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题 背景材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不能一味地严刑峻法，以“杀”去杀，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必须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并按照伦理道德原则来评价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优劣。以道德调整为主，以法律(刑罚)调整为辅，从而维护善良淳朴的社会秩序。中国封建王朝近乎两千年的历史始终采取“德主刑辅”的传统法制模式。正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礼有治国、理家、律己的功能，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关键。 新时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与道德协同发力，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这些重要论断和由此形成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传承了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请深刻领悟背景材料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联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自选角度，自拟标题； (2)参考背景材料，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3)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 (4)篇幅1000字左右。

申论电商发展主题 背景材料 201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电商法还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定义，即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这也意味着，此前处于法律盲区的个人海外代购将受到约束，纳入监管范畴。无论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卖货，还是在直播平台带货，抑或是在淘宝开代购店，都将被列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电商法，经营者一旦违规最高罚款200万元。 由于不受法律法规约束，微商凭借低门槛、高回报的特点，吸引越来越多人入行。业内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微商行业人员数量迅猛增长。但代购行业的日渐壮大，也滋生了许多问题。偷漏税、假货泛滥、个人信息泄露、售后推卸责任……在微商的爆发式“野蛮生长”中，消费纠纷层出不穷，消费者在交易中一直处于弱势一方。 电商法为代购乱象开出了“良方”。今后，代购必须持有采购国和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此外，销售食品的还需办理相关食品流通许可；没有中文标签的产品，未通过国家认证，也不能在网络平台销售。 但将海外代购纳入经营者范畴后，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代购的利润空间。不少消费者担心，今后找代购买东西要掏更多的钱了。一些代购店铺在年终清仓甩卖时，就透露了2019年要涨价的信号。 接受日趋严格的监管，是新生的平台巨头们不愿意却必须面对的现实。电商法的出现使电商经济告别野蛮生长，迎来新监管时代。 背景材料中写道：“电商法的出现使电商经济告别野蛮生长，迎来新监管时代。”请根据你对这句话的理解，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结合背景材料，但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4)总字数1000～1200字。

申论基层干部主题 背景材料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根基在基层”，强调“必须夯实基层”“要有千千万万优秀基层骨干”。如果说基层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基层干部就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 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农村工作的开展、农民权益的保障。当年，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带领200多名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使草王坝每年粮食产量从原来的30吨增加到近500吨。如今，山东省兰陵县代村社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放弃安稳的小日子，投身到当时贫穷落后、矛盾重重的代村治理中，从最难攻克的人、地、钱着手，理顺集体债务与资产，为村集体发展积蓄力量。基层干部与广大群众相向而行，才能不断拉近彼此距离，凝聚干事创业的力量。 群众最欢迎的就是为民办实事、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这样的干部，群众自会把他当贴心人。作为干部，应严以律己，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的疾苦，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做利国利民的好干部，做让人民放心的好干部。 背景材料提到“如果说基层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基层干部就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请深入思考这句话，自选角度，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总字数1000～1200字。

