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材料] 近年来，扶贫领域的消极腐败现象屡见不鲜，不少扶贫资金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串通作假、虚报冒领者有之，层层截留、“吃拿卡要”者有之，克扣私分、挥霍浪费者有之，优亲厚友、显失公正者有之，贪污挪用、“小官巨腐”者有之，更有甚者，用扶贫款行贿买官，让群众宝贵的“保命钱”成了“买官钱”。 如果说这种扶贫款被层层克扣截留，有账可查，能够进行法律追究，那么围绕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则如空气一样，既让人无法躲避，还不能不接受。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镇一村主任为村民申请低保后，困难群众来领取时，要先交500元的好处费，否则一律免谈。而陕西关中地区某县农村低保户反映，村主任对享受低保的群众每户都要索取数百元费用，理由是：“为你办低保跑前跑后，你不给报销个路费?” 围绕在困难群众身边的这些“微腐败”，为困难群众所带来的是最直接的伤害。而他们的这些行为不仅让国家惠及困难群体的帮扶政策在落地时打折走样，而且给国家和政府的扶贫攻坚大计、干部队伍在基层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造成危害。 对于这种“微腐败”，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只有让农村的社会风气同自然环境一样清新，“微腐败”才不会有滋生的土壤。 背景材料提到“围绕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则如空气一样，既让人无法躲避，还不能不接受”，请你以“对‘微腐败’零容忍”为题，自拟一个副标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 (2)参考背景材料，但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给定资料 1．2012年12月30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12年十大流行语”，年度热词“正能量”位居榜首。何为“正能量”?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对“正能量”一词的定义是：一切给予人向上的力量、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这都是正能量的丰富内涵。说到底，“正能量”实际上就是一种心态，一种对人、对事、对物所保持的态度。正能量就是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相反，负情绪就是消极、悲观、抱怨、抵触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每个个体正能量的叠加，就会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引领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国力跃进，更应该包括文化复兴。这缺少不了民族精神的重整重塑，更缺少不了每个人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映了人类对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认识，并通过人类的道德、价值、知识、信仰、风格、习惯、才能等多方面表现出来。文化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趋同，但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建设和创造，这样，整个集体才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文化的正能量才能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在当代，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守住民族文化的优良基因，并使之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有坚守、有担当、有措施、有对策，要用时代文化的正能量塑造时代形象，201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在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十时表示，为社会持续输入文化正能量，是时代的要求，也应该是文化主管部门及其文化工作者的自觉责任和担当。 2．“没想到我们的故事还能被拍成电影!”20l3年3月3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村民范文菊、刘其学、郭方华起了个大早，相约来到镇上，想看看电影里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伴随公益电影《古路》开机，古路镇村民孝老爱亲的平凡事，将通过银幕呈现给全国观众。剧组表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社会展示慈孝文化，传递正能量。据本片导演郑伟介绍，《古路》描述了农村妇女刘春梅收养多位孤寡老人和弃婴小雨的故事。女主角刘春梅的原型，正是古路镇村民范文菊。50岁的范文菊家住双鱼村，26年前，前夫因意外过世后，留下70多岁的公婆无人照顾。尽管重新组建了家庭，但望着老人佝偻的背影，她决定将二老接到家中，侍奉左右。与此同时，她还为村里的孤寡老人义务做饭洗衣，当起他们的异姓女儿。出演公益电影，片酬自然无法与商业片相提并沦。片中刘春梅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孙宁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出演，正是看中影片传递的社会价值。同样在片中担任主演的，还有著名演员谢芳。尽管已78岁高龄，为了演好角色，谢芳仍天天抱着剧本琢磨。在现场，她还即兴秀起重庆方言，用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念起剧中台词。“电影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载体，作为电影人，有义务承担起社会责任，用自已的力量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养分和正能量。”导演郑伟表示，希望观众观影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为父母、为身边老人送去爱与关怀。 3．与往年学雷锋纪念日活动中图书主题展等传统宣传形式相比，2013年上海新闻出版界以更加丰富生动的形式承担起传播正能量的责任。其中，由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连环画报》等单位联合推出的全新原创连环画力作《雷锋画传》尤为抢眼。该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由连环画家下小钦创作图画，92岁书法家高式熊题写书名，作家李宁撰写文字。《雷锋画传》是一部以时间为序的画传，不仅生动系统地展现了雷锋22年短暂、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经历，更展现了雷锋奉献、敬业、创新、创业的精神，同时反映了雷锋精神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传播传承和广泛影响力。翻开《雷锋画传》，雷锋努力练习投掷手榴弹，学习驾车技术时还抽空看书，拆了自己的帽子为战友缝补裤子，生动细腻的画面跃入眼中。据出版方介绍，该书定位为以民族艺术传递时代正能量，以新颖精湛的艺术创作手法绵延50年的感动，激励礼会各行各业接力雷锋精神、与此同时，“雷锋主题艺术展”也在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免费向观众开放，国内首次采用3D打印高科技技术制作的雷锋雕塑艺术品亮相展览。 4．20l2年以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通过一系列活动载体，组织了“城管风采看松江”主题纪念活动，包括“看城管”、“写城管”、“拍城管”、“演城管”、“唱城管”、“展城管”等一系列内容。年初以来，首届职工文化汇演、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展开，不仅加强了队员与社会的沟通，也加深了队友问的相互理解。城管队员自编自演的小品《恋城》和情景舞蹈《风雪回家路》不仅获得了市局喜迎十八大文艺汇演一等奖，《风雪回家路》还登上了国际艺术节的舞台，向全市人民展现了城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面貌。先进的文化不仅拓展了员工的视野，激发了员工的斗志，还将文化建没与城市管理相结合，让全员以积极的精神面貌踏上岗位，为工作带去正能量。作为一名执法者，城管队员在执法中最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职责。2012年年初，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推出了新的“六条禁令”，并制定了行为手册。10月中旬，全体城管执法队员还同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内容，组织了法律法规知识竞赛。随后根据不同队员的工作岗位，又开展了法律文书制作评比、模拟现场执法，检验队员制作文书、执法方式、言语规范及执法形象等各方面素质评比。通过法治文化建设，加强执法者的守法意识，做到依法执法、文明执法。 5．20l2年l2月5日，社会科学报利“学术媒体与学术发展研讨会暨《(社会利学报)十年精粹》新书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隆重召开。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叶青教授主持；叶青教授表示，学术媒体与学术可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思想的传承离不开学术媒体的贡献。惟其如此，学术媒体坚持的“思想性”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正如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所说，学术媒体的思想性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学术内容的载体，还在于学术媒体既是学术环境的一部分，又能对提升环境甚至矫治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学术媒体有着不同于一般媒体的功能，它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而且还是学界的守门人，它决定着哪些声音值得留下，其责任不可谓不重，越是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学术媒体的过滤、选择作用就越是显得重要。民国报人史量才曾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可见品格风骨之于报纸的重要性。学术媒体是学术文化的甄别者和收藏者，要用学术良知来作保证。归根到底，学术媒体甄别和收藏的乃是学术良知。现在人们批评学术风气不好，学术精神缺失，学术质量不高，人文礼会科学研究缺少独立思考和自我话语。造成这种状况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但办学术媒体是一件和精神价值相关的事情，要做学术守门人，就要触摸学术良知。学术媒体要不媚世、不屈时、不急躁。唯以此自勉，方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中共上海市委寅传部理论处处长刘世军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报》而言，学术导向是其存在的价值，思维导向是其存学术界、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社会科学报》前总编辑许明教授表示，中国社会转型到了十分复杂、关键的时期，需要一批精英知识分予担当道义。也需要学术媒体做好解说和引导。比如，胡锦涛同志提出“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然而，这些不能走的道路是否也有些可以吸收借鉴的成分，对这些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相关性”我们也应该研究透，这些广受关切的问题正是学者和学术媒体大有可为之处。复旦大学胡守钧敦授也表示，学术媒体架起了学术与社会的桥梁，社科报的定位即是侨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宣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已然清晰。作为媒体，无法回避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之处。但仍要时刻坚持对更文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为学术媒体，既需要学者般理智的头脑，也需要报人的风骨和担当。正如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所说，作为学术媒体，彰显那些易于“沉没”的正能量或许正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6．影响社会发展的的素很多，除地域、交通、资源、气候等客观因素以外，主观因素特别是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具有两重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塑造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而传统文化中的缺陷、糟粕造就了消极和落后的国民习性。这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烦琐”文化，即思维方式烦琐，行为方式烦琐，生活方式烦琐，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期间，礼规多，讲究多，繁文缛节多。烦琐文化的存在，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产生了很多的不良心理和社会矛盾。人们彼此猜测、怀疑，习惯于对别人的行为品头论足，过分关注他人的言谈举止，而常常忽视了在处理问题时自已应有的态度。“大一统家庭”文化是家族本位和家长统治等传统观念的集中表现。这些地区的人们在“忠孝”及多了多孙观念的影响下，一味维持封建大家庭的存在。这种“大一统家庭”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不良后果，不但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也限制了子女的自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现象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几乎固化，那就是，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还是“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模式，严重制约了妇女的思维取向，使妇女下意识地把社会活动的主动权交给了男性，认为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是男人的事，女人管好家务，做贤妻良母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女人就成了家里秀，视小家庭的温暖为自己的全部世界。也有变异发生，有些女性在家庭中以“压迫”男性为平等追求，变成了家里霸。很显然，无论是家里秀，还是家里霸，都与时代文明相距甚远。“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性的经济政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市场经济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要求现代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既要敢于发财，又要善于发财：既要敢于创造，义要以对社会有益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同时中国主体文化也要合理引导“耻言商、耻言利”的社会观念。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基因，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点。比如中国人比较注重亲情、邻里关系，其自然延伸的结果是：在社会、官场上，人们热衷于关系学，以同乡、同学、同宗、同事等“关系”结成小圈子，彼此密切交往，关怀照应，其间难免就会有些物品资财往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存在腐败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为严重，而在中国的传统以及文化基因中更包含了诸多“纵容”腐败的元素。社会发展要以理智、冷静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谨防其缺陷和糟粕的盛行和泛滥，并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引导大众逐渐摆脱传统文化缺陷和糟粕的影响。 7．男演员时而叼着烟斗享受沉醉，时而吸着烟陷进沉思；不是讨沦国外带来的烟丝，就是特写一个冒烟的烟斗……据不完全统计，某天播放的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中，共出现了7次烟草镜头。电视剧的结束片花中，还特别展示了手夹雪茄和手夹香烟的镜头。在这些镜头和场景中，吸烟成为展示人物特色和个性的途径。电视剧《钢铁年代》中有两个烟草镜头，敬烟、点烟、吸烟一连串的动作成为主人公沟通感情的方式。老电影《陈奂生上城》中，烟草镜头多达l3个。看得出来，在整部电影中，香烟成为人际交往的手段：老朋友见面要吸烟，熟悉陌生人要吸烟，见到上级要敬烟。“这是我们发的交际烟。”“我还是喜欢你卷的烟，抽起来有劲。”男主人公陈奂生和老朋友抽了一分多钟的烟，谈话内容也没有离开香烟。如此多的烟草镜头，让人们不禁想问：难道无烟不成剧?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尤为严重。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称，我国吸烟人群逾3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因吸烟引起相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如果对吸烟流行状况不加以控制，至2050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300万，成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堪承受之重。目前，我国吸烟者达3．Ol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28．1%，其中男性为52．9%。同时，男性的人均吸烟量逐渐增加。据估算，我国男性(包括非吸烟者)每天人均卷烟消费量，由1952年的1支，增加到1972年的4支，并在1992年前后达到10至12支。 8．美国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lO年最卖座影片中，其中55%没有出现吸烟镜头，而2005年时这一比例仅为30%。一项综合4项研究结论的分析显示，大多数烟民吸烟始自青少年时期，而44%的中学生吸烟是因为受电影人物吸烟或影片中出现烟草制品的影响。常看到电影人物吸烟的年轻人与不常看这种场景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开始吸烟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到三倍。疾控中心2010年一项研究显示，2000至2009年间，美同初中生(通常为1l岁至14岁)烟民比例从ll%降至5%。同期，高中生烟民比例从28%降至l7%，烟龄两年的人数比例从40%降至30%。疾控中心在研究报告中说：“美国中学生吸烟数量减少，影片中吸烟镜头减少或许起到一定作用。”美国电影协会几年前曾决定改革电影分级制度，把影片中的吸烟镜头纳入定级标准，凡是有明显吸烟镜头的影片被定为“限制级”。根据电影分级制度，17岁以下观众须在成年人陪同下观看“限制级”影片。疾控中心一直认为美国电影协会“电影禁烟”不力，建议电影放映前播放广告，提醒吸烟有害健康。 9．按照“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小孩的世界向来比大人纯净许多。有的时候，他们传递给人的正能量，远远超出那些教育他们的成年人。知名作家Z先生近口在微博上写道：“昨晚带8l岁老妈看冰灯。给老妈拍完照片我检验是否虚了时，老妈要下一个台阶，她对身边一位12岁左右女孩说，闺女，能搭把手我扶着你下这个台阶吗?女孩儿伸出胳膊支持我妈下那个台阶。我和老妈说完谢谢，身后传来女孩儿妈妈教育女儿的声音：‘傻孩子，她要是摔了，咱家就惨了。以后还扶吗?’‘不扶了。’‘真听话。”’该微博发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Z先生所讲述的这起事件中，小女孩明明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者。可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反而是挨了母亲的教训。母亲以她的经验告诫小孩，将负能量灌输进小孩的脑中，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小题大做我们都暂且不论。可是Z先生作为正能量的接受者，不仅没有对正能量给予适当的鼓励，使之散播，反而还通过微博向社会冷冷地传递了负能量。微博虽是自媒体，属于私人空间，但Z先生作为公众人物，发表的言论具有更广的传播效果，这样负面的言论传递了负能量，为社会风气带来不好影响。相比而言，小谭的做法令人刮目相看。20l2年lO月28日晚8点半，苏州桂花公园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对情侣散步时不慎掉人护城河。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大三学生小谭正好路过，迅速摸黑下水将两人救起。本来事发后小谭没向任何人说起此事，但在事发当晚21：17，他还是忍不住在微博上发了条“救人感言”：“今天在护城河救了两个溺水者!自己虽然也超狼狈，还把腰撞了，但是心里好爽!”或许，可以用一句调侃的话形容小谭——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低调。小谭的正能量是靠自己传播出来的，而且是在已经做了那么多好事之后才自我表扬的。据他的老师介绍，小谭在这次救人之前已经救了五六个溺水者了。小谭是个热心肠，而且经常参加公益活动，那为什么如此之好的行为之前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当然，可能会有人说，传播出去该惹来非议了，诸如有什么可骄傲的、炒作，等等。但是，在我们经常看到“冷漠的围观者”的新闻，并且做出“以后救人可要当心了”的决定时，是否想到了像小谭一样的人?社会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关键是看我们以谁为榜样。小谭救人的行为值得表扬，在指责冷漠路人的同时，其自我表扬本身也值得提倡，不要让两者处在极端不平衡的天平之上。 10．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提高公民素质，激发勇于创新、敢于牺牲的精神力量，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凝聚力、支撑力。其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正确价值取向的引领力度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化工作者要树立服务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树立问题意识，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聚集推动发展的正能量。要树立责任意识，在深入基层、深人群众中汲取智慧营养，在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中激发创作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传播正能量、建设软实力，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给定资料 1．笋岗村是深圳一个著名的城中村。和城市里的小区比，村内的居住条件几乎可以称为恶劣。 这里的阳台临近铁路，每当货运车从阳台外经过时，都会有货车上的气味飘进来，有时候是生猪的骚味，有时候是生菜腐烂的气味。村内的公共道路没有人投钱去修，每到下雨的时候，都要踩着铺设的木板才能进村。 可是这里的租金便宜。一般的农民房租金仅为200～300元。它成为了约占深圳一半人口的低层打工仔的住处。皇岗等地的农民房，经过整修，则可以租到700左右。 虽然身为城市景观的疤痕，这些城中村却为深圳急速发展后产生的住房问题贡献不小。据深圳市前总规划师郁万钧介绍，深圳市的农民房占整个城市住宅供应面积的一半以上。 特区建立初期，国家并无资金支持，深圳不但缺乏一次性赎买农村集体土地的资金，甚至连城市建设都要依靠贷款和外来力量进行。因此特区初期给予原住民一定的宅基地，但那时并没有“公共”的概念，所以并未像城市用地利用一样要求各村为市政管道、道路等设施预留空间。 再加上原住民以“打方格”的简单方式自行划地，对公共配套设施不予考虑，就为后来的城中村违建密密麻麻，卫生脏乱差，治安、消防、安全隐患重重，配套设施无法与城市对接等问题埋下了伏笔。 但随着深圳移民的迅速增加，这些农民房已经自觉为当地农民解决了生计问题。因为面积广大，价格低廉，农民房成为很多刚到深圳闯世界的新移民的栖息之所。“虽然居住环境脏乱，”郁万钧说，“但这些房子最起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提供了一个较低的进入门槛，从而保证了深圳的高速发展。”郁万钧说， 梅里苑是深圳早期建设的周转房小区，也就是俗称的廉租房。这个占地只有几万平方米的小区，毗邻深圳最著名的福利房大盘——梅岭一村。 这里三面环山，背靠二个水库，地理环境相当优越。“但以后再找这样的地就难子。”深圳市前住宅局副局长董日臣叹息说。 身为深圳市前房改办副主任，董日臣经历了整个深圳市的房改。从1988年开始，依靠住宅局的建房卖房累计起来的自有资金，5年时间解决了深圳公务人员的住房，再用5年时间完成了企业职工的住房改革。这使深圳成为全国房改的样板。 但是，这个成功的房改里却有一块缺口：提供给非常住人口的周转房。在中原地产深港研究中心总监张伟看来，政府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是目前深圳房价上涨过快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深圳的房改文件里，董日臣和他的同事已经提出了廉租房的建议。1992年，董日臣又向市领导提出了建设廉租房的建议，“当时市领导非常支持，说今年就建10万平方米的住房。” 深圳市规划局前总规划师郁万钧，回忆，在深圳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尝试过建设廉租屋，用来提供给外来移民和非常住人口居住。但做起来后发现，香港建设大规模廉租公屋的模式，深圳难以借鉴。 深圳的移民太多，深圳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而深圳早期提供的几个廉租房楼盘，据深圳市国土局要求的申请条件；非本市常住人口的，可以持收入证明向国土局申请。而且租金也比当时的市场价低了许多，只做到保本或微利。 但廉租房的实际建设却举步维艰。深圳住宅产业局通过房改，已经积累起了一笔住宅基金。“如果要做，是完全有钱的。”董日臣说，“关键是拿地。” 1997年，住宅产业局向主管城市住宅的市领导要地。因为在市区有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地。 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当时市领导的答复是：“哪能都给住宅局啊。” “从那时开始，我感到市里的思想有变化了。”董日臣日渐感受到了政府在批地上的态度转向。给住宅局的地越来越偏，地段比较好、开发成本低的地皮一般都被用做商品房开发。 最后住宅产业局只要到了7万平方米的地，剩下的，20多万平方米，被其他风格各异的商业小区瓜分了。 1997年，董日臣去考察了一块刚分给住宅产业局建政府房的地。这块地在关外，四周一片荒凉，“如果要开发，成本非常高。”董日臣说，“而且人们也不愿意来这里住。”于是这块地一直荒置，至今未动工。 “由于(廉租房)数量太少，需求缺口太大，部分存量资源被掌控者当作生财之道转租出去，偏离了最初建设的初衷，最后不得不放弃。”郁万钧说。 2000年，深圳市取消了房屋供应的双轨制。“不再划拨微利福利房的土地，”郁万钧说，“原来划拨给住宅局的土地继续建设，建完为止。”此后不久，住宅产业局并入国土局。这似乎昭示着政府房与商品房的土地之争告一段落。 深圳市的廉租房陷入停滞。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就交给了农民房，由它代为行使廉租屋的功能。 深圳政府2006年提出10年建设200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按50平米一套预计，一年会有4万套供应市场。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市已经为廉租房批了第一块地，占地约40万平米，预计2007年年底前入市。 关于廉租房的利好不断传出。2006年5月，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公开表示：深圳“第五园”将成为万科推广廉租房的“试验田”。 也是在今年年初，深圳业界传出万科正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与罗湖区政府洽谈合作的事情，建筑面积达到130万平方米以上，意在利用开发商的力量，给市场提供新的住房选择。 但半数人认为，这样的消息仍是商业举措。“万科拿地一事，按照土地交易方式是走不通的，所以通过建设部分廉租房的形式淡化商业色彩。而将绝大多数都是商业的项目包装成廉租房这样的公建项目，这只是第一步，主要目的是为走程序铺平道路。原来与政府距离很远的万科，势必走得越来越近。” 我国廉租房的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在制度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万科做廉租房是不能持续的，陈劲松话锋一转，“但这是为以后做铺垫，一旦政府‘闸门放开’，万科凭借其在廉租房建设上的先期经验，就有足够的把握参与投标。” 当商品房成为社会口诛笔伐的对象时，廉租房似乎成为了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救市的图腾。 而在土地日益稀缺的地产市场上，廉租房又成为了政府责任、土地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的载体。 2．北京青年于凌罡最早在全国发起了合作建房的运动。这场运动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其设想被广泛解读为；老百姓自己盖楼，开发商靠边站。 于凌罡也部分地默认了“开发商靠边闪”之类的解读。因为在他的合作建房模式中，“不存在当前房地产业从融资、设计到建设甚至销售都包揽的全程开发商，他们必须转变开发模式。”于说。取而代之的是服从建房人安排，完全按照建房人意愿行事的服务商。这些服务商可以帮助拿地，也可以受托进行房屋设计，甚至进场建房，总之服务商就是提供服务，仅此而已。 但最初拿地的经历迅速让理想的额头碰了钉子：国内经营性土地招投标对竞标单位资质有硬性要求；同时，地价经过数轮飞涨，已经变得高不可攀；收紧土地的政策也使得拿地周期延长。 于凌罡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寻找现实的出路。在经过参与者内部多次讨论之后，他们开始了同开发商万通集团合作。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伦曾发短信给于凌罡：“天下有傻根者姓于姓冯姓理想，世间多智叟人叫牛叫狂叫后悔。”其时，两人相谈甚欢，冯将合作建房看作一个理想的大客户，这个客户定制的并非一栋豪宅，而是数栋总建筑面积可能达40000平米的带底商住宅楼。 事实上，于凌罡真正挑战的是中国独特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在这个制度中，开发商成为主导力量，只有他们能够从政府手中买到地，而城市的无房阶层获得居住的方式也被事实上限定，就是从地产商那里购买“价格虚高”的房产。 后来事实证明，于和冯的合作并未达到其良好的初衷。合作建房者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始终没有拿到合适的土地来让开发商“服务”。 同时，那些最初热心于合作建房的参与者也开始分化瓦解，从刚开始的三四百人，变成了目前的100多人，由最初的意气风发到现在的低调沉静，但于本人对于合作建房仍然执著坚定。 许多城市的房价从2005年房地产调控之后，反而经历了一个反弹式的增长。于是，有消费者提出了所谓的不购房的口号。 在学术界，也为买不买房爆发了有趣的争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小广断言，未来的五年之内，房价一定会下跌。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就扬言要和王小广打个赌，他在北京买套房子，五年之后如果房价涨了，王小广就赔给他这几年的差价；如果房价跌了，董藩把差价赔给王小广。“我觉得我要真正接这个赌，我是赌我的良心，我可以用我的名誉、名声，我现在就是赌我的名声。”王小广说。 深圳市一位参与的市民说，‘拒绝行动’成功与否，不在于它的行动，而在于它的声音，不是要对抗开发商，而是要诉求于政府。” 究竟什么才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及居民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呢?对市民住房问题稍作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最低收入者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演绎成大多数普通市民买不起房。也就是在这几年，在需要买房或者改善住房条件的中国城镇各类居民中，买不起住房(或新房)的市民比例，已经在高房价的压力下迅速提高到70%～80%。 需要买房或改善住房条件的城镇居民有70%～80%买不起房，绝非危言耸听。这不仅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成为社会的一种公论。 供求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是房价居高不下，又因为高房价，即便是有一些商品房空置，开发商也一样能够赚取暴利。高房价就是一道门槛，将多数需要买房的人拒之门外。 所以，占城镇人口八成左右的普通居民买不起房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当前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这些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应成为当前破解居民住房问题的重中之重。 在2007年1月下旬召开的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有关部门就十分明确地为房地产方面“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划定了范围。这就是“所有城市(包括县城)都要建立廉租住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应保尽保。住房供应结构明显改善。住房公积金缴交率提高5%，资金安全得到保障”。 在整个城市社会中，“最低收入者”究竟又有多少人、他们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这个比例在当初的房改政策的制定中，早已有“约定俗成”——城市中最低收入者的比例占总人口的5%左右。 这里，我们做一个最理想的假设，各地政府都在“心甘情愿”地把各地的廉租住房工作百分之百地完成了。那么它最多的，也就是只解决了中国城市5%人口的住房问题，而80%左右需要买房的普通市民，他们在高房价的重压下买不起房的状况，就很有可能因为不是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主要目标”而继续不被过问。 3．从2003年至2005年底，天津市用于社会保障的住房投资累计达8.93亿元，其中财政预算6700万元，公积金增值收益4.25亿元，其他方面投资4.01亿元。 天津市国土房管局介绍，从2004年7月天津市正式开始接受廉租房配租申请至今，天津市已经有1327户“双困”家庭符合廉租房配租条件。今年天津市还将向2000户拆迁“双困”家庭提供廉租房，其租金价格仍保持1元/平方米。 为确保真正让低保户受益的原则，廉租房具有退出机制。对于不再具备配租廉租住房条件的家庭(含在承租期限内的家庭)，应在接到退出通知后的6个月内腾退住房。 对于不能按时腾退的，从次月起按届时配租租金的200%收取房租。如在第12个月内仍未腾退的，从次月起按届时配租租金的300%收取房租。如在第24个月内仍未腾退的，由市住房保障办责令其退房。拒不退房的，市住房保障办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广州市民谭兴兰和女儿多年来一直住在6平方米大的房子里。在2001年的时候谭兴兰通过抽签拿到了号，排队等了3年却拿不到房。王大爷从去年开始申请北京市的廉租房，也一直未能如愿。这两个例子说明，大城市用来配租的廉租房子太少，而申请的人又太多，“僧多粥少”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目前，部分城市的廉租房建设还没有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部分城市财政预算也存在安排资金不足问题。 2005年初，广州市开始实行新的廉租房政策，从补“砖头”转变为补“人头”。政府不再忙碌于建房子，而是实施以“租赁住房补贴”为主的方式，走市场化的道路，成为合理统筹社会资源的“无形之手”。2005年底，在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谭兴兰在内的广州3246户双特困户住上了新的廉租房，相当于此前10多年的推动进度。广州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通过市场化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初步证明是一举两得的有效策略。一是使受惠面扩大的同时，照顾了不同人的需求。二是对于已经相当活跃的我国二手房产市场来说，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市场资源。 5．与70个城市尚未建立廉租房制度截然相反的是，经过5年的努力和探索，湖南岳阳市成功破解了廉租房推行过程中的房源少经费紧、贫民窟趋势明显、住户不肯腾退等三大难题，充分发挥了廉租房的住房保障作用。 2001年岳阳市启动廉租房建设时，全市共有最低收入无房户家庭3000多户，住房困难户家庭6000多户，还有不少居住危旧房屋的贫困户。岳阳市政府承诺2008年全面解决无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岳阳市房地局为了筹集资金，多管齐下，争取将廉租房建设专项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每年不少于300户享受到政府租赁补贴或人住廉租房。建设廉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的资金以财政预算专项资金为主，仅2004年市财政就拨款741万元。住房公积金增值部分、直管公房出售后的部分净归集资金以及已建成的廉租房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得的收益，也划归廉租房建设资金。 在解决资金“大头”后，岳阳市利用多种渠道建设廉租房。岳阳市三五一七橡胶总厂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创办的一家老军工企业，针对工厂住房困难问题，岳阳市房地局主动上门服务，与该厂联合兴建4栋近9千平方米的廉租住宅，一举解决了132户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岳阳市廉租房的建设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一些商品房开发商也积极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中来。 在廉租房的实施过程中，实现资金和住房的“循环利用”至关重要。为切实保证廉租住房真正用于解决最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困难，岳阳市租赁住房补贴和实物配租的期限暂定为一年。在实际工作中，对不同意腾退的住户，责成其按当前年度市场价格出资购买或按市场价租赁。灵活的腾退制度，既避免了产生难以调和的“搬家”矛盾，又达到了住户和政府“双赢”的目的。 6．政府兴建、市民轮候、租金低廉、配套设施完善，这些就是香港公屋所吸引入的地方，也是整个公屋制度的成功所在。 1954年，香港政府建造了首批8栋6层高的公屋。经过20多年的建设，到1951年时政府公屋的居住人口已达到了200万。最近3年里，港府新建的公屋每年都保持在2万套上下，每年能保证编配大约2.5万套公屋供中低收入家庭租用。通过推行公屋制度，香港近30%的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 因为公屋是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所以香港房屋署把月收入和家庭净资产作为公屋申请的主要标准。若住户虚报资料，房屋委员会可终止其租约，并可根据法律规定予以检控。一经定罪，可判罚款2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巨大成功，与香港政府的长期积极投入、公屋管理部门高效务实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有效的财政资金安排密不可分。 7．为了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住宅问题，新加坡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该局不仅负责新加坡公共住屋区的总体规划、住宅的设计和建造，同时又是最大的房地产经营管理者。新加坡政府赋予建屋发展局广泛的合法权力，和为公共住宅计划而提供的必需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同时它的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享有低水平津贴，逐步过渡到自负盈亏。 