民表示，曾经遭遇多次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 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个人信息遭泄漏的事例： 事件1——2011年12月22日，著名的国内开发者社区CSDN遭到黑客攻击，其数据库中超过600万用户资料遭到泄露。事后通过验证确认有其他网站用户数据库信息也被泄露。随后黑客又相继爆出人人网、178、多玩、百合网、51CTO、天涯论坛等用户资料。甚至有网友爆料，交通银行与民生银行也中箭，大量储户卡号、密码泄露，不过银行方面对此事未作回应，消息可信度有待调查。 事件2——1号店员工泄露用户信息事件，90万用户信息500元叫卖，严重损害了用户个人权益，大量用户信息被低价兜售，给广大用户带来了不可否认的隐私损害。 事件3——就在日前，新华网报道，南宁警方抓获“内鬼”，其窃取50多万条个人信息，几乎涵盖北部湾地区。违法者利用在一家区内大型连锁品牌商场当电脑维护员之便，利用未注册的网络公司在网上拉业务，其实做的是兜售个人信息的勾当，以每条0.1元的价格兜售从商场系统内窃取到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泄漏事件一再发生，说明我国目前的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的确需加强和完善，也体现了我国互联网行业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的现状。 个人信息，这是我们的个人隐私，自然是不愿意被盗取甚至曝光的。互联网行业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并不理想，广大互联网用户除了期待法律的完善来约束不法分子，我们自身也需要有强烈的自我信息保护意识。比如，论坛注册不轻易登记身份证信息，不在多处使用同一个密码，不轻易相信垃圾短信垃圾邮件等。 6．据《齐鲁晚报》报道近日国内安全问题反馈平台乌云(Woo Yun)公布了一份漏洞信息，信息显示腾讯群关系数据库或已经泄露，该数据库将导致用户资料大量泄露。 按照漏洞描述的介绍，目前外界已经有了下载地址，迅雷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用户数据，可能是早期的漏洞被利用抓取的。接触到数据的人可以根据QQ号码查到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关系网甚至从业经历等等。 由于QQ和微信相关联，而微信已经具有了支付功能，因此，此次信息泄露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诈骗和攻击，造成用户财务上的损失。此外，微信还关联了手机号，在手机号与第三方支付普遍绑定的当下，由此引发的威胁还有扩大的可能。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支付方式也变得越发便捷，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都采用了手机绑定。而近日出现的支付宝盗刷案件，让依赖手机验证的第三方支付暴露出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将直接危及账户安全。 近日有媒体报道，不法分子在获取了一位上海市民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后，通过伪造其身份证在广东补办了该市民的手机卡号，随后通过注册支付宝账号关联了他的银行卡，最终转走了账户里的余额。 支付宝此前也曾爆出过盗刷事件，与手机绑定的支付宝账户，其密码修改流程只需通过绑定支付宝的手机认证就可以修改。因此不法分子只要获得短信验证码就能轻易修改支付宝密码，然后再将他人支付宝账户上的钱转走。而手机卡能通过伪造身份证补办或以特殊技术复制，以此接收验证短信。 在以上案例中，不法分子并没有获取用户的身份证、手机、银行卡等实物，只是掌握了用户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以伪造身份证、冒充补办手机卡等手段通过第三方支付实现了盗刷。 支付宝回应上海市民被盗刷事件时表示，事件的起因在于有人使用假身份证在营业厅补办手机卡，这是支付宝不可控的。而电信营业厅在补卡环节核实身份证真伪时，并不能像酒店一样通过与公安系统联网来检验身份证真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准确核实的难度。 有业内人士认为，快捷支付是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但目前安全保障还有很大欠缺。此外，为保证第三方支付的安全，在平时使用金融支付手段时，用户应对绑定怏捷支付的银行卡进行限额设定，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在登录第三方支付界面时，应注意取消“记住用户名”“固定天数内自动登录”等设置，同时选择没有公开过的电子邮箱做第三方认证通道。 7．如家、汉庭等快捷酒店疑似泄露顾客信息的报道出来以后，网络上出现了“查开房”网站，该网站名为“贰仟万某记录查询系统”，只要输入身份证号，在酒店住过的住户个人信息将一览无余。据称在这份记录中，有2000万开房信息遭泄露。这份名单究竟是真是假又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 根据网友爆料，一个名为“查开房”的网址暴走网络，迅速引起轩然大波。经记者实测，只需输入姓名或身份证号，便可查询到顾客的真实信息。随后，又有网友称响应大数据时代的号角，曝光了2000万开房数据，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天秤座和天蝎座的人最爱开房，1982和1987年的人喜欢上酒店，重庆户口的人均开房率最低，上海最高，四川也不高。开房性别方面，男生66%，女生34%，姓氏方面，王张周吴朱马郑都挺爱开房的。 开房信息泄露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脊背发凉直冒冷汗了?此事之所以能勾起网友们的八卦之心，大概和当下的社会氛围有关，因为一些不正常关系的存在，使得“开房”这件本来很正常的事情变得暧昧和神秘。不过在八卦的同时千万别忘了，信息安全关乎每个人，今天或许你没有见不得人的开房信息泄露，但如果任由发展，那么明天泄露的可能就是你的隐私。在这个信息社会，信息安全变得愈加重要，保护个人信息亟待法律“护航”。 10月22日，圆通速递被曝其近百万条快递单个人信息不仅可在网络上购买到，单号数据信息还能24小时刷新。对此，圆通方面回应正在自查，一旦查实将予以重罚。 有媒体报道称，在淘宝搜索栏输入“单号”一词，2900多件宝贝就会跳出。这些店铺大多冠以“物流服务”“物流单号查询”“全国可双向查淘服务”等名称。该报记者连续点击多家店铺的具体商品介绍发现，基本都只出售“圆通快递数据”。快递单信息一般1元/条，量大的话0.8元/条，需求量极大0.3元/条。 2013年2月26日，四川籍一位网友在网络社区发帖称，在中国人寿注册汽车救援卡时，发现中国人寿的合作网站“众宜风险管理”搜索信息栏中可以随意查找出所有投保人的信息，包括险种、手机号、身份证号、密码等。随后有热心网友根据帖子中提供的网址查询，发现总共有792270条投保人信息。2月27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确认泄密事件属实并致歉。 据了解，“众宜风险管理”网站版权所有者为“成都众宜康健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提供救援，其主要客户是购买各类意外险的客户。该网站与中国人寿确实是合作关系。 2月27日，成都众宜康健科技有限公司发出一则致歉声明。该公司承认，由于工作失误，在网站的系统功能升级中存在漏洞，给合作的保险公司及保险客户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在满足客户本人查询的条件下，为客户的信息做好保密工作。 最近，旅客因误信以400开头的诈骗短信，更改航班信息，从而被骗走几百元到几千元现金的消息不断。虽然截至目前为止，通过此类诈骗方式，消费者被骗走的现金还没有出现较大金额的情况，但是，萦绕在消费者心中的疑团难以消除，那就是，诈骗者是如何知道乘客姓名、航班班次、订单号以及身份证号、护照号这些详细信息的?从旅客预订飞机票到完成整个旅程，期间，谁有可能知道旅客的个人信息呢?对此，有不愿具名的航空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中间知道旅客信息的人是比较多的。据他介绍，一个航班上旅客的信息，首先该航空公司销售系统上的大部分人员，只要有工作账号的都可以看到。只是，因为工作内容的不同，工作人员拥有的权限也会不同。“与航空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包括其他航空公司、旅行社、酒店、机票代理商等，相关的合作方均可看到旅客的部分信息。当然，部分合作方也不会看到旅客的全部信息，一部分信息会被通过技术手段屏蔽掉。” 而通常情况下，旅客通过航空公司官网预定机票，若有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发生，首先想到的便是航空公司。就在泄露事件发生之余，记者发现，涉事航空公司中，包括东航、南航在内，公司均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今年春节前，家住冉家坝“当代城”的陈炳华向某银行贷款10万元。节后，贷款到手，但陈炳华每天都要接到一些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的电话或短信，问他“有资金需求吗?”陈炳华很纳闷，这些公司怎么知道向己需要钱?经反复追问，一小贷公司客服告诉他，“从银行了解到这个信息的。”陈炳华说，向己问过银行，被对方一口否认，想维权，又没证据。其实这类“银行出卖个人信息”的恶性事件发生过多起。 《征信业管理条例》于今年3月15日起正式施行。根据《条例》，非法获取信息、采集禁止采集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采集个人信息、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过失泄露信息、逾期不删除个人不良信息、未按规定对异议信息进行核查和处理的，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将面临最高50万元罚款，直接责任人面临最高10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中国青年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行收集、恶意套取、网络攻击及地下交易是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径。公民在求职、买车、买房、买保险，办理各种会员卡、优惠卡或银行卡等情形下，随时随地都有泄露个人信息的危险。 中国青年网记者在朝阳区某银行大堂里见到张先生时，他正准备申请一张个人信用卡。拿到申请单时，他有点傻眼：“这单子要填的也太详细了吧?我的联系方式、我家人的联系方式、我同事的联系方式，还有证件号码、住宅状况、教育状况、职业资料等等，二十多项!有必要吗?”张先生一时有些犹豫，但是如果表格不填完整就无法办理信用卡。 随后，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访了几家银行，申请信用卡所需要的个人信息基本都是张先生说的“二十几项”，某些银行甚至还会询问用户的户籍地址、婚姻情况等隐私。某信用卡办理专员解释道，采集信息是为了信用额度核准的需要。但是在采访中，一位海归硕士告诉记者：“我在国外申请信用卡并不需要国内这么多的信息，信用额度是根据刷卡和还款的信用记录来不断调整的。” 曾经在某国有商业银行有着长期工作经历的曾先生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透露，银行的确存在采集信息用以精准定向营销的现象。但是他也强调，银行对于客户个人信息有着严格的管理，个人信息一旦录入系统，查询修改等需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审核程序。不过，在客户的个人信息录入系统前，是存在泄露风险的。 同样的风险也存在于保险行业。王女士是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她告诉记者，客户参保时需要提供职业(有的特殊职业保费会增加，或者不予保险)、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收入情况等相关消息。平行的业务员之间无权查看彼此的客户信息，所有业务员的客户资料都要统一汇总到业务主任手里，保险公司也规定不允许泄露客户信息。但是据王女士从业五年的观察，自己周围的同行并没有人因为泄露客户信息而遭受保险公司任何形式的惩罚。 公司职员余先生的妻子是一位保险员，他告诉记者，妻子经常用自己的电脑存储客户信息，他如果想要调用和拷贝那些个人信息相当容易，而妻子公司没有任何关于不允许泄露客户信息的规定。 同时余先生还向记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自己每次车保期满，需要续“交强险”的时候，总有各类保险公司给自己电话，而且对自己的相关信息了解相当全面。余先生最后总结说，保险行业相互买卖信息已经成了某种“潜规则”。 不仅在现实生活中随时有泄露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互联网上，这一状况更加严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2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总体网民中，有84.8%的网民遇到过信息安全事件，总人数为4.56亿，在这些网民中，平均每人遇到2.4类信息安全事件。在遇到信息安全事件的网民中，77.7%的网民都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损失。其中，“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网民最多，占38.6%；发生“经济损失”的占7.7%，人均损失额为553.1元，损失总额为194亿元。我国的信息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从事传媒工作的孙女士就曾遭遇因为在互联网上填写的个人信息泄露而长期遭到垃圾短信骚扰的烦心事。 孙女士两年前开始了在职研究生的学习，2011年底，她按照学校要求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进行了个人信息的注册。注册完成后，孙女士的手机号码就一直收到与在职教育有关的垃圾短信骚扰。“连续两年时间，我收到了近千条垃圾短信，平均一天两三条，简直不堪其扰。今年开始，我的邮箱也开始收到垃圾邮件的攻击。”孙女士满脸苦恼地对记者说。 孙女士将情况反映给该网站负责人后，网站请专业的安全服务公司对应用系统进行了安全检查。检查结果发现网站的确存在安全漏洞，基本排除了工作人员私自贩卖信息的情况，确定是黑客人侵窃取了应用系统的用户注册信息。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随后修补了安全漏洞，并向公安部网络安全局报案，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将案子转到了北京市网络安全总队。“我们也将一些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QQ号、手机号什么的都提供给了警方，但调查断断续续好长时间，也没什么结果。”网站负责人周学军在回复孙女士的邮件中写到。 “个人信息一旦泄露传播开去，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很难追回。”孙女士无奈地说。但至今她仍未获得答案的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作为公民个人应该怎么办，去哪里维权?就这样一直忍受一波波的垃圾短信么?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资料12013年10月22日，北京住建委发布《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框架正式出台。2013年北京将推出2万套自住型商品房，2014年计划推出5万套左右。此类住房价格比周边商品住房低30%左右，面向全市符合限购条件的家庭；购买此类住房后五年内不得上市，五年后上市收益的30%上交财政。相比以往倾向“限购”“限贷”等主要遏制需求的调控措施，此次北京政府将着力点放在了供应方，调控思路由堵转疏，每年5万套打了7折的自住型商品房供应足够改变北京整个住宅市场格局，并抑制北京房价上涨。前提是，政府真的能严格贯彻此政策，并形成大规模的有效供应，而非默默无疾而终，或执行走样。临近三中全会政策窗口期，一线城市已有深圳、北京出台“深八条”“京七条”，接下来广州、上海以及其他数十个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都有可能跟进出台调控新规，四季度政策面收紧。从二元到三元——“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政策、高端有控制”2013年3月北京“国五条”首次提出“进一步降低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的价格，逐步将其纳入限价房序列管理”，自住型限价商品房概念破冰。7月开始土地市场陆续有限价房土地出让和成交，10月22日，北京住建委发布《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框架正式出台。《意见》明确了将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政策、高端有控制”的总体思路，完善住房供应结构，下大力气做实中端，支持居民自住性、改善性住房需求。意味着北京的住宅体系将从“保障房”和“商品房”的二元结构转向“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政策、高端有控制”的三元结构。对此，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所谓“高端有控制”并不是指控制房价，而是指控制高端商品房供应在全市新建住宅中的供应比例。据数据显示，北京每年保障房供应能占到全市住宅供应量的20%，中端政策性限价商品房今后将占到全市住宅供应量的50%。这也就意味着，高价房未来将占全城住宅供应的30%左右。中端有政策——促成供应是关键，权利寻租需避免《意见》指出将通过“限房价、竞地价”等出让方式在2013年底前完成不低于2万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市住建委另外表示，2014年计划供应自住型商品住房5万套。北京最近几年剔除保障房之后的纯商品供应每年在8万套左右，5万套自住商品房的供应规模足够改变北京整个住宅供应格局。据中原集团研究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北京已有3块“限房价、竞地价”地块成交，12块配建“自住型商品房”地块发布出让公告。若以90平米的单套面积计算，年底2万套的供应目标，至少需要180万建面的土地供应。已出让的位于海淀区环保科技园、朝阳区豆各庄乡、以及昌平区沙河镇的3块自住限价房地块扣除公租房面积后，合计仅60万左右建面(其中还包括少量非住宅用地)。若要完成2万套年度供应计划，年底前还需大规模推出此类用地。另一方面，自住型商品房比市价低30%的销售价格，即使5年后再上市上缴30%的增值收益，依然会比以市场价购买普通商品房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同质的房源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操作体系，明显的利益驱使极易造成权利寻租，这也是之前经济适用房与限价房管理过程中频现腐败，未能达成预期效果的原因。新出台的“自住型商品房”虽然在销售对象与供应规模上较之前有大的放宽与改善，但本质上依然类似原先的限价商品房，最终政策效果取决于政府执行的决心与力度。资料2中广网北京2012年8月12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居者有其所”，每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上班族都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方面，高高在上的房价，让这种愿望成为一种奢望。另一方面，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房，又因为户籍等一系列“看不见的玻璃门”的存在，让愿望变得可望而不可即。然而，这个看不见的玻璃门被打开了一道缝。北京城八区石景山区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出台外地户籍在京工作人员申请公租房标准的区县。一扇曾经关闭的门透出了一丝曙光。这个令人欣喜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申请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远洋沁山水是北京石景山区知名楼盘。紧靠四环路，链接地铁线，位置优越。附近房产中介的门市里，二手房价格摸高到3万元一平米。在大片的现代化楼群中，有三成的公共租赁住房。田大爷入住公租房已经有半年时间了。田大爷：2011年六七月份申请的，2012年春节之前就入住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分配到，因为我们这也没有人，年轻的时候在外地，现在回来了。不仅像田大爷这些支边回城人员能申请公租房，现在，非户籍人员在石景山区也能申请了。2012年7月15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正式生效。《办法》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稳定就业达到规定年限可以申请公租房。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应该打破户籍对申请保障房的限制，以就业为标准，提供保障。李稻葵：我想对大部分城市而言，有了本地户籍的需要保障性住房的，按比例上这部分人有，但可能不是最大头的，最大头的还是来本地工作的年轻人。作为北京市第一个吃螃蟹的区县，石景山区规定在区内连续稳定工作5年以上，能够提供纳税、社保等相关证明的外地户籍人士，就可以在石景山区申请公租房。不过，仔细研究过文件的人不难发现，非户籍人士想要在石景山申请保障房也并非易事。按照目前政策，外地户籍人士即使在北京工作5年以上，但不满足在石景山区域内工作5年以上的要求，也不能申请公租房。中原地产三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估算，非京籍人士申请成功率不足1%。张大伟：本地户籍对公租房的需求其实量并不是很大，像北京这个城市逐渐顾及外地户籍的需求，但这个量目前看来很少，除了一些比较远的郊区县个别保障房里的公租房项目，像亦庄会有一些企业固定的一些外地户籍的人口，其他的绝大部分还是以本地户籍为主，这个量目前还是很少的，申请的人也很少，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中，在已经供应的保障房里面外地户籍占比都不到l%。北京石景山细则的诞生，为非京籍人员申请公租房打开了一扇门，但在目前，公租房租金补贴政策还是仅仅向北京市户籍居民放开。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给非户籍员工提供补贴。张大伟分析，以外来务工人员的漂泊状态，想要申请公租房并不容易。张大伟：公租房未来供应会增加，但是实际上的量还是有限的，更多还会解决本地居民的需求。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工作条件的变化，最简单的例子，在北京，一个刚刚过来的北漂，他今天在东三环工作，过几天又去了西边，他不可能体现一年两年来申请。在采访中，所有业内人士都毫不讳言地表示，地方政府在分保障房蛋糕的时候，出于各种考虑，本能地会倾向于本地户籍人士。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有关人士强调纳税、社保等证明是审核一个人是否符合条件的重要凭证，缺一不可。工作人员：我们市级要通过公积金、地税、社保，还有民政、公安，要核查相关的收入数据，在信用管理平台上进行一个数据交换，去核查他的收入还有住房等等的情况，没有问题，给予备案。取得资格，进入到轮候状态。从各地公布的条件来看，非本地户籍人士申请保障房都需要有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资信证明，然而在实际中，确实又存在着用人单位不给员工缴纳社保等情况。由此看来，打破保障房的户籍限制并不简单，需要打破因为户籍而存在的各种看不见的“屏障”。这些看似基础的工作，想要完善恐怕还尚需时日。资料3北京市2010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北京市住建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十部门还联合下发通知，进行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的专项检查。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说，“新国十条”以及北京贯彻落实的“京七条”中，都要求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此次进行的大检查也是贯彻这两个通知的要求。检查的重点是近期在开发用地、房屋拆迁、规划建设、房屋销售、权属登记、物业管理等方面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群众投诉集中的企业。此次检查的成员单位有10个之多，如此大的力度在以往并不多见。下发的通知中，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区县政府负责对在建、在售楼盘及其开发商的经营行为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政策房的开发商是否按照合同，按时完成建设并保证工程质量。住建部门负责重点查处开发商无证售房、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虚假交易、交付使用的商品房达不到使用条件、工程质量不合格严重影响使用等行为。目前，北京对于在售的商品房，要求一套房一标价。此次检查中，发改部门将负责查处开发商和中介在销售房屋时，不执行一套一标价及其他价格违法行为。国土部门负责重点查处开发商“囤地”、欠缴地价款等违法土地出让合同的行为。规划部门则要防止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擅自变更规划，增加建筑面积等违法行为。与以往房地产市场检查不同的是，国资委和税务等部门此次也加入到检查中。北京非房地产主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经被要求今年不再新参与商业性土地开发和房地产经营业务，国资委系统将对该方面加强监管。税务部门则重点查处开发商偷漏税行为。加强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工作，对定价过高、涨幅过快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重点清算和稽查。相关人士说，对于房价上涨过高的重点地区，税务部门将重点稽查，通过增加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把开发商不该拿的那部分利益，上交政府，让开发商没有涨价的动力。资料4房产税改革自破题之日就与楼市调控结下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房价持续升温，健全楼市调控长效机制、利用房产税等市场手段代替“限购”等行政手段的讨论再次高涨，而房产税扩围也成为目前业内人士相对集中的政策猜想。自2011年1月房产税改革在上海、重庆试点后，改革的步伐可谓波澜不惊。毋庸置疑，通过对住房环节征税，抑制投机性购房、调节收入再分配，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十分普遍，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例如津巴布韦，也会征收房产税对个人住房进行调节，这是一种必要的经济手段，也是我国目前相对欠缺的一种手段。房产税是楼市调控的一个手段，但楼市调控一定是综合的调控，正如很多业内人士所指出的，国际上房地产政策实施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体系，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确保楼市的健康运行。“房产税即使发挥出调节作用也难以替代限购措施，限购和房产税是不同性质的手段，当游资、民间资金更多地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房地产市场恢复常态时，限购自然就会取消。”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微博)说。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房产税发挥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基础是要理清目前房地产开发、转让、保有等各个环节税费，同时，税收机制的建立一定要与包括保障房在内的多种机制一同协调，才能构建起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房产税本身有三个功能：一是楼市调控；二是完善税制体系，破题直接税、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三是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减少政府对土地出让金依赖。“从目前上海和重庆试点看，房产税并没有发挥后两个功能。”张斌指出。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部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征收房产税，就要对征收政策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在目的明确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征收房产税公平公正的税制，建立一个清楚透明的住房信息系统。“房产税功能定位应明确，不应左右摇摆。”刘尚希说，房产税应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让占有住房多的人多交税，引导住房的合理消费，以使我国十分紧张的住房资源及土地资源得到更公平的享用。白景明则认为，房产税改革应该着眼于长远，应按照税制本身的要求和内在的规律去改革，是一个长期性的制度建设，最终目的是实现在房产领域课税的公平，真正发挥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功能，该推进的时候就要推进。业内人士也指出，不管房产税定位是什么，房产税全国推广的细则与目前房地产领域其他税收政策和房贷政策一样，应该是差别化的征收，这种差别不只表现在各地的差别，也表现在针对每个人的差别，一定会保障每个人基本的住房需求。资料5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既是拓宽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来源的有效途径，又是增加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方式。2010年8月，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等7部委联合确定28个城市为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首批试点城市，并对做好试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1年来，各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大胆推进，取得很大进展，公积金在助推民心工程中显示出“好身手”。陕西省作为首个向国家提出利用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政策建议并出台相关政策的省份，早在2008年，针对住房公积金快速发展但使用率低、大量资金沉淀、保障性住房建设缺乏资金的现状，该省原建设厅就向陕西省政府提出了利用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建议。2009年2月，该厅又报请陕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提高使用率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争取国家在陕西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同时要求各设区市制订具体实施方案。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委、省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了对接座谈会，提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双方就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达成共识，形成了备忘录。2010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西安市试点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同年6月，确定该市圣合家园等7个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的经济适用房试点项目，总建筑面积214.48万平方米，发放贷款总额35.3亿元。至此，陕西省正式启动了住房公积金闲置资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开始了破解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难的破冰之旅。2011年8月，陕西省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贷款资金安全运行。西安市7个试点项目，已开工建设5个，完成投资13.9亿元，占总投资的27%。按照项目进度，2011年西安市计划发放住房公积金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19.5亿元，计划新开工80.78万平方米。西安市从管理到组织都为项目贷款试点做好了准备工作。他们抽调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强的专业人员成立保障性住房项目处，明确了工作要求和责任。为切实加强项目管理，确保资金绝对安全，该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专门成立了项目贷款评审委员会，市公积金中心成立了项目评审领导小组，形成了从项目处、中心项目评审领导小组、管委会项目贷款评审委员会到市政府的4级评审模式。为加强社会监督，西安市组织召开公积金缴存职工代表座谈会，介绍相关政策，通报项目建设情况，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组织上、机制上保证了该市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还积极与受委托银行联系，商定业务办理流程，签订了《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金融业务委托协议》。