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0月22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京七条”，2013年北京将推出2万套自住型商品房，2014年计划推出5万套左右。此类住房价格比周边商品住房低30%左右，面向全市符合限购条件的家庭；此类住房购买后五年内不得上市，五年后上市收益的30%上交财政。相比于之前的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自住型商品房的申请门槛更低、申请范围更广。 2013年11月12日，首批7个北京市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估计大半天就有几百人来看。”北京规划展览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刚刚在这里开展的首批自住型商品房规划方案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参观。 “这些房子什么时候建?”“崔各庄、百子湾的房子位置好。”记者来到规划展览馆的时候，一间百平方米左右的展厅内，大约有三四十人在看展，边看边议论。 此次，北京公布了包括朝阳区百子湾14号地在内的7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规划方案。方案显示，7个项目共可提供约1.6万套自住型商品房。 主办单位的介绍显示，这一批项目由金隅集团、首农集团和建工集团等市属国有企业提供自有用地建设。记者从其中一家企业了解到，该批地块同样要经过招拍挂程序入市，入市时间目前尚不知晓。 2．“自住房两年推7万套，你知道光优先购买的人就会有多少吗?”参观“自住房”规划方案展的王先生表示，很担心轮不到自己购买。 根据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本市户籍无房家庭和经适房、限价房轮候家庭可优先购买自住型商品房。据2012年年底媒体报道，北京已通过审核的保障房轮候家庭约14.4万户，其中多数是经适房、限价房轮候家庭。 “一方面自住型商品房‘做着几近亏本的生意’，一方面又要通过非限价部分产品创新来创造更高价值，实现利润均衡，这对房企是前所未有的挑战。”阳光100置业集团副总裁范小冲如是说。 实际上，2013年自住型商品房一出现，就遇到成本控制或将影响房屋质量的质疑。对此有开发商表示，有建筑工程验收规范的硬性约束，产品质量不用担心，“品质比商品房‘虽不中亦不远’”。不过业内人士也建议要加强质量监督，“大兴明悦湾的保障房质量就出过严重问题”。还有市民针对已公布的自住房规划方案表示，有的户型“比较差，太狭长了”。 此外，克尔瑞信息集团北京片区总经理王秀玲表示，自住型商品房后期销售摇号的公平、公开同样很重要，防止可能催生的各种内幕交易。 一些保障房轮候家庭关心，新推出了自住型商品房，将来保障房会不会越来越少?对此，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表示，北京在供应自住型商品房的同时，保障房的供应量不会减少，自住房不会取代经适房、限价房，“经适房、限价房属于保障性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责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 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王荣武在解读政策时也表示，调控目的是为解决居住问题，这次推出自住型商品住房，是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这类家庭不够保障房资格，但又买不起高端商品房。两年合计7万套单限房的陆续上市，几乎占到了全市商品住宅一半的成交量，这将足以改变目前北京商品住宅市场格局。届时，北京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市场占有率将比现在翻一番，从而建立起“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三元市场。 3．自住型商品房听起来很新，但专业人士认为，自住商品房明显存在隐忧。自住商品房的产权经过一段时期后将归属入住者，而廉租房则可以交由不同时期的不同租房者使用，自住商品房的保障效率因此大幅减低。由于类似经适房的自住商品房价格偏低，因此政府必须予以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按照北京市目前的土地价格，当地政府投入数以亿计的补贴资金，将随着未来自住商品房的交易而一次性消耗完毕，这显然不符合让有限公共资金保障性最大化原则。另外，自主型商品房的受众群体定位为中低收入群体，即使能确保这2万套自住型商品房全部落到真正的中低收入群体，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概念很难真正厘清，到底多少收入算是中低收入群体，如月薪5000元在其他二三线城市已不算低，而在北京一年下来都买不起一平方米商品房，因此理论上有资格购买自住型商品房的中低收入群体数量惊人。 4．美国住房政策的核心是为全体美国人民提供合格的、安全的、能负担得起的住房。美国政府从法律、行政、税收等多方面调整和控制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尤其是政府鼓励开发商建造更多的廉租房，并给与一定的奖励。法律上，出台了《合众国住房法》、《开放住房法案》、《国民住宅法》等，其中《开放住房法案》规定在未来10年内为低收入家庭提供600万套政府补贴住房，并禁止在购买和租用房屋产生种族歧视。在住宅抵押担保上，利用完善的金融体系，推出了固定偿还抵押贷款、累进偿还抵押贷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和逆向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同时建立购房信贷保险制度，由专门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贷款保险。在税收上，对建造和大规模维修自有住房的家庭，免除个人所得税中抵押贷款的利息收入，同时鼓励家庭购买房产，对租房家庭给与税收减免，每年大约有3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用于兴建低收入家庭的租用住房。 除政府大规模兴建廉租房外，凡是家庭收入未达到所在地区家庭平均收入的80%，都可以申请住房补贴。当住房支出超过30%的家庭被认定为过度消费负担，由政府发放“住房券”，以此承担合理市场租金与家庭收入30%的差额，并给予政策优惠(如著名的第八条租金资助计划)。每年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会编制住房发展计划，面向中低收入家庭资助和补贴建造住房。此外，美国政府对老年人住房给与特殊关注，各州也制定和推行像老年人住房倾斜的住宅政策，对建造和经营老年人公寓给予特殊的政策和税收优惠。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住房历来紧张，其住宅政策目标是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宅问题，而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向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提供融资方面。为了向建造和购买住宅的人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日本政府构造了独特的“住宅金融公库”，向居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公库贷款年利率通常为4.5%左右，比商业银行贷款低30%，利息差额由财政部承担。另一方面，日本各级政府还建造并管理面向中等收入者出售和面向低收入者出租的公营住宅，这种公营住宅类似于“廉租房”。 新加坡政府在集镇中心建立附属设施完备的组屋区，符合配房条件的住户可以向当局申请优惠按揭贷款，排队等候政府分配住房。组屋每套价格从15万新加坡元到25万新加坡元不等。据统计，过去40多年中，新加坡共修建组屋近100万套，目前约84%的人安居在组屋中。另外，对于没钱买房的低收入人群，新加坡政府还会提供价格更低的廉租房。 5．2013年8月2日，洪顺一家成了天成新居小区一套廉租住房的新主人。虽然仅是3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但能够在这个小区有一个“家”，洪顺和家人“说不出的高兴”。 周边500米范围内，近20条公交路线方便小区居民出行，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学校、医院、超市、农贸市场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两年多时间里，552户廉租住户陆续搬进天成新居，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不唯天成新居，由政府集中建设的天保新居、天和新居、八里桥新居、清河新居、裕富居等廉租房小区，全部位于城区优质地段，周边社区成熟，基础设施完善；政府组织建设的10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全部实现了项目选址与周边公共设施的无缝对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保障家庭的工作、上学和生活需求。”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局长刘胜凯介绍，济南保障房项目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保障群体的特殊性，围绕方便宜居，舍得在中心城区花大价钱拿优质地块建设保障房，并有意选择小地块进行建设，防止大块聚集建设带来的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造成的“穷人区”、“贫民窟”问题，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融入社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以“建百年工程、保百姓安居”为目标，以“节能、实用、环保、美观、舒适、抗震”为标准，严把“设计、招投、施工、材料”4道关，全面推行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和分户验收制度，济南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全过程质量控制，确保将所有保障房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和百姓满意的“放心房”。 2012年5月，住建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结果显示，在全国30个省份180个在建保障性安居工程中，济南市受检工程符合率及基本符合率达100%，建设质量居全国之首。同年，济南申报的保障房项目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山东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全国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保障房项目。 户户阳光、水电齐全、地热采暖、天然气人户、无障碍通道、健身器材、居民活动室等配套齐全，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和高标准的建设质量，使“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造价不高品质优”成为济南保障房的真实写照，为外来务工人员及住房困难家庭安居济南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6．2013年6月18日，济南首次进行廉租住房摇号全程电视现场直播。1800多户廉租住房申请家庭，在监察、公证、媒体和群众代表等现场参与、公证、监督下，通过直播摇号确定了选房顺序。 “公平分配是保障性住房的‘生命线’。”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副局长姜秀杰介绍，为确保政府有限资源真正惠及符合条件的住房闲难家庭，济南积极探索保障性住房“阳光分配”的信息化审核手段，开发应用住房保障审核管理系统，建立了集审核条件、工作责任和审批质量三位一体的电子审核管理模式，将各项准入条件、审核规定、工作时限等内容通过计算机进行了设置和同化，核准与否“电脑说了算”，有效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找电脑，别找局长”的信息化审核分配方式，较好地保证了资格审核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济南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媒体和住建部的高度关注。 根据济南制定的廉租住房摇号选房规则，老弱病残、优抚对象、先进人物等特殊群体，作为第一组优先摇号选房，从而确保最困难的群众优先得到保障。 在解决“住得上”的问题后，为了让保障对象“住得起”、“住得好”，济南不断创新保障房小区后期管理服务，让住房困难群众也能优居济南。“后期管理难是全国保障性住房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王浩告诉记者，为破解这一难题，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探索出了租赁管理、社区管理、治安管理、房管服务、物业服务、爱心服务六位一体的管理服务新模式”。 具体管理中，租赁管理由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房产经营公司组成租赁管理组织构架，采取合同委托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原有公房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租赁管理，并将其履职情况及租金收缴率、物业服务达标率、承租户满意率等内容纳人考核范围，确保管理高效、到位。 在已入住小区，无偿为新设立的居委会提供办公场所，方便办公及开展社区服务；在天成新居，由居委会主导成立小区居民议事会和住户党支部，充分发挥住户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弘扬正能量：组建保障房社区艺术团，举办联欢会等文体活动，开展“文化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观影听戏。 小区警务室工作人员与住户同时入住，确保小区秩序和安全。济南还在全省率先出台政策，允许廉租住户落户，有效解决了因户籍原因带来的子女上学、低保、就医等一系列关系住户切身利益的问题。 房管“五服务”活动启动后，亲情化的房管服务被全面引入廉租房小区：常住房管员为廉租住户全部建立住户档案，每位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基本社会特征、个人病史等均记人其中，并定期对小区住户特别是孤寡老人和重大疾病人员进行走访，及时了解反映住户的实际问题和需求。特别制作发放的“房管服务联系卡”，如今已成为联系管理部门与保障住户的“亲情桥梁”。 三星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差异化的收费制度，24小时值班电话和巡逻，应急维修随叫随到，义务为孤寡老人、行动不便人员代买粮油、蔬菜……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服务，进一步为住户营造了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 此外，济南还积极将各类社会服务资源延伸到保障房小区，推动爱心服务阵地化、有形化和常态化，多渠道解决保障住户诉求。“志愿者服务工作站”、“法律援助工作站”、“慈善工作站”、“居家养老工作站”、“就业指导服务站”，各种社会机构的引入，成为住房保障工作最好的褒奖。这种感动，来自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阳光分配中的以人为本，更来自创新人本管理服务带来的优居可能。 7．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重大举措。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涉及面广、公益性强、社会影响大。 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把加强质量管理摆在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首位，把“质量第一”的原则贯穿到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工作的全过程，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切实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质量过硬、人民群众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 2013年2月，新“国五条”中特别规定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要求全面落实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的任务。配套设施要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期建设、同时交付使用。完善并严格执行准人退出制度，确保公平分配。2013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 2013年7月，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研讨会在贵阳召开。创造性地建立“房屋银行”、破解融资难题的“政企并力”、创新保障模式的“租补并行”、扩大保障范围的“公廉并轨”……在研讨会上，被称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贵阳经验”受到与会专家首肯。 截至2013年6月底，贵阳通过公租房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共解决了属于保障范围的5.1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通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5.8万户，共计10.9万户。 让保障房成为住房困难家庭的福祉，杜绝不符合条件家庭的“滥竽充数”，在贵阳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总结近10年来开展廉租住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贵阳市创造性地将廉租房和公租房统一作为公租房房源进行管理，确保各个环节公平、公正和公开。 根据《贵阳市“十二五”保障性住房发展专项规划》，贵阳市将累计完成保障性住房500万平方米、10万套的建设任务。2011年至今，贵阳已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建成95万平方米、1.92万套保障性住房，惠及6.5万人。 “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融资是第一难题，也是最大难题，但贵阳在这方面的做法可圈可点。”出席研讨会的中国建设报新闻中心主任助理汪汀如是说。 面对融资难，贵阳成立了市公共住宅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实施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管理的杠杆和载体，整合各类财政性资金23.2亿元，通过银企合作、发行企业债券、发行棚改基金、引进战略投资者等运营模式，筹集社会资金76.7亿元，放大财政资金效益；按“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自建公租房，为7338户企业职工解决住房问题；引进大企业参与保障性工程建设，其中，中天城投集团投资30亿元将建设120万平方米、1.9万套公租房。 “贵阳创造性地成立‘房屋银行’——贵阳市公共租赁住房服务中心，实现收储配租，值得很多城市借鉴和学习。”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兵说。“房屋银行”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政府的引导，通过自愿的办法，广泛收购或承租城市居民的空置房，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租给保障对象。2011年实施收储配租以来，共收购房屋104套、承租房屋5150套，盘活了城市现房资源，既可节约大量的建设保障房财政资金，又节省了建设时间与土地资源，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以后去其他城市做项目，一定会帮贵阳做做‘广告’，让他们了解、学习‘贵阳经验’。”李兵语气坚决地说。 8．2013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政府在转变职能、向市场放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更好地履行保障基本民生的职责。改善闲难群体住房条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13年以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分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创新体制机制，确保完成年初确定的包括棚户区改造在内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让广大翘首以盼的困难家庭早日搬进新居。这是各级政府的“硬任务”，是必须向人民兑现的“硬承诺”，也是促消费、调结构的有效举措。为此，一要适当增加中央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已建成保障房的配套设施建设。研究多渠道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有保障房空置的地方，要采取措施努力予以消除。二要加快制定城镇住房保障条例，规范和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和运营，稳定人民群众对“住有所居”的预期。三要加快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各地要制定和完善公开透明的公租房配租政策，充分运用租金杠杆强化准人退出管理。根据困难家庭不同收入情况，实施差别化补贴。会议强调要切实落实责任，国务院将适时对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专项督查，促进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网络文明与网络安全 1．最贵的机票，有多贵?说出来能吓你一大跳——190万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媒体报道称，一小伙儿网购一张900元的机票，在用网银U盾进行交易时，被诈骗网站骗走190万元。 当下，钓鱼网站、网购诈骗、中奖诈骗、QQ视频诈骗、网游装备诈骗、网络传销诈骗……各种网络骗术让人防不胜防。少则几元、多至上亿元，“大小通吃”，网络诈骗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吸金“黑洞”。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B2B电子商务服务企业达11350家，多数电商平台处于无效监管之中，存在很多风险。 同时，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可信电子商务推进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31.8%有网络购物经历的网民曾在网购过程中直接碰到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因网购受骗的网民人数达6169万人次，60.3%的网民在网购中被骗的损失不足500元，39.7%以上的网民损失额超过500元，其中损失额在500—2000元的网民占比33.4%。保守估算，每年因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给网民造成的损失不低于308亿元。87.5%的受访网民希望能随时验证当前访问网站的真实身份信息，31.5%的网民希望能够在搜索引擎中实现对网站真实身份的快速核验。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正是因为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犯罪嫌疑人敢于在网络上公开进行贩卖枪支、雇凶杀人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网络犯罪案件的查处往往困难重重。一名基层网安大队的警察告诉记者，在他们接到的网络犯罪案件中，以最集中的网络诈骗为例，大多是单项的受害人或受害单位，价值比较小，达不到定罪标准且基本上涉案的犯罪分子都在外地。同时，技术难度大，网络诈骗的花样不断翻新，而公安机关破案的技术手段常常相对滞后，加之网络上都是虚拟身份，又给案件查处带来很大的困难。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曾表示，网络犯罪链条较长，追查作案分子难度大，是目前网络犯罪案件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在李怀胜看来，案件查处难是打击网络犯罪面临的重大课题。案件发生后，如果要查实，就要形成有效的证据链，需借助一定的技术侦查手段，投入大量的人力或物力资源。跨地区的案件需要多个地区公安机关的配合，查处跨国案件更需要其他国家的配合与支持，这就面临着一系列刑事司法协作的问题。 如何才能更好地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李怀胜认为，在刑事实体法层面，首先要更新相关刑法规则，以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的现实需要，因为网络犯罪不是传统犯罪的简单复制。 他以网络诈骗为例指出，原本网络诈骗无论变化形式多么多端，都没有脱离“非法占有”这个诈骗犯罪最本质的目的，因此刑法中的诈骗罪条款(刑法第266条)完全可以适用于大多数网络诈骗。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些网络诈骗采用频繁多次的小额诈骗方式进行，可能使传统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在网络空间中失去意义。 比如，开设一个假的中奖网站，诱骗注册并扣除手机费，每次只扣除一元，远远达不到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可是实际上当受骗的可能有上万人，其非法所得数额早已突破了定罪标准，司法机关如果要定罪量刑，就必须至少查证5000个受害人(假如诈骗罪的定罪标准为5000元的话)，其工作量和投入的司法成本是难以估量的。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网络诈骗和电信诈骗中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是具有某些情节的，可以定罪处罚，如“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的”“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 “但是要证明一定的次数，还是有难度，再加上司法成本的问题，数额小、情节轻微的网络诈骗行为，不太方便，也不太值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表示。 “网络时代的立法，除了传统刑法规则和刑法理念的自觉更新，以适应网络空间新的罪情变化之外，还应当考虑制定针对网络犯罪的单行刑法以及专门性的网络犯罪法。”李怀胜说，这样既能保持现有刑法的稳定性，也能更好适应网络犯罪的新变化。 2．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莞香花开”披露，近期有网民再次在网络上传播“吃婴儿汤”谣言现象。经调查，东莞不存在“吃婴儿汤”情况，网络和手机微信上流传的言论严重失实。目前，公安机关已将传播谣言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经审讯，张某某于2014年4月20日看到网络中有“东莞婴儿汤”的图文信息，出于好玩和增加其网店人气的目的，复制该未经核实的图文信息，发布到QQ空间。截至5月4日，该信息被转发33万多次。5月10日，东莞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其对传谣事实供认不讳。 2014年5月28日一早，一张关于南疆断网的文件照片在各大社交网络疯传。记者看到，网上传播的那张照片是一份红头文件，文中用并不通顺的语句写道：于2014年6月5日起，施行新疆局部地州互联网关闭措施，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州关闭互联网通告。照片引发网民热议。随后，关于这条信息的辟谣帖开始在网络传播，有网民指出，国内并无所谓的信息产业部，况且新疆作为省级单位，各下属地州并无部级单位。眼尖的网民还发现，盖章中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信息产业部”，除了多加一个“族”的问题外，公章中还少了维文。网民“蒲类海之子”说：“新疆的公章都是双语，这明显是假章子。是谁这么缺德，在这个时候造谣?” 新疆喀什地委对外宣传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喀什发布”辟谣，还指出红头文件格式不对、字体不对，并呼吁：“谣言止于智者，朋友们擦亮眼睛、理清头脑、提高警惕吧，不要被坏人利用。大美新疆、和谐新疆需要我们一同捍卫!”这条微博迅速引来上千条转发，众网民纷纷表示“不信谣、不传谣”，更有众多网民呼吁严查造谣者。 2014年6月9日上午10点左右，六小龄童在微博再次发出“被死亡”辟谣声明，他微博上描述：“5月底我从缅甸回国后，缅中友好协会的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是否一切都好，我表示一切均好后，他支支吾吾地挂了电话。前几天我去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位熟识的店主见到我吃惊地问：‘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难道我见鬼了?’经过询问才知道，我在5月份出访缅甸期间又‘被死亡’了。” 他还在博客里汇总了从去年到今年各种“被死亡”造谣，并怒斥道：“自从去年3月我‘被死亡’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网友们告诉我我又‘被死亡’了，而且谣言已从腾讯微博转移到微信朋友圈，都是在绍兴那家不存在的医院，我的年龄也总停留在53岁(我今年55岁)，很明显这是抄袭了去年3月我54岁生日前的那条谣言。” 六小龄童还提到，多次谣言中伤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曾看到有报道说有人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引起机上几百名旅客的恐慌，影响了航班正点起飞，这种造谣者被刑拘赢得大众的赞许。长时间“被死亡”的谣言影响了我的艺术创作，令剧组延拍了我的戏，我的家人、朋友及海内外上亿的影迷都受到了惊吓，也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我国是法制的国家一对这种无耻的造谣者是否也该尽快立法使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 警方提醒广大网站和网民，不要轻信网上谣传，不要编造、转载、传播谣言。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净化互联网环境，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此外，对于恶意利用网络传播谣言，造成恶劣影响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3．海量的信息，自由的交流，网络让人们体验畅所欲言的愉悦，感受天涯若比邻的便捷，这正是网络时代的魅力所在。然而有的时候，表达成为情绪宣泄，讨论变成了恶语相向，一些人借助网络展示恶俗，信息潮中涌动着谣言诽谤的暗流，这就变了味儿，过了界。 网络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小而言之，网络谣言败坏个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大而言之，网络谣言影响社会稳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甚至损害国家形象。 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它终归是由人在使用，并且服务于人，理应遵循文明法治的基本逻辑。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自由表达并不等于四处骂街，信息共享更不是随意泄露别人隐私、到处散播谣言。没有基本的理性判断、社会秩序和法治约束，这样的网络只会陷入混乱、走上歧途，不可能健康发展，更不是网民心中那片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天地。 很早以前，国外就把互联网比作“信息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驱车，法律约束和驾驶员的道德自觉缺一不可，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有序安全，同样需要道德自律和法律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了让互联网更好发展，应该画出道德和法律的双黄线，这是网络赢得未来的发展底线。 4．20年前，也就是1994年的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中国互联网时代从此开启。20年时间，中国互联网从边缘落后到奋起追赶，并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91亿，手机网民规模已达4.64亿。信息网络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广度，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也推动了公民依法积极行使表达权和舆论监督权。然而，在整个互联网发展上面，我们虽然是互联网大国，但是我们还不是互联网强国。 (1)前不久，美国人斯诺登事件披露了美国入侵了华为的服务器。服务器虽然是华为自己做的，但是里面也有美国的芯片，因此它的后门也并不是华为都能掌握的。除了网络设备以外，我们上网的一些终端，无论是PC还是手机，其中的一些芯片和操作系统，仍然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很多安全的隐患。 (2)网络是一个平台，它可以发挥正能量，当然也可能成为散布负能量的平台。问题是对网络信息怎么管理。尽管我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但网上正能量的宣传还是不够到位，我们宣传正能量的说服力也还不够强，还不能做到让所有网民上网都更倾向于关注正面的东西。而且对一些网络事件、社会事件，网络反应是比较快的，但这些反应未必都是准确的，而往往辟谣来得比较晚。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学会怎么利用网络来宣传正能量，以及更好地发挥正能量的作用。 (3)网络是个虚拟社会，但不能因为是虚拟社会，就不需要现实社会的法律，现实社会的法律也可以覆盖到虚拟社会。但从另一方面讲，不是所有的现实的法律都能覆盖虚拟社会的所有情况。比如说，网络上有虚拟财产，现实法律就很难去判断。因此，仍需要针对网络建立一套法治系统。我们国家对网络信息的监管，还没有法律文件，只有一些规定，效力的等级并不高。对网络的管理，我们缺乏法律的武器。 (4)应该更进一步地提升我们对网络安全的重视，而不仅仅是一个内容的管理。并且这种安全不仅是领导需要重视的，老百姓也要重视，需要全民关注。网络安全既保护国家，也保护个人。 (5)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早就接入到互联网，因此他们主导了互联网资源的分配。像IP地址，像根服务器，这些我们几乎都没有话语权。互联网未来还有更新的20年，而且后面还会更长远，我们需要在新的20年上面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争取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网民国家，我们要积极争取利用IP的机会，争取把一个根服务器放在中国，这样在域名的控制管理上就会有我们的话语权。 (6)在互联网的宽带化方面，虽然这几年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宽带化的力度，但总的来说，宽带化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人均带宽、人均国际带宽，排名还是比较落后，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另外，互联网发展里面，不仅仅是宽带，我们在数字鸿沟这方面的差距也还是很大的。 5．“网络世界，迅捷便当，文明上网，时代风尚。虚拟空间，资讯海洋，信息真实，务必保障……”连日来，由安徽省发布的文明上网“四字歌”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以此为标志，一个以进单位、课堂、家庭、网站、网吧为目标的“坚守七条底线、传递网络文明”文明上网活动，正在安徽全省推进。 “网络文明，不仅需要文明办网，更需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安徽省网宣办主任章理中介绍，为切实抵制网络庸俗、低俗、蛊惑之风，促进网络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安徽2010年启动了业界自律的“文明办网”工程，包括政府、新闻、商业、企业网站和手机报、网络运营商在内的2万多家单位从自身做起，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收到了良好效果。以“坚守七条底线、传递网络文明”为主题的文明上网活动，是立足于共建共享和网上网下互动的又一探索。 网上文明必须先从网下抓起——率先推进“文明上网”实践的合肥市，针对网络谣言、虚假信息等肆意泛滥的现象，从构筑网络权威发布体系人手，建设覆盖市、区、街道、社区的实时发布体系。该市瑶海区明光路街道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等在社区、网吧开展文明上网宣传引导，还组建了市民发言人队伍，通过微博、论坛发布身边的好人好事，传递正能量。 6．“升国旗、走长廊、学历史、诵格言、种福田、学模范、做好人……”这是近期在常州市中小学生中颇受欢迎的一款名为《你我一起种福田》的道德教育网络游戏。自去年5月25日该游戏开通以来，如今仅中国常州网就有注册用户5万余人，运行达60万次。 “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思想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不仅取决于内容，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因此，网络文化活动必须考虑遵循网络传播特征，让网民在参与中主动传播。”常州互联网信息办副主任孙洁茹在采访中表示，近年来，常州主动出击，瞄准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平台，以好形式、好内容做大正面宣传，挤压网络低俗信息的空间，取得了突出效果。 孙洁茹表示，道德教育网络游戏《你我一起种福田》，通过引导网民参与互动，以宣传常州历史文化、常州道德模范为重点内容，把常州的名人、名景、好人、好事介绍给网民，同时通过网民自主贴发道德格言、身边好事强化网民践行公民道德、学习道德模范的自觉性。 2013年1月，由镇江市委宣传部牵头指导，镇江市互联网协会、市网吧协会等联手组建了“网络妈妈”评议团，动员社会女性力量，开展网站内容巡视、网站评议、网吧监管、网瘾少年关爱等活动，充分发挥网络管理的社会监督作用，推动解决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不良信息等突出问题，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网络妈妈”评议团成员以女性为主。经过先期协调联系，首批50位“网络妈妈”已完成报名、审核、注册、培训等流程，正式上线开展工作。目前，共协助镇江市网管部门删除网上有害信息220多条次，关闭6个不良网络版块，帮扶10多名网瘾少年。3月29日，启动扩大招募，在金山网、互联网协会网、志愿者网等发出招募帖，面向全社会招募热心公益事业、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熟悉网络并有参与活动的时间的“网络妈妈”，重点招募教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心理专家、媒体和网络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7．首届“4·29首都网络安全日”系列宣传活动以“网络安全同担、网络生活共享”为主题，倡导首都各界和网民群众共同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承担网络安全责任、维护网络社会秩序、打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在为期15天的活动中，相关部门携手社会各界，先后组织了九项主题活动，掀起了宣传热潮。一方面，面向社会各界组织了“全民网络安全知识大赛”、发布了《骗子的自白》《依然@》两部微电影，策划制作并在北京电视台播出“4·29首都网络安全日”特别节目，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增加网络防范知识，引导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保障互联网安全，共促网络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联合网络安全企业成立“北京网络安全反诈骗联盟”，举办了“北京网络安全技术大赛”，增强北京地区网络安全领域技术交流和进步，不断创新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技术能力；第三方面，打造“网络安全体验基地”，启动“首都网警”志愿者队伍，提高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学习网络安全知识的热情，号召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到维护网络秩序、提升网络安全的行列中来，共同守护网络清朗空间。活动期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千龙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全程报道，40万家在京注册网站同步宣传活动内容，10家门户网站设置专栏，发动全市自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在全市主要社区、宾馆饭店、医院、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区域张贴宣传海报，在主要道路安装宣传旗帜，利用户外显示屏等宣传平台播放宣传海报、公益视频。首届“4·29首都网络安全日”系列宣传活动期间，在京各大网站、知名安全厂商全力投入，大量网民群众积极参与，达到了“城市全覆盖、媒体全铺开、市民全知晓”的宣传效果，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对网络安全的认识，也使“4·29首都网络安全日”和网络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8．“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这“七条底线”，表达了一种“权利责任对等”的要求，也体现了一种回归常识、回归责任的努力。今天的互联网，不缺“愤青”，社会转型期种种复杂问题，有的是“吐槽”的题材；缺的是建设性批评和参与性人格，缺的是推己及人的公共理性。只有守住言论底线，才有言论空间的真正自由，才有理性平和的公共讨论和交流，才有在百家争鸣中缔结意见共同体的可能，才不会用舆情撕裂民情，以舆论冲突加剧现实冲突。这一点，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都具有深远意义。 