申论快与慢的平衡主题 背景材料 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作为大工业时代的座右铭，影响了整个世界。快速、高效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而互联网的出现更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速度更快，变化更多，时间的价值更宝贵。很多人习惯了24小时开机，习惯了半夜被人从梦中叫醒谈工作，习惯了长期频繁加班。这种生活给现代人带来物质回报的同时，也导致了精神的疲惫和身体的损害。某网站的调查显示，我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们的劳动时间超过日本和韩国。一些白领虽然报酬较高，但白天夜里都要紧张工作，生活很不规律。有人估算，我国每年因过劳去世的人多达60万，其中媒体人、科技工作者、互联网企业员工中死于过度疲劳的比例最高。 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不能跟发达国家比，确实需要加快发展、早日富强，而且在中国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有改善生活的强烈需求，这是中国社会保持较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想要控制发展速度并不容易。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刻意放缓发展节奏，而在于防范快速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失衡。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更畅通更多元的发展通道，减轻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同时，个人也要积极调整心态，特别是年轻人初涉职场，要学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平衡点，留出空间去调整身心状态，审视事业的计划和目标，体会人生的意义。 参考背景材料，以“平衡”为正标题，自拟副标题，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章。 要求： (1)立意明确，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3)不少于1000字。

申论给定资料 1．2019年母亲节期间，许多人给母亲挑选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新浪微博上“母亲节礼物种草”这个话题就有超过2000万的阅读量，在话题里，鲜花、护肤品、首饰、家具用品、保健用品等都成为人们母亲节“种草”的对象。 此“种草”非彼“种草”，不是要去栽花栽草，而是泛指“把一样事物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样事物的过程”。如今，“种草”已是网络中的流行词，消费者可以去“种草”任何东西，万物皆可“种”。 “‘五一’打算去台湾玩，目的地定好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攻略，通过‘种草’，我们找到了很多需要消费的目标，如50岚奶茶、凤黄酥、垦丁的海鲜、花莲的凤梨、滑翔伞和药妆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放假了。”在北京读研的小李说。 “种草”把日常消费和网络社交结合起来。在不少年轻人看来，“草”本身就有普遍、遍布的含义，“种草”无处不在。 走在大街上，看到别人的穿搭好看，自己会留意下；和朋友闲谈的时候，有时也会相互推荐分享。如今，“种草”广泛存在于社交媒体上，以年轻用户为主。艾瑞咨询发布《种草一代·95后时尚消费报告》，将“95后”称为“种草一代”。“小红书、B站、新浪微博、知乎等知名网络平台都有大量的‘种草’内容，像体验晒单、定期盘点、种草好物、良心推荐等都是常用的标题。这些分享使用体验的人则被称为‘up主’‘博主’‘达人’等，如果粉丝较多还会建立粉丝群，群内成员可以相互讨论、推荐。”在上海工作的年轻白领小刘介绍道。 很多时候，朋友之间相互“种草”是一种社交方式。例如，通过“偶像同款”“同一色号”等符号，找到和自己兴趣相投的群体，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中，“种草”的内容就成为一种谈资，变成了当下年轻人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专家指出，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消费行为也从保障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个性的精神跃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种草”不只是停留在功能的选择上，更像是消费者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个性态度以及品牌背后所代表的符号化意义。 “我比较喜欢欧美风，平时买衣服的时候会在微博上搜搜与这类风格类似的几个时尚博主的微博，推荐的内容合我心意就会记下来。我想成为真实又有宽阔眼界的人，所以时不时就会关注下蒋方舟等明星博主最近在读什么书，在关注什么，在追寻别人足迹的过程中塑造理想型的自己。”在江苏工作的姑娘小黄认为，“种草”也是重塑自己的过程。 作为一个既有内容又有社交的“种草”平台的代表，某软件的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分享自己的日常，形成虚拟的社交圈。除了普通网民分享的内容以外，一批影响力强的意见领袖在分享笔记或推荐商品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关注量，甚至能够形成相关领域的潮流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丁教授认为，网红或意见领袖的一个核心卖点是“人物设定”(人设)，即网红自身打造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理念。“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决策时，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即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一旦对某个网红的人设产生了自我认同，消费者就可能会被‘种草’，进而购买网红推荐的产品。”他说。 尽管“种草”作为一种兴起的社会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打破专业信息壁垒，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在北京生活的小王认为，“种草”可能会引发冲动消费。最近大火的“口红一哥”在直播间试涂380支口红，给不同的色号搭配上不同的使用场景，新年必备、圣诞装、约会装等，十几分钟卖掉上万支。实际上，口红永远买不完，将网红推荐的口红买齐要花费一大笔钱。丁教授指出，“种草”和跟风消费本身是不理智消费的一种形式，被“种草”的消费者更应保持理性，特别是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要多方核实，避免受伤害。 2．A区是B市最火爆的旅游餐饮消费集中区。2019年“五一”期间，A区市场监管局在全面做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聚焦热点，采用直奔现场、随机检查的方式，对辖区内的网红商家、热门商圈开展了抽检，对人员晨检、原料贮存、餐具消毒、凉菜制作等环节进行了检查。同时，指导商家强化食材生熟分开制度，及时更新标签标识，防止交叉污染。在现场，执法人员对用餐区餐具进行了抽检，其洁净度检测指数均符合标准。 “XX城”是A区市场监管局重点打造的食品安全示范商圈，目前有75家食品经营单位。A区市场监管局各监管所每月会定期对网红店进行突击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检查中，有部分网红店被要求整改。