同时，该市通过建立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项目贷款操作平台，及时与住房城乡建设部、省监管办、受委托银行专网连接并独立运行，设置分配系统岗位操作权限，以便监管3方对项目贷款有序衔接、有效监控。在试点工作中，西安市把严控贷款风险、确保资金安全贯穿试点工作始终，从项目评审、抵押物登记到工程款支付、售房款回笼实施全程监控。陕西省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并已形成在全省推开之势，但依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如试点项目单一，全部为经济适用房，而需求量很大的公共租赁房未涉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努力寻求解决途径，将在目前的基础上，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探索扩大试点范围，创新试点模式。据悉，陕西省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精神，已正式向国务院报请开展利用住房公积金建设公共租赁住房试点工作，并提出了详细的运作模式——封闭运行模式：公积金本金——房屋资产——租金(售房资金)——公积金本金。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公租房建设如能成行，必将会再次给力陕西保障房建设。它牵动的不仅仅是一串数据、几片楼房，而是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新就业大中专学生、进城务工人员等的安居梦想。资料6住房保障对于确保公民基本居住条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快速推进，城镇常住人口规模持续扩张，城市住房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的形势下，解决好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建立健全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和政策体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4年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让翘首以盼的住房困难群众早日迁入新居。这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新部署。自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住房保障曾一度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而将更多的居民住房需求推向商品房市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房价的持续攀升，许多居民家庭难以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市场解决住房困难，住房问题已成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被提上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住房保障政策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以来，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明显加快，并确定了5年内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的目标任务。到2013年底，全国已累计新开工2484万套，建成1573万套。其中，2013年全国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660万套，基本建成540万套。如果“十二五”期间能顺利完成预定的3600万套新开工任务，全国就可以累计用实物方式解决5000余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城镇家庭保障覆盖面将达到20%以上。届时我国住房市场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政府通过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在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现实需要。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而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首要的就是要解决他们安身立命的住所，使其“住有所居”。因此，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住房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把进城落户农民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是当前乃至今后城镇化推进中面临的重要任务。资料7在申请保障房资格的过程中，申请人需提供住房证明、户籍证明、家庭状况、收入证明等。由于个人持有住房状况、户籍证明、拥有车辆状况都有明确掌握的途径，因此不会发生问题。而在收入证明上出入就很大，成了资格审查中最大的漏洞。尽管针对申请资格的审查，从社区街道办事处开始层层审核，但现今人们收入途径多，极易隐瞒，相关部门的审核能力也有限，所以针对收入证明的核实也是住房保障部门十分头疼的问题。目前在申请保障性住房过程中，最容易出问题也最难审查的就是经济收入，由于收入途径多样、用工方式复杂等原因，很多人的具体收入信息无法准确掌握。2011年11月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又一名心存侥幸、提供假收入证明想骗取经济适用房资格的人员被微博曝光，这已是一个月来第二个被微博“揪”出来的骗购者。骗购者焦某为当地一家银行的员工。在此之前，银川市市民马某因提供虚假收入证明骗购经济适用房，被取消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据了解，马某为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员工。早在2010年深圳人大代表黄翔针对深圳骗购经济适用房的丑闻，建议追究骗购经济适用房者刑事责任，打击非法侵占公共财产的行为。黄翔建议，针对骗购经济适用房案件，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建立联合专案组，追究骗购者的刑事责任，责令骗购人退回房产或补足市场差价，并将其列入信用黑名单等。资料8相关统计表明，全国的蚁族已达百万之多。有专家表示，“蚁族”汹涌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大学教育方向的偏差，以及产业发展结构的失衡所致。为此，《报告》建议，要通过投资信贷政策，促进大学生的合理分流，发展新型卫星城市，吸引人才就业，同时改革户籍制度等。报告显示，蚁族月均收入1956元，大大低于北京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蚁族的月均收入基本接近农民工收入。调查表明，蚁族明显被城市日趋的边缘化，房价的水涨船高，让蚁族只能蜗居环城区域。其人均月租金377元，居住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在“融不进”与“出不来”之间，蚁族存在的问题日渐凸显。《报告》中称，71.92%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心理出现抑郁、焦虑、偏执等的亚健康特征。婚恋问题，调查显示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劳动权益方面，自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仍有3成蚁族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协议，61.5%的人得不到加班工资，37%的人没有三险。《报告》建议，实行有选择性的投资方案，通过刺激投资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大学生到该地区就业和工作。据了解，韩国曾在首尔的周围地区建立了很多新的卫星城镇，将许多的产业基地全部外移至城镇，大大缓和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大城市的压力。《报告》认为，此法对解决蚁族就业之难有借鉴意义。同时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雇用大学毕业生。建立大学生就业资助体系，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报告》认为，应把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住房保障，涵盖在国家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内。资料92012年5月，距离上次全国例行督察工作结束尚不足3个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再次派出8个检查组进驻地方。这一次，专项检查工作的重点由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公平分配，变为了质量安全。此前，国务院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协调小组和地方政府签订“工作责任书”，要求2012年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不低于700万套，竣工500万套以上。转结2011年在建保障性安居工程后，2012年的保障房在建工程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值。工程质量问题随之而来。海南、湖北等地相继出现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出现了使用“瘦身钢筋”“低标号水泥”等涉及工程质量的问题，被政府及时查处。住建部一方面通过建立“终身追责”实现“制度威慑”，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采购平台，确保不合格建材不会进入保障房工程建设领域。资料10据新华社北京2012年6月6日一则北京市核对空置房屋381.2万户的消息，引发网民强烈关注。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对于何为房屋空置及具体数字，各部门并无统一说法。对此，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这是“可怕的高空置率”，并质疑空置这么多房子浪费了大量资源，贫富悬殊过大，同时也对高房价和高房租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韩复龄在新浪微博上说：“北京空置房高达381.2万户，什么概念?假设一户平均住2人，就能装下700多万人口，如是三口之家，就能容下1000多万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表示，这是全国首次官方公布的摸底调查，空置率过高，说明我国的住宅市场确实不健康。专家建议，应对空置率的概念进行明确，对全国房屋空置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税收等手段对严重空置的现象进行打击。资料112013年10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要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住房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习近平强调，从我国国情看，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同时要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政府承诺2015年保障房覆盖面达20%习近平指出，“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户)，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这是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要全力完成。要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加快建设廉租住房，加快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要优化保障性住房规划布局、设施配套和户型设计，抓好工程质量。习近平强调，要完善住房支持政策，注重发挥政策的扶持、导向、带动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完善土地政策，坚持民生优先，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总量，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要完善财政政策，适当加大财政性资金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要综合运用政策措施，吸引企业和其他机构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要积极探索建立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形成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局面。坚持公平分配，使该保障的群众受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公平分配，使该保障的群众真正受益。要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同时要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加以防范。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的，要依法依规惩处。·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总有一部分群众由于劳动技能不适应、就业不充分、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而面临住房困难，政府必须“补好位”，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进入夏季，全国的天气可以说陷入了水深火热当中，北方持续高温，南方大雨不停。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地，都出现了今年规模最大的一场强降雨，有的甚至超过了历史记录。眼下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如何来应对南方多处发生的洪涝灾害呢?为此《经济半小时》记者走访了广西灾情最严重的桂林市全州县。 2007年6月13日上午11时13分，记者来到广西全州县的灌江河边，连续的降雨使灌江水位出现上涨，使灾情雪上加霜。 紧邻广西全州的灌江是造成这次全州水患的主要水系，县防汛办公室副主任唐新玉告诉记者，由于灌江上游洪峰的迅猛倾泄，使包括全州在内的下游沿岸地区成为重灾区。 全州防汛副主任唐新玉：“当时灌江的两河段流量7个小时之内从1000个流量增大到2500个流量，致使两岸低洼的村庄遭到洪水的围困，农民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失。” 渐水岭村是整个全州县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记者看到，很多被洪水泡过的房屋已经倒塌，虽然住户们已经撤离了危房，但沙发、床、竹筐等生活用品由于来不及搬运，被洪水冲的一片狼藉，一些房屋中冰箱、电视至今还被困在洪水中，在渐水岭村里，蒋大爷正在排除滞留在房子中间的积水。 记者：“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村民：“我今年71岁了。” 记者：“灌江这个水怎么样?” 村民：“水很大很猛，主要的就是快，东西都来不及搬。” 然而，让蒋大爷和当地的村民们更痛心和更担忧的，不是生活上的问题，而是因为这次洪水而绝收的大量农田。在路边的一片玉米田里，村民邓竹英正在无奈地扶着被洪水冲倒的玉米秧。 记者：“你好，这是你家的田吗?” 邓竹英：“对，田有很多田，有十多亩。” 记者：“全是遭受这样的水灾吗?” 邓竹英：“是呀，全部倒了，糟蹋了。” 记者：“那你现在扶起来的话能活吗?” 邓竹英：“扶不起了，倒了，没有收成了，扶起来也没有用了。” 邓大妈告诉记者，这次水灾过后，除了房子还在外，她几乎失去了其他一切财产。 邓竹英：“家里面也进水了，哪里都很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都被卷去了。还欠了一批大债。现在粮食已经……都是亲戚们捐起来的，粮食也是捐起来的。” 儿媳：“柴也没有啦，都是他们捐起来的。” 邓大妈的儿媳告诉记者，家里除了种田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在去年因为公公看病还欠下了银行近两万元的债务。如今已经拔节的玉米被洪水彻底冲毁，不仅今年的粮食没有了指望，就连家里的存粮和肥料也被大水冲走，洪水席卷了屋里的一切生活用具，她年仅3岁的小孩子也险些被洪水冲走。 邓大妈儿媳：“如果小孩子冲走了，我就活着没意思了。” 2．和邓大妈一样面临困境的灾民，渐水岭村还有不少户。而和渐水岭同样遭遇的村庄，在全州有100多个。在灌江沿岸，稻田、果园及菜园都大面积地遭到洪水摧毁，洪水过后，农民的稻田里铺上一层沙石，即使被扶正的秧苗也面临着减产绝收的风险；原本火红的辣椒地被洪水冲洗后，只留下了孤零零的秸秆，辣椒冲走了，残留了一把泥灰。很多被水泡的粮食都发了芽，只能喂鸡或喂猪。全州县是当地闻名的农业大县，这次水灾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县统计局长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全州县统计局长蒋济贤：“据初步统计，受灾农作物面积达到45%以上；农业受灾损失占整个受灾面积损失达到87%以上；这是我县历史上受灾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全县受灾群众达38.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1.2万亩，水稻绝收面积7.8万亩，果树受灾4.33万亩；淹没鱼塘2.6万亩，倒塌房屋2560间，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亿元。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全州县是农业大县，人口大县，一旦受灾，对我县经济发展压力更大，我们经不起这种大灾害。”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重建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全州是广西的一个农业大县。这场洪水给全州经济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大量农田被淹，农作物绝收，民房倒塌。不过，现在全州老百姓担心的还不仅是眼前的这些损失，今后怎么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更让他们发愁。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估计至少需要3年的发展才能恢复到灾前的经济水平。” 唐忠祥告诉记者，在全州，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在极为有限的财力下拿出了132万元资金救济灾民，但对于庞大的受灾损失，无异于杯水车薪。 民政局长高山：“在生活上民政部门能给予解决，在生产上扶持难度很大。” 生产自救是摆在全州县38.9万灾民面前的一大问题，因为上级救济的资金有限，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艰难。在渐水岭村，面对应急的生产自救，邓大妈只有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 邓大妈：“水把表面的土洗走了，下一步就准备种红薯等别的东西，就是收入很少。” 把玉米、水稻改种红薯可以弥补农田的一点损失，但仍然解决不了邓家的经济困境，燃眉之急是需要筹集到购买化肥和种子的资金。邓大妈想要到一家信用社贷款，但却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邓大妈：“不好贷。很麻烦的。” 记者：“面向农业这方面的贷款比如农药花费能贷到吗?” 邓大妈：“没有。借不到的。他知道你家里什么都没有是不可能贷给你的，就是没有抵押的东西，我们贷款都是要拿我们房屋来抵押的。” 邓大妈儿媳告诉记者，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催促丈夫去外面打工了。 邓大妈儿媳：“这里没有事情做，只有到外面打工了。” 3．与邓大妈的遭遇不同，百宝乡中山村的五保户唐大爷在财产受到损失的时候，却意外的找到了一条出路。因为洪水围困村庄，至今唐大爷的房子还在洪水中浸泡，房屋的很多角落出现倒塌，墙体也劣迹斑斑。在天气转晴后的第一天，县人财保险公司的员工就来到中山村上门了解唐大爷的房屋现况，原因是唐大爷是民政局为弱势群体助投房产险的3个五保户之一。 五保户唐田生：“政府部门想到给我买了保险，我就可以起(建)房子了。” 一份保险让唐大爷在惊喜中规避了风险，但这仅仅是全州县屈指可数的一个个例。记者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受灾农户都没有参加过任何保险，在突如其来的洪灾面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搞农副业养殖的王家四兄弟就是其中一例。 王明豪：“要是人了保险就好了，人了保险损失没这么大。” 原来，这场洪水，让他们付出了16年心血、预计今年秋季盈利的甲鱼养殖场变成了一座烂池塘。短短几个小时内，突袭的洪水卷走了甲鱼和鱼苗，偌大的养殖场仅残留了一只大甲鱼和一只死去的小甲鱼，滚动投入的30万元资金瞬间化为乌有。看着空空的鱼塘，王明豪欲哭无泪。他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续几天，他还是改不了每天都要察看鱼塘的习惯。 记者：“你挖的什么东西?” 王明豪：“现在甲鱼都被水冲走了，只剩下这些甲鱼蛋。” 记者：“现在一些鱼苗也全被冲走了吗?” 王明豪：“是啊，全冲走了。” 鱼塘还未盈利，县信用社的贷款又即将到期，王家四兄弟原本富裕的家庭在水灾后变成了困难户。没有投保的王明豪家也想通过贷款尽快恢复养殖。 王明豪：“恢复生产起码需要15万块钱。” 但信用社只能解决最多3万元的农户联保贷款，这和王明豪的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 县联社办公室主任蒋振宇；“贷款贷大了，对于信用社承担的风险也比较大，贷多的话，对我们信用社发展不利。” 在这样的状况下，王家四兄弟只能独自承担天灾带来的风险与后果。 记者：“现在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现在有什么办法?” 王明豪：“没有什么办法，现在是靠政府扶助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 记者：“除了政府帮助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王明豪：“其他办法现在没有了，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走投无路之际，王明豪和其他灾民最终把希望寄托在了政府身上，那么，政府能否承担起这部分风险呢?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次水灾中有147个村庄全部被淹，而在此之前，这些村庄就已经被列入了搬迁计划，却至今未能实现。 民政局长高山：“由于经费的问题，一直落实不下来，还是要国家给予资金上的扶持。” 在3.2亿的损失面前，目前，以全州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担灾后的补偿和重建费用，记者从县财政局了解到了当地的财政收入情况。 全州县财政局副局长赵红梅：“去年我们全县的财政收入为2.6个亿，对于农业生产恢复，我们没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在从天而降的天灾面前，农民自身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一场洪水过后，即使本来还算富裕的农户，都变得一贫如洗。只有少数由政府投保的五保户幸运地避免了损失。可是，我国现在除了商业保险，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帮助农民分散风险就成了一道难题。 4．在中国人财保险公司全州分公司理赔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报案的张金生夫妇。 记者：“他刚才报什么案?” 保险理赔员：“谢柳军，因为洪水，车辆淹在水里，现在要一套施救方案。” 记者：“那现在因洪水报案的多不多?” 保险理赔员：“多。” 记者：“都是在哪些方面受到损失?” 理赔员：“一般都是货物、机电这些设备等东西。” 记者：“那有关农业生产损失方面的有没有来报案的?” 理赔员：“这个没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张家里的稻田在洪水中被冲毁，车辆被洪水淹没，但在减低损失方面，由于只加入了车辆险，他们也就只能在车辆获赔上受益。 记者：“你们车入了保险，农业入了没有?” 老张：“没有，现在还没有农业方面的条例。” 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水灾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但在全州没有一例农业方面保险索赔的报案。 记者：“有因农田损失报案的吗?” 中国人财保险全州分公司经理刘中之：“没有。” 记者：“有没有开展种植业养殖业保险?” 刘中之：“没有。” 在全州，面向农民开办的只有一些商业保险，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险种几乎没有，特别是和农民关系密切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更是一片空白。由于缺乏专业险种，大量农民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 记者：“你了解农业这方面的保险吗?” 全州县渐水岭村村民邓竹英：“不了解，没有入保险。” 记者：“这方面有没有人宣传?” 邓竹英：“没有。” 那么，当地的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设立与农业相关的险种呢?保险业务员帮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说1亩稻田每年需要保费10元，那么投保100亩稻田，保险公司每年收益为1000元，50年的收益是50000元，但在50年内只要有一次自然灾害，按每亩稻田需要赔付800元的损失计算，那么承保100亩稻田的支出则为80000元，远远超出保费收入。 邓竹英：“我们前几年也问过保险公司，他们都认为我们农田保险的风险大，一受灾就赔很多，这样他们可能就亏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买了。” 这次水灾给农民们上了惨痛的一课。大灾之后，很多农民已经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他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记者：“现在有(农业保险)的话是不是入?” 农民夫妇：“要入。” 白水邓家村村长：“现在每个群众都积极的要入了，认识不同了。”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即使农民提高了风险意识，在当前商业保险遍地的情况下，当地农民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很多农民既想加入保险，又不愿增加更多的开销。在受灾严重的白宝乡中山村，村长唐广军谈了他的看法。 白宝乡梅莲村委中山村村长唐广军：“我觉得我们农民的保险意识不够，认为保险的成本又高，农民负担不起。” 党委书记廖维新：“群众寄希望于国家，由国家来承保。” 在当前，农业保险机制不太健全的情况下，谁来为天灾的损失埋单?谁又能化解天灾对于农业生产凸现的高额风险?记者采访了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还是政府埋单。” 唐副县长认为，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农民损失赔偿，对财力有限的政府来说，压力很大，需要出台新机制。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我觉得农民农业的受灾风险不定期需要上级探索一种长效机制，比如说灾民保险机制，通过保险金来解决灾民的生产生活资金来源。” 在全州这个农业大县中，特别是在今年遭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后，灾民有多少风险可以承担，给灾民自己和政府部门都留下了深刻的思考。专业的、适合农民参与的农业保险机制呼之欲出，为提高农民应对风险能力，保障农业生产效益打开了一条探索之路。 5．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平均每年因为干旱、暴雨、热浪、台风等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000万公顷，损失粮食4300万吨。可政府的财政投入毕竟有限，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农民应对这些天灾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 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庞陈敏副司长告诉记者，根据国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总体应急预案，自然灾害的救助主要由民政部来负责。但是，如果遭遇灾害就完全依靠政府来救济明显是不现实的。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庞陈敏(副司长)：“政府的保障是最基本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保障受灾以后的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服穿，有病能得到救治，同时还要保障他有临时的居所，但是这样肯定不能跟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水平(相比)，它只是最基本的保障。” 目前，国家对灾害救助的基本政策是政府统一领导，灾害分级管理，社会互助和生产自救并行。在去年，中央财政投入的救灾资金就达到了112亿，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灾区灾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的资金缺口依然惊人，庞陈敏认为，救灾工作政府不可能全包，而引入农业保险体制是最有效的举措之一。 庞陈敏(副司长)：“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在探索，就如何应对这种灾害，就是加强保险，金融机构也要进来，现在有一些地区，国务院也要大概六七个省去进行试点，就是说保险肯定可以把灾害这种能力分解、分担，让大家都来分担，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6．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张洪涛教授：“你说政府去救济一百块钱，它就是一百块钱的效益，我一百块钱，买了这个账篷，就买不了面包，买了面包，买不了水，是不是?但是作为保险的话，它是一个小的资金，一个杠杆的原理，那我的保费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投了以后，发生事情以后，那我就产生了一个资金的放大效益，保险金额就会很大。” 张教授认为，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的保险，如果没有国家扶持，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支持，要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真正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是不切合实际的。她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张洪涛教授：“资本市场它有很大的储存量，保险市场，在国际市场储存量比保险市场还要大。那么我觉得如果通过从宏观上政府通过洪灾的债券，或者是证券化的安排，再加上一个保险的洪水的计划安排，这样两个来结合起来，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庞陈敏也表示，为了使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真正服务农业，需要明确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途径，确保政策支持不会消失在路途中。同时对农业保险这种政策性保险，更加需要政府的力量来进行推广和覆盖。 记者：“是不是需要一种强制手段强制投保呢?” 庞陈敏(副司长)：“现在各地可能推行的基本上就是政策倡导，而且基本上是带有一定的要求，强制性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地都是政府来主导，来倡导来做。”三、申论要求