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笑面人》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众声喧哗、消息芜杂的互联网上，与普通网友相比，网络名人粉丝成堆、拥趸甚众，无疑有着更高的话语分贝。他们的言论，往往能收获海量转发、裂变式传播。网络名人不仅要自己守住底线，更有责任引导普通网民塑造议事的公共理性，充当法治倡导者、伦理坚守者，而不是被浮躁情绪裹挟，成为谣言的“扩音器”；更有责任成为国民心态的压舱石，挖掘和还原民间草根的良善，修复和提振社会诚信，释放和转化社会的正能量。 一位网络名人说得好：“我们只有一个互联网，同属于一个‘意见共同体’，要共同爱护这个信息自由流动的互联网。”5.91亿网民，有幸率先搭乘上信息时代的网络快车，我们得风气之先，实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信息共享、意见交流和感情交融。作为先“潮”起来的中国人，只要时刻秉持一种“底线自觉”，并以此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我们就能为转型期的中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能让互联网更多地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6年新学期刚开始一周，华南农业大学相继发生四起自杀案件，其中三个是大学生，一人是教工。学校领导对于记者的追问三缄其口，学校的 BBS网站因为对此事的热议一度被关闭，学校的公告栏上不知何时挂出了“心理健康”讲座的通知。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仍然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个说起来不轻松的话题。 2月28日，华南农业大学发生一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这是该校开学一 周来发生的第四起自杀案。据形容，“该校目前已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广东 所有高校都在谈论这几起发生在同一学校的连环自杀案。据该校一学生向记 者透露，死者为林学院一名女研究生，死因还不清楚，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近来，学校所有班主任、辅导员均下到学生宿舍与学生谈话，密切关注学生动 态。 27日，在华南农业大学五山校区研究生4号楼宿舍，一名女研究生从9 楼坠下身亡。据了解，这名女研究生是该校土壤化学专业三年级研究生。据她同学反映，由于研究生三年级面临毕业就业，且土壤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向实验繁多，紧张劳累，就业前景又很不好，因而难免心理压力比较大，她很有可能一时想不开而选择自杀。之前，华南农业大学已有一女教工因为下岗后生 活不顺而跳楼自尽。 21日，华南农业大学一位理学院的大一新生在他所住的大学生公寓坠楼自杀。据该校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位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时在父母的强迫下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直至上了大学，对专业的不满仍然耿耿于怀。他一度想转专业，但又没有成功。于是又一次在电话中与父母就专业问题发生口角，一气之下顿感绝望，无奈之下用跳楼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连续发生了四起自杀事件后，学校师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受了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就学生死因展开调查，并就如何处理自杀大学生善后事宜作了部署和安排。但是，该校拒绝就这一事件向媒体做出任何 回应，学校的BBS网站也因此被封查而无法登录上，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及班主任甚至一些知情学生也被要求“对外封口”。一时间，该校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变得讳莫如深，外界的种种猜测接踵而至。 2．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日前对广东省部分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20O(]份，回收有效问卷1116份， 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在对大学生“你是否觉得自信”的调查中，有47%的人选择了非常自信和自信，而53%的人选择了有时不太自信，不自信甚至自卑；在“你觉得目前压 力大吗”的选项中，选择“大”和“快要崩溃”的占39.4%。其中大四学生和研 究生选择这两项的比例明显高于低年级的学生。在“上学后遇到的最大挫折” 调查中。“学习成绩不理想”和“就业竞争太激烈”选择率最高，道出了广东大学生不轻松的两个主要原因。 压力之下，大学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你认为自己常处在哪种情 绪中”的调查中，26.3%的人选择了郁闷、无聊、烦躁；而“对你的日常生活方式评价”的调查中，65.9%的人选择了很一般和枯燥。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学生 遇到心理问题缺乏交流途径，“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如何解决”，54.2%的同学选择“强忍”和“逆来顺受”，而选择“找父母倾诉”和“找心理咨询机构”的仅8% 在“是否参加学校心理健康课程”的调查中，只有3.6%的人经常参加，不知道或没参加的比率高达 69.8%。而“是否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中，经常去的比率低至O.8%，92.6%的人表示没听说过或没去过。 从自杀大学生自身的表现和周围同学、老师的反映来看，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应该是促使他们轻生的主因。据湖北省教育厅曾经的一项统计显示，平均 每年每所大学都有一人自杀，而且这个数字正在呈上升趋势。为什么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如此脆弱?为什么他们轻易地放弃生命? 3．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记者，该校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并不成熟和完善。据他介绍，该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才2～3人，且都不 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老师；并且该校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心理咨询 中心，目前的心理咨询室仅仅是挂靠在学生处的一个小科室，相关工作人员的 待遇较低，也不是专业队伍出身。 记者也常常在一些高校BBS网站上看到很多大学生抱怨，他们有一肚子 的“苦水”是“投诉无门”，说指望心理辅导的老师根本指望不上，一是不知要等待到何时，“花开又花谢，咨询谈话遥遥无期”；二是“那些老师水平不怎么样， 说不出什么门道”，“还不如把心事烂在肚子里作罢”。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儿童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机会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发挥儿童潜能，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近年来，国家加快完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体系，强化政府责任，不断提高儿童工作的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使我国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儿童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儿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10年，“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孤儿、贫困家庭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救助。 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儿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制定和实施新一轮儿童发展纲要，将为促进入的全面发展。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家庭虐待是威胁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雷先生在龙岗一家工厂打工，月收入约3000元，妻子黄女士没有工作，在一间面积约10平方米的单间里照顾孩子，孩子小乐在2012年4月从老家来到深圳父母身边。一家三口租住的单间没有窗户，月租金200多元。雷家房东、邻居反映，小孩多次被母亲打哭，并曾为此事向有关部门投诉。男童小乐曾在凌晨两点穿一件单衣被家人赶出家门，称其头被打，“站在走廊里，一直在哭”，夫妻也有吵架。 2012年11月29日中午，3岁儿子小乐吃饭时不听话，黄女士打屁股进行教育，致使小乐摔倒撞伤头部，经法医鉴定，伤情严重到需进行开颅手术。经向法医了解，此种情况一般会被鉴定为重伤，雷先生及黄女士已涉嫌刑事犯罪。 小乐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是你打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小乐的爸爸说：“我自己的孩子，应该好好教育，打是为他好。不施加一点暴力是教不好的。” 虐童事件余波未了，又一起令人难以忍受的残害事件接踵而至：因为怀疑非己亲生，广东男子林某3次用开水淋烫7岁女儿小蓉，致小蓉全身皮开肉绽，奄奄一息。而此前，还有4岁男童疑遭继母虐打致右侧颅骨缺失大半、8岁男童不堪忍受父亲打骂离家出走等事件，甚至连幼儿园也有虐童新闻频频曝出，如温岭幼师拎男童耳朵事件等。 魔手为何屡屡伸向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除了施虐者自身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之外，社会有没有失责之处? 实际上，虐待儿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2011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律师D就曾指出：全国各地之所以频繁出现父母虐待子女事件，与众多的虐儿案件没能走到司法程序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现实中，虐待儿童者——特别是父母，往往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一些国家，任何人，包括政府机构，在发现儿童虐待案例时，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儿童虐待防治机构，南他们指派儿童保护专家到场协调处理。父母若被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防治机构就会出面“接管”孩子，并申请有关部门对其父母进行制裁。小乐事件发生时，妇联曾参与解决，但因其强制力不够而演变成现在更为悲惨的事件。而一起起虐童事件的发生也呼唤着我国应尽快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3．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具男孩尸体，年龄均在10岁左右。接到相关情况报告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和毕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毕节市立即成立了工作组展开调查。 经初步调查和勘验，5名男孩已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据介绍，在发现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 经过有关部门走访排查，5名死亡男孩身份得到确认，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 死者A的父亲称，5个孩子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期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直到接到派出所通知才知道孩子出事。 据死者B和C的父亲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劝说，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派出所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 4．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事发当夜，当地最低气温为7℃左右。在这个并不算非常寒冷的天气里，却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属人祸而非天灾。有目击者称，孩子们曾在旁边拆迁工地滞留，住在用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简单围起来的窝棚里。 2011年年末，曾有过一份给流浪儿的温暖“红包”——民政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通知，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基本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那么，毕节这5个“街面上”的流浪儿，怎么就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救助视线?5个孩子“抱团”流浪在外，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来去无踪，有目击者注意到，孩子们在事发垃圾箱旁边“居留”好几天，而且街道办事处就在附近，难道没有一位工作人员留意到这几个孩子吗?政府部门和社会救助机构如此迟钝，没有理由可以辩解。儿童是特殊群体，国家和社会有责任对儿童给予特别保护。一方面，官方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机构首先难脱其责，另一方面，有不少人注意到这几个孩子，但没有人有所行动，将他们送去救助站或者联系救助站。这是人心的冷漠，也是人们对社会救助机构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这起悲剧暴露出不少问题，值得引起反思与追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检举控告。但从实际情况看，“共同责任”俨然变成了“共同缺失”，进而埋下了隐患。这中间，无论是父母未尽监护之责，或者是相关部门未履行职能，都表明全面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这部应时而生的部门规章已经走过近十个年头。这部法规一举改变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公民的权利遭受随意侵犯的状况，赢得了公众广泛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流浪人员不愿去救助站、救助站主动实施救助力度不够大，以及法规若干条款本身存在缺漏等问题。 社会的正常有序运作。还离不开民间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救助方面，民间组织的参与可弥补政府反应缓慢、程序复杂等诸多不足。每年冬天，许多城市都有爱心组织和人士为流浪人员送棉被、冬衣等生活必需品。这类公益活动应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支持。如有民间组织关心这群流浪少年，劝说他们回家或给予照顾，悲剧也可能不会发生。 这些男童本不必躲进垃圾箱内取暖，但因为家庭、社会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出手，为他们生起温暖之火，这才掐灭了他们生的希望。这一起偶然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是由许多不该发生的情节组成。只有全面查究个中细节。才可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5．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一些幸运的孩子随父母拥入城市，但更多的孩子留在了农村，他们由自己的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料，人们习惯称他们是“留守儿童”。“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2012年春节过后，嵩县田湖镇和店村10岁的小龙还未迎来和煦的春风，就伴着寒风离开了这个世界。 2月12日，小龙和3个小伙伴玩耍时，被邻村一名青年打死。家人寻找一天两夜后，最终在水渠里打捞出了小龙的尸体。 据小龙的爷爷介绍，由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他儿子和儿媳常年在深圳打工，孙子小龙由他和老伴儿带着生活。事发当日21时许，外出玩耍的小龙还没有回家，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有发现小龙的踪影。第二天一大早，听说小龙曾跟本村的小朋友一起玩，他马上找到那个小朋友询问小龙的下落，却被告知：小龙被一个青年人殴打后拉走了。一听到这个消息，爷爷慌了，连忙找同村的人一起寻找小龙。中午时分，村民发现村外的水渠岸边有血迹，便怀疑小龙被扔进了水渠里。直到2月14日9时许，小龙的尸体才被人们从水渠中打捞上岸。 2013年7月25日，四川凉山的罗女士年仅4岁的女儿彤彤，被66岁的邻居宗某猥亵，致其处女膜破裂，并感染出现败血症，一度生命垂危，辗转冕宁、西昌、成都三地求医。 凉山州冕宁县新兴乡耳子厂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罗女士的丈夫正在服刑，她则在冕宁县城打零工，4岁的女儿彤彤平时在家中由爷爷奶奶照顾。 罗女士说，7月25日上午，彤彤的爷爷奶奶出门了，66岁的邻居宗某来看电视。在此期间，宗某将彤彤抱在怀里，将他的手指插入了彤彤的下体…… 被宗某猥亵后，彤彤开始发高烧，随后被送到冕宁县医院。3天后，病情并未减轻，随后被送往西昌。4天后，一度生命垂危的彤彤被送到了华西妇女儿童医院。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一系列的病情，腹膜炎、盆腔积液等多器官功能衰竭，后又发展到败血症，孩子最高烧到40.3℃。陪着彤彤入院的姑姑，都觉得孩子可能挺不过去了。 性侵害案件中的成年犯罪者，一般都是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成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不少案件中存在多次、长期侵害。 当地县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认为，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监管，是其容易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留守的老人照顾不周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外出很容易受到欺骗。”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目前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安全保障都成问题，包括性侵犯、溺水死亡等，在安全管理上面临很大的障碍。因此，佟丽华认为，目前在农村的社会服务方式应该有所创新。 四川卫视曾播出一期题为“八岁男孩变‘僵尸’”的节目，说的是重庆市开县白桥乡8岁男孩小舒在父母南下深圳工作后，就与爷爷奶奶住在深山。一次他在学校晕倒后，夜晚便开始出现“僵尸附体”，手足僵硬，龇牙咧嘴，自称“我要喝血”、“我是被你们舒家杀害的左宗棠，我要报复你们”，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小时。父亲回乡带儿子四处寻医，经心理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歇斯底里症，也就是癔症。 “留守儿童”是个特殊群体，因为父母出外打工后缺乏关爱，农村大量“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发育乃至精神健康上的问题。癔症发作就是突出的表现。患者下意识的表演为的是争取别人关注自己。家长平时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交流和关心，遇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一定要沉着应对，最终解决办法还是打开他们的心结。 据统计，到2011年，作为农村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约250万。占全省中小学生总数近35%。 安徽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10年开始，安徽省将建设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室纳入政府民生工程，财政设立6000万专项经费，用3年时间依托农村中小学校，建设2万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为每个留守儿童之家配置3000元的电视机、电话、电脑或图书等有关设施设备，3年内覆盖所有农村中小学校，努力做到留守儿童校内有监管。课余有去处。 为了给这些留守儿童搭建起“亲情桥”，2011年安徽省启动“亲情电话工程”，免费为农村留守儿童安装“亲情电话”，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拨打“亲情号码”与远在他乡的父母联系。 “我们按规定向每个留守儿童提供两个全国亲情号码。每个亲情电话按每个留守学生1.2元/月的标准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付，每年收取10个月费用。所有亲情电话无须缴纳基本功能费，通话费全免。对于电话费的报销问题，我们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来支持。这在各个学校都是按留守儿童的数量拨付的。”安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2012年年底，全省共建成1.4万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全省留守儿童都可以在全部已经建成的留守儿童之家拨打免费亲情电话，实现和远在异地的父母异地“团聚”。 6．2013年12月19日，是留守少年孙某的19岁生日。当天，孙某因涉嫌盗窃被荆州市公安县警方向检方提请逮捕。 别人过生日都是高高兴兴地和家人、朋友吃饭或吃生日蛋糕，而孙某却不一样，在他19岁生日当天，因为盗窃，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孙某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爸爸生活，但爸爸长年在外打工，根本没时间照顾年仅7岁的他。孙某说，有时候太饿了，看到一些农户家没人，他会进去偷点吃的，以至于发展到偷一些财物。小学毕业后孙某就辍学在家。2010年10月27日，孙某和曾某因为盗窃被拘留15日。次年3月27日，孙某到毛家港镇某网吧上网时，盗走收银台内的千余元现金。后来，他又在一家手机店盗走2500元现金和2部手机。几次下手轻易成功，他也变得更加疯狂，看到东西就想偷，即使有些东西不值钱。仅2011年4月，他作案就达6起之多。2011年4月16日，孙某被刑事拘留，因未满18岁，公安县人民法院从轻判决，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2012年7月，孙某刑满释放。时隔3个月后，他再次干起了“老本行”。11月19日，孙某窜至毛家港镇小河口村，盗走一农户家刚卖掉棉花的23000元现金。11月27日中午，孙某又盗走马蹄拐村一农户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12月1日，公安县公安局毛家港派出所民警将孙某抓获。 民警得知当天正是他19岁的生日后，当即为他煮了一碗面条和三个荷包蛋，从小就缺少他人关爱的孙某望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面，再也忍不住，开始嚎啕大哭。办案民警感触到，这又是一起因家长疏于管教而导致孩子误入歧途的事例，每当事情发生后，悔恨的不止有孩子，还有家长。民警提醒所有父母，在忙于生计的时候，一定要抽时间关心孩子，教育孩子。 参与违法犯罪的留守少年儿童常常出入游戏厅、网吧、赌博场所等，多有好吃懒做、贪图享乐的恶习，在物质利益驱使下，他们往往为满足钱财欲望盗窃、抢夺他人财物，一旦遇到反抗，就会诉诸暴力。办案民警说，除网吧之外，当前一些摊店销售的凶杀、虚幻、色情等方面书籍也受到小孩子的追捧，留守少年儿童因为缺乏管束，很容易受此误导走上歧途。 据专家介绍，一些留守儿童10至12岁开始出现逃学、好争斗、小偷小摸等行为，随着辍学后走上社会，逐渐沾染上不良社会风气，13岁左右就会实施违法犯罪活动，17岁是他们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总体上看，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实施违法犯罪的留守少年儿童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法纪意识差，多为“法盲”。办案民警说，一些留守儿童认为只有杀人放火属于犯法，把盗窃、抢劫、强奸等行为当做简单的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其后果有多严重。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措施，部分学校探索‘代理家长’制度，鼓励老师与留守少年儿童结对子，完全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变化。在当前不少家长确实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对留守少年儿童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应大力推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说。 7．在美国，强制性规定义务举报人与预防儿童虐待同等重要。大部分州都有自己的举报法，其中规定义务举报人从医生、教师、法律顾问到健康服务人员，甚至一些州将冲洗相片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内。对于义务举报人而言，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或短期监禁。有时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因为他们不报告而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在儿童保护措施最发达的美国，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儿童局。为了尽量保护孩子的成长环境，美国不会轻易剥夺原生家庭父母的监护权，对于有虐童倾向的父母，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父母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这些社区庇护所、评估机构以及心理干预机构都是儿童福利保护的配套机构，连同司法介入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0万儿童不是生活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而是生活在“儿童保护服务处”安排的家庭里。该组织在救助受害儿童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早期发现、早期应对是防止虐童案件的重心。日本政府强调警方拥有确认儿童安全为目的的“入室调查权”以及对监护人面谈、勒令改正等权力，同时还要求负责学生保健的老师应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受虐征兆。 在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都有儿童保护中心，专门收容被父母虐待的儿童。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日本全国共有206个“儿童咨询所”，其中128家同时设有“临时保护所”，基本覆盖日本各地。 新西兰的立法对于儿童的保护严谨而周密。当地电视台曾报道一则案例：一位刚移民到此的父亲，在街上打了自家孩子一耳光，最后这位父亲被法庭判罚6个月的监禁。在新西兰法律还规定：凡是14岁以下的儿童不能独处，必须有其父母和监护人的看护，否则就是违法。 新西兰救助儿童的福利机构大多是由政府组织的，他们一旦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立即在警方的配合下带孩子离开使他受虐的环境，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诉诸法律还是进行家庭教育。 在香港，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 香港还编制了《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其中有这样一些细节——“首要确保有关儿童的实时安全”、“不应要求怀疑受虐的儿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场合重复描述受虐事件”，而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指引》里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　　在西部某城，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面馆有数万家。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大部分面馆都采用多种经营：面条、酸辣粉、米粉、盖浇饭……一应俱全。然而，有一家面馆却独树一帜，它只卖小面。小面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各类面食中最朴素的一种。它没有浇头，没有名贵佐料，只有面条、调料以及青菜叶。也正是由于不像牛肉面、炸酱面这些有浇头的面能用大肉大料添味儿，小面靠的完全是店家自己的手艺和食材品质。食客们说，这家只卖小面的面馆那些不可名状的绝活儿很多。别的店家也是食材新鲜，用料地道，可这家面馆的小面味道就是要高一层。“里面门道可多啦，要做好一碗小面，必须得有好几年的摸索。”这家颇具个性的面馆老板老叶说，“我只有笨办法，就是多做多摸索。比如说，我就发现，先放猪油后掺汤水和先加汤水后放猪油，做出来的小面味道就差很远。这些很难一口说清楚，只能慢慢摸索。我现在都还在边做边学呢。”　　老叶介绍道，他家从爷爷辈开始，就是只做小面的。虽然现在老叶的店可以用“客似云来”四个字来形容，但当初老叶也是被现实狠狠地上了一课——店铺租金高企，商业区改造导致食客流量减少……亲戚朋友也劝他转型或者改行。可他就是特别拧：我要是连小面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我要是把小面都做好了，那我还怕什么？那时的老叶，就凭着“只做小面”的信念，对抗着各种纷扰。每天吃一碗小面，对于食客来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而对于老叶，每天却是要煮上千碗小面。小面虽小，要求却也不少，一碗小面必须包括当地特定的猪油、小磨香油、酱油、陈醋、榨菜、芽菜、油辣子和花椒面等等。而调味、煮面、熬汤这些事儿，每一件都是老叶亲力亲为。老叶没读过太多书，但有两句话却是一直记在心头：炮制虽繁必不敢减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料。所以，即使是在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老叶也坚持用最新鲜的原料，熬汤、制辣子油、拌料……一个步骤都不能少。卖不出去的，就全部倒掉。“我只做小面，要是我偷工减料，把自己小面这块招牌都做臭了，我还能怎么办？”也正是因为这一根筋的坚持，让老叶走到了现在，成为本地小面中的独一家。而在别的面馆开始做连锁、开分店时，老叶也没有眼红脑热，“要是开加盟连锁交给别人，做得不好，怎么办？我嘛，怕分心，还是踏实点好。”　　“做好小面不简单，一辈子只做小面，一辈子都能把小面做好更不简单。”这是一位“骨灰级”食客对老叶的评价。面馆很小，老叶是集老板、伙计于一身。这个小小的面馆，是他一生的天与地。而面馆门前至今挂着一位老食客送给他的对联油盐酱醋十年功，麻辣鲜香一碗面。　　材料二　　最近几年，很多二线城市的人才引进工作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二线城市尚在努力，三四线城市自然也不甘落后：给钱、给房、给户口。然而，纵观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大多也只是出台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引才政策。这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作为本身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就不那么突出的三四线城市，给出和二线城市差不多的“彩礼”，能真正地“引凤求凰”吗？　　“在人才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同质化倾向依旧明显。”一位从事人才引进工作多年的部门负责人说道，“现在，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学历、高效能、高层次、高大上、高精尖的人才；而给人才的往往就是‘老三样’——钱、房和户口。”　　“很多地方把人才引进工作想得过于简单了。”一位评论家说道，“人才工作不是把人引进来就可以的，它其实更依赖人才生态的建设——如何利用、再培养、激励，如何留得住才是重中之重。然而，这往往是被很多中小城市忽视的。花了大力气，引不到人才；人才来了呆不久。消耗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也还是为他人做嫁衣。”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一些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已经给当地的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和负担了，但却收效甚微。很多地方都重视引进外地人才。可外地人才引不来，厚彼薄此、重外轻里的人才政策更让本地人颇有意见，可以用“赔本也没赚到吆喝”来形容。　　“计算机、生物科技、航空航天这些尖端领域的顶尖人才本来就非常稀缺，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都是‘肉少狼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实力薄弱许多的三四线城市往往是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最后却还是被‘剩下’。而且，就算引进了，往往也用不好，甚至用不上。”一位人力资源专家说道，“引进人才要靠优势，但中小城市能靠的优势往往不是物质吸引力，而是自己的特色。”　　另一位评论家也给了一个观点，“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必须要‘错位’又‘对位’。我们的城市定位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趋同的，要是采用同样的人才路线，是会‘撞车’的；毕竟错落有致，才既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又符合建筑美学嘛。我国各个城市间的地理、经济等方面差距依旧巨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对人才的需求结构都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找准自己的位置，才可能做好人才工作。因为你是你，你不是别的城市。你在全省，甚至是全国有你的角色定位，有你自己独特的优势。所以必须各就其位、各求所需。”　　位于东部的B市，就曾犯过一种“经典”的错误。在五年时间里，B市花费数亿资金引进了大量外市的高职称人才。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厚彼薄此成了通病！”B市土生土长的科研人员小姚说道，“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职称，就因为我一直在本地，来路不同，待遇差距就这么大？果然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让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本地人有些寒心。”而与此同时，小姚也接到了外地的一个职位邀请，待遇颇为优厚，他说自己正在考虑中。其实引进人才不能够片面地理解为“买进人才”。发掘培养本土人才也同样重要。　　材料三　　2017年8月，X市一则“我市学生近六成想落户外省”的新闻深深刺痛了当地市民的心：我们这座有三千多年历史，有近百所院校的城市，居然留不住在这个城市求学的大学生？　　要说人才引进计划，X市有也。他们按学历、工作经历、从事领域等把人才分为了A到E五类：对于A到C类高级人才的政策优惠力度，相比其他城市可谓毫不逊色。但就D类到E类人才的政策福利来说，并无优势可言。况且，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人才分类不符合X市实际，对人才的评判，分类分级过于简单草率，存在重视科学理论，轻视技术实际：重视二三产业，轻视第一产业；重视学历、轻视经验的倾向。如果连本地的人才都留不住，那么可以想象，外地引进的人才来了也还是会走的。而据统计，像X市这样留不住在本地求学大学生的中小城市更是占了大多数。　　“最让我担忧的是现在我们正慢慢形成倒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人才金字塔的顶层结构过于庞大。而底层基础型人才逐渐萎缩，这个金字塔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甚至有倒塌的危险。”X市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现在X市最亮眼的名片依旧是“千年古都”，而全国以“千年古都”作为名片的城市不下十个。可以说X市的现代形象是模糊的。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现代性的活力，如果在重温旧梦中停滞不留，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其实，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现实个性化”发展之路就非常值得借鉴，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贵阳的大数据中心等等。城市求贤，君子择城。很多人选择一座城市，往往会考虑这座城市的气质、气场以及传递出来的最强烈信息等自己的人生目标、发展方向是否投合。比如，在金融中心纽约，你应该更有钱；在法律之都波士顿，你应该更雄辩；在硅谷，你应该更聪明；在华盛顿，你认识的政治“局内人”越多越好……　　材料四　　通过数年努力，W市引进、培育了400名以上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和新兴产业的科技领军人才，600名以上创新型科技人才，2200名以上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以及一批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今年，W市各类人才总量已突破16万人，高层次人才达到8224人。这让W市真正成为一座智力型城市。　　如今的好局面曾让当地负责人才工作的舒部长想都不敢想：W市位于两座副省级城市之间，大城市强大的人才吸附效应让W市这样一个县级市处于尴尬地位。　　为了转变这一局面，W市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引才工程：国际精英周、“名校优生”引才工程、青年精英创业大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而真正让W市实现弯道超车的还是它在人才引进的手段、方式和理念上下足了功夫。　　W市是较早提出把普通大学生纳入人才引进计划的地方之一。不管你是哪儿的大学生，只要凭着和W市企业签订的规范用工合同、毕业证即可就近选择人才公寓入住，房租打八折。　　“普通的大学生也是人才。现在，他们也许缺乏经验，是基础性人才，是构建人才金字塔的基石。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来会成为顶尖人才。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一部分顶尖人才。而且本地大学生我们是必须要重点争取的。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这儿有着更深厚牢固的感情。”当地一位负责人才引进的工作人员说。将人才补贴的门槛降低为大学毕业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这种普惠度高的人才政策很可能会惠及到未来的马云、马斯克。普惠支持大众毕业生人才和“截胡”高端人才同等重要。　　引进人才，不仅要根据本地情况，合理界定人才范围，还要深挖“引进”的内涵。　　“现在，仍持‘人才必须到场，必须在现场’的观点就有些老旧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共享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能力。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考虑跨域人才共享呢？跨地区人才共享机制创新能降低引才、用才成本，提升利用率。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信息流通障碍和空间沟通障碍，跨区域资源配置体系也正逐步成熟。千城‘共享一人’与千人‘共建一城’的实施难度并不会太大。”这是数年前W市一位政协委员提出的大胆建议。　　W市采纳了这一建议，于2016年在“引进”的概念上进一步深化并落实：以借智的方式引进战略性、全局性、规划性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智库团队，当遇到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发展转型期时，邀请智库团队，通过视频会议、直播研讨等方式共同谋划制订出适合城市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对稀缺、紧俏型人才也在逐步推广这种远程借智的柔性引才方式。这种更加灵活的智能租赁方式让“人才为我所有”逐步走向“人才为我所用”。　　此外，W市在“留”上也做足了文章。其中，极具特色的是通过“侨乡会”“校友会”等联谊活动挖掘本土人才及“泛本土”人才。“一个人不论走到哪，他对自己的家乡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如果他家乡不是W市，但他曾在这儿生活过，或他的爱人的家乡是这儿，那他也算是半个本地人。在人才工作方面，必须打好感情牌。我们要用些‘花招’，努力挖掘并发展人才和我们这座城市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家庭方面，伴侣工作问题、子女就学问题、继续教育问题和群体交往问题等这些政府可以撒手的问题，也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　　“要是当时我们只是给钱、给房，引进些高学历人才，凭着我们地方财政的优势，人才引进工作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们认为，人才引进是一个系统工程，常规动作只能起到常规作用；要实现弯道超车，必须还要有自选动作。”舒部长说。　　W市政府在人才工作方面，拥有如此积极的态度，却没有频繁地跑到前台，高调地唱主角，而是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服务者。　　张先生就曾享受到一份厚重的真心。“从工商注册、税务登记、户口迁移，到投资人的协调，W市几乎是一条龙服务。”服务还不仅于此。大部分技术型、人才型企业在银行开户、装修投产、专利商标申请、科技立项、品牌包装等方面也无需操心，“甚至有的企业直接入驻办公室就可以开展业务了。”他说，这无疑大大地缩短了人才迁移的时间和周期，便利了他们安家落户。　　“该麻烦的，就不要怕麻烦；该简便的，就必须简便。当简勿繁，当繁勿简；简繁得当，方能出效率，方能出成果。”这是舒部长由衷的感叹。　　材料五　　早上，小凡被闹钟如约地叫醒。还想多睡几分钟的她对闹钟说：十分钟后再叫我吧。于是，闹钟老老实实地又消停了十分钟。在梳洗完出门前，小凡先用电子交通地图看看哪个路段堵，以免在开车路上虚耗时间。下班回家，实在是不想做饭，那么就叫外卖吧。打开外卖APP，上百款美食，任君挑选……出门逛街，小凡兜里也就带了几十块的零钱，因为现在所有的门店都支持移动支付，自己省事，还不用担心被偷……缴水电费？那也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去营业厅排队了，手机一点就搞定。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少了点什么呢？小凡并不这么想，她觉得这便利了我们，活跃了经济，丰富了世界，何乐而不为？　　老张前不久到乡下参加老同学儿子的婚宴。婚宴是标准的乡宴。这是老张第一次看到人家厨师竟然带着一辆餐车来。车内的灶具、厨具一应俱全。车开到哪，一停就立即可以作业。非但如此，就连桌椅板凳、帐篷等也都是厨师自带。和其他来参加宴会的人们一样，老张也觉得这种方式很省事，可就是少了那么一点意思。在老张印象中，以前家里办红白事叫“过大事”。他们的的确确是个事儿——什么都自备，从桌椅板凳、被褥到锅碗瓢盆都要满村子借。事办完了，还要一家一家地还。远处的亲戚会早早地来，村上的人也会提前几天来帮忙。大家都是相互帮忙，相互麻烦。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伙才有乡里乡亲的感觉。而现在，在事过完当天客人也基本走完，好像过大事儿也是个轻巧事儿了。　　据一项权威的市场调查显示：现在人们更加偏向于购买操作简单、功能实用、外观简洁大方的产品——如果能额外有一点点其他优势，当然就更好了。一位著名的产品创意设计人说：“这最让人头疼了。我现在每设计一款产品的时候，都会反复地问自己——这个地方的设计是必须的吗，或者说，不要它可不可以？”　　很多时候，简便快捷是我们所追崇的。抛开其他不说，我们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在用减法，减去许多步骤，更直接地、更快捷地达到目的。这也符合工业时代的最大特点——最大限度地缩短制造流程。但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吗？一部智能手机的基本应用功能就有上百个，你要是一开始不仔细琢磨，可能很快就会有一种被它“忽悠”的感觉；一款便利人们生活的APP也许是一个团队加班加点、绞尽脑汁的心血结晶，并且，开发出来也不算完事了，开发团队还得时时关注着用户的使用体验，哪里要是有漏洞了得立马补上；一款简洁实用的产品在上市之前甚至会经过上千次的微调打磨；一部数百字的微小说，每一句话都可能包含着作者的千思万绪、煞费苦心……所以说，简单和繁琐，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简单，也没有单纯的繁琐。更多时候，我们的“简单”和“繁琐”的总量并没有变，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群间流动，但就是这不停的流动，推动了社会的改变。　　材料六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简单地说清楚，那就代表你没有完全地弄明白。最深奥的思想，往往是用最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化繁为简固然是一种艺术，但藏繁于简、于简见繁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一首绝句28个字，但你要是不去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所用典故等等，你可能就无法品咂其中况味。生活中有太多看似容易，到最后却摆了我们一道的事情。它们就如同所有深邃的湖泊，往往都拥有平静的表面，而只有当你迫近、凝视、谛听后，你才会感受到它真实而可怕的深度——你可以迅速地看见，但你不太可能快捷地看透。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顺着它的纹理去探索。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总是从本身的简单驶向由此及彼、由内向外的复杂，最后再回归到简单本身。世间所有的事物，只有你看尽它的轮廓表相再阅透它的肌理、质地，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后，你才能说你真正地了解了那个从表相进入到深邃中的逼仄、繁杂的过程，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必经阶段。