比如，某菜馆曾被重点批评，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一个菜碟测试餐具表面洁净度，结果数值严重不合格，除了卫生环境严重不达标外，设备还有破损，冰箱柜门有约5厘米的缝，无法闭合；某餐厅备菜间发现一块未全封闭的下水道地面盖板，在调味品的货架上发现一瓶已开封的蚝油未按使用后即冷藏的要求存放。针对这些问题，监管人员现场开具《监督检查意见书》，要求按规定立即整改，同时拍照记录，将在一周后进行回查，完成闭环监管。 2019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市食安办对“大众点评”上人气较高的B市网红餐厅进行梳理汇总，挑选出网友点评数最多的30家餐厅，邀请市民代表、媒体记者跟随监管人员一起，兵分六路在全市六个区同步开展了“全城查网红”特别行动。期间，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均对相关餐厅开具整改通知书，督促餐厅立即整改到位；在B市微信公众号上“点名”批评问题严重的商家，执法人员还不定期地“回头看”。 执法人员“回头看”发现，有的网红店借整改之机，实现自我提升。比如，某店铺曾被发现环境很难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来，店主索性换了新的经营场所。执法人员跟踪发现，该店铺新餐厅更加宽敞，卫生条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厨房防蝇设施齐全，地面也整洁了不少，工作人员均佩戴了帽子和手套。 其实早在“xx城”开业前，A区市场监管局就提前介入，对这些单位做了培训和约谈。A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内网络知名度高的网红店负责人及厨师，开展多场培训会。同时，约谈多家餐饮订餐平台，对网络订餐热度靠前的100家餐饮店加大监管力度。 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则来护航，网红店也一样。网红餐饮的经营模式在未来会继续发展，要促进网红餐饮提升质量，让公众吃得放心、安心，从国家对行业监管层面、企业自律层面、消费者监督层面，都要有积极应对。而其中，相关部门的监管殊为重要，对网红餐饮的食品安全进行常态化检查，尽可能跑在食品安全风险前面。 3．与互联网合作、在文创产品的宣传文案上“卖萌”、多方合作制作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很多人说，这几年来故宫有了“网红”体质。据介绍，截至2018年12月，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超1．1万件，文创产品收入在2017年达15亿元。一年赚十多个亿，故宫文创何以这么火? 然而，火爆的故宫文创产品并非一经推出便“一飞冲天”，而是经历一番摸索和实践。在2014年之前，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平淡无奇到几乎在北京所有热门旅游景点都能找到类似的产品，那时的它更多出现在粗制滥造、千篇一律的所谓“旅游纪念品”分类里，还称不上是义化创意产品。 虽然也有文化产品系列推出，但都是书画、瓷器、铜器、木器、钟表系列，充满知识性和历史感，块头大义不方便携带。从文化传播效应上来说，并不是大家离开故宫时会进行购买的第一选择。而且80％的产品都是来自其他地方或其他文博单位，并不能代表故宫特有的文化。同时，商店内部缺少文化气息，商业气息过重，就像大街上普通商店一样，并没有营造出一个博物馆文创店应有的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故宫的建筑、文物、历史故事等都成了研发团队取材的宝库。无论是故宫的大门还是房顶的脊兽，皇帝御批抑或是某块牌匾，深度发掘其中的特色并将其应用于受市场欢迎的载体，是故宫文创成功的关键。 转变源自2013年。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一种创意纸胶带，在网络爆红。这让故宫博物院看到文创产品的庞大市场。 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启发，故宫博物院开始了新尝试。研发人员遵循同样的模式对文献材料进行整理，摘取有潜力成为爆款的“御用”名句，冉把这些词句添加到帽子、眼罩、钥匙扣、折扇等上面，赋予这些产品新的创造力。2013年8月，故宫第一次面向公众征集文化产品创意，举办以“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为主题的文创设计大赛。此后，故宫文创相继推出“朝珠耳机”、“奉旨旅行”腰牌卡、“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一系列产品。“朝珠耳机”还获得“2014年中国最具人气的十大文创产品”第一名。 除了做好产品的研发，另一个能让故宫文创“爆红”的原因就是“故宫淘宝”这个账号洗脑式的宣传方式。 故宫实际上早在2010年就开通了“故宫淘宝”官方微博，2013年又开通了官方微信，特别是已经推出了零星有新意的文创产品。然而当时的“故宫淘宝”自媒体平台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多数时间推送的内容以普及故宫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知识和介绍产品为主，并未就零星有新意的产品进行大规模、吸引眼球的推广，风格总体上也比较“正襟危坐”，“皮”一下的时候并不多。 大约在2014年年中，“故宫淘宝”的官方微博、微信风格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故宫淘宝微信公众号刊登了《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一文，内文里配上了动态版的《雍正行乐图》，让大众第一次以娱乐的眼光、幽默的角度看这位以为人狠辣而闻名历史的君主，从此开启了故宫淘宝停不下来的“卖萌”宣传之路。 后来，故宫淘宝的微博账号以及微信账号又陆续发布多篇名为《朕生平不负人》《够了!朕想静静》《朕有大招赐予你》等以讲历史史实之名、行宣传售卖之实的广告帖，文内多配上颠覆想象的君王的新形象。 这样的宣传模式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增加了互动感，既向各年龄层受众科普了小众的历史故事，又能将自己的新产品宣传出去。 故宫的文创之路虽然时间不长，却迅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故宫也成为融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科技、传统与创新为一体的知识产权载体。 够专业的内容、接地气的策划、高水准的制作，成为故宫产品的一贯风格，故宫也因此获得“故宫出品，必属精品”的观众评价。“不一味迎合大众，而是以严谨而风趣的方式接近消费者，最终实现文化的传播与再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这是故宫应该达到的最好状态。 4．随着移动互联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一大批自媒体人开始发迹，“网络红人”也顺势崛起，且逐年呈扩张趋势野蛮生长。到如今“网红脸”甚至已经成了左右社会审美的一种新定义，“网红”也从社交网络走向日常生活，成了一种新兴职业，备受年轻群体推崇。 某项调查显示，在“95后”群体里超过54％的人向往网络主播，想要当网红。随之而来的“网红经济”也开始发力，到如今已然成为现象级产物，撬动万亿市场。 艾瑞咨询与新浪微博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5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数达到5．