资料一 最近一年以来，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屡屡发生： 5月20日，四川广安煤矿瓦斯爆炸，15人遇难7人下落不明。 ·5月18日，四川宜宾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39人生死不明。 ·5月14日，云南一煤矿瓦斯爆炸15人被埋，已有5人死亡。 ·5月8日，黑龙江一煤矿发生火灾爆炸事故，9人死亡。 ·4月21日，韩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死亡48人。 ·3月13日，湖南临武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11人死亡。 ·2月22日，湖南涟源煤矿瓦斯爆炸，21名矿工井下遇难。 ·1月5日，广西来宾发生煤矿透水事故，21人失踪。 资料二 重庆开县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的处理虽然已接近尾声，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 却是沉重的。如果说，这一事故给安全监管当局最大的触动是“必须尽快建立起 国家级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援体系”(国家安监局新闻发言人 黄毅语)的话，那么，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思索则是：安全事故的频发与经济的高 速发展是否有一种内有的联系? 安全专家认为，工伤事故状况与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规模 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我们看到， 农业经济时代是没有这么高频率的安全事故的，事故与伤亡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 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然的处罚”。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 年事故死亡人数2 000人以上，也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好转，现在每年产商品 煤10亿t左右，每年工伤事故死亡30人左右。英、德、法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情 况也基本类似，而且像韩国、巴西、印度等国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段历史进程。 由此看来，我国似乎也很难越过这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分析50多年来中 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有关数据，会发现两者有着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既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时，工伤事故死亡人数指数也明显 上升；而经济增长幅度下降，死亡人数指数也跟着降低。目前，我国人均GDP 刚达到1 O00美元左右，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较快，据此推算，近 期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很难出现明显下降。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对居高不下的事故和残废率束手无策。在这 方面，美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美国煤矿业也经历了一个从事故多发到加强立 法和管理、最终进入安全生产时期的过程。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在这种形 势下，我们不可能以压缩经济总量、放慢增长速度、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来解决安 全生产问题，也很难要求国家和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但 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要迅速扭转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不利局面，尤其要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的势头。所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 的经验来管理安全生产和安全事故，就显得特别重要。 资料三 2003年l～8月各省事故情况 注：不包含水上交通，铁路事故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 据统计，今年1～8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641 485起，死亡84 451人。其 中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9 723起，死亡10 565人；火灾事故(不含森林、草原 等火灾)174 518起，死亡率538人；道路交通事故448 535起，死亡66 180人； 水上交通事故425起，死亡和失踪326人；铁路伤亡事故8 214起，死亡5 591人。 资料四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说，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近些年全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事故都在100万起左右，死亡人数在13万人以上。 梁嘉琨是在21日民盟中央举行的2003年“城市灾害管理”专家论坛上做上 述表示的。他说，其中一次死亡10～29人的特大事故，平均3天就有一起；一 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平均30天一起。2003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 一次死亡lO人以上特大事故68起，死亡l 238人。每年各类事故造成的经济损 失至少在4 000亿元以上。 “应急救援不力是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后果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梁嘉琨指 出，目我国在消防、地震、洪水、核事故、森林火灾、海上搜救、矿山和化学等 领域已逐步建立了一些应急指挥机构和应急救世主援队伍，但全国还没有一个完 整的应对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 “应急力量分散，指挥职能交叉”梁嘉琨指出了我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 存在的主要问题所在。“目前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分散于10多个部门，约15 万人，但没有完全建立相互协调与统一指挥的工作机制。” 除此之外，梁嘉琨表示，应急管理薄弱，应急迟缓、装备落后不足、救援能 力有限和法制建设滞后、危机意识薄弱等也是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5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有350万，加上历年尚未就业的大学生，总计超过500万，就业形式严峻。目前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地区没有大学生去工作。很多农村，包括西部地区、边远地区 就非常需要大学生去工作，尤其是西部的农村学校；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技术性比较强的 企业，非常需要大学生去工作。但是由于有些高等教育机构的体制问题，我们的大学生一方 面学的专业不是非常匹配，专业设置还很难完全针对市场，另外有相当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农 村、到艰苦的地区去工作。 2．由于连续扩大招生规模，200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145万人，2003年为212万人，2004年达到280万人，2005年将达到350万人。据劳动部门公布的数据，2004年城镇新增 就业岗位为900万个，其中500万个岗位用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剩下的400万个就业 岗位，除了要解决280万大学生就业，还要解决200多万中专毕业生就业。去年底尚留有 830万城镇登记失业者需要就业，今年主辅分离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使300万人面临换岗，加 上应届大学毕业生，2005年需要就业的人员将保持在2500万以上。 3．就业压力主要决定了大学生的心态变化，而对于所谓的“人才过剩”，也只是地区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有关专家解释，广大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对人才需求很大，但大部分毕业 生的目光都盯住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调整心态，就需要转变就业观念。学校也不要仅仅扮演 着传授课本知识的角色，也应该注意求职大学生的心理变化，及时了解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 心理状况，引导学生正确就业。 4．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教育、人事部门的专家介绍说，毕业生数量跳跃式增长，而社会上的人才需求增长则比较缓慢或与往年持平。以北京为例，200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 8万人，2003年超过10万人， 2004年达到14万人。据有关部门对北京市属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三分之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今年的需求岗位有3．9万个，估计中央驻京单位及部分 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岗位还有l万个，这一数字与往年需求岗位持平，预计今后也不会增加 太多。 5．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高校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还偏低，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就业难 集中反映了高等教育许多深层次问题。广州市人事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李鹏飞介绍说，广州需要的计算机、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毕业生占需求的63％，已经饱和的专业有建筑、经 济管理、市场营销等，这些学生就业比较难。 6．许多单位用人机制陈旧，难以吐故纳新。这些单位里，人员素质不高，编制却满满的，无法吸纳大学毕业生，这种情况在边远地区尤为严重。教育人事部门的人士分析认为，大学 毕业生实行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必须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配套，用人制度不进行改革，将严 重制约大学生走向就业市场。 7．在广东、上海等地人才招聘会上，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届毕业生动手能力差，招来后企业还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进行培训，因此，只招聘具有 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毕业生。 8.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由政府的教育、计划和人事部门管理，毕业生获得 就业信息和落实就业单位的主渠道是各类招聘会。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加，这一工作模式 面临着较大压力。广东、上海、北京教育人事部门的人士反映，现在学生就业信息资源需要 整合，教育、人事、劳动部门基本各自为政，相互沟通的较少，使就业信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此外，网上求职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求职方式，但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严重滞后。 9．虽然目前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下，各地各高校普遍采取切实措施，针对市场需求和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加大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广 东省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列入教学计划；清华大学面向在校师生开设《职业生涯规划与 就业指导》选修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提高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质量人手，．积极推行 “本科生就业导师制”，采取“结对子”的方式给高年级每个学生安排导师，有针对性地对学 生进行学习、就业方面的系统指导。 10．就业流向“扎堆城市”、职位选择期望值过高，导致众多毕业生自我失业。众多的大学毕业生抱守“非大城市不去”的观念，使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大学毕业生“人满为患”，而急 需人才的基层和西部越来越少人问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马太效应”导致大学生 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11．据北京市有关部门对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85．3％的大学生首选就业单位是“城八区”。广东工业大学调查显示：90％的毕业生首选留在广东，其中80％要求留在广州、深圳 两地。在广州、上海人才市场里，一些应届毕业生开口就问月薪几千，待遇如何，除了京、沪、 穗、深等大城市，地市一级的单位都不愿意去。广东教育部门人士认为，近几年中国的高等 教育正从精英教育迅速向大众教育转变，而一些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就业意识却还停留在 精英教育阶段。这种状态不变，就业的路必然越走越窄。 12．有关专家认为，以下三个因素将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一是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在良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社会各行业对高校毕业生 的需求必然会增加。专家认为，从目前发展态势看，中国完全有能力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 长。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北京、上海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取得很 大突破，使大量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一些专家指出，城市里的下岗职工能够保持稳定， 大学毕业生就业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三是小城镇建设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不仅能够吸纳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还可以为高校毕业生创造大量就 业机会。 13．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仅2002年一年内就出台了三个有关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文件。有关专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问题：取消对毕业生就业限制，大力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将就业率变为高校评估内容，建 立健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培养实用性人才，高校的办学理念、教育方向、专业和课程 设置都应该适应社会的需求；提高招聘会质量，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吸引、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到农村和基层工作；制定更为优惠的政策，鼓励毕业生自主创 业；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使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使用人单位转变用人观念。高校毕 业生要自觉适应社会，以“先就业，后择业”的理性态度走入社会。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社会收入差距正逐渐扩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认为，现阶段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不正常的资源分配将会引发差距增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社会不和谐。他们建议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2. 政协委员瞿世镜带来了一组数据：1998年与2003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2004年前三个季度，城乡差距扩大到3.53倍，加上市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际差距更大。同时，地区差异也在增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社会贫富差距也在增加。瞿世镜委员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引发一部分人的“仇富”心态，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瞿世镜委员指出，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地区和贫富三大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当务之急。有代表认为，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必须要让社会成员享受公平的机会。政府应该做到信息公开，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经济学家厉无畏指出，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等导致初次分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这就需要解决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讲公平，主要是财政收入转移，着力使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成为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厉无畏指出，这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3.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差距问题愈来愈引起国人的关注。同时，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在逐渐滋长。近来的一起“世纪税案”更不啻于点着了火药桶。但富人本身与贫富差距并无必然联系。对于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不平等更多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只有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 4. 很多学者都认同，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5. 韩康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这位当年力倡“效率优先”的学者承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支付了两大成本，一个是生态环境过度耗费，一个就是社会公平方面问题多多。现在到了要为这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了，否则将难以持续协调的增长、发展。“社会公平”方面积累的许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解决，而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由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上来。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 6. “穷人经济学”最近常被提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 7. 近年来，一些机构和媒体热衷于搞“富人榜”、“名人榜”，成了“富人理论”的推销者、吹捧者，甚至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似乎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就靠这些富人、名人。当人们呼吁先富者帮困时，“不能‘杀富济贫”’的声音就出来了。“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许多国家的富人募捐金额占个人收入的30%，但现在，中国富人募捐的资金充其量只占个人收入的1%。 8. 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人，离开人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角度上说的。不言而喻，中国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农业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民。这些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承担起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们的收入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穷人”表达他们的愿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9.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说，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实现的数字，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 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10.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吴忠民在最新一期的《嘹望》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应通过税收、反垄断经营等措施对高收入群体进行限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吴忠民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11. 樊纲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导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消除特权、腐败、垄断、欺诈等等。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导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权谋私(腐败，包括过渡性腐败和因民主与法治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性腐败)、政府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占有国有资源的“资源税”或地租收益(国企之间分配不公)、户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权，以及在经济发展、体制转轨初期由于新体制还不健全而产生的由欺诈、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等行为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在中国社会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许多人首先就去讨论腐败之类的问题，实际说明人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机会不平等的“不公平”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机会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以樊纲认为，简单的从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决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对症下药。忽视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过早地将一个经济增长的社会变成一个再分配的社会，社会就会停滞。 12.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最近对全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 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9.3%，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在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反差日显突出。在这项对12.5万人做的调查中，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着相当于42.4%的财富。 13. 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垄断行业的收入就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新兴行业收入高于传统行业。1995年，金融保险行业的一个高中文化程度职工，平均年收入8059元，而同时期工业企业中的大学本科学历职工，平均年收入仅7329元。有关政策造成或扩大了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造成沿海经济发展快、职工工资增长快，便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此外，某些人通过走私漏税等不合法的收入发财致富，等等。近年在新经济大背景下，产业之间的收入距离越来越明显。据调查，1999年与1990年相比，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职工的收入增幅最高，达到486%和435%。1999年最高的三行业职工已变为科技、房地产、金融保险。 14. 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378亿元。仅1999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全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金额19.69亿元，涉及全国667个城市和1638个县。 15. 我国城乡差距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995年为2.71:1， 2000年为2.79:1，2001年扩大到2.9:1。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16. 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接受采访时，对外界颇为关注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作了乐观的评价。邱晓华说：“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对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政策缩小贫富差距，邱晓华说：“中国已经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经济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一方面保持东部的发展，一方面继续加大西部战略，就能缩小东西部差距。此外，还要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三条基本途径是：“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17.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 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刘奇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不和谐因素，就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没有城乡和谐就没有中国社会和谐。贫富差距扩大并不仅仅会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还会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建博士说，目前在投资、出口、消费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增长常年成为“短腿”，这与大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没有与 GDP同步增长有很大关系。“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能光依靠富人们买游艇、买跑车来推动。”李建博士说。截至2005年7月，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透露出强烈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信号。民政部官员日前表示，中国要保证到年底之前在90%的省区、70%的县份初步建立起城乡特困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基本框架，同时还将大幅度提高重点优扶对象抚恤补助标准。2005年中央财政列支抚恤补助经费74.6亿元，比去年增加35.3亿元。 18. 讨论“关注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一个将二者适度分离的理性态度，而不是把社会公平的实现与贫富差距的缩小直接联系起来，以贫富差距的缩小视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我们对现实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并没有完成“富起来”的过程，中国正在出现富裕者，某种程度上可能形成了富裕阶层，但鼓励社会财富的增长，仍然将是长期的策略。因此，关注社会公平问题，重在建设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发展空间，严厉打击借改革之名非法获取财富的行为。而缩小贫富差距，不应是进行新一轮的剥夺与瓜分，而是重在提高二次分配能力，通过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贫困者获得必要的国家救助，同时积极鼓励“第三次分配”机制的形成，为富裕者进入社会救济领域提供合法渠道，例如允许私人建立各种非营利性基金会、鼓励富裕者介入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等等。社会公平与正义，是长治久安的基础。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随着温饱问题普遍解决以后人们权利要求的更加迫切和明确，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正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传统上有“均贫富”的文化冲动，现实中必须避免把它当成一种政治选择，必须从现代政治智慧中寻找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新路。 19.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日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中国在减免贫困方面成绩显著，但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仍然巨大。沃尔夫威茨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在大规模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在几天的考察中，他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了交流，下至贫困农村的普通农夫，上至国务院总理。沃尔夫威茨第一次访华是在1983年2月。与22年前记忆中的中国相比，他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整体社会，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很难想象半个世纪前西方世界曾认为这里是多么的没有希望，看看今天，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但是对于此次访问他谈及更多的是贫富差距。他说，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兰州则还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黄土高原上的一些农民才刚刚搬出窑洞。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而2004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其标准是年收入668元以下。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谈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沃尔夫威茨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他强调，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实现收入公正的最终目标。“缺乏机会，就让人失去了发展的信心。比如甘肃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想要开店，可是没有贷款，她就无法实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无法脱离贫困。”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必须更加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支出用在刀刃上，尤其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部门应当进一步提供公平的信贷、保险。“中国目前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城乡之间资源分配是否公正，二是各级政府管理使用资金的效率和能力。”面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财力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领导人正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了城乡之间平衡发展、公平协调的道路，尤其是以积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调整农村现状，这些努力非常值得赞赏。 20. 2004年10月12日，“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发布。排名首位的国美大老板黄光裕个人资产评估已突破百亿元大关，为105亿元。排名第100位的李宁，个人资产评估为12.5亿元 (2003年这个门槛数字是9亿)。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为25亿元，比去年增长29%。而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