二. 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相关委员会举行了“个税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听证会”。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现行的800元正式提高至1600元。决定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围绕这一“最敏感税种”修订的话题，民众热切关注，媒体舆论也声音多多。人们将讨论的焦点引向与个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问题：个税征收存在的“劫贫济富”、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黑色及灰色收入、纳税人纳税意识、税收使用、贫富差距过大等。 材料二 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问题是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个税征管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高收入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合伙采用隐瞒、少报收入，扣缴义务人随意改变税率，高收入者将工资、奖金列为“应税收入”等方法偷逃个税。比如税务部门调查了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没有一人交个人所得税。原因是，公司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拿的工资都在企业税前列支了。这些本应属于社会的财富，如果投入到教育、医疗卫生、低价廉租住宅，将可以帮助多少人?究其关键，就是因为那些财富是“一笔糊涂账”：谁，占有了多少，来源情况，有否缴税等都无人知晓。所以，个税的修改如果还没有办法使财富“阳光化”，遑论真正的税收征管?如果富人的税征不上来，个税调整贫富差距的实际意义又在哪里? 再说“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有专家认为，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则通过不合法的贪污、索贿，不合理的同事朋友送给的钱物转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例如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国家每年损失的国有土地收益近百亿元，显然变成了灰色、黑色收入。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行业与职业，拥有不菲红包、回扣、补课费、垄断利润等不合理收入。而这些收入由于其隐蔽性而无法征税。 个税用途应公开也是热议的强音。如果纳税人在为一个城市缴税后，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福利，那么这种税收制度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百姓关心税收如何使用和分配，说明了现代纳税人意识的觉醒。个税用途关乎个税法立法宗旨，关乎法理、情理、知情权和政府公信力，关平个税制度的基本平衡，理应在个税法中作硬性限定，这样有利于民众监督政府税收使用情况和培养公民自觉纳税意识。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仍然很高。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能说是“创富规则”严密的社会，存在着权力寻租和权贵掠夺现象，一些人的暴富并非靠勤劳智慧得来，而是靠贪污贿赂、官商勾结、走私贩毒、贩卖文物等不平等机会得来，这就使得社会财富第一次分配就出现不公。这些违法所得，不是个人所得税能调节的，应是依法惩治的问题。合法收入，通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法，通过缴纳个人所得税再进行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是可以调整过大的贫富差距的。但现在的问题是， 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且还大大突破了“社会心理承受力”，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二次分配能否调节贫富差距成为疑问。 上述热议归根到底，是呼吁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被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百姓要求的是公平，而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则在“公平与效率”这两难选择之中跳着踌躇的舞步。 材料三 起征点与老百姓密切相关，没有哪个税种的“微调”能像个税改革这样让老百姓一同高度关注。人们最大的抱怨在于：工薪阶层成了个税缴纳的主要力量。因为通常国外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种”，它带有“劫富济贫”的色彩，但当前65%左右的“个税”来自工薪阶层，个税“贫富倒挂”现象倒有“劫贫济富”的嫌疑，实在与该税种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个税改革实际上是拾了芝麻，丢掉西瓜。”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今日如是说。“这次个税改革，举行听证是一大进步，起征点提高也不错，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起征点的高低，而在于各种各样的扣除如何安排。我们讨论了起征点，讨论了是全国统一起征点还是分地区有所差别，而把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扔在一边。”张曙光说。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9月颁布实行的，2006年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虽然是25年来对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三次修订，但被视为是对个税进行的第一次实质性改革。此次税法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张曙光认为，无论起征点是多少，都是针对个人的，没有计算家庭人口，没有考虑赡养系数，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这就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说穿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设计不是为了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而是为了政府，一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二是为了政府征收方便。”张曙光说。张曙光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虽然为第四大税种，但去年只占全部税收的6.7%，提高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没有。 材料四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我们在初中的思想政治教材中就已经学到，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可是，在个税法中，公民履行了纳税义务之后，却没能感受到相应的权利。“权利感”是与“义务感”相对应的一种认知，是对自己履行义务之后的一种关于回报的合理诉求，也是维系社会和谐与公平的一种重要因素。在我们这个日渐平等与进步的社会中，许多公众的“权利感”缺失正透露出一种不公平的讯息，理当引起相应的关注。毋庸讳言，权利与义务需要成文的法律来加以明确，而公民“权利感”的缺失往往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欠明确有关。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绝大部分的法律内容在对公民义务做出要求时，均对公民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在纳税问题上，对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往往语焉不详，宪法中也只是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并没有明确的指明纳税的公民享有怎样的权利。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国家统计局2007年2月28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06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1.23%，未完成年初预定的下降4%左右的节能目标。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中国万元GDP能耗为1.21吨标准煤，这是中国单位GDP能耗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统计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在2003年和2004年增速高达15.3%和16.1%，高出同期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以上。2005年回落到10.6%，但依然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 我国从2006年开始，实施单位GDP能耗公报制度，并将能耗降低指标分解到各省份，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和主要企业分别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200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在第三季度出现转折。上半年，单位GDP能耗还上升了0.8%，第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开始下降，最终拉动全年单位GDP能耗转为下降。据初步测算，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9.3%，低于经济增长率1.4个百分点。 2．新华网北京2007年2月3日电，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4%，减排2%”，结果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 “经济如果出现问题，宏观调控可以解决；但环境出了问题，是多少年都难以扭转的。”潘岳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绿叶》杂志创刊15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话引起与会人士的共鸣。潘岳说，当前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空前突出。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体现，过度消耗了资源与环境。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早已超越了专业层次，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 3．200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能耗公报显示，作为西部小省区的宁夏，成为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GDP电耗的“三冠王”。面对突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宁夏紧急向“三高两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产业“亮剑”，力求破解“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困局。宁夏发改委一位官员说，国家公布的能耗结果实在是“出乎意料”，因为在“十一五”第一年，宁夏本来计划能耗要大幅降低，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是多项指标倒数第一。“其实能耗高的根源大家都知道，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但要下这个决心却很难，因为这些能耗高产业都是宁夏的优势项目，而且都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一些地方领导不愿意关停和限制。”该官员无奈地说。“用如此大的投入换取如此低的发展速度，实际上是不值得的。”宁夏社科院经济研究室主任李文庆一针见血地说，“通过能源的高消耗来拉动经济增长，让宁夏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 资料显示，“十五”期间，宁夏GDP虽然年均增长10.9%，能源消费年均增长却高达23.4%，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种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背后，其实是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 不过长期关注宁夏产业结构的李文庆表示，这一结果早就应该在“意料之中”，因为长期以来宁夏一直将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发展，能耗过高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硬伤”。 4．英国首都伦敦市市长于2006年11月14日宣布一项新计划，从2009年起，包括四轮驱动在内的高能耗、高污染车辆进入伦敦市中心将被征收25英镑的拥堵费，金额是目前的3倍多。 根据这项计划，这些被征收高额拥堵费的车辆为每行驶1公里释放225克CO2的G类车。释放少量CO2的“绿色”车辆在2008年可免费进入伦敦市中心，其余车辆将照常交纳8英镑。伦敦人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解决气候变暖和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些将被征收高额拥堵费的车辆大多是价格昂贵的车型，既然车主选择购买了这些高污染的车辆，他们理应承担高额拥堵费。伦敦市征收城市拥堵费的地区目前包括伦敦西区、西敏斯特、金融城和泰晤士河南岸部分地区，每年征收的1.1亿英镑主要用于城市交通。但2007年2月起征收拥堵费的区域扩大到切尔西、诺丁山和肯辛顿。 5．经济大省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全省煤炭保有储量不到全国的万分之一，铁矿和铜矿基本依赖进口，95%的能源依靠外部调入。浙江2006年夏天电力最大缺口约400万千瓦，几乎是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的1/5。而浙扛省长吕祖善说，仅仅煤炭一项资源涨价，浙江一年就要多付200多亿元。因此，节能降耗成为浙江经济减轻能源压力的重要路径，到2010年浙江万元GDP能耗要比 2005年下降15%。浙江作为全国三个试点省区，已将GDP能耗指标纳入干部考核综合指标。 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能源管理之外，政府内部也是节能降耗的重要领域。由于采用了大量的电气设备，加上一些公务人员节能意识淡薄，政府办公楼也是用电大户。据浙江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2005年的一项调查，浙江省行政中心2004年的人均日用电量是杭州市民的9倍。浙江省行政中心为此采取了多项节能改造措施，包括全面采用节能灯，冬季实行集中供热，夏季使用中央空调时室外最高气温不得低于32℃，等等。行政中心采用节能灯后，每年可节约用电20万度，采用集中供热后，每年可节约0号柴油180吨。 6．随着《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正式强制执行，凡是市场上销售的空调与冰箱产品，都必须在机体上面张贴统一样式的“中国能效标识”。走进家电卖场就能看到，大部分的空调和冰箱都张贴了能效标识，“节能省电”、“超低耗能”等宣传语在卖场内频现，一些品牌更是号称自己的产品“省电60%”，甚至宣称“冰箱使用15年后，可为消费者省下电费若干元，相当于省下一台大容积高档冰箱”。可以说，日益升高的温度，把家电行业的节能热推至了顶点。而节电、节能的功能也已成为销售人员说服消费者购买电器的“王牌”。 “每个品牌都说自己的节能技术好，真不知道谁说得对。再说谁知道它到底能节省多少呢，而便宜的价格却是实实在在的。”刚从家电卖场出来的一位消费者，面对众口一词的“节能”宣传，感到了迷茫。可以说，正是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节能产品其实并不节能，直接影响了市民的购买行为。一个例证是，国家质检总局2006年9月28日公布了对节能灯进行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在抽查的76家企业生产的77种产品中，合格20种，抽样合格率仅为26%。 7．中国希望在2006年至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完成20%的降耗目标，这意味着平均每年至少要完成4%的任务。但2006年与既定目标拉开了距离，这将给未来四年的目标实现平添压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认为“要实现20%的节能降耗的目标，其中30%到40%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有60%至70%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实现。”在他看来，市场信号比政策更重要，“下一步中国价格信号需要调整，特别是能源资源价格信号的调整已变得十分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认同此观点：“中国能源稀缺程度未反映在价格上。价格的扭曲导致供需双方不能得到准确信号，进而导致消费误区。”目前，中国能源平均价格仅是发达国家的40%。由于能源价格过于便宜，以致传递给人一个错误信号——能源可以随便用，造成了对能源的进一步浪费。 8．世界各国工业能源消费一般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3左右，而在我国，工业能耗占比近 70%。许多经济大省工业能耗占比甚至显著高于70%。2001年到2004年，全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0.1%，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2.8%，全国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3%，工业部门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8%。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由2000年占全国能源消费的 66.58%上升到2004年占68.41%；工业部门的电力消费由2000年占全国电力消费的64.7%上升到2004年占77%。其中冶金、化工、建材、石化等4个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增长量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增长量的52.2%，电力消费增长量占工业部门全部电力消费增长的48.3%。各种主要高能耗产品的平均增长速度从“六五”到“九五”期间的8.6%提高到“十五”期间的13.1%，其中钢铁的年均增长速度从6%～7%上升到22.36%。主要高能耗产品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也都大幅度提高，从“六五”到“九五”期间平均0.89，提高到“十五”期间的1.38，其中钢铁的GDP弹性系数高达2.36，说明“十五”期间经济增长对高能耗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以前明显加强。 9．“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节能不节能，一正一反、里外里就差了上亿元，多亏了咱们质量技监局节能服务队啊!”1月16日，被国家五部委确定的千家能耗大户之一的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写有“科学计量 服务企业 节能降耗 利国利民”的锦旗送到河北省邢台市质量技监局，以感谢该局在企业节能降耗工作中的真诚帮扶与指导。 河北省邢台市钢铁企业居多，被列入全国能耗大户的6家企业中，有3家是钢铁生产企业。近年来，邢台市质量技监局认真履行计量监督管理和服务职能，不断提高能源计量管理的有效性，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该局将全市能耗企业按属地实施分片管理，要求将其当作一把手工程，成立节能降耗服务队，拿出具体可行的帮扶措施，并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将全市1 000多家企业按能耗大小分为A、B、C三级，分类监管。2006年，该局聘请有关专家、技术人员组成节能降耗服务队，深入企业开展节能降耗宣传和计量服务活动13场次，帮助企业解决有关技术难题58个，指导460多个企业建立完善了能源计量检测体系，为企业培训计量人员380多名。先后有包括6家国家重点耗能企业在内的320多家企业与该局签订了“共同推进节能降耗增效工作责任书”，全市85%以上的耗能企业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的节能降耗办公室。 10．“2007年是节能降耗最关键的一年，2006年节能的各项措施效果将在今年显现，这也是节能降耗效果出现转机的一年。就目前的发展态势看，2007年的节能降耗形势必将好于2006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表示。 戴彦德认为，针对目前的节能形势，关键要解决制度和法制的问题，要把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到法律高度上来认识。应该尽快修订颁布《节能法》，确立节能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并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法规和政策。同时，应着手中央和地方税制体系改革方案的设计，从根本上转变盲目追求GDP的意识和做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节能法》修改工作已在2006年3月份启动。 11．近年来，天津开发区不断完善支柱产业工业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形成工业园区物质循环模式，实现废物最小化、污染“零排放”，使固体废物资源化和综合利用率达到80%左右。大力推进水循环系统建设，通过海水淡化、污水处理、中水回用，逐步降低工业取新水量，建设区域一体化水资源利用系统，形成全国首个以再生水为补充水源的人工湿地，企业之间中水回用量逐年提高。以绿化为例，中水年使用量18万吨，使用中水浇灌绿地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另外还不断加大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每年投入环境建设的资金超过GDP的2%。最新数据显示，天津开发区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0.25吨标准煤，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 8.48立方米。天津开发区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实现五年再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建成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和宜居的生态新城区。同时在节能环保方面，天津开发区还将继续加大投入，将占GDP总量 2.5%的资金投入环保领域。 12．“节能，从小做起!”1月20日，马丁等8名来自北京鸦儿胡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到北京中关村太平洋数码广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20行动”节能宣传活动。“20行动”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举办，旨在向中国的普通市民推荐20个简单易行的节能小窍门，发动公众采取行动，节约能源，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用完电器拔插头，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这个小小的动作，全国每年将节省180亿度电，相当于三座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的总和!” “一只11瓦节能灯的照明效果，顶得上60瓦的普通灯泡，而且每分钟可以比普通灯泡节电 80%。如果全国使用12亿支节能灯，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 孩子们手举着印有象征这些节能小窍门的卡通展板，在冷风中高声讲解，引来众多路人驻足观看。“这些小窍门其实都很简单，每个人都做一些努力，积少成多，就能取得很大的节能效果。”一位路人点头称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帮助中国政府实现在‘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的目标。我们想告诉公众，节能其实很简单，连孩子们都可以做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华首席代表欧达梦说。

二、给定资料 1. 2012年2月16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纲要》的相关情况。 《纲要》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10项主要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完成这些目标的具体要求。未来五年，我国将完成一般国有文艺院团以及新闻网站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9％。在文化产业方面，《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 2. “以前有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沙漠’变‘绿洲’了。”2012年1月13日，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向参加广东省两会的人大代表报喜：过去一年，广东文化建设各方面稳步推进，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连续8年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占全省GDP比重达5．6％，成为广东的支柱产业。 2003年，广东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随后，6项改革试点任务落子布局；15个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单位闻风而动。 改革触及既有利益，必然阻力重重。“我去杂技团调研，要把院团推向市场，他们就认为是要让他们当回旧社会的杂耍演员，有对抗情绪。”回首2008年8个市属院团改革的艰难，现为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王晓玲(时任宣传部长)感慨万千。为此，政府决心“扶上马、送一程”，实施院团与剧场捆绑、院团与旅游捆绑、院团与媒体捆绑的“三捆绑”政策，使得院团转企改制顺利完成。 广东文化体制改革在许多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中率先而为。比如，在文化的宏观体制改革方面，2005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完成市、县两级组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工作，并于2009年在国内率先组建省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全省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系基本形成，多头执法、职责不清的局面彻底改变，执法效能显著提高。广东还创新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2009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东省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实现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有效结合。 从2009年年底开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由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19个地级市电视台以联合发起、资产入股的方式组建的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5日挂牌成立，创造独具特色的“广东模式”和“广东速度”，在全国广电行业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无抵押、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我国文化企业做大做强的瓶颈，这一问题在广东省同样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两年前，广东省委宣传部就出面为省直几大文化企业集团从金融机构争取到1340亿元的授信规模，设立“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两年来，广东省对103个重点产业项目给予近4亿元的资金扶持。 曾经“虚胖”的广东文化产业，目前正越来越结实：广东省广告公司和奥飞动漫成功上市；深圳华强等6家企业先后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电视剧《潜伏》、《下南洋》、《下海》，动漫《喜洋洋与灰太狼》，木偶剧《八层半》，芭蕾舞剧《风雨夜归人》等一大批文艺精品饮誉全国…… 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根本目的是惠民。 近年来，广东倾力构筑“文化民生”，财政投入力度逐步加大，文化硬件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加速发展。截至2011年年底，全省建设农家书屋12291家，建成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33个、文化馆145个、国有博物馆153个、乡镇和街道综合文化站1594个。 作为省会，广州投入100多亿元新建、改造一批文化基础设施，一批城市“文化地标”相继落成。同时，公共文化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城市“10分钟文化圈”和农村“10里文化圈”成为现实。据悉，目前，广州正把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的工作重心从“拾遗补漏”转移到“升级改造”，力求到2015年全部文化站达到省一级以上标准。 3. 据业内人士估算，已经过去的2011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130亿元，比2010年的“百亿”增长30％，票房总额仅次于美、日，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影市场。 成绩虽然亮眼，但中国电影产业的问题依旧不少。在上游制片阶段，类型片发展滞后，投资回报率不高；在中游发行阶段，专业性不足，渠道不畅；在终端院线阶段，经营粗放，发展存在一定盲目性。整体而言，中国电影工业化程度偏低，尚处在从手工业向产业化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一条相对健全的产业链条。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电影现在正在从小作坊向产业化的方向转变，热钱很多，但市场混乱，缺乏制度和规范，按照商业原则运作的影片很少。要么是题材扎堆、档期扎堆，要么就是完全不考虑市场口味，“很多投资人拍电影，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 该位业内人士解释说，对于一个稳定发展的产业结构来说，需要有稳定的原料供给、流水线的生产加工、成规模的销售渠道，这样才能保证形成稳定的生产循环并持续盈利。“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混乱、垄断等早期工业特征在所难免”。 4.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方面，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民族文化资源方面，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资源多姿多彩，极为丰富；现代文化资源方面，20世纪中国在政治上经历了帝制、总统制、共和制，在经济上发生了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型，在文化上则是各种社会思潮、思想流派异彩纷呈。但是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很少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流传久远的《花木兰》故事，许多人熟视无睹，但被好莱坞加工成动画片后，却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票房丰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深厚文化积累、多样文化形态，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宝贵文化资源。如何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把我国令人称羡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早在1993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建议制定《文化市场管理法》，以解决当时存在的文化管理跟不上、文化市场立法滞后的问题。但由于部门利益纷争、职能严重交叉等原因，《文化市场管理法》至今尚未出台。 5. 北京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在总的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千分之一，不仅人才的储备不够，而且结构也不尽合理，尤其是缺少一批顶尖的领军人物式的创意人才。相比之下，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占该城市全部工作人口总数的12％；在伦敦占149／6；而在东京，这一比例更高达15％。 文化产业领域的许多新兴行业如会展业、网络游戏业、动画制作业、版权业等，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以版权业为例，我国有50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9000多家杂志社、2000多家报社、数百万网站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但目前的版权代理机构仅28家，根本无法构成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主要原因就是新兴行业的专业人员缺乏。 文化企业之本在于文化创意，但是我国的内容创意人才奇缺。内容创新是所有文化创新形式中的核心内容，只有不断创新内容才能提升文化产业价值，才能赢得市场。就我国目前的创意人才状况来看，网络出版、编创、动漫制作和广告创意等人才尤为紧缺。 6. “十一五”期问，中国交出了亮丽的经济答卷，文化的答卷同样令人刮目相看。文化产业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份的文化创意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实现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一跃成长为“支柱产业”。 我国的文化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北京，近百家演出场馆像“撒芝麻盐”般分布在10多个行政区，难以形成大规模聚集效应。相比而言，纽约和伦敦的演出场所总量比北京少得多，但一条百老汇大街却集中了四十几家剧场。 再比如上海，2009年上海创意产业人均创造增加值12．09万元，低于上海人均劳动生产率13．96万元的指标，说明上海制造业仍偏重于生产率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加工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而在附加值高、创意优先的创意产业领域尚未取得跨越式发展。 “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文化建设相对落后，现在仍处于‘补课’阶段。”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劲松说，当前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一个跨大步、一个跨小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突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模、层次、水平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相比不相称，总体上处在粗放发展、数量扩张阶段，集约化程度低。 