88亿人，2015年中国网红经济营收规模首次突破1．1万亿元，为11218．7亿元，年增长率为47．3％，2018年网红经济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而所谓的“网红模式”已经从原来线上的社交平台、直播、游戏、电商发展到线下的实体产业，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之中。 在网红经济遍地开花的今天，互联网上随便一个小网红都能轻松月入过万，而大级别的网红，直播几个小时就能赚到数十甚至上百万，还有的摇身一变进军传统影视圈，成了流量小生。 在营销和变现上，网红绝对算得上是专家，近些年来网红们也算开启了一波创业新热潮。无论是利用粉丝经济开淘宝店进行粉丝转化变现，还是依靠自媒体内容创业等，都因为网红获得了巨大的名利，而这种玩着还能赚钱的网红模式，在年轻群体中备受喜爱，当网红好赚钱也已经成为大众的既定印象。 近几年随着社交平台的爆发性发展，“网红”一词已经从线上的网络红人延展到了线下的日常实体中，只要在网上有着足够的讨论热度和影响力，都能被叫作网红，像排队几个小时就为一杯奶茶的某知名奶茶店。 由于年轻群体近年来对于“网红”的推崇，以及生活消费方式的不断升级，买网红包，吃网红食物，到网红店打卡已经成为年轻人日常社交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样的网红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让众多商家尝到了流量变现的红利甜头。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曾在某论坛上发表演讲，回应网友骂她天天没事干就干网红，“我是网红，但如果我不做网红，不公开发声，格力就要被收购了”。由此可见，现在无论是大企业的掌舵人还是初生企业的创业者，仿佛都离不开“网红”二字，而成为网红也貌似变成了创业成功的快速通道。 2018年9月，网红打孕妇的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对网红经济的进一步探讨，打人的网红店也在舆论压力下关门大吉。这几年网红创业者们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无论是网红还是网红店，负面消息也一直没有停过，与此同时，行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也让网红经济显出颓势。如今在各界纷纷唱衰的状况下，网红经济还能走多远呢? 内容同质化已经成为所有圈子的怪病，在网红圈，这样的症结尤为突出。一大批变速+搞怪视频席卷了各大平台，现在打开抖音十个有八个都是一样的产出内容。网红经济的生命力想要长远，如果没有持续性内容的输出，被淡忘是迟早的事情，所以网红经济对于输出文化的内容方面要保持创新活力，即网红经济要保持活力，必须要以创新为源泉。 我们常说，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如今，网红更像是一个快速消费品，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流量，然后快速变现，再然后被更新替代。网红之所以难以长久，主要还是在于其过分依附营销炒作、外表包装这些手段，形式大于内容，缺乏真正的内涵价值。 在资本寒冬之下，“网红”却在互联网创业浪潮里一路高歌，但是创业路漫漫，想要走得长远，还是要从产品、内容本身入手，防止行业乱象，创造核心有竞争价值的东西。 5．“我没想到C市能这么火，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打卡’。”小常感慨地说。2019年小常从工作所在地回到家乡C市过年，目之所及都是异常热闹的景象。家乡一跃成为“网红城市”，着实让他惊奇不已。 对于“网红”这个词，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傻傻分不清的“网红脸”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内容，但目前网红已经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升级现象。从新一代网络红人，到网红书店、网红景点等吸引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再到以西安、重庆、成都为代表的网红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网红。 1月26日至28日，支付宝码商集市在c市举行，60多个网红商家的出场，使现场气氛热烈。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网红，还有人会上前与网红合影，不少群众在网红的带动下纷纷扫码买货。 在众多网红商家当中，“石榴哥”算是特殊的一个，因为他这次没有卖石榴，而是带来了家乡96户村民的农产品，主要有山药、红糖和蜂蜜。他希望能把带来的农产品全部卖完，这样每户村民就可以有800多元的收入。 “网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风向标，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互联网从业者小李说。 最近，某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位“陈博士”，他不仅是第21届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大学物理老师，也是一位乐于实验的“短视频科普网红”。 陈博士是国内多档科普节目的科学策划、顾问及嘉宾。起初，作为物理老师，陈博士只要求严谨和完美，在电视节目实验设计上和导演组有过不少争论。但随着节目的推进，以及陈博士对科普工作理解的深入，他对节目实验呈现形式的看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两年前，他在一个论坛帖中被一张傅立叶变换动图点醒。正是这次巧合，让他对影像阐释科学知识的优势又有了新的认知，“语言是抽象的，有些东西视频可以表示，但语言无法形容。”陈博士说。于是，陈博士开通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开始分享自己的“科学实验”。 “酒香也怕巷子深”，陈博士认为，短视频平台在激发大众科学兴趣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令原本“酒香而巷子深”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家们，走到“街面”上来，让大众对它们了解更深、更有系统性，是科学的“迎宾者”。 某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教授认为，作为眼球经济、社群经济、粉丝经济的产物，网红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商业产品。网红经济搭乘电商、直播、新零售的快车，融合了直播、社交、区块链、共享经济等多种新模式，正在构建上下游全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红与经济紧密结合，并将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作答要求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五里庙社区地处合肥市东二环城乡接合部，辖区总面积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500余人，流动人口3万余人。