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五年建屋计划”，开始大规模兴建低标准住房。1964年，政府宣布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政府组屋”(新加坡对国家营建住宅的称谓)。 为了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新加坡的组屋以多层和高层的板式住宅楼为主，大都分布在各区 (镇)中心地铁站周围，充分利用所在地区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组屋建设严格按居住小区规划进行设计、兴建，在各居住小区内设有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居民的一般日常生活问题都可在小区内得到解决。 此外，新加坡还有完备的公积金制度和补贴政策来帮助公民实现安居理想。新加坡实行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而且缴费额度较高。2003年的数字显示，新加坡人的公积金缴费率达到36%，这其中个人每月要将收入的23%存入公积金账户，用于住房、医疗、教育、投资增值等多个方面。在公民购买住房的时候，首付售价的20%，余下部分则由建屋发展局以低息贷款方式垫付，住户可用公积金在5年、10年、甚至25年内还清。 如今，组屋已经成为新加坡主要的住宅类型。根据新加坡政府的统计数字，截至2003年底，新加坡的组屋住户占到其人口总数的84%。 8．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住房问题，从未成为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农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属于自己家庭的宅基地，从而房屋成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当今城市人口解决住房问题，也可以参考这种古今中外通行的模式。解决之道在于改变城市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模式。 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可以到郊区向农民购买土地建设使用权，并以家庭为单位或组合为住宅合作社，自行建造自住房屋。当然，商业性开发公司也可以直接向农民购买土地开发商品房。但是，它们将不再是城市房屋的垄断性供应者。 这里的要害是，属于农民的农村集体土地，毋须经过政府征用环节，即可跟国有土地一样，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给城市居民用于建造房屋。这样做有明显的“两个好处”，从城市居民角度看，绕开政府征用土地，住房成本立刻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另外，农民仍将保有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而又可以获得比政府征用高得多的土地转让收益。由此，城市化的扩张，将采取一种分散的方式，由城市居民在与农民讨价还价中进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自然地实现向市民的转化，不会因为城市化反而成为生活没有着落的“失地农民”。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二、给定资料 材料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6年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6]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6年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6年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根据2006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的要求，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使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消费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继续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 一、突出抓农村食品安全 (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监管，突出抓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个体商贩、小作坊、小商店、小食店、小餐馆和学校食堂等整治，有效遏制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食品。 (二)进一步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流通网、监管责任网和群众监督网建设。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立农村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队伍，真补监管空白。 二、狠抓农产品污染源头治理 (三)深入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制(修)订农业行业标准300项。在14个省、直辖市开展良好农业规范(GAP)和认证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启动首批100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场)建设。力争达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5000个。 (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继续开展种植业产品农药残留、畜产品“瘦肉精”和水产品“氯霉素”等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监测范围逐步覆盖全国大中城市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等。促进农产品污染源头追溯工作，并定期向社会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信息。开展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检测和液态奶中复原乳相关检测。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专项监测与认证的抽查工作。 (五)深入开展对农业生产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的治理。继续推行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的相关计划，推广使用高效低残农药、兽药。强化农资产品质量监管，扩大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推进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服务指导，提高农民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水平。 三、强化食品生产加工监管 (六)严格对食品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管。要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厂点进行普查，健全企业档案，严格证后监管，严查无证生产。认真组织开展强制检验和专项监督抽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严格出厂检验。加快实施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添加剂等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许可、强制检验等市场准入制度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备案制度。进一步完善区域监管责任制，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 (七)深入开展食品执法打假工作。大力整顿食品小作坊的安全卫生。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查要覆盖60种以上食品，全国重点监督抽查的食品不少于6类。规范食品标签标志，加强对非食品用原料的风险监测，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违法行为。继续实施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程。推动食品标准建设，提高企业标准化意识。 四、进一步整治和规范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 (八)严格食品经营主体市场准入。要严把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准入关，始终坚持先证后照，坚决依法取缔无照经营。对涉及食品生产、销售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格进行全面清理。主要内容包括证照是否齐全有效、经营事项与登记事项是否一致、年检和验照是否通过等。 (九)加强市场食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准入体系，逐步扩大对食品的日常监测和快速检测的覆盖面，配备食品快速检测设备，完善食品安全监测数据直报点制度，加强食品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开展重点区域、经营者自律承诺和节日食品市场等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查办食品违法案件。加强对食品退市的监管。 (十)继续推进“三绿”工程，确保上市销售食品的渠道正、品质好、手续全。加强对生猪屠宰行为的监管，对全国屠宰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和制售注水肉、病害肉等不法行为。开展酒类市场专项整治。 五、加强食品卫生许可和监督 (十一)继续推进“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贯彻实施《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严格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单位卫生许可方面的规范和要求，加大食品卫生监督抽检力度，加强对儿童食品、保健食品和餐饮业的卫生监督检查。 (十--)开展卫生许可专项整治。严格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审核和监督。在2006年8月底前，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瓶(桶)装水、膨化食品、食用植物油等生产企业和学生营养餐配送单位的卫生许可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依法予以查处。 (十三)开展农村食品卫生专项整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卫生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无卫生许可证生产、经营食品和餐饮服务的违法行为。在2006年“五一”、“十一”期间分别开展集中执法行动。 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十四)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工作。启动国家、省、市、县4级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和重点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监测网络建设。继续开展乳品、猪肉、香精香料、甜味剂、化妆品等五个品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结合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的重点品种和环节，选择重大危害因素开展食品安全调查与评价工作。 (十五)健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全面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系统，完善事故处理机制。相关部门要确定各级事故应急责任人，严格执行应急预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对延误事故处理时机、行政不作为等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积极组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建立和完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回访督查制度。 (十六)加强对食品安全隐患和危害因素的监督检查。选择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品种，总结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规律，建立健全危害因素监控操作规范，提高预防控制能力，对食品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加大监察力度。加大查办食品违法案件力度，尤其要抓好对大案要案的督办和查处，建立健全重大食品违法案件逐级报告制度和案件协查与协作机制。 七、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十七)全面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和责权一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落实到位的原则，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目标逐级分解落实，逐级考核，确保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十八)加快长效机制建设。积极配合推进《食品卫生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工作。继续做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试点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综合评价标准体系，推动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综合评价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试点，探索综合监督与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销地与产地全链条监管、中心城市与生产基地共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新路子。 (十九)加强宣传报道，正确引导消费。制定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五年纲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增强辨别能力。注重宣传各类放心食品，正确引导消费。建立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发布食品安全信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5月底前将2006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安排报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6年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会同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和海关总署等部门，对各地开展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国务院。 材料2 (2006年4月18日)据新华社消息20个批次的不合格小食品近日被北京市食品安全办责令下架，潮安荣园、尚佳味等多次出现下架食品的“大户”，又上了黑榜。市食品办再次提醒消费者，凡已购买不合格食品的消费者，可凭购物小票和食品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此次公布的不合格食品多为瓜子、蜜饯、牛肉干等休闲食品，也有鲜蘑菇、小磨香油等厨房常备材料。其中，登上质量黑榜的北京企业就有6家，包括北京万味园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南联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良之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兰大盛食品有限公司、北京旺兴，盛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一品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3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最近，北京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根据群众举报，通过便装暗访，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些有着良好声誉、颇受消费者信赖的食品厂商经销人员，擅自改变熟食制品保质期，将超过食品保质期的熟食制品“改头换面”，重新摆上柜台，蒙骗消费者。 顺天府：垃圾箱中发现问题标签 2006年3月22日8时30分，位于北京百万庄的顺天府连锁超市二店刚刚开门，穿着便装的工商执法检查人员就来到熟肉制品柜台。 一旁的垃圾箱里，粘着食品汤汁儿的保鲜膜和标签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在这些被促销员扔掉的保鲜膜上，分别标有：“浦五房酱牛肉”，0.185千克，售价11.03元；“浦五房米粉肉”，0.260千克，售价4.58元；“育青鸡”，0.396千克，售价12.67元…… 其中，“浦五房酱牛肉”、“浦五房米粉肉”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为3月21日，保质期至3月 22日；“育青鸡”标签标注的包装日期为3月21日，保质期至3月22日。执法人员检查后发现，被扔掉的标签与货架上正在售卖的熟食制品标签条形码、重量、售价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浦五房酱牛肉”、“浦五房米粉肉”、“育青鸡”标签标注的包装日期均为3月22日，保质期至3月23日。 华堂商场：改头换面术同样上演 2006年3月24日9时20分，在北京华堂商场西直门店地下一层超市熟食柜台，促销员正忙着往商品上粘贴印有促销字样的标签。 暗访的工商执法人员在超市柜台电子秤下方的垃圾袋中找到了22个标签，分别贴有北京慧星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和北京华夏志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慧星板鸭”和“华夏五香卤兔”标签。这22个标签标注的包装日期和保质期都是3月23日。 经过比对，执法人员在超市熟食柜台上找到了22份熟食制品，标签标注的条形码、重量、售价与垃圾袋中捡出的22个熟食制品标签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包装日期和保质期却是3月24日。对此，促销员承认更换标签的熟食制品是3月21日送来的，3月23日分割包装上架，但未销售出去。促销员便将原保质期为3月23日的产品标签更换为3月24日，目的是“为了把剩余的产品销售出去”。 圈内人士：这种做法已成潜规则 记者发现，此次被查出有违规行为的一些超市和食品生产厂家，有的是颇具规模的连锁店，有的是百年老字号，在消费者心目中赫赫有名，信誉良好。然而，就是这些知名品牌厂商的促销人员，却做出了违背诚信经营、有损消费者权益的事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士介绍，更改包括熟食制品在内的一些散装食品的保质期，似乎已成为业内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卫生部颁布的《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必须与生产者出厂时标注的生产日期相一致。由生产者和经营者预包装或分装的食品，严禁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已上市销售的预包装食品不得拆封后重新包装或散装销售。 据了解，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正在对上述涉嫌违法企业做进一步调查。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法治”一词虽得民心，但其含义却未必清晰可见。英美有英美法系的模式，欧洲大陆有大陆法系的传统，中国有中国的法治发展历史。然而，无论法治含义有多少歧变，核心的内容却是确定的：“法律至高无上，是统治社会的规则。任何人、任何权力都要服从法律，而不能有超然于法律之上的特例与特权。”这样一种理念不仅要体现于繁多的法条之中，更要化为司法实践，落实于社会生活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一大变革就在于，我们逐渐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教条，开始探索、理解“法治”的真正内涵，并以实际行动加以验证。 以往，由于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于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将之作为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思路之下，法律的惩罚部分被过分渲染，镇压敌人的专政功能似乎成为法律的唯一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特权的滋生，架空了法律作为规则的规制作用，导致了法纪废弛、社会失序。因而法治的归位，首先就要从上述误区中脱离出来，澄清法律的功能不在于治者治人，而在于治者和被治者都要遵从法律。法律应成为政治权力运行的框架。1982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垂范，党的十二大通过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此精神写入宪法，新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法治的意义，提出：“依法治国，是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1999年，法治方略入宪，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规定：“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然，“法治国家”的提出，并非一劳永逸地排除了法治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它体现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审慎反思与政治理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探求法治之处，取法于欧陆，重法典而轻判例。因而，在法律几近空白的情况下，倡导法治，当务之急在于加紧立法，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着力于立法，并不是法治之全部，然而重新起程的法治之路似乎又别无选择。社会的繁复、法律的缺失与厉行法治的迫切心情，使得立法颇为繁荣。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法律相继出台或得以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赔偿法》(1994年)、《行政处罚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正)、《刑法》(1997年修正)，等等。虽然有学者认为，众多新生的法律可能难以一举成为社会所恪守的有效规则，但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想，毕竟有了声势浩大的起步。从长远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进一步推进法治的必要条件。 2．公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长出来的现实社会。它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意味着每个国民和国家之间订立了由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的社会契约。为了保证契约的完整履行，博弈的手段就是民主与法治。 发展公民社会，最终是为了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自从有了国家及其政府以后，善政或仁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它的基本内容是：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于政府的期望和理想。 然而，善政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化时代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与善政构成挑战的是“善治”。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后者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毫无疑问，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一支健康的和积极的力量。 3．近日，某市曝出“亲情逼迁”模式。这一模式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谓“复古”。早在10年前，某地就曾滥用政府权力实行“连坐”制度，引发全国关注。 简单地说“复古”，其实也不尽准确。这一手法并非重新抬头，事实上，这些年来，在一些中小城市的拆迁中，一直若隐若现，“阴魂”不散。这一“经验”中，众多公职人员往往被迫成为政府动员拆迁的排头兵。但是，明明已经遭到谴责和唾弃的“连坐”制度，却在本次事件中卷土重来，甚至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未能完成征拆任务要处理”。这一现实折射出什么? 公职人员的责、权、利本由法律所规定和保障，但在部分基层政府膨胀的权力下形同虚设；而被裹挟到拆迁行动中的公务员，则面对着种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潜规则”。 “亲情逼迁”，对拆迁者及动员者双方而言，都体现出冰冷机械的粗暴，有违“以人为本”的历史潮流。比如在刑法领域，无论是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抑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修正，都体现了人性关怀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似乎并未被部分基层政府所感知。失去了人性关怀，原本乡土中国重要传承的亲情伦理，不得不被迫面对着与“自身权益”痛苦的选择。 参加拆迁工作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大吐苦水：“其实我们现在开展工作一般都挺顺的，就是个别村民看着别的村子拆迁，大家互相攀比补助款，有的村民认为闹一闹，能拿更多的钱，就自己扎根做钉子户，其实补偿款都是一样的，他们这么闹不仅耽误工作的开展，更影响预期建设。” 但也有群众持不同看法：“要是在任上没有大兴土木，这政绩怎么也不好看啊，要是盖上几栋洋楼，弄出个商务圈，再建上立交桥，肯定官升一级啊。” 而某村民则发出疑问：“听说有的地方拆迁就有伤人的，不知道报警了没有，这警察来了看见政府的人，还能保护咱吗?” 有专家学者介绍说，其实现在政府拆迁的工作开展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贯彻科学化、民主化的执政思想，几年前L市开发沙澧河，先后聘请了中外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反复进行沙澧河开发建设的可行性论证，在拆迁方案出台前，召开由被拆迁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13次，反复征求意见。拆迁方案实施时，根据拆迁工作实际和群众反映的新情况，不断予以完善。 而且L市政府制定了历年来最优惠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对房屋附属物、临时结构房、装修，甚至违法建筑也给予合理补偿；对合法拆迁户除依法补偿外，每户再奖励近万元；对于选择安置房的被拆迁户，过渡期限内给予每户每月240元或280元的安置补助费。同时，劳动保障、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也出台政策，解决被拆迁户就学、就医、低保等实际困难。全市共安排被拆迁群众再就业1700多人，被拆迁群众对拆迁政策的满意率在98%以上。 4．“实际上，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也就是说，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这才叫法治状态。”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在两会采访中说了这席话。当下，不少领导干部曲解“依法行政”的含义，不谈依法治权力而只谈依法治民，不谈依法治高层而只谈依法治基层。“依法行政”的口号近年来逐步被叫响以后，一些干部又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将依法行政解释为加强行政权，把依法行政之“法”塞进了本机关、本部门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红头文件”、“土章程”，甚至使之凌驾于宪法、法律、法规之上，强令执行，还美其名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 行政权是为执行国家意志，谋求社会公益，进行行政管理与服务而依法行使的公共权力。行政权若无所制约，则极易被滥用而造成对于行政相对公民的权利及社会公益的侵犯。通过法治约束和监督，使行政权受到制约，应是法治社会最基础的一环。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公权力的行为举止，直接影响着社会信心。进一步看，只有对公权力加以法律的制约，让法律来克制其自身的易扩张性，方能确保它在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维护公共利益、民生利益的道路上行使。 当然，保证依法行政，依法治官、治权，除了要继续运用以往行之有效的听取审议报告、视察检查、办理议案、受理申诉和控告、述职评议外，更要敢于和善于运用较为刚性的手段，如质询、发出法律监督书、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把行使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监督的实效。同时，媒体要敢于对重大违法乱纪的行为公开曝光。由此，“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才能落到实处。 5．当依法订立的合同，遭遇行政权力的强制干涉，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近日，某镇政府和亚龙湾管委会向该镇某村全体村民以《通知》的形式作出行政决定：终止其土地承包协议、变更合同主体、收回集体土地。但这一行为被法院一审裁定为超越职权范围。造成了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犯，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禁止性规定，依法《通知》应予撤销。 权力有边界，职能有规范，行政须依法，本是社会皆知的道理，更应是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的准则。但偏偏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背后暴露出的问题耐人寻味。该镇以一纸《通知》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好，某区政府“公函求情”，希望法院对强拆部门“慎重量刑”也好，都充分说明了政府的行政权力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 司法审判不容干涉，合同权益受法律保障，政府领导不应该不明白这样的道理，究其根源，是政府部门“包打天下”的思维长期固化，逐渐延伸为干预市场、干预司法的“闲不住的手”，在很多情况下一再出现政府角色的越位、错位。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已成为新一届政府明确的思路。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坚定改革决心，进一步厘清“权力清单”，该归政府的决不缺位，该归市场的决不越位，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更应千方百计发挥作用，确立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6．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一批富有改革精神的党员干部带领农民群众，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法律，结合本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创新，不仅理顺了农村治理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而且改善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活力，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将原来由党支部或村委会负责的村政村务，改变为党支部和村委会提出议案，村代会集体讨论决策，村委会负责实施，党支部和村代会进行监督。仅从这一侧面，就能看到Q县的改革实验的代表性和超前性。 对“Q县模式”最有发言权的要数当地村民。以前，村级的重要事项都是村干部个人说了算，现在必须经过村民代表集体讨论决定，改变了党支部或村委会包揽村政村务的做法。 Q县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前几年拆除违章建筑，大家心里都有点不痛快，乡里乡亲的，谁家没个鸡窝、猪圈的，先拆谁家的谁也不痛快，Q县的所有党员便先挨家挨户地收集村民代表的议题和议案，然后召开两委班子联席会议，达成一致后，党员立刻带头扒了自家的违建，最终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Q县的违章建筑没多久就荡然无存了。” 有的村民则表示：“以前村里经常收钱修修路、盖盖小学校，虽然活没少干，但这钱到底用了多少，谁也说不清，现在村代会下设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理财小组监督审查村委会的财务活动和各项收支，监督小组检查村务公开执行的情况。村里的建设工程，到底用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怎么花的，花到哪了，一查一个准。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咱村里人也想环境好点，钱的来去一清二白，大家心里都痛快。” Q县县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党员干部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竞选村代会主席、村民代表，合法地当选村代会主席、村民代表，实现党支部依法领导村民自治。这样既增加了农村党员经受竞争考验的忧患意识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激励党员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又形成了党的领导与民主管理的有机结合，增强党支部领导核心的民意基础。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出议案和建议，党员代表在村代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来体现，使党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地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落实。 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村代会)常任制，即通过村民会议对村代会的授权，村代会成为决定村政村务的经常性议事组织，村民群众的要求和建议通过村民代表在村代会上及时反映和讨论，从而改变了原来每年召开一次村民会议的被动局面，农民群众参加村政村务管理得到了落实，在村代会这个平台上有效地化解了大量农村各种矛盾。这是用制度和机制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使村民群众真正成为村庄的主人，从而保证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 O县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现在是21世纪，全国都建设法治社会了，咱们Q县也不能落后，现在各地政府纷纷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咱们也得用民主法治的力量推着Q县不断前进。 7．西方发达国家在全面推行法治前，大都经历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培育了人们的法治精神、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为法治建设扫清了思想观念障碍。我国未曾有过类似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权思想盛行、人治观念严重、法治意识淡薄。所以，在我国培育法治信仰就像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庄稼，困难多、收获慢、任务重。而越是这样，越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为推行法治夯实社会基础。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危害大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忽视法律，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毁坏法律，是污染了水源。”法律是经由执法司法活动作用于社会的。在很大程度上，司法机关的形象就代表了法律的形象，执法司法活动就是在公众面前为法律画像。如果司法机关都不能严格执法认真守法，那么凭什么让人们相信法律、信仰法治，凭什么让人们认为守法有利、违法有害呢?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就形同虚设”，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这句名言切中要害地讲出了法治信仰的至关重要。处在法治建设第一线、身为法治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的法院和法官，要像住持传道、牧师传教一样，去宣传培育法治信仰。不仅要做到自己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而且要通过各种渠道引导全社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法治理念是立法和执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可以说，法治理念是纲，立法和执法司法活动是目：领会了法治理念，再去掌握法律、评判执法司法活动，就可以做到纲举目张。对于什么是法治理念，法治理念都有哪些内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角度看，法治理念中的权利平等主要是针对私法的立法和执法司法活动而言，权力有限和权利保障优先主要是针对公法的立法和执法司法活动而言的。其中的权力有限是指公权力非因法律明确授予不得擅动，也不得不经法定程序盲动乱动。其中的保障权利优先是指在当公权力与私权利发生冲突而法律规定又不明确时，要坚持保障私权优先，不得为办案方便而扩张公权力。 要通过倡导法律的精神、原则和规定，让人们明白法律的尺度是什么，法律的底线在哪里；又要通过执法司法活动的强力、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让社会明白，在所有的行为规则中，法律的要求是最低的，相应地，如果越过了法律的底线，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付出的代价也一定是最沉重的。 8．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共提及“法治”一词5次，每次提及都对应着一个“改革”的领域，分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由此可见，全会公报将“法治”作为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概念之一。 