资本不足也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领域主要依赖政府投入，投融资渠道单一。2010年年初深圳几位搞3D动画创作的年轻人在动画中加入园林、水墨画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数字创意技术，市场前景看好，但遇到资金瓶颈，几番周折才找到投资商，完成了技术市场转化。虽然有些地方政府也提供一些譬如创新资金，甚至设立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专项基金，但覆盖面严重不足。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两种基础，’该地区既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积淀，又要有新兴产业的较快发展，成为创意基础。”湖南凤凰古城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叶文智代表认为，一些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哄而上、过度虚火”的问题。在有的城市，初步建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仅是个名号，没有实质性内容，最终变成人气不旺的商区或者工业园区。不同省份的文化创意产业应着力发展区域性的重点项目，根据各地的文化积淀、历史传统和资源禀赋，各有侧重，走特色化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重复，走集约式发展而不是粗放式发展，要有长远眼光，努力培育一批具有民族特色、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毕竟文化创意产业不是挂在墙壁上，藏在博物馆里，而是贴近群众生活的。” 7. 2011年年底，北京、甘肃河南、山东、武汉等地的杂技团纷纷收获了一批转企改制后的艺术成果。中国杂技团是最早改制的一个典型案例。2004年，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一，中国杂技团正式开始改制。 一说改制，很多老职工提心吊胆，文化企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他们不愿意留在变成企业的文艺团体。杂技团团长李恩杰解释说：“国有院团改制，不是生与死的恐惧。”随即团里逐一推出了解决方案，比如对退休职工，明确保留在国家体制之内，由社保和财政支付工资，也可以选择由文化局安排的事业单位管。工龄10年以上、距退休还有10年的“双10”老职工，统一保留“事业”身份。转为企业后，对原体制内的人员视为中国杂技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按工龄算每年3600元，给予一定补偿，并落实住房补贴。这样，改革方案终于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改制开始后，李恩杰发现按演出场次拿演出费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一个晚上有三场演出，演员只能拿到一场演出的费用，而中层干部、保卫干部不演出却能拿三场演出的费用，因为他们可以“赶场”。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改变了不合理的做法。 过去，演员都是按工龄拿钱，没有积极性，演员也懒得练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们给每个动作标价，谁演谁收益，失误就扣钱。这样一来，演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2001年，中国杂技团的收入只有300万元，2006年年底，已经取得2000万元的票房收入，这为改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06年12月18日，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由差额拨款文化事业单位直接改为股份制文化企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829．58万元，北京市文化设施运营管理中心出资5829．58万元，股权比率占总资本的53．83％；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股权比率占总资本的46．17％。 对这个文艺团体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制。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实行的是现代企业制度，他们组建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设立五个管理部门，下辖三个生产部门、两个控股子公司。 改制时，中国杂技团从自有资产中划出一块，对原事业编制职工发放经济补偿，让职工根据双向选择的原则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引进优秀管理经营人才和表演人才。 国内一些杂技团为了生存走上了旅游路线，这种运作方式给整个杂技界的发展带来了困惑。杂技一旦变成旅游项目，就被旅行社左右。李恩杰想：“怎么才能不由着旅行社来忽悠?”“杂技要存活必须重视国内市场。中国杂技团要形成品牌，就要有好节目,有市场竞争力，不让观众看都不行。” 为此，他们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巩固和发展国外市场并进军国际高端主流市场，努力将中国杂技团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牌杂技艺术表演团体。后来，中国杂技团每场演出从2000美元涨到了6000美元。《俏花旦》获“金小丑”奖之后，演出价格达到10万元。 《绚技画卷》是中国杂技团自2006年转制后，面向市场推出的第一台杂技精品晚会。全场13个节目，包括法国玛希国际马戏节最高奖“水晶大奖”节目《雪玲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节目《俏花旦》、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作品《腾·韵——十三人顶碗》等“绝活”。表演中融人戏曲、器乐、芭蕾、武术等多种元素。在舞美设计、影像运用上，融人国画、竹简、印章、围棋、诗歌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从多方面突破了传统杂技的模式。那年在北展剧场进行的首轮演出场场座无虚席。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从1950年组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在改制中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五年来，他们已经获得金奖13项、荣誉奖18项，培养金奖演员139名。2011年上半年经营收入就达到1429.10万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74.4％；演出场次569场，比2010年同期增长55.9％。 8. 作为文化产业头号强国，美国拥有1500多家日报、8000多家周报、1.22万种杂志、1965家电台和1440家电视台，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三大电视巨头以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文化产业大概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在实际操作中，美国政府没有专管文化的国家级机构，但政府对文化产业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法律、法规和各项优惠政策鼓励文化产业的发展，包括对传统经典文化艺术的保护和新兴创意文化项目的扶植推广。经济上，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等组织机构对文化艺术产业给予资助，文化艺术团体只要有一个好的项目建议书，加上自筹的一半经费，政府机构就有可能给予另一半的资助。 美国文化产业所需资金少量来自各级政府，大部分来自私人、企业、基金会的赞助和票房赢利。2004年，只有13％的资金来自各级政府，多达44％的收入来自出售相关产品的赢利和票房收入，其他部分主要来自个人和机构的捐赠。 自1987年以来，美国表演艺术、体育和博物馆创造的产值几乎翻番。据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的最新统计，目前全美国共有1500多家专业戏剧演出团体、1800多家交响乐团、120多家歌剧团和500多个作家协会。在世界影都好莱坞所在的洛杉矶，从事电影制作和发行的企业共有4767家。2009年，美国文化产业总共创造了2784亿美元的产值。 美国比较注重建立对文化产业的法律保障体系。通常，制定法律法规的机构是美国国会，政府则负责在法律框架内依法执政。具体来说，美国政府负责编列预算，对文化产业进行立项，议会则负责审批预算，两者之间彼此制衡和协调。在两者发生意见不合甚至冲突时，则依法由法院予以仲裁。 充分的市场竞争使美国文化产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在全球文化产业市场，来自美国的文化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全球放映的影片中，好莱坞电影占85％。即使在重视市场保护的欧盟，来自好莱坞的大片也占据80％以上的市场份额。 9. 2011年10月15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全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当你年迈，步履蹒跚，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浙江的一对老夫妻选择了“一直在路上”，退休后开始自驾游。3年，1辆小汽车，走遍31个省市区。老人还把自驾游经历写成一本35万字的书。其实老人没接受过写作训练，没搞过文字，但从小他就很喜欢历史、地理。每次游玩，他都会把小本子带在身边。他每天都坚持到图书馆写4000多字，两个月就完成了25万字的初稿，接着对初稿修改、补充，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完成全书。书稿都是手写的，他就让女儿打印装订，怕有别字病句，他就抱着打印稿找文联帮忙作最后的修改。最后，书终于出版了。在后记中，他说：“我跟他们说我驾车出游是因为我和老伴年纪不小了，趁现在还走得动，赶快走一走。我们是越走越想走啊。”　　若你曾折翼，是否依然选择飞翔？15年前，安德鲁在登山中因被暴风雪所因而不幸截肢，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装上义肢后，他每天都努力康复，不但适应了新的生活，还参加了铁人三项比赛，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靠着绳索攀登了阿尔卑斯山脉中海拔高达4478米，马特宏峰。　　2.以下是几位网友的陈述：　　网友A：昨晚打游戏到半夜，9点钟才起来，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没有逃课。课件太多，看不过来，笔记等到期末复习前再复印别人的吧。午饭后和舍友看美剧，看了一半就想瞌睡，那些英文左耳进、右耳出，听起来和四级考试没什么关系……躺在床上刷刷微博，看看新闻，和舍友八卦一下，差不多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上晚自习，拿出课本强灌硬塞地背了一通，没好方法，要记住不容易啊，这样我能学到什么呢？将来又有什么用呢？希望期末考试能过关吧。9点半回到宿舍，大家打游戏的打游戏，看球的看球，宿舍环境不适合看书。早早洗漱，打开电脑，开始了一天真正的战斗……凌晨1点半有欧冠，不有错过。　　网友B：和其他人一样，朝九晚五、双休。7:00，穿衣，洗漱，出门。去公司要经过25站，耗时80分钟。9:00-12:00，工作，按部就班地搜集资料，其实我压根没想好今天的选题，那就到网上搜搜呗，顺便上上网。好吧，其实是上上网，顺便搜搜选题。12:01，订外卖!这是一天最开心的事。我不会做饭，外卖不营养，却方便省事。12:30-13:25，午休，和同事们年纪相仿，大家有很多共同话题。13:30-17:00，撰稿，改稿，定稿。老板老说“编辑决定了读者阅读的质量”，拜托，我只是一个小编，哪有那样的本事和能量!17:01，下班，回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有时还会惆怅。18:30，随意找个地方吃饭，偶尔约上朋友，来个小聚。离家很远，有时会想家。22:30，不知怎么地 就到了这个时间，休息，听歌，玩玩手机电脑。困了，便睡觉。书架上那本《会计基础知识》实在来不及看啊。明天继续，加薪升职遥遥无期。　　3.对于经历了物质极度匮乏时期的人来说，各式各样的“中华老字号”都超越了本身功能性的意义，成为一个时代最温情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约拥有“中华老字号”16000家;1991年有1600余家老牌企业被授牌;到了2006年，第一批中华老字号的数量只剩434家。　　由于以前保护意识不强，在城市市政建设中，部分老字号的原址被拆除，只能搬迁它地或仅能保留部分原址，经营空间不断萎缩。而对于老字号来说，这无疑是个大问题——老字号首先得还是那个老店啊!一旦搬迁，部分老字号就可能失去了原来空间中提供给自己生存发展必需的养分，从此一蹶不振。　　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字号因为遭受知识产权侵权和恶性商业竞争，逐渐退到了时代和市场的边缘，而经营良好的老字号更是深受其害。　　4.某著名老饭店在2016年推出了全新菜单，减少了固定菜品，增加了门店自选菜品、创新菜品以及应季养生菜。新的菜单采用了二维码推介，顾客通过手机扫描，就可以了解到菜品的相关典故、口味等。这样的菜单，既新奇又复古。　　当年，某药品老字号推出了均价高达20多元的高端中草药牙膏，引得业界一片哗然。要知道哪怕是外国牙膏的均价也不超过10元一支，而你一个刚刚踏进门槛的中草药公司，哪来这么足的底气？而事实证明了这家老字号的英明：它以中草药为卖点的牙膏在推出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实现营销收入逾4亿元。如今，该牙膏已经比公司的传统产品更加流行。其实在推出牙膏前，公司的产品已经成熟，产品的利润空间变得十分有限，急需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人们对公司中药产品品质的依赖和对口腔养护越来越高的要求更坚定了公司开辟新市场的决心。把握好产品概念，深入挖掘品牌价值，延伸产业链，通过一款产品，公司成功地扩大了品牌文化内涵，激活了自身智慧发展因子。　　老字号品牌资产累积很深，要长久发展，既要心怀过去，也要活在当下，还要面向未来。　　5.在2016年，国内手机市场可谓是血雨腥风、凶险莫测。而有一个公司却能从制造复读机、音乐播放器的小厂，变成手机行业最势不可挡的新贵，它靠的是什么？　　答案是出色的品质、美观大方的外形和简洁稳定的系统。以品质为信念，经典而又永不过时。　　公司推出的手，多次赢得年度颜值担当、年度最薄、年度最佳拍照手机等称号。勤恳创新才有生命力，作为科技公司，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始终用品质说话，用品质给消费者购买的欲望与冲动。　　公司会定期为员工进行综合技能、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相关方面的培训。让员工有公司主人翁意识，这是最朴素本真的企业文化理念。　　6.近年来，中国综艺节目一直处于“搬运工模式”，甚至出现了多家卫视为争夺同一个外国节目版权大打出手的情形，仿佛一个综艺节目没有点外国血统就没法在本土立足。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无奈地摇头：“为什么老用外国版权的节目呢？还不是被‘急功近利’这四个字给逼的。”的确，别人都在赚快钱，捞热钱，你还能有心思老老实实搞原创，坚持慢工出细活吗？现在引进的节目，它们的运作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需要自己再砸破脑袋、抓掉头皮地去找亮点、摸门道，加入几个有争议、能聚焦的明星，很容易就吸引住了观众的眼球，拉上有实力的赞助商，就可以算作成功了。　　7.勤能补拙，似乎一直是至理名言，然而，一个著名咨询集团合伙人却不这样认为，他语出惊人：勤可致拙。我的很多同行失败就失败在太勤奋。因为太过勤奋，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我总是想着懒，而不是懒得想。有时候这就是效率。毕竟，人生那么短，事情却这样多，不略过那些不打紧的事情，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生活只会越忙越糟，越糟越忙，恶性循环。所以要养成一种好习惯，一种智慧，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当然，这要注意区分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抱怨沙发太硬的家伙和为了躺得更舒服而起身发明懒人沙发的人。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看清楚我们所在的这颗蓝色星球的模样，才弄清楚我们怎样进化成人，才变得有一点点的能力和空闲去利用、去支配自然获得片刻的闲暇以实现我们心中小小的偷懒的欲念。但现在的时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忙碌起来，而不是一直在缅怀过去、一直在不经过大脑地轻松娱乐。毕竟，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我们总是历尽艰辛，万分努力，才让一切看起来不那么费劲。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高招乱象与人才评价 1．2013年12月30日，针对网民关心的有关“北京某高校70多名学生本科变专科”的情况，该高校30日回应称，与其合办教学机构的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等行为，学校有关单位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 据相关消息称，2011年，70多名学生通过高考被该高校录取，学校当时承诺发本科学历证书，但两年后，学生们被告知他们的学历竟从全日制本科变成了成人教育专科。 该高校美术学院负责人称，该高校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简称“高美中心”)是一家向社会公众提供美术类职业教育培训服务的专业机构，其性质为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自身并不具备颁发任何性质高校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法定资格。 据介绍，2011年7月，高美中心(甲方)与北京东方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职业培养课程班培训协议”。协议规定“由乙方组织招收学员到甲方进行二至四年全日制课程班学习，学员学习期满，成绩合格后颁发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结业证书”。协议上规定：乙方“负责所有前期推广及招生咨询工作”，负责“提供该项目合法的招生办学信息，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准确性、服务承诺的严谨性，因乙方提供的信息失实而造成的纠纷由公司方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乙方“在项目推广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如实向学生介绍项目有关情况，不得有虚假宣传和虚假承诺；不得利用甲方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不得损害甲方的声誉和权益，否则出现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高美中心同意签字印发的录取通知书中不含“本科”字样，学生收到的含“本科”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是由致远公司虚假宣传、擅自添加，上面也没有学校全日制统招本科录取通知书上加盖的“北京某高校招生专用章”。另外，通知书上美术学院公章也不是原章。对于该公司的所作所为，高美中心和美术学院均不知情，也未有任何参与行为。 2．高招腐败案件近年来呈多发趋势。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发文，重点防范和治理降低标准违规指名录取考生、向考生及家长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录取行为挂钩的费用等违规行为。但在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下，高招腐败案件却时有发生。 “过去曝光的涉及高校的腐败通常是工程建设、科研基金等方面的案件，但近年来高校招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指导处处长王洪伟说，“高招腐败涉案数额越来越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这类案件的发生通常是‘两厢情愿’，点对点交易秘密进行，因此，案件多发但却难以查处。” “少数考生可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部分考生可获得补录的名额，个别人才有机会调换专业……”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认为，高校拥有的“小”权利变成了某些人手中的“大”特权。有限的资源成为了滋生高招腐败的“阵地”。 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业内人士指出，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提高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让少数考分不够但某一方面拔尖的专才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在政策具体执行中，有的异变成为权力和金钱交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体专享的优惠。 东部某院校工作人员坦承：“‘点招’也是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一位“211”高校负责人则坦言，对于主管领导来的照顾某考生的“条子”，学校只能通过自主招生的途径将其录取。尤其是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自主招生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成为有门路但成绩不好的考生入学的新通道。 补录环节多为“暗箱操作”。一位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后，由于招生指标未完成、被录取考生放弃等原因，一些高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虽然补录也有最低分数限制，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够严，成为权钱交易的另一个重灾区。 需要补录“打点”的费用与学校知名度、专业选择挂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指出，在一些学校，破格和补录占招生数的2%左右，但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 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好专业。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某的众多受贿记录中，大部分皆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有关，其第一笔受贿就来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取了1万元钱。业内人士透露，调换专业早就涨价了，少则几万元，多则十余万元。 近年来，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紧密配合”的腐败行为令人忧心。在今年新生开学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求高校采取比对录取照片、电子档案、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等措施审核新生的入学资格，严防冒名顶替学生入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越来越大，腐败案件也时时曝出。内部指标不被公开，制度空间缺乏监管，保送加分暗箱操作，行政权力介入招生，且难受制约，焉有不出问题之理?” 调查发现，当前高校自主招生中，教育部门也要求做到公正公开，可没明确公开到何种程度，操作的空间由此产生。 3．2009年4月浙江“三模三电”加分事件、2009年6月重庆官员子女更改民族成分骗取高考加分事件以及2010年湖南省高考武术加分事件等，使得高考加分的公平性与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高考加分政策源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弥补高考选才制度缺陷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对工农子女、退役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华侨、港澳台学生实行优先录取的照顾性加分政策。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大人才选拔力度，国家增加了对德、智、体绩优生实行加分录取的鼓励性加分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因国家未对高考加分的对象、加分的幅度以及高考加分的决策部门作出明确、规范的界定，许多部门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部门性的、区域性的、临时性的高考加分政策，这些加分项目多达几百种! 招生委员会统管不力，部门、地方以及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了高考加分乱象丛生。近几年，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第47条“有关省(市、区)确需要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经本省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备案后便可向社会公布”这一条款为各省出台各自高考加分政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使各省高考加分项目变得层出不穷、不易控制。同时，对于体育绩优生、少数民族学生、港澳台学生、立功军人、见义勇为者等加分主要由体委、民委、港澳台办、公安等部门操作认定，主管高校招生的教育部门无法对这些加分项目进行直接监管。正是这种加分政策决定权的分散，导致了一些部门和地方为了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加分项目。 高考加分呈现出集中于发达地区、少数中学以及个别项目的现象。发达地区一般是各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这些城市要么具有强大的权力资源，要么集中大量财富，或者具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科奥赛、创新大赛等获奖项目需要丰富的学校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资源，如果这些大赛操作程序公开、规范，那么，获奖者集中于发达地区、少数中学也属正常，但现实经常并非如此。而体育类与少数民族加分者集中于发达地区并非都正常，体育类与少数民族加分因缺少科学的认定标准、规范的操作过程与公开的监督机制，往往容易受到权力与金钱的侵蚀而成为腐败通道。 高考加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至于出现“取消高考加分，实行裸分录取”的主张。 4．2013年5月中旬，吉林省正式宣布实行“无声高考”，考生需要经过校门检查、操场检查、考场检查三道“关卡”：在考点大门口验完身份证件后，通过操场的安全检查门，最后在考场门口再经历一遍金属探测仪的扫描。所谓“无声”，即是前述过程仪器都不能发出警报，否则不准入场。这意味着，考生的身上不能有一丁点儿金属物品。 吉林省之所以实行史上最严高考安检，是因为近年来部分考生“买答案”等作弊行为越来越猖獗。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到，所谓“买答案”，就是买家交3000到5000元不等的费用，购买一个耳机和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金属接收器。卖家在考试当天，会派枪手将试题偷传出来，并组织“高手”团队在场外答题，再把答案传给考场内的考生。待分数公布之后，考生根据成绩补交余款。从二本、一本到重点本科，余款数额可从7000元跃升至数万元；若是没过，则不再收取这笔费用。 至于购买答案者，数十位考生家长向记者透露，多是摸底成绩在200分左右的“极差考生”，和350—450分的“边缘考生”，“学习真好的，谁买答案?指着机器的，都是冲一冲能上本科的，或者‘死马当活马医’的孩子。” 5月25日前后，榆树还发生了一起“牙套闹剧”。根据今年吉林省“无声高考”的有关规定，考生因患疾病而身体植入金属医疗器件的，需要到吉林省人民医院开具相关证明，并由当地招生部门审核。而5月27日发举报短信的家长，向记者披露了这样一种“钻空子”的方法：“为了躲避金属探测仪，学校让学生都去买牙套。这样，探测仪响了，学生拿着医生开牙套的证明，带着作弊器堂而皇之地就可以进去考场。” 除了利用牙套带作弊器，有人利用其他方法顺利“暗度陈仓”的说法，也迅速地在榆树坊间流传开来。传言中的技巧也五花八门：有人说，“用猪皮裹住仪器绑在腰间”可以混进去；还有人说，“在鞋底抠洞”可以塞进机器；也有人告诉你，“秘密”就是花1000多元买一种特殊罩子，“能防探测仪的”。即便如此，带进去了机器，不意味着就无往不利。考生多告诉记者，耳机能不能接收到信号、信号给的答案准不准，都要凭运气。 榆树一中对面饭店的老板娘告诉记者，她深谙此道，却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在当地高考。“一个地方的考风坏了。就算孩子上了本科，有些聪明的单位，都不爱招了。”她意味深长地反问道，“你以为，全天下人都是傻子吗?就你聪明?” 5．近几年江苏省每年都有30万左右的高考考生，全省共有普通高等专科学校35所左右，专科远远多于本科。每到毕业时，找工作都是毕业生本人及家长头疼的事，工作难找，人才招聘会人多得挤不进去，许多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招聘要求本科或硕士以上学历，专科没有应聘或考试资格，如许多学校招后勤管理人员及实验员要求本科；一些小学招聘老师要求本科以上，专科以上学校招教师要求硕士或博士，本科生基本没有机会；公务员，大多也只是部分艰苦工作岗位允许专科生报考，而且工作地点基本在基层。由于学历原因，一些考生会丧失良好的发展机会。虽然，高学历并不必然能事业成功，但当今社会通常学历越高机会越多，发展速度越快。 目前，我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都是按照学历定工资，本科工资比专科工资高一档次，较规范的企业也是按学历定工资，如在苏州、上海、深圳等地外资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上班，上岗工资本科工资比专科工资高500元以上是正常的，而且本科以上的奖金和提升机会也比专科相对多一些。 许多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提拔干部、竞选领导基本要求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如果学历不足的员工要参加竞选，即使他完全可以胜任该岗位，却没有竞选资格，机遇摆在面前却抓不住，不少单位如学校或法院等会规定一定年限(连一些小学都是如此)，在职人员若在规定年限拿不到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人事改革中会直接导致下岗，即专科以下即使找到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可能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 有了本科学历，不需学位证，就可以直接报考全国统招研究生了，而专科生只能在专科毕业满两年后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尽管国家规定允许专科毕业满两年后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但许多大学实际上却不愿招收专科生，会在许多方面设障碍，要求发表论文，加试专业课，英语达到什么水平等。另外，在职获取硕士学位还要有学士学位，如果是专科，今后若想在职获取硕士学位，是没有机会的。 许多国家职业资格证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如现在公证员、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司法考试报名条件要求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国家承认均可，不分专业，如许多律师本科都不是学法律的，学中文的、经济的、化工的，什么专业都有。而如果只是专科，不管是哪个专业，也不管毕业于哪个学校，也不管个人有什么背景关系，就一生永远做不了公证员、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了，以前靠些关系专科就可以当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公务员工作稳定，待遇较高，压力较小，又有权力，现在许多人都想做公务员，而人事部规定，公务员岗位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现在大多数公务员岗位都要求本科以上才有资格报考，通常只有基层和艰苦的工作岗位留给专科一部分。 现在许多国家都承认我国的本科学历，有了本科，就可以在国外直接报读更高一级学历了，不需要在国外再浪费时间，这样会省许多费用。 如今各类职称评定几乎都与学历挂钩，在评定高级职称时专科以下基本上没有机会，而现在许多的单位的主管领导几乎都是由高级职称的人担任的，没有高级职称会丧失许多当主管领导的机会，而没有本科，又会丧失评高级职称的机会。 6．目前有些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本科不是“985”或者“211”大学的毕业生不要。即使博士、硕士是著名大学毕业，本科是一般大学毕业的也不要。以本科是从哪个层次的学校毕业来衡量毕业生的价值，这不能不说仍然是“唯学历论”余毒未清。 不可否认，“985”和“211”大学的毕业生，在高考时是优秀的。但是这种优秀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有一些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可能在高考时发挥不理想；有的可能成熟晚，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有的同学可能到大学、博士毕业、甚至到工作单位后，才华才表现出来。本科学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切。 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靠后天的努力，不断追求得到的，并不以他最初取得的成就来判断，中国古代名人的例子已证明这一点：作家刘诚龙做过一个统计，他把两份名单分别给人看，问是否熟悉这些人名。第一份名单为：傅以渐、王式升、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为：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结果，被调查者多数对第一份名单中的人一无所知；而对列入第二份名单者则耳熟能详。谜底是：第一份名单是科举状元，第二份名单全是落第秀才。 同样今天社会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沈从文，小学毕业后入伍；齐白石，没有进过学校，跟长辈读书，学雕花木匠；启功先生，中学毕业；华罗庚，金坛中学初中毕业；鲁迅，日本某中等医专；巴金，成都外语专科学校肄业；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是杭州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这些人的学历，并没有影响他们取得辉煌的成就。 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总结自己的成功时，曾写过一本书，叫《让学历见鬼去吧》。盛田昭夫提出要把索尼公司的人事档案全部烧掉，以便在公司里杜绝学历上的任何歧视，阻碍公司的发展。他在索尼公司大力提倡“不论学历高低，只比能力大小”的理念。 全球竞争正在不拘一格、在全世界范围争夺人才，而我们有的单位却以本科从哪个学校毕业作为看待人才的标准，这种现象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现代社会，高学历只是代表一个人受过的教育的层次，并不代表其接受到多少知识，更不能代表一个人毕业后能力的高低。21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老化加速，职业更替频繁，社会变化急剧，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拥有足够的知识，因而需要终身学习。大学获得需用知识只有10%左右，而其余90%都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能取得。 以本科毕业于哪个学校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单位对我国目前有的硕士、博士教学质量下降的不满。不可否认，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教育存在不少问题，也可以说与本科相比有时在考试中，录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等问题。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拿来作为看重人才是哪个层次大学本科毕业的理由。 认真地分析，有些单位本身对人才的评价有问题，他们并不需要真正的人才：对外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在传统的体制过得非常好，没有人才照样能生存，所以对人的能力并不看重。再一点，内部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工作不紧张，没有合理的人才评价标准，最后只能以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这种单位也许是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单位。 清代文人龚自珍曾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我们在追求“中国梦”的时代，更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种人才涌现出来，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2、2003年9月15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广州市海珠区某楼盘的工人生活区陷入一片混乱。该工人生活区聚集 了100多名工人等待领工资，公司方面称，由于资金周转有困难，只能分批付清。双方分歧较大，工人情绪激 动。押运了12万元工资款的运钞车被上百人围堵在生活区内，有工人甚至威胁要把车掀翻。9月16日零时30分 左右，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出面调解。16日下午1时左右，该公司组织了资金，将工资陆续发放给工人。 3、2003年5月，湖北籍男子左某与公明镇玉律村一木艺厂老板张某商洽承包喷漆事宜，签了一份承包协议 书，左某随即聘请工人进厂喷漆。6月26日，张某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与他人另签协议，喷漆工作交由他人处 理。但张某既不退还左某所交的承包工程押金，也不承担毁约的违约责任，连工人的工资都不支付。6月30日 上午，左某与部分工人找到张某要求退还押金，领取工资。张某只答应退还5000元押金，其他押金要等出货后 才退还，工资则不付。左某认为白干了十多天，押金不退是没有理由的，坚持要求退还全押金1.5万元，并发 放其他员工的工资。当天中午，张某借机离开并准备了一把长刀返回工厂，问左某还要不要工资，左某坚称 要，张某拍着桌子大骂说要钱就一刀劈死他。左某道：“你要用刀砍我就砍吧。”张某闻听此言怒不可遏，从 坐椅后将早已准备好的刀抽出来，朝左某劈面就是一刀，左某本能地用手臂一挡，顿时左上臂鲜血直淌。左某 随即掏出手机准备报警，却被张某夺走。左某返身欲逃，但张某保安从张某手中接过刀，追着左某连劈3刀。 左某顿时血流如注。同去的十几名员工听到呼救声后赶紧过去才救下左某。 4、2003年1月20日，正值壮年的张进国是弟弟背着来到报社的。他的右腿在一次事故中不慎摔成骨折，没钱 治疗，只得吃止痛片缓解疼痛。张进国说，前年他带领几十个老乡承揽了河南建筑工程公司建兴分公司所接的 两项工程施工任务，按施工合同，概算工资合计为23万多元，最后的付款期限为 2001年4月16日。“直到今 天，他们还欠我11万元。到公司找不到人，打手机不接，打传呼不回，我实在没一点办法了。”旁边张进国的 弟弟插话：“回家的老乡说俺哥私吞了工资，整天堵到俺家门口骂。”说到伤心处，哥俩禁不住失声痛哭。 “这不是非逼我也要跳楼吗?”1月21日，记者数次和建兴公司的负责人张厚萍联系核实情况，对方始终不接手 机，不回传呼。22日上午，记者来到建兴公司，只见总经理室铁门紧闭。该公司经营部一姓赵的女士看了张进 国提供的施工合同书，承认了欠钱一事，但具体情况她不清楚。 5、2003年1月21日，郑州市政府召开维护外来务工者基本权益工作会，要求劳动监察和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就 兑现民21232资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对拒不履行合同，拒不支付民工工资的建筑企业，建设部门要取消其在郑 州承接工程的资格，并驱逐出郑州市建筑市场；对严重侵害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权益的单位和个人要公开曝光， 情况严重的，司法部门还要追究业主和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 6、为建筑业的民工追薪，年年都是热门话题，这与行业特点有关。行家说，一个工程的建设，业主、建筑 商、项目经理、大小包工头的利益环环相扣，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便导致风险逐层转嫁，最终落在最底 层的民工身上。当前建筑市场僧多粥少，建筑企业为角逐一个项目，竞相压价，不计风险，有人形容这是“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业主则“奇货可居”，拖欠工程款，而由建筑承包商垫资施工。据介绍，在业主资 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在垫资过程中，又将垫资款分解，由项目经理、大小包工头按一定比例分担。 在工程结束后，如工程审计未完成；或业主百般挑剔，要求返工，都使工程款不能及时全额结算。垫资的风险 最终将转嫁至民工。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在执法中发现，除以上情况欠薪外，一些包工头年终卷款逃跑，则是 直接“从民工口袋里掏钱”。 7、2002年底，6名安徽籍建筑民工来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非但分文工资未得，还受到恫吓。老板撂下 一句话：“我没拿到一分钱工程款，你们要闹没好果子吃。”其中一秦姓民工告诉记者，他们将依靠法律武 器，把老板推上被告席。 8、广州每年凸现3个欠薪高峰，即5～6月、9～10月、元旦—春节。