材料一十月的一天，“村务e点通”的二维码贴到了E县李家村每户村民的门口。“严会计，我上个月来村里两趟都没找到你，想请你帮我查查今年做了多少次杂工，能摊多少钱。”村民老李着急地说。“不好意思，李老爹，让你白跑了。之前我到镇里报账，镇长在县里开会，也是跑了三趟才签上字。不过，今后不用跑了，在手机‘村务e点通’App上就能请镇长审批报账了。”严会计教老李下载了“村务e点通”，并告诉他如何查询，“看，你今年做杂工8次，共计1560元。这个‘村务e点通’能查看全村的杂工情况，还有村里的‘一事一议’、脱贫户等情况，方便得很。如果发现问题，还可以实名或者匿名留言、投诉。”“好侄子，你权力大得很，给我个低保，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天，患有脑溢血后遗症的村民周大爷和老伴一起来到村部，找到小他们一辈的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叔，您看，村务公开栏上贴着村干部小微权力28项规范，每一项都很清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不论评低保，还是发放困难救济、危房改造补助，村里大小事都要讨论，结果要投票，过程要公示。”李书记指着村务公开栏耐心解释。以往，乡村工作在亲缘关系面前总是容易撞墙，现在，李书记说这些话底气越来越足，他的底气源于县里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所建立的权力清单。针对村党支部、村委会职责权限和服务事项，县里对涉及村级事务的小微权力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涉及重大村务、基层党务、“三资”管理、便民服务等6大类28项的小微权力正面清单，绘制了流程图，明确了村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具体责任。“有了这个清单，挡住了人情，保护了干部。村干部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该怎么干，都是按照图表来，谁也不敢藏着掖着。现在，群众心里明白，也换来村干部自身清白。”李书记说，“小微权力清单，看似工作流程多了，但事实上工作变简单了，流程更顺畅，群众心里更敞亮。”李小妹打算办理子女落户手续时，村干部正挨家挨户给村民派发小微权力清单宣传小册子，她在小册子上看到了办理子女落户的流程图，于是，李小妹按要求准备好材料交到了村部，“村干部代办相关事项，两天就办好了。”她高兴地说。“我承诺，严格按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规范履职，严格遵守各项制度规定，做到廉洁自律、公私分明、干净干事、清白做人……”这天，李家村新一届村“两委”通过“村务直播间”集中亮相，向村民宣读廉洁履职承诺，接受村民的监督。此后，村委会将村务公开的程序、过程和结果从线下运行转为线上公开“晒”，定期通过村务直播平台向村民汇报村里重点工作并与村民互动交流。“为什么我们第一组的村民分红这么少？”“因为第一组村民在田园综合体项目中未被征地，只能享受第二部分公共土地投股收益分成。”李书记在“村务直播间”回答村民的提问，这已是他第八次直播互动了。“村级事务定期进行直播公开，无论在村里居住，还是在外居住的村民，都能参与村务监督，既可以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能促进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只有清清楚楚‘亮家底’，明明白白‘晒账本’，群众才会感到心里敞亮。”李书记说。“以前开大会，我们村民即使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意见，但碍于面子或担心邻里关系，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村民刘老伯说道，“如今在‘村务直播间’，我们可以匿名发言，顾虑也就不存在了，对村里决策、村庄建设、村干部作风等有什么想法，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个‘村务直播间’真正让我们的监督变得毫无后顾之忧，非常赞。”如今，刘老伯已是“村务直播间”的忠实粉丝。“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为村务公开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推行互联网村务公开需要与之配套的、擅长与网络打交道的干部班底。为此，县里还分批次组织村干部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用网能力。”县纪委陈书记表示，“村级事务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村干部做事是否公平公正、村级资金如何使用，通过‘村务e点通’等途径，把村里每个月的工作、开支等向群众公开，彻底打消群众疑虑，更好维护干群关系，村务工作才能更有效开展。我们将继续借助各种平台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完善村级监督管理制度，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廉动力’。”材料二近日，为优化文旅产业布局，促进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合江县宽石镇召开了一场关于乡村旅游规划调整升级的座谈会，听取各方的意见建议。以下是座谈会的主要发言记录：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陈副局长：乡村旅游的落脚点应该是乡村，游客去农村主要还是想体验乡村特色和风情。开展乡村旅游规划，千万不能摒弃乡村的质朴与自然，不能按照城市规划的思路去规划设计，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规划还是要着眼于“游客为什么来、什么游客来、游客怎么来、游客来了干什么、怎样让游客介绍人来”这几个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乡村旅游才可能发展起来。村民老赵：镇里要在我们村搞旅游项目，都不听听我们的想法，我感觉跟我们也没有太大关系，虽然这几年村里是整洁了一些，生活也便利了一些，但外面的人来旅游，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没有实际的收益。我觉得让村民们能赚到钱才实在，否则我还是愿意去城里打工。我们那儿的好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石茂村村委会刘主任：我们规划得再好，可有些村民就是不太配合，还是喜欢把鸡鸭养得到处都是，卫生也不好好处理，垃圾随处乱倒，有的村民养的狗还追着人家到处跑，外面的人来了自然不会高兴，不告你就算不错了。灰石村驻村第一书记老张：我感觉，我们镇乡村旅游的主题内容同质化比较严重，比如花海，除了规模不一样，其他大抵相同；农家乐，就是简单的餐饮，加上棋牌、钓鱼，就没有其他内容了；采摘、观光活动的体验感也是千篇一律，体现不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足，历史文化深度挖掘不够，乡村核心的魂、自身的特色、差异化竞争等方面鲜有挖掘。江流村村委会李主任：我们村经过调研了解、征求意见，筹划建设“造田公社”景观，计划以农业种植为基础，将农田开发成可观、可玩、可学的各类创意场景，这个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另外，最好有懂行的人来帮我们做一些旅游开发管理的事情。市规划设计院潘工程师：乡村旅游规划设计要融入当地县镇、服务于村庄，处理好传统村落、基本农田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避免大拆大建、无效投入，所以规划就非常重要。如果规划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不能很好地尊重村民意愿，这样的规划哪怕自身再优秀，也不是好作品，这都需要专业的规划人才深入乡村实地去感受、体验，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村民老牛：村里说我家的老宅比较有特色，要修缮保护起来，政府会出一部分钱，但我们对这一块的政策不太了解，手续怎么办都不知道，村里也没什么人说得清楚，都是传来传去，走了不少弯路，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能不能有专门的人来指导我们怎么做？合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钱副局长：这几年，乡村旅游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大家都想分一杯羹，但规划要对建设以后的事情有个统筹考虑。有的地方注重硬环境建设，却忽视软环境治理，管理跟不上，配套服务也不行，个别还发生过安全事故，谁敢再去啊；有的地方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都完善了，但游客量却没有增加，收益也不可观，主要是没有对受众人群、出游目的、消费能力等进行系统分析，宣传推介就更加无从说起了。宽石镇李镇长：乡村旅游规划不能各自为政，要以“一盘棋”思想抓好统筹，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制定规划，再把散落的珍珠串成项链，形成我们镇的特色旅游项目。这样，游客到了我们镇，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订制项目，比如红色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既可以一揽子游下来，也可以分类订制游。材料三“原来我们跑长途，途中和到企业装卸货时只能在车上休息，空间狭窄，冬冷夏热，常常休息不好，吃饭也只能到外面找小饭馆解决，或者吃点面包、方便面对付一下。现在有了‘货车司机之家’，我们这些‘卡友’可以在这里吃口热饭、喝口热水、洗个热水澡、停个放心车，调整好状态再出发，实在太方便、太人性化了。”货车司机赵师傅对“货车司机之家”的环境、配套和服务赞不绝口。赵师傅口中的“货车司机之家”，位于Q县经济开发区内。Q县经济实力排名全省县域前三甲，又处于重要交通枢纽位置，仅县经济开发区内就有物流公司数十家，日均往来货车司机数百人，服务开发区内数百家企业。以往Q县没有“货车司机之家”的时候，货车司机“吃住都在车上”，十分不便。为有效解决货车司机运输途中饮食、休息、洗衣、淋浴、停车等基本需求，2022年，开发区党工委成立“货车司机之家”工作专班，通过专员路访、线上征集、现场问需等方式深入了解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的实际需求：“开车累了，最好有个地方可以吃口热饭、喝口热水。”“希望能够洗个澡解解乏，再稍微躺一躺，路上安全也有了保障。”“长途出行路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想着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应急的机油和工具箱。”……说干就干，在调研工作完成后，专班又迅速组织力量投入到“货车司机之家”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中。他们在物流企业集中区域选址，建成的“货车司机之家”有3000余平方米停车场和260平方米服务功能区，可同时容纳50辆货车停放，让货车司机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累可歇脚。2022年7月，“货车司机之家”投入使用，四大服务平台功能完备，温暖每一位“赶路人”。在安心停泊点，有24小时视频监控和保安值守。在舒心休闲湾，干净整洁的“卡友”休息室全天免费对外开放，沙发、空调、自助厨房、洗浴房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爱心服务岗，爱心伞、手机充电、安全宣传等服务温暖“卡友”的心田，意见征集箱和咨询投诉区便于货车司机反映诉求。在暖心救助站，应急机油、维修工具箱、医药急救箱等应急物资配置齐全，并预留有附近医院的值班医生电话。投入使用后的“货车司机之家”成为了Q县宣传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窗口，吸引了许多货车司机在此休整。Q县交通运输局顺势加强对“货车司机之家”的日常管理，要求管理方公开各类经营性项目内容、标准和价格，并不定期开展检查，确保各类设施齐全、功能完好、正常运行。同时，工作专班把加强“货车司机之家”建设作为加强道路货运领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成立临时党支部、设立党员先锋岗、派驻党员志愿者等方式，确保每天至少有3名党员在岗，为货车司机提供政策咨询、安全教育、应急处置、诉求收集反馈等志愿服务。2022年国庆期间，司机王师傅驾车途经Q县时忽然爆胎，附近一时又找不到开业的维修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把车开到了“货车司机之家”，说明情况后，一位党员志愿者帮忙联系上修车师傅，很快修好了车。王师傅十分感动，回程路过Q县时，还专门送上一面锦旗。据统计，仅2022年国庆期间，党员志愿者就为270多名货车司机提供了服务，进一步改善了当地营商环境和货车司机从业环境。除此之外，“货车司机之家”免费提供部分场所，在餐饮、安保、维修等方面及时引入质优价廉的社会化服务。“真食客”是“货车司机之家”引入的首家特色餐饮企业，以饭菜分量大、味道好吸引了一批货车司机光临。“两大一小：一个凉菜、一个热菜、一份烙饼，愣是没吃完，盘子大得像个盆！”司机刘师傅说道。饭店负责人陈先生笑着说：“‘卡友’们长途路上辛苦，所以我们特意改进了菜品，推出了价廉物美的‘卡友霸王餐’，这么两大一小只要20元，管饱又营养。能做到这么实惠的价格，还得感谢园区管理方，他们减免了我们的场地租金和水电费用。”材料四说起育儿，T市S区职业培训学校的老师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当孩子哭闹时，可以带孩子玩游戏，分散他的注意力，并在游戏过程中引导孩子，做到寓教于乐。”来到这所学校，授课老师正在给学员讲授专业知识，讲台上摆放着仿真娃娃、被单和小孩衣服等。只见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用仿真娃娃进行操作，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如今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刘大姐就是在这里学习的，她说：“我是2022年第一期结业的学员，以前因为要照顾家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近年来，家政行业逐渐兴起，为促进家政行业良性发展，S区开展“暖心家政”行动，为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提供支持。刘大姐报名参加了S区禾熙家政服务公司的岗前培训，现在已成长为一名拥有多项技能的专业家政服务人员。“在外面学需要花不少钱，这里不仅可以免费学，而且公司还提供就业机会。在学校培训后，我取得了月嫂证、育婴员证，现在我掌握了技能，不仅可以为雇主带去更好的服务，而且实现了就业。有了收入，我的生活也更好了。”刘大姐笑着说。刘大姐口中的“免费学”受惠于S区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为推动家政服务业专业化发展，S区将家政服务相关职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范围，并按职业工种给予相应培训补贴，推动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服务技能、从业安全、沟通技巧等整体素质提升。禾熙公司是S区“暖心家政”行动的参与企业之一。公司田总经理介绍，今年以来，禾熙公司得到区里的政策支持，已经组织300多名家政服务人员参加了培训，家政人员的服务标准进一步规范。“我从事家政行业快7年了，当初是因为生活所迫。回老家谈起自己的工作都有点不好意思，总感觉低人一等。这两年，区里创造机会让我们参加提升培训，还举办职业技能竞赛。只要技术过硬、服务好，拿到好的名次一点问题没有，区里还会宣传报道，很有面子。”禾熙公司金牌月嫂张姐说。前不久，张姐成为了禾熙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这得益于S区大力引导本地中介制企业向员工制企业转型发展。“以往的家政服务以中介模式为主，容易导致服务马虎、‘跑路’等现象发生。因此，我们通过减税降费、保险返还等政策，积极推动家政企业采取员工制。员工制企业在制定企业服务标准、品牌塑造、服务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更有优势，能提供更好的服务，今年全区共新增员工制家政企业10家。”S区商务局葛局长说。为了做细做实“暖心家政”，2022年初，S区商务局指导成立了S区家政服务协会。协会成立当天，葛局长到场致辞，希望协会发挥连接政企的纽带作用，认真落实政策，促进行业有序良性发展。“成立协会对于加强行业管理、提升规范服务有好处。协会将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为会员企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我们还要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平台，培养更多的家政人才。”S区家政服务协会曹会长说。协会自成立以来，在区商务局的指导下，积极向会员企业宣传“诚信经营”理念，选取并推广优秀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典型事例，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的社会满意度和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我生大宝时，快到预产期了，还没找到专业的本地月嫂。最后没办法，从隔壁市请来一个月嫂，但是沟通起来不方便。今年生二宝，社区就早早帮助我们联系了家政公司，视频面试了几回，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位月嫂。她很不错，我们都很满意。”二胎宝妈何女士说。“我们联合家政企业积极探索‘家政+’服务模式，引导家政服务下沉社区，进入社区网格，以‘家政+物业’的模式，联合物业公司开展家政服务，扩大市场规模，构建便民化暖心家政大市场。”葛局长介绍道。据了解，S区注册家政企业共有174家，从业人员2402人。为了扩大家政服务覆盖面，S区商务局创新试点，力推家政超市进社区、入小区。在3个街道选出6个示范社区，打造家政便民服务站。各站点则建立了商务局工作人员分包体系。所有服务由家政协会征集，家政企业将服务项目、服务价格统一上墙公示，精心打造明码标价可供居民选择的家政超市。“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开发‘我要家政’小程序，让人们可以通过小程序及时找到满意的家政服务。下一步，我们还将推行亮码（牌）上岗，由企业组织家政服务人员在信用信息平台登记基本信息，实现‘家政人员上岗上门亮码（牌）、客户扫码评价’全流程闭环管理。”葛局长进一步介绍道。

给定资料材料1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一个大跨度整体联线型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是指我国自春秋时期开凿邗沟以来，先后在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及其延伸段浙东运河的总称，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 中国大运河北至北京、南抵杭州、东达宁波、西到洛阳，流经6个? ?个直辖市共35座城市，主线总长3200千米，流经市域面积31万多平方千米。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相交汇，串联起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连接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这样评价大运河的价值：“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运河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而货的运输与人的流动，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的崛起。如唐代繁华的都城长安，是运河西部的终极，南北均归于此；运河重镇济宁，是全国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江北扬州，城池之大、货物之多、生活之繁华、交通之发达，当时堪称天下第一；名城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航运繁忙；大运河的起运点杭州，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郡县之一。材料2 随着申遗的成功，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作出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 2019年4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调研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浙江担当，精心保护大运河遗产，有效传承大运河文化，合理利用大运河资源，把大运河浙江段建设成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的水乡文化精典呈现区、运河文化精品展示带和水生态文化精彩示范段，努力在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走在前列。材料3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商业运输、贸易繁荣的河段。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城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一些专书、地方志仍多用漕河之名。《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材料4 《中国运河文化史》一书中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最本质的功能是沟通，大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是在沟通和交流中形成的包容开放的精神底蕴。 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更是文化线路和中国民族大融合的见证。从隋唐到元明清到近现代，“大一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主流，这多少有赖于大运河的文化融合作用。大运河在实现物资交换和人员交流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弱化了大疆域、多民族的文化冲突。以大运河为轴，就南北向而言，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楚文化、越文化得以兼容并包；就东西向而言，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及三晋文化等得以互相融合。 大运河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区域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通过文学艺术的传播增进了交流。典型的例子就是“国粹”京剧的形成。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嘉庆、道光年间又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逐渐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北京土语，逐渐发展形成这一独特剧种。后来京剧的传播又远远超出了北京一城一地，在大运河沿线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在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地相互改变。康熙时期组织编纂《全唐诗》，沿运河两岸搜集资料，编好后走运河到杭州印刷，印好后再运回北京；沧州人纪晓岚前往福建汀州任主考官，他就把河北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讲给闽人听。正是在这样的南北融合、东西交汇的过程中，大运河沿线乃至更广大范围内的全体中国人磨合出了相通的伦理道德和情感性格等。材料5 浙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大运河浙江段的河道长度、遗产点段数量、遗产区面积等都在“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共有11个河段280多千米河道，13处遗产点和18个遗产要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大运河沿线的杭州运河元宵灯会、宁波妈祖信仰、湖州含山轧蚕花、嘉兴三塔踏白船、绍兴背纤号子，以及湖笔制作、黄酒酿造等传统技艺也得到了持续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 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5市的20多个区县，沿线与运河的建设、交通、商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且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保存完好的运河城镇有22个，运河村落有3处。这些城镇、村落不仅保存了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城乡历史文化聚落，如城墙、城门、历史街区、建筑群落等，而且保护传承了珍贵的运河文化，其中多个已纳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以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延续。 浙江省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大运河浙江段的遗产资源调查和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出台了全国首部运河保护条例《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成立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浙江城市协作体，探索建立沿线城市共建共享大运河文化的体制机制。自2016年起，每年在杭州举办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 在运河环境风貌的保护和整治方面，浙江严格管控大运河沿线各市、县的城镇建设项目，积极开展运河沿线城镇、乡村航道两侧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努力展现运河两岸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结合“五水共治”工程的推进，运河沿线地方政府认真落实保护管理责任采取了截污纳管、工业污染整治、农村农业污染防治、河道综合整治等措施，运河水质全面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2017年，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打响东方文化特色品牌，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同时要发挥运河、西湖“双世遗”综合带动效应，沿河沿湖高端商务带要以金融服务、高端商务、商贸旅游、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产业为特色，建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带。材料6 运河兴，则城市兴。大运河流域居住着中国近八分之一的人口，大运河一直在滋养着两岸城市走向未来，而两岸的城市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着如何与身边的大运河和谐相处。 近年来，扬州对大运河环境的综合整治陆续展开，搬迁棚户、疏浚河道、整修堤岸，大运河逐渐重现当年的清水碧波。由于运输功能转到了城外的新河道，大运河上已无当年舟楫纵横的繁忙景象，但游船点点，碧波涟涟，“运河之城”的水韵气质依然令人流连。扬州市还启动了以运河保护为重点的“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在沿河的邵伯湖等湖泊实施退渔还湖、退养还湖工程，总计还湖面积达到15万亩。 在山东枣庄，大运河船舶污染治理正在大力推进，船舶按照要求加装污油、污水收集设备，运河沿线码头配套建设污油、污水回收处理装置，海事部门加大对来往船只的监督检查，船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此，船户小苑说：“我们这两套收集设备的改造，得到了1万多元政府补贴。政府这么大力度抓环保，再向大运河里乱排乱倒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地处鲁南的台儿庄古城，利用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等水工遗存以及水街水巷历史肌理，重建北方水城，走文化旅游业发展之路。如今，“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的昔日繁华已在这座曾经的大运河水旱大码头上重现端倪。古城周围民宿已发展到1.5万个床位，2018年迎来游客600万人次。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高高矗立的燃灯佛舍利塔，曾见证北京通州当年舟楫往来的繁盛景象，如今与毗邻的3座庙宇一起正被打造为运河文化景区；同时，京杭大运河通州至天津段也将很快再次通航，北运河水上观光旅游有望成为一道崭新的风景。 自古就有“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冲”美誉的江苏省淮安市，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国漕运博物馆、清江浦记忆馆、皇家敕建名人馆等运河文化博物馆群建设。通过制作清口水利枢纽、洪泽湖大堤3D动漫，实施惠济祠沙盘复原等系列解读工程，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了解运河历史、感受运河文化搭建平台。此外，该市还积极挖掘整理大运河史料，组织编写了《里运河名胜》《淮安运河故事》《运河文化研究论文集》等系列丛书。 在浙江杭州，大运河拱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已成为中外游客的必游之地，产城融合的沿大运河景观带年接待规模达1200万人次，大运河已成为继西湖、西溪之后杭州又一张闪亮的旅游金名片。城南的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江河汇流区应运而生，一座近百万平方米的江河汇综合体正在崛起，大运河和钱塘江正“手挽手”助力杭州“拥江发展”。 出于对大运河文化的热爱，杭州诗人小舒于2012年9月发起了首届大运河国际诗歌节，倡导通过诗歌去保护、宣传和传承大运河文化。诗歌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汇成了一股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民间力量。小舒说：“大运河一定是一条审美的河，举办诗歌节，就是希望为她提供更多的文化符号，让她真正成为诗的河流。”材料7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被列为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这样的评价：“阿姆斯特丹运河带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规划一座新‘港口城市’的产物，体现了历史与城市的完美结合。” 