公报中提出的“法治中国、”是对“法治”的全新诠释，将“法治”提升到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高度，在此理念下，法律将规范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任何领域的改革都必须同法治改革相协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明确了“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从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的重要转折。 法治改革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法治”的概念虽然屡被提及，但人们的目光长期投放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法治领域的改革常被忽视。实际上，法治改革不推进，必然会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譬如，用法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曾经是一个常用的表述，但是，很难想象能用一个缺乏改革、略显滞后的“法治”，去为改革之后的经济领域保驾护航。再如，曾经有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发出过“改革要敢于突破法律禁区”的“豪言壮语”，这亦体现出法治滞后导致的“想改革先违法”的尴尬。 法治改革是中国建设发展的基石。只有通过法治改革，实现全新历史时期的法律更新，才能使改革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这也是为什么全会公报中将“完善立法”放在了财政改革举措的首位。在全部领域的改革中，法治改革先行都是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障。 法治改革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唯一途径。“法治”虽然已经被确定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然而，要真正充分发挥“法治”的全部优势，实现“法治中国”，我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多次强调建设法治中国的原因。进行法治改革，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由最高层确定法治改革的整体方针和策略、立法机关推动法律完善和更新、加强司法独立和确保严格执法；另一方面，以社会公众为主导，以公众诉求和市场需要为基础，推动自下而上的法治改革，贯彻法治理念。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梦想，而“法治中国”不仅是中国梦的内容之一，更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为此，我们应将法治改革贯穿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始终，为中国梦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8年5月16日，天津市发布了新人才引进政策——“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放宽对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创业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户条件。根据这一政策，在津无工作、无房、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高校毕业本科生可“零门槛”直接落户。门槛超低的落户新政，诱惑力非同小可。 16日新政颁布后的24小时内，就有30万人下载并登录“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系统几度崩溃。面对蜂拥而至的“落户大军”，天津市政府先后4次给新政“打补丁”，限制投机炒房等人群借机落户，但直至5月21日，前往天津落户的人依然有增无减。“落户大军”看中的是天津户口的“高性价比”，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天津坐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高考录取率极高。根据近几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985高校、211高校和本科一批录取率统计，京津沪稳居前三，而天津高考人数在全国排倒数第四。 其次，天津户口也吸引了不少周边省市尤其是在北京打拼的人。相比于落户难度较大的北京，作为直辖市的天津户口性价比极高，同时天津房价便宜，教育质量高，京津城际也让出行更方便。可见，继成都、西安、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如火如荼的人才争夺战之后，天津落户新政再一次诠释了“抢人才”就是抢一个城市的未来。大量人才涌入，增加了城市的活力。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人才的聚集有助于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是冯奎同时表示，落户的强大吸引力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吸纳大量人才，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城市拥有较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资源，但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承载量毕竟有限。比如，西安出台落户新政后，周边地区不断涌入“新高考移民”，随之而来的“入园难”“入学难”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户籍人口“井喷”，也意味着人均享有公共福利的骤减，城市承载力负担不断加重，甚至会出现无法负荷的状况。 冯奎认为地方应该极力避免“抢人大战”演变为“抢房大战”。人口大量增加，短期内当地房源会出现“供求失衡”现象。而随着当地房价快速飙升，城市居民和附近的民众也会因住房“刚需”纷纷加入买房行列中来，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是一种冲击。对此，有专家也表示，与其说各地掀起的“抢人大战”是城市飞速发展的预演，不如说是政策推动下的提前透支。 目前“抢人大战”中各个城市对目标人才定位存在偏差，在“两个关系”上容易出现问题。首先是人才与人口的关系。各地“抢人”指的是所谓的人才，冯奎认为。过度强调高端人才，对农民工、长期在本地打拼的普通劳动者重视不足，也给城镇化中的人口流动制造了障碍。其次，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的关系。“抢来”的人才是增量，但在此之前各个城市已有许多存量人才，也就是已有人才与人口，他们长期在本地打拼，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目前看来，各地落户新政都过于向“新人”倾斜，这可能会导致新老市民之间的矛盾。以上两点反映了很多城市急于引进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但缺乏根本意义上的包容性。 2．人才难留，是欠发达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在2018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广东省省长指出，广东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粤东西北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人才集聚等方面与珠三角都存在很大差距。 招揽人才，对于省人大代表、粤东西北某公司总监黄炜乾来说是一件头疼的事情。他所在的公司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级研发中心。“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很强烈，也愿意开出不错的薪水，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来。”他说，有时候别人过来面试，考虑到各种因素，最后还是选择去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同时，招来的人要留住也不容易。在粤东西北地区，一些初级技术人才可以拿到三至五千，到了高级可以拿到七八千，但很多人在这里“攒够”了工作经验，被培养好了，可以独当一面了，就去广州、深圳发展了。对于这种现象，黄炜乾深有感触：“珠三角对人才的吸引力太大了。”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省人大代表、粤东西北某公司总经理简炜明。作为“创二代”，简炜明从父亲手中接过企业。招聘的过程中，他发现，要招到合适的人很难。“比珠三角城市的企业招人要难。”简炜明说。 省人大代表、粤东西北某公司董事彭自坚说：“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相比于管理人才，科研产业化的科技人才最缺。”他说，公司是不锈钢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但招聘综合能力强的外贸销售人员也遇到比较大困难。“在广深这很容易，但在我们那里就很难。” 不仅企业如此，也有粤东西北地区的领导称，粤东西北的教师、医生等人才也存在流失的现象。 F市地处粤东西北地区，该市副市长陈冰湖在谈到粤东西北人才引留困境时说：“我们缺人，年年招人，都招不到人。”F市第一中学校长谭元军说，目前，还是很难招聘到高水平的优秀教师或优秀的名校师范毕业生。而且，已经在教的教师经过学校的几年培训，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骨干教师后也会离开F市到珠三角等地任教。 相比于企业招人难的问题，在彭自坚看来，粤东西北最缺的还是教育、医疗人才。他说，其实大家都希望小病不出县，但现在甚至小病也往省里挤。“如果县一级医疗人才能跟得上，我不会三更半夜跑到省城来看病。” 粤东西北为什么招不到人才，也留不住人才?不少人认为，工资水平太低是人才难留的一个很大原因。简炜明在分析企业招人难的问题时表示，就F市来说，虽然生活环境不错，但是总体工资水平与珠三角地区差距较大，“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谭元军在谈到粤东西北教师流失的问题时也表示，教师工资收入与发达地区同类学校存在较大的差距是重要原因。 陈冰湖认为，一方面，珠三角是文化经济中心，发展机会多，而粤东西北相对偏僻。另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工资待遇低。她举了一个例子：她曾在招聘时遇到一位非常愿意到F市工作的女大学生，岗位薪资约2300元，但该女生询问工资可否为3000元。该女生回F市发展的意愿很强，但她因家庭困难需要养家，2300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根据相关规定，工资无法调整，这个女生最后非常失望地离开了。 省政协委员、F市政协主席丘志勇也有相同感受，他指出，粤东西北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还涉及待遇问题，“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两北人均居民收入不到珠三角的一半，其中教师、医生的收入差距更大”。 对于留人难的原因，黄炜乾认为，即使粤东西北的企业愿意开出和珠三角相同的工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的生活配套、人文科研氛围和机遇也始终难以与一线城市和珠三角城市相比。 他说，粤北山区暂时还没有形成一种交流的氛围，那些高端人才很少能跟相同层次的人交流，而一线城市和珠三角就有这样的氛围，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这一观点也得到简炜明的认同，他说，很多人留在珠三角的原因是机会更多、资讯更多、各方面接触面更广，总体上个人的素质提升更快。 简炜明和谭元军同时提到，F市交通相对落后，也是留不住人的重要原因。“从广州到F市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稍微塞车时间就更长。F市没有机场，去周边机场都要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就觉得路途太遥远了，想坐个飞机都不方便。”简炜明说。 省政协委员、G大学科研处处长陈严说，G市地处粤东，虽属区域中心城市，但与珠三角地区的先进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及基础条件、产业配套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客观的差距，这也是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对欠缺的主要原因。 “除了收入，高端人才对于就业的氛围也是很看重的。”黄炜乾说，氛围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国家高新区在初级阶段可能才有不到50名博士，等有500名博士的时候，它自然就有那个氛围，很多相同层次的人才就愿意在那安家乐户了”。 黄炜乾说，粤东西北地区民营企业的积累程度较低，他建议，支持创新型民营企业发展，在人才留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重点支持。 简炜明也强调氛围对于人才集聚的重要性，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创新创业的氛围。他说，粤东西北各市都应该打造好的平台，“可以启动一个创业资金或者是搞一些比赛，对做得好的创业人才进行奖励”。 黄炜乾建议，应鼓励粤东西北地区政府在引进对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发展当地特色支柱产业的集群，对于成长性、创新性较强的企业，予以重点支持。 他说，一些大的规划和项目目前主要在珠三角落实，在省级项目上，珠三角企业凭借先发展起来的优势获得财政支持的概率更大。“要搞好统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他建议，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他还指出，粤北山区承载着广东省本地域的绿化、水源等生态责任，为全省做出了贡献，但在工业发展等方面受到制约。因此，应当启用一定的平衡反哺机制。 “我强烈要求，给我们政策倾斜，增加编制。”陈冰湖更加直接。 彭自坚说，粤东西北各地政府也想要引进医疗、教育方面的高端人才，为他们提供高一点的待遇，但在地方财政上有困难。他建议，安排省级医院高端人才多批次到县一级医院作短期一两年的坐诊、手术，提高地方医疗水平；省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补贴粤东西北高端人才。 谭元军也希望省政府出台加大对粤东西北优秀人才奖补力度的政策。“如对在粤东西北地区任教的高级教师、省名师名校长、正高级教师或特级教师实行月生活补助政策。相信一定有助于吸引或留住优秀人才。” 丘志勇建议，省财政要加大全省统筹力度，统筹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像教育、医疗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不是说要拉平，起码差距要缩小”。 3．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能不能吸引人才、集聚人才、用好人才，人才发展环境是关键要素。哪里的人才发展环境好，哪里的人才成长就快、聚集就多、活力就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营造宽松环境，提供广阔平台。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推出人才新政，为招揽人才各出奇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颇引人注目。为了地方发展，吸引各方面人才加盟，本来无可非议。因为有人才才能发展，才能实现大的突破。发达地区希望不断有人才流入，实现更好更快的地区发展；而落后的地区，也希望通过吸引人才“入伙”实现后发崛起，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本是正常策略，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局面就有点混乱。例如，某个城市刚推出“黄金十条”，其他城市马上又推出“黄金二十条”。逐渐地，“黄金”被用烂了，人们的审美也疲劳了，有的城市干脆就弄个“美玉十条”，以此来体现自己政策的含金量。到后来，大家认为“美玉”也不够档次了，便弄出了“金镶玉十条”……买房优惠、租房补贴、项目资助、先进奖励等，投入一个比一个大，规格一个比一个高，口号一个比一个响，省里补了市里补，市里补了县里补，层层补助，层层加码。 不能说这些引才政策只是流于形式，也不能说这些引才政策没有契合市场需求，但应该看到，仅仅靠金钱作为开路机器，埋头撒钱，可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会让一些人这山望着那山高，难以静下心来搞研究；让一些擅长投机的人钻政策的空子，左右逢源。长此以往，地方的财政负担增加了，实际的收益却没有多少。难怪网友埋怨，这么多钱与其不问结果随便砸进去，不如投入到精准扶贫、提高环卫工人待遇、幼儿园建设等方面。 人才新政发布之后，也确实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效果。比如成都发布的“蓉漂计划”提供外地大学生来蓉城求职七天免费住宿等优惠的确能给青年学子以关怀，释放城市的包容和善意。武汉承诺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让青年学子买到住房等。在这些富有诚意的引才政策吸引下，各地人才落户数量同比大幅提升，显示了人才新政的强大感召力。 但引来人才，显然只是一个开始。人才能不能留得住，能否在城市里扎稳脚跟，才是决定城市走向的关键要素。人才也是一种优质资源，随市场迁徙流动是其应有之义。而且随着其他大中城市的政策跟进，买房优惠、租房补贴、项目资助等物质奖励或者本科落户等户籍政策已经大同小异、彼此趋同。在引才新政日趋雷同的现实语境下，曾经拥有巨大吸引力的人才新政就不再是一枝独秀。甚至可以说，城市引进人才早已走过了简单的粗放型发展阶段，是时候迈入比拼城市内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了。 真正的人才渴望的是事业，这才是城市引才存在的现实问题。“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引进人才需要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应该在搭建人才舞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持续着力。留住人才，最重要的是留住人心。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引进了人才，却将人才束之高阁，既浪费了人才，又消解了引才政策的积极初衷，最终导致人才来来又去去。这就要求在产业发展、项目支持、配套政策、体制机制等方面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如果说各项补贴和奖励简单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话，那么营造干事创业氛围，方可以称为精神层面。唯有物质与精神两条腿走路，城市发展之路才走得更快更好。 4．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于1月公布，中国的12个城市进入114强名单。 GTCI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ADECO集团和塔塔通信公司编制的年度基准报告，根据国家和城市自2013年以米的培养、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对其进行衡量和排名。除了北上广深，中国还有6个城市也名列榜单中。其中，杭州和天津2018年就入选榜单，而西安、成都、郑州、武汉首次入围。 自2017年以来，这些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吸引毕业生和人才的政策，可以概括为租住补贴政策、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落户政策，而落户政策分为直接落户和向人才倾斜的落户政策。然而，这些政策成效如何呢? 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已有两年，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生仅有三成愿意留在湖北就业。而东北三省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中仅有9．24％愿意留在黑龙江就业。东北师范大学《2016—2017年中国毕业生就业创业报告》指出，对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职业前景、薪资和兴趣，而非上述政策覆盖的住房、落户问题。 吸引人才很重要，留住人才也不可小觑。英国城市利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利兹的大学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优秀的学生，2013—2015年间，86％的学生是外地生源；而当地毕业牛留在利兹工作的比例达到29％，其中68％的学生为本地生源。虽然15％的利兹毕业生还是在毕业后选择前往伦敦工作，但其中97％的毕业生为外地生源，即他们在大学教育前并不居住在利兹地区。此外，利兹也从其他城市吸引毕业生就业，2014—2015年从其他地区前往利兹就业的毕业生占总毕业生的1．8％，是英国第四大吸引毕业生就业的城市。 利兹能够成为毕业生就业定居的热门城市，主要归功于当地的产业结构规划。利兹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西约克郡，距离伦敦车程3小时、火车2小时。如今，利兹已成为除伦敦之外英国最大的法务和金融中心，金融保险行业产值高达130亿英镑，有超过30家国内、国际银行在此开展业务，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也在此设立办公室。 制造业作为另一大支柱产业，提供了8．8％的岗位，产值超过70亿；其他重要产业部门包括零售、休闲旅游、建筑、创新和数字化产业。高端服务业和中低端制造业、服务业并行，使得各层次的毕业生都能在利兹找到合适的工作。 比起伦敦地区高昂的生活开支和拥挤的交通，利兹相对低廉的生活开支和适当的城市规模带来的产业间紧密合作，就非常吸引年轻有活力但收入有限的毕业生人群，成为毕业生就业热门城市。 对于企业来说，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当地优良的毕业生人才(利兹拥有4所大学)也有利于企业发展，人才竞争相对缓和，利兹地区的办公室还可以和谢菲尔德、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办公室一同负责英格兰北部的业务。 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人才引进方面不惜重金，具有发展眼光的领导也格外重视人才建设。纵观全国，人才建设和引进力度，和该城市的总体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都呈正相关。东南沿海因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发展的先发动力，在人才战略中已处于优势地位。西南、西北地区经过近年来人才建设工程，人才的规模不断提升，从国家的政策战咯到地方的引进政策，人才都在不断引进，人才的结构也趋于合理，人才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在2020年决战全面小康的关键节点，人才，不只是经济大繁荣的保障，也将成为脱贫攻坚的强有力保障。 城市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作为一种互利共赢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大在人才建设、人才引进方面的投资，从住房、工作条件、政策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优化，为人才提供好的环境，以便创造更多的价值。 但同样，这种人才的竞争，绝不等同于拍卖场上的竞争，你出一百，我出一百五。这种竞争需要考虑到长效机制。人才建设一味依靠引进，终有一天，会因为不断上升的成本而崩塌。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才团队，显得尤为重要。城市大学群、科研院所就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传帮带，追赶超，通过教育培养人才，通过情感留住人才成为更好的选择。 目前，人才和城市如何更好地融合，仍然是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人才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也将诱发人才的恶性竞争。同样，人才的比例、结构也并不太合理，许多小城市需要发展，引进高精尖的人才却没有能力留住他们，中低端人才又较难对城市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其中的矛盾，仍需要守土一方的干部谋划、考量。

给定资料 1．自2009年4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实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大投入，医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初步成效，实现了阶段性目标。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达到13亿人，保障范围从大病延伸到门诊小病。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药品安全保障得到明显加强；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核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同步推进，开始形成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性的新机制。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实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围绕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便民惠民措施全面推开，多元办医稳步推进。五年改革实践证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有力，尤其是在基层取得了明显成效，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加强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100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通过医保支付等方式平衡费用，努力减轻群众负担。鼓励医生到基层多点执业，发展社会办医。开展省级深化医改综合试点。加快建立医疗纠纷预防调解机制。 2．近年来，医患关系颇为紧张，患方敲诈、辱骂、殴打医务人员，围攻医院，甚至故意将医务人员殴打致残、致死……一幕幕暴力恶性事件在全国频频“上演”，性质极其恶劣。 2013年，媒体对20件伤医事件进行了统计。首先，从受害者的职业身份来看，一线医生首当其冲，占到75.0%，护士占比为25.0%。与之相对，患者家属是最主要的伤医者，比重高达60.0%，家属一般是因对医护人员的服务、医疗方案等不满，对医护人员下重手。如武汉一位患者家属不满病情介绍，刺伤查房医生；沈阳一位家长因女儿高烧不退，殴打医生致脑震荡：青岛一位患儿家长嫌接诊太慢，抡拳暴揍医生。另外患者本人占比为30.0%。但有时候，患者或家属行凶是源于一个很小的导火索，甚至难以理喻。2014年7月2日，珠海香洲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名护士在工作期间突然遭到一醉酒男子掌掴，造成护士左脸软组织挫伤，并出现脑震荡，起因是醉酒患者不停索要纸巾。其次，从遇害地点来看，八成以上的事件在医院发生：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间，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10年的20.6次上升到2014年的27.3次。医院外发生的伤医事件，也占到15%。如2013年1月19日，内蒙古包钢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朱玉飞，接到包头市120指挥中心电话，急救出诊。而后，病患在家中把朱医生杀害。此事再次震惊社会舆论，舆情总数直线上升。 “中国医生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连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也在2013年特别刊出了这篇不涉及医学科技的长文，“最近几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涉及个人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需结束医生面临的暴力威胁。” 3．2014年6月25日凌晨，临沭县人民医院医生值班室里，因对看病收费有异议，四名青年将值班医生围堵进值班室内进行围殴，竟然用开水浇医生! 2014年7月18日中午，重庆医大附二院，一骨科研究生在等电梯时，被泌尿科一位患者家属从背后冲过来用菜刀连砍两刀。医患双方素未谋面，起因是患者家属对疗效不满意。 2014年8月28日，一名女子带5岁大的骨折女孩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看病，在未挂号且诊室里仍有其他患儿就诊的情况下，不听值班医生引导，并抓伤医生。 医生们为何如此高调宣示自己的不安全感? 一位医药界人士告诉记者，“死了白死”的现状，伤了医生的心。“医生群体最伤心的是，无论院方还是政府、办案部门，都以‘维稳’为标尺处理杀医案，息事宁人是准则。而医生想要的，是杀人凶手被绳之以法，医院支持他们维权。但现在的案件中，这条底线都做不到。”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对医生诉求的“维稳”无需兵临城下。“医生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尊重，相信医生护士的悲愤不会危及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匡正祛邪，惩恶扬善。依法治国迫在眉睫。” “白衣天使”这个职业，在中国年轻一代心中已经不再光鲜。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数据表明，78%的受访医生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穿上白大褂。 实际上，中国医师协会此前曾做过4次调查：在2008年的首次调查中，不愿意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占53.96%；2010年，这一比例升到63%；2013年基本持平，为62.49%。但在2014年的第四次调查中，不愿意的比例陡升至78.01%。 从这4次不同时段的调查来看，随着医患矛盾的日益突出、医疗纠纷与冲突的逐步升级，“医不过二代”的现象愈加深化。 4．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同时，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维权意识也逐渐提高。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在看病过程中易导致医患矛盾的产生。 当前，我国公立医院主要支出费用是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医院设备购买靠收费来解决，医院的行政开支如日常开支、发放奖金等支出项目也靠收费保障，但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忽视群众利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由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对医学知之甚少，很难做到有效监督，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往往监督不到位，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尽管2010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针对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较大篇幅的调整，但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适用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化，不便于操作，没有结合医疗特点专门立法进行规范，一旦出现事故，鉴定仍是医疗部门的人员承担，这容易引起群众对鉴定结果产生怀疑，导致医患纠纷不断增多，且处理难度大。在我国，由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导致很多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长期以来，一些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有的医生技术水平不高，职业素质低，在医德医风方面存在一些不正之风，甚至出现腐败问题，导致群众不满。虽然这些只是行业中的个别现象，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杜绝。由此引发的患者对医生的不满情绪，在预期医疗效果与实际落差过大时，也就难免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新的催化剂。 现在医院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新闻媒体更是愿意对医疗纠纷和事故进行报道，并且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倾向于患者这个弱势群体，往往对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视而不见。媒体为弱势群体呼吁，确实为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打击红包、回扣，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片面的报道会误导读者，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给有效防止医疗纠纷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媒体过分强调患方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冲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某些媒体为了寻求卖点，打出醒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草率地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为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性而进行炒作，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夸大了医疗机构的过失。媒体错误的舆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诱发医疗纠纷的发生。 患者往往认为有病到医院就应治好，而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而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又不了解医学知识，对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更是不了解。一旦病人没有被治疗好，或出现死亡，或产生高额费用，且达不到预期疗效，就认为医院有责任，进而大闹医院，甚至打骂医务人员，完全忘记了之前医生、护士为此付出的大量劳动。 5．2014年2月，位于深圳市康苑路的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正式挂牌运作。3月中旬，调解员和律师正式进驻。这个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有别于以往在医院内部设置医患纠纷调解室的做法，率先在医院外选址，并率先在全市实现了调解范围对区属公立、民办医院的全覆盖，目的是强调公正、独立。 早在2010年，南山区就设了医患纠纷调解室，但当时这种驻扎在医院的机构，难以得到患者信任，调解效果并不明显。2012年，南山区采取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率先在全市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但是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在医患纠纷的调解工作中，有部分医患纠纷在律师事务所调解，有部分在医院，还有部分在街道办及南山区委进行调解，让患者难以对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的定位形成正确认识。“信任基础很差。”主管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的南山区司法局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设立在医院，就容易让患方产生医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印象，较难树立公正的形象。 因此，政府购买律师事务所服务和设立专门的医患调解中心，让专业律师发挥优势，既不用顾虑医院、卫生主管部门，也不偏袒患方，以第三方公正的立场，能取得其他组织没有的效果。调解员只受职业规范、纪律的约束以及所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 调解员在受理案件后，一般先了解双方陈述的事实和诉求，然后对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调查，作出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根据法律条文分析责任，在双方诉求之间选择平衡点并提出方案，尽量说服双方接受。如调查中涉及专业问题，则要用专家资源和其他相关机构进行了解，法、理、情并用，目的是“给患方一个清楚，给医院一个明白。” 但由于宣传不到位，大部分群众不知道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存在，如今新设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更鲜为人知。 目前，自该中心挂牌起，才受理了1起案件，其他均为在调解委员会时期，由医方申请调解；或由卫计局通知医调委介入调解；或是因为信访，从而主动介入调解受理的案件。患方申请调解的医患纠纷很少。 不过，南山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的律师们很有信心，将依托各医院的联络点进行宣传，电话24小时不关机，随时展开调解，提高公众知晓率。 6．救死扶伤的医生本该受到患者的尊重和爱戴，但近期患者和家属“仇视”医生、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相比之下，国外医生则是收入很高、最受尊重的职业，他们在解决医患矛盾上有很多好方法值得借鉴。 在美国，医患纠纷曾经同样是困扰医院和医护人员的社会问题。2013年美国护士学会网上调查发现，此前一年中，17%的护士曾遭受暴力攻击，57%的护士被威吓或辱骂。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虽然罕见，但由于美国枪支管理较为宽松，一旦发生往往就是“真刀真枪”的恶性事件。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OSHA)就颁布了第一版《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防止工作场所暴力指南》，该指南就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避免和防范暴力侵入，提出了可操作的指标。“指南”有几方面规定，一是医院的报警防范设施和与警方的合作：如医疗场所必须安装报警钮，配备手持报警器、移动通讯步话机等有效的报警系统；医院大门必须装备金属探测器，以避免凶器入内；必须装备24小时监控系统；设置紧急员工避险房间，保证治疗区有备用出口；家具布置和治疗区陈设应避免妨碍员工脱困，避免设置容易刺激暴力或被利用来行凶的物品。美国各地警方非常注意在医院附近的巡逻，病患家属很难进入治疗区和住院区，进入者都要签到并佩戴通行证等。二是美国的医院多有严格的门禁制度，医院须建立暴力记录的患者“限制访客”名单，并发放给护士站和访客签到处；医院有权了解患者的行为是否有暴力或攻击倾向；建立一个发现有攻击性行为的问题患者记录本。三是对医护人员的建议，如不鼓励佩戴项链等饰品，防止发生冲突时伤及自身等。“指南”公布后，各医疗单位加强了防护措施，许多医院还建立了专门调解医患纠纷的机构“伦理委员会”。该机构会就如何治疗、何时停止治疗、采取何种恢复手段等，和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医患纠纷发生后也会首先和患者接触，倾听对方意见，并进行充分沟通、协调。这一措施将许多可能导致医患纠纷的隐患提前消解，也可在医患矛盾发生后，有效缓解患者方面的抵触情绪。 很多电视剧都有这样的一幕：有人想见公司的老板，秘书问：“您预约了吗?”如果没有，秘书会微笑拒绝：“对不起，没有预约不能见。”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留美华人毕先生就会想起第一次在美国看病的尴尬：“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挂号的地方，不得已，我只好用蹩脚的英语，问前台护士在哪儿挂号，护士问我您预约了吗?我说没有。护士说，对不起!我们不接收直接来的患者。” 毕先生后来从朋友那了解到，在美国无论是小诊所还是大医院都没有挂号室，想看病都得预约，急诊除外。在美国看病、化验检查和住院手术并不一定在同一家医院进行。如需做复杂的化验或检查则要去第三方机构如“导管中心”“影像中心”和“化验中心”等。