据了解，因公司拖欠工资，影响社会安 定团结，引发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指的是30人以上的上访、游行引起的纠纷等群体性重大事件)的情况近年在广 州有不少，2002年274件突发事件中绝大多数因欠薪引起。 9、民工追薪问题目前处理难度很大，一是无法律上的支持，手中的武器主要是省政府有关通知，即如果老 板逃匿，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如果主管部门找不到，找场地出租者，以此依次追查。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麻 烦。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广州目前只有124个劳动监察员，但却有几百万职工、28万户企业，靠 这些监察员监督如此多职工、企业，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根据国家标准，平均每8000名职工需要一名劳动 监察员监管，广州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这意味着至少需要上千名劳动监察员才能满足基本需求。 10、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的人士介绍，进入2003年以来，有关拖欠外来工工资的投诉增多，占投诉 总数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运用劳动法规维护自身权益，这一可喜的变化意味着他们的法制意识 在不断提高。 11、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纠纷时有发生，由于被雇人员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忙活一两 年，见不到一分钱”的事屡见报端。如今，在鹤壁市煤矿、建筑领域，老板和雇工之间的此类纠纷越来越少。 从去年以来，周薪制先是在小煤窑较为集中的鹤山区鹤壁集乡、姬家山乡一带产生，后来逐渐被建筑行业的用 工单位所接受。该市鹤壁集一煤矿王矿长告诉记者，一周一开工资，也是前不久才实行的，它能避免很多后遗 症，雇主不赖账尽快兑现工资，打工者吃了定心丸，干劲儿就大，对双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12、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在去年底已达到504.25万人，但在深圳“十五计划”纲要中，深圳 2005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指标是480万人。如果加上流动人口，平日生活在深圳的人口总量已突破800万。受访农 民工对深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表现理性。有接近6成受访者认为应该控制，并认为人口过快增长给社会治安、 交通等方面带来严重压力。多数受访农民工并不反对政府以调控产业结构的方式来调整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他 们中绝大多数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有近80%的农民工是为了挣钱养家或增长阅历才来深圳打工，想留在深圳 的只有15%。他们来深圳的理由多是：深圳好挣钱，听说深圳好找工作，很多亲戚朋友都来深圳打工。 13、2002年春节临近，福建泉州市再次展开对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的专项检查。据悉，一年来，该市劳动 监察部门共为3.05万名工人追回被欠工资达3 893.7万元。泉州市有各类民营企业上万家，解决雇主与雇工的 劳资纠纷一直是劳动部门工作的重点、难点。全市劳动监察部门通过日常巡查、举报专查、专项检查等形式， 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4325家，涉及劳动者50.8万人，补签劳动合同7.1万份；同时对违规雇主教育与处罚并 重，做到处罚一家教育一片。 14、2003年1月13日中午1时许，福州市梅海园建筑工地9个四川籍民工在向老板索要工资时，与对方发生冲 突，两民工被打得头破血流。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有关人员提醒打工者，在整体工程未完工而工资又拖欠的情 况下，工人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通过劳动部门与用人单位协商之后，由班组长与工头对工人工作量先进行估 算，向建筑公司借资先行发放或由工头先行发放。 15、无锡市劳动局仲裁委员会2002年的一项统计表明，2002年涉及私企用工问题的案件立案数为 817件，占 总立案数的48.5%，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涉及人数增长103%。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类案 件上，分别占到了38%和27.4%。该市劳动局仲裁处副处长沈挺分析，私营企业案件数量的增大，一方面是由于 近几年来无锡私营企业数量急速增加，规模扩大，用工数目不断增长。而相对应的，企业用人管理却没有跟 上，仍停留在小规模的管理模式上。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内从事劳资工作的人员一般对劳动政策法规不太了 解，导致私营企业用工不规范，不签订劳动合同、私招乱雇现象严重。私企仲裁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一些新问 题，也加大了仲裁机构的处理难度。除了不签订劳动合同，许多企业还不给职工造工资单，一旦发生争议，劳 动者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一些企业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职工被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解 除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应由企业举证时，用尽各种手段掩盖案件的真实性或涂改证据材料、或出示伪证， 如涂改工资单、考勤卡等，给仲裁委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难度。在2002年案件审理中，已经有3件案件的书面 证据材料需进行笔迹鉴定、书写时间鉴定。 16、从2002年一些地方发生的欠薪纠纷情况分析看，黑心老板拖欠克扣工资的手法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以 下几种：一是“骗”你没商量。某厂让招聘的推销员每人交押金500元，再掏钱购买400元的推销产品，然后口 头承诺每月推销任务为3000元，完成任务可发800元的工资。可结果这些高价劣质货根本卖不出，受聘者连押 金、货款都搭上了，哪里还有什么工资。二是“扣”你有理由。就是厂方巧立名目，把原本承诺很高的工资扣 得所剩无几。某厂规定工人完成任务每月工资800～1000元，可每个工人每天食宿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就达20多 元，辛辛苦苦一月下来只拿一二百元的工资。三是“拖”你无奈何。某些公司在你工作一段时间后，往往找借 口“炒”你鱿鱼，所欠工资一拖再拖，无可奈何时你只好离去。上门找工作的人多的是，类似的“拖”剧接着 上演。四是“推”你无计施。这些多发生在工程转包单位。承包方开始只发基本生活费，许诺其余工资工程完 工一次补齐。后承包方与发包方相互勾结，常以质量问题拖欠工资，并相互踢“皮球”，到头来坑苦了出力的 民工。五是“赖”你进退难。个别用人单位招工，不按规定办理用工手续，就连一纸劳动合同也不签订，其工 资福利待遇全为口头承诺，一旦拖欠工资，竟然耍赖，矢口否认。六是“打”你耍蛮横。有的雇佣打手，对追 讨工钱的打工者大打出手，出门在外、孤立无援，许多打工者只有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七是“逃”你没踪 影。一些“黑心”的老板为了更多地捞一把，往往在赚足了钱、拖欠一定额度的工资后，突然踪影全无，携款 潜逃，打工者工资苦无着落。八是“诱”你进圈套。在你拿到工资时，“黑心”老板与不法分子勾结，引诱你 赌博、下酒楼，甚至更卑劣的手段，让你把装进腰包的血汗钱再“吐”出来。 17、针对近来发生的民工采取跳楼的过激行为索要被欠工资的现象，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劝戒广大外来 工，劳动者索取被企业拖欠、克扣的工资合理合法，但是追讨欠薪必须通过合法途径，不宜采取过激行动。劳 动者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处理，而采取跳楼、停工等过激行为只会使问题复 杂化，不利于解决。 18、2002年1月28日，52名来自湖南、贵州和阳东本地的打工者从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手上， 接过他们被拖欠的4万元工资款。其中最多的领到3900多元，最少的也领到100多元。他们不停地向法官道谢，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00年至2001年间，曾纪怡、郭旺春等52名来自湖南、贵州和阳东本地的打工者先后受雇 于阳东县昌盛金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他们辛辛苦苦劳作，但仍被老板扣发工资近8万元。2001年 10月，昌盛公司因内欠工资，外欠借款、加工费和货款，负债累累，宣布闭门停产。工人们因生活无着落，无 钱返乡，而四处上访，最后决定诉诸法律而来到阳东县人民法院，将昌盛公司推上被告席。其时，阳东法院已 经审理了以昌盛公司为被告的案件20多件，并已查封该公司的厂房和机械设备，准备着手拍卖。法官们告知工 人们先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由劳动部门仲裁裁决后，再向法院申请执行。2001年12月，阳东县劳动仲裁委员 会作出仲裁决定，由昌盛公司支付工人工资。2002年1月7日，工人们向阳东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决定。 为确保工人们及时拿到工资，阳东法院依法立即将已查封的昌盛公司的厂房和机械设备予以拍卖，得款数十万 元。由于昌盛公司的总债务达150多万元，且不少是工程款和有抵押的借款，另因昌盛公司没有进入破产程 序，按法律规定，工人们能分配到的工资额很少。为了充分保护打工者的合法权益，阳东法院对拍卖所得的款 项制定出分配方案，依法提高对工人工资的给付率，达50%，而其他20多个债权人只分得33%份额。阳东法院还 通过耐心做思想工作，所有债权人对此分配方案均无异议。阳东法院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仅用了20天时间就 执行了该拖欠工资案，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外省劳工和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给定资料 1.广场舞是融自娱性与表演性为一体，以特殊的表演形式、热情欢快的表演内容、以集体舞为主体的，在公共场所多人参与的以娱乐身心和锻炼身体为目的的非专业性的舞蹈艺术表演活动。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群众创造了广场舞，发展了广场舞，使这一民间艺术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民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在县级以上城市建立了许多文化广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广场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广场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广场舞已悄然发生变化，从乡村走进了城市，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中国各地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广场舞的影子。就拿山西来讲，县县都有自己的广场舞，村村都有广场舞活动，而且连续举办了多届广场艺术节。在众多的舞蹈节目中出现了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等，这些舞蹈都非常适合广场表演，所以说广场舞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广场舞可以健身、娱乐，是一项很好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一民间艺术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代代传承，世代相沿，久盛不衰。 当代广场舞融入现代舞蹈意识、行为和形式，从而形成现代广场舞的风格。21世纪的广场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所肯定，大家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互动也为广场舞增加了许多乐趣。广场舞作为现代城市广场发展的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成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它一方面反映着城市社区的完善程度，一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象征。 2.2014年，温州一小区600余名业主集资购买26万元音响设备，用来“对轰”广场舞大妈。广场舞风靡的同时，“广场争夺战”也在全国多处上演。公共资源的共享与争夺背后，折射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广场舞因噪音扰民屡受诟病，温州业主出此奇招虽有些极端，但也反映了他们的无奈和苦衷。的确，上夜班的人需要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学生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老人也需要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但现实情况是，城管部门执法不容易，社区居委会也很难调解。毕竟，城市里可供大众健身的场所太少，广场舞占据休闲广场也属迫不得已。 傍晚七点钟，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沈阿姨准时来到世纪大道，和她的一帮伙伴们一块跳广场舞。沈阿姨的团队已经有八年历史了，名叫“东方康乐排舞队”。他们的广场舞蹈团，构成了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上一处独特的市井生活风景线。 广场舞正日渐成为市民生活一景，在摩登的上海亦是如此。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同样出自“草根”，广场舞团队与基层民众之间的冲突却屡见不鲜，这些广场舞团队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顽症，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之声，矛头指向其噪音大、霸占公共空间等。 在把一种社会现象付诸骂名之前，我们需要用审慎的态度权衡它的功过是非。经验功能主义大师罗伯特·默顿认为，任何社会文化项目都同时发挥着正功能与负功能，只有在权衡正、负两方面功能的前提下，才能对社会文化项目做出理性的评判。“强势占领”广场背后，广场舞大妈们有着怎样的诉求?同济大学一调研组走进“东方康乐排舞队”，对长期稳定参与的重点成员进行了访谈。 调研发现，团体成员以中年女性为主，被访者年龄在44～73岁之间，平均年龄58岁，绝大部分成员已经退休。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广场舞大妈，经历了岁月的波折、单位的瓦解，前者使其错过了最佳教育时机，后者带走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国企转型带来了大批工人的下岗，他们从熟悉的“单位”中走出来，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寻求着自我的重塑。房地产市场化催生了邻里和谐的消逝，而热络的弄堂生活已然成为回忆，取而代之的大都是每家每户冷冰冰的防盗铁门。 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催生了新需求的产生，中老年人群的健康、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诉求无法通过原有的国家体制得到满足。对这样一些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广场舞这样的草根舞蹈团体正是一种基于他们的特定需求而产生的“自我满足型”草根组织。个体参与组织的过程就是他们追求自我满足的过程。 对绝大部分成员而言，起初来跳舞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康。尚未退休的王阿姨说，“早点开始锻炼，老了总归有好处的。” 对健康的主动追求，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福利式的医疗保障制也宣告终止，原本由国家和单位全权承担的个人医疗费用，如今需要由个人与单位共同承担，导致普通城市居民的就医成本提高。 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就医的支出在他们的日常花费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广场舞团队活动地点附近分布着多个老年人口集中的社区，不少成员曾经被关节病、“三高”等中老年常见病所困扰，“与其去看病，医保卡里的钱都花完，还不如自己出来锻炼”，这种想法很普遍。 人天然有互动的需要，需要被人欣赏和倾听，对中老年人来说，这种需要尤其强烈。紧密的邻里人际关系是属于广场舞成员的时代记忆。然而，城市发展中出现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市区，却也使人们失去了以往在里弄、胡同中热络的生活方式。广场舞团队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提供社会交往的平台。 3.2014年4月25日，某网友分享了中国大妈们开始进军国际广场舞的场景，“卢浮宫广场被中国人占领了”。照片中，大妈们穿着鲜艳的玫红色舞蹈上衣，搭配紧身黑裤子，动作整齐地扭起来，跳得甚是欢乐。 大妈跳广场舞，已经带来了种种矛盾。不堪噪音的市民，有对其泼粪的，甚至还有用土造枪支袭击的。前不久，中国大妈在美国大跳广场舞，最终导致居民报警，一时也成为新闻。相信不久之后，在美国的大妈，最终会入乡随俗，不在闹市跳舞了。但是，在中国的都市，虽然大妈们遭受种种“威胁”，却毫无撤退的迹象。 都市是个超密集的居住形态，需要居民共享公共空间，约束个人的行为，注意不对他人形成不必要的打扰。公共空间理论上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你可以在那里散步、遛狗、做小型游戏，过往行人与你大多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一个群体长时间占据公共空间，那么这种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就具有了排他性。这并非完全不可，但要有一定之规。比如，在美国的都市，群体活动一般需要事先申请，并有警察保护，主办者承担费用，且执勤的警察费用很高。中国大妈在美国都市跳广场舞，如果是在春节等时候申请个中国文化节，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跳。那样警察就不会来抓人，而是来提供保护。 那么，矛盾怎么解决?一方面，大妈找地方跳舞，关乎她们的身心健康。她们身心健康，又能减轻社会的医疗负担，这本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居民住在拥挤的都市空间中，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歇息之所，总不能让人在家里也不得安生吧?很奇怪，在美国这种类似的冲突反而很少见。要知道，美国是个更为老龄化的社会，美国人中的大妈比例较中国还高不少。这样的冲突在美国不太可能发生的原因是其早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公共观念，对公共场所的使用有着一套明确规范。另外就是美国有相当发达的健身设施，吸收了那些精力充沛的大妈。 美国的大都市，健身房多如牛毛。开始你可能觉得那不过都是些健身房而已。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不同的健身房，瞄准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客户。比如，有些地方是帅哥美女去的，有些是大爷大妈去的。这并不是说大爷大妈不能去帅哥美女的健身房，这方面如果有硬性规定，那就成了歧视，肯定要吃官司。不同的健身房通过设施、教练、健身课程、价位等方式，走出自己的风格。年轻人出没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极限式挑战的课程，一定要让你汗流浃背，身体练到散了架为止。但以大爷大妈为主导的健身房，则另有一套：轻松的健身操、舞蹈、瑜伽、水中康复等应有尽有。老人来这里也并不仅仅是锻炼，更有社交。 4.由于广场舞团队是一种临时性组织，因此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比如，在政府管理方面，承办此类场地一般接触的是城管执法与环保局，基本不需要跟工商局、税务局、文化局等这类职能部门打交道，导致政府对于管理的不全面，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参与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后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得以解决。由于没有工商部门的介入，此类经营场地一般都不具有严格的公平性，各个场地地点的确定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出现了有的场地由于“先到先得”，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规模和人群发展都占了优势，因此在调查中，规模较小场地的负责人也透露出了想要扩大规模但苦于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无奈。 广场乱舞已成为让人头疼的难题，觅一个“你跳得快乐，我睡得安稳”的平衡点，貌似成了城市管理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以致出现了高音炮、放藏獒、扔老鼠等恶性“破解”手段。针对广场舞扰民问题，有些地方文化管理部门与文化团队代表、市民代表签订广场文化活动公约，从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对广场文化活动进行限制，对违规团队进行教育及处罚，收效明显。 广场舞问题不应无解，为什么还会出现乱象呢?当执法办公室“移动”起来，从分散执法变成联合执法，将国家法规和地方实情有效结合起来，在有噪声的地方、群众举报的地方巡游往返，执法人员走出办公室切实抵达现场，让抽象的法律条文睁大执法的眼睛，辅以真诚的劝告和说服，就会出现不同的效应。 让办公桌移动起来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职能转变，群众愿意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和进步。这样才能让执法行动延伸到每个有噪声的角落，让法治效力、法律条文跳出档案柜来到大街小巷，发挥应有的砥砺、督促和惩戒功效，让行政监督力、批判力和服务意识得到提纯、净化和优化，释放出朝气蓬勃的执法效力。 5.此前，在解决广场舞需求与扰民之间的矛盾时，先是靠舞者与居民自律。矛盾突出之后，又想办法从道德层面做出调解。当发现道德已经不足以发挥作用之后，我们呼吁建立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约束和规范。 2014年6月24日，西安市法制办发布《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对于市民关注的广场舞扰民，《意见稿》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及其附近的公共场所进行宣传庆典、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活动产生噪声的，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噪声。 晚10点到次日7点，居住区不得进行广场舞等产生噪声的活动。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对噪声扰民行为进行劝阻，劝阻无效的，应及时报告有关管理部门。《意见稿》规定，如果在夜间，商业经营活动或营业性文化娱乐活动产生噪声严重扰民，单位将面临1万元、个人将面临1千元的处罚。此外，广州、深圳等地也已经将广场舞列入到立法议程。 当然，道德层面的理解、法律层面的约束与规范等，都是需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解决广场舞矛盾，还同时需要相关技术的支持。比如此前，在山东济南市，就有一些社区的老人，在跳广场舞时，用佩戴无线耳机的办法降低噪声，被人们称为“广场耳机舞”，受到了一致的认可与欢迎。再比如，复旦大学科学家表示已成功发明出广场舞噪音“逼停神器”——有源定向扬声器。其功能可以实现将音乐定向传播，无疑既解决了跳广场舞者的需要，也避免了扰民问题。类似的“技术支持”对于解决广场舞矛盾无疑更加实用，效果也更加明显。 对此，相关技术研究者，还有必要集思广益，多研究与创新，从科学与技术层面多提供解决办法。而相关企业，也要看到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与经营的商机，积极参与投入生产，并想办法降低生产成本，为新技术与设备的推广做好准备。至于相关广场舞者、广场的管理者、老年服务机构、政府部门等，也需要加强思想认知，提高相关要求，为老人们提供一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老人们的广场舞设备进行技术升级。 6.“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比较少，周末可以去公园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但平时晚上不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只能在居住区周边的公共空间里进行娱乐休闲活动，这从居民的健身、邻里关系的建立、人与人交流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因此而产生了噪音等影响其他居民生活秩序的情况，矛盾就无法避免。”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李春青表示。 在解释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时，李春青认为这与国人的文化习惯、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和公共空间的使用管理等都有关系。 “中国人爱热闹、爱扎堆”，这种文化习惯不仅体现在餐馆和公共场所的喧哗中，也体现在国人、特别是老年人对休闲娱乐活动的选择上。“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是不适应特别嘈杂的环境的，而中国人比较喜欢热闹的环境，这也许是大妈们为什么特别钟情于将广场舞作为娱乐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很大，这直接导致了居住建筑的密度过大，公共空间中的私密性很难达到。”李春青说。 除去文化习惯因素，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在设计上也缺乏人性化的理念。“居民在公共空间内的休闲娱乐活动，都是居民自己在适应环境，而公共空间的设计并没有主动引导人们的休闲娱乐行为。”在李春青看来，这是没有达到空间设计基本要求的。 “目前我国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大多是由规划师直接设计的，再加上设计的速度特别快，当设计质量达不到适宜人的公共活动的时候，在公共空间跳广场舞就成为市民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李春青认为。 我国城市的很多广场在设计理念上都追求大和仪式感，政府对广场的定位往往是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公共空间。对人性和人的行为的考虑反而比较少，“但是市民并不了解这种设计理念是不适合休闲娱乐活动的，只能凑合着用”。李春青认为，在并不适合人的需求的公共空间内进行休闲活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相比国内的大广场，国外有“口袋公园”的设计理念，往往走进一条道路的小岔口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小公园，这种公园都比较小，其公共性并不是那么强，却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日常休闲需求。 “我国目前在公共空间使用的管理方面尚有空白，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居民自发地维护空间使用的秩序。”据李春青介绍，我国在广场等公共空间使用方面的立法是比较少的，设计师在进行城市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设计规范的要求，而公共空间主要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城市设计，这种城市设计跟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是并行的。但我国在公共空间部分的规划上并没有达到上述要求。 “建筑设计和规划需要去建委报批，但是城市设计没有要求，这在国内的管理上还是一个空白点，鉴于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对城市设计的重视是未来建筑与规划领域的一个趋势，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该得到完善。”李春青说。 公共空间的“公共”二字，就体现在既享有其中的权利，也必须遵守和履行公共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学会利用公共空间，学会尊重他人，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大化满足。 7.到公园散步，经常能看到很多老年人占据着公园的各个角落，唱歌、跳舞、扭秧歌，往往声势浩大，有些群体达到上百人。这种现象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国外，在广场上跳舞唱歌的节奏已经蔓延到了纽约。有一些年轻人很看不惯这种现象，把这些人称作“大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称呼。 这些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广场上聚集起来呢?这和中国的另一个现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公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阅读图书只有4.77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提犹太人的64本了。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人们却不爱读书，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但背后却有更深的原因，就是人们只是单纯为了获取知识功利性地读书，而没有独立的思想。新华书店建立之初，新书一本接着一本地上架，那时新华书店是人们充实自己思想的地方。然而现在，新华书店里面已经看不到技术书和高雅的精神作品了，放眼望去，充斥的是配合出国风潮的外语教材、配合中学考试的课外材料，以及考研习题、计算机多媒体、汽车修理、家庭装潢等书籍。 而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北欧，那里的人特别爱读书，哪怕在公园里，也有很多坐在长椅上读书的人，而我们国家在公园里读书的人很少，老年人在一起就唱红歌、跳舞；年轻一点的人聚在一起就打牌。读书和这些活动有一个区别：读书是一种个人活动，非常孤独，是一个人在和历史对话、跟古人对话、也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而这些活动是整个群体互动的过程。 其实，无论是读书还是广场舞，都不过是人们追求文化生活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不该厚此薄彼，去进行一次次的对高雅文化与通俗娱乐孰先孰后的辩论。但如果问大妈们“广场舞到底有什么魔力?”她们的回答往往是：不跳广场舞还能干什么?忙碌了一辈子的大妈们，在大流动的社会背景下，从围着单位转、围着土地转到现在成了社区人，过去一直没有什么爱好，老了还真不知道干什么。跳广场舞可能只是带孙子之后的一种“补缺”，如果有其他选择，未必就会去跳广场舞，最起码不会只跳广场舞。这也体现了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严重滞后，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上升的精神文化需求。 如果大妈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和可选择余地，岂会集体涌向广场舞?喜欢健身的大妈能找到合适的场所，何至于产生扰民问题?加大公共文化建设，引导大妈们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兴趣，为“精神养老”提供条件；加大公共空间建设投入，在资金和规划上优先保证“身边的文体馆”，为老年人的娱乐健身提供足够空间，这才是根本之策。申论要求

注意事项 1.申论(县级以上职位)考试重点测查应试人员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 2.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给定资料1 阳光正好，M县永兴村老郭到家门口的木耳地里转了一圈，看着一排排菌棒上厚实的黑木耳，他的心里美滋滋的。不到一年时间，4亩木耳，收入近14万元，从打零工的农民工变身为黑木耳种植大户，他感觉致富步伐越来越快了。 如今在M县，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凭信用贷款找到致富门路。这一切源于当地的金融扶贫机制创新。 老郭一家属于因学致贫。他两个儿子正读大学，一个月生活费和其他开销就要4000多元，过去，夫妇俩靠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捉襟见肘。“没钱不能干事，也不敢干事。”老郭实话实说，过去印象中，贷款只是一些老板的事。有一年，他想贷两万元做生意，银行工作人员解释了一堆贷款政策，老郭依然是一头雾水，只能悻悻作罢。变化说来就来。“去年年初，村里传来消息，贫困户不用抵押也能贷款，还有公司来推广黑木耳种植技术，我就想着试一试。”老郭回忆说，没过几天，他就拿到了贷款，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为了有效开展精准扶贫，M县探索创新扶贫小额信贷：贫困户经过评级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即可从县农商银行拿到1万至5万元的贷款。“我们为贫困户‘量身定制’贷款。诚信评价、家庭劳动力和人均收入，作为评级授信的三项指标，分值分别是70分、20分、10分。”M县农商银行行长介绍，整个授信工作自下而上，主要由熟悉情况的村民代表等组成授信小组，采取投票的方式对贫困户进行量化计分、评级。信用级别越高，贷款额度越大。“贷款周期没有硬性限制，利率也降低了一半，而且根据银行的还息凭证，扶贫部门还给予3年全额贴息奖励。”这和过去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前贷款的前置审批程序中，光财政证明就有18项之多。另外贷款利息高，一年贷一万元，需要还1000多元利息，贫困户很难承受。 据统计，自推行扶贫小额信贷以来，该县已对2.43万户贫困户完成评级授信，有效授信率达92.35%，共发放小额信用贷款1.26亿元。 贷款的问题解决了，如何杜绝陷入“给一头羊，吃一头羊”的怪圈呢?M县扶贫部门调研发现，尽管政府提供了信用贷款，但有的贫困户还是不敢贷，担心钱打了水漂，还不了钱；另外，有人觉得拿到贷款之后，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宁愿不要。M县县委书记说：“山里的百姓淳朴，如果不知道做什么可以挣钱，就是答应给他们贷款，他们心里也打鼓。因此，精准扶贫要‘扶上马再送一程’，在解决‘资金跟着穷人走’之后，根据市场供需与自身情况选择扶贫产业，以‘能人’带动大多数贫困户一起发展，‘能人’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市场走。” M县山岗村贫困村民小陈正在当地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蛋鸡基地紧张地忙碌，他既在基地打工，又是公司的股东。公司董事长介绍说，当地23户贫困户将小额信贷资金75万元委托给公司发展蛋鸡养殖产业，占65%的股份，公司负责蛋鸡产业的技术服务和经营管理，折合35%的股份。去年年底，23户农户实现分红14万元，户均增收6000元。小陈去年年底拿到分红1800元，同时他和妻子、岳父三人打工，一年收入将近12万元。小陈笑着说，今年计划贷5万元入伙，“公司有技术、会管理、有市场，我们脱贫有底气。”近年来M县的家禽养殖、木耳种植等产业，催生了一批扶贫经济组织，在精准脱贫实践中成效显著。“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在贫困户和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扶贫经济组织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样才能保证扶贫效益精准到户。”M县县委书记介绍。 以前银行不愿贷款给贫困户，主要是担心坏账的风险。M县农商银行行长反复说：“风险，还是风险11.26个亿，没有抵押和担保，你说不担心是假的。”为化解金融部门的后顾之忧，M县专门建立了贫困农户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初始资金，如今规模已达1000万元。“1000万，相对于1.26亿来说，比例很小，保证资金安全是不小的挑战。”为消除银行的担心，M县政府试图引进农业保险公司，交300万的保费，来保1个亿。结果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接手，理由一致：农业扶贫项目大多不可预期，风险不可测算。去年M县遭遇了一场大洪水、两场冰雹灾害，不少种植户损失比较严重。M县县委书记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农险政策的顶层设计，完善“政府补贴一部分保费以扩大参保面、农户自担一部分风险以提高防灾积极性、保险公司让出一部分利润来确保微利可持续经营”的农业保险模式。 扶贫资金监管也是一个课题。怎样有效避免企业以扶贫的名义套取扶贫资金?贫困户的权利如何保障?M县已成立扶贫开发责任公司，贫困户贷款直接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企业人股资金也要打到该账户，然后才能施行招标。这样实现全程监管，确保扶贫资金安全。“成立产业扶贫协会，也是可以尝试的方式。”M县县委书记说，通过协会制定产业扶贫的行业标准，可以规范扶贫行为，政府只需出台政策，做好相关服务，建立风险基金，行业协会则承担法人的担保责任。 给定资料2 为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推动年轻人群信用意识升级和诚信体系的搭建，团中央、教育部、银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发起“金融安全专家校园行”活动。活动将调动全国3000余所高校的团组织共同参与，邀请金融安全专家走进校园，常年举办信用安全讲堂以及校园金融风险识别路演。 王先生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L集团的运营官，作为活动嘉宾来到Z大学，向在场近300名学生传递信用安全的重要性及如何管理和保护个人信用。“信用是一个人的终身档案和隐形简历。”在演讲中，王先生建议，年轻人要学会保护个人信用，小心各类信用诈骗；同时也要学会管理个人信用，“越早建立个人信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信用分值会随着积累而越高。” 此次“金融安全专家校园行”活动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除了演讲外，现场还设置了问答及有奖竞猜环节。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与互动和答题，三名同学幸运地获得了手机大奖。 校团委老师表示：“自己平时对信用安全方面的知识基本没有了解过，更不知道迟交手机通信费和水电费都会影响到信用。可以想象大学生们对这方面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今天的讲座收获满满，希望以后开展更多这样有益于大学生信用安全的活动。” 现场大学生感言：“通过讲座我了解了如何保护自己的信息，也知道了如何避免生活中的一些陷阱骗局，明白了如何选择正确平台，保证自己财务和信息的安全。” 某大学发布的《全国大学生信用认知调研报告》显示，当前有近六成大学生缺乏信用知识，逾八成的大学生没听说过或不了解个人信用报告。而发生在校园的大部分金融欺诈行为，都和学生的信用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薄弱有关。大学生兼职刷单、用信用卡违规套现……“有些大学生缺乏基本的信用意识，对自己的征信信息并不珍惜，在这些学生眼中，个人征信信息是可以拿去做交易的筹码，甚至对欠贷不还将给自己今后造成的信用污点毫不了解。”有专家认为，加大信用教育的力度，拓宽常识教育的广度，建立信用约束机制和监管制度，已成为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职责的要求。“举办这类交流讲座，很好地弥补了学生们的知识空白。这不仅有助于从根源上防范校园金融欺诈，也有利于培养具有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现代公民。” 给定资料3 “我做网店这么多年，深知经营者一旦失信，市场就会被扰乱，当你的客户不再相信你时，网店也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必须诚信经营，这样市场才会越做越活，路子越走越远。”凭着多年的努力，为满足客户需求上下求索，诚信经营，40岁农民张某走出了自己的电商致富路。 张某夫妇2014年创办了网店，主要销售地区特色农产品。在张某的心中，做电商想要销路好，最关键的是“诚信”。对于客户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做到有问必答；对于电商上做得不好的细节，他有错必改，直到客户满意。有一次，张某发送给广东的“菜煎饼”专用饼，客户在收到货后，发现饼已经变质。客户把这一问题反映过来后，张某立即查阅物流信息，发现货物在途中多耽误了两天。但是，不管责任在谁，绝不能让客户受到损失，张某毫不犹豫地给客户补发了货物。客户知道原因后要求和他共同承担责任，被他坚决拒绝了。从此，客户对他的产品更加青睐了。从一穷二白做起，凭着诚信经营，张某的网店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卖出的产品越来越多，收到的好评也越来越多，新客户、回头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增长点。对电子商务而言，诚信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已成为众多电商的行业共识。多家电商平台联合成立诚信联盟，签署《电子商务诚信公约》。该联盟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促进行业自律。根据约定，联盟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设立专属网站，实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信息互通，并向公众公开联盟工作成果。 多家电子商务平台也以各自的方式开展诚信建设活动。某平台推出企业诚信查询平台。