早在16、17世纪，荷兰就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系统化空间规划体系——各级市政当局都要对所辖区域进行空间规划，规划一般由相应层级的政府部门制定，交付议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阿姆斯特丹运河的建造和管理，也得益于该市政府的统筹规划，体现了当局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的智慧。 如今，阿姆斯特丹政府在遗产保护方面始终坚持守旧原则，努力将运河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也不轻易对城市布局进行调整。政府一方面颁布相关法令对运河遗产进行保护、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对运河沿岸的名人名园进行修缮以吸引游客，比如修复了运河上的古老木屋、安妮之家等。为了宣传推广运河带，政府创办了许多大型活动来吸引国内外游客，比如每年8月举行的王子运河水上音乐会是荷兰最大的音乐节，而阿姆斯特丹水上灯光节则是著名的欧洲五大灯光节之一。 面对过度旅游问题，阿姆斯特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限制新酒店的建造，将邮轮停泊港口移出城市中心，大力推广阿姆斯特丹东片及周边城市的旅游路线以分散客流量，等等。为减少环境污染，政府还加宽了人行道路，划定了新的自行车专用道，不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 荷兰不但强调修建固堤、海堤、水坝等防洪排涝系统，而且十分注重水利管理，在全国建立了水量调度和水情预报中心，形成覆盖全国、相当完善的水利工程管理系统，以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实现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水利工程功能。 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于200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英国境内唯一跨越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遗产。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完成，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作为货运通道的历史使命渐已结束，如今，这一遗产已成为英国境内重要的水上旅游通道，并在运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保护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当完善，从一座桥到一片绿地，从一条小道到一片生态聚集区，各类保护都有法可依。如果涉及到各类遗产，则必须遵循相应的遗产管理法令。作为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的河道本体与桥梁（部分路桥除外）的所有者，英国水道局起保护管理的主导作用，它负责运河的修缮、桥及闸的维护、水质的监测，与公共、私人以及志愿者组织共同工作，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为民众谋福利。英国水道局每年从复活节到10月份都会在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兰格伦停泊处巡视，而对一些关键工程则每天巡视。一般情况下，日常的维护由地方工作人员负责实施，但当水工设施出现重大问题时，则需要国家层面的维修计划和投入。 运河沿线地方政府拥有运河上的一些历史桥梁以及遗产边界内的部分基础设施和缓冲区内的部分土地，负责建设和管理世界遗产点及缓冲区内的公共停车场和公厕等基础设施，管理登录建筑和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利用规划，同时有权对英国水道局以及其他土地所有者影响遗产安全的行为进行监管。相关保护机构则负责遗产区域内各类遗产点相应的保护管理工作，例如威尔士历史古迹委员会负责缓冲区内两个国家级遗产点的管理，负责维护恰克铁路高架桥等。 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指导小组作为运河遗产协作管理的主体，定期开会来协同完成管理规划的实施，他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遗产点及缓冲区，平衡遗产的保护、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利益需求。此外，指导小组通过非政府组织“庞蒂斯沃特之友”来加强与运河沿线各地社区的联络，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内涉及的5000多个家庭经常会收到咨询邮件，并通过有效的意见反馈途径及程序切实参与到运河遗产相关事务的决策及管理中来。譬如在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申遗过程中，申遗文本以及管理规划进行了长达12周的公示，以征求当地居民、企业、组织、游客等对这一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意见。材料8 大运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古往今来，运河始终承载着互联互通、拉近时空、共享资源的美好期待，人员、商品、文化、信息的流动拆除了地域的藩篱，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尽管运河的经济功能不如往日突出，但是大运河长期积累的文化价值仍然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大运河文化中蕴含的包容情怀和互联互通精神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 2017年12月，以“中国大运河文化带构建”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非、欧洲等地交流往来的海上大通道，而中国大运河则是将这两条通道连接在一起的黄金水道。大运河与两条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联结，不仅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南北通达，更在于二者皆具备的，以互联互通、合作共享为内核的“商路精神”。正是这种“商路精神”，增进了各国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情感上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协作共享、国际合作共赢和文化多元包容、文明共同发展。 “从世界贸易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这里面都是相通的。世界贸易共同体首先是商贸的交流，而商贸的交流必然引发人员的交往，人员的交往则带动文化的交汇，文化的交汇进一步促进感情的交流，感情的交流达成了命运的交融，最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家进一步解释道，“浙江的宁波、舟山都是非常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点，通过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连结，把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大运河文化带串联起来，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为深厚的经济与人文基础。”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持续下跌两个半月，而国内油价仍居高不下。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杨海军抱怨说：“这两年国内油价上调了8次，每次都说是‘国际油价上涨’。这回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次回跌，国内怎么不下调啊?政府价格部门到底是为百姓服务，还是为油商服务?” 像杨师傅这样质疑部门利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人为数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处置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经济建设，与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要践行“服务行政”的理念，政府自身就不能成为利益的主体。 2．教育乱收费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问题了。国家发改委每年都要照例公布几个乱收费的学校，被曝光的学校连连喊“冤枉”，舆论呢，则代表民意表达义愤，然后一切都不了了之，第二年再重复这一过程。就好象一出在舞台上演的戏。 不过，今年这出戏似乎更“精彩”些，几个被曝光的学校除了喊冤外，有一半对乱收费不认账。有的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有的则称“赞助费是学生自己愿意交的”；有的地方教育局竟然还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国家发改委是“误判”；而南京审计学院干脆表示发改委是“胡扯”。许多人在问，这些不认账的学校底气何来?其实我觉得这很好理解。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而是站在学校的立场，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乱收费要么是按照行业心照不宜的潜规则行事，要么就是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来收费，总之，都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所以，你批评我乱收费，我自然不服。 由此看来，说这些学校乱收费确实有些“冤枉”了他们。收费者和执法者依托的都是各自部门的法规。具体而言，学校收费依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发改委查处乱收费依托的是发改委的法规。所以，从你的法规看，我是乱收费；而从我的法规看，我是合理收费，你的查处则毫无道理。这就是学校在乱收费后还显得“理直气壮”的原因。在这里，部门利益成了学校乱收费的最好借口和最大挡箭牌。 对部门利益，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杨鹏先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政府，实际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杨鹏的“土豆论”换成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几乎没有不收费的部门。据他估算，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收入每年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收费收入最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可以讲，这些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要收费就得有法规，设置行政许可，这样才显得“师出有名”。所以，部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立法来取得的。每个政府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自己收费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为了多给本部门确立一块权力地盘，不少部门争相起草同一或类似内容的法律，从而造成一件事两个法，两个部门分管的法律“打架”现象；也有部门将原来公益性的行为或服务变为有偿服务。某省去年实施的气象条例就将诸如客运站、宾馆、公交车等在滚动屏中向人们提示天气信息，为出行方便提供公益服务的行为，一律视为违法加以明令禁止。你要发布也行，须向气象部门报批，并花钱购买，否则施以重罚。而本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也被转化为方便行政管理、增加行政收费的手段。虽然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和中央部委清理出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由于这种清理靠的是政府部门的自觉，所以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便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现象，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有利的、能够收费的项目，无利可图或者收不到多少费的项目才被清理掉。 种种迹象显示，部门利益已经构成了当前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所以，政府转型要成功，须有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 3．让百姓放心喝水吃肉，生活在蓝天白云下，营造出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生活环境，是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目标进一步由“管制”向“为民”转变。 4．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增长迟缓；分配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他说，备受关注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的差距，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有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基本没有增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近几年，党和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惠及1.77亿农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今年春季开学时，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50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已被免除，许多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普遍提高。 迟福林说，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断或倒退。 5．(山西晚报2007年1月31日讯)政协委员董玉明称，人民生活水平近几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比重过大，权力寻租现象引发的腐败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政府部门仍然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建议，通过法制建设，促进政府职能由全能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监督型政府进行转变。 6．近日，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在政府机关办事找人难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宁夏银川市在部分政府机关单位率先启动了“公务员办公定位系统”，在每个办公室门上安装“工作人员去向牌”，并同时公布手机号码和监督电话号码。这一举措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受到群众的欢迎。 7．过去企业一提到“跑审批”就头疼不已。手续繁杂、时日漫长、互相推诿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们却可以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行政服务。 在这里，你把申请递到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后，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如果既不批准又不批驳，又无法定事由准许延长时限，那么电脑系统会自动生成并印发一份许可决定，寄送到你手上。尔后，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补齐相关手续。 这种名为“超时默许”的新型审批方式，变人工督办为电脑操控，对“官衙”作风进行强制性矫正，原来15天至93天的办理时限缩短为5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政府的诚信、优质、高效服务。 中央党校政法部博士井敏说，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认为，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很多公务员“官架子”很大，办事不公平、不透明、效率低下。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新形势要求政府转变行为方式。 事实上，自1992年明确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后，我国对政府如何适应新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主要表现是政府职能范围．缩小，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很多事务交给了市场和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已难以解决，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 8．北京市海淀区将26家区属医院纳入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辖，与区卫生局脱钩。舆论认为，此举不仅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得到整合，而且使卫生局不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以专管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工作，确保监管的公正性。

二、给定资料 1．2015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互联网+”是创新2.0环境下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伴随知识社会的来临，驱动当今社会变革的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网络，还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了、泛在了、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了，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 2．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说，“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简单地说就是“互联网+××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虽然实际的效果绝不是简单相加。 这样的“互联网+”的例子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比如，互联网+传统集市有了淘宝，互联网+传统百货卖场有了京东，互联网+传统银行有了支付宝，互联网+传统的红娘有了世纪佳缘，互联网+传统交通有了快的、滴滴，而互联网+传统新闻有了柴静《穹顶之下》病毒式的传播。 “互联网+”不是对传统商业的替代，也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其强调的是融合和共赢，意义在于帮助传统产业提高效率，优化服务体验，让全社会的信息流动更快，信息更透明，社会资源的匹配和经营效率大幅提升。 在通信领域，互联网+通信有了即时通信，现在几乎人人都在用即时通信App进行语音、文字甚至视频交流。然而传统运营商在面对微信这类即时通信App的简直如临大敌，因为语音和短信收入大幅下滑，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来自数据流量业务的收入已经大大超过语音收入的下滑，可以看出，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彻底颠覆通信行业，反而是促进了运营商进行相关业务的变革升级。 在交通领域，过去没有移动互联网，车辆运输、运营市场不敢完全放开，有了移动互联网以后，过去的交通监管方法受到很大的挑战。从国外的Uber、Lyft到国内的滴滴、快的，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批打车拼车专车软件，虽然它们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仍存在不同的争议，但它们通过把移动互联网和传统的交通出行相结合，改善了人们出行的方式，增加了车辆的使用率，推动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排放，对环境保护也做出了贡献。 在金融领域，余额宝横空出世的时候，银行觉得不可控，也有人怀疑二维码支付存在安全隐患，但随着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越来越透彻，银联对二维码支付也出台标准，互联网金融得到了较为有序的发展，也得到了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和鼓励。 在零售、电子商务等领域，过去几年都可以看到和互联网的结合，正如马化腾所言，“它是对传统行业和升级换代，不是颠覆掉传统行业”。在其中，又可以看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对原有的传统行业起到了很大的升级换代的作用”。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正在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生态，而且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马化腾表示，工业互联网正在从消费品工业向装备制造和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领域渗透，全面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互联网也在从电子商务等网络销售环节向生产领域渗透，为农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3．近日，中华医学杂志创刊100周年暨高科技医学发展与互联网医疗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在论坛最后环节，Mayo Clinic(惠每)的罗如澍和挂号网CEO廖杰远就“中美医疗”进行了对话，勾勒出中国互联网医疗的演进路径：第一阶段是线上轻服务；第二阶段是就医流程优化；第三阶段是团队医疗协作。 罗如澍：美国的医疗互联网可能大家都知道，美国医疗占GDP将近18%，所以它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这种成本。第一，是常见病的远程医疗。可能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这种所谓家庭医生制度，当我有病了，我感冒发烧，或者皮疹，必须请假开个车到诊所里面，诊所里面有医生，有前台，有护士，有各种工作人员帮助我来检查。其实大家知道感冒也没有什么可治的，无非就是多喝点水，休息一下，然后我就回家了。但是这个一般要150美金左右。 现在这种远程医疗出来之后，可以把中间的步骤全省掉，有很多公司开始做这种：假如我发现自己感冒或者发烧，我拿个手机或者ipad一点，很快有一个医生来接诊，可能就十几分钟，整个过程比我请假去看病要快得多，可能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这样成本也大大下降，现在远程看家庭医生只要40美金，这对于保险是很乐意干的事情。医生也很乐意，因为他没有其他成本的消耗，也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以前150美金只能拿20美金，现在比以前反而拿得多。当然最受益的是患者。据说这个市场在美国一年是8千亿，这种常见病市场已经开始变成远程医疗。 第二，大家都看到手环，各种数据的采集，健康数据开始出现，连苹果也开始进来了。大家注意看苹果现在的i-health数据库就是Mayo的数据库。 第三，是流程的管理，信息不对称开始有所突破。患者、医院和保险公司三家，像我们Mayo刚开始做的，医生只要把信息输进去，手机上就能查到，不但能查到病例、检测报告，还能看到体检指征。同时可以把患者教育直接推送到手机上来，对自己健康管理有极大帮助。 第四，是大数据的结合，这种数据结合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挖掘，不管对保险公司还是药企，苹果要做的iReacher也是大数据这个方向。 廖杰远：互联网医疗出发原点跟刚才Mayo的精神理念一样，都是以患者为中心，简单的互联网可以看这样一个脉络：第一个阶段是基于线上，给患者提供一些健康教育的病症相关的知识内容。接下来就是在线的医生问诊。 第二个阶段基本上实现预约挂号的基本功能。挂号成为O2O中间很有意思的“2”(挂号)，因为它是预约医生线下时间，预约线下医疗机构专业服务，从这个里面逐步在做第二个阶段，就是把医院的窗口逐步外移，在医院窗口从预约挂号到里面分诊、导诊，到检查检验报告查询，一站式支付结算，这个就是让老百姓在医院老排队，老等候。为什么会把它叫移动医疗?因为我们在看病路途里面带的都是手机，这些服务都通过移动终端来完成。在这个领域上面，不管医院也好，还是医疗互联网从业者也好，做了很多的探索。 第三阶段，互联网促进医生之间的协作，还有医生对患者进行自助式的管理。这个里面尤其医生对诊后患者的管理，像诊后随访，在线复诊，包括在美国分析认为，未来复诊有2/3通过在线来完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会带来多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有了面诊基础之后，医患之间有了很好的信任和数据支撑，在线做一个复诊10分钟、15分钟可能省去你半天、一天在医院里面折腾。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协作。我们中国老百姓都说看病难，看病难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疗资源应用不均衡，而不是说医疗资源特别不足。基层医生有大量的时间，但是老百姓首诊不会去选他。大医院专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而大家都奔大医院，大医院专家就永远看不完病。在这个上面，互联网医疗在探索如何通过互联网重新组织医生之间的协同和医生之间的时间，比如说让大医院专家专注于对症的转诊病人。而基层医生得到这些经验和工具帮助之后，能够成为最主要的首诊力量，这个对整个医疗行业起到实质的促进作用。 随着以上三个阶段的服务形成规模化，逐步带动整个互联网医疗产业链的升级。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包括一些智能外设、连续数据的采集，通过相应的方式，信息通道能够共享，医生可将其作为参考。药品方面，过去药品是B2C，未来一定是C2B，消费者提出需求，直接到供应最末端，其实不需要中间那么多环节。还有健康险，商业健康险未来几年会有大的发展。同样，互联网医疗越来越精准汇集用户需求，商业健康险也会带来发展。这个是看中国互联网医疗演进的路径。 4．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引擎。由“互联网+”带来的产业创新和升级，将对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延伸将给教育带来的直接改变。 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教育，但远不如其对产业的改变那样迅速和显著。尽管教育资源的存储和获取方式、教育工作方式和教师学生之间的交往方式都会因互联网而不同，但是主流教育教学仍然是延续传统方式。正如互联网催生的某些新业态出现之初，传统产业尚未觉醒，当今大规模网络公开课和在线教育迅猛发展，并没有引起传统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足够的警觉。在互联网思维和方法向传统产业发起冲锋，并将获得政策助力的情况下，校长和教师们有理由认真思考，自己面前的这块“奶酪”明天是不是还在那里。 互联网对主流教育的改变，既是现实的，也是长远的。从上世纪后半期开始，教育信息的传播方式一直紧紧跟随信息传输技术发展的步伐。从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到网络教育，信息技术以其低成本、广覆盖的优势成为终身学习社会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在突破师资水平限制、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解决农村教学点一些课程资源不足问题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教育来讲，互联网与广播电视的不同，在于它的云存储、云计算功能，在于它的交互性。互联网打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使有组织、有目的的学习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活动。移动学习终端的出现和发展，让学习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线教育正在掀起一场学习方式变革：学习方式上的翻转课堂、维基解答、游戏教学，学习管理上的过程监控、学习信息存储、效果评价等。这些基于互联网思维开发出的学习方式，在效率上是传统课堂望尘莫及的。如果冲破了学历制度、用人制度的樊篱，学习的这种革命将瓦解传统学校的大部分优势，学校功能和教师角色的转变将成为必然。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所开放的学校，进入这所学校只需简单的技术和低廉的经济门槛，并不需要任何考试和资质的选拔。依托互联网提供的教育，同样具有上述特征：学习的选择权完全在于学习者，而不是教育的提供者；学习内容由学习者基于自身兴趣和需要定制，学习者可自己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入学实行低门槛或无门槛的“宽进”，对于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实行过程监控，毕业通过颁发学习证书实行“严出”，毕业文凭的“含金量”则依靠市场评价。这种围绕学习者需要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提供的教育，将重构学校、政府、市场的关系，颠覆学校、教师与学生围绕教育教学的权力结构。 20年来，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思维方式，并且它的影响还在不断深化。当我们把互联网与服务型制造联系起来，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与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联系起来，可以预测，20年后这个世界将完全不同。多元化、个性化、交互化将成为经济社会领域的常态，也将成为学习型社会的显著特征。不管“学习的革命”在传统学校发生的程度如何，这些特征都将涵盖所有类别的教育形式，并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应当具有的思维方式。 5．2015年4月30日，天津市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互联网+”达成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这意味着，2015年全国两会上被总理提及而引发全社会热议的“互联网+”，即将在天津落地生根。 2015年，天津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为天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为了抓住国家战略机遇，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天津市政府与腾讯在营造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打造互联网产业集群、推进“互联网+”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天津市政府将与腾讯合作，选择条件具备的区域建设腾讯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并采用“1+N”的模式，逐步将基地布局辐射全市各区，为互联网创业者提供拎包入住线上线下一体化创业生态，提供培训、技术支撑、产品评估等一体化服务。 同时，天津市政府支持腾讯推进实施“互联网+制造”“互联网+城市交通”“互联网+研发”“互联网+教育”等专项工程。 对天津市民而言，“互联网+”将给他们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天津市政府与腾讯将合作推进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整合进入微信“城市服务”入口，包括交通出行、医疗、社保、交警、户政、出入境、旅游等多种政府事务类型公众账号，共同搭建微信智慧天津平台，为广大民众提供更丰富的便民公共服务。 今后天津市民可以足不出户，点点手机屏幕，就能实现问政通道、看病预约挂号、社保查询等，办事不必再担心跑断腿、说破嘴。 天津市政府表示，积极支持包括腾讯数据中心、腾讯大燕网、腾讯视频基地、腾讯云计算研发基地、腾讯众创平台创业基地、微信支付、互联网金融等项目发展，将重点支持腾讯及其关联公司在津的项目落地与实施，深入推动腾讯互联网与天津市传统产业的合作。 腾讯也把天津市列为重点发展区域，结合天津市相关产业优势、产业发展需求以及腾讯发展战略布局，制定在津长期整体合作计划。