做手术住院也要去另一家医院。 在加拿大，患者除非急诊，一般要先看家庭医生，再由家庭医生决定是否进行体检，及是否找专科医生或专门医院就诊。家庭医生其实类似一个“收发室”，疑难杂症和大病都会转去专科医生或医院处，这样一来，病患能直接接触的家庭医生不负治疗责任，负有治疗责任的专科医生、医院又不和病患直接接触，有效保护了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美国不同，加拿大医院是允许，甚至鼓励患者家属陪护的，但对住院时间控制严格，加上医生是自由职业者，非手术轮候时间一般不在医院，且通常不固定在一个医院里，这些都有效减少了医患摩擦的发生。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同样实行严格的医药分家，医院和医生本身只有处方权没有售药权，医院治疗的主要项目均由全民医保支付，医患之间基本不存在金钱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医患矛盾的发生率。 在日本，医患关系比较融洽，主要得益于三个以下原因。 首先，预约制度的存在，使医院很少有人满为患的时候，始终能维持一个适度宽松的环境。 其次，在各医院的大楼里，经常能在布告栏上看到“患者服务至上委员会”的字样。这是医院为患者提供一些便利服务以及人文关怀而特设的一个部门，目的是让患者能够享受优质的服务和温暖的关怀。具体实施内容包括提供各种生活供需品、指派护工人员、接待投诉、聆听烦恼、收集患者意见等，也会定期给医务人员开设一些接待患者技巧的培训。 委员会有时还会举办一些院内的讲座和活动会，形式非常简单，就在住院大楼的一层大厅，请几位演奏师演奏几段音乐，住院的病人感兴趣的话，会在护工陪护下前来观看。 最后，日本的医院都相当重视对患者隐私的保护，相比较之下，国内几乎一片空白。保护患者的隐私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包括病床必须配帘子，学生见习需要征得患者同意，病历中患者照片涉及隐私部位时用纸帘遮盖等，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矛盾的产生。 7．67岁的老人王金林，因为腹膜炎，被送进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原以为会挨上一刀的他，在手术前被医生“拉了回来”。手术取消，改为保守治疗，老人并没有责怪医生的“临时变卦”，反而因为充分的沟通，特别感激医生，还特意写了一首歌曲《医患情》送给主治医生。在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哀歌四起的当下，这首患者写给医生的《医患情》，却像一道光一样，让人感觉温暖，也给当前灰色调的医患关系带来了些许的亮度。单纯从这首歌的歌词来看，当然称不上是什么经典佳作，其朴素而口语化的表达，更像是一首打油诗。但是这首歌词背后所代表的故事，所包含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正能量”。 在这首歌里，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溢于言表的，但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感激从何而来，医患之间的这种和谐是如何达成的，又会对当下的医患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当然要从老人在医院的治病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老人的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老人可以接受手术，也可以不接受手术，但手术就意味着一定的风险。而这时候主治医生果断地放弃了手术治疗方案，选择了保守治疗。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让患者接受手术，然后就是一系列的住院治疗，显然能够带给医生和医院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医生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本着从患者角度出发，维护患者利益的考量，放弃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这当然是患者所愿意看到的。 其次，在老人接受保守治疗的过程中，因为胃部插管而感觉很不舒服，于是请求医生拔掉插管。但是这时候医生既没有不理不睬，也没有三言两语就把患者打发了，而是从专业的角度和患者进行了耐心的沟通、交流，最终取得了患者的信任，赢得了患者对治疗方案的支持。 实际上，如果我们顺着这两个“答案”反推上去，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医生没有选择手术治疗而是改为保守治疗，也就意味着医生和医院没有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患者的利益，这和一些医生屡屡开出大检查、大药方的做法显然大相径庭。而在患者对治疗方案提出质疑的时候，医生没有嫌患者麻烦，难侍候，而是给予耐心的沟通交流，最终说服了患者，这和一些医生不愿意和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对患者的请求也不管不问大不一样。 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收到病人为自己写的歌，医生也是格外感动，至此，医患之间就完成了一次良性互动。先有“医患情”，才能谈得上医患关系的和谐。从这个角度说，成都市这位患者写给医生的《医患情》，既像是医患和谐的一个样本，同时也是一个范本，值得医患双方好好反思，认真借鉴。 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据新华社电，河北省科学院近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 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院方对他 们不公正，是人才浪费。 1、正教授看大门太“奢侈”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刘教授，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正教授级 外语译审。在河北省多届经贸洽谈会上给省领导担任俄语和波兰语翻译，是河北省仅有的两名精通波兰语的人 才之一。他还兼任河北省翻译系列高级评委会主任、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 1993年到单位下属公司任经 理，后因公司倒闭，1996年申请回院里继续搞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没能如愿。已56岁的他成了看大门的门卫， 直到1997年3月恢复翻译工作。 本人自述：怎么也想不到我堂堂一个正教授会落到如此地步，怀疑是因为搞公司失败了领导对我有成见。 看大门的活倒是不累，关键是思想上接受不了。1997年3月，在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上，我作为多个协会 的主要负责人宣布：“我正在河北省科学院看大门!”当时的院长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才给我安排到图书馆工 作，我又继续从事我热爱的翻译工作了。 院方说法(河北省科学院副院长)：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院里1992年搞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 岗、竞争上岗，而刘教授偏偏在此后到下属公司搞经营，后来经营不成功便想回来搞科研业务。虽然他是高级 知识分子，够得上人才，但不能把他塞进去，把别人给挤出来。让他看大门已经是照顾他了，起码有工资嘛。 记者点评：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 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多到连个工作岗位的“坑”都没有的地步。 2、有人偷了我的“奶酪” 王某，196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后进修图书情报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副研究 员。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工作。1994年，到院下属的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因与公司经理发生矛盾， 1996年离开公司在家养病。1997年被安排到院传达室发报纸，1999年提前病退。 本人自述：我并不是能力差，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传达室根本不缺人，我在那里只是“挂” 着，每天接受来往同事的“瞻仰”，精神压抑得简直快崩溃了。 院方说法(人事教育处处长)：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不行的。再者，王 某是自愿选择搞经营的，放弃了原来的岗位，如果当初在原岗位竞争上岗，肯定不会失去工作。 记者点评：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 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 个新课题。 3、我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 张某，199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物理系，河北科学院能源所工程师，在职研究生。在乡下做了4年与科研无关 的扶贫工作。2002年，先在办公室当内勤，收房费、水电费，后因专业不对口开始在能源所传达室发报纸。 本人自述：其实我现在做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在我们所里的科研人员中， 我绝对不是最差的，目前我复习考博士，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院方说法(人事处副处长)：科学院改制后，人员数量大量压缩，出现像张某这样的在职研究生没活干的情 况就不足为奇。 记者点评：张某去发报纸并不是单位人才多得用不过来，而是单位没有能力再给其提供岗位，这时人才合 理流动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迫。

二、给定资料 1．“我九岁博览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我现在都是看社会人文类的书，例如《知音》《故事会》……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此语出自一位名叫罗玉凤的打工妹之口。身高1.46米的罗玉凤被网友称作“凤姐”。在上海地铁站发过1300份征婚传单、誓嫁身高1.8米的名校硕士生的她通过一次电视节目而一炮走红。“凤姐”是“红”了，“红”透了大江南北、“红”得风风火火！与以往名人的成名之路有所不同的是，“凤姐”并没摆出芙蓉姐姐“搔首弄姿”的姿势，也未拿出老一辈艺术家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狠劲，便一夜成名了。而推究其原因，除了“凤姐”那雷倒人的话语及经历外，传媒机构的助推作用不可小觑。凤姐在各地电视娱乐节目中先后登场，先是引起轰动，继而被爆造假，实是一场有预案的商业炒作，而一些媒体不但积极“配合”，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电视台更是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弄虚作假，安排“演员”作秀，将观众狠狠地涮了一把。公正地说，商业炒作，如果不违法违规，内容是否低俗，并无客观标准，公众可以批评、拒绝，但也可以选择不搭理。然而从公众的反应看，这事很低俗。显而易见，真要举起打击低俗的板子，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打在媒体身上。媒体本靠公信力安身立命，却公然弄虚作假，贬低公众智商，玩弄公众情感，实在可恶。 2．传媒低俗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的变异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和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注重感官刺激、渲染暴力色情等不良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内容上以“窥私”姿态、猎奇心理看待世界，将凶杀、暴力、色情甚至是封建迷信、人类灾难等信息还原、放大，将重点放在花边新闻、犯罪和暴力事件、公众人物隐私等方面，不仅“星、腥、性”等各种低俗场景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而且“冷血新闻”“恶搞新闻”“炒作新闻”频现。二是在表现形式上过分强调故事性、趣味性，标题设置一味煽情，版面处理追求视觉冲击，走新闻故事化、戏剧化的道路，感情因素和细节被大肆渲染，甚至以色情画面、挑逗性动作和粗俗肉麻的语言来迎合低级趣味。 3．“你愿意经常跟我一起骑自行车吗？”在我国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一位年轻的男嘉宾向女嘉宾马诺祈求般地提问。马诺则笑着用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来回答，让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哗然。《非诚勿扰》中另一对男女嘉宾在节目中赤裸裸的对白更令人感到惊愕—女嘉宾问一位男嘉宾：“你家有钱吗？”男嘉宾直接宣布：“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子。”毫无疑问，马诺和她所代表的一批“物质女孩”，信仰的爱情观是金钱、地位、权力和享乐至上。这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对节目中盛行的畸形“婚恋观”的广泛批评，也引发了受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屡受挑战和践踏的深深忧虑。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创下收视冠军、广告暴利激增的刺激下，全国各地省级卫视争相模仿，纷纷推出相亲节目。一时间，荧屏里遍布“剩男剩女”，“拜金女”“富二代”等相亲话题人物轮番登场亮相。 4．作为上海电视节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白玉兰论坛“中国电视主持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于2010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主持人赵忠祥、沈力、曹可凡、敬一丹、王小丫、田歌、杨锐、涂经纬等出席论坛。在论坛期间，赵忠祥等名嘴齐批目前一些卫视“热播”的相亲节目的低俗化倾向，表示“做节目不能只求收视率，媒体要自尊”。主持人赵忠祥在论坛上说，我们要在思考中前进，是现在这个时代给予了现在的主持人、各个栏目无限的空间，三十年来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并不是主持人的终止，而是“而立”。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来梳理。“在公众媒体说过一些过火语言的人，制作节目的各个环节的人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而王小丫则说，自己在做一档特别节目的时候，有一位伊朗小伙子现场征婚，可一位女孩上来就问“你有房、有车吗”，让他非常不舒服。“作为主持人不能剥夺别人的话语权，但是作为媒体人要自尊，并要有责任来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王小丫说，“现如今，电视上有很多节目形式将家长里短、吵架等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有些媒体故意将人的劣根性放大、渲染，而且很多节目这样做了，让人觉得很悲哀。”最后她表示，“审丑”不能成为做节目“抓眼球”的手段。曹可凡说，除了乱和狠，我们的有些电视节目甚至比台湾的节目更“荤”了，这真让人感到迷茫。过去节目追求真诚，现在节目就要假，要编剧编、演员演，更像情景剧了。这么下去都有点不会做节目了。为了引人注目，好些节目都去采访“凤姐”，让人感到一种悲哀。 5．娱乐本无罪，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审美情趣上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本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当商家争相拿钱邀请一个自闭症病人、一名刚结束流浪的乞丐“犀利哥”出席走秀活动时，却大获成功；“宝马女”马诺、“豪宅女”朱真芳们越来越成为电视荧屏上的主角；深陷不雅照片、视频的漩涡中的“兽兽”们不仅能安然脱身，反而借机上位更加走红。这些已经给人们敲响警钟：有些人追求的不再是光明、正当、高尚的美，而转为对离奇、低俗的人与事的热烈追逐。并且，这种审“丑”的潮流已经从网上走到网下，从“个人作怪”走向“机构运作”，从“话题”变为“现实”。观众们热捧、追随这些所谓的网络红人和娱乐事件，暴露的是现代人精神真空和价值虚无的一面。除了疏于提醒人们在尽情享受娱乐大餐的同时应当谨防其危害之外，媒体在这股潮流中的“越位”与“缺位”似乎更值得关注和深思。 6．国家广电总局2010年6月12日通报，总局6月2日和8日先后下发管理通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通知要求，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不能由演员、模特、节目主持人、“富二代”、“成功人士”等身份的嘉宾占据荧屏；不得选择社会形象不佳或有争议的人物担当主持人；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要把好嘉宾关、主持人关、话题关、内容关、审查关、播出关。”在广电总局日前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节目要有助于展现嘉宾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择偶观念，不得设计出位环节。所有交友类节目均不得现场直播，要严格执行播前审查和重播重审制度，对有问题的内容和错误的观点必须删除。广电总局要求相关电视台，“要严格按照本通知有关精神，认真做好节目预案、环节设计、嘉宾选择、话题引导和播出审查等工作，切实办好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恋观。”“广电总局的通知规定得十分到位，来得很及时，”不少观众说，“如果电视台只为收视率，放弃媒体责任和道德底线，用越来越大胆的言论挑战观众的极限，相亲节目即便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也会被观众无情抛弃。” 7．在当下的一些省级卫视中，名目各异的相亲类节目如火如荼，呈泛滥之势。近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最近引起很大社会争议的相亲类电视节目进行整改。对此，各界人士表示，电视应弘扬先进文化，为广大观众奉献健康精神食粮。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李守镇说，电视媒体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你的观众是谁？你宣传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在电视媒体受众中，全国广大职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广大职工群众需要娱乐节目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但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愉悦身心的娱乐节目，而不是媚俗、低俗、恶俗的节目。电视媒体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即：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以高品质的、具有健康格调和品位的文化产品来满足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全国妇联宣传部负责人指出，在一些婚恋相亲节目中大肆炒作渲染低俗、错误价值观和婚恋观，特别是依靠贬损女性形象、使用不健康语言等手段换取收视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广大妇女的强烈反感。国家广电总局日前下发文件，对这些节目进行旗帜鲜明的整治和规范，这是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健康向上的媒体文化的有力举措，符合广大妇女的要求和愿望。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研究部主任张德祥说，电视作为一个在现代生活中影响极大的媒介方式，追求收视率，强调市场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把握好度，不能为娱乐而娱乐．为收视率而违背基本的道德理念和价值立场。国家的文化建设必须有优秀的团队，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发出正面的声音，做好正确的引导，这样才能创造出体现民族文化精神、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电视艺术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电视相亲节目是有社会需求的．电视工作者要坚持引导，而非一味迎合，应该站在文化自觉的角度，注意培养一种沉稳而非浮躁、幽默但不油滑的欣赏趣味。他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众审美经济的时代，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必须注入审美精神，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防止道德滑坡。一些电视工作者在节目创新上的探索精神是好的，但必须反对功利化、媚俗化，决不能为了收视率而丧失电视人应有的社会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建珍博士说，电视节目的成功首先要倡导正面价值，与大众文化的深刻需求相呼应。作为一个吸引观众的交友节目，真实是节目的基础，也是主导社会大众价值判断的来源。一些节目邀请模特、业余演员等扮演普通人，充当交友嘉宾，丧失了“真实”这一基础，成为单纯为获得“收视率”和“知名度”的“戏剧”，造成了大众价值判断的混乱，虽然赢得了收视率，却丧失了媒体应有的舆论引导的功能与作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马忠君博士说，收视率不是衡量节目的唯一标准，更不是降低格调、品位、用低俗丑陋和作假来迎合小部分观众心理需求的堂皇的借口。一些节目以讨论道德话题为幌子，实际上却宣扬“拜金、炫富、崇洋”等种种变形、扭曲的爱情观与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杨早博士表示，相亲节目可以办，但节目的定性要很明确，如果定位为类似“真心话大冒险”的青春游戏，一定要向观众明白宣示节目的游戏性质，以免造成观众的价值混乱；如果定位为正经的交友节目，节目播出时必须注意删减极端言论，以尊重公序良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梁振华副教授认为，现在引起社会探讨的并不只是节目，也包括节目里的这些人所持有的恋爱观念、职业观念、择偶观念。一些节目把欲望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触犯了电视媒介应有的道德伦理底线，电视收视率越好，节目的存活空间越大。一些节目把这些扭曲的观念放大，造成了连锁效应，不仅对受众而且对媒体也造成了误导。 8．目前，荧屏上有《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百里挑一》《为爱向前冲》等近十档婚恋交友节目，很多嘉宾身份被指造假，欺骗观众，赚取收视率。广电总局的通知中明确表示要打假：“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要把好嘉宾关，要认真核实嘉宾的身份，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2010年6月10日，江苏、浙江、安徽等多家办有婚恋交友节目的卫视发表声明，称会按通知要求执行，大家都认为通知下发，对相亲交友节目的健康成长有积极的作用。江苏卫视表示会严格把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浙江卫视表示会严格对照执行，坚持“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安徽卫视作出了实质性安排，立即停用话题嘉宾主持马诺，并对《周日我最大—缘来是你》进行全新改版，推出“暑期恋爱季”，引导青年建立踏实的婚恋观。 9．日前，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做客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文人讲坛，为师生开展题为“媒介的责任”专题讲座。讲座中，朱虹表示，对于低俗电视节目应坚决叫停。朱虹说，电视节目性质有明确的区分：一种是正确引领先进文化的，如《感动中国》；一种是通俗化节目，如小沈阳的表演。而像“凤姐”这种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不能让其流布于社会。朱虹坦言当前电视节目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之一便是“克隆”现象严重。他以《超级女声》和刘谦的魔术为例指出，一旦某个节目火了，其他电视台就开始竞相进行复制、模仿，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在谈起当前比较热门的婚恋节目时，朱虹表示，婚恋节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需求，这些节出现的早期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后期便渐行渐偏，渐行渐远。这是需要警惕并加以防范的。电视台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而宣传金钱至上的思想或炒作个人隐私。谈及文化监管问题，朱虹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文化监管部门，只是管理方式不同；在文化监管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放任不良文化因素蔓延只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0．“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国家广电总局2010年6月初正式下发的两份文件中，对相亲节目的整改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两份文件一出，原本热闹非凡的相亲节目，忽然冷却下来，经过半个多月的观察，记者发现，一些原来火暴无比的相亲节目如今都变得温情起来。江苏卫视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因出现“宝马女”“富二代”而备受各界质疑，成为各媒体、观众口诛笔伐的对象。在广电总局的通知下发后，江苏卫视立即回应：“把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进一步提高节目品质。”据悉，6月26日，《非诚勿扰》将进行整改后的第一次节目录制，节目形式和主持人不会做任何改变，但审片将更为严格，并更换一批女嘉宾，拒绝“作秀女”。记者观看了6月12日晚和6月19日晚该节目的播出，发现弥漫于节目之中的“非主流”价值观讨论全然不见，“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一类的恶俗言论也没有出现。尽管节目是广电总局通知下发之前录制的，但通过后期剪辑，明显感觉到以“火辣言语”著称的节目有了很大改变。经济、金钱不再成为屏幕上嘉宾热议的话题，兴趣爱好的相互吸引、情感的真实碰撞成了讨论的焦点。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在深圳蛇口炸响。此后的四十年，深圳以奇迹般的速度迅猛发展，由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为一个实际人口超过20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 先行先试、大胆探索，是深圳的基因和使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深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明确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近年来，深圳在社会治理上呈现出许多新的亮点，从统一政务服务平台“i深圳”App，到早晚高峰期间只允许载有2人以上车辆驶入的“多乘员车道”，再到“人脸识别”查处非机动车闯红灯……一个个深圳“网红”的背后，都是深圳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创新。 不依靠信息技术，不在创新上下功夫，很难想象仅靠有限的人力、物力而能高效地治理越来越庞大的城市。2019年，深圳正式出台《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逐步综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目前，深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每天数据交换量超过2000万条，峰值达到近8000万条。“这些数据每交换一次，可能就有1个市民少跑一次办事窗口，少盖一个章。”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人说。 在社会信用管理领域，深圳同样是先行先试的典范。作为全国最早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城市之一，深圳于2003年率先建成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上线信用网站“深圳信用网”，从201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深圳信用网”的总查询量近12亿次，总访问量近19亿次。 此外，深圳还率先成立信用机构，构建信用信息应用体系。目前，在全市首批83项重点事项中试点应用，在人才引进“秒批”等加快审批举措中，自动拦截失信主体，累计对“老赖”限制任职登记1.3万次，对经营异常名录的商事主体限制登记或备案25.5万次，对严重失信名单的企业限制登记或备案29万次，信用信息应用体系提高了失信成本，推动各类主体遵纪守法、守信崇德，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考，深圳迅速激活社会治理优势并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经受住了考验。深圳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送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在抗击疫情的危难时刻，深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带头下沉社区，既当“社会暖心人”，又做“企业服务员”，让党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深圳机场集团党委坚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的制度优势，1580名党员领导干部闻令而动，主动作为，以“指战员、组织员、战斗员”多重身份，全力以赴投身防控“疫”线，带领空港广大群众形成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强大合力，为深圳筑牢防疫“空中之门”。 疫情期间，深圳市、区两级分类推动，司法局等相关部门编制了一系列法律指引、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合规操作指南，对企业复工、征用等问题开展了法律分析，针对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事项提供了执法指引、网络普法、线上法律咨询、线上法律援助申请等法律服务。同时，充分发挥特区立法权优势，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草案)》，为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提供法治保障。 作为全国闻名的“志愿者之城”，深圳全市注册志愿者达到165万，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13%，位居全国前列。疫情防控期间穿梭在社区、小区、产业园区、商场等场所的“红马甲”，是温暖广大市民的“志愿之光”。疫情期间，深圳全市共组建了747支志愿服务队，9000多名志愿者积极参与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心理咨询等志愿服务，彰显了“志愿者之城”的爱之力量。 近年来，深圳高度重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在心理健康、法律援助、纠纷调处等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开展服务。通过动员和引导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市民政部门积极动员和引导下，市慈善会、壹基金、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响应，通过发布行业倡议、组织捐款捐物、提供心理援助等方式，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在深圳逐渐形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时光荏苒，一个个科技创新巨头企业在这里成长，一个个源头创新的种子在这里播撒，一个个跨界融合的火花在这里碰撞…… 四十载激情岁月，深圳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饱经沧桑的深圳河，滚滚汇入伶仃洋，见证改革开放大潮的奔涌，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的炽热温度。今天的深圳，迈入新时代，蹄疾步稳，扬帆起航。 2．广东是经济大省，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300万户，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广东统筹推进疫情常态防控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已快速复苏，并逐渐回到强劲发展之路。 2020年4—6月，广东新登记市场主体数同比分别增长8.4%、11.0%和31.5%。截至6月底，全省实有市场主体达1305.9万户，同比增长10.0%。全省市场主体总量、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户数等指标持续稳居全国第一。6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9%，重回正增长。此外，用电负荷同比增长1.5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1%，进出口总额增速转正。 6月15日，第127届广交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第一次完全以线上形式举办的广交会，也是疫情发生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盛会。虽然转为线上进行，但广交会并没有降低参展门槛，依然维持原有规模，依然是很多中国企业稳订单、拓市场的重要平台。 生产销售美术颜料的广州丽美公司就通过广交会迎来了一次“小爆发”——他们通过线上交易的方式跟外国客户敲定了一笔近500万美元的订单。 “我们其实是有点幸运的。”丽美公司总经理说：“我们公司主要面向欧美发达国家生产外销产品，受疫情影响，公司经历过一两周都没什么订单的‘惊心动魄’，因为我们格外重视本次广交会带来的交易机会，按照广交会官方指引，丽美公司将企业、展品信息，以文字、图片、视频三位一体的方式呈现在相应展区，很快就有不少采购商主动联系。” 2.5万家参展企业，180万件商品，数十万全球采购商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外贸产业人员，在10天内24小时不问断地进行线上洽谈，堪称突破时空限制“史无前例”的贸易创举。 新的变化悄然发生，广东外贸逐步回稳态势越来越明显。二季度全省进出口值1.69万亿元，同比降幅收窄至3%，环比一季度增长23%。从月度走势看：6月，全省进出口同比由负转正，增长0.8%，出口降幅持续收窄至1.8%，进口也由负转正，增长4.9%。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分析，今年外贸发展外部环境严峻复杂，但广东发展韧劲足，回旋余地大，尤其是随着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效应持续释放，有信心稳住外贸基本盘。 3．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疫情发生以来，广东各地保护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仅“活下来”，更要“强起来”，持续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在佛山市美的、格兰仕的生产车间，一件件产品飞速“走”下生产线，眼前这片火热的生产景象，离不开疫期中佛山人社系统为企业复工复产的保驾护航。而在今年初，受疫情影响，不少外地务工人员无法按时返工。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佛山通过启动专车专列等方式接送异地务工人员返岗。美的、格兰仕于2月21日在全省率先启动复工专机，接回外地员工，加速产能恢复。截至7月下旬，佛山共帮助企业务工人员10.8万人返岗。 另外，佛山依托“佛山人才网”举办网络招聘会，累计参加企业达3806家，职位1.7万个，投递简历累计4.2万人次，做到了防控不放松、招聘不停歇。一方面满足了企业需求，另一方面有效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受疫情冲击，不少企业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佛山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用，今年2—5月，全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50.09亿元，惠及企业29万家。不仅如此，佛山还将中小微企业，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社保免征政策期限延长至12月底，预计可减轻全市企业负担社会保险费约140亿元。在失业保险费返还方面，佛山为企业减负合计5.3亿元，涉及企业17112家。作为自选动作，佛山还安排了2亿元，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发放延迟复工补助。 惠州市惠城区在商事登记上实现了“秒批”，新的智能审批系统通过数据实时校验、多维度比对，当场就可办结，大大地缩短了业务办理时间。随着商事服务改革的推进，可以“秒批”“不批”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6月5日计划创业的小朱来到惠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营业执照，只是带着身份证、房产证复印件、租赁合同等简单的材料，在大厅的设备上操作一番，前后花了大约15分钟，一张营业执照就拿到手了。“太方便了，有种颠覆的感觉。”小朱说，2018年，他的朋友在惠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注册一家公司，由于要排队取号、交资料，跑了好几趟，前后花了3天时间才注册成功。 7月21日，广州市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挂牌，这是广州运用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中央专项资金建成的第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该工作站将以“集成电路产业”和“精细化工产业”两大重点产业为依托，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检索、法律咨询、争议解决等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和指导服务。 近年来，广州在知识产权领域频频发力，推动企业创新。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积极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着力推进知识产权创造量质齐升。数据显示，2020年1—6月，广州全市专利申请量100023件，同比增长18.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22962件；全市专利授权量69544件，发明专利授权量6006件。截至2020年6月底，全市有效发明专利量63429件，同比增长18.3%，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1.4件。 4．高素质人才队伍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打造人才高地，提高人才竞争力。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及人才流动报告》显示，大湾区呈现出很强的人才净流入态势，2019年三季度大湾区人才净流入率达1.3%，较2018年同期的1.24%进一步提高。 强大的人才竞争力与大湾区在人才工作方面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7月16日，广州举行第157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三大工程羊城行动的推进情况。截至上半年，广东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69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1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1.2%。 