用户登录后，只需在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信息，就能查询其信用等级以及企业相关情况。该平台还发布处罚公告，宣布永久关闭平台上36家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商家店铺。 为了使用户享有便捷、可信、有保障的二手车服务，某二手车平台推出三大透明计划，检测报告、委托交易合同、服务内容收费标准100%全公开，并做出三大必赔保障承诺：车况不符、车价赚差价、服务费不实必赔。另外，平台会分别通过管理、技术、监管等多个角度对车商进行识别筛除，要求平台的加盟商家签署《诚信商家承诺书》。 “电商诚信问题有时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问题。”一家电子商务平台的负责人说。电子商务让消费者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售后服务跟不上。为此该平台专门设立只卖服务产品的社区店，围绕平台经营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同时，也为周边居民提供家装、维修和保洁等综合服务。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某快递公司也设计了加密运单，让个人信息不再随包裹“裸奔”。据介绍，作为加密运单的快件，在派件时只有当班次出仓快件的收派员，才能通过手持智能终端扫描看到收件人的电话信息；而在快件运输环节中，没有人能看到隐藏的信息，保证了收寄件人的信息安全。 为促进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家接连出台法规和政策，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诚信体系建设。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7月，商务部印发《2018年商务信用建设工作要点》，部署了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四个重点领域的信用工作。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明确提出要“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 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响应。2018年8月，Y市正式出台了《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逐步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体系。该市的茶叶电商协会负责人说：“电商具有非常明显的跨地域性，不像传统线下商务那么直接、容易受到属地政府部门或者行业组织的监管。电商平台模式对平台方信用程度的要求更高，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或信用机构依法进行信用监管，是维护电子商务良好秩序的关键。” 给定资料4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已成为一种美好的生活需求，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N市山川雄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经济发展迅速，市民收入水平高，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旅游业的条件。该市旅游业正在飞速发展，相关企业、从业人员和游客数量众多，旅游市场庞大。但遗憾的是，该市的旅游市场一直比较混乱，经常受到诟病。 余先生近日报名参加了一家旅行社组织的环城周边三日游。“仅仅在一家景区就进了七八个购物店，导游一直向我们推荐玉石和银器，我们进店不买东西导游就不肯带队离开，有一个购物店我们足足待了2个小时，行程安排上的景点多数只停留一刻钟，拍拍照就草草结束了，标榜的‘豪华游’最终变成了购物游。”余先生说，有的团员没有购买任何东西，导游不仅不给好脸色，还对游客进行言语攻击。 李先生一家乘着小孩子放暑假的机会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的亲子游。旅游即将结束时，导游向他们推荐不在旅游范围内的另一个风景点。在听了天花乱坠的“描述性推介”后，听说每个人只要150元，李先生一家觉得价钱好像也不贵，而且时间也正巧来得及，就决定掏钱一游。回来后李先生在网上一查，原来到那个风景点去旅游最高也就90元，李先生连呼“上当”，旅游的好心情顿时化为乌有。 此类现象缘何屡禁不止?在N市经营旅行社的王经理认为：“某些旅行社管理混乱，不重视服务质量，一味以低价诱惑顾客，导致旅游行业很不规范。”随着旅游成为朝阳产业，旅行社犹如春笋般破土而出，近两年，N市大大小小旅行社达百余家，其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王经理看来，有些旅行社根本就是“不怕你不上当，就怕你不来。”报价低得出奇，不可能有利润，就是想引诱顾客，然后千方百计“宰客”。他们多做“一锤子买卖”，不指望什么“回头客”。旅行社经营秩序混乱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旅游部门整顿过很多次。但是，这些旅行社往往抱着“逮着了认罚、没逮着我狠”的态度，我行我素，大不了换身行头重新登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惩罚太轻，违法成本太低。”该市旅游协会曾会长说，一些不合理低价游已经形成了灰色利益链条。受利益驱动，很多旅行社把“宝”全部押在游客身上，有的甚至将游客“转卖”给导游，收取人头费牟利，导游需要先期支付现款，一旦游客不买或买得少，导游就难以获得回扣，这个团就难以获利，甚至有可能大面积亏损。导游为了赚回成本及利润，就不得不依靠回扣，设法让游客多购物。游客购物多，导游服务态度就好；购物少，导游便冷嘲热讽。 最近，N市提出打造文明旅游城市。但没有良好的旅游市场，文明旅游城市只能是空中楼阁。曾会长说，守住底线关键在于增加失信违法的成本。专家建议，将处罚责任具体到人，并通过全国联网的信用记录等方式，“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监管和维权体系要更广泛，不仅政府要发挥自身职能，还应包括行业组织。在欧洲一些国家，相关的行业组织以行业自律形式切实为消费者维权，拒不履行义务的企业有可能面临“市场禁入”的严惩。古诗有云“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再红，也需“人”来欣赏；人与风景同在，旅途才会更美。相信在各方的共同推动下，N市的风景会更靓丽。 给定资料5 “不乱扔杂物、不乱搭乱建、不违规饲养宠物，倡导邻里文明停车、和睦共处，积极配合社区的各项工作，共筑美丽幸福家园，争做诚信居民，为‘信用社区’贡献力量!”在先锋街道举行的“争做诚信居民，共建信用社区”千人誓师大会上，各社区居民代表一起郑重宣誓。 经历4年探索实践，C市今年成功获批社会信用示范城市。地处市中心的先锋街道围绕如何让信用管理走进群众日常生活，开展了一系列基层管理创新，全面开展了诚信社区建设活动，将诚信建设向社区延伸。 “我们街道的光明社区2015年就率先开展了征信体系建设工作，4000名常住居民每人都有‘诚信身份证’!”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介绍，光明社区是C市首个建立征信管理体系的社区。3年来，社区居民对征信有了实实在在的认识。随着征信体系的建成和完善，征信已经渗透到光明社区每个角落，扎根在每一个居民心中。“信用信息平台里的分数高，好处很多。自己的口碑好，别人都爱和你交往。”社区居民毕女士说。孟先生开办了社区国画公益课堂并担任授课老师，免费教授居民国画。提起创建国画公益课堂的初衷，他说：“我本身就是搞美术的，所以想让更多居民喜欢、了解国画。”让孟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一心做好的“分内事”竟然让自己得到20分的征信加分，成为社区居民学习的榜样。“我开办国画公益课堂不是为了加分，但是街道和社区给了这份荣誉，我也特别高兴。”孟先生说。 光明社区的居民征信条款是与市征信办多次沟通协调后最终制定的，社区征信管理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和评价体系。社区建设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及门户网站，并与市信用平台对接。社区通过平台和网站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已归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公示数据20169条，信用数据4187条，“红黑”名单数据311条。居民信用等级根据分数不同，分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二星级和一星级。居民信用等级的高低可在政策扶持、岗位招考、评先选优、发展党员、银行贷款等领域作为考量指标。居民在好人好事、保护社区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的，每次加5分。相反，有随意倾倒杂物或者造谣生事等行为的，每次扣5分。行为更加恶劣的，还要提报市级征信平台。社区负责人介绍，社区正在开展“诚信楼宇”“诚信家庭”“诚信个人”“诚信商铺”等活动，通过展示墙、电子宣传栏等展播诚信事迹，“我们要充分发挥榜样的激励作用，尤其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带头作用。今后我们还要推动窗口单位和工作人员的政务诚信建设，把基层管理和服务融入诚信社区的建设中。” 先锋街道的上岭社区也积极响应建设“诚信社区”活动的号召，积极开展“诚信社区”的创建活动。社区及时成立诚信社区领导小组，由社区书记担任组长，主任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深入研究社区的实际情况，针对社区内商家和工厂较多的情况，决定以这些商家和工厂的诚信建设为重点，带动诚信社区的全面建设。 社区安排工作人员对辖区20余家经营门店发放了“诚信经营”倡议书，并对辖区的超市、餐饮门店等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在检查中，社区工作人员还向广大商户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知识，增强食品经营户的法律意识，强化守法经营理念。社区联合C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菜市场门前举办“百城万店讲诚信”主题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投诉举报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了安全消费、识药用药、生产等常识，引导消费者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消费习惯，倡导广大商家和群众争做诚信的传播者、践行者与维护者。 上岭社区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对社区各商户和菜市场各个摊位进行多次巡查。经过巡查，社区内商户全部诚信经营，信誉良好，得到了周围居民的一致好评。各有关部门还在菜市场进行“诚信经营”大走访活动，对市场内商家的交易秤进行检查。结果显示，菜市场商家都能够做到诚信经营。 上岭社区联合社区各企业开展“质量第一、诚信做产品”活动。社区书记讲解了开展活动的目标、内容和意义。随后，企业负责人就提高产品质量、诚信做产品等方面做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并与员工签订了《产品质量诚信承诺书》。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生产企业的信用观念。 给定资料6 一年前，小张从北京到杭州工作，在租房时，她惊喜地被中介告知，由于她的信用记录良好，所以不用缴纳两倍于月租的租房押金；而北京的胡先生，却遇上了一件让他颜面尽失的事情。原本在假期准备租辆宝马车和朋友外出自驾游玩，没想到却被租车公司拒绝。原来，胡先生由于欠款许久未还，已经被列入了“老赖”的名单，导致自己的信用数据不佳，被禁止租车。 2018年2月起，到E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的病患们发现，只要自己的信用度足够好，在医疗中心就可以“先诊疗后付费”，而无需一次次在诊室、检查室和交费处之间奔波，大大节省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信用骑车、信用住店、信用借书、公交车扫码乘车……这一幕一幕，都是真真切切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场景，告诉我们中国正在迈进信用社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用成为每个人的“第二张身份证”。每个人、每个机构的信用度都可以被量化，曾经“看不见”“摸不到”的信用，正在逐步“变现”。 信用也提升了交易效率，为新经济提供支撑。对于废旧手机回收利用创业者向先生而言，信用就为他解决了“先收手机还是先付款”的难题。“先收手机，用户不放心。先付款，我们也怕损失。”向先生说，引入信用后，对高分用户优先付款，不仅订单量上浮一倍，也没有出现违约情况。 有了信用的助力，企业经营效率变得更高。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已实现信用免押金，大大方便了新用户开通使用。一些共享汽车、共享租衣企业也在研究信用梯度收费等模式，最大限度吸引用户。用户对信用的珍视也令人惊喜。以租车为例，引入信用分后，行业租金欠款率下降了52%，违章罚款欠款率下降了27%。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源的分布不再局限于有形市场，很多资源分布在网络上。资金资源不再集中在类似于银行这种金融机构身上，而是通过互联网分散分布。一个人只要拥有足够的信用水平，在网络上就能够筹集到资金。所以，信用社会给予了人们一个公平发展的环境。“信用既是商业社会的内在原则，也创造价值和财富。”某研究员说，随着信用体系不断完善，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这将大大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 在某信用机构负责人看来，10年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将成为信用城市。诚实守信的市民和商家，会享受到非常大的便利，政府的管理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信用体系的建立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综合治理的发展。 在S市，26万老人领取养老金不用亲自跑腿去现场，只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次信用认证。购房者提取公积金时也不需要准备大量证明材料，柜台的人脸识别系统扫描后，他的相关信用信息迅速呈现。……在促进政务精细化管理方面，“信用”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着高信用值的市民在通过实名认证之后，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办理，“刷脸”即可，而无需到窗口排队。 凑一堆人就走的“中国式过马路”、不走寻常路玩“跨越”、开车煲电话粥、没事打开远光灯……这些交通违规行为带来安全隐患，给城市管理增加了困难。当前，有的城市把这些交通违规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已经能实现这样的应用场景：一名过马路闯红灯的路人，被监控系统识别身份，达到一定次数将扣除相应信用分，降低信用等级，严重的甚至影响贷款。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不尊重交规的人，也可能做出不尊重其他公共规则的行为。个人信用信息就是对个人的一种人格勾勒。在一个公民素质发育成熟的社会，对公民的信用评估，往往是以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态度和做法为基本出发点的。信用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制度和规则。信用体系全面建立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押金带来的纠纷，更在于塑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换言之，每个人都更规矩——因为违反社会规则，将令你寸步难行。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材料1　　　　五年来，江西省整合资金320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1957万亩，全省粮食总产2017年425.4亿斤，实现“十四连丰”;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连续5年稳定在98%以上，被农业部列为全国唯一的“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智慧农业平台建设日益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水平、农业信息化率、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关键性指标显著提升;基本建立农业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面完成，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率达到40.5%;共安排新农村建设村点6.22万个，受益农户311万户1269万人;“连点成线、拓线扩面、特色突出、整片推进”建设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42元，增长9.1%，增速连续八年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速，全国排位从14位前移到11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农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为全省乡村善治提供了有力支撑。　　　　材料2　　　　近年来，除却城市出现以住房拥挤、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等为表征的“城市病”之外，广大农村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乡村病”。　　　　“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这首小诗形象地描绘了乡村的景况。溧水镇庄里村是有着810年历史的老村，如今坑洼不平的黄泥路积水成窝，枯黄的杂草在砖缝里飘摇，许多废弃房屋已经倒塌。村小组长介绍，800多常住人口，差不多有400人在外务工，一幢幢200多平方米的老屋仅住着祖孙三人或四人。还抱怨说：“我们组织办班培训，让中青年掌握一技之长，他们外出谋生没问题。可是，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就不是村里能做到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也不好解决。”与此同时，许多村庄出现了多年无人使用的宅基地。　　　　在安置新村里，新建的楼房都是一层地下室加三层住房的户式，四至六口人的家庭均能满足需求，但仍有部分村民擅自搭建违章建筑，有的用来堆柴和放置农具，有的作临时厕所，有的作为小厨房放煤炉，还有的放置车辆，甚至有人违章搭建经营场所，用于卖菜卖早点、销售建筑石料等，还拉起或竖立各种广告牌。村民周师傅说，搬到新房一年多了，走的都是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更让周师傅一家人担心的是，他家和邻居家中间空隙处设置了化粪池，但施工方没有将低洼处填平，导致积水很深，他特别担心5岁的孙子会掉进水坑。不远处的农田，村民正焚烧秸秆，现场浓烟滚滚，烟气刺鼻袭人。近边的池塘厚厚地覆盖了绿色的水藻，水面上还漂浮着各种垃圾、树枝等，水质泛黄，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村民们说：“以前可以洗菜、洗衣服，如今拖把都不敢洗。”村道两边，尽管设立了很多垃圾桶，也新建有垃圾池，但仍然有装修垃圾和枯枝败叶等，随意堆放，无人问津。　　　　材料3　　　　汉滨区双龙镇某社区外出务工人员多，外来人住户多，冬腊月集中过事不断，有的“整酒挣回报，无事找事办”，同一户主新房一层封顶要过事、二层完工也要过事。某一农民借了别人一辆路虎车，对外声称说是自己买了一辆新车，随即放鞭炮、办酒席。凡过事，必收礼，也叫“份子钱”，人情往来变味异化成为钱财往来。目前农村份子钱已由过去的三五十涨到百元起步，三五百普遍，千元以上也有，有些地方农户家庭年平均送礼三十余次，年礼金支出万元左右。据紫阳县调查，年户均送礼数34次，最多达110次，年送礼支出3万元以上占17%、1至3万元占78%、1万元以内占5%。镇坪县曙坪镇桃园村在2017年2月底以前，一般农户每年送礼支出1.5至3万元，贫困户、低保户借债送礼支出5000至8000元左右。双龙镇某村支书，村主任2016年送出礼金分别为3万元和6万元，二人唉声汉气地说“我们村干部报酬每年2.4万元，辛苦一年还不够送礼钱”;该村副主任张某说，去年他送礼5万元，其中有一天送礼24家，忙到半夜，回家吃了一碗酸菜面;该村贫困户王某，去年在信用社贷款2万元，过年花销了1万元，送礼1万元，他面带苦涩地说“我们农民低头不见抬头见，没钱借钱也得送，只有开春又去打工还。”　　……　　　　材料4　　　　某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当地壶峤镇朱师村的党支部书记郑某，违规将其亲弟弟识别为贫困户，并办理低保金的问题。接到线索后，区纪委立即前往了解情况。经调查，镇民政所和扶贫工作站调取的低保名单以及精准扶贫名单上都出现了郑某弟弟的名字，并且他从2010年开始就享受低保，2016年12月再次被纳人了精准扶贫对象。调取的资料显示，郑某本人担任他弟弟的帮扶干部，贫困申请书也是由郑某代为填写，信息采集表上还有郑某的签字审核。据村民反映，村支书郑某有个亲弟弟在镇上的某中学当门卫，基本上住在学校不怎么回家。在镇上的中学做门卫,可以说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按道理应该不能再享受低保金，也不应该是贫困户的身份了，难道郑某弟弟的这个工作给的工资很低?带着疑问，办案人员前往某中学核实。经了解，早在2016年7月，郑某弟弟就开始在学校上班，一直担任门卫工作，试用期工资每月1300元,正式工资每月1600元。显然，这样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贫困户和低保户的最低收人标准，换句话说,按道理郑某弟弟从2016年7月在学校上班开始，就不应该再领取低保金了，更不能被纳人精准扶贫的对象。区纪委工作人员立即找到郑某进行谈话，郑某也很快承认了自己违纪的事实。据郑某交代，朱师村总共有700多户村民，贫困户有40多户100多人，属于壶峤镇贫困户相对较多的村子。在2016年办理贫困户精准识别的时候，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格审核权,偷偷将自己的弟弟纳入了精准扶贫的范围。实际上，区政府曾经多次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扶贫领域问题的自查自纠工作，要求清退不符合标准的低保户和贫困户，但是郑某却始终隐瞒了情况，没有处理。郑某由于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其弟弟办理农村低保、识别贫困户等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了朱师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同时，郑某弟弟也退出了低保名单和精准扶贫名单，违规领取的低保金也正在追缴。　　　　为了贯彻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针对类似朱师村的优亲厚友问题，以及贪污挪用、截留私分扶贫款等扶贫领域“微腐败”问题，省纪委要求各级纪委走出办公室，下基层、入农户、察实情，面对面收集问题线索。7月3日以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扶贫领域群众信访反映768件,查处问题723件1127人，其中党政纪处分297人，通报曝光389起。并对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坚持“一案双查”，问责251人。　　　　材料5　　　　2400 多人口的长岗村共有党员39人，曾是八里畈镇有名的“软弱涣散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山区村穷得连一个办公地点也没有，村“两委”长期在乡镇街道租房办公。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刘时宏说：“以前村里党组织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几乎不开党员大会、不过组织生活。”加之，村“两委”班子不团结、不办事、不公正等 “三不”问题突出，进一步降低了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因而被镇党委列入集中整顿建设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从严治党和脱贫攻坚的新形势下，长岗村“两委”换届后，新的领导班子开始带领全体村民迈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3年，在各方支持下，总投资46万元、建筑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村部落成，新村部设有办公室、会议室、计生室、图书室和文化广场等，终结了该村党员、群众多年没有活动场所的局面。　　……　　　　材料6　　　　金峨村和邵家丘村都是省级文明村、全省美丽乡村精品村，而且村民都较高裕，金峨村不少村民从事园林绿化产业，是老牌的富裕村;邵家丘村则大量种植榨菜、葡萄，村民靠此致富，不少人都住上了别墅。两个村的村支书作为省人大代表，他们利用两会的会议间隙，交流起“乡村善治”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花了大量精力在基层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上。”前不久，黄宝康代表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列席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上说，乡村振兴，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我们尝试的，就是村民自治。”2016年，邵家丘村将全村4平方公里795户村民，划分成30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网格长。“30名网格长基本都是党员;其中有24名企业主，这群人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黄宝康说：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又是义务劳动;在村民中威望很高。不仅如此，邵家丘村还按区域建立了8个前哨党支部和8个企业党支部，全村161名党员都与村民结对，“日常事务、村民矛盾，通过这些网格和党支部，都能第一时间得以解决”。　　……　　材料7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实践，宁波北仑大碶全面深化农村“对账理事”工作制度。38个村集体“亮账”，主动亮出换届当选后的履职账单，公开“承诺”2018年重点任务账单，这既是一张张农村工作的任务账单，更是一道道治村干事的“军令状”。　　　　大碶辖区内有38个建制村，农村面积约90平方公里。2017年以来，该街道实施“对账理事”工作制度，以村“两委”干部为责任主体，对照“党建、发展、民生”三本账单，通过“定、履、核、结”四个环节，把上级的工作任务、村“两委会”商定的工作目标、村班子承诺事项、“村民说事”的相关问题，作为村班子年度工作任务，做到“定人、定责、定标准、定进度”，推进村里大事小事落实落细。　　“通过‘对账理事’，我们建立了‘年初定账、对单履账、动态核账、年终结账’四个环节，并把年终奖、评先评优等与‘结账’结果相挂钩，激发了农村干部的干事激情。”大碶街道党工委书记俞宏侃说，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还是要有一支担当有为、干事创业的农村干部队伍。通过创新制度，从“对账理事”“村民说事”“小微权力清单”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和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　　　　材料8　　　　荷兰的国土面积仅有4万多平方公里，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这与其大力推行农地整理密切相关。该国通过整合现有农村资源，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早在1924年和1938年，荷兰政府就相继颁布了两版《土地整理法》，通过土地置换，规整划一等实现土地相对集中，改善农地利用，促进农业发展。这一时期，荷兰将农业利益置于首位，土地整理法案的内容包括改善水资源管理、优化土地划分和建设道路基础设计等。尽管这一时期的土地整理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由于实施目标的单一性，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景观。1954年，荷兰颁布的第3个《土地整理法》，在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基础上，允许预留部分土地服务于农业生产之外的自然保护、休闲娱乐、村庄改造等。同时明确了景观规划必须作为土地整理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此，乡村景观规划在荷兰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时期乡村景观规划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为农业生产区分土地的使用类型，但开始涉及户外休闲、景观管理以及自然保育等方面的利益。1970年以后，荷兰政府转变了只强调农业发展的单一路径，而转向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如推进可持续发展农业，提高自然环境景观质量;合法规划农地利用，推进乡村旅游和服务业发展;提高乡村生活质量，满足地方需求等。而且，通过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和管理，荷兰避免和减少了农地利用的碎片化现象，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和完整性。1985年，荷兰政府颁布了《土地使用法案》，要求拓展乡村发展目标，协调与其他物质规划的关系，允许购买土地用于非农目标，相比以往农业优先的规划，娱乐、自然和历史景观保护被置于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荷兰乡村建设的目标随着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广泛，乡村整治任务变得越来越全面和综合。政府作为乡村重建背后的推力角色已经大大弱化，2007 年版的《土地使用法案》也更加往重解决私人与政府合作开发土地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因此，乡村最观规划也更加注重农民、政府、社会团体等各方利益的均衡。通过农地整理，荷兰的乡村不仅环境良好、景观美丽，且农业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条件优越。在农村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形下，荷兰通过对乡村精耕细作、多重精简利用的方式，达到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经挤社会效益。　　　　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4年十一国庆节刚过，雾霾来势汹汹，让华北大部分地区再度遭遇“心肺之患”。北京，启动下半年首个“重污染预警”；河南，部分地区局部能见度小于1公里；天津，21个监测点重度污染。中央气象台10月7日下午发布了秋季首个霾黄色预警，京津冀将遭遇“霾伏”。北京市10月8日傍晚也启动下半年首个“空气重污染预警”，预计未来3天将持续“5级重度污染”状态。雾霾为何久治不愈?多位分析人士认为，治理雾霾，要“跳出”雾霾看雾霾，找到造成雾霾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记者采访的多位县(市)主要负责人都曾表示，是否引进一个工业项目，主要考虑能够提供多少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等因素，环保是否达标往往成为次要考虑因素或者根本不予考虑。而钢铁、水泥、化工等“污染大户”大多也是“高税收”“多就业”的企业所在，因此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宠儿”，环境污染也随之而来。   一位县委书记说，地方政府喜欢上马“三高”企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税收的连续性强、长期性明显。“三高”企业都是制造业，只要投产，产能是连续的，税收也是连续的，每个月都能产生税收收益；二是就业吸纳能力强，盈利能力强，对周边相关行业带动能力强，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东部沿海某省一位环保局局长说，只要市(县)主要领导“不点头”，像“三高”企业这样的污染源，环保局管不了、治不了、关不了。因为这些企业能缴纳高额税收，这才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环保这样的“次要”工作要为增税这样的“主要”工作“让路”。并且，只要这些“三高”企业合法“落了地”，按照当前法律法规，环保部门没有权力关停它们，只能以公函的形式请求当地政府配合。   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的地方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   记者在我国多地采访时发现一个共性现象，从侧面可以反映这种畸形观念：地方干部在介绍发展成就时，总是大篇幅介绍GDP、地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增长情况，而环保工作经常“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提，“青山绿水”在一些干部眼里根本不是发展、不是政绩。   多地干部还普遍反映，在当前考核评价体系下，环保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治污投入大、又脏又累、容易得罪人，干好了也很难算是政绩，很难因此升迁。此外，相关问责机制也有漏洞，因为只要不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恶劣的重大污染责任事故就没事，很少听说有干部因为空气被污染而受到处分。   2．听说记者来了解地下水污染的情况，河南省内黄县二安乡大刘村支书刘建生冲着记者咧开嘴，用食指敲着满口黄牙说：你看看，这就是喝水喝的。   刘建生今年46岁。他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村里的地下水逐渐变坏，有异味，有时还发黑。“2008年，我打了一口井，40米深，可出来的全是黑水，没法用。井里还不断往外散发臭味，最后只好埋了。”   大刘村祖祖辈辈打井饮水，过去一直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但自从井水被污染后，村民们慢慢开始遭遇各种怪病的侵扰。刘建生说，从2000年后，村里得食道癌等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更可怕的是，有的小孩长着长着，骨头就开始变形、扭曲。刘建生一边说，一边把手臂往后翻，把腿往两边拧，样子怪诞而恐怖：“就像这样!”   大刘村地下水污染来自何处?村民们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来自与二安乡相邻的鹤壁市浚县王庄乡，那里有一个中鹤集团，主要生产淀粉、面粉等，污染严重。对于村民们的这个说法，内黄县环保局局长赵明林也明确表示认可。   赵明林说：“因为我县群众反映强烈，我经常悄悄去中鹤那边看一看，最近一次去是2009年6月。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一般把车远远停下，步行靠近。我发现在工厂边上有一个30亩左右的大坑，里面全是污水。这些水一部分往地下渗，剩下的排到浚内沟(一条连接浚县和内黄县的排水沟)，对地下水污染严重。”   然而记者来到中鹤集团，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却并未见到渗坑。附近聂村村民告诉记者：“以前有一个坑，特别臭，夏天蚊虫乱飞。后来渗水渗不下去了，就填了，在北边新挖了一个。为这个把我们村的地都强征去了，说是挖鱼塘养鱼用的，实际里面装的全是脏水。”   经该村民指点，记者朝北看去，只见宽阔平坦的耕地中央，一圈围墙矗立。从小路靠近，发现这青砖墙足有2米多高，长宽都在100米左右。记者贴近围墙，从拳头大小的墙洞往里看，只见两辆挖土机正在施工，里面确有大坑，未见污水，不过坑底有一层黑色的淤泥，与周边正常土色明显不同。   附近多位村民并不清楚这是在建什么，不过他们向记者反映，中鹤集团的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正常，“有检查的时候才启用，应付一下”。   对于当地群众以及赵明林所反映的中鹤集团违法排污情况，浚县环保局知不知情?记者电话联系上浚县环保局局长赵其林，但在被告知由办公室主任接待，又由办公室主任告知由环境监察大队队长接待之后，在环保局转了几个圈，终于谁都没有采访上，此后更是连电话也联系不上。因此，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听到来自浚县环保局的任何说法。   “以前10多米深打上来的水就能喝，现在却要70米以上才勉强敢喝。一般的浅层地下水，接一桶有半桶都是沉淀物。现在我们村里得癌症和各种怪病的人特别多。”面对半月谈记者，河南省新乡县古固寨镇三王庄村委会主任孔庆祝虽然强作平静，但嗓音的些微颤抖，还是暴露出他内心的波澜。   据了解，三王庄村地下水所受到的污染，主要来自村庄附近的鸿达纸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原本是乡镇集体企业，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为当地经济做出过不小贡献。2002年企业进行了股改，如今已为私人所有。   “2002年股改之前，这个造纸厂已经有污染，股改之后，污染更加严重。”孔庆祝告诉记者，当时为了掩人耳目，造纸厂修建了污水处理厂。但实际上村民们都知道，这个污水处理厂纯粹是个摆设，因为污水坑根本未做硬化处理。不仅如此，在坑底还打了20口深井，每口井大约40米深，直径50公分。“就这样，造纸厂通过渗坑和渗井把污水直接排到了地下。这一招太损了，要不然，我们村的地下水也不会坏得这么快。”   此后，鸿达纸业与三王庄村村民的矛盾越积越深，终于在2005年5月来了一次集体爆发。数百名村民先是多次围堵鸿达纸业的厂门，阻止其继续生产，后又结伴到省里上访。这次事件，还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一名村民在上访途中发生车祸死亡。而作为上访的主要发动者，孔庆祝被判刑3年。   这场因地下水污染爆发的争端，最后由当地政府给村里打了三眼深井而暂时平息。此后，村民们的吃水难虽然缓解了一些，但农业生产用水问题依然突出，村里浇地还是只能用被污染的地下水。   对于村民们反映的污染问题，2002年上任的新乡县环保局局长李凤仙称从未听到有关反映，并说县环保局在鸿达纸业有包厂的人，常住厂里监督检查。从2006年开始，除一次生物菌超标外，其余均为达标排放。对于渗井排污的说法，李凤仙表示，我们没有听到有人反映，也没有查到过。鸿达纸业对此更是矢口否认。   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三王庄地下水污染越来越严重，而在村庄附近，除了鸿达，没有别的企业。   3．2013年9月17日，环境保护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能源局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分为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两大部分。   《实施细则》指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是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为加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依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本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提出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年努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5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全面改善。具体指标为：到2017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细颗粒物(PM2.5)浓度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25%左右，山西省、山东省下降20%，内蒙古自治区下降10%。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实施细则》列出的重点任务包括：实施综合治理，强化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城市交通管理，防治机动车污染；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动能源利用清洁化；强化基础能力，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考核等。   4．2014年9月17日是环境保护部等6部委联合颁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一周年。一年来，北京、天津、河北等六省区市建立协作机制，共同治理大气污染，其效果究竟如何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分析人士指出，治理大气污染是一场持久战，不仅需要节能减排、改变能源结构，而且需要加强环境执法。2013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表明我国政府对空气质量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落实这一计划，环保部等6部委启动了由北京市牵头的六省区市协作机制。   众所周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由于重工业较多、结构性污染突出等问题，已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2014年7月份国内空气质量较差的前10个城市中，京津冀占了9个。据环保部统计，2014年上半年74个城市总体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58.7%上升为60.3%。其中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13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提高3.2个百分点，空气重污染发生的频次、持续的时间和污染的强度同比均明显降低。   不过，该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情况仍不容乐观，空气质量反复比较明显，甚至成了一种常态。从2014年7月份单月来看，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48.6%下降到42.6%，空气质量有所下降。   中科院雾霾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认为，大气污染不限于“一城一池”，其治理也并非“一朝一夕”，仅一年时间，还远远不是谈成绩的时候。