根据此协议第二部分合作内容所述各项，腾讯总投入20亿元人民币，进行微信“城市服务”入口的建设，腾讯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的搭建，腾讯数据中心的升级扩容，腾讯大燕网、视频基地和云计算研发基地的落地等。 6．最近全国上下，都在热烈讨论“互联网+”，但对传统领域的企业家而言，要向互联网转型，也有不少难以逾越的“心结”。 在一个生产西梅干果的公司，老板“吐槽”：作为生产者，他是总经销商，前两年他就开始“触网”，但互联网的玩法让他受不了，这是因为，网上有各种促销活动，而且信息流动非常快，几近透明，只要某个分销商某一产品一降价，全部的经销商都立刻知道，会在第一时间质询他，要求降价，作为总经销商，他难以解释，不得不承受一轮又一轮的降价压力，而传统的线下销售，各地价钱虽然也不同，但因为信息不透明或者传递速度慢，各卖各的，也相安无事。这位老板对此一筹莫展，他的结论是，线下的生意好做，线上难做甚至没法做!最后索性又回归“传统”，只做线下的生意。 有一位企业家在一个生产围巾的小镇遇到类似的现象，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该镇建设了一个专业批发市场，但上百家围巾企业中，几乎没有“触网”的，这里的企业家解释说，围巾要上网的话，款式、花样、尺寸大小都立刻会被竞争者知道，从而快速模仿，因此对上网他们都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企业家的吐槽引起激烈的争论。在信息快速流动的今天，因为害怕信息透明而拒绝网络。这就像驼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以为别人看不见它，无异于自欺欺人；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利益攸关的，大道理他们听了很多，但心结还是难解，最终望“网”却步。 这些都是当下向“互联网+”转型的典型障碍。道理不是不懂，但面对新生的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既定的心理倾向、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的惯性力量很大，要真正拥抱“互联网+”，唯一的方法，是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例如，把信息的快速流动真正当做一种新的常态。 这就牵涉到价值观、涉及文化。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有一种文化形态与其相对应，经济加上文化，才是“文明”。拉长时间的维度，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的需求和发展会决定大众的文化观念，但文化一经形成，又会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特别在变革时期，旧的文化观念、思维定式往往会成为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目前，我们就处于这个变革阶段，整个商业领域、社会层面，都需要新的文化和观念。如果“互联网+”将引导我们全面进入“信息经济”，与之配套的文化形态，不妨称为“信息文化”。 信息文化，是因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随之形成的大众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文化的重要性肯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形态相比，信息文化至少有3个新的特征：虚拟化、数据化、全球化。 7．互联网建立在发达的信息产业基础之上，其对经济的飞速推动离不开坚实的法制基础。只有依据法律制度确立互联网总体监管架构，才可以向公众及产业提供一种关于互联网的确定性和信任。没有对监管制度的信任，就无法指望发挥互联网对整个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 互联网绕不开传统法律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也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民法等法律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但是，互联网也需要对其特殊问题进行规制的法律，如电子签名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电信法等法律的出台或完善。 一方面，在监管层面须保障个人权利，使得互联网所发现的需求和供给能有效进行；另一方面，对法律制度而言，太阳底下无新事，互联网产业及发展只不过是技术飞速发展的一种形态而已，带来的不是威胁性的挑战，而是促使法律制度反躬自身，去发掘自己本来的制度潜力，以解决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归根到底，互联网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是我国三十多年坚定推进改革的结果。它依托于我国实体工业及服务业具有的活力，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实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一枝花的绽放，它的确指出了难题的解决方向。找到难题的解决办法，需要产业界人士踏踏实实的努力，需要学界、实务界和政府对法律制度进行认真细致的建设。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大学生助学贷款逾期现象严重、毕业生应聘简历注水、频频违约等，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大学生遭遇“诚信危机”。 很多学生谈到：面对就业压力，有些同学会“修正”自己的履历，一个学院出现了十几个学生会主席、一个班级出现了几个班长。为了给用人单位留下好印象，一些毕业生心存侥幸，将自己在校的成绩私自涂改，60分改成80分，70分改成90分，有的学生多头签约又随意毁约，给学校、单位和个人都造成了麻烦。 一些学生谈到，一些家庭不很困难的同学也想搭贷款的便车，更有人贷款回来就请同学吃饭。有同学没有征求家长的同意，伪造家长写贷款承诺书。虽然学生中恶意逃贷的情况极少，可还是有人毕业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逾期不还、不及时还。 不久前，上海复旦、交大、同济等近50所高校为申请过助学贷款的近2万名大学生首次建立“大学生个人信用档案”，这实际表明了社会对糟糕的大学生信用状况的一种态度。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同时要依靠社会信用评价机制的不断完善。 2．当前我国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由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等单位最近进行的一次近万家“中国企业信用档案”专项调查表明，认为现在是一个诚信社会的人不到二成，调查者中95.5%的社会公众认为当前有必要开展诚信教育和诚信建设。 据商务部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 800亿元人民币，产品质量低劣和假冒产品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 000亿元人民币；缺失诚信同样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几十家跨国公司产品被冒仿率均在50%左右，而各公司用于打击假冒产品的费用每年为 50至200万美元，假冒产品造成的损失在2 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近年来，中国由于缺失诚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共达6 000亿元人民币在失信的“漏斗”中悄然流逝。 3．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由原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精心炮制、中外闻名的“中国长寿第一岛”，竟是有意编造的谎言! 鄂州市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对外宣称，由于岛上生态环境良好，居民多长寿，80岁以上老人达43位，百岁老人10位，百岁老人在全岛居民比例位居全国之首，是“中国第一长寿岛”，并以此作为梁子岛生态旅游区一大品牌资源进行宣传、开发。 但事实上，岛上的“百岁老人”都是镇上几任领导吹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发展岛上旅游。现在，这几任领导都升官了，岛上居民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究其原因，这是地方官员政绩观起作用的结果，暴露的是现行干部考核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在现行的干部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要想干出政绩，经济是主要衡量指标。然而，基层干部受思想、素质、水平等条件制约，在经济决策时缺乏全局和长远观念，往往迎合上级部门的考核需要，采取的是短期行为，追求的是短期效益，甚至不惜造假，这是当前政府诚信缺失、造假之风屡禁不止的一大主因。这种造假，表面看是“善意”的，短期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为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实惠；但从长远来看，它损害的是政府形象和地方投资建设环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轻视，得不偿失。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儿童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机会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发挥儿童潜能，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近年来，国家加快完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体系，强化政府责任，不断提高儿童工作的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使我国儿章生存、保护、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儿童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儿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10年，“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孤儿、贫闲家庭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救助。 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儿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制定和实施新一轮儿童发展纲要，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家庭虐待是威胁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雷先生在龙岗一家工厂打工，月收入约3000元，妻子黄女士没有工作，在一间面积约10平方米的单间里照顾孩子，孩子小乐在2012年4月从老家来到深圳父母身边。一家三口租住的单间没有窗户，月租金200多元。雷家房东、邻居反映，小孩多次被母亲打哭，并曾为此事向有关部门投诉。男童小乐曾在凌晨两点穿一件单衣被家人赶出家门，称其头被打，“站在走廊里，一直在哭”，夫妻也有吵架。 2012年11月29日中午，3岁儿子小乐吃饭时不听话，黄女士打屁股进行教育，致使小乐摔倒撞伤头部，经法医鉴定，伤情严重到需进行开颅手术。经向法医了解，此种情况一般会被鉴定为重伤，雷先生及黄女士已涉嫌刑事犯罪。 小乐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是你打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小乐的爸爸说：“我自己的孩子，应该好好教育，打是为他好，不施加一点暴力是教不好的。” 虐童事件余波未了，又一起令人难以忍受的残害事件接踵而至：因为怀疑非己亲生，广东男子林某3次用开水淋烫7岁女儿小蓉，致小蓉全身皮开肉绽，奄奄一息。而此前，还有4岁男童疑遭继母虐打致右侧颅骨缺失大半、8岁男童不堪忍受父亲打骂离家出走等事件，甚至连幼儿园也有虐童新闻频频曝出，如温岭幼师拎男童耳朵事件等。 魔手为何屡屡伸向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除了施虐者自身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之外，社会有没有失责之处? 实际上，虐待儿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2011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律师D就曾指出：全国各地之所以频繁出现父母虐待子女事件，与众多的虐儿案件没能走到司法程序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现实中，虐待儿童者——特别是父母，往往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一些国家，任何人，包括政府机构，在发现儿童虐待案例时，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儿童虐待防治机构，由他们指派儿童保护专家到场协调处理。父母若被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防治机构就会出面“接管”孩子，并申请有关部门对其父母进行制裁。小乐事件发生时，妇联曾参与解决，但因其强制力不够而演变成现在更为悲惨的事件。而一起起虐童事件的发生也呼唤着我国应尽快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3．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具男孩尸体，年龄均在10岁左右。接到相关情况报告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和毕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毕节市立即成立了工作组展开调查。 经初步调查和勘验，5名男孩已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据介绍，在发现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 经过有关部门走访排查，5名死亡男孩身份得到确认，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 死者A的父亲称，5个孩子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期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直到接到派出所通知才知道孩子出事。 据死者B和C的父亲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劝说，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派出所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 4．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事发当夜，当地最低气温为7℃左右。在这个并不算非常寒冷的天气里，却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属人祸而非天灾。有目击者称，孩子们曾在旁边拆迁工地滞留，住在用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简单围起来的窝棚里。 2011年年末，曾有过一份给流浪儿的温暖“红包”——民政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通知，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基本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那么，毕节这5个“街面上”的流浪儿，怎么就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救助视线?5个孩子“抱团”流浪在外，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来去无踪，有目击者注意到，孩子们在事发垃圾箱旁边“居留”好几天，而且街道办事处就在附近，难道没有一位工作人员留意到这几个孩子吗?政府部门和社会救助机构如此迟钝，没有理由可以辩解。儿童是特殊群体，国家和社会有责任对儿童给予特别保护。一方面，官方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机构首先难脱其责，另一方面，有不少人注意到这几个孩子，但没有人有所行动，将他们送去救助站或者联系救助站。这是人心的冷漠，也是人们对社会救助机构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这起悲剧暴露出不少问题，值得引起反思与追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检举控告。但从实际情况看，“共同责任”俨然变成了“共同缺失”，进而埋下了隐患。这中间，无论是父母未尽监护之责，或者是相关部门未履行职能，都表明全面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这部应时而生的部门规章已经走过近十个年头。这部法规一举改变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公民的权利遭受随意侵犯的状况，赢得了公众广泛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流浪人员不愿去救助站、救助站主动实施救助力度不够大，以及法规若干条款本身存在缺漏等问题。 社会的正常有序运作，还离不开民间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救助方面，民间组织的参与可弥补政府反应缓慢、程序复杂等诸多不足。每年冬天，许多城市都有爱心组织和人士为流浪人员送棉被、冬衣等生活必需品。这类公益活动应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支持。如有民间组织关心这群流浪少年，劝说他们回家或给予照顾，悲剧也可能不会发生。 这些男童本不必躲进垃圾箱内取暖，但因为家庭、社会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出手，为他们生起温暖之火，这才掐灭了他们生的希望。这一起偶然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是由许多不该发生的情节组成。只有全面查究个中细节，才可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5．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一些幸运的孩子随父母拥人城市，但更多的孩子留在了农村，他们由自己的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料，人们习惯称他们是“留守儿童”。“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2012年春节过后，嵩县田湖镇和店村10岁的小龙还未迎来和煦的春风，就伴着寒风离开了这个世界。 2月12日，小龙和3个小伙伴玩耍时，被邻村一名青年打死。家人寻找一天两夜后，最终在水渠里打捞出了小龙的尸体。 据小龙的爷爷介绍，由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他儿子和儿媳常年在深圳打工，孙子小龙由他和老伴儿带着生活。事发当日21时许，外出玩耍的小龙还没有回家，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有发现小龙的踪影。第二天一大早，听说小龙曾跟本村的小朋友一起玩，他马上找到那个小朋友询问小龙的下落。却被告知：小龙被一个青年人殴打后拉走了。一听到这个消息，爷爷慌了，连忙找同村的人一起寻找小龙。中午时分，村民发现村外的水渠岸边有血迹，便怀疑小龙被扔进了水渠里。直到2月14日9时许，小龙的尸体才被人们从水渠中打捞上岸。 2013年7月25日，四川凉山的罗女士年仅4岁的女儿彤彤，被66岁的邻居宗某猥亵，致其处女膜破裂，并感染出现败血症，一度生命垂危，辗转冕宁、西昌、成都三地求医。 凉山州冕宁县新兴乡耳子厂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罗女士的丈夫正在服刑，她则在冕宁县城打零工，4岁的女儿彤彤平时在家中由爷爷奶奶照顾。 罗女士说，7月25日上午，彤彤的爷爷奶奶出门了，66岁的邻居宗某来看电视。在此期间，宗某将彤彤抱在怀里，将他的手指捕入了彤彤的下体…… 被宗某猥亵后，彤彤开始发高烧，随后被送到冕宁县医院。3天后，病情并未减轻，随后被送往西昌。4天后，一度生命垂危的彤彤被送到了华西妇女儿童医院。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一系列的病情，腹膜炎、盆腔积液等多器官功能衰竭，后又发展到败血症，孩子最高烧到40.3℃。陪着彤彤入院的姑姑，都觉得孩子可能挺不过去了。 性侵害案件中的成年犯罪者，一般都是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成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不少案件中存在多次、长期侵害。 当地县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认为，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监管，是其容易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留守的老人照顾不周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外出很容易受到欺骗。”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目前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安全保障都成问题，包括性侵犯、溺水死亡等，在安全管理上面临很大的障碍。因此，佟丽华认为，目前在农村的社会服务方式应该有所创新。 四川卫视曾播出一期题为“八岁男孩变‘僵尸’”的节目，说的是重庆市开县白桥乡8岁男孩小舒在父母南下深圳工作后，就与爷爷奶奶住在深山。一次他在学校晕倒后，夜晚便开始出现“僵尸附体”，手足僵硬，龇牙咧嘴，自称“我要喝血”、“我是被你们舒家杀害的左宗棠，我要报复你们”，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小时。父亲回乡带儿子四处寻医，经心理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歇斯底里症，也就是癔症。 “留守儿童”是个特殊群体，因为父母出外打工后缺乏关爱，农村大量“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发育乃至精神健康上的问题。癔症发作就是突出的表现，患者下意识的表演为的是争取别人关注自己。家长平时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交流和关心，遇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一定要沉着应对，最终解决办法还是打开他们的心结。 据统计，到2011年，作为农村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约250万，占全省中小学生总数近35%。 安徽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10年开始，安徽省将建设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室纳入政府民生工程，财政设立6000万专项经费，用3年时间依托农村中小学校，建设2万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为每个留守儿童之家配置3000元的电视机、电话、电脑或图书等有关设施设备，3年内覆盖所有农村中小学校，努力做到留守儿童校内有监管，课余有去处。 为了给这些留守儿童搭建起“亲情桥”，2011年安徽省启动“亲情电话工程”，免费为农村留守儿童安装“亲情电话”，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拨打“亲情号码”与远在他乡的父母联系。 “我们按规定向每个留守儿童提供两个全国亲情号码。每个亲情电话按每个留守学生1.2元/月的标准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付，每年收取10个月费用。所有亲情电话无须缴纳基本功能费，通话费全免。对于电话费的报销问题，我们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来支持。这在各个学校都是按留守儿童的数量拨付的。”安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2012年年底，全省共建成1.4万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全省留守儿童都可以在全部已经建成的留守儿童之家拨打免费亲情电话，实现和远在异地的父母异地“团聚”。 6．2013年12月19日，是留守少年孙某的19岁生日。当天，孙某因涉嫌盗窃被荆州市公安县警方向检方提请逮捕。 别人过生日都是高高兴兴地和家人、朋友吃饭或吃生日蛋糕，而孙某却不一样，在他19岁生日当天，因为盗窃，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孙某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爸爸生活，但爸爸长年在外打工，根本没时间照顾年仅7岁的他。孙某说，有时候太饿了，看到一些农户家没人，他会进去偷点吃的，以至于发展到偷一些财物。小学毕业后孙某就辍学在家。2010年10月27日，孙某和曾某因为盗窃被拘留15日。次年3月27日，孙某到毛家港镇某网吧上网时，盗走收银台内的千余元现金。后来，他又在一家手机店盗走2500元现金和2部手机。几次下手轻易成功，他也变得更加疯狂，看到东西就想偷，即使有些东西不值钱。仅2011年4月，他作案就达6起之多。2011年4月16日，孙某被刑事拘留，因未满18岁，公安县人民法院从轻判决，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2012年7月，孙某刑满释放。时隔3个月后，他再次干起了“老本行”。11月19日，孙某窜至毛家港镇小河口村，盗走一农户家刚卖掉棉花的23000元现金。11月27日中午，孙某又盗走马蹄拐村一农户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12月1日，公安县公安局毛家港派出所民警将孙某抓获。 民警得知当天正是他19岁的生日后，当即为他煮了一碗面条和三个荷包蛋，从小就缺少他人关爱的孙某望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面，再也忍不住，开始嚎啕大哭。办案民警感触到，这又是一起因家长疏于管教而导致孩子误人歧途的事例，每当事情发生后，悔恨的不止有孩子，还有家长。民警提醒所有父母，在忙于生计的时候，一定要抽时间关心孩子，教育孩子。 参与违法犯罪的留守少年儿童常常出入游戏厅、网吧、赌博场所等。多有好吃懒做、贪图享乐的恶习，在物质利益驱使下，他们往往为满足钱财欲望盗窃、抢夺他人财物，一旦遇到反抗，就会诉诸暴力。办案民警说，除网吧之外，当前一些摊店销售的凶杀、虚幻、色情等方面书籍也受到小孩子的追捧，留守少年儿童因为缺乏管束，很容易受此误导走上歧途。 据专家介绍，一些留守儿童10至12岁开始出现逃学、好争斗、小偷小摸等行为，随着辍学后走上社会，逐渐沾染上不良社会风气，13岁左右就会实施违法犯罪活动，17岁是他们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总体上看，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实施违法犯罪的留守少年儿童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法纪意识差，多为“法肓”。办案民警说，一些留守儿童认为只有杀人放火属于犯法，把盗窃、抢劫、强奸等行为当做简单的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其后果有多严重。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措施，部分学校探索‘代理家长’制度，鼓励老师与留守少年儿童结对子，完全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变化。在当前不少家长确实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对留守少年儿童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应大力推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说。 7．在美国，强制性规定义务举报人与预防儿童虐待同等重要。大部分州都有自己的举报法，其中规定义务举报人从医生、教师、法律顾问到健康服务人员，甚至一些州将冲洗相片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内。对于义务举报人而言，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或短期监禁。有时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因为他们不报告而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在儿童保护措施最发达的美国，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儿童局。为了尽量保护孩子的成长环境，美国不会轻易剥夺原生家庭父母的监护权，对于有虐童倾向的父母，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父母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这些社区庇护所、评估机构以及心理干预机构都是儿童福利保护的配套机构，连同司法介入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0万儿童不是生活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而是生活在“儿童保护服务处”安排的家庭里。该组织在救助受害儿童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早期发现、早期应对是防止虐童案件的重心。日本政府强调警方拥有确认儿童安全为目的的“人室调查权”以及对监护人面谈、勒令改正等权力，同时还要求负责学生保健的老师应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受虐征兆。 在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都有儿童保护中心，专门收容被父母虐待的儿童。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日本全国共有206个“儿童咨询所”，其中128家同时设有“临时保护所”，基本覆盖日本各地。 新西兰的立法对于儿童的保护严谨而周密。当地电视台曾报道一则案例：一位刚移民到此的父亲，在街上打了自家孩子一耳光，最后这位父亲被法庭判罚6个月的监禁。在新西兰法律还规定：凡是14岁以下的儿童不能独处，必须有其父母和监护人的看护，否则就是违法。 新西兰救助儿童的福利机构大多是由政府组织的，他们一旦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立即在警方的配合下带孩子离开使他受虐的环境，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诉诸法律还是进行家庭教育。 在香港，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 香港还编制了《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其中有这样一些细节——“首要确保有关儿童的实时安全”、“不应要求怀疑受虐的儿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场合重复捕述受虐事件”，而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指引》里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1月31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国家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2月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里面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了出来。 唐仁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他们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 他说，“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不一样了”，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但唐仁健表示，城市总体上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2．自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2010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说实话我挺佩服他们，与我们这些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值得珍视的优点。”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说。 