五里庙社区内城中村、沿街商铺众多，电气线路混杂、线路老化、私自搭接等问题十分普遍，成为了火灾隐患整治工作的“老大难”。对此，五里庙社区高度重视消防工作，多方发动，全力排查各类火灾隐患。 五里庙社区积极协调公安、消防、住建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经常化和制度化地进行日常检查和隐患整改，重点对建材市场、餐饮住宿、三合一场所和辖区校园等开展检查。联合城管、市场监督等部门对社区内商户占道经营和违建现象进行摸排，整顿巷道内小商贩占道经营、占用消防通道、违章搭建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畅通。 由于辖区内“城中村”众多，居民常将自建房用作仓储房，五里庙社区居委会主任胡朝能对此总是格外在意。不久前，该社区某居民将自家三层住房用作生产手机的作坊，一楼为该居民住家，二楼用于手机零配件加工，三楼作为仓储。此外，狭窄的楼道内还停满了员工的电瓶车，电线从楼上延展下来用于充电，存在很大的火灾隐患。在多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五里庙社区联合包河区消防大队、区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及时督促该商户关停搬走，避免了潜在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据同安街道平安建设部部长陈荣芳介绍，街道实行网格化包联工作机制，以村为基本单元，分层次划分“大、中、小”三级网格，即以街道行政辖区为“大网格”，以社区为“中网格”，以楼院、村民小组为“小网格”，将辖区所有单位、场所纳入监管视线，实现“全覆盖、无言区”的消防管理网络。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为安全生产网格包联负责人，有关部门为包联部门。各个“中网格”社区包联负责人每月至少对所包联的网格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检查、指导，同时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信息上报工作，对检查发现问题的，将立即发放整改通知书，督促限期进行整改，并及时向街道大网格主要负责人报告。 “从事这项工作久了便摸索出了一套经验，根据出动的消防车数量我都能大概推断出发生的火灾的大小了。”同时兼任卫岗社区“中网格”包联负责人的陈荣芳说道。 此外，社区建立了以社居委主任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安全生产专干为组员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逐项抓落实。与辖区内各市场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明确工作职责，增强市场和商户的安全责任意识。每周召开安全生产例会，研究和总结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确保生产安全有序。 2016年，该社区在五里庙装饰世界和新五里庙建材市场投资30万元建设了两座微型消防站，用于对于火灾初期的管控。一个微型消防站位于五里庙装饰世界A区，面积约20余平方米。“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站区内配备了微型消防车一辆、灭火器及各类防护、抢险救援、照明应急等系列器材若王。一旦市场内发生火情，微型消防车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处置，对初期火灾的扑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里庙装饰世界副总经理胡政传告诉记者，该微型消防站除了服务于本市场外，还同时兼顾二环外的五里庙装饰广场、调剂市场、国际石材城三大市场的小型火灾救援。而建在新五里庙建材市场的微型消防站，能够应对五里庙片区二环内各类市场的险情。 2010年至2014年，全国发生在住宅、宿舍等居住场所和养老院、“三合一”等场所的火灾44.8万起，死亡5238人，分别占同期火灾总数的37.5%、72.1%和52.3%。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独居的孤寡老人住所、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在五里庙社区十分普遍。 为了有效破解这道长期困扰人民群众的火灾预警难题，自今年7月起，五里庙社区购置了3000余个独立式烟感火灾报警器，并全部安装应用。 每季度开展一次消防演练，每月举行一次安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多次组织消防安全进市场、进校园、进小区等活动……五里庙社区将多形式、多层次、立体化的消防安全贯穿于社区火灾隐患整治行动的始终，不断强化安全意识，切实提高居民的日常自救自防能力。 今年10月，合肥市蜀山区某建材市场发生火灾，五里庙装饰世界副总经理胡正宏立刻组织市场工作人员以及商户代表，前往现场并进行警示教育：“口头宣传的效果不如现场实际观摩来的震撼，由于是同类型的钢结构建材市场，大家看完后，纷纷表示要时刻提高火灾的警惕性。”除了现场观摩，胡正宏也陆续组织市场内部自查自改，着重检查了市场内电线是否老化，淋水喷头是否完好等情况。 为弥补基层消防救援力量不足的问题，五里庙社区积极发动建材市场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以及周边居民，在各建材市场组建了十几个人的消防科。消防科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查值班，严厉杜绝建材市场内商户抽香烟、电动车乱拉电线充电的情况。 据了解，结合合肥市水环境治理和南淝河右岸改造，包河区全面启动了五里庙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城中村8个居民组已有6个启动了拆迁工作，交房居民达到600多户，占巢湖路以北居民数的四分之三。五里庙调剂市场也于今年9月底全面清空，新五里庙建材市场、装饰广场和石材广场也将陆续完成全部拆迁工作。 资料2 建于1988年的深圳市松泉公寓，2000年前后物业办理停车场许可证时，算上月卡车和临时车只有50多辆小车。但如今，该小区现有停车位144个，车位的需求量却超过600个。 2020年1月7日下午，记者走访发现，还没到下班时间，小区道路上几乎都停满了车，仅留出供一车通行的位置。有的车辆前挡风玻璃上张贴了“占用、阻塞消防车通道”的警告书。 去年7月，松泉公寓五楼一房间突发大火，当事消防部门接警后遭遇车辆堵塞消防车通道，业主们合力徒手挪车清空通道，但此时房门已被火烤得变形，冰箱四分五裂。自此之后，小区物业开始对阻塞消防通道的车辆张贴《警告书》，并要求业主签署《车主承诺书》，承诺不占用、阻塞消防车通道，否则“可取消月卡资格”。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停车难”问题在城市中已经非常普遍。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获悉，目前，深圳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350万辆，全市经营性停车场规划停车位仅162万个，停车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以前平均一家不到一个车位的配比，现在在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至少应该提升到1:1.2或者1:1.3，才能适应需求。