不少地方环保欠账太多，就像病人身体透支过度，难以一下恢复健康。   据分析，当前治霾形势严峻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环境承载”与“污染排放”失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徐基仁指出，只追求对“环境承载”的资源供给，不对“污染排放”的消费进行管控，是头疼医头。“启动经济手段治理大气污染，已到必要时刻。”   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状况，北京、天津于2014年1月和7月先后大幅提高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的收费标准。然而，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仲崇磊介绍，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北京有企业对排污数据进行造假，如在污水采样中灌入自来水、断电阻止超标数据上传等，还有的企业请专业技术人员对自动监测的校准软件做手脚，修改斜率或设定限制，以实现数据传输达标。   河北省排污收费标准与京津地区的反差较大，其四项主要污染物收费标准仅为京津地区的2至3成。业内人士表示担忧，这种“排污收费洼地”现象，导致部分化工企业宁可缴纳排污费也不积极治污。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指出，北京周边工业污染源遍布，根据大气流动和扩散的特性，其累加效应将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北京的大气环境，污染防控形势严峻。   记者沿107国道在距北京约百公里的河北省走访，沿途不时可见一团团“黑雾”涌向天空。小炼油厂、小炼铁厂、小加工厂等污染企业，是当地重要的谋生场所，直排造成大气污染严重，直接损害群众健康。专家指出，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但一些地方的污染企业仍然“有恃无恐”。因此，在大气治理方面，联防联控必须要动真格，以制度推动区域治污一体化。   记者调查发现，在影响大气治理的多项因素中，执法薄弱是基层普遍难以解决的瓶颈。在环保部门执法过程中，有的检查对象作弊，有的阻挠执法，还有的与执法人员打“游击战”，甚至“花钱作假买合格”，这些现象令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河北省某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环保执法现在处于“弱势”。以小塑料产业为例，一是取证难，违法作坊主为粉碎机焊上轱辘，听闻执法人员来了，粉碎机一拉就消失；二是处罚难，如按法律规定违法生产作坊应处罚10万元，但业主如果拒付，执法部门也无可奈何。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副秘书长路光杰说：“劣质煤与好煤，一吨价差一二百元，大电厂一天烧煤1万吨，一年价差好几亿元，不用环保设备的钢厂一年能省下至少数百万元。”河北省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比重大，其中钢铁、建材、电力三个行业煤炭消费量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89.6%。石家庄连续几年成为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泥产业比重大。   鉴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河北省近年来向过剩产能多次“开刀”，但仍面临巨大挑战。数据显示，河北仅完成6000万吨钢铁压减任务，就涉及几十万名直接间接的就业人员需要妥善安置，每年需支付社保资金上百亿元。专家认为，整治环保顽疾，环境执法亟待出重拳，联合防控需要动真格，考核地方政府要有约束性的环境质量指标，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5．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是指被因保险人自身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并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2005年年底发生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推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出台。2007年12月，环境保护部和保监会决定在江苏、湖南、湖北、河南、重庆、深圳、宁波和沈阳开展试点，为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提供经验。不过，一年半的试点显示，环境责任险遭遇诸多尴尬，亟须从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予以完善。尽管从制度设计上看，参保环境责任险能让相关各方均受益，但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步履维艰。   2008年湖南省将包括昊华在内的18家企业列为首批试点企业。试点企业均为化工、有色、钢铁等环境污染风险较大的企业。但18家试点企业中只有15家投保。   “这15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另外3家企业为出口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基本处于停业状态，放弃了投保。”平安保险湖南分公司产险副总经理张小春说。平安保险是目前湖南省参与环境责任险试点的唯一一家保险公司。   张小春告诉记者，企业对环境责任险缺乏了解，投保意识不够，对参保普遍缺乏积极性。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缺乏强制性，也导致推广各方不能动用强制手段要求企业参保。保险公司产品单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也是环境责任险难以得到企业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目前保险公司只承保突发意外事故导致的污染损害，并不承保渐进性污染导致的损害。而实际上，环境污染大都是属于渐进性污染，比如烟尘中的重金属对土壤的损害，排污造成河流水质逐步恶化，水体功能逐步降低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方逐步显现出后果。由于缺乏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参与，因此对污染风险的识别和量化的难度很大。由于缺乏标准衡量污染程度及后果，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与企业极易起纠纷，导致保险公司难以定损，理赔成本极高。   没有足够的企业参保，保险公司则难以分散承保风险。为解决这一困境，株洲环保局计划出台一系列激励措施。环保局设定一个参保期限，对当地在期限内主动参保的企业，可在排污费里拿出50%给予补贴；如在期限内未参保的，不仅不能享受补贴，同时还会在申报环保专项基金以及新项目审批等方面被“从严把关”，并在违规时被“从严处罚”。   6．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胡锦涛同志所做的十八大报告，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党领导中国发展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勾画出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报告中的新表述、新思想、新论断，引发了与会代表和各界干部群众的广泛关注。   “美丽中国”首入报告：“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美丽中国的提出，曾给国人一个风清气净、碧水蓝天的想象。而建设美丽中国第一年的头一个月，透过雾霾远望，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人们想象中的美丽中国的图景还来不及充实、上色，眼前的景象让梦想布上阴影，并开始担心，这样下去，美丽中国会不会只能停留于想象?   受雾霾影响最大的是城市，一定程度上，这与城市的空间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这里，城市不是被动地受到污染，而是本身就是污染的源头。然而，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现象，雾霾波及的污染面又不止于城市。空气的流动性、扩散性，让污浊的空气广泛散布，城市周边地区无不卷入阴霾。   或许有人会反驳，不能用雾霾下的部分城市概括整个中国，大片的城市外区域还保有着好山好水好风光。事实上，正是因为污染进入城市，尤其是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才会吸引大量目光的聚集，受到更广泛的重视。而城市是不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呢?其实，农村的环境恶化程度远甚于此。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一个个企业建起、一排排工程完工、一批批项目落地，城市在变脸升级，农村则为城市发展承担最大的“支援”重任。从化工区到采矿区，一些具有工业基础性作用的功能区块聚集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往往与高能耗、高污染甚至高风险直接对应，于是，农村成了污染、事故的高发地。更糟糕的是，一方面，由于偏远落后，无法进入大众环境关照的视线范围，另一方面，地方只求发展不顾环境承载力，一般性的环境问题自然会被轻视，即使升级到环境事件，地方政府也常常主动站到企业一边，污染者受到了更多的关照甚至“保护”。   农村环境所遭受的破坏是全面的。水、空气、土壤，几乎环境系统下的要素都已遭到破坏，生态链条下的大量物种在迅速减少、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很多亲历者不得不在记忆中追寻那个小时候的湛蓝天空、清澈湖水。那样的美丽农村，也在慢慢消失。   如果说美丽中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与展望，那么从雾霾里看，当下中国的美丽程度又处在什么水平?着眼于不算乐观的现实，怎么让美丽中国不变空谈，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讲“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最近几年，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污染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业已形成，再也没办法期待它的不到来或者无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重视并治理环境问题，因为“美丽中国”必然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迷雾重重的中国。   面对雾霾，我们再也不能束手无策地等待北风救驾了，即使暂时吹走了污染，也吹不来一个“美丽中国”。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3月，韶关市17岁的吕某因沉迷于网络游戏与姑姑发生口角，最后竟残忍地将姑姑杀害后将尸体掩藏在隔壁房间，并邀请朋友前来家中继续玩游戏。当警方在网吧抓捕吕某时，他居然声称“打我都行，千万不要动我的电脑”。“80后”游戏宅男赵某，10年来几乎玩遍了各种网络游戏。在各种网络游戏的陪伴下，赵某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他说，“我不善于与人相处，觉得现实世界比较复杂，只有在游戏里才能尽情释放自己。不过，长时间沉溺于网络游戏，也开始厌倦了。但对于现实生活，始终提不起兴趣，无法真正地去面对。”2011年郭美美网络炫富，使她成为网络红人。而炫富导致的后果，则是引起了网友的炮轰与人肉，郭美美这个20岁女子和她的新浪认证头衔一起，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青基会、天略集团等机构与公司都牵扯了进来，扰乱了整个慈善江湖，也击中了国人仇富的心态。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核泄漏事故后，网民“渔翁”在QQ群上发消息称中国食盐将受核污染，后经大量转发扩散，中国部分地区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市场秩序一片混乱……2012年2月，名叫‘米朵麻麻”的网友通过微博发布了“今天去打预防针，医生说252医院封了，出现了非典变异病毒，真是吓人”的信息。该微博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一些群众恐慌。事后，252医院院方和该地卫生局辟谣称，经调查，病人所患病为普通感冒，而非网络炒成的非典。在“7.23”甬温特大铁路事故发生后，“秦火火”在网上编造了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仅两小时就有上万条微博转载，挑动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使政府的善后处置陷入被动。2013年9月，20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这次活动由方舟子发起，引发网上热议，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也转发了微博“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崔永元的转发，引发方舟子的回复，两人骂战升级。从1994年4月20日一根64K带宽的国际专线接通算起，我国在互联网发展道路上迈过了整整20个年头。如今，6.18亿网民，1844万个国内域名，3个互联网企业跻身全球十强……一个又一个数字昭示着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不可否认，网络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如沉迷网游、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各种网络伦理问题。网络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2．一个社会的普遍心态，是整个社会和个体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是一个社会和时代文化特征的折射。涵养健康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是建设文明、进步的网络文化的必由之路。目前超过5亿网民构成的网络社会，与急剧转型的现实社会相互呼应，由于网络的放大效应和群体极化因素，网络社会中负面心态比在现实社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亟待有效治理。网络社会心态是一种普遍性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网民对于社会现象与热点事件普遍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心理状态、情绪言论等的总和。现阶段负面心态充斥在网络文化中，而网络社会的特点导致不良社会心态的放大。2010年年底，山西省发生一起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此外，还有2009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等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群体性怨恨”心态已经成为当前诸多热点事件背后的民众情绪基础，这种心态在网络社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对待富人和官员的心态由早先的“羡慕”发展到现在的“嫉妒"和“恨”，怨恨的范围被扩大至整个富人和官员群体。同时把自身的境况不佳，归结为社会不公、体制弊病，心态愤愤不平。2014年3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报，快播公司存在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行为且情节严重，根据相关规定，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拟对其处以吊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同时，快播公司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公安部门目前已立案侦查。“快播涉黄被调查”事件也给网站经营者敲响了警钟。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刮到互联网上，网络社会成为重灾区。情色图文及视频充斥于网络，情色报道、八卦娱乐新闻占领了一些主流网站的页边醒目位置，这类图文从法律上难以界定为淫秽色情，但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满足少数人低级趣味需求的。“恶搞”之风盛行，超大规模网友群体的无聊寂寞状态，玩世不恭的无厘头心态令人咋舌。在网络社会中，动则“拍砖”，唾沫横飞的辱骂随处可见；随意“人肉”，揭人隐私的攻击甚嚣尘上。更有甚者，网络对骂尚不解恨，进而发展为赤膊上阵的现场“约架”。也有一些网民，现实中温文尔雅，在网络中却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指责他人，而且“对人不对事”。还有荒唐的“无原则纠纷”存在，一些毫不相干的群体常常为某个话题在网络社区中吵得不可开交。 3．“To be or not to be”，这句《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揭示了选择的艰难。生活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面临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当面对形形色色的外界信息和扑面而来的各方观点时，是保持独立的甄别与警醒，还是随波逐流、成为某种观点的扩音器。也是许多人每天面临的纠结。任何一种盲从心态的表现形式，都有来自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而“微时代”自身所具有的碎片化、浅表化、极端化表达等特点，则将这种心态进一步放大。邻国核泄漏引发蔓延全国的抢盐潮，“世界末日”的说法让一些人捐出了全部家产，被“生虫说”陷害的柑橘、被“皮革说”连累的国产乳制品……轻信与盲从，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宗宗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转型期公众内心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恐慌，还有进入“微时代”之后，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载体促成的自媒体传播力膨胀。微时代，在看似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开放式话语平台上，并非每个人的声音都具有同等的辐射力，也并非每个人的话语权都绝对公平。一个特殊的群体必须被提及──“意见领袖”。他们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塑造出的一批具有极强话语传播力的偶像，与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楷模和娱乐明星不同，他们在互联网世界里掌握的最有效的通行证是他们的话语方式。根据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假设，新闻事件不会直接作用于公众，而是由一些民间专家先行做出解读，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公众的。网络舆论看似亿万网民在发声，但核心环节是这些“意见领袖”在设置议程、掌握话语权。美国的微博客Twitter(推特)统计，2万名精英用户，只占注册用户的0.05％，却吸引了一半的注意力。中国的情形同样如此，根据新浪微博的统计，在看似复杂、多元的微博舆论场中，实际能操控微博舆论导向的仅是300余个微博“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倾向主导着微博舆论。微时代的用户结构也使得“微传播"的盲从表达进一步成为可能。文化盲从在网络文化中极为盛行，某些明星人物和意见领袖成为网络“大V”，其身后成千上万的“粉丝”以这些“大V”的意见为标准、为导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一些不稳定、不成型的价值态度、文化品位，一些嘲讽、玩弄、批判、围攻主流意识形态的黄段子、黑段子和假信息，借助网络载体广泛流传，在思想内容和话语体系上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消解力量。碎片化、快餐化、表面化的网络文化产品大量吞噬和挤压意识形态文化产品，减缩了主导文化的数量和范围，并通过改变主导文化作品的意义，误导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2013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在3亿多的微博用户中，10～39岁用户总访问次数占81.68％。高中学历以下用户占74.88％，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则占到92.2％，其中无收入群体人数最多，达到9183.5万人。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微博用户们所拥有的价值观的不稳定性。于是我们看到，由于“意见领袖”们的不断发声，由于微时代特殊的传播特性，加之用户结构的特殊性，使得话语的绝对影响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舆论走向上形成了单向度的流动。某学者表示，“微时代”的种种与生俱来的特质或许是无从改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带有残缺的表达和接收方式的难以改变，以及这种表达和接收方式所传递的观点和思想痼疾的难以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和盲从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4．“你说今天早已远离战火硝烟，我说爱国是永不磨灭的信念；你奉行‘娱乐无极限’，我说敬业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我是青年，我崇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2014年4月各级共青团微博、微信平台上发起一项名为“青年好声音──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的活动，鼓励青少年网友编写“好声音”。活动开展仅1周多时间，就有33万余名各行各业青年参与其中，话题微博总阅读量超过9000万次。2014年以来，各级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好声音”主题，广泛开展网站、微博、微信、手机报等各平台上的网络主题活动，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注人了强劲的青春正能量。网络文化行动启动后，＃共青团中央微博率先推出“早安青春”专栏，将总书记系列讲话中的重要论述、“名言警句”编创为精美图片，每天早上为青年推送1条，在网络上引起热烈反响。清明期间，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网发起“网上祭英烈共铸中华魂”网络活动，为青少年缅怀先烈、追思历史搭建网上平台，活动吸引560余万青少年网友参与。各级团组织围绕“理性思考?青春更睿智”“投身改革.青春更火热”等主题板块，积极探索将理想信念、理论热点、形势政策等内容融汇在青年易于接受的文章、图片、微博里，有效把党的声音和解读传递给青少年。各类“炫富”不断，有人宣扬“奋斗无用论”、有人语出惊人：“无房无车别谈爱情”，网络空间负能量不鲜见。“青年好声音”活动鲜明倡导崇尚劳动、创造、奋斗的价值导向，开展“励志奋斗.青春更美丽”等专题新媒体活动，引导青年认清成长路径，增强奋斗精神。团中央专门组建“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团，团山西省委开展“新.青年故事”征集。团江苏省委开展“我们身边的好青年”推选，团吉林省委开展“寻找吉林好青年”等活动，这些活动普遍采用网络海选、网络评议、网络宣传，不断向网络传递正能量。各地团组织还在宣传中探索出“新青年体”版式，将青年榜样的主要事迹、思想感悟和青春寄语浓缩为格式统一的海报，通过“品牌效应”让青春榜样在青年中耳熟能详。有青年留言：“这些奋斗中绽放的美丽青春，是我们心中真正的‘明星’。”青年榜样的“梦想虽远，行则可至”“梦想和现实之间，是行动”等寄语，也在青年中间传播开来。从发动广大网友拍照参加“马上秀光盘”大行动，到“增绿减霾。青年先行”在线小树认养活动，从青年公益社团在新媒体空间轮番亮相，到“最美村官”“抱火哥”等正能量人物火起来，再到“热心公益，青春更温暖”。微倡议”“微募捐”等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活动，“青年好声音”网络文化行动，正成为传递“向上”“向善”社会风尚的重要平台。“记忆里有几句古诗词画面感很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真美啊!”一位网友在“最喜欢的古诗词”话题下留言。这是网络文化行动“传承经典，青春更深厚”板块启动的首批活动，短短几天，就有6万多名青少年网友留言写下最喜欢的古诗文，畅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并转给微博好友一起学习赏析，活动话题阅读量超过1200万。蓬勃发展的各级共青团新媒体阵地，是“青年好声音”网络文化行动的强大依托。截至2013年年底。共青团系统微博已达12.8万个，位居全国政务系统第一。全团建起以中国青年网、未来网为龙头的2000多家共青团网站，联合1400余家各地重点网站开展“千网联动”，覆盖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此外，全团地市级以上团委均开通微信公共平台，各级团组织还建起2000多个手机报平台。广大基层团组织利用移动互联资源，广泛建起小型化、社区化、分众化的基层新媒体工作平台。一个广覆盖、有活力、有影响的共青团新媒体阵地集群正在不断发展完善。2014年4月，“青年好声音”主网站正式开通，将成为汇总“青年好声音”的“总数据库”、发布网络正能量的“总材料库”，在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5．近年来，我国各种网络事件层出不穷，无论是辐射谣言引发的抢盐风潮，还是网络炫富引发的金钱崇拜，甚至借助网络传播色情暴力碰触法律底线，恶搞传统文化，以及网络辩论中不断出现的恶意攻击、肆意谩骂，都在提醒着我们，网络文明不容忽视。网民是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把互联网建成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这需要每一位网络使用者的关心和支持。网络使用者要以主人翁的姿态，真正把互联网当作家园来建设，既做网络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又做文明健康网络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网络使用者应具备起码的网络伦理道德意识、网络责任意识和网络自律自治意识。这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的底线要求和前提条件。”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姚远光表示。各种网络文化消极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局部状况和一些人的本来面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段伟文表示，人们在使用网络时要加强自主性，即“度”，各种网络行为都要适度，“虚拟生活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和实际需求来进行取舍，而不能一味沉溺其中”。他同时建议，广大网民应在网络空间里积极探求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活动，如创意性、公益性活动，而不是纯粹的娱乐，“利用网络来做有意义的事情，由此带来的幸福感也更长久”。此外，他认为，除了政府要加强对网络产业，尤其是娱乐产业、文化产业的恰当监管和治理，当前迫切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构建一些教育和引导机制，促使网络使用者能更加有益地利用网络技术进步享受巨大便捷。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都在其《网民的狂欢》一书中最后写道：“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提出的民主化观念冲昏头脑，不要摧毁我们的专业主流媒体，不要用网站的业余内容来取代电影、音乐和书籍。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技术：一方面我们要鼓励革新、开放和进步，另一方面要尊崇真理、权威和创造的专业标准。这才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愧对我们的祖先和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和网络文化正在考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真实程度，也在虚拟的空间中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提供了文明进步的可行方向。姚远光就此表示，以人类现代文明共有的标准，培育心智成熟的网络使用者，我们才能造就一种人人受益的网络文化，才能更好地分享网络文化带来的数字福利和喜悦。 6.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宽带网络已延伸到全国所有城镇和88％的行政村，互联网网民人数达6.18亿。随着网络时代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日趋“网络化”，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空间的特征使之容易成为错误思想观点的集散地和散布谣言的高发区。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日益显示出特有的力量，对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强大影响。正确看待网络文化的价值观问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切实加强网络社会管理，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培育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主流网络文化，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增加互联网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紧迫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建设网络强国，“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这一深刻论述，不仅彰显了我们党适应潮流、与时俱进的高度文化自觉，也指出了发展网络文化、推动网络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成为新型的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重要平台，网络文化成为承载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文化形态。互联网是国家信息通信网络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国家对互联网应用层的重视程度已经等同于传统的广播电视，或会将互联网作为一个比传统的广播电视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网络时代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不同类别群体在教育水平、职业背景、社会阅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应该努力创新有内容层次的网络文化和有针对性的实施办法，引导不同群体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把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增强自觉奉行和日常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 2005年将成为我国近20年来电力最为紧缺的一年。仅今年一季度，全国已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据预测，今年北京的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070万千瓦，用电缺口70万千瓦。用 电高峰时，空调负荷要占到300万千瓦，接近30％。国内9家民间环保组织发出了科学使用 空调的倡议，希望办公楼、饭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将夏季空调温度调至26度，以减少能源消耗， 缓解夏季电力供应危机，并对缓解由温室气体排放而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做出贡献。 2. 我国政府机关在能源消耗上由于长期以来缺少定额管理以及受“公家的消费都正当”等错误观念影响，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记者在上海市某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发现这座大楼的西 侧入口共有内外3道门。据介绍，如果将这些门全部关上，所形成的两个封闭空间就可以有效 阻隔冷、暖空调的外溢。“但现在，不管大楼内是否开空调，这3道门始终都敞开着，任由冷气、 暖气往外跑”一位接受采访的政府工作人员痛心地说。大楼每层楼的两个电梯出口、楼梯拐角 处均靠窗，自然采光条件良好。记者采访当日天气晴朗，但这些自然光照充足的地方都亮着 “长明灯”。 3. 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另4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 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一名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最高耗电量， 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部分政府机构大量使用白炽灯，数量超过3万只，其中 至少有1．8万只可用节能灯替代。有50％的建筑没有外墙保温，有70％的建筑没有使用双层 玻璃。部分老旧建筑虽然总能耗低，但保温性能差，能量损失大；新建办公楼大大改善了办公 条件，但能源消耗也大大增加。 4. 来自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4年与1990年相比，全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吨标准煤；火电供电煤耗、吨钢可比能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降低11． 2％、29.6％和21.9％，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没有从 根本上转变，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 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不容忽 视的是，从2002年开始，单位GDP能耗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近几年重工业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04年，工 业耗电占了74％，重工业耗能比重已经超过67％，从主要的高耗能产品的单耗来看；近几年产 品单位能耗还是在逐渐下降，单位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还是在进一步提高。 5.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居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中国人均淡水资源 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石油、铁矿石等进口依赖性增加。火电厂建设投资快速增长， 去年我国新增5000万千瓦发电量，增长高达15％。“这样的火电厂没有必要新建。”在美国能源 基金会执行副主席欧道格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达到同样目的。 6. 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据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估计，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在3％～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存在环境 透支。这些已大大超过中国的环境容量，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7. 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张延华指出，国家标准委正和相关部门加紧制定《2005～2007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计划》，一大批产品能效标准和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也在紧锣密鼓 地修订、制定之中。力争用3～5年时间，在我国建成适合经济发展和节约型社会需要的节能 和环保标准体系。尽管我国节能和环保标准工作近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当前的能源形 势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比，标准化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资源节约标准发展规划 研究，节能和环保标准体系不完善，大部分工业能耗设备没有能效标准、标准实施缺乏相应的 政策和法规保障等。国家标准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努力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充分发挥标准 在节能和环保中的作用。 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指出：我国资源利用虽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问题是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经济增长方 式粗放。从工业能源效应来看，目前我国8个主要耗能工业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 先进水平高47％以上；我国粮食作物的平均水分生产率约为每立方米水产出1公斤粮食，仅 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15％～25％；我国矿产资源的 总回收率约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我国节能型居住建筑仅占全国城市居住建筑面 积的3.5％，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第二个问题是， 近年来我国资源需求增长加快，资源约束矛盾不断增大。我国单位GDP能耗从2002年开始 又出现增长趋势，尤其是电力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资源的约束矛盾不断加大。第三个问 题是，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 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的损害，目前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已占当年 GDP的3～7％。环境“透支”普遍存在。 9. 权威部门测算，我国政府机构(包括教育等公共部门)的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节能潜力为15％至20％，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超过世界头号 耗能大国——美国政府机关1999年平均水平的33％。看来，政府部门的节能潜力还相当大， 政府没有理由不在节能方面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 10.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6月30下午召开的“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 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还要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 矛盾将更加突出。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 腹之患。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路子。 三、《申论》要求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主题 [背景材料] 61岁的陈立昌，是百步亭社区居委会的专业协调员。社区里，只要有纠纷，他都会出面协调，一些纠纷闹上法庭，也被他成功“拦截”。《今日说法》是陈立昌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之一，有时遇上邻里纠纷，就得用法律说话。 一次，一位婆婆和楼上邻居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楼上邻居在花园中种了一棵桑树，正对一楼婆婆家门口，婆婆觉得不吉利。陈立昌从物权法相邻权入手，用法律知识讲道理，双方一致同意将桑树移栽。“不能强迫改变婆婆的观念，也不能砍掉桑树苗。”陈立昌说，邻里纠纷要讲究平衡，不能破坏任何一方的利益。百步亭办公室的张主任说，“陈立昌处理纠纷很公正，现在，居民有事都找他，他从来不推辞。”搞社区协调没有任何报酬，他却一连干了10年，化解各类纠纷600余起。 根据背景材料，结合实际，以社区居委会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内容，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要求：主题鲜明、集中，内容充分，结构清晰严谨，语言准确流畅，1000字左右。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新华社重庆2006年1月23日电重庆主城区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1.75倍，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3倍，有的一所农村学校的全校资产还比不上重点学校的一间教室。