胡小燕代表认为，与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的农民工大军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眼界开阔、知识丰富，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很强；同时，他们也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熟悉和掌握法律武器，敢于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寻求工作时，他们也不再是仅仅考虑工资的高低，而是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重庆市的农民工康厚明说，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工作不稳定和存钱难的问题，这一方面由于工资偏低、工作偏累，难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胜任工资高、技能要求高的岗位。康厚明认为，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帮助他们适应技能要求高、待遇高的岗位。 “很多年轻的农民工虽然还是农村户籍，但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城市的生活十分熟悉，不愿意也不能够返回农村生产、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却没有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不论是教育、社保，还是养老、户籍转换，都存在重重‘门槛’，这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处境‘尴尬’。”胡小燕代表说。 “在宁波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具有一定工作年限和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之后，只要达到规定分值，就能落户了!”全国人大代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制品分厂二车间质量员杨晓霞说，“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有了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有目标才能有动力，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名正言顺地成为城市的主人。” 3．在大量“民二代”涌入城市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犯罪问题尤其突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做了一项专门调查，2008年，该院受理的“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人数为1591人，2009年为1684．人。 据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2009年全年，该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占总数56．2%的犯罪嫌疑人都是"80后”农民工，其犯罪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侵财性犯罪为主，尤其以盗窃、抢劫犯罪最为突出。 而另一名北京市某监狱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目前，“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现象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对比之下，“80后”犯罪多以侵财为主，刑期相对较短，但是，“90后”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呈现多样化，刑期从有期到死缓不等。 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分析，首先，一些“民二代”进城后心理失衡、抗生活压力能力差。他们多为独生子女，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对他们偏爱有加，从小娇生惯养，很少干农活。他们一方面对电视、电影里看到的“高档次的生活”心生艳羡，另一方面却又不具备勤劳致富的耐心和能力；但又心有不甘，于是铤而走险。很多“80后”农民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都是因为“干活辛苦，盗窃、抢劫来钱快”。 其次，不少“民二代”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非常淡薄。大部分人读到初中，有的甚至在小学就选择辍学。由于素质偏低，生存技能差，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工作，并逐渐沦为城市新的贫困群体。再加上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本身的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4．“如果不是春节后加了薪水，我已经不千了，想去学门技术。”22岁的梁发是广西人，在一家物业公司工作一年半，他说这份工作并不算太辛苦，但也学不到什么技能，人员流失很大。2010年春节前，他们的薪水仅仅是900元／月，春节后可能因为人手紧缺，加上广州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才一下子将薪水大幅提高到1500元／月。“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福利待遇，连工伤保险都没有，即使加了工资，也干不长。” 在调查中，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问题非常重视，超过五成受访者定期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介了解政府政策信息。55%的人是工会会员，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有26%的人表示首先向工会组织求助，选择政府部门的有6．5%。 受访者普遍反映2010年以来，工资已经或即将提高，月薪1030～1500元的占28．5%，1500～2000元的占34．6%，2000～3000元的占17%。但仍有16%的受访者平均工资低于1030元／月，有近20 %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真正实现体面劳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5．“宁愿在深圳捡垃圾，我也不回家种地”。在采访中，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80后”农民工小廖对记者说，她的老家在湖南怀化的乡下，由于地理条件和交通的限制，“村里多为山地，农田和土地较为缺乏”；另一方面，“村里的大多数人也都外出打工，即便回到家里也没有多少人了，不好玩”。 在粤东饶平县的许多乡镇，记者了解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初中或者高中的文化水平，他们不愿意像文盲或小学毕业的父辈那样做农活。然而，广大的农村和落后的地区并没有优势产业，在老家很少有“体面”的职业供他们选择。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已经有点“水土不服”。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活的相对改善，使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也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 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融入城市他们却有很长的路要走，来自湖南省衡山县岭坡乡的周云峰从1992年就开始了南下的打工生涯。从一线普工干起，到如今的一个厂的负责人，他一路用勤劳和才智走出自己的轨迹。然而，他依然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房价这么高，我根本买不起房。并且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太大，总是觉得手头很紧。”周云峰说。 对于更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周云峰还低，一个农民到珠三角务工，一般情况下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住得再差每个月的房租总要三四百块钱吧?吃得再差也总要几百块的开销吧?再加上上下班坐车、打电话、买几件衣服、偶尔生一两次病，一年能攒多少钱?”周云峰告诉记者，一个农民工如果要在城市维持一个家庭，并在那里立足，是件很难的事。 另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附着在市民光环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权利和福利，对他们来说都遥不可及。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对此形象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城市里的孤岛。 6．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分别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的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做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7．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城市的工作，农村的户口，往往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身份困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当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不熟悉农活，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他们并不把城市当作“中转站”，也不把自己当作城市的“过客”，他们渴望留在城市，获得“同城待遇”。 如何在城市立足?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城市，要在城市创业扎根，就要有扎根的本领。”阜阳农民工赵小樱，在天津打工，并接受了一年时间的正规培训，现在已经在一家制衣企业成为一名熟练工，对2000多元的月薪，她感到满意。 要在城市立住脚，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同的道理。有关专家表示，未经培训的农民工只是“半成品”，合格的蓝领则是“成品”，要将“半成品”培训成“成品”，相关部门应提供多元化服务。 据阜阳市技术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阜阳市职业技术学校已培养机械、服装、焊工、电子等专业的技术农民工几千人次，大多是年轻的农民工。这些有技术的农民工就业于津、浙、沪等地工业园区，月薪800元至2500元不等。有了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就有了扎根城市的资本。 目前，蓝领技术培训市场已经引起很多高校的注意。一位大学校长说，大学也要开办蓝领培训，当然是层次更高的“高级蓝领”，即高级技工。眼下，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技工荒”，公开资料显示，蓝领的缺口达上千万人。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已成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小，容易出现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选择的偏差，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惑进一步加深。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融人城市。 8．“不要过早给新生代农民工下结论”“别急着给他们贴标签”。接连几天来，问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断有代表和委员向记者转达这样的意见。 不可否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初衷无疑是出自对这一群体的爱护和关注，以及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然而，对待这样一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庞大社会群体来说，研究样本只有几千例的抽样调查难免会以偏概全。急着用少数人的特征概括整体，不仅不准确，还会遮盖深层次问题，甚至引发负面效应。正确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防止对他们某些行为的误读。例如，媒体不久前报道的“80后”农民工拒绝4000元月薪的例子，也许更多是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水平提高了，权利意识增强了，面对恶劣的劳动环境，敢对用身体血拼“说不”，背后萌发着新生代农民工尊严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孕育着他们对社会分配制度更加合理和公平的期盼。正确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要辩证、全面。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他们追求的是更时髦的东西和更注重享受的感觉。但是，如果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无疑不输半分。同时，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还有着视野更加开阔等诸多优点。 9．“没有了土地，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么?”22岁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雪侠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向记者质疑。她现在在上海打工，虽然近期还没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有一份土地，就像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 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因她家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此，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10．2010年3月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华山在参加共青团、青联界别小组讨论时说，现在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中，青年占大多数，而其中大部分又是青年农民工。 “现在在高危行业，比如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里，农民工占的比例都在80%以上，尤其是井下的小矿、小厂，9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都比较弱，所以相对来说发生事故的比较多。”孙华山说。 据有关统计，90%以上的事故都是违章、违规甚至违法造成的。孙华山认为，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差、安全知识不够、安全意识弱有直接关系。因此，他表示，要加强这方面专门的培训。 11．基层乡村干部分析认为，土地资源不均衡分配目前还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当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不选择留在家中种地。没有土地的年轻农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从农村习俗来看，这些土地不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所以土地资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但以后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趋势加剧，则无论是回到农村的“无地农民”，还是留在城市的“无地农民工”，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来源。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从未雨绸缪的角度来看“无地农民工”问题，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对这一群体进行完整系统的统计调查，对这一群体在地区分布、大致人数等方面有宏观的数据掌握，以便对其有宏观的把握，了解这一人群的动态，从而能有的放矢，进行合理的统筹和管理，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工作。 二是对于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改革。在不违反大前提、不引发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许这类矛盾相对尖锐的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改革，探索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三是继续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提高城市化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在这方面，破除农民工进城务工、定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垒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和调整。在城市化过程中，继续加快大中小城镇的发展非常重要，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量移民迁入中小城市将带来各种资源，并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服务多元化、收入和消费升级加快、就业机会增多，单一功能城市逐渐变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渐成长为大都市。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的“新市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的成功尝试。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发展的惠企政策。N市积极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当时举步维艰，那笔钱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宏远环保科技公司石经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些感慨。疫情影响下，这家公司资金严重短缺，已经上马的技改项目濒临停滞。2020年7月，该公司通过N市“政策直给直兑”绿色通道申请了两项技改专项补贴和一项专利奖励。“星期一下午申报，星期三钱款就到账了。”高效的办事机制让石经理由衷地为政府点赞。为了积极落实中央的“两直”政策(即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市政府专门开设绿色通道，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底数核查等工作，确保了资金的及时、高效、精准分配，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腾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姚经理也对N市惠企政策的“秒兑”大加赞赏。2021年4月，这家公司意外收到了一笔12万元的财政专项补贴款。“我们并没有提出申请，会不会是财政误拨?”姚经理专程到市财政局查询，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市政府新推出的“免申即享”服务，即通过各部门联动、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申报直接发放奖补资金，做到应享尽享、应兑尽兑，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他们直接将企业经营数据和奖励政策相匹配，通过后台的数据分析和精准核查，发现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奖励政策，就直接把资金拨过来，真是太振奋人心了!”姚经理说。 在一家大型数据集团，N市惠企政策兑现上门服务座谈会正在进行。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家访式”上门服务，现场解答这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在人才引进、商标注册和专利申报等方面所能享受到的10多项政策红利。集团企宣孟总监深受触动：“有些方面的政策我们确实不是很清楚，他们主动告诉我们有哪些惠企政策，我们符合哪些方面的条件，还提醒我们抓紧时间申报，如果说以前是‘人找政策’，那么现在就是‘政策找人’。”为切实做好惠企利企工作，N市还成立了“帮办代办服务中心”，由行政审批局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惠企政策兑现帮办代办工作队伍，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 不久前，彗光科技有限公司狄总经理将写着“政企一家亲”的锦旗赠予“亲清家园”。N市依托5G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了“亲清家园”智慧服务平台，推行惠企政策“掌上提、在线批、直达付、全程督”服务模式，让惠企政策直达“准、快、实”。目前，已有经信局、人社局、生态环境局等14个涉企部门入驻“亲清家园”并提交了相关服务清单，开展互动联建活动。一旦发现企业有困难，平台就会根据目录分析所涉及的职能部门，迅速联系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乌家堡乡动物防检组杨某某等人在服务市场主体时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近日，市纪检监察机关连续通报多起损害营商环境的案例，剑指以落实优惠政策之名损害企业利益、敲诈勒索、吃拿卡要等现象，对涉及的党员干部和单位集中曝光。市纪检监察机关以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等方式推动惠企政策真正落实，让企业真正定下心、稳住神。“通过‘亲清家园’平台中植入的‘智慧监督’功能，我们督促各部门梳理所有惠企政策，全部上线公开，实现全程无纸化在线申报、审批，对在规定时间内仍未处理的审批人员及时在线上提醒。”市纪检监察机关有关负责人介绍，这种“监督于问题未发之时”的方式，使惠企政策落实更加公正、透明、高效。他还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求我们的干部既要当好‘店小二’，做到‘亲企’，又要筑牢‘防火墙’，做到‘清己’，有为且有畏。” 老陈是外省一家大型园林工程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去年，他们公司在N市承建了小区园林绿化工程。“跨省通办，还能一网通办，在家里点点鼠标就可以完成申报，真是省时省力，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刚办完业务的老陈感慨地说。以往，老陈要带上合同和企业证照到N市有关部门报验登记，再预缴申报增值税和附加税(费)，按照18个月的工程周期算，要来回跑10多次。自从N市推出涉税业务全国通办以来，只需登录本地电子税务系统，几分钟即可完成跨省涉税业务办理。目前，N市已经实现了包括发票代开在内的108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异地易办”正成为越来越多纳税人、缴费人的共同感受。 2．没有嘈杂的说话声，没有成群结队等候办事的群众，也没有柜台和窗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咨询导办台和多张电脑桌，帮办员和群众两个一组，并排坐在电脑前办理业务。这是记者在Z县便民中心看到的场景。 市民王女士带着材料前来办理餐饮公司的注册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看到王女士走下电梯，在咨询导办台前值守的导办员小葛马上迎上去，问明来意后，小葛将王女士引导至受理服务区的一台电脑前就坐。紧接着帮办员小盛来到王女士旁边与她并排坐下。小盛一边查看材料，一边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流，登录行政审批系统，录入信息，拍照上传……所有业务在愉快交谈中快速完成。王女士把小盛的一举一动全都看在眼里。“过去我们来办事，都是工作人员在柜台里面，我们在外面，总觉得里面的人高高在上。现在没有了柜台，与工作人员肩并肩坐着，看着整个办事过程，距离拉近了，相互沟通也更方便了。”王女士连连称赞。 小丁是一家企业的员工，受公司负责人委托，来办理营业执照变更。他认为，以前隔着柜台和工作人员沟通，难免交流不畅，现在，“无柜台”的办理模式让办事群众可以在一旁观看每一步操作过程，同时，“无障碍”交流也让一件事情办下来更加轻松和高效。从“面对面”窗口受理到“肩并肩”帮办服务，看似是为民服务中心前台设置形式的一个小变化，背后却蕴含着政府服务理念的转变。“对于新的工作模式，刚开始时大家确实不是很适应，许多人有一定的心理落差，甚至有人抱怨。”为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老冯说。习惯了前来办事人员的笑脸，要真正转变工作观念，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 目前Z县便民服务中心在综合受理区设立了25个工位，主要涉及不动产登记、税务、公积金等无差别全科受理事项。这样的变化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往工作中，工作人员习惯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改革初始，面对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不少受理人员茫然失措，疲于应付，不适应无差别全科受理事项办理。服务中心温主任说，他们第一时间加强了业务培训，特别是对高频事项的答疑、材料审核、系统录入等流程进行重点培训，做到群众“进一门、取一号、找一人、办成事”，但许多事项涉及不同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沟通协调起来确实不容易，要想真正做到位，必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我们都知道，去许多地方办事，都要先取号。那如何能更便捷智能?我们通过对接政务服务2．0取叫号系统，完成取叫号信息、事项目录配置，办事群众可通过‘这里办’App取号，通过大厅综合屏实时查看叫号信息。也可出示手机‘云证通’中的二维码，窗口工作人员扫码即可‘无感智办’，实现‘码上办事’。”温主任介绍道。 服务柜台的撤销，消除了办事群众与审批受理人员之间的距离，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感。温主任说：“通过打造‘无柜台，肩并肩’的服务新模式，我们希望更多的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现在撤掉的是‘眼中的柜台’，但我们更要在撤掉‘心中的柜台’上下功夫。” 3．“没想到现在只要在网上提交资料就可以现场领票。”近日市民小祝顺利拿到了购房发票，这是J市房屋不动产交易登记集成办理平台开出的首张购房发票。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J市税务局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税收工作相结合，优化服务办实事，将与群众接触频次高、办理复杂的业务列为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打通多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实行多部门联办，不断推进“以数治税”，构建集成服务应用平台，数据跑路代替了群众跑路，办税缴费服务向智能化、数字化、场景化转变。身在外地的小李最近就感受到了这一转变。今年年初，小李在家乡购买了一套房产，但一直没空回乡办理不动产权证。小李与税务局的“税管家”对接后，经“云税驿站”一站式办理了不动产登记，很快就通过邮政专递拿到了不动产权证。“虽然在网上操作麻烦点，但与专程回老家相比，还是省事多了。”小李说。 “明天就是征期了，网上申报一直不成功，这可怎么办呢?”税务局工作人员小赵接到一个求助电话，新气象包装有限公司法人巩先生在网上报税时遇到了难题。了解到巩先生在外地且对网上操作不太熟悉后，小赵通过屏幕共享功能，“手把手”协助他在云端办税。“税务人员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操作界面，这样的辅导方式比自己看操作图解和视频要高效得多。”在小赵的同步指导下，巩先生顺利完成了申报。今年，J市税务局结合“服务怎样我体验，发现问题我整改”专项活动，推出“线上+线下”陪办服务新模式。线上，“云税官”通过云端实时辅导纳税人网上办税；线下，根据纳税人需求和实际状况，对“特殊业务、特殊人群、特殊事件”帮助协调各类涉税事项，让纳税人享受便利。“会不会专项活动结束后就没有这种帮助了?”巩先生有点担心，他希望这一服务模式可以长期延续下去。 J市西部是典型的山区。以往，当地群众在服务延伸点自助办税遇到困难，往往需要打电话或者到办税服务厅处理，存在处理效率低、路途耗时长等问题。对此，当地税务部门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资源，为办理基础涉税业务的纳税人提供了具有清晰指引功能的二维码。简单扫一扫，跳出的页面就能将办税所需的关键信息一次性告知纳税人，让纳税人办税时间变得更短、办税渠道变得更宽。对于有些群众，尤其是老年人不会扫码、误操作甚至担心上当受骗等问题，税务部门负责人表示，他们会考虑派人实地巡回指导，进乡入村帮助办理业务。 前不久，J市税务局“春雨润苗”党员服务队走进该市特色小微企业示范园工业区，为园区内新入驻的42家小微企业开展政策辅导。华荣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办税人员小夏开心地说：“国家政策给力，纳税服务到位。有清单、有详情，还有解释，税惠政策在税务干部的梳理和讲解下一目了然!这样的活动如果能定时定期地开展就更好了。”此外，J市税务局还设立了“春雨润苗”便民办税服务热线，抽调党员业务骨干专门负责接听答复，确保纳税人、缴费人涉税电话咨询“打得通”“答得清”“办得好”。 “简明易懂的办税‘指南针’特别实用，只需要按照上面的步骤来操作，很快就能办理完成。”小锦鲤海鲜烧烤大排档的蔡老板分享了他近日的办税体验，“税务部门服务越来越贴心了。很多像我们店一样的个体工商户，规模小，没有条件聘请专业的财务人员。随着办税‘指南针’等有针对性的服务举措的推出，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办起来也比较高效。不过我听别人说，有些地方的税务局在大厅中引入了第三方服务，可以专门为小规模纳税人提供‘一对一’辅导，我觉得本地税务局也可以借鉴。” 4．S省河西地区是全国最大的蔬菜、花卉外繁制种基地，每年有大量进口国外原种在这里繁育成熟后再次出口，外繁制种产业是当地农业特色支柱产业。种子进出境检验检疫是当地L海关的重点业务工作之一。 在一片南瓜田里，L海关工作人员小潘和同事手中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一株秧苗。“苗期病虫害监测至关重要，是外来有害生物早发现、早防治的关键环节。这株秧苗叶子打卷、边缘焦黄，受虫害影响严重，需要取样送实验室检测。”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迅速取样、封样、登记，整套程序行云流水，专业而娴熟。进境种子可能携带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人，将对当地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多年来，L海关不断总结监管经验，形成了科学完备的检疫监管体系，切实为外繁制种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海关人员专业负责，在加强进境原种抽样检测的同时，每年在种子育苗期、生长期分3次开展田间病虫害监测，把病虫害扼杀在初始阶段，这有效避免了病虫害的蔓延。以前就曾出现过在种子出口检疫中发现病虫害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东方种子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2021年年初，欧洲某国发布了种子进口新规定，对进口种子取样、检测和植物检疫证书提出新要求。“我们公司的种子主要出口该国。新规发布后，公司上下都很紧张。”当地知名企业正红种子有限公司负责人说。L海关反应迅速，主动组织有关专家为企业详细解读新规具体内容，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一对一”指导，帮助企业积极应对，避免了重大损失。“下一步，我们将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跟踪研究和评估，及时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和建议，让企业能够有效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变化。”L海关有关负责人说。 L海关拥有全国唯一的外繁种子检疫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多年的投入、完善和优化，实验室在外繁种子主要病虫害检测技术、除害处理技术和品质检验能力等方面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L海关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会更加突出。不久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与我们海关合作建立了‘种子健康研究中心’。我们将继续加强实验室建设，探索建立外繁制种监管信息化平台，通过大数据比对，提高检测的针对性和检出率，用先进技术护航产业发展。” 