由此可见，解决停车难问题，扩大车位供给是治本的一大关键，新小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要加大停车位配比指标。 2019年10月29日，中山市南朗镇一住宅小区39栋303房突发火灾，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小区内消防通道不仅被私家车等占用，部分通道被铁桩封路，更令人震惊的是，小区内室外消火栓竞无法提供水源。 事后，当地消防部门了解到，消火栓无法供水的原因是，该小区物业擅自关闭了消火栓阀门。 依照我省发布的《通告》要求，各级有关部门要严查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通告》责令物业服务企业需要指派人员开展巡查检查，采取安装摄像头等技防措施，保证管理区域内车辆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并对违法占用行为进行公示。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若出现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阻碍消防救援工作等行为，有关部门可作出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不仅可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还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拘留条款，一定程度上可加大对违反消防义务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但是，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律师洪钢城也承认，与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造成的损失相比，处罚力度还不够大。 因该行为尚未被写入刑法，对个人车主而言，除非是停车占用了消防车通道造成重大事故，才可能因“危害公共安全”承担刑事责任，否则最多也就罚500元。 资料3 2020年1月14日下午，有市民反映称，当天凌晨1时30分左右，马鞍山同意家园小区15栋居民楼下突然燃起大火，大火将停放在单元楼门口和一楼楼梯间的4辆电动车烧成空壳。另外，整个单元楼楼道内墙、窗户玻璃以及多户居民家中的家电也不同程度受损。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最终将大火扑灭，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 1月15日上午9时30分许，记者赶到同意家园小区。此时，社区和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小区15栋四单元楼内进行火灾损失登记。来自中广有线和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楼道内对相关设施进行抢修。记者在该单元楼前和楼道内看到，有4辆电动车被烧得只剩下空壳。此外，整个单元楼道内墙已全被熏黑，单元门被烧得变形，一楼、二楼楼梯通道内墙墙壁大面积被烧坏，二楼、三楼楼梯通道外墙窗户玻璃均破碎，一楼至六楼共12户人家的防盗门全被熏得黑乎乎的，现场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气味。家住该小区14栋四单元一楼的周女士是第一个发现火情的。当天凌晨1时30分左右，她突然发现窗外亮光闪闪，原来是对面居民楼前有一辆电动车着火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火势还不是很大，等我出门喊人救火时，单元门口的另外3辆电动车也全都被烧着了，火苗直往楼上蹿。”周女士称，发现火情后，她第一时间便拨打了119，随后通知该居民楼的其他居民。“当时，整个单元楼内浓烟滚滚，等到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火苗已蹿到二楼。幸亏消防队员及时将火扑灭，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周女士说。家住15栋四单元207室的罗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凌晨听到屋外有人呼喊“着火了”，她打开家门后发现，停在单元楼前的电动车着火了，一家人想着往外跑，可单元出口通道已被火封住，无奈之下只好返回家中等待救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同意家园小区1月14日凌晨发生的这场火灾事故，是因为一位居民从楼上的家里私拉电线给停放在单元楼门口的电动车充电引起的。这些“飞线充电”的行为无疑是此次火灾的导火索。 近年来，电动车发生火灾的次数、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电动车充电自燃甚至爆炸的新闻也屡见不鲜。2017年12月31日，公安部专门下发《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通告中所称的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少市民我行我素，视法律法规为儿戏，随意在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甚至私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1月15日下午，记者先后对湖北路、湖东路、湖南路等多个住宅小区进行走访，发现不少小区单元楼前都张贴有“禁止在单元楼道和单元门附近为电动车充电”的通告，但不少居民无视这些通告，依然将电线直接从楼上放下来给停在楼下的电动车充电。 资料4 “小区人员密集，楼道虽然有消防装置，每层楼梯间也有两个灭火器，但不知道怎么使用。关键是楼层高，一旦发生火灾，往哪儿跑，如何逃生，都是问题。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公寓18层居住的杜先生说起消防安全一脸茫然。 茫然的不只有杜先生，还有山东济南的孙女士：“我家是老小区，还是高层建筑，车停得满满的，小区的消防通道都给堵上了，要是着火了，消防车进来肯定费劲。”她望着被车辆堵塞的小区消防安全通道忧心地说。 据记者了解，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防火设计规范把高层建筑分为住宅高层建筑和公共高层建筑，前者建筑高度大于27米，后者建筑高度大于24米。业内一般认为超过100米，就属于超高层建筑。 据公安部消防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高层建筑61.9万幢、百米以上超高层6000余幢，数量均居世界第一。近10年全国共发生高层建筑火灾3.1万起，亡474人，直接财产损失15.6亿元。 高层建筑具有特殊的物理环境条件，一旦发生火灾，比一般建筑的危害性更大。“高层建筑楼梯分布复杂，如果防火分隔处理不好，发生火灾时就成为高耸的烟囱，火势迅速蔓延。同时，高层建筑人员密集、疏散时间长难度大。一旦起火，容易造成大面积火灾和人员伤亡。”河北省石家庄市消防支队支队长魏广军说。 像孙女士顾虑的那样，一些住宅小区没有环形车道，消防通道被占用，严重影响灭火救援效率。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监督部副部长焦培文说，以山东某地市为例，有超过一半的高层住宅小区或多或少存在堵塞消防通道问题。 