为了更好地适应广州金融业发展要求，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项目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拓宽了高层次金融人才申报覆盖面，让更多的高层次金融人才可以受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对此次修订点赞，“此次修订体现了广州金融发展在引才、育才、助才、成才、留才各个环节下足功夫，以人才建设推动了广州金融高质量发展。”2019年前三季度，广州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619.53亿元，同比增长7.8%，占同期GDP的比重为9.1%，拉动CDP增长0.7个百分点。 为了留住人才，广州将高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引进制度，具有高级以上职业资格并符合相关条件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以申请将户籍迁入广州，或按规定申领人才绿卡和享受积分入户政策，同时，广州尝试粤港澳大湾区职业资格互认，鼓励符合条件的港澳技能人才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并在南沙区引入国际和港澳职业资格培养评价体系。 《2020年二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显示，广州第一次跃居城市人才吸引力指数榜单首位。 5．2020年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万众瞩目的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两位出生在广东的科学家——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而在年度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方面，广东同样成绩喜人：共有50个项目获奖，为近年来最好的成绩，比2018年增长11.11%；广东获奖项目数占全国获奖项目总数比例达到16.23%，再创新高。 漂亮的成绩单，是广东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结果。2019年，《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作为广东省政府1号文发布，从区域创新、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环境等四个方面形成12条政策60多个政策点，提出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粤港澳科技合作机制，启动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共建重大创新平台和成果转化基地，共同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小林是一名“85后”香港创客。每周有2—3个工作日，他往返于新界元朗家中和深圳前海的研发中心，这让他习惯了港深“双城生活”，“单程不超过1个小时，比我去香港数码港还快。” 2015年，小林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立家旺智控有限公司，为智能化大厦提供解决方案。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年后，小林及其团队进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扩大研发智能硬件的研发团队。小林也开启了深港两地创业，“我们赶上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快班车，除了政策支持，还有绝佳的创业环境，内地正大力推进建设智慧城市，是运用智能楼宇的好时候。” 为什么将研发中心选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除了交通便捷，小林更看中这里支持创业创新的优质生态圈，2016年刚来内地时，团队没有资源也不熟悉规则，进入之后，团队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大大提升了，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孵化机制让初创企业能全力聚焦于产品研发，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借助深圳发达的产业链资源，主攻智能硬件研发的家旺智控在这里找到了香港缺少的工厂和生产线，从采购零部件到量产均可一站实现。 为了帮助更多港澳青年在内地创业，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精心组织开展各类培训、沙龙、创业比赛等活动。小林表示，这让初创公司有机会接触到各地前来考察的政府部门、投资机构，在市场开拓和企业融资方面赢得了先机。 随着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建设的提速，大湾区科创产业链的深层联动正成为新的趋势。一直以来，香港、澳门被认为拥有高校、科研、国际化等方面的优势，广州则有发达的外贸及电子信息产业，深圳拥有完善的科创产业链条，东莞、佛山等地沉淀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沿着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的强劲“新引擎”正在逐步开启。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了科技创新要素的集聚地。据不完全统计，自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地设立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以来，已有360多个港澳青年创业团队落户，涉及互联网、金融、科技、生物、医学等领域。 6．广东省绵长的海岸线上港口密布，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汕头港、湛江港五大沿海主要港口，以及佛山港和肇庆港两大内河主要港口构成了广东港口的基本格局。截至2017年，广东全省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309个，约占全国1/8，居全国第二。然而这样庞大的港口资源具有迫切的资源整合需求。一方面，过去“一城一港”建设模式下，港口出现同质化竞争激烈、公共资源配置不优等问题，导致港口大而不强。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对广东加快自身港口资源布局优化提出要求。 广东省内庞大的港口资源将如何有效整合?又将如何与香港协同推进世界级国际航运枢纽建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明朗。大湾区港口资源整合的主基调是“多中心”。这意味着不追求整合形成一个强大港口，而是构建一个分工合理、协同高效的系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发展船舶管理及租赁、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并为内地和澳门企业提供服务。增强广州、深圳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与香港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港口、航运、物流和配套服务体系，增强港口群整体国际竞争力。 按照《广东省港口资源整合方案》，广东将充分发挥广州港、深圳港“双龙头”地位，以广州港集团、深圳港口集团为两大主体，分区域整合沿海14市港口资源，促进全省港口形成差异化、优势互补的良好竞合态势。7月12日，广州港务局与珠海市交通运输局签订港口合作协议，明确促进两市港口资源整合利用以及发展业务合作。 7．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汕尾市海丰县，包括鹅埠、小漠、鳊门、赤石四镇，总面积468.3平方千米。2017年9月21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明确深汕合作区党工委、管委会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由深圳全面负责建设管理。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成立翻开了探索“飞地模式”的新篇章，这是一种先进“软件”和优质“硬件”的资源整合模式。深圳特别提供了价值理念、政策制度、资本资产、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水平等先进的“软件”，合作区则提供了丰富充足并且极具成本优势的土地、人力和生活资源等优质的“硬件”。 深汕特别合作区总体规划纳入了深圳市城市总规划第四版，在产业布局上，注重基础先行、平台带动，在各个城市功能组团中相应布局了深汕湾机器人小镇、小漠湾文化旅游创新小镇、莲花山生态康养小镇等。其中，面积达13.5平方千米，全国最大的深汕湾机器人小镇已经纳入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示范区和三大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之列。一座现代化国际性的滨海智慧新城已然跃出地平线，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 2011年澳门特区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协议明确在横琴划定5平方千米的土地与澳门共同建设粤澳合作产业园。目前，包括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内，粤澳合作产业园已为25个项目供地，其中24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总投资额达792.7亿元。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当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送上“大礼包”。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支持在横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构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的体制机制，优化“分线管理”政策，探索在民商事法律适用、贸易等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境，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大湾区的资源整合通过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形成“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全国共享平台在全国已认定三批共517个生产基地和首批44个产品加工企业。贵州省加强与大湾区在能源、旅游、大数据、园区建设等方面优势互补，合力打造与大湾区协同共享的绿色生态圈和优质生活圈。到目前为止，281家广东企业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120.72亿元，带动贫困人口6.8万多人，带贫人数同比增长60%，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特被打造成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与泛珠三角地区深度合作的示范区。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对城镇化中的文化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彰显地区特色、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将是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在城镇化建设中，有多种选择：是执著于高楼大厦平地起，还是注重城镇品质的塑造，以人的生活幸福为核心：是急剧征地、面积扩张，以新、大、亮为美，还是协调布局，讲究传承，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首要；是头脑发热、盲目攀比、领导拍板、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还是科学决策、依法办事，为城乡人民的文明进步而城镇化。今天，当大量城市新区沦为荒凉之所，甚至变为“死城”时，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其实，在城镇化过程中，文化建设也是关键，因为，缺少文化的城镇化，同样可能沦落为精神上的“死城”。B市D区，作为传统农业区，正在向现代产业新区迅速迈进，大量农民转为居民，而外来人口也迅猛增长。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D区内整建制拆迁的村庄达123个，搬迁人口10万人。2010年末，D区非农人口28.4万人，比2005年末增加10万人。在136万常住人口中，有64万是从外地和其他城区搬过来的新移民。近些年，这里整村整村的农民搬进了社区，住进了楼房，在华联超市购物，在绿草如茵的公园散步，与城里人一样，过起了市民生活。但他们仍觉得不满足，与这里的男女老少聊天，他们还感觉缺了些什么。一位姓张的大妈问，难道这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生活?住楼房、逛商场，如果这就是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文明含量就太低了。其实，在城市生活中，精神的寄托、文化的陶冶，至关重要。在城镇化急速发展的同时，假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能及时跟进，便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充实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培训的场所，可以提升转型中的新市民的文化素养，可以让农民感受到精神文明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外来人口带来归属感和寄托感。然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使文化设施捉襟见肘，特别是新规划、新建设的居民区及原来农村地区拥有的文化资源明显不足。人们不是去打麻将，就是去街头、立交桥下闲逛。缺少文化的生活将是一种乏味的生活，也是最容易养成不良爱好的生活。 2．H省G县紧邻B市，自从B市房价迅速上升后，这里紧随H省三河、香河又成为房地产商看中的地盘。尤其是B市第二空港将要在南城建设的消息，更让这里的房地产开发突飞猛进，一个个新楼盘陆续矗立。如今外来人口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城镇人口猛增，城镇面积急剧扩张。在G县城中心，2012年刚落成的G大剧院显得格外耀眼。外表典雅美观，内部设施完善，内有一个1200座的剧场和4个电影放映厅。G大剧院虽说由政府投资1个多亿，但建成之后如何优质管理。如何注入软件服务，却成了比硬件建设更难的大问题。G大剧院管理者发现，与文艺演出相比，G的观众显然更喜欢电影，而且根本没有养成买票进剧场看演出的习惯。不少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宁肯花60元看电影，也不会花10元钱买票看演出”。G大剧院所显示出来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经济快速发展，一流文化设施落成，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的文化修养、欣赏习惯、文明风俗也能同步提升。后者是个渐进的过程，所用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前者。目前很多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地区，文化建设往往都选在新区和开发区进行，因为这里过去都是农田，便于征地，有利于规划，而且盖多大、怎么盖，也能得心应手。这些地区的文化建设，尽管多数巍峨壮观，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共交通不便，远离居民区，远离商业服务成熟的地区，有的文化设施投资巨大，规模浩大，已建起多年，很多居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W认为，“只有方便才能吸引居民使用。所谓方便。一是要离居民近，二是资源要经常更新。因此，建一座5万平方米的大设施，不如建500座100平方米的小设施，规模太大就不可能放进社区，就不可能便于居民使用。不能好大喜功、贪大求洋，搞面子工程”。“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人们曾用这一略显夸张的比喻来形容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尽管农村文化建设始终是党和政府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基本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明显改善了农村文化滞后的现状，但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文化服务依然没有满足农民的多种需求。而当城镇化以后，最先得益的就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公共文化建设不能只满足于盖大厦，建豪华地标，而应该从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修养入手、着眼于推进当地社会文明的进步。无论大剧院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都不应该与当地的社会发展脱节。城镇化中的文化建设，还要首先考虑经营人才、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的吸纳与培训，否则。设施起来了，没人能经营，既浪费了资金、场地，也不能为当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任何作用。 3．在人们的第一反应中，大妈们跳的“广场舞”和街角的实体书店，恐怕是城市里互不搭调的两种文化形态。如果说它们有共同点的话，那便是在近几年的社会新闻里，不仅持续露面，而且总是收获意见不一的评价。“广场舞”有时被视为城市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体现群众文艺的强大生命力，于是，“中国大妈在卢浮宫广场跳广场舞”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有时又被视为社会环境的“公敌”，周边居民对“广场舞”的噪音忍无可忍，不断做出五花八门的过激反应。而对实体书店相关的报道，则一再演绎同一个悲情故事──从经营困难，到无法坚持，再到关张或撤出市区。有人认为实体书店是城市文化精神的体现，有人则指出。面对网上书店和电子书阅读带来的现实冲击，与其重申精神理想，不如去探索更加可行的经营出路。可以看到，“广场舞”和实体书店，虽不是左右民生的大事，却是一座城市的烦心事。人们对之抱有复杂的心情，而这复杂的背后实际上是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改造问题。在近20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疏忽了对人们能够自由使用、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的构想和设计，没能为城市建造和发展保留一定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一疏忽既由开发商自身利益决定，也因现有设计一味模仿西式社区。缺乏对中国人公共活动特性的思考而越显突出。社区之内如此，社区之外的空间也往往规划为与社区生活相配套的商业、绿化和交通用途。文化的用途通常不在考虑之列。没有公共文化空间。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公共文化的日常需求。尽管这些疏忽很难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得到改善，但是，这并不妨碍居民们自行开发、“占领”和改造既有空间。当青年人在写字楼和居所间疲于奔命的时候，首先出来挑战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缺失状态的，自然是退休后的老人和放学后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喧闹的“广场舞”正由此而来。实体书店的窘境，很大一部分也由此产生。若对小区周边的店铺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十之五六是房产中介，十之三四是饭店、小超市、理发店，余下的可能是家居用品店、宠物店、服装店、银行等等。它们轮番倒闭，不断变幻着招牌，但再怎么变，都很少有书店登场。然而，对比一下30年前新华书店在城市中的分布，便可知道，状况并非从来如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轮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实体书店网络的萎缩，是昂贵租金和新媒体冲击下的必然结果，是无需讨论的“事实”。如此论述者恰恰忘记了，实际的生活空间越是不提供阅读路径的多项选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习惯就越是脆弱，越是受制于压倒一切的互联网。阅读也就此沦为城市里另一番无法安放的乡愁。 4．文化产业堪称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展现出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究其原因，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为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城市与乡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富集文化设施与文化空间，是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的中心。城镇数量的增多和非农人口的增长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从世界经验看，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期往往正是城市化加速推进期。美国出版、影视业在19、20世纪的大发展正是伴随着西进运动和二战后新一轮城市化而发生的。同样的历史正在今天的中国上演，电影业是典型代表。从2010年起，业界便惊呼：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了黄金时代。2010年，全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随后一路狂奔，130亿元、170亿元、200亿元，接连突破。截至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已达到217.67亿元，其中国产影片占据了近六成。城镇化所带来的二、三线城市影院建设热潮是中国电影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据统计，2013年我国银幕总数达1.5万块，其中1／3是近两年新建的。全国县级城市新建影院已超过1000座。银幕数超过3000块。按照原国家广电总局的县级电影院建设计划，2013年实现中、东部地区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全覆盖，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全覆盖。我国现有1580个县级行政区划，中小城市数量已达2160个。随着城镇化政策的推进，这个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可以预计。在城镇数量增多、观影人口扩大的背景下。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表现将更加惊艳。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必然驱动文化的转型发展，并将主导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体现为文化生产对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顺应。在这种转型期，我们总能听到“静一些”“慢一些”的诉求。其实就体现出转型期文化消费心理的落差。与此同时，城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实现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需要强化“文化综合创新”的意识。城镇化及其导人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流动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所谓“文化转型发展”意味着对文化创新要素的选择、优化，以及在那一基础上的建模、构型。 5．相较于工业和农业，文化产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通过传媒、影视、动漫游戏、演出、音乐、美术、摄影、主题公园、展览等形式，全方位覆盖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国文化产业内容服务的特征之一是寓教于乐，将教化与娱乐结合起来，不局限于纯粹的娱乐。观众自觉地花钱买教育，比政府投资灌输教育的效果都要好，这就是文化产业的魔力。正是文化产业提供的内容服务和娱乐体验，缓解了城镇发展过程中居民越来越多的压力，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精神空间。当技术竞争处于同一个水平的时候，思想创意兴许能获得商业上的突破。设计业、IT产业和制造业无不深受文化创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生活，刺激了城市的消费，而且能够优化产业，使之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从全国范围看，目前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而且还在快速增加；从发展较好的B市看，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已达到120万。但实际上这个统计数字并没有涵盖文化产业促进就业意义的全部。如果就业没有保障，城镇化就无法推进。经济不好的城镇居民就会迁出，人口就会减少，城镇化就不可持续。一个城市往往郊区众多，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讲究的。为了方便市民休闲娱乐，公路总是先修向公园和景区，而新的商业、地产也必然顺着公路发展，从而在主城区和周边景区之间建成新区。事实上，文化产业扩大城市面积的效用并不局限于本市的范畴，旅游的需要往往将城市群连接起来，省会城市与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县级市往往采取融合发展、连成一片的规划模式。在新型城镇化中，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得一些传统产业衰退并且外移，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客观上又决定了不能再度发展低端制造业。因此，低能耗、污染小的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文化产业恰好可以与城市产业转型、旧城区改造有机结合，比如通过对老厂房、老仓库的改造，建成工业设计展示平台、艺术品集散中心，既产生经济效益，又让城市焕发新的文化特色。与此同时，因地制宜，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再利用，促进文化与科技的有机融合，成为一个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6．文化产业目前尚未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文化产业要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GDP)3.4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文化制造业比重偏大，文化服务业比重不足的特征。就文化产业对就业贡献来看，我国有14个省的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口的比重低于1％。在制定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文化专家往往不是核心成员，5年计划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几个经济指标，用文化眼光来读规划文本往往令人失望，因为没有告诉读者需要以什么形式和什么规模的文化资源才能支撑城市的发展以及所谓的“幸福指数”。中国城市的建设目前还停留在“管建分离”的状态，政府只管两头──规划和城市治理，城市建设依靠开发商。如果开发商只是关注他的容积率，这样的城市除了楼宇，还能有多少有价值的文化?“以往我们的城镇化过于重视经济、投资、土地，对文化、创意、服务业重视不够。城市缺乏文化特色，也缺乏对文化资源的积累、保护和开发。”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F说，现实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走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老路，而要走新型城镇化的新路。他认为，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城镇化，“文化不能再滞后于其他领域，而要与其他领域齐头并进”。 7．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竞争力决定城市竞争力”。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凸显文化特色至关重要。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只有文化的浸润，城市才能彰显其特色与气质。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切实推进有文化记忆的城镇化，即将文化元素、文化脉络融人城镇建设与规划之中，让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共同凝结为城市的文脉魂魄，融入城市形态当中。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也有其完整的生命历史。“城市记忆”指的是一个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人文价值的历史记录。作家冯骥才曾指出：“任何城市的文化都是一个地域人们审美积累的结果，是历史不断积累形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就能决定的。”沿着一座城市的片片记忆，人们才能返回岁月沉积的深处。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与付出，让一座城市像人一样，经历着从胚胎、童年、青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并通过地名、老街、老建筑等形式定格下来，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人文阅历以及独有的个性和身份。今天，我们“新型城镇化”的历史实践，应该视为一种富有个性的文化成长过程，它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也会让每个人经历文化的成长。一座理想的城镇不应该失去“个性”，丢掉“味道”。除了它的光鲜外表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之外，更应体现在它的文化氛围。任何一座城镇的变迁，都应该有自己的春夏秋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应该能够让城镇中的每个人在享受着新生活的同时，又能够通过老街、古建筑、老字号等与流逝的生命岁月相衔接，唤回人们温暖的文化记忆。一座城镇的美好不仅在于它能够带给人们多少今天的温暖，更在于能够留给人们多少关于昨天的记忆和对于明天的憧憬。在向现代化城镇的行进中，让我们留住文化记忆，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着力铸造城镇之魂，谱写有特色的城镇化新篇章。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居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 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淡水， 目前我国人均淡水资源量为 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比如耕地， 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0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比如森林，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1.9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森林蓄积量为9.048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 能源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有资料显示，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高达75.2%。虽然我国煤炭储量丰富，但也面临着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需求为22.2亿吨，这就需要精查储量1250亿吨做支撑。近几年，由于经济快速增长，煤电油运和重要资源供应全面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涨，一些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 电力行业亮起供应短缺的“红灯”。2003年，我国出现全国性大面积电力供应紧张； 2005年，由于国家强力进行宏观调控，拉闸限电的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有不少地区电力供应依然紧张。 矿产资源也呈捉襟见肘之态。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的，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先进水平；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木材综合利用率约60%，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 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鲍云樵介绍，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仅为34%，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而能源消费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7.2倍。 资源的高消耗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大超过环境容量，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毫无疑问，如果继续沿袭粗放型增长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材料三 目前制约我国节约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有： (一)经济体制因素。应当肯定，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未完全走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阴影。主要表现，一是政府职能错位，权力过大，干预过多，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因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动力不足。二是“诸侯经济”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投资饥渴”症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使得依靠增加投资和物质消耗成为地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三是有少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不端正，为官一任，追求短期辉煌，不顾长远发展，依靠大量的土地、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搞“形象工程”。 (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因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相对粗放增长的特征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直接关系。一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教育不发达，国民文化素质相对低下，高级人才缺乏，经济管理水平也比较落后和粗放。二是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给市政建设带来新的压力，城市交通、住房、水电气暖冷及高速公路等大规模建设，必然使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物质消耗的特征。三是从国际经验看，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正是居民对住房、高档家电家具、家庭汽车等保持较旺需求的时期，也必然拉动电力、水泥、钢材、汽油等物质消耗的重化工业的迅猛增长。 (三)经济结构因素。一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GDP的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带动。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资金、能源、原材料的高投入和消耗，也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在需求结构方面， 目前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国内消费不足，拉动力不强。三是在要素结构方面，仍然没有改变主要依靠资金投入和大量自然资源支撑增长的模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仅为40%左右，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是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的粗放。材料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同时，存在法规、政策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关技术开发滞后等问题。 本世纪头20年，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在企业层面上实施清洁生产，是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说，通过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管理水平，资源消耗及能耗下降，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国家环保总局正积极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工作。目前，已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人们注意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这是中央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材料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冯之浚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突破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制约，并有效改善环境质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我国的循环经济正处在一个从理论研究、战略规划向生产实践转化，从小范围试点和示范向较大范围推广的发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指出。 有关专家指出，发展循环经济，一是大力推进节约降耗，在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二是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三是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尽可能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四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注重开发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技术与装备，为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和减少废物排放提供技术保障。