去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航空口岸进境航班大幅减少，造成国外原种“进口难”，严重影响外繁制种企业育种。L海关急企业所急，特事专办，全面分析了进口原种遇到的问题，指导企业多样化选择原种进口方式，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引种难”问题。对于暂停航线国家和地区的原种，建议通过相邻国家转关进口，或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后，通过国际快递的形式进口。同时，积极对接相关部门，为进境种子优先配舱，强化全国“一体化”通关。L海关着力落实种子查验送检“预提离”制度，对于系统布控需进行实验室检测的种子，经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提交承诺书，可先行提离，优先保障育种工作顺利开展。今年春季，L海关共计检疫监管进境种子113票，取样送检66票，企业“预提离”65票，有效解决了企业难题。 “以前，我们企业遇到海关非正常办公时间需要办理通关手续的情况，可以向海关申请预约通关，但需要派人到海关现场递交纸本申请材料。自从海关全面推广上线‘预约通关网上办理平台’后，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提交申请、办结通关手续，这在以前是难以做到的。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海关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付出，他们真正做到了‘7x24’预约通关和查验服务。”某公司经理说。L海关不断创新检疫监管模式，持续提升通关效率，支持全省外繁种子扩大出口。今年上半年，S省出口种子货值超1．6亿元，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5．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以下简称《反食品浪费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5月11日，G市市场监管局向当地一所中学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并对当事人进行了约谈，其原因是执法人员发现该中学食堂存在蔬菜过度挑选问题——“蔬菜叶有虫眼或稍微泛黄，能吃却全被当垃圾扔掉”。此外执法人员还给出建议：不太好看但还能吃的食材，可以员工内部消化，或定向捐给一些社会组织，尽量做到物尽其用，不浪费。这被认为是自《反食品浪费法》实施之后，G市市场监管局开出的首张罚单，由此引发了社会热议。 学生家长黎女士：菜叶出现泛黄等情形，实际上不单只是一个品相上“不太好看”的问题，而是食品变质的征兆。食堂工作人员扔掉这些蔬菜，是希望学生能吃上更新鲜的蔬菜。孩子在这样的食堂吃才能保证食品安全，我们家长才能放心。这样的良心食堂应该表扬，怎么能罚? 该中学后勤中心主任：对于什么情况下食材可以食用，什么情况下必须丢弃，这个尺度不太好掌握。有虫眼或泛黄菜叶给孩子吃吧，传出去就是“烂菜叶”；不给孩子吃吧，扔了又是“浪费食物”，真是太难了!这是一场食品安全和食品浪费的打架!有时候看着食堂没有卖掉的饭菜被倒掉，确实也觉得可惜，可是什么能捐?捐到哪里?怎么捐?没有规范的捐赠平台和制度，我们也无从下手。 某律师：要科学准确、令人信服地判断扔掉某种食材的行为是否属于浪费，相关执法人员不宜仅简单凭借感觉笼统地判断还能不能吃，而应当进一步拿出更确凿的、有说服力的且更具可操作性的配套执行操作标准。 法学研究会某理事：反食品浪费是全社会的责任，简单来说，做饭者、卖饭者和吃饭者，各方都有责任，也都有义务，其责任主体多于其他法律，这是《反食品浪费法》的一大特点。当前，由于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饮食结构、饮食习惯等存在差异，法律不能一刀切地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只作原则性规定。这就要求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地反食品浪费的具体办法，要保证立法质量，每一条规定、罚则都要有科学依据，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发表意见，充分吸纳群众的建议。 某大学法学教授：“争议性”执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执法者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未能真正吃透法律精神，直接“照搬”条文或者其他情况下的执法经验。有的甚至拿法律当标枪，作为宣传政绩和冲业绩的工具。这不仅远离了法律制度设置的初衷，更是远离了民意。条分缕析的法律不应被当作工具用来上纲上线，而应文以致用，读懂生活，读懂民心。同时，针对复杂多样的社会实际，执法人员只有深入具体的生活案例中，才能让法律有生命。 网民甲：我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数量十分惊人。有一项调查表明，某大学食堂倒掉的饭菜占学生购买饭菜总量的28．3％。成由勤俭败由奢，浪费食物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而且处理食品垃圾所释放出的气体会产生温室效应，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现在，反食品浪费既然有法可依，就应该“零容忍”，这样才能在全社会有效扼杀食品浪费的歪风邪气，形成厉行节俭之风。 网民乙：执法部门的人员给出的建议，逻辑有问题。难道内部员工、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员食品安全标准就可以降格?合理的建议推动执法精确化，不恰当的提议会影响执法的公信力。 网民丙：《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是基于我国粮食的供求矛盾，意在解决生活中粮食浪费现象严重的问题。另外，食品生产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上违法的代价。而且学校本来就是教育人的地方，更应该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杜绝浪费，食堂这种行为不利于勤俭节约校风的形成。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1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建设进程加快和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垃圾污染问题也日益严峻，在个别地方已经发展到“垃圾围村”的地步，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顽疾，凸显出农村环境治理之困，已成为乡村振兴工作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曾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全国多个地点，就农村的垃圾问题展开调查。据相关报道披露，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木卜村，垃圾包围山村，气味令人窒息；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舟渡村，一百多亩“垃圾沼泽”惊现三区县的交界地带，人只要进村靠近这个地方，成群的苍蝇就会一窝蜂地围追着人跑。这些镜头下的垃圾堆，已经很难只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应该说是直接伴随着致命危险，且这种致命性还是双重的：一是垃圾堆本身释放的“毒性”危害极大，垃圾焚烧的气味极其难闻，浓烟呛人；二是垃圾随意倒在原有的池塘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地，人一旦掉入淤泥，瞬间就会被淹没。 在垃圾堆已发展到致命地步的另一面，是“没人管”现象。报道披露的多个案例中，接受采访的村民说得最多的便是“没人管”：“这个倒垃圾说起来有人管，谁管?当时管，应付过去就没人管了。”“没人管”是因为不知情吗?答案显然不是。调查发现，大多数地区村庄在处理垃圾这个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难点，那就是多个部门都在管，但每一个部门都不具体担负责任，最终似乎所有监管环节走完，垃圾围村的问题却依然照旧。这再次提醒有关部门，农村垃圾的治理，也要避免被“各自为政”的监管割据架空，各个部门的口号喊得再响，若不能捋顺职能分工，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强化结果导向的考核，就将演变为一种精致的形式主义。 农村垃圾治理是一项复杂工程。一方面，农民垃圾处理意识比较单薄，加上环卫设施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就造成目前“无法处理”的窘境。另一方面，垃圾数量多、分布广、随意倾倒普遍，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混合，给集中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对此，相关专家建议，加大对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支持，根据当地的人口数量和分布、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等相关因素，投资垃圾分类、回收、运输、填埋、焚烧、循环利用的场地和设备，让每个聚居点都能方便有效实现垃圾的回收和处理。 从根本上讲，“垃圾围村”问题是一个如何处理、消化农村存量垃圾的问题。要想解决该问题，除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外，还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协同行动的积极性，最终达到垃圾无害化处理，既解决垃圾去向的问题，又解除污染的后患。其实，有些地方经过努力与实践，已经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例如，贵州侗寨建立“垃圾银行”破解垃圾围村，用垃圾兑换的绿色积分，可以在村里的“垃圾银行”换成盐、味精、牙膏、香皂等生活用品。垃圾分类回收后，有重复利用价值的由“垃圾银行”管理者卖给废品回收商，收益作为管理者的工作补贴。 虽然农村垃圾污染治理形势已经刻不容缓，而且任重道远，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号角全面吹响，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和一致行动下，一定可以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让每一个乡村都成为希望的田野。 给定资料2 江西某县一个村庄内，假山、石桥、廊道、花坛、护栏、凉亭、广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污水处理设施等一应俱全，人居环境媲美城市优质小区。“这是我们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的一个示范点，共投入1200多万元，还专门聘请了北京一家规划机构设计。”当地乡镇负责人说。 “一个乡镇一般只能搞一到两个点。”该县县长坦言，当地共有自然村2000多个，不可能每个村都按照这么高的标准打造。 为彰显“村容整洁”，个别村落被如此精心塑造成示范点，而在另一些地方，乡村“产业兴旺”被刻意标识为一个个产业园区。在一些地方主政者看来，产业园区多，乡村振兴自然“差不了”。 贵州某县拥有8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在全省位列前茅。该县下面的乡镇又建有“园中园”，粮油、蔬菜、畜禽、水产等各类产业项目充塞其间，近20个乡镇仅有2个没有农业示范园区覆盖。“目前可以说，村村都有大工地。”一名乡镇负责人说。 “如果发展不科学，大上项目，问题会比较多。”当地干部透露，该县“摊子铺得大”，近年来农业产量虽有提升，但产地分散，加工能力匮乏，农产品供给大而不强，农业生产利润率降低。 “产业”不够，“特色”来凑。欠缺农业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一些地方，则热衷打造特色小镇，速成特色样板。贵州一位镇领导介绍，镇里正在规划建设一个能容纳5万人左右的特色小镇。实际上，这个镇目前的总人口才4万多人，并且当地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在贵州北部，距离县城相对偏远的某乡镇，正规划打造一个与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梵净山等媲美的4A级景区。镇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着手建设“百园之镇”，两年之内的目标是100个山地公园。目前，当地村庄为响应乡村旅游发展的号召，处处开工，大搞开发。 乡村振兴并不是不需要示范或样板带动，但有的乡镇看到别的地方树立样板，为避免“矮人一头”，不顾自身条件，“硬着头皮也要上”，项目摊子越铺越大。“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的风险不可不警惕。 当走访一些乡镇建设项目时可以发现，不同村庄的民居和街道风格统一，样式造型设计思维单一。走在街道上，一些刻意打造出来的古风古韵的店铺，很少正常营业，门庭冷落。 在河南一个传统农业村，可以看到一个扶贫工程未成形即遭废弃的景象。刚刚修建的扶贫车间，除了几台缝纫机和成堆的布袋子，别无他物，空无一人。 “这个扶贫车间是为了就近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直接复制别处经验建设的。”该村驻村书记介绍，扶贫车间用于村里留守妇女闲时制作布袋，但是由于没有开拓出真正的市场，帮扶性订单完成后出现了“活跟不上”的问题。群众不赚钱，干了一段时间纷纷离开，大家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打击。 在湖南某村，六七百亩的良田而今长满荒草。一位村民介绍，一位私企老板租用当地林地和耕地建起了一家综合农庄。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农庄生意一落干丈，老板欠了大量外债，2013年跳楼自杀，企业破产，这家农庄从此就人去楼空了。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的集中体现，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利益。一些深受华而不实的“样板工程”之苦的农民反映，有的示范点小区表面光鲜，实则缺乏必备的公共服务支撑。有的新小区，房子建了五六年了，连路灯都不装。 “房前几十米外是排水渠，因长期不清理，垃圾遍地。”一位村民说，乡村振兴不能只有面子、没有里子，房子建得再漂亮，基本服务跟不上，振兴只能是空谈。 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也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失衡。少数基础好、有区位优势的行政村甚至自然村，集聚了大多数的公共资源，缺乏优势的村则项目难求，甚至在行政村内部，也会产生不同自然村的资源分配不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W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一项基础工程。一味样板示范的马太效应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甚至不公，背离了公共资源的属性，削弱资源使用绩效，而且会影响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疏离。 给定资料3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凝聚力量，群建共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但目前不少地方是政府单方面地主抓、主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的乡村事项，农民群众反而缺席、失语，漠然旁观。 在江西某县，当地一个迁村并居项目由政府投资，在集镇附近建设了一个社区，在社区建设规划图中，房屋的户型结构和城市居民小区并无二致，还在房前画上了停车位等。小区整体房屋是徽派风格，房屋面积也是按照县市商品房最热销的三居室设计的。 如此精美的设计对一些村民来说并不实用。“习惯了一家一户的院子，弄一片停车场还不如给每家一个小院来得实在。”一位村民说，三居室在农村不适合，“和孩子们分了家的老两口住得太大了，没分家的几辈人一起住又不够”。 从乡村发展价值取向来看，乡村建设不注重保留本地鲜活的“农味儿”，一味地向城市看齐，误以为乡村振兴就是对标城市，就是对标高楼大厦，从而失去了乡土文明固有的“精气神”。 农村没了“农味儿”，乡村振兴成“拷贝”城市。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地方完全不顾及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强推农村新社区建设。一些农村社区看似道路、广场、花坛、商铺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和城里的小区没有两样，但实际上老百姓生产、生活变得颇为不便。 特色小镇建设也如火如荼。不少地方仅仅抓住当地一两个传说故事，就建起了相关主题的特色小镇，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标配的商业街，商户销售的也不过是各个市场的“大路货”，几乎看不到与特色乡镇相关联的文化印记。 预防“非农化”，留住乡愁记忆。乡村振兴必须从产业和乡村风貌两个方面保留其特色。黑龙江省农科院原总经济师J建议，首先要认识到乡村建设开发的复杂性，做好风险预估，在资本下乡项目启动之初就要做出详细研究。 湖南省农业委员负责人D认为，应结合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编制工商资本投资规划、投资指南等，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发展薄弱环节，如发展装备农业、现代种养业、智慧农业、农产品流通等新业态。 实现产业兴旺，须让农业现代化接地气，带农味儿。在贵州遵义市召开的2017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表示，要立足农业现代化的生产、研发、科技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留乡村风貌神韵，唤醒乡愁记忆，是当前乡村振兴中亟待加强的内容。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将农村变为城市，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城乡“一样化”。尊重村庄自然肌理，尊重乡土文化，回归乡音乡味乡情，让村庄各显其美，才是农民熟悉的、想要的乡村。 在江西南昌市西湖李家村，马头墙巍耸，红石路蜿蜒，路旁、山冈、塘畔、湖滩，处处绿树成荫，村民们安居乐业、和谐礼让蔚然成风。 现年70多岁的李豆罗曾任南昌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0年退休后，他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改造土坯房，修建农博馆，恢复传统民俗，发展乡村旅游……在他的带领下，西湖李家村这个日渐萧条的古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古村神韵，田园稻香，塘中莲藕，山间鹭翔，农家饭菜，湖边泳场。”这是李豆罗为西湖李家勾勒的新田园图景。“农村就是农村，农村就要像农村。”李豆罗说，现在不少地方搞新农村，是搞城镇化、工业化，而他的理念是山水化、田园化和新农耕文化、新乡风文明。 给定资料4 在S省兰陵县代村走访了一天，才见到王传喜本人。这个脸膛黑红、粗壮敦实的山东汉子，开口就笑，以示歉意……他参加省里的巡回宣讲，刚结束就赶回村里。作为十九大党代表，十九大之后他已宣讲50多场了。顾不上休息，捧起水洗了把脸，王传喜就聊了起来：“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意味着‘三农’工作迎来又一个春天。”王传喜带领乡亲们发展现代农业，坚持集体道路，追求共同富裕，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已然走在了前列。 走进坐落在代村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满跟都是各种特色蔬菜水果，还有异域风情的热带雨林王国、花香扑鼻的兰花馆以及古香古色的沂蒙山农耕博物馆、沂蒙老街等。小火车静静停在窄轨上，村委委员王传海说，初春坐小火车赏千亩油菜花，是难得的享受。这个由王传喜一手推动、打造的现代农业景观，远近闻名，2017年游客有近百万人，光门票收入就达3000万元。 “国家农业公园是乡村休闲和农业旅游的升级版，是农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产物。”王传喜说。按照设计定位，它既涵盖园林化的乡村景观、生态化的郊野田园，也包含景观化的农耕文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是一个综合的现代农业田园景观。 早在2002年，村里调整并流转土地后，王传喜就带领村民搞“五园一带”，即花卉园、果品园、蔬菜园、良种示范园、农业观光园和全民健身带。这已经是农业和旅游的初步结合了。敏锐的市场眼光和嗅觉，让王传喜具备了超前的判断力。他的每一次探索，都给代村带来了新变化。2007年，他请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规划设计了万亩农业示范园，紧锣密鼓地干了起来；2012年，又搭上“国家农业公园”的快车，“双园共建”，代村产业发展迎来井喷时代。 一串亮闪闪的数字，让人不禁啧啧称叹：2017年代村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6．5万元。是什么让代村变得如此富裕?王传喜的秘诀在于：他选择了一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坚持集体与个人同步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王传喜上任不久，就和“两委”班子一起，带着煎饼咸菜开上车，到江苏华西村等地取经，逐步坚定了走集体道路的决心。老村支书李学全说，从河南南街村参观结束后，王传喜豪情满怀，在大红留言簿上写下“南街村的今天，就是代村的明天”。“当时觉得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没想到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李学全说。 2005年，村民土地由统一流转改为集体经营；2008年代村又流转周边村几千亩土地，形成万亩农业示范园。如今村企合一，集体强大，村民富裕。王传喜介绍，目前投资经营方式，有全民所有、集体股份制，有股份合作制，集体不低于一半的股份，还有混合所有制，集体占大部分股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10多年来，王传喜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除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征用外，从未卖过一分集体的土地。“代村东北角一片地，当初有几个县里领导曾找过王传喜，让他卖给企业搞开发，但王传喜坚决不同意。”村委委员宋桂云说，现在这片地上建起了大型社区医院。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上学有助学奖学金，就业在村内即可解决。看着村民过上幸福日子，王传喜欣慰地说：“只要村民们舒坦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翻看王传喜190多本工作笔记，工作内容天天在变，办公制度却始终不变，那就是雷打不动的“一天两会”：“两委”成员每天早7点半、晚8点开碰头会。他自己早上6点就到办公室，晚上9点以后才回家。好的带头人才能带出一个好班子。“既然全村的老少爷们相信咱，选举咱当村干部，就要对得起大伙儿这份信任，一定要把全村的事情办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王传喜经常这样对村干部们说。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王传喜注重把那些既是好人又是能人的党员吸收进村委会，现在村“两委”干部中几乎都是致富带头户。他还制定了党员帮带联系户制度，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在调整土地、拆迁旧房等工作中，党员干部都带头冲在前面。“公生明，廉生威。”王传喜经常拿这句话告诫村干部，并“约法三章”：村里的工程绝不许亲朋好友插手，惠民政策绝不因沾亲带故徇私，干部选用绝不让直系亲属沾光。 18年来，“两委”班子经历过6次换届选举，没有一人因非正常原因落选。村干部经手的钱物上亿元，没有一人因此栽跟头。“全国文明创建先进村镇”“中国美丽乡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以及授予王传喜个人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各种金光灿灿的奖牌和荣誉证书摆满了村委会接待室的一面墙。这是对王传喜，也是对这个“两委”班子、对这个先进村的最大褒奖。

二、给定资料 1．(新华网2007年1月23日电)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的严重违纪案件，迄今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给邱晓华行政开除处分；建议依法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读到这则权威消息，“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罪”的字眼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个部级高官倒在生活腐化中，既令人叹惜，更令人反思。诚然，邱晓华滑向生活腐化，既有着他世界观方面的出轨内因，恐怕也有社会风气污染等外因。官员生活腐化的可怕不但表现在会诱发一些官员蜕化变质，更重要的是误导一些人至今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奢靡生活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痛肋”是，某些人只把享乐主义视作“生活作风”，而不是“工作作风”，更认为不涉及“政风”。把生活作风与工作作风、政风乃至党风截然分开是一些人的旧思维定势，这种旧思维定势的可怕之处在于无视严酷的现实状况。恰恰相反，官员的生活作风与工作作风、政风是息息相关的。 2．多年来，在红头文件中，对于要求官员“公道正派”人们已耳熟能详。对“正派”，人们视线大多局限在政治层面、工作层面，尤其是对官员的评价方面只要求不要搞偏听偏信，不拉帮结派搞任人唯亲。然而，许多事实却雄辩地证明，政治上的正派往往离不开生活上的正派支撑，或者说政治正派与生活正派是息息相关的。可想而知，一个生活上不正派、乱搞一套、十分腐败的人，要保持政治上的正派令人觉得有点“天方夜谭”。2006年岁末，尘封了57年的红岩档案解密并展出就是发人深醒的史证。央视2006年12月7日播出的《焦点访谈》对红岩档案解密作了详细报道，其中重要的一份是《狱中情况报告》，它提出令人震撼的“狱中八条意见”，而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平常的八个字，其穿透力至今未减，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罕见辉煌成就的今天，同样成为酷实。“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已被腐败官员一次次地验证。更令人玩味的是，许许多多官员由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逐步蜕变，而变质后，“工作作风”、“政风”也跟着变，任人唯贤的路线则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任人唯亲帮派路线，勤政为民也蜕变成恶政扰民，湖南郴州的窝案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因此，警惕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决不是可有可无，决不是小题大做。 3．当前，领导干部的作风总体上是好的，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随着党的执政环境、党担负的历史任务以及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状况的深刻变化，领导干部身上滋生不正之风的危险性在增加，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还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突出的作风问题。这些不正之风，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影响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干扰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进程。 4．《人民日报》(2006-11-16第04版)本报讯“听说武汉国际博览中心要建在我们村，菜地被征用后，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政府准备为失地菜农免费进行技能培训并推荐上岗，今后如有引进企业，还将优先录用!”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服务武汉新区建设”对话会上，江堤街道前进村农民杨爱群在听到现场解答后，一脸愁容渐渐散去。江堤街道自2004年起，每年举办三次“民主议事赶集会”，由村民与该乡基层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直接对话，参加群众近万人次，累计受理意见建议36类1200多条，目前已经得到妥善解决的占86%。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委坚持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建设为着力点，不断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以服务农民群众为根本，推进农村基层干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武汉市人民广播电台创办开播《行风连线》节目，先后组织60余个与农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一把手”上线，直接接受农民群众咨询、投诉；以发扬基层民主为基础，推进农村基层干部从“权力型”向“民主型”转变。每年组织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对涉农部门及与农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单位进行行风评议。2005年各被评单位征求各类意见和建议2500多条，纠正解决问题1012个，制定规章制度1040个；以加强制度规范为重点，推进农村基层干部从“随意型”向“规范型”转变。全市各乡村结合本地实际，普遍制定了干部行为规范，例如提出了“十个不能”要求，即承包土地不能多占，钱物分配不能偏袒，村事湾事不能专断，财务收支不能隐瞒等。 5．《人民日报》(2007年01月16日第13版)近日，四川省华蓥市开展的“万名群众公开评议干部作风”活动在13个乡镇(街道)和18个社区拉开帷幕。据悉，全市110个乡镇(街道)、党群机关、行政机关和公用企事业单位及其干部被列入评议对象，评议成绩排名最后，的5个单位将受到惩处，对班子成员实行诫勉，个别群众不满意单位的领导就地免职。 6．(中国新闻网2007年02月08日)，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作风状况的考察考核工作，加大对领导干部作风状况的监督力度。2006年，陈良宇、刘志华、李宝金、何闽旭、王武龙、邱晓华、杜世成、郑筱萸等落马高官，无一例外地存在严重的作风问题，其腐败行为也肇始于作风的堕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认为，目前领导干部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学风方面，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能踏下心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不能坚持调研，不能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其中危害最深的莫过于采取“实用主义”，搞假学习，说一套做一套，搞政治投机。二是群众路线方面，漠视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搞官僚主义，虚报浮夸、瞒上压下。三是在全局观念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央有政策，群众也呼吁，但因中间环节堵塞而无法落实，造成“两头热，中间冷”。房价虚高、环境污染、矿难频发等问题盖源于此。四是生活作风方面，包养情妇，生活堕落，现在查处的腐败分子大都存在生活作风问题，为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腐败分子的贪污金额不断攀升。 7．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全会曾多次专门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部署，先后提出了坚持“两个务必”、“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首先要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等重要思想。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出六项基本要求，进一步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涵。 8．(新华网北京2007年1月9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切实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使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振奋的精神和良好的作风，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在执政情况下必须面对的考验。我们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中共中央组织部2007年1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贯彻到组织工作的各个方面，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