据统计，近年来因电气线路、电器设备等引发的高层建筑火灾占总数的38.2%。“高层建筑内，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问题突出。”公安部消防局防火监督处副处长薄建伟介绍。 外墙，一个在建筑源头上就需重视的安全环节。薄建伟说，如果高层建筑使用了易燃可燃的保温材料，一旦墙体保护层脱落、破损，遇到明火会迅速蔓延，形成大面积立体燃烧。同时，建筑内部的自动消防设施不完备、排烟设施不充足等也是影响消防安全的重要因素。此外，认识不到位、相关部门监管合力不强、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同样需要解决。 高层建筑着火，居民应该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这是每个高层住户关注的问题，也是火灾来临时性命攸关的选择。 有一年，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的公寓大楼因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发火灾，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据报道，在该起火灾发生时，有多名居民和工程人员既不向上也不向下逃生，躲在屋里，结果因吸入有毒烟气致死，令人惋惜和痛心。 消防专家、中国消防协会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原主任范强强表示，高层住宅着火，居民一般会作出在家避险待援或疏散逃生两种选择。疏散逃生一般往下撤离，特殊情况下往上，疏散时通常采用疾走而不是跑的行进方式。“在不同情况下，正确地选择避险待援或疏散逃生非常重要”。 资料5 连日来，金华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小微企业消防隐患集中排查行动，加强冬季火灾防控工作，消除火灾隐患，全力维护全市冬季消防安全形势的稳定。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杂物，墙上电线私拉乱接，占用防火间距，存在“三合一”情况，安全疏散指示灯和应急照明灯损坏……隐患排查行动中，检查人员发现了不少问题，情况不容乐观。 在浦江县黄宅镇后将村，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走进鸿川衣架厂，发现该企业投入生产至今，未办理任何规划和审批许可。并且存在破坏房屋结构问题，将两幢居民楼打通改成厂房，由于违规设置木结构夹层，增加了火灾负荷。在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第一层、二层为生产区，第三层、四层和第五层的人字形木屋顶为员工宿舍，整个生产区和员工宿舍仅有一条楼梯，属于典型的“三合一”场所。 在宿舍区域，执法人员还看到有员工在没有设置过防火分隔的区域使用煤气钢瓶做饭。“在这种‘三合一’场所用煤气钢瓶做饭本身就很危险，而且现场没有设置过防火分隔，一旦泄漏，就会发生爆燃。”执法人员说，家用煤气罐一般是10升装，它爆炸时相当于150公斤TNT炸药的威力，足以炸毁两层楼房，在这种场合使用，相当于一个“定时炸弹”。在深入检查中，监督执法人员还发现该企业生产车间通道两侧违规设置喷漆车问和电焊车间，同样是未进行防火分隔。在企业管理人员陪同检查的过程中，执法人员通过了解得知，该企业没有定期开展防火巡查和员工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一些火灾隐患视而不见，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意识。 在东阳市白云街道甑山路的丹盛工艺品厂内，执法人员一眼望去，厂区内电线私拉乱接，横七竖八，疏散通道上堆满了成品，边上还有几名工人正在加工产品。“一旦发生火灾，工人将难以快速逃生。”执法人员说，这个工艺品企业租用的厂房原本是经过审批的合格厂房，在后期使用过程中由于企业主缺乏消防安全意识，而且没有经过专业人士的相关指导，所以造成现在这种情况。随后，监督执法人员又在该厂区楼道内发现了违规停放的电瓶车。 检查结束后，监督执法人员现场与房东和企业主进行了交流，明确了各自的消防安全责任，要求双方树立消防安全意识，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小微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消防基础条件差、违章搭建厂棚、违章作业行为普遍、消防安全管理弱、员工自防自救能力差等问题。”执法人员指出，火灾预防无小事。下一步，金华消防救援支队将持续开展执法大检查，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火灾隐患的检查力度，通过专项执法行动和日常巡查，提高消防安全防护水平，有效降低火灾发生率，确保全市企业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B县是大山腹地的深度贫困县，走出偏僻的大山是无数青年的梦想。阿合尔以离家上大学那年，从县城到大学所在地，280多公里的路汽车开了9个小时。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振翅的山鹰。 每次学校放假回村，大家就围着他问这问那，充满了好奇。那时的阿合尔以，常为自己能通过奋斗改变人生轨迹而暗自欣喜。 2012年，阿合尔以即将大学毕业，一封来自老家P村的书信寄到他手里。原来，淳朴的乡亲们把他选为了村主任，请他回乡。在乡亲们眼里，上了大学、见过世面的阿合尔以一定有不一样的本事，让村子改头换面。 一边是繁华的城市和无限的可能，一边是闭塞的乡村和祖祖辈辈难以摆脱的贫困，乡亲们沉甸甸的信任让他彻夜难眠。 他想起了许多儿时的伙伴。“年轻人纷纷外出闯荡，除了重大节日，村子里总是暮气沉沉。没有年轻人的力量，村子怎么发展得起来?”最终，阿合尔以选择回乡，为故乡的发展注入年轻人的力量。 彼时的P村是全乡经济发展最落后的村庄，精准扶贫工作启动后，全村96户412人中识别出贫困户63户309人。 刚刚走出校门的阿合尔以没有任何经验，尽管做梦都想着要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但面对一穷二白的村庄，他有些迷惘。客观分析了优势和不足后，他决定先从解决影响村民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着手——一是水，二是路。 村里没有水源，村民们祖祖辈辈要翻越两公里的陡峭山路去水源地取水。从水源地引水到村组，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是安装管道，至少需要铺设2000米。可即使村民投工投劳，仅购买管道也需要2．8万元。对于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极度贫困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阿合尔以先从乡里争取了1万元的支持，又找来家里亲戚担保，从商店里赊账买回了水管。 白花花的自来水喷涌而出，乡亲们的生产、生活也悄然改变。 “自从有了水，庄稼长得比过去好多了，我们也有条件养猪、养鸡了。过去几辈人没洗过热水澡，现在终于也能像城里人那样讲究了。”村民阿树子巫感叹，这个年轻的村委会主任还真有点本事。 可是，有了水还远远不够。虽然老乡们零星搞起了养殖，但没有路，东西卖不出去，村子依然脱不了贫。 P村有3个村民小组，组与组之间步行要走2个小时。山路陡峭，过去一组、二组之间不通车，村民进出只能走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生活用品全靠肩挑背扛。 2016年年初，村里来了脱贫攻坚工作组，带来了修路的好消息。从此，不管酷暑高温还是大雨瓢泼，工地上总能看见阿合尔以的身影。 阿合尔以幼年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2016年年底，母亲被查出癌症，在家保守治疗。阿合尔以白天在工地上奔忙，晚上回家照顾母亲。 2017年5月，路终于修好了。乡亲们穿着过年的衣服，兴奋地在平坦的道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更让这位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欣喜的是，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村里一下子回来了好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大伙凑在一起一商量，几个年轻人带头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一起养羊。短短一年多时间，全村养起了1200多只山羊，种植6万多株核桃，建起造林专业合作社，开发9600亩荒山荒坡…… 阿合尔以还牵头建起了村里的“农家书屋”。“农家书屋”里不仅有书籍，还接通了宽带、安装了远程教育设备。他邀请多位农技专家和职教老师来这里上课，使该村的“农家书屋”成为村民们丰富文化生活、提升发展技能的文化教育基地。目前，基地已经开展了果树种植、嫁接、矿山机械设备操作、畜禽养殖等十多次实用技术培训，使全村50％以上的村民掌握了1门以上的农村实用技术，有力推动了该村经济发展。 2017年7月，P村的新寨项目建设进入最后阶段，阿合尔以的母亲却没有等到村庄旧貌换新颜，撒手人寰。 在工地上得知噩耗的阿合尔以悲痛得无法站立。可是，回家迅速处理了母亲的后事后，他又匆忙赶回了工地。 从那以后，他工作起来更不要命了。“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睡觉，睡着了就能够在梦里见到妈妈。她生病期间我没有好好照顾她，但她知道我做的事是为了父老乡亲，只要我能做好，她一定会原谅我。” 2017年，P村终于摘掉了贫困帽，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顺利脱贫。 如今的P村，用老乡们的话说，“羊子肥了，票子多了，日子好了”。 2．签下军令状那天，野根利一夜未眠，满脑子都是“扶贫产业”。 在N市举行的脱贫攻坚誓师动员大会上，这位来自E镇的党委书记和N市其他干部一道，在军令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力刚劲，神情庄重。 红色封面的军令状上，野根利总共要完成七项任务，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带领当地群众发展产业。 野根利一直把它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军令状结尾这句引人注目：“如若完不成任务，我将引咎辞职。” 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镇里的V村。早年间，靠着给附近油气公司打工、送水，V村人的日子还算不错。但随着油价起伏，村里的光景也几番起落。没有产业，是V村的致命伤。 镇里几经调研，好不容易在沟沟岔岔中找了块背风、向阳的缓坡，准备建蔬菜大棚时，质疑声纷至沓来：“祖坟在那儿，迁坟多不吉利。”“盖大棚的钱谁出，投钱进去收不回来咋办?”“大棚种些啥，怎么种，卖给谁?” 急脾气的野根利耐着性子，一次次上门去做工作。村民声大了，他就递根烟，等人家消消气。今天说不通，明天再去。有时候，他干脆铺盖一卷，住到村民家里，往细里说，往心里说。 他还租来几辆轿车，把村民带到周边的县区走了一遭，让他们“眼见为实”。 一座，两座，三座……看着大棚拔地而起，V村人的脱贫动力被点燃了，曾经被嫌弃的大棚如今成了宠儿，村民争着要种。 “群众心里没谱，党员不能泄气。这口气鼓了就不能松!”工作笔记上，野根利寥寥数笔，道出心路。 在N市，像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在沟沟峁峁间，组织村民盖起大棚、种上苹果、垒起羊圈，硬是把黄土高坡上的牺惶日子变得一天比一天有盼头。 距离V村150公里外，Y村村支书董文奇有个特殊的习惯——只要出门就会随身携带一把剪刀，专门用来修剪果树。 不管是不是自家的苹果树，只要看见不合适的枝条他都要“动手”：衰弱的枝条要回缩，过密的小枝要疏掉…… “手不闲，剪刀不闲。”董文奇的妻子刘富明有时也嗔怪丈夫，“一年买剪刀的钱就花个没数。” 但妻子也明白，丈夫对树亲，因为每一棵果树都来之不易。 Y村早先只有两户人家种苹果，因管理不当，加上村远道险，并没有人上门收苹果。因此，看到县里驻村的干部和董文奇把苹果苗拉到村里，没人稀罕，更没人搭茬要种。 “有人说，种苹果还不如种洋芋。”董文奇回忆说，眼看着苹果苗摆在那里没人理，驻村干部都急哭了。 挨家挨户问过后，村民才道出心里话：“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下山都难，苹果咋往外运，根本不实际。” 没路先修路。董文奇开始带领村里人修路，全村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用40天就修好一段路，村民总算可以安全下山了。 但是要想让收苹果的车开上来，路还得接着修。董文奇开始到镇上、县上去“要项目”。“有次他生病晕倒后，睁开眼第一句就问我，项目批没批下来。”刘富明说。 在县里的大力支持下，3条生产道路没几年就蜿蜒伸展到村里。紧接着，村里水通了、电稳了，村民的发展热情也高涨起来。 再过几年，遍地的洋芋花就变成了苹果花。如今一算账，村民们一个个满脸笑意。 脱贫攻坚以来，N市一共派出3．74万名干部开展联户包扶，1546个驻村工作队直插一线，1784名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山峦沟峁间、田间地头里、农家小院中，到处可见这些基层干部忙碌的身影。 如果你曾在J村看见一个脚下步子很快、脸上总挂着笑容、皮肤黝黑的青年，那八成是31岁的驻村第一书记程涛。 提起驻村当第一书记的第一年，这位来自县会计事务管理局的年轻后生很不好意思：“刚到贫困户家拜访，就被主人下了‘逐客令’——‘你个小后生，能办成啥事哩’。” 群众不欢迎，他就一张笑脸相迎，贫困户不积极，他就带头做示范。短短一年间，村里的养鸡、地膜玉米发展起来了，老旧危房改造了，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曾经软弱涣散的党支部也有了凝聚力。 贫困户逐渐开始把他当贴心人。谁家的母鸡下了蛋，打电话要给程涛拿去尝尝鲜，有的村民行动不便，干脆把银行卡密码告诉程涛，让他帮忙取钱。 见证N市脱贫，程涛感慨万千。 “驻村抓脱贫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党员的意义。”程涛说，“无论我在哪里，只要J村的老乡有需求，我一定想方设法帮大家。” 3．x市S县有一村民杨某不符合低保条件，却享受9年低保待遇。2018年，群众根据s县“阳光村务”微信平台公示举报。乡纪委调查发现，杨某的儿子雷某是村干部，核查低保时故意隐瞒。最终，乡纪委给予雷某党内警告处分。 农村小微腐败和不正之风案件不是个例。2016年，S县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村级组织及村干部信访举报76件，占信访总量的33%；处置扶贫、民生领域的“微腐败”线索194件，占线索总量的35％，处分村级干部51人，占处分总人数的57％。 “原因很简单，村干部权力边界模糊、用权随意、监管薄弱，群众监督信息不对称。