重庆市政协委员吴德本呼吁，应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构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 在城市学校大搞电脑教育、多媒体教育，在学生教室安置空调、电视机的时候，农村学校还在为消除危房、增加最基本的仪器设备而努力。吴德本调查发现，重庆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明显重城市，轻农村。在中小学编制标准上，如果按重庆有关文件规定，以最低线配置教师，初中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48倍，小学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29倍。从教育经费拨付的政策看，重庆主城区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1.75倍，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3倍。有的农村学校校舍、设备设施坏了无法维修，教师进修费、差旅费都无法报销。有的县乡还千方百计卡学校的经费，致使有的农村教师上课用的粉笔都限制数量。 吴德本说，边远农村学校的教师更是孤苦伶仃，国家定的伙食补贴还是1963年制定的 标准1.5元/人，42年不变，山村学校在教师节只发给老师10元钱，评上了学校先进的老师发20元，怎么能稳定教师队伍呢?农村学校的本科、专科毕业的教师留不住，纷纷涌向城市，有的县小学代课老师占30%以上。 材料二 “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记者在山东、辽宁、陕西、北京等地采访发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大量存在的教育不公现象愈演愈烈。 位于陕北延安山窝窝里的寨子峁村小学是记者所见过的最小的学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窑洞构成：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另一间已经废弃。教室里只有一个讲台，十来张桌子。张华是村子里聘请的惟一代课教师，前几年的时候，村里的二三十个孩子依年龄大小编成学前班和一、二、三这四个年级，都挤在一口窑洞里进行复式教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就做作业或者自习。随着原来的孩子们升学，加上村子里的很多住户搬走，寨子峁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的全部开支，来源于每个学生每学期35元的杂费。 与寨子峁村小学的简陋寒酸相比，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学的现代豪华让记者感到震惊，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记者在这所投资上亿元的小学看到，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报告厅、地下车库、塑胶操场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学校并无二致，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学生衣柜、桌椅都是适合儿童特点的一流设施；有专门的劳技教室、书法教室、计算机房，可以供几个班的学生同时上专业课；教学楼、办公楼全部是高档装修，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连学生厕所都像星级宾馆一样。这里一间教室的投入就超过部分农村小学一年的开支。由于师资力量强、硬件设施好，吸引了众多家长趋之若鹜。 许多基层学校校长向记者反映，现在城乡之间教育投入的不均衡现象极为突出，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学校像非洲，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差，近年来学生和教师大量向城镇流动。“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农村小学在很多地方已很常见。 材料三 记者在山东、辽宁、北京等地走访了多所学校，发现政府对各级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的政策倾斜使其膨胀发展，造成新一轮差距的扩大。按辽宁省规定，沈阳、大连、鞍山等地省级示范高中择校费收费可达3万元。大连一所省级示范高中今年仅择校费收入就达420多万元，学校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仅粉刷教学楼内外墙壁就花了几十万元，装修一个办公室七八万元。在职老师人手一台手提电脑，一身校服千余元。而其对口支援的一所普通高中，却连一个实验室都没有，买大屏幕的一两万元都拿不出来。 济南市一位小学校长对记者说，重点学校不仅政府投入大，社会支持力度也大。一所重点小学要盖教学楼，钢筋水泥全靠家长赞助，不用自己掏钱买，楼建成后还把剩余的建材卖出去挣了一笔钱。“而我们学校要建微机室，学校没钱又不能向学生收，当个校长可真难。学校是花钱的地方，现在生均经费连办公费都不够，学校如果不自筹资金，水电费都支付不起。” 一边是政府生均经费投入不足，普通学校发展乏力，一边是政府斥巨资打造精品，重点学校“肥得流油”。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此意见纷纷，许多中小学校长向记者发牢骚说，在很 多地方财政只保教师人头费，根本不拨生均经费，不是政府拿不出这个钱，而是教育政绩观在作怪。因为教育是个慢功夫，不如建名校、搞政绩工程立竿见影。他们认为，投资上亿元建一个学校，只能进一步扩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8日电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挂”现象，再次成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教育不均衡现象，已到了‘踩刹车’的时候!可‘公平车’又何时能‘踩油门’呢?”代表委员们发问。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资建起的中小学，一间教室的投入几乎相当于偏远地区一所农村小学的全部家当。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学校设有游泳馆、体育馆，教室里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可在城郊的农村，有的孩子直到毕业还没摸过键盘。 这些事例，让代表委员们年年牵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龚玲代表曾在农村读完中小学，她桌子上摆着的关于建立城市优质学校和教师支援农村学校长效机制的建议格外显眼。龚玲清楚地记得，在去年的两会上，她就提出了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建议。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和学校间教学质量差异等问题就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代表委员认为，教育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所有人都能迈上公平接受教育的台阶。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把很多贫寒家庭子女的发展之路给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样成为基层两会的热点。在吉林两会上，有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干脆取消“重点校”。改革以来，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县、区设立各种实验小学、中学，虽然也有教育的实验项目，但办起来确实成为社会印象中的“重点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认。有关部门不断支持、扶持这些学校，并给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招“择校生”，允许在普通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等等，养出了一批名副其实的“重点校”。 材料五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农民，儿子在农村上的小学，多科成绩都很优秀，可就是英语不行，基础弱，考重点高中时受影响，被英语拖了后腿，差几分没有考上。 “现在城里学校从小学就开设双语教学，有的小学还有计算机班，这些在农村没有，否则儿子英语不会这样差。”臧耀平说，“农村家长为让孩子同样享受到好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城，到好学校就读，不得不异地‘择校’。可为了达到这种公平，农村家庭必须付出高额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仅是学生。有些学校的处境，并不比臧家轻松。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余的娜代表说，去年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 减为不到几十个，师资问题带来的教学质量差异，造成村小学不断萎缩。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开会时，甘肃等地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学校要引进一个博士当教师，可能一夜间收到的自荐信如雪片一般；可我们拿出几万元的津贴也不一定能招来人。”几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学校还发生过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流失几个教师的情况。 “这是一种‘马太效应’。”一些教育界干部说，优秀的教师资源不断地从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这种师资水平不断拉大的校际间差距，对“择校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择校热”带来的大量“择校费”，也源源不断流入优质学校，又加剧了薄弱学校师资的流失。在吉林省辽源市，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对校际间教师流动严格冻结，强调城市重点学校不允许去边远学校调老师。不过，行政命令难抵“市场规律”，只要有“重点校”，“天平”就会不断“倾斜"。 材料六 在代表委员眼中，教育资源“倒挂”现象欠了一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城乡“倒挂"。全国中小学生80%在农村，可山西平遥县中学教师段志爱代表说，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龚玲代表曾调查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设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现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却最缺乏资源。 区域“倒挂”。甘肃省的王智平委员说，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3000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在东部的江苏省，7000多万人口却有100多所大学。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朱善萍代表说，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 本末“倒挂”。教育界的孙鹤娟代表调查了解到，在国内教育投入结构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两年，有代表调查，占全国师生绝大多数的义务教育，所获基建资金投入却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投入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占全国教师生数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却拥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资。“基础教育是根本，可长期投入却是本末倒置。”楼文英代表说。 材料七 国家有关部门已看到教育不均衡问题。代表委员仍大声呼吁，“教育之车”的“公平之轮”仍需“踩油门”，提高转速。 2005年，各级政府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小学、初中实行“两免一补”，为中西部地区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可这些政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孙鹤娟等代表委员建议，除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外，还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中央财政掌握着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可以宏观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差距。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体现地域投入差异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会有均衡的教育。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可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成为投入主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又是两大调节杠杆。"孙鹤娟代表说，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层的义务教育上；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是让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孙鹤娟说，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只占极少部分，而乡镇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如果投资主体重心仍在下面，许多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高筑的“债台”依然无法拆除。孙鹤娟说，师资问题的调配更是一个杠杆。尤其农村教育问题，不单单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就能解决的，不少教师还要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或相对富裕地区。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拉动机制”，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希望中央主动平衡资源配置，强化向农村、向落后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的政策”…… 材料八 教育不公平现象为何愈演愈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手”在作怪。正是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对教育的公共利益取向出现偏差，导致各种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出台。 ——教育投入政策嫌贫爱富。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基层化，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直接造成了教育资源优劣差异。据了解，1998年，小学生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后，上海市的生均经费与河南农村相差了50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接受采访时说，学校差距的拉大正是由财政制度造成的，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教育的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各地悬殊很大。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促进教育不均衡的政策太多了，农村学校本来就穷，教师培训要到城里去，但学校的生均经费反而少，城市学校相对富裕，政府给的生均经费反而多。基础教育本来投入就少，高等教育投入偏多，近几年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除此之外的钱一律不能收，政府投入又不到位，使义务教育经费更加紧张，而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就多，叉可以收费，越是好学校日子越好过。 ——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我国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升温，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据了解，北京建设高中示范学校，多则给两亿元，少则给8000万元。教育部属院校的6所附属中学更新设备，每所都获得拨款5000万元。一些省市还制定政策，示范高中从学费到择校费都高于普通高中，越是级别高的示范高中收费越高。即使在一些教育经费短缺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惜斥巨资建示范高中。记者在山东省一个经济欠发达县了解到，2000年该县投资5200万元，按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建设了一所高中，内部配备一流设施。，而这个县到现在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一分钱都没有。这种倾斜政策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两极 分化。 ——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记者了解到，济南市此类学校年收费达到2000万元左右，是公办学校收费水平的10多倍。许多家长对于这种高收费的民办公助学校无可奈何，他们抱怨说，“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政策实际是把教育当成了产业，只顾赚钱，不管公益性。” 材料九 济南市一位姓郑的低保户无奈地对记者说，孩子上初中二年级，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学。这所学校设施差、师资力量弱，有本事、有钱的家长都让孩子择校了，留下的学生越来越少。“谁不想让孩子上好学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这样了，就指望孩子能有出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们家长没钱、没地位，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只能一代跟着一代受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机会，同时教育不公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阶层分化。由他负责的课题组在对10城市四十余所高中的调查中发现，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最高，为25.2%；此外，还有6.5%的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是低阶层的1.6倍，低阶层的学生在非重点中学的比例最高；中上层家庭的孩子约62%进入重点中学，而低阶层家庭的孩子约60%在非重点学校。 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认为，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等专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有公平晋升的台阶。现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把贫寒子弟晋升之路给堵住了，从而使教育丧失其调节功能，无法往社会上层流动。如果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就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绝不能因为社会不公平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社会隐患。 材料十 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8日电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阶层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高校占有较大的份额，他们的录取分数却低于低阶层家庭的学生。 课题组认为，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高中教育、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积累和延续。高中教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成为教育公平新的瓶颈。在被调查对象中，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在城市重点学校中，择校生比例达到25.2%。有34.7%的私企业主、23.5%的高层管理技术人员和25.7%的中层管理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 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据调查，这一趋势在近年还在发展，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他说：“糟糕的教育制度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 曾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宜瑾日前呼吁：“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扭转教育机会上‘学而优则贫、富且贵占优，的倾向。”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前不久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北京精神”的内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炼出五种初步表述，分别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正大、包容、和谐、日新”，“纳百川、凝千载、践行首善”，“继古开今、尚德求新”，“包容与梦想”，并进行公投评选。 2011年9月16日至25日短短10天内，有近293万名北京市民参与了“北京精神”的投票。11月2日，“北京精神”表述语正式向社会发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从5条候选表述语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近176万张的选票，占投票总数的近60%。前后经过18个月的精心酝酿和290多万首都市民投票，北京人对“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形成了共识。今天，北京市委F秘书长，首都文明办B主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处的R处长作客《城市零距离》与大家共同关注“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 主持人：今天我们来解读“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八个字其实可以集中地体现在三个字上。那就是概括出了咱们北京的“精气神”，不知道您怎样看? F秘书长：“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一个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的相互协调、城市共性与北京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城市特色与市民气质的相互融合，反映了北京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首善特质。 R处长：弘扬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核心的“北京精神”，我觉得能够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提供一种强大的思想道德基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七七”事变，到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成立大典，再到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盛会，无不展现出北京人民所具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展现出北京人民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心系国家发展、勇担时代使命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家国情怀。 主持人：说到创新，F秘书长，咱们北京的创新可不仅仅是某一个产品的、某一项科技的创新，还体现在我们城市政策、管理、城市运行的方方面面，是不是? F秘书长：对。创新既是一种意识，又是一种能力。而北京聚集了各种教育、文化、科技资源，是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我们的院团，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才和实际影响力，都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2008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实际上就充分体现了北京的这种创新能力。北京既有创新的传统，又有创新的这种价值取向。这一次我们提炼“北京精神”，把创新精神作为“北京精神”的要素之一，它表明了我们北京人民敢于担当，敢于碰硬，以创新为驱动，赢得机遇和未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决心和态度。 主持人：好，既然说到了创新驱动，我们刚才说到，不光是科技这块要创新，更多的可能在城市服务和城市管理的一些思路上、一些做法上，也体现了北京的一些创新性。这方面我们有哪些经验呢? F秘书长：好的。北京城市服务和管理，是“北京精神”的直接载体。近年来，北京不断优化城市服务管理，很多思路和做法都走在全国前列。如东城区网格化的社会服务管理，根据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管理地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位，然后由准备的网格工作人员对社区实行24小时的、动态的、全方位的管理，小到便民服务，社区环境卫生，居民矛盾的化解，大到社区党建、社会治安维护等等，都可以做到凡事不出网格。 主持人：提到“包容”，北京的外地朋友特别多，文化融合度也特别高，确实需要这种包容的精神。 F秘书长：是的。包容是历史时空中凝炼而成的城市气质，是融人国际化标准的城市态度，体现了北京作为首都，海纳百川、尊重差异、和谐共生的一种文化特质和独特的品格。我们的一些政策，比如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政策等，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份包容。 R处长：最新的调查显示，现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绎达到了1961万，其中七百多万是外来人口，还有三十多万是外国人，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从人口的结构来看，它的包容度是相当大的。除了人口的结构显示了包容性之外，我们城市的管理和服务等等，都体现了包容性。北京市正在进一步扩大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面，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进一步营造既鼓励创新和竞争，又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努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包容内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基本的价值理念。比如积极评价外来人口的贡献和影响，对困难群体给予保障性的社会关怀，为方方面面的人才提供新的发展平台。 主持人：在市民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厚德的人，在我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有档节目叫做《京城帮帮团》，节目主持人成音跟我是朋友，他经常说，节目中爱心的传递让他时刻都能够感受到“厚德”的重量。 B主任：厚德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魂，是北京精神的人格化，是北京立德扬善的首善品质和人文精神的典型反映。 F秘书长：“厚德”一词源于《周易》“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古代把大德、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行、施人以德以及感恩等义，称作厚德。在中华文化中，“厚德”被视为最高道德理念。“厚德”精神，既是对优良传统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对新的道德理想的构建和期待。今天看来，“厚德”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日常道德修养，二是高远博大胸怀。 2．一个国家需要拥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也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 北京作为首都，开展“北京精神”提炼培育工作，可以进一步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充分发挥城市精神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导向、凝聚、激励作用。 作为城市精神，北京精神是北京城市的魂之所系、神之所在，是全市人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共同精神家园，是深化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 “北京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创新”是“北京精神”的精髓；“包容”是“北京精神”的特征：“厚德”是“北京精神”的品质。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扎扎实实搞好“北京精神”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使“北京精神”家喻户晓，人人践行。 3．近日，石景山区西山枫林第一社区，犹如往日一般，甬路上、绿地里，整洁干净，街坊邻居出门见面相互问候，出来遛弯健身的大爷大妈有说有笑……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区。 但很多并不平凡的事。在这里发生：代买彩票中巨奖后送还票据；居民每天在垃圾箱旁义务指导他人垃圾分类；值班、巡逻，70岁老者拿“志愿服务”当主业……社区里的居民们，从身边点滴之事做起，他们说：“咱的北京精神。咱人人践行!” 500万元巨奖摆在眼前，能有多少人不为所动?赵书兵就是这样的人。赵书兵42岁，他的彩票店就在西山枫林小区里。2010年9月12日晚上8点28分，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哥们儿，麻烦帮我买张足球彩票吧。”对方是熟识的老顾客。此时距离投注截止时间仅剩下不足两分钟，买主肯定赶不过来，赵书兵立马垫付了1024元钱，打出了一张彩票。 第二天凌晨，熬夜看完所有比赛的赵书兵欣喜不已，“中了，肯定是大奖!”他抬头看了看表，刚5点多。“买主肯定没起床呢，等等。”7点多，买主的电话响了，“恭喜，大奖!”来电话的就是赵书兵。买主20分钟就赶到了彩票店，从老赵的手里接过了彩票。 头奖500万元，当期北京的唯一一注。买主提出要给予酬谢，赵书兵一分没要。 500万元，赵书兵说自己卖一辈子彩票也挣不出来，“当时店刚开张，连房租都交不起呢。” 如果没中，怕不怕赖账?中了，为什么自己不要，反正对方也没付钱? “想都没想过，”赵书兵说，“人家买的，咱要讲诚信、道德。” 以“德”为先，是做人的准则，赵书兵说：“这都是应该做的。咱西山枫林小区里，老老少少，做好事的人多着呢，这样的家园才和谐。” 西山枫林第一社区有居民楼14栋，2452户，7000多居民。柯大成是小区里的“名人”，“因为垃圾出的名。”老爷子乐着说。2010年底，小区实行“垃圾分类”，给每家每户发了两个垃圾桶和一个垃圾袋。从那时起，63岁的柯大成就主动申请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他创作了宣传文、诗歌、对联，让街坊邻居们都能做好垃圾分类。 他每天还多了一项“任务”----在垃圾箱边“蹲点”，指导大家分类，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从不问断。 “每天早晚是‘高峰’，早晨出门上班，晚上下楼遛弯，扔垃圾人多。”柯大成每早7点前、晚饭后“准点”上岗，看见谁没分好就帮着分分，“有的邻居一说脸就红了，第二次肯定在家分好了才扔。” 整个小区他都管，遛一圈就是40多分钟，再冷再热没打过退堂鼓。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垃圾分类志愿者”，更多的人自觉地做好了各家的垃圾分类。 “相互服务，相互影响，才能形成风气。”柯大成说。 如今，小区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服务的队伍中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当成了行为准则，从身边事做起，践行着“北京精神”，弘扬咱北京的美德。 4．从2011年11月2日北京精神表述语正式向社会发布至今，本市社会各界人士都在思考着“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意义，也在思考着自己与它们的关系。华天饮食集团公司总经理朱玉岭认为，践行北京精神，作为老字号，在创新上也要一马当先。 说到老字号，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传统、规矩、传承”等特别严肃的词儿，但实际上，老字号也要“创新”，才能与时俱进。 朱玉岭介绍，华天集团培养了130多名职业点菜师，出发点正是如此。2007年，我们建起了这样一支队伍，为来就餐的顾客朋友提供一种新鲜的服务。 现代人的饮食观念更健康，光把饭菜做得精美可口已经远远不够了。低碳健康不能光重视菜品口味的研发，更重要的是让顾客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感受心情愉悦。我们研究顾客的心理和类型发现，有很多人在餐厅里觉得点菜是件麻烦事儿；还有的人来餐厅请客，希望能在席中更多地体现自己的诚意。这样的需求让我们不禁想到，要是有专门为顾客点菜提供指导的服务，不是很方便吗? 创新即突破常规、推陈出新，意味着良性发展。华天旗下的老字号禁止使用一次性木筷，改装使用节能灯具等，都是积极尝试。老字号讲传承，更要讲创新，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创新精神将事业发扬光大。 5．包容，是指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容纳不同的人和事物。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实现建设最具人文关怀、最显文明风采、最有文化魅力、最为和谐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把包容作为广大市民自觉的价值追求，善于吸纳和借鉴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进入伯纳德控制设备(北京)有限公司的大门，几行字颇为引人注目：关系、专业、忠诚、创新、奉献。 为何把“关系”二字摆在公司信条的第一位?总经理伯涛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公司就像一个足球队，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能量、技术，并不要求每个人的本领有多么全面，而是选择适合各自的位置，互相包容，才能让球队进球。否则，光有足球明星，没有很好的配合一样当不上冠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位拥有法国国家高等工业技术学院工程师硕士学位和法国Grenoble高等商务学院管理商务硕士的年轻老总，在中国，在北京开创出了一番事业。 2006年，法国伯纳德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唯一独资公司----伯纳德控制设备(北京)有限公司，从那时起，伯涛就来到了北京，这一待就是五六年。 在北京的这几年，让伯涛感触颇深：他特别欣赏的就是北京人的宽容、包容。他把这种美德融到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中，将和谐关系排在了第一位。其实，在来京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认为法国人爱较真，爱抱怨，伯涛用行动改变了大家对他的误解。 “我是个很北京的法国人。”伯涛笑着说，也正是这种心态，在2011年开发区的双爱双评中，他成为爱职工的好经理。 6．爱国，是北京精神最核心、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国，邦也；从口从或”，意即用武器保卫人口、保卫土地。爱国，是对自己所属祖国的国土、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这种热爱，既体现在情感、心理上，也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上。 2011年11月23日18时45分，冬日的北京已经夜幕降临，可是对于泰德制药的总经理刘红星来说，一天的工作却尚未结束。 这个海归企业家，从偶然进入企业界的那天，就给自己树立了不管多难都要一直向前的目标，他要让中国的药品走上世界的舞台。 1998年，刘红星停薪留职赴日本药都----富山药科大学求学，花了5年时间攻读下医疗药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正在亲人和朋友以为他会留在日本或者前往美国发展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回国，而且最让人惊讶的是，在拿到博士文凭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儿回国。 “从出去的那天，我就想着回国。”刘红星告诉记者，1998年他出国的时候，中日经济差距非常大，一个日本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100个中国人创造的财富，那时，他就想着学成回国，为祖国做贡献，尤其是在药学方面，中国的西药基本上都是仿制药，他希望将来可以在此方面能有所作为。 如今，在泰德的公司业务骨干大多是有医学背景的留学归国人员，大约90多人，“要为祖国做点事”的共同情怀让他们走在了一起，并且也确确实实为祖国做出了贡献。 7．2012年1月9日上午，民进北京市委与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北京精神文化阐释论坛，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北京精神的文化意蕴。论坛上，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认为，城市精神是一个民族跨时代的文化传承，也是民族文化在特定地域的创造性实现。作为一种鲜明的价值体系，城市精神是历史性的，也是现实的，而文化的传承与实践正是其根本所在。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具体实现，城市精神不仅浓缩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生命，而且现实地展开和丰富着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城市精神之为一种价值体系，体现了城市的完善。对于城市精神来说。民族文化始终是其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元素。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之为“北京精神”，正体现了北京这座特殊的城市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现实价值传承与独特实践：“心系家国”，是对国家、民族的集体认同感；“革故鼎新”，是追求超越、缔造新规的行动能力：“有容乃大”，是临海登高、广聚天下的社会胸怀和精神气象；“仁者德行”，是城市活动和人群生活在文化伦理层面的具体诉求。而所有这些，不仅在现实中传承和实践了“北京文化”独特的地域性元素和人群生活活动特质，是对一种特定城市的文化描述和精神气象的把握，同时，更由于北京本身所喻示的国家主权特征，它其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性和人群性的文化规定，从“首善之区”的意义层面揭示了北京对于传承和实践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大责任。 毫无疑问，“北京精神”是北京的，但又不能被简单理解、狭义等同为“北京人精神”。它在形象具体地“体现了首都历史文化的特征”的同时，也必定要成为传承和实践中华民族文化的现实价值体系。这是“北京精神”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它的完整性表现和根本诉求。因而，对于“北京精神”来说，如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深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跨时代传承，以使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理想在现实文化发展和人群生活中发生持续的引导作用，进而表征整个民族的跨时代生命精神，既是城市发展本身的追求，更是北京实现“首善”的基本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