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是中 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为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 　 胡锦涛指出要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 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 成和发展。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 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 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 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 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2. 2005年杭州市检察机关依法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嫌疑人232人，已提起公诉19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 失3700余万元。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介绍说，在过去的一年，杭州市立 案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大案要案164件，占立案总数的96.5%。其中犯 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28件，100万元以上6件，查处县处级以上千部50人。 在查处的大案要案中，教育、基本建设、卫生等行业和系统成为职务犯罪的重 灾区，共查办职务犯罪96件114人，占立案总数的56.5％。针对一．些院校教 材和设备采购环节存在的腐败问题，两级检察机关实行联动办案，重点深挖， 在15所高等院校、9所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依法查办职务犯罪41件 46人。 　3. 人民网2005年3月1日刊登《“烧香拜佛”愈演愈烈》一文。烧香拜佛竞演化为腐败的一种手段，不仅是对宗教的亵渎，也是对国家的亵渎。时光走入 21世纪以后，“烧香腐败”之风日盛，其背后产生的腐败链条也已经枝繁叶茂。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很早就开始关注一些官员落马前“一边贪 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现象。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功利心理在 作祟，因为担心腐败行径被发现、被曝光而寻求心理安慰。 　4. 当前，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对象中，青少年犯罪群体的日趋庞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不仅是一个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整整一 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素质的大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 犯罪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占全部刑事案件立案的65％以上。尤其令人忧思的 是，14～18岁年龄段案率上升较快，而且平均犯罪年龄越来越小。他们在追 求能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目标下，称兄道弟，无恶不作，重者已发展成为为害 一方的恶势力。其犯罪类型多为侵犯财产型犯罪和性犯罪，主要表现形式有 抢劫、盗窃、敲诈、伤害、强奸等，而且团伙作案数量剧增。　　这些曾经天真无邪的花季少年何以将人生之初涂抹得如此的歪曲和黯 淡?这其中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来自家庭、学校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就社会 方面而言，充斥于大街小巷的影视厅、录像厅、游戏厅是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最直接的温床，单是那些鸟七八糟的影视广告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因此有 人称此类文化为“染缸文化”并不过份。就家庭中的原因，可归结为两类：一是 过于溺爱，二是放任自流。　　毋庸讳言，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教书与育人相脱节也是构成青少年 犯罪的诱因之一。特别是在旧的应试教育思想下，分数成为教师评价学生的 标尺，学习差的学生往往被打入“另册”。部分教师对“双差”生缺乏耐心细致 的思想教育和教导，动辄采取歧视性言行，甚至赶出班门、校门，结果很容易导 致部分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游离于集体之外而陷入犯罪的泥沼。 　5. 胡锦涛同志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 愿。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但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健 康、不文明现象。尤为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念、劳 动观念、诚信观念、艰苦奋斗观念乃至法纪观念淡薄，身居要职却不思报效祖 国、服务人民，而是追名逐利，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有些行为 虽然尚未触犯法律，但对社会风气的毒化作用不容低估。人民群众评价领导 干部，不会只看他人前讲得如何．而主要看他做得怎样，从衣、食、住、行等方面 的日常表现看他的作风。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寓意深 刻，因为它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所以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用它作镜 子，很容易检验出领导干部的品格。干部管理工作也要体现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注意克服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之间脱节的现象，杜绝“灯下黑”现 象、“边腐败边升官”现象。 　6. 在湖南怀化学院的校园内，每天早上一位23岁的男生，都会用自行车，把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送到石门小学，晚上再接回到他们的住处——男 生宿舍下的楼梯间。这位男生就是2003年从河南省西华县考入怀化学院经 济管理系的洪战辉，而那位小女孩和洪战辉并没有血缘关系，是犯有间歇性精 神病的父亲捡来的弃婴。由于母亲离家出走，这位捡来的妹妹，就由他一手带 大。从洪战辉读高中起，他就一直把妹妹带在身边，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年幼的 妹妹，靠做点小生意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如今已经照顾了12年。 　7. “老黄牛”的形象体现了“服务人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我国已深入人心。张思德、雷锋等典范家喻户晓，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成长的 榜样。青少年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其 他部分的规范，因为这是核心，也是基础。　　在社会公德方面，“服务人民”表现为热心公益事业、扶贫济困、无私奉献； 在职业道德方面，表现为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为家 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同志之间甚至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爱 护、互相帮助。不能忽视对青少年“服务人民”的教育。借口“尊重个体的自由 选择”，否认在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背景下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必要 性，是非常错误的。为青少年提供明确的道德标准和道德目标，这是广大教师 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　　我国有数亿青少年。对他们进行“服务人民”的教育，要根据他们的年龄、 条件、环境等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内容、方式和途径。对已就业的青年，“以服 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教育，可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通过 爱岗敬业、岗位成才、青年文明号等活动进行。对在校学习的学生，则要把为 人民服务的教育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渗透到他们的学习、生活当中。要引导 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和学习目的，提高把自己培养锻炼成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新型劳动者的自觉性。 　8. 3月13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和市教委向全市教育系统发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教育系统要认真组织，分层次开 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要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中层干部进行专 题学习，自觉对照“八荣八耻”的要求，深刻反省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特别是权力观、政绩观是否科学，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要组织 广大教职员工围绕“八荣八耻”的要求，深入思考新时期的师德标准，把“八荣 八耻”的要求自觉融入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育人实践中。要切实把广大 学生学习实践“八荣八耻”活动，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首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并以学习实践“八荣 八耻”活动为契机，把全市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9.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就在党员干部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和领导班子思 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把践行“八荣八耻”情况作为评价和使用干部的重要 依据之一，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很过硬、群众信得 过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10. 200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楷模》。文章提到，任长霞之所以能赢得老百姓的爱戴和崇敬，就是因为她忠实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执法为民，服务群众，清正廉洁，惩恶扬善。文 章说，任长霞是党的好女儿，是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郑培民式的优秀干部， 是新形势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楷模。 任长霞生前是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1983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忠实履 行人民警察职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荣获各种荣誉称号40 余次。2004年4月14日，任长霞在办案途中因车祸不幸以身殉职。4月21日， 河南省公安厅向公安部申报追授任长霞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1.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提出“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讲话，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共鸣。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提 出的“八荣八耻”对中华民族树立正确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全面阐述了树 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李贺林说，胡锦涛总书记“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重要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其中“以服务 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观点，抓住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全社 会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树立“以服务人民为荣”的观念，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3. 福建省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于权说，“八个为荣、八个为耻”为我们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规范和准则，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 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要牢固树立这一社会主义荣 辱观，在农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培养有文化、讲公德、守纪律的 社会主义新农民。 　14. 长沙市文明办主任谭勇说，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对引导全社会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为我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准绳。长沙市文明委正在组织学习胡总书记讲话，并 将其列为市民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长沙市将在全市的工商户和窗口行业中 开展“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为主题的竞赛活动，在全市150个社 区初步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的工作也全面启动，并利用市民论坛、市民学校、市 民课堂等栽体开展教育活动，倡导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社会风尚。 　15. 济南大学宣传部部长高志刚认为，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教授说， 现在一些学生没有远大的志向，只看到眼前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校不爱参加集 体活动，找工作时挑肥拣瘦、嫌苦怕累，不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艰苦地方 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 教育入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达 兴盛起来，全民都要树立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观念。不崇尚科 学就没有希望，愚昧无知必然会落后挨打。 　16. 南京大学哲学系姚润皋教授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对于高校培养高等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的任务是培养 出高质量的人才，这个“高质量”不仅指学业成绩的优异，同时还包括健康的心 理、高尚的思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是热爱祖国、乐于为人民服务的人， 我们高校教师的任务不仅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帮助学生立德、立志!”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到2005年，浙江省义乌市的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55％，而1995年义乌的城市化率仅 为18％。随着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预计三五年内义乌市的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而失 地农民也将达到20万人左右。义乌市领导告诉记者，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是一块很大 的心病。原因有两条：一是如果缺乏其他足以依赖的生活或养老保障，农民就会拒绝交出土 地，政府的征地工作难以开展，矛盾纠纷多，城市化进程受到较大的阻碍。二是现在我国已 经进入老龄社会，以义乌为例，100个失地农民中就有13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不管眼前还 是将来，养老问题不解决，土地征用得越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就越多。 2、有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可能超过2000万人。 3、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在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中，仅开发区一项，规划面积不仅超过了现 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甚至超过了台湾岛和海南省的面积。但目前国内现有的6015个开发 区中，只有259个和1559个是由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分别批准的。而这直接影响到 耕地的锐减，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6年间耕地减少9542万亩，补充耕地3378万 亩，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到2003年底，国家耕地面积已从原有的19．5 亿亩锐减到18．51亿亩。 4、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 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 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 取。据农业和国土资源方面的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征用农地的价格 “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至少“拿走”近5万亿元，严重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5、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介绍，新《土地法》实施后的2000年、2001年两年间，安徽省共 报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4．13万亩(因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批文未发，其用地数 量未统计在内)，其中征地3．88万亩，涉及被征地农业人口5万多人。他们中农业安置的仅 为6700多人，占被征地农业人口的约13％。而其他农民则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办法。后者 绝大多数失去了全部土地或大部分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货币安置能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 单位的工作量和安置带来的压力，失地农民往往从眼前考虑，也容易接受。但事实上有限的 安置补助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出路问题。由于被征地农民的文 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有限，一旦失去土地， 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长期生活保障。加之部分农民缺乏长远打算，往往在短期内把有限的 安置费消费完，坐吃山空，相当一部分人落到了生活无着的困境。 6、近年来，许多县市政府实行统一征地，并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标和挂牌交易。这是 普遍受农民称道的好事，但是，政府转身又成了“投机商”，一手操持“低征高卖”。浙江省上 虞市百官镇政府拍卖土地时价格上升到100多万元一亩，总额达到1．5亿元，而农户的征地 补偿安置费只有2．5万元一亩。“低征高卖”已经引起不满，加之又是政府直接出面操作，对 失地农民刺激很大，引发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7、原郊区环绕合肥市四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连续多 年在全省县级经济名列前茅。合肥市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原郊区。据统计，1999年～ 2001年合肥市郊区征地2055亩，涉及农业人口2100多人。这些被征地农民中有少部分外 出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而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2002年合肥市大规模的 征地再掀高潮。8月，新组建的合肥市包河区在经市政府同意后，决定兴建包河工业园区， 一期工程面积3．31平方公里，征用观音庙、大墙、花园3个行政村的土地，涉及人口6000多 人。2002年9月，包河区工业园建设指挥部制定了征地拆迁安置的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人员 生产安置为每人1万元，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凡领取生产安置补偿费的一律办理司法公证 手续，但对土地补偿费的标准、数额、支付对象等内容只字不提。房子拆了，土地没了，数千 农民一时手足无措。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多 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在征地工作中，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补偿标准 过低且不完全到位、不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等问题相当严重。 8、在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中国粮食总产量 连续5年下降，2003年已跌至4．31亿吨；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从1996年的414公斤下降到 2003年的333公斤。而由于生产锐减，每年形成O．25亿吨至0．35亿吨的缺口，2004年的 缺口更高达O．5亿吨。这几年，全靠挖库存维持粮食供求平衡。对于这一状况，有专家推 算，2030年，中国将有16亿人口，如按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届时全国需粮食6．4亿吨，按 现在的粮食产量，缺口将多达2亿吨。粮食产量锐减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粮 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而这与一些地方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形象工程，盲目建设“开发区”、 “工业园”，大量占用、征用良田密切相关。 9、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农村土地征用中，要严格 控制征地规模，依法按规划和程序征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同时要依法加强用地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 批准用地。继续清理开发区，整顿规范土地市场”。紧接着，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 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10、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兴起大办开发区的热潮，最高峰时达8000多个。当时全 国每年流失的耕地数量在1000万亩以上，人为的征占大约为500万亩，如果按当时人均2 亩左右，失地农民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了。 11、1996年开始，中央严令限制新增征用土地，并且要求土地总量平衡，这样每年大约 是200万～300万亩征占土地，如果按照大多数被征地区人均1亩耕地左右的事实，每年就 有200多万失地农民。 12、一些地方为了账目平衡，采取到其他地方买指标的方式征地，还有一些地方化整为 零，把国务院才能批的权限搞到县一级就能批，动辄数百亩上千亩，甚至数平方公里。也就 是说，最近一些年，耕地流失的速度是惊人的，但由于实际操作中的混乱，在统计上反映不出 来。 13、客观地看，在城市化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 就业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工人身份。随着时 间的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 把农民“塞”进企业，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突出起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 题。在工业化发展比较快、开发区建设比较多的浙江、广东等省份，失地农民的问题早就有 所表现。 14、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就业和社会保障均无着落。根据九 三学社对辽南某市郊区的调查，失地前平均每个劳动力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户均收入2万 元左右。失地后，不仅收入减少，还由于搬进楼房，取暖费、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 出增大，平均每年每户农民减收1.13万元。因为生活拮据，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 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 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农民，失去土地后，很大一部分 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未经任何培训的条件下进入 城市，又因为这些城市并没有做好接收吸纳他们的准备，使得他们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危 险。他们中间条件和运气好一些的，经过百般周折和十分繁琐的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 也要时常处于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的惴惴不安的心态之中。处于这种心境的农民并 不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家，他们与城市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 15、就业是失地农民最好的保障，一些基层干部呼吁，政府作为征地单位应该负起更大 的责任，如对失地农民进行免费就业培训、拓宽农民就业门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等。也有专家指出，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人员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 万亿元。我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飞速发展，大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 献，是农民降低了我们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如今，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正是这种不合理 的征地制度积重难返的产物。城市化在推进，土地在升值，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益，这样的 现状显然需要改变。“失地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权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 员党国英指出，农民的四大权利(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生产自主权、公平身份权)一直存 在被忽视的问题，相关的改革也是时断时续。失地农民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正是因为政府 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忽视了公平性问题。 三、申论要求

手段二：征婚 近日，远在沈阳的被骗事主曲某向深圳警方反映，2002年9月18日，她收到一自称肖南 的男子发来的征婚短信息，此后上当受骗，从2002年9月18日至2003年1月21日，肖先后4 次骗取曲汇往银行账户人民币25000余元。警方在深圳将犯罪嫌疑人姜跃军等4名涉案人员 抓获。2003年2月，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黄贝派出所侦破了以杨文革为首的利用短信息和 刊登广告等形式从事婚介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杨文革等5名犯罪嫌疑人。经查，2002年2 月至2003年3月，杨文革伙同张珍等人，先后诈骗了100多人，在深圳市联兴大厦、林茂大厦， 以发送婚介短信息、刊登婚介广告等手段，先后诈骗了100多人，其中杨文革分得赃款人民币 2万多元。 手段三：办证 2003年3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接到辽宁省大连市市民刘某报案，称接到一手 机短信息称可代办各种证件，刘某在两次汇款后发现被骗。南山分局刑警大队立即开展侦查， 并迅速发现有关线索。3月20日凌晨，采取缉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吴燕林等3人，缴 获作案工具电脑1部、手机10台、手机短信群发器1台及赃款赃物一批。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交待了自2002年6月以来采用短信息群发技术，发送办理证件的短信息实施诈骗近200宗的 犯罪事实。 手段四：敲诈 2003年3月12日，韶关市广客隆连锁店经理黄某到韶关市刑警支队报案，称其接到一手 机短信息，威胁称已在韶关市内广客隆三家连锁店安置炸弹，勒索事主20万元，要求5天内交 钱，否则引爆炸弹。接报后，韶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立即封锁现场，清查广客隆各连锁店后证 实没有爆炸物品。经侦查，于3月25日将犯罪嫌疑人邝俊伟抓获，现场缴获赃款3万多元。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2006年×月×日，某网站就新农村建设话题邀请L院长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下面摘录了这次网上交流的主要内容。 【L院长】各位网友好，很高兴来到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新农村话题。 【轻松一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按您的理解，农业组织化与集体化的区别在哪里? 【L院长】 农业组织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集体是从个体经济变成集体经济，这就是我们当年通过合作化到集体化走过的路。组织化现在说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带有点合作化的味道，或者是通过龙头企业、市场使它能够进入大市场。这个组织化是比较广泛的，也可以是组织起来搞合作经济，也可以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等多种多样的方式。这跟集体化根本不是一回事。集体化是发生所有制的变化，合作化是不必要改变所有制，集体经济是劳动者实行联合，合作经济是生产者之间的联合。 【北方牧羊】 请嘉宾描述一下新农村是什么样子? 【院长】 新农村是我们过去好长时间都提过的。把一个农村改变面貌，那就是新农村。现在提出新农村还有一个特定的含义：是让农民享受整个国民经济进步改革成果，使他们缩小和城镇的差距，中央解决“三农”问题打这么一个包，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把“三农”问题的内容都装在这个“包”里面，这样好目标明确，统一掌握。严格意义上说新农村要论“新”，必须是新的生产方式的载体。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载体。新农村的村民应该是富裕农民，能够提供生产剩余，能给国家增税的，国家用这些税给农民解决生活保障医疗等等，达到这样的水平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要把新农村理解为一个通过建设、规划、盖房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必须使绝大多数农产离开农村。大多数农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剩下的农户变成大大小小的农场主，所以新农村是农场主的“社区”，绝不是现在2.6亿农户所居住的地方。不管任何一个口号，任何一个方针，都得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现在正在现代化的中级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阶段，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但要减少农民的劳动力，主要是减少农村的人口(农产)，这20多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不少，现在有1.8到2.1亿农民在城里打工，但是农产没有减少，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1981年大包干结束的时候，中国有1.85亿农户，现在2005年达到2.6亿农产，那时候的户均耕地是10.7亩，现在只有3. 7亩了。 所以农民的收入在增加，但是主要是非农收入的增加，户均的农业收入没有增加，按不变价格恐怕比改革前还低。这对于生产方式来讲，是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是负发展。所以要改变这种情况，加速新农村建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城市里面为农民定居创造条件。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头20年的战略重点在城市，不在农村。要使城市变成一个开放的结构，推翻城市里面的社会保障、教育、普通民居这“三座大山”，使农民能够进得去，住得下来，只有几个亿的农民进入了城市，留下的农民才能够住在新农村里。所以我们的新农村不是修几条路，盖几栋房子，打扫打扫街道就能解决的。它的核心就是生产方式。城乡一体化的“体”是生产方式，现在城乡割裂的根本原因是两种生产方式并存。城市的生产方式已经是现代化了；农村的生产方式还是小农经济。这两种生产方式不能对接。 在这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情况下，农民很难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 【yuandatou】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了很多次，这次有什么新内涵? 【L院长】 这次提出的背景和以往的不一样。这次是在20多年整个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造成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提出的，660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农村的变化相对慢了，城乡收入差距比改革前还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主要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从解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公的角度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历来“一号文件”的继续。我刚才说了，不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一个“包”，里面每一个问题提出来都是经过推敲的，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包”如果理解不好，容易偏出内容，所以这次和历次不一样。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认识和以前有了飞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有了飞跃；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也有了飞跃，在这样新的条件下，要构建和谐社会，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等等一些矛盾所采取的措施。 【凤尾潇潇】 嘉宾，你所说的减少农村人口，这样的新农村，与资本主义新农村有什么区别啊? 【L院长】 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些人对日本和韩国的新农村比较感兴趣。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多人到那去参观访问取经，其实日本和韩国的新农村既不是资本主义新农村，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它是在两个富裕的国家中，绿色祖国、养活老人、社会保障的特殊形式。因为两国的农业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日本农业的规模是1.3公顷。韩国大约是1.5公顷。他们现在把新农村建设得就像一个老年公寓，他们种地的装备都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是多么现代化的装备，也改变不了它是小农的性质，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成本是国际市场的5～9倍，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说，没有任何生产意义。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体提供剩余价值，提供利润。而这两个需要国家搞补贴。 这两国的政府给农民5000到6000的补贴。所以前些日子，在香港关于农产品的自由贸易的谈判，韩国人去了1500人，反映了他们的农产品、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我所说的未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场主的“社区”。这个“社区”的性质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必须提供剩余价值，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剩余价值。但是它不是私人资本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政府通过税收，把剩余价值大部分收归社会所有，用这些税收解决人们的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不是扶贫的概念，保障到居民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这种社会保障是纳入财政预算的，带有按需分配性质的，因此有一定的共产主义因素。所以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介于这两个主义之间，既有按要素分配，也有按需分配。所以我说，社会主义是什么，就像南美的驼羊，既像驼，又像羊，既不是驼，又不是羊，只能是驼羊，驼羊绝不是羊披着骆驼皮装出来的，他们是基因层次上发生了变化。在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是分配层次上发生了变化。按要素分配和市场经济对接，社会保障的目标补贴也就是按需分配，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精神。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得有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我们既然搞了市场经济，就不要怕资本主义，也不要回避资本主义这个词。现在的民营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就连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要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成为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N.pro】 新农村建设的困难有多大，如何解决? 【L院长】 新农村建设说有很大的困难，也可以说是困难非常大，也可以说没有多大的困难，关键是能不能真正地理解科学发展观。要理解了科学发展观，抓住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牛鼻子”，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个困难问题。空间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按照我们党的规划，我们15年可以建成全面小康水平，50年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期间，如果我们真正落实了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规律，懂得了只有减少农户，才能富裕农民，才能改变农民生产方式这样的规律，彻底摒弃就地消耗农民的空想，每年转移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农民，按我们现在的城市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问题是要改革，要改革城里的体制，户籍制度下来有所突破，但是最难的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因为现在我们的住宅的流通体制是只卖不租，有利于少数人发财的体制，如果改变了体制，土地不搞批租，只搞年租，住宅的价格就会降下来，租金也会降下来。而我们现在真正给我们农民工，给我们当代产业工人所住的房子还没有盖，还没有动工。现在我们的住宅价格，不用说农民工买不起，租不起甚至也住不起，按照他们的收入连物业费都交不起，而这样的流通体制问题是我们的政策问题。只要在“十一五”时期改变我们的住宅流通体制，补上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公共品这一课，应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每年一两个百分点向前推进，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改，那就是遥遥无期，说说而已。 【左得出奇三世】 嘉宾：你觉得中国农村建设难以搞好的根源何在? 【L院长】 中国农村难以搞好的根源还是在我们决策部门的观念没有真正改变。按照正常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是由于我们决策部门没有抓准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农民太多，不能都拥到城里来，所以一直力图就地消化农民，而实际上就地消化不了，越消化越多，我们曾经有过四次较量：第一次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农民搞什么都是资本主义，不让摘。小平同志主持改革开放以后，就放开了多种经营，这本来是一个大好事，但是前面加了五个字“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结果是村村点火，村村冒烟搞乡镇企业，再一次分散工业化，占了很多耕地，造成了很大的污染，最后好多农户乡土都不离，农业成了农户的结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又进一步提出，“小城镇大战略”，这个意图非常明确，叫农民不要进现有的城市，现有的城市率先现代化，农民自己在那里“化”，结果还是不灵，建了4万多个小城镇，也没有瓦解“农工潮”，现在农工潮每年1.3亿。 实践证明“农工潮”走的路线，不进小城市，中小城市进的也很少，呼啸而过直奔大城市。这就说明了，只有城市化，而且是农村人口城市化，才能解决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问题。我们对农业不能再“好行小惠，言不及意”，给一点好处维持几年，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就是减少农民，消灭小农生产方式。 【学生家长】 嘉宾好，新农村建设，中央是不是确定华西为样板? 【L院长】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对华西是高度评价，它是真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农村不能再走它那条路了，因为已经错过了时机。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农村经济搞不好的罪过。都怪集体经济，把集体经济瓦解了，这是战略性的失误，只有吴仁宝采取了“外圆内方”的政策，把集体经济保留下来了，所以华西走的一条路线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我们大包干这“一刀切”，几乎粉碎了农村的农业集体经济，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又是一种全方位的市场化条件，再重新走集体经济的道路，那只有少数领导干部很强的地方才有可能，大多数不能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重新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分化农民，一部分农民进城，一部分农民从小农，变大农，最后变农场主。 【黎莘】 新农村建设应该扭转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现在农业生产有很大的欠缺，嘉宾认为是不是? 【L院长】 农业生产投入欠缺得首先确定一个参照系。按照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中国农业的机械设备、种子、农药、花费投入量已经不少。它的问题是制度投入不够，核心是土地制度必须变，土地制度不变，分地这么零散，使机械化、科技化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科技兴农，得先讨论兴什么样的农，绝不能兴小农，只能兴大农。所以现在要说投入不足，就是说，农田基本建设和以前比是相当的不足。为什么?是农业生产方式出了问题。几乎大包了，包到哪里，农村土地破坏到哪里，树砍到哪里。现在这个事只能落到国家的肩上，由政府组织和投资兴建大型地农田水利建设。 【现在还安全吧?】 这次据说对征地的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你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怎么下力气整顿呢? 【L院长】 我刚才说的不是征地问题，是指土地制度首先落实产权问题。农村土地的产权是不明确的。法律上规定的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这么多年来，谁也没有尊重过集体所有制。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从政府角度，刚才网友问征地，征地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的概念，不尊重所有权的概念。征地给的补偿，是一种补偿费用，不是价格，因此不体现出两个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交易。所以土地制度不明确产权的问题，政府不尊重产权，农民也不尊重产权，说中国的土地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这两种倾向，都探出点影来，但是就不像集体经济。对征地问题的解决，现在人们比较关心。我知道政府给农民补少了，但是我说这个话，有可能得罪人。我是不主张征地的。因为，各级政府不是国有土地的代表，它没有权力直接征地。应该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易。我们应该有一个代表全民土地的机构，由人大常委会委任的机构，由它向农民购买土地。这个“买”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格。而我们现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没有市场价格，没法认定价格合不合理。所以我认为是不是暂停征地。城市建设需要耕地，只有拿社保换土地。就是说，耕地上的所有农民，谁要用他的地，就得保证这些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给他解决住宅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社保问题、孩子教育问题。 没本事解决这些问题，不要占地。而且还得“补课”，现在4千多万的农民，应该赶紧迁到城市来，成为城市居民，让他们就业靠市场．社保靠政府，所以我这个思想说白了是土地国有化的思路。占一块国有化一块，但是这个代价不是给现金，是等于让农民带着土地进城，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什么时候能实行，这个我说不清楚。 【我为峰】 嘉宾您认为新农村真的建成后，农民是不是比城里人过得好，彻底翻身了? 【L院长】 我认为建成以后，就没有现在的传统农民了。他是未来的农场主，比我们现在网上网下的人都过得好。进到城里的人，就是城市居民了，到那时候都是全面小康社会了，最穷的人也是小康社会，所以新农村建成之日，就是和谐社会，就是小康社会，难道我们担心他们不彻底翻身吗? 【新青年啊】 请对W教授的这段话作出评价：中央“一号文件”从来没有提出要走集体化道路，从80年代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针对集体化道路所产生的问题而提出政策的。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反正，我是反对的，这是对农民强烈希望重新被组织起来的蔑视。 【L院长】 这个说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现在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将来还是走集体经济道路。“一号文件”现在确实没有说过，要搞集体经济，但是谁也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会反对集体经济。我认为集体经济是中国农村走向富裕的成本最低的经济形式。由于我们犯了一些战略性失误，现在也没有必要推倒重来，全面人为的推广集体经济，让市场去选择吧!W教授说：“中央的文件是纠正集体经济这是错误的。中央的文件是纠正历届政府自己‘左倾’错误，捆绑农民，不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经济的错误．所以我们当时的提法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放开放开再放开’，实际上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政府的错误政策，而不是集体经济。”我们过去集体经济搞的不好，不是集体经济的责任，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我们的集体经济的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四个环节都被捆绑着一个统购统销一个剪刀差，就注定集体经济天生亏本，谁听中央的话，谁就亏得多，而吴仁宝，搞了“外圆内方”表面听，实际没听，所以他亏的少，他当了40多年书记，把这个村搞得越来越富，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以集体经济搞不好不是集体经济的责任。它没有任何表演的机会，它的手脚一直被绑着。但是遗憾的是改革的时候，在放开手脚的时候，给它粉身碎骨了，连它本身都瓦解了，所以有些集体经济搞的好的农民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天退到解放前”。 【远文】 新农村建设会不会像西部大开发一样火一阵，然后就无声无息? 【L院长】 这个问题的提法不科学。因为西部大开发现在正搞得风风火火，已经投入一万多亿了。修了很多路，修了很多的管道，人们对西部大开发的期望值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西部大开发解决的就是民族团结、边疆安全、生态保护，不能指望在西部像在东部一样大搞制造业、大摘商业，我认为那个还不到时候。因为西部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不是几代人的事。而新农村建设不是运动，不是一个短期行为，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提法之下，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过程。恐怕得锲而不舍的干三五十年。因为中央政府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农业，从来都把农业放入重中之重，所以它不会一阵风吹过就无声无息。 【L院长】 谢谢广大网民听了我的谈话，我这次到网站来不是我自己想来的，是网站同志请我来的，我并不是想要表现我在新农村建设上有什么发言权，不过我可以借此机会把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解和大家交流。谈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但我很少上网，有什么中肯的意见，可以给我来信。 在线交流结束后，有不少网友发表了如下帖子： 【网友A】 今年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并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种粮成了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这样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以巩固。 【网友B】 根据历史经验。社会化的大农业不是建立在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必须根据广大农民的意愿，权衡利弊加以引导。 【网友C】 城市的大门已经被农民冲开了，但是，许多政府和城市还没有为他们离开土地和进入城市做好必要的准备，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随处可见。诚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应当是放任自流和无序的，但是，我们必须为那些有能力和应当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公平的机会和必要的公共服务，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社会。 【网友D】 华西村的存在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适应性和优越性，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懂市场的村官。可见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其根本趋向是集体化，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 【网友E】 在一些工业化的国家，美国农民不到2%，日本农民在5%到 7%。他们国家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的收入超过全体国民平均的水平。欧洲农民的数字在10%，农民也是很富裕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变成市民。如果说一个国家永远是大量的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那这个国家进步很慢。可见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农民的数量将会减少。 【网友F】 国家要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并对失地农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把失地农民纳入当地城镇的社保体系，但农民征地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提出来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搞活农村经济，使广大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达到小康水平，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也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但当前，除沿海、沿江开放地区、部分城市郊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较为富裕外，我国西部、中部不少农村，尤其是“老、少、边、山、贫”地区农村，经济仍很落后。据统计，在全国2168个县市中，需要国家财政与省财政扶持的便有520多个县，尚有8000多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扶贫，成为全国性的战略任务。 多年来，农村工作的实践证明，“治贫”必先“治愚”，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正如贫困地区农村干部所说，“没有文化富不了，有了文化穷不长”。因此，针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村文化水平落后，农民文化生活贫乏，观念习俗滞后的现实，开展文化扶贫，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文化扶贫，不能仅仅局限在为贫困地区农村办几件好事，不能当成临时性的社会文化福利活动，而应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下大的气力来抓。 2．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的主体，然而，由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已是风雨飘摇。调查显示，H省1180个乡镇文化站中，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已不到三分之一，半数以上基本丧失功能。有的乡镇文化站甚至一年都不开展一项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这些文化站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建设，至今设施已破旧不堪，有的已成危房。尤其是近年来，被随意处置，挤占，挪用、变卖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业务用房用于租赁经营，全省有站无舍的文化站达164个。由于当年在建设中达标升级，竞相攀比，一些文化站还连本带利，欠下大笔债务，难以化解。Y市九个乡镇文化站中，仅一个没有负债，其中，Z镇文化站负债达200多万元。 近几年来，受财力限制，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010的规定难以落实，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文化经费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文化站处境更加艰难。 由于待遇过低，文化站工作人员人心浮动，人才大量外流。据调查，N县十个镇文化站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45名文化专干现已流失23人，一批曾受部、厅表彰的先进文化工作者陆续外出打工。与此同时，文化专干不专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有的文化站长被随意抽调包村驻点，大部分时间从事催粮派款、计划生育等工作，无暇顾及自身职能的履行，文化站功能基本丧失。X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明贵认为，文化站的现状是“阵地犹在，但‘名存实亡’”。 近几年来，农民群体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文化部门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够，供应的“文化大餐”仍是一成不变的“四菜一汤”（指吹拉弹唱和读报），群众参与率低。L市文体局局长冯雨说：“乡镇文化站长期以来工作由政府布置，活动由政府投资，人员工资由政府拨付，积极性和主动性差，文化活动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此外，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混乱，部分县市文化稽查大队不仅没有财政拨款，还要上交部分收入。为了创收，文化稽查大队对县城和各乡镇文化经营户只收费，不管理，致使网吧、电子游戏室违规经营无人过问。民族民间艺术开发与保护也基本停止，一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文艺难觅踪影。而农民的生活仍然很单一，不少农民时常三五成群地邀约在一起搓麻将、“斗地主”，有点小病就去找“半仙”。 许多基层工作者认为，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套思路和办法抓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越抓越难；依靠国家办文化站这种传统体制办文化，越办越死。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文化缺乏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场脱节，与农民的需求脱节。文化站即使修建得再富丽堂皇，与农民的文化需求还是缺少结合点，广大农民只好“敬而远之”。为此，应引入“订单购买”竞争机制，变人头经费为事业经费，变“养人”为“养事”和“养项目”，这样能大大提高政府有限资金的实际效益，让新文化主体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农民多层次文化需求。 3．-年打工存不了两万元，没想到过年几场牌就输掉一大半——春节期间，A省的一些农村青年表示，过年亲朋好友聚会都会摆上牌局，有人甚至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了个精光。豪赌之所以出现，与功利社会之下的攀比之风不无关系。要面子思想已然泛滥成灾，从而让赌博如同不断膨胀的气球一样，随着最后的破败而惨淡收场。很多人辛苦了一年，却在数天内将血汗钱输得精光，这个节日过得如何，就不难想象。 赌博似乎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毒瘤，久而久之变得越来越严重。虽然参与赌博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性是，生活比较空虚。可以说，越穷的地方这种现象越普遍，山区重于平原，农村甚于城市。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虽然物质不断丰富，然而文化需求却没有得到满足。尤其是在农村，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少之又少，与农村的空心化相比，则是基层文化供给与满足的空心化。那些手头越来越富裕的农民，在满足了口腹之欲后，不断升级的精神文化需求却无人问津，即便是一些政策性的项目，也未能做到精细化和细分化，给予他们的供给侧相当弱化，从而导致他们有深度的被遗弃感。 在正当性需求无法满足，而高大上的渠道又无以畅通的情况下，黄赌毒现象就必然会占领高地，成为主流，并腐蚀人的精神追求，异化人的行为方式。为什么这些回乡的青年会陷入赌局，一句话“无事而生赌”。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和载体，满足他们休闲的需求，打发他们空虚的时间，那么走上赌桌就几乎难以避免。虽然有广场舞之类的群众活动，不过小众化和特定化很难起到普及的作用，也无以满足其他群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针对节庆时间，返乡农民工人数较多，有着强烈的文化需求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落实一些举措，以预防新春“豪赌”现象。 4．有网友爆料，春节期间回农村老家发现，色情表演在农村泛滥成灾，大多数葬礼都请来脱衣舞女郎“助兴”，让现场的观众哭笑不得。主持人播放完哀乐后，立马就请来了脱衣舞女郎high了起来。 在个别农村地区，老人办丧事期间招揽民间演艺团体“跳艳舞”助兴，此前早就有所报道。在老人丧事上“跳艳舞”，从情感和伦理上是无法让人认同和接受的，不仅不会让他人感觉到身为子女者的孝心，反而容易被人认为是一种亵渎。但另一方面，丧事上“跳艳舞”的安排，可能还带有某种不得已为之的因素。让丧事办得“红红火火”，是绝大多数子女的心态，而吸引宾客的旧方式已经有些过时了。过去年代，花钱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就完全可以达到聚集人气、表达孝心的目的，但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戏曲”的受众程度日益低迷，一些青年人基本上不看和不懂戏曲，聘请戏班子活跃葬礼气氛显然已经达不到丧事所需要的效果。所以说，一些地方在老人丧事上安排“跳艳舞”，更像是不得已为之的“下策”。 然而，带有不得已为之因素的“艳舞”应运而生，其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正常文化生活保障的严重不足。在一些边远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较差，村民业余时间基本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农村文化缺少正向的引导，农村精神文化贫瘠，百姓深层次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村民除了打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参加文艺活动的机会很少甚至是没有，再加上青年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妇女儿童留守等现实问题，让农村文化活动近乎“一潭死水”。同时，当地政府对扰乱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的淫秽表演视而不见，认为只要不发生重大事故看看脱衣表演也没有什么，这就纵容了农村低俗文化的蔓延泛滥。加之脱衣背后是低廉的违法成本和高额的经济利益，一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靠在台上搔首弄姿，用低俗吸引村民目光。即使影响极其恶劣也就最多受到行政处罚，与大把大把的金钱利益相比，所谓的表演者还是会选择后者。 人类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两方面需求，一方面是物质，另一方面是精神。一些农村地区虽然贫困，一些村民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和城里人一样有着享受文化生活的需求和权利，而一些地区长期以来无法满足村民的这一基本需求和权利，在“需求”无法按正常途径满足的情况下，不健康的乃至“低俗”的文化娱乐便趁虚而入。一些村民因为长期无法获得正常的和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保障，又会进一步降低识别和抵制不良和低俗文化的能力。这正是一些人在老人丧事上“跳艳舞”反而观者云集的重要根源。 5．对于S省Z市利远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L而言，回乡创业是她目前为止做得最正确的决定。由于看中了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编技艺，这位28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利用自己的英语专业优势，L通过互联网与外商谈好订单后，即刻将订单分给工人，制作加工后出口。仅此一项，L每年能收入10多万元。 在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的Z市，以“文化电商”为关键词的精准扶贫正取得愈发显著的成效。 结合本地的传统手工艺、戏曲、美术等非遗资源，Z市的精准扶贫从“输血”向“造血”转换，对基层村居负责人大范围培训，普及“互联网+”新概念。通过扶持贫困地区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红色、民族、民间文化资源，Z市如今出现了“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扶贫局面。一批贫困村借力非遗传承人的帮扶，形成了传承人群，剪纸、编织等网店遍地开花。 Z市的做法正在全省推广开来。 S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说：“目前S省文化系统正在对全省贫困村的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进行登记。先调查村庄附近的非遗资源，然后确定这个村有多少贫困人口、年龄结构是什么、为什么致贫。如果贫困人群条件适合或有这个愿望，文化系统负责牵线培训，提高其生活技能。” 与此同时，2016年年初召开的S省文化工作会议提出，文化扶贫是全省文化系统“十三五”工作的重要任务。从今年开始，S省将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统筹推进文化精准扶贫。 S省已连续3年组织开展扶持1000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活动，2015年，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新收徒5100多人。今后，S省将继续通过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优先把贫困人口纳入非遗传承人群，鼓励非遗传承人收徒传艺向贫困人口倾斜。 目前，S省以非遗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业户达到92118个，年营业收入811．07亿元，利税92．53亿元，从业人员232万余人。S省将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非遗资源，深入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展“非遗衍生品电商”，大力推进“互联网+传统工艺”。 6．“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状态，也是一种文化状态，这是很多村庄贫困的重要原因。内因是决定因素，文化扶贫的首要任务是激励起脱贫的强大内在动力，使贫困地区“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2016年5月，中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率队，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赴云南、贵州开展了“在扶贫攻坚中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服务”专题调研。通过调研，委员们发现，虽然各地文化扶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电视村村通等工程基本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也初步形成，但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在精准服务和精神建设方面仍有欠缺。 体察民情，因地施策，是精准服务的前提。由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因素，各个地区在文化需求方面千差万别。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文化扶贫不能搞“一刀切”，只能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全国政协常委韦建桦表示，要以群众的迫切要求为出发点，以经济文化的繁荣为落脚点。 “实现‘精准服务’，说到底就是要求各地的具体措施在基层真正产生雪中送炭的效应，就是要让贫困群众由衷产生文化获得感和精神充实感，进而转化为自强不息、建设家乡的决心和力量。”韦建桦提出，立足乡土，造就人才，是精准服务的关键，解决人才问题既要注重“输血”，更要强化“造血”，充分挖掘和盘活乡土人才资源。 文化脱贫要切合实际，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适需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全国政协委员刘敬民建言，要纠正一些地区文化扶贫工作中理想化、行政化倾向，改变自上而下“派送”文化的做法，对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要分类指导，深入基层、问需于民。要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路径细化明确到村、户。建立健全群众文化需求跟踪反馈机制。建立完善到村到户的“菜单式”“呼叫式”服务模式，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活化、本土化。 政府是文化精准扶贫的主体，理应唱主角，打好“组合拳”。全国政协委员王全书表示，应做到四个“纳入”：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地方扶贫攻坚方案的重要内容，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干部业绩考核体系。各级政府都应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管理、提供、传播、保障中履行主体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把政府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建议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各种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文化扶贫建设应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和鼓励公民、法人和社会各界通过捐建、捐赠、自办等方式，投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参与运营和管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引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PPP模式），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政府对贫困地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简单“一买了之”，可借鉴各地涌现的文化消费券、图书快递、个人定制等方式，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式、新样态。 委员们认为，文化扶贫不能立竿见影，虽然不能在短期看到明显成效，但却是一件可以在奠定基础后大有作为的工作，在新常态的时期必能起到助力扶贫的作用。 7．“扶贫先扶志，一个不愿奋斗、只知道‘等靠要’的人，你能帮他真正脱贫吗？文化扶贫，扶其志气，扶其精神，迫不及待。”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表示，在全国吹响扶贫攻坚号角的背景下，文化扶贫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化企业应当积极参与扶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系列优秀的农村题材文化作品，激发农村青少年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激发农村脱贫的内在动力。 龚曙光长期关注扶贫问题。他介绍，贫困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健康因素等广为人知，但文化因素容易被忽视。“由于文化的缺失，精神的贫弱，造成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的缺乏，并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他打了一比方，比如有的农民害怕市场和开拓，政府给免息贷款，鼓励他们发展产业，他们也拒绝，而是守着家里几亩薄田，过着贫困生活。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扶贫和经济扶贫，是各有其用、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而且文化扶贫更能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龚曙光表示，文化扶贫能扶志、更新农民的思想，有效破除“等靠要”观念，起到固本培元的作用。但是，相比大量人力、资金、产业项目进入农村，文化扶贫的内容则严重偏少，尤其缺乏一些满足和刺激农村发展精神需求的文化作品。 “当年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激励了很多农村青少年奋斗，最终走出农村，不仅帮家里脱贫，还成为城市发展的引领者和建设者，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作品。” 龚曙光表示，扶贫攻坚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有爱心者应当参与进来，文化企业更责无旁贷。所以，他建议文化企业要加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批新时期优秀农村文学作品，引导农村青年一代积极向上。同时，文化企业也可以通过免费捐赠等途径，让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下乡，满足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给定资料 1.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婚姻安全、隐私安全、信息安全，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拔得头筹。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消费者的最大不安。 2010年6月12日，中国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在出席“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分散的种植和养殖是影响我们食品安全统一监管的制约因素；另外，中国目前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是个体作坊，这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2010年7月“毒奶粉”事件重现，警方在青海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原料来自河北等地，而生产的奶粉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当月又有媒体曝光称，市场鼎鼎大名的黑龙江“五常香米”绝大部分是“杂牌米”用香精熏出来的。随后，麦当劳又被曝出其出售的麦乐鸡含有“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特丁基对苯二酚”等化学成分。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2010年第二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其中，潍坊生产的“旺旺仙贝”被查出大肠菌群超标。这不由让消费者惊叹，在如今社会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之时，为什么还会出现类似事件集中爆发的情况? “如果说‘毒奶粉’事件让食品企业意识到对原材料检测的缺失，那么近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让食品企业意识到，还必须加强对生产环节的监管。”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教授赵常峰表示，由于企业规模和管理理念的局限性，相当数量企业的自检自控体系都存在监控不足的问题，而近期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原因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所以食品加工企业加强自检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这可能需要企业在生产成本上有更多的投入，但是相对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所带来的经营损失以及社会影响来讲，这样的投入要实惠得多。” 2.2010年3月中旬，北京两家著名饭店使用的一次性餐盒被送往专业检验机构检测。两种餐盒虽然生产厂家不同，但检测结果显示，它们的正己烷蒸发残渣均超过国家标准20倍，而乙酸蒸发残渣则超标了近150倍。专家表示，“毒餐盒”造成的危害不亚于吸毒。 中国每年消耗一次性餐盒150亿个，合格率还不到一半。按照国家规定，在一次性餐盒原料中，填充料占比不能超过20%，但事实上许多厂家超过了一半，有的甚至会超过80%。而超标的填充料中，除了碳酸钙和滑石粉，还有许多是石蜡、旧塑料，甚至是医疗垃圾。这些东西中，碳酸钙可能会影响人体的代谢系统，形成胆结石、肾结石，其中包含的重金属杂质还会威胁人体消化道、神经系统的健康。至于石蜡中所包含的多环芳香烃，会影响人体的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还会蓄积毒性，并诱发癌症。 使用“毒餐盒”，犹如在服用隐形毒药。有议论惊呼：“毒筷子”还没走，“毒餐盒”又来了。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其实，“毒餐盒”早就来了，来了之后再也没走过——2005年媒体就对“毒餐盒”曝光，即使从那时算起，“毒餐盒”来了也已有6年之久。而早在2004年，央视就披露过一次性筷子黑幕，前不久海南又出现了“毒豇豆”。在这些案件中，常见的一个词语就是制度缺失。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缺制度，甲、乙、丙、丁，一、二、三、四……条条款款，面面俱到，但是看似滴水不漏的制度，一碰到实际就成了一盘散沙，这又说明了什么?平时看似面面俱到的制度，只有在出事之后才显出了稻草人的本相，恰恰反证了出事的必然性——有制度却“不设防”，那么结果就是必出事。 3.“地沟油”始终不曾真正从消费者生活中消失，虽然各地卫生部门相继重拳出击，给地下“地沟油”市场链以沉重打击，但在“地沟油”回笼的巨大利益吸引下，这一问题难以根除，回收提炼地沟油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产业化。 “地沟油”被业内人士称为“毛油”，其来源主要有：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将饭店、酒楼的泔水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用于油炸食品的油使用次数超过规定要求，或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提炼后产出的油。 除非在实验室里用专业方法检测，否则普通人难以识别“地沟油”。再加上“地沟油”对人体的危害是慢性、非特征性的，即使危害已经存在，也不容易与其他致病因素区分开来，这些原因使得“地沟油”的出口并未被堵死。 “地沟油”问题并不是第一次遭到曝光。近年来，曾有媒体陆续曝光地下作坊提炼“潲水油”并提供给餐馆。人们视为美味的水煮鱼、水煮牛肉、火锅等，都是“地沟油”最有可能的“潜伏”对象。 “地沟油”的来源令人皱眉，其加工程序之粗糙令人担忧。据报道，一种加工“地沟油”的方法是，将收集来的泔水等放到大锅中加热，再以化学原料将废油中的残渣和杂质分离出来，沉淀在锅底，在上层相对清澈的油便是成品“地沟油”了。 且不说“地沟油”“出于污泥”，它产生的危害是实实在在的。据实验测定，长期摄入“地沟油”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导致发育障碍，肠炎，肝、心和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此外，“地沟油”受污染产生的黄曲霉不仅易使人罹患肝癌，也可能引发胃腺癌、肾癌、直肠癌、乳腺癌，以及卵巢、小肠等部位癌变。 “地沟油”如此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分辨。水和油混合会形成鲜明的界面，但将两种不同的液态油混合时，这种界面便不存在了，导致无法分辨。这是因为油分子中含有疏水性(与水相互排斥的物理性质)成分，而不同的油分子物理性质相似，可以相溶。不幸的是，这一原理到“地沟油”这里仍然适用，使它能与普通食用油“打成一片”。这便是俗话说的“油渗油，神仙愁”。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群表示，目前“地沟油”检测方法有不少，但不同来源的“地沟油”特点不同，有时检测误差较大，有误判的可能。如果在食用油中掺入的“地沟油”含量较少，有可能检测不出来。 现有关于“地沟油”检测的专利，主要是电导率检测法和胆固醇检测法。其中，电导率检测法的依据是，油脂在烹饪过程中因接触了大量食盐、味精、洗涤剂等，金属离子含量较高。胆固醇检测法的思路是，使用过的油，会在早先的烹饪过程中混入动物脂肪，动物脂肪中胆固醇含量较高，而植物油脂中不含或只含极少的胆固醇。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洪指出，上述两种方法都存在不足之处——电导率法的检出下限为“地沟油”添加量在20%以上，而胆固醇法的检出下限为“地沟油”添加量在10%以上。这意味着，即使是专业的检测手段，也难以应对少量添加“地沟油”的情况，食客更是无法察觉。 “地沟油”之所以屡禁不绝，无非就是利益使然。现今正规的一级大豆油批发价格每吨要8000元，棕榈油的批发价格每吨7500元，菜子油批发价为每吨9400元。而公开的资料显示，2005年，福建等地的“地沟油”每吨800元，2007年年初已升至2000元/吨，2008年又涨到5000元/吨。有报道称，餐厨垃圾中提炼1吨“地沟油”，成本仅300元，售价却可达到合格食用油的一半，部分掏“地沟油”的不法分子每月可赚1万多元。“地沟油”冒充正规食用油，是实实在在的暴利。可观的利润，不仅刺激了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也导致政府部门的监管失效。 “地沟油”问题愈演愈烈，问题在于执法打击不够狠，疏导不够有力。众所周知，“地沟油”的原料来自餐厨垃圾，不少城市因此对餐饮企业实行餐厨垃圾申报回收、定点处理制度。但这一制度缺乏激励机制，有时还要餐饮企业支付回收费用，导致餐饮企业积极性不高。有的企业图方便，将餐厨垃圾偷偷倒掉，有的甚至在“地沟油”回收者的利益诱使下，直接与他们形成合作关系。 既然“地沟油”有利可图，为何不能将其变成正大光明的利润，回报给合法回收的餐饮企业呢?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废旧油脂已被广泛用于生物柴油开发，成为替代传统柴油的新能源，利润可观。德国、美国政府还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生物柴油，并给予生产企业相应补贴。再看国内，将“地沟油”提炼为生物柴油的技术早就起步，但不少掌握技术的企业由于收不到废油，只能将技术闲置。另外，“地沟油”是极好的生物燃料和化工原料，用途广泛。比如现在的日本，为避免这些油流入市场，由政府出钱通过专业回收公司买进大量“地沟油”，最终制成生物汽油。而在美国，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已经从“地沟油”化工中获取了大量回报。公开的资料显示，国内已有用“地沟油”生产的“生物燃料”了，而且销路还不错，但因收不到足够“地沟油”，相当部分的产能一直闲置，因此生意也是相对惨淡。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政府部门对生物柴油这一新兴产业给予扶持，既让加工企业得益，也能鼓励餐饮企业。比如，“地沟油”加工企业在收集废油时，可能需要和“地沟油”回收者竞价，但中小型的科技企业受成本制约，未必有价格优势。对此，政府部门在必要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让餐饮企业乐意参与定点回收，也帮助正规加工企业收到废油。同时，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生物柴油的应用范围，加快生物柴油的市场化进程。例如，欧盟对生物柴油在欧洲汽车燃料中的销售比例作出硬性规定，美国能源部门要求公共部门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车辆使用生物柴油等。 不难预见，生物柴油的推广，意味着大批废弃油脂将有一个规范的下游流通渠道，形成一个从油脂收购、加工到新能源输出的新产业。而现有散乱的“地沟油”收购也将面对一个规模庞大的正规输出渠道，最终退出市场，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目标，从根本上保证市民餐桌的原料安全。 4.地沟油事件还未尘埃落定，2010年4月又爆出江苏如皋一家食品添加剂公司在生产面粉增白剂时加入了石灰粉，含量达30%。按国家现有标准，每公斤小麦粉里最多可以添加0.2克增白剂。该公司生产的面粉样品经北京某科研机构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石灰粉的含量在样品中超过了30%。而在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的样品中，检验部门同样检测出了高达30%以上的石灰粉。河南一名面粉增白剂厂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实际上可以检测出面粉里加了多少石灰粉，只不过因为增白剂本身添加量就很少，所以加了石灰粉也吃不出来”。 新磨制出来的面粉颜色微黄、发暗，需要贮存一段时间后才会慢慢变白，而添加面粉增白剂后，面粉变白的时间将大大缩短。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报价八九千元的小厂家，面粉增白剂的填充剂用的不全是玉米淀粉，而是掺进了石灰粉。石灰粉的价格低于玉米淀粉，重量又是玉米淀粉的两倍，如此一来自然降低了成本。一些问题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挂着放心企业的牌子，却沦失道德底线，违规违法生产，严重坑害了百姓。 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让民众对公共用餐场所的信任感急剧下降。之前的苏丹红、瘦肉精、三鹿奶粉等刚刚平息，“地沟油”“潲水油”尚未尘埃落定，面粉增白剂再掀波澜，又一次将食品安全提到重要位置，使百姓悬着的心悬得更高了。针对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事件，有人认为，治理这些问题无非就是堵与疏，堵要狠，疏要有力度。如果回收的奖励足够多，而违法的处罚足够重，“地沟油”“石灰粉面粉”等自会消失。从堵的角度看，需各执法部门一起发力，重典治乱，罚到让靠“地沟油”“石灰粉面粉”等非法获利者不敢试法为止。 5.2009年3月，甘肃省根据《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布实施了《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条例》设立了产地环境制度、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农业投入品使用监管制度、产地准出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例行检测和监督抽查制度、生产档案管理制度，以及风险评估和预警制度等10多项制度。旨在从农产品产地、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加强管理，保证农产品“从农田到市场”全程监管。 2011年1月，甘肃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了2011年度政府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首次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列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并对5个食品安全监管环节明确了考核标准。 甘肃省2011年度政府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提出的食品安全考核标准主要有：农产品平均合格率保持99%以上；食品生产企业100%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企业产品抽检率达到85%以上；100%的食品经营单位依法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大型商场、超市、食品经营批发户100%建立“一票通”台账制度；餐饮服务单位100%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县城以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量化分级率达90%以上；定点屠宰率达到100%，销售和使用的猪肉100%来自定点屠宰企业，酒类经营者备案登记率达100%，酒类流通随附单使用率达100%，经营场所不向未成年人售酒明示率达100%。 根据该责任书的规定，甘肃省各地、各部门凡因履行食品安全工作职责不力，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对负有责任的政府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责任追究。 6.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0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2010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顿工作的任务及措施。 根据整顿工作方案，今年的整顿任务主要涉及：严查无证经营；加强对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农家乐旅游点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完善食物中毒事故快速反应机制，确保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应急处置率达到100%等。 方案要求，严格规范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承包经营行为，严厉查处采购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辅料，严厉查处生熟交叉污染，餐具、饮具和器具清洗消毒不彻底等行为。 严肃查处采购、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及其制品，加大对餐厨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处理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使用劣质食用油和废弃餐厨油脂等行为。加大对乳粉及乳制品采购使用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餐饮服务单位采购和使用劣质乳制品行为。 7.德国：政府企业消费者共把食品安全监管关 一直以来，德国政府实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企业自查和报告制度，成为德国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决定性机制。德国的食品监督归各州负责，州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监管方案，由各市县食品监督官员和兽医官员负责执行。 法国：多环节共保食品安全食品企业“自曝家丑” 由于近20年来连续不断的食品危机令消费者产生恐慌，法国当局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从管理、生产、加工、销售等各方面来保证食品安全。在法国，保障食品安全的两个重点工作是打击舞弊行为和畜牧业监督，与之相应的两个新部门近几年也应运而生。 美国：食品召回制度深入人心 在美国，需要召回的食品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召回食品是可能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的食品，比如其中含有肉毒杆菌毒素或不知名的过敏源等；第二级是会造成暂时健康问题的危害较轻的食品；第三级则是不会危害健康的食品，比如贴错标签、瓶口未封紧等。 英国：食品标准局独立执法威信高 英国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是非常严格的。199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凡是销售和供应不适合人类食用的食品，以及使用虚假和误导消费者的食品标签都属于非法行为。《食品安全法》对各种食品、饮料所包含的具体成分和卫生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具体执法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承担。 加拿大：严格认证健康食品 1997年3月，加拿大议会通过《食品监督署法》，在农业部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加拿大食品监督署，统一负责农业投入品监管、产地检查、动植物和食品及其包装检疫、药残监控、加工设施检查和标签检查等。 韩国：让害人者无地自容 虽然韩国政府十分重视食品安全，并且早就颁布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法》，但食品安全丑闻依然时有发生。其中最轰动的是2004年6月被曝光的“垃圾饺子”风波。这场风波给韩国社会带来了相当大的震动，以至于韩国当时总统卢武铉不得不出面承诺：“一定要让与食品相关的犯罪无立足之地。” 日本：食品上餐桌要过“重重关卡” 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还需要通过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的食品健康影响评价。 爱尔兰：成立食品安全局协调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1998年爱尔兰食品安全局依据《爱尔兰食品安全局法》正式成立，1999年1月正式运行。爱尔兰食品安全局是一个独立的，以科学性为基础的机构，它负责向卫生和儿童部报告。尔兰食品安全局有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信息交流的职责，包括根据科学建议制定标准，与负有食品安全检查和执行职责的机构协商风险管理的决策，与公众、食品企业和公共卫生专家进行风险信息交流。 荷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2002年7月，荷兰将荷兰食品局改为食品和消费产品安全局，并将两个食品安全检查办公室设置在该局内。最初，食品和消费产品安全局隶属于公共卫生、福利和体育部，但是，2003年它被划归到农业、环境和食品质量部。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日前发布的2014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一个不爱读书的人是浅薄的，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阅读危机”，这沉重的警钟已经向我们敲响。 “哪有时间读书啊?”提起读书，北京一位在某国企工作的陈女士如梦方醒，“好长时间没读书了。每天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忙孩子，有点时间基本就是用手机刷刷微博，聊聊微信，看看新闻，玩玩游戏。” “没有时间”似乎是很多人不读书的原因。最新调查显示：成年人平均每天读报15.50分钟，比上年减少3.41分钟；每天读书13.43分钟，减少1.95分钟；每天阅读期刊10.05分钟，减少3.14分钟；每天上网50.78分钟，增加4.01分钟；每天手机阅读21.70分钟，增加5.18分钟。 对于在某民企工作的孙小姐来说，“没有时间”是一个原因，“主要是没心情”，“阅读需要静下心来慢慢享受，可是想想没完没了的工作，哪有一点点读书的闲情逸致?” “‘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吧，主要还是没兴趣，每天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了，有空也只想上上网娱乐一下。”“80后”白领王丽的说法也许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浮躁的社会、生活的压力，让读书已经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我喜欢读书，可是现在的书太贵了。”昆明某事业单位职工徐燕对连年上涨的书价苦恼不已，“现在的书，动辄三四十元一本，比以前贵了好多!” 全国图书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整体图书市场的新书平均定价已经高达52.23元。近年来，不少书的价格一路高涨，以《悲惨世界》(上、下)为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多次再版，2003年32元，2006年49.8元，2010年52.1元，201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价格已高至98.6元。 “我现在读的，多数还是一些旧书。不管去书店还是在网店，看上去琳琅满目，必不可少的腰封告诉你，这是畅销书，那是必读书；这是多少名人一起推荐的，那是超越诺贝尔文学奖的扛鼎之作。可是拿到手里，不说面目可憎吧，也是乏善可陈。”一直还把读书作为最大爱好的陈平，说起现在的图书，连连叹气：“值得读的好书实在太少。” 2．“谁说我不读书了?我在网上读。”“90后”赵飞很不满地说，“都网络时代了，谁还看纸质书啊?还不环保呢。” 2014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比2012年上升了9.8个百分点。超九成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不再购买其纸质版。 说起网络阅读，徐燕很是不以为然，“很不严肃，没有读书的感觉，经常还被各种跳出来的广告等东西干扰”。她觉得，网络阅读和手机阅读不能算读书，“捧着书一页一页地翻，闻着墨香，看着铅字跳动，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很多人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改变当前国民阅读的现状，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加强宣传，增加国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量；另一方面，图书出版等相关行业也应与时俱进，多出版一些好书。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于2013年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有专家认为，法律的介入和引导，有利于保障民众的阅读，意义重大。但夏学銮表示，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发文件推进阅读，但关键还是在个人，“这需要个人增加定力，从阅读中寻找更多的乐趣”。他认为，作为一种时代的趋势，网络阅读也是一种阅读方式，尽管这种阅读方式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会有影响。国家应该适应这种趋势，在软硬件方面下功夫，让“全民阅读”有实质意义保障。 3．据新华社报道，在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八成都是课本教材。郑州航海东路中原出版物交易中心一管理员说，除了教辅书，书店卖得比较好的书类是职场类、专业类的书，文史哲类的书卖得相对比较少。从以往的媒体报道来看，中国的畅销书多年来基本都是职场类、经管类、生活保健类、教辅类和各种“成功学”图书等。 段贺宇房间的桌上摆放的都是司法考试的教材。“这几年都不怎么看文学方面的书了”。段贺宇在高中时候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大学刚开始还参加一些文学类的社团，后来因为升学考试等原因，“课外书”看得少了，满脑子装的都是司法考试。 “我当然喜欢读一些经典散文和小说了。那些书很有时代特色，虽然文字朴实，但思想性很强，读起来还是很有感触。但哪有时间啊?”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生小丁坦言，自己很少看巴金、茅盾、老舍等文学大师的书，“课程那么多，现在专业书都看不过来”。 调查显示，21.1%的人坦言自己读书已经“功利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说，阅读可以分成三种，即工具性阅读、为满足求知欲的阅读和为满足情感需求的阅读。“‘功利化阅读’就是把书当作一种工具来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工具书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蒋教授说。 在很多人看来，阅读的功利心态并不为过，毕竟，求知本身就是有所求的，提升职业技能和业务知识、进行休闲娱乐也是必要的。很多人认为，“时间那么少，读书自然要读实用的书，没用的书不要读”。 这种想法与“读书无用论”一样，都隐藏着“效益期待”，它是社会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与社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不容乐观的是，阅读功利化正向中学生和小学生蔓延。中学生要为“提高学习水平”而进行课外阅读，小学生要为“不输在起跑线”而奋斗。一些中学生家长会问：“让孩子读这么多书，对成绩提高有帮助吗?” 事实上，比起是否阅读来说，青少年更大的问题是“阅读什么”。一个专门经营图书的网站公布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父母认为读书对一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家长在图书的选择上却与孩子有较大不同：孩子最喜欢看的图书类型是“小说”和“人文社科”，而家长希望孩子看的是“科普”和“励志”类的图书。 蒋原伦指出，功利化阅读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竞争越激烈，社会对个人的专业化要求越高，功利化阅读的情况就会越严重。“很多人把阅读看作一种可选择的个人行为，但在社会大环境的压迫下，阅读的个人选择余地其实非常小。比如高考就需要有功利化阅读，如果孩子考不上大学，就算读过再多文学大师的书，也会让人发愁。” 4．王玉梁在山东一家高校工作，平时工作压力很大，工作不但没有侵蚀他的读书时间，每晚雷打不动地读书反而成了他纾解工作压力的最好方式。“读书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书，生命就黯然无光。无论多忙，每天坐拥书城，放牧心灵，让心灵从那些好书中得到浸润，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读书是精神的需要”。作为一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丁林松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在大学时养成的读书习惯，仍然挤出时间啃哈耶克、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虽然读起来晦涩，但只要沉下心来，经典总会给你豁然开朗之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他很怀念这样的自己：“在书店的一角斜倚着，默默地读着，不觉天已黄昏；在图书馆坐了一整天，闭馆的电铃声响了，周围的人都走了，我满足地伸了个懒腰；午睡时看书，书掉到地下了，我也沉沉睡去……” “无论现代人读书多么功利，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义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是在精神的原野上自由驰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雷达这样说。 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说，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巨大，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同样离不开学习。很多人抱怨没时间读书，也不肯花钱买书，尤其是不知道怎么读、读什么。要提高国民阅读率，让读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习惯，需要教育、出版、文化界人士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有益的图书进行公正的评价，给人们在图书的海洋中导航；也需要培养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出版更多能够滋润人心灵的好书，共同打造人们的精神家园。 5．“停下来，才发现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这世界基本上已经由信息碎片构成，完整的信息非常少见。听一个歌手60秒的歌唱决定他的去留，在iPhone屏幕上跳出来的信息提示中凭借前10个字决定是否要打开并阅读全文。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产业工人在流水线上10多个小时重复相同的一个动作，而我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面对信息碎片……在这个新世界里，时间无始无终，只有一个个瞬间。事件无头无尾，只有你面对的一条条简讯……”据悉，微博红人“和菜头”最近曾一度关闭微博，而这段留在关闭之前的文字，记载了一个曾经的书迷内心的困扰和恐慌，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是碎片化的时代倒影。 “对于‘非常伤感’4字有个不靠谱的发现：它可以用在随便一个陈述句后边，百玩不腻。比如：除夕夜，窗外的鞭炮响了一整晚，非常伤感；我站在风里吃了一根冰糖葫芦，非常伤感；明天天气晴转多云，非常伤感；凌晨1点了，打算再去看几页书就睡了，窗外很黑，非常伤感……”这是知名博客作者、网络段子高手“东东枪”从百万言博客及微博发言中集结出的一本小书《俗话说》中的片段。真正令人伤感的是，这本令很多读书人并不怎么笑得出来的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后一路销量飙升。 看看图书销售排行榜，像这样把微博上的段子集结成书的不在少数，并活活衍生出一个图书品种。微博红人张发财写历史八卦的《一个都不正经》、网络红人“奶猪”出版的段子集《我呸》、童亮的《贫僧是去往西天拜佛求亲的》《笨信一箩筐》等出版物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文体以一段段不超过140字的文字构成，充满各种桥段和机灵，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微博文字的集合，而将微博内容变成线下图书则快得像一场“闪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这种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接受“浅阅读”的方式，即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追求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相比之下，真正的阅读需要读者能够持续专注在书页上，集中全部精力，通过直面的信息进行思考。 6．对于新兴的碎片化阅读，人们的态度各持一端。以下是网上关于碎片化阅读的一些讨论： 网民A：现在我每天上网看新闻，也看手机报，要花两三个小时。但这种阅读不容易积累知识，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看过也就忘记了。电子阅读的随意性太大，都是被人为引导的，读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阅读的是什么。表面上阅读量很大，但实际上有效信息、知识很少，也缺少沉淀。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后，想沉静下来进行深度阅读就很困难，人会有浮躁感，要克服浮躁感是有难度的。 网民B：碎片化阅读具有空前的普世性，它使阅读不再成为一项特权，人人都享有此项权利。相比过往的木简、羊皮书、纸质书，电子阅读器更便于阅读，理论上所有的知识、信息都能让众人同时共享，这对当下社会的建设极具促进意义。不管身份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发言、交流之中，无论是教授还是农民，都自由享有阅读的机会。 网民C：这种新媒体作用于人们无聊的、碎片的时间，方便而快捷，操作也容易，更利于随身携带。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边听音乐边看电子书。电子设备所带来的阅读在我的生活里占有一席之地，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网民D：阅读变得没有难度，变得轻盈。读者不必像过去那样背诵经典，只要加以电子搜索即可，也不必乘车去图书馆借书，身上所携电子书即藏有千万册。获取信息的便利，也使得大家不再珍视阅读的严谨性。“段子文化”的兴起，不能说跟碎片化阅读没有关系。这种“段子文化”往往令读者不加思考，容易患上惰性思维症。片断信息的迅速复制传播，也使得读者容易受情绪牵制，乃至演变成文化群虻。 网民E：我们不可能用以往的阅读方式接受海量信息，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碎片化阅读是一种应对方式。但碎片化阅读很难简单用好坏来评价，关键还是取决于个人，选择怎样的阅读方式都可以。对我来说，网络阅读就开阔了我的视野，查阅资料也很方便，但进行学术研究肯定还是要传统阅读。 网民F：碎片化阅读更具有一种娱乐性和游戏性，使得阅读不再具有文化意义，而成为一种娱乐的手段。这种片断式阅读的习惯，容易使人疲倦甚至厌倦，因为它只是身体上的一种联动，这时的所谓阅读，就具有了“反文化”的特性。碎片化阅读取代传统阅读，可能成为一种趋势。然而一旦取代，则势必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网民G：碎片化阅读让个人不那么孤立，通过手机、微博等连接，会拥有一个虚拟社群空间，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支撑感，自己也能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大家还能讨论一些公共话题，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很大意义。不过，短时间内接触大量信息，导致人们越来越缺乏深度、持续性的关注，所有的话题都一掠而过。碎片化阅读会导致大家的深入交流越来越困难，因为大家都习惯浅层化阅读，耐心、兴趣都会受到影响，交流的气氛也必然是浅层的。 网民H：每天上班我都会打开电脑，也会把QQ、MSN都挂上，开始浏览网页、交流信息。我从网上信息中会获得一些话题，而这些话题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由于朋友大多也是“80后”，所以我们聊天也都有一些共同的话题，而这些话题来源于手机、网络信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看这些信息，那我就“out”了! 7．45岁的于辉，2009年11月随施工单位中铁三局来到北京，参加地铁六号线第一标段十里堡站的地下挖掘工作。他最常看的，就是有关机械工程类的书籍。 “现在修建地铁隧道全是机械化。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得多看一些专业书籍。但是，买一本这样的书至少要花50元。”21日早上9点，连续工作12个小时的于辉，还没来得及打扫身上的尘土。“工作很累，中午休息吃饭都是在施工现场。每天很难抽出时间来读书。”于辉说，不少施工图纸上有英文，大家还得学英语，因为“工作需要”。 施工现场对面是两排三层高的简易房，里面居住着100多名农民工。院子里有一个简易的篮球架和一个上网室，这是他们仅有的文体设施。于辉的宿舍里，除了几本《地铁工程设计与施工新技术实用全书》之类的专业书之外，一摞报纸、几本《读者》，就是全部“书籍”。 “买书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一本书的价格相当于我们几天的伙食费。”一本上个月的《读者》，已经被于辉和工友们翻看过很多遍。 “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闲的时候只能和工友们下下象棋，有时候也看看小说。但是，一本小说最便宜的也要二三十块钱。有时候想看书了，就买几本盗版书。”上个月，他和工友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进去后有种囊中羞涩的感觉，只好坐在角落里看了一下午，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异样。” “听说过一些工地开设了农民工图书馆，他们真幸运。”提及农民工图书馆，于辉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笑容。 8．“钢铁大王”卡耐基在美国每个县都建立了一所免费图书馆。因为，他当年初中毕业就出去做工，是那个时代的美国“农民工”。工作之余，他就喜欢去附近的一所免费图书馆里读书，从此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为将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他成功后，以此来回报社会。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当前学历不高也不具备过人技能，通过读书和自我教育，是可以帮助人走向成功的。读书，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朋友恐怕买不起我的书。”2010年4月初，周述恒的自传式小说《中国式民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28元的定价不算贵，但周述恒估计，农民工朋友要么上网看，要么买盗版。 “我们并非不爱读书看报。”周述恒和工友过去每天都要买报纸看，“仿佛那样才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脱节。”周述恒曾摆摊卖过二手书，《读者》《世界博览》《青春潮》……“一本进价六毛，卖一块。虽然都是过期杂志，但大家还是看得很高兴”。 “现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过去高，收入也略多，更期盼精神文化生活。”周述恒说，但是很多企业并不重视他们的文化需求。 “国家应该引导和要求企业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周述恒有个愿望，“叫农民工自己去买书看，真的买不起。去图书馆呢，路远不方便，手续也麻烦。”他建议，企业多建一些图书馆、阅览室，凭“厂牌”就可以借阅。“让员工多读书，对企业益处不少”。 9．“世界读书日”来临，某市启动系列活动： 动作：1部公益短片开启健康生活方式 我们将以“捍卫阅读，健康生活”为主题，推出一部2分钟的动画短片。我们希望借助更广泛的传播渠道，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阅读对心灵的洗涤，对生活的滋润，以及对工作的帮助。一段短短的动画，传递着来自书籍的人文关怀，而它所倡导的阅读理念，也是受益终身的正能量。 制作：15000张明信片把阅读传递下去 在今天，手机不再是单纯的通讯工具，而是集掌上游戏机、高品质随身听、连续剧集锦播放机、社交神器等酷炫功能为一体的“跨时代”产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手机侵蚀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甚至有时在不觉间，整个夜晚在手机的陪伴下一晃而过。 为此，我们提出“BYE BYE手机一小时”的倡议，希望都市白领们每晚暂别手机娱乐一小时，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去啃几本“硬”书。 我们设计制作15000张明信片，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发放给都市白领们。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张小小的书签，随意放进某一本你正在阅读的书籍；也可以当作一份关于阅读的倡议书，填上朋友的地址，投入久违的绿皮邮箱，将阅读这种可以分享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人。 行动：200辆公交给阅读一席之地 每天的生活，你有多少时间在路上?在公交车上默坐的人们，是否感慨浪费了时间，虚度了光阴?我们选择了200辆公交车，在“世界读书日”当天，为每辆车最后一排设置一个“阅读者专座”，供大家看书。在这里阅读，你不必时时起身让座，也避免了来往人流的打扰。这里是属于你的小天地，停停走走间，有一本好书相伴，让你在春日暖阳中收获知识，也收获一天的好心情。 10．201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全体员工回信，肯定创建24小时不打烊书店这一创意，希望三联韬奋书店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 李克强总理信件原文如下：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全体员工： 来信收悉。获知你们于近日创建24小时不打烊书店，为读者提供“深夜书房”，这很有创意，是对“全民阅读”的生动践行，喻示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仍需一种内在的定力和沉静的品格。阅读能使人常思常新。好读书，读好书，既可提升个人能力、眼界及综合素质，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使人保持宁静致远的心境，砥砺奋发有为的情怀。 读书不仅事关个人修为，国民的整体阅读水准，也会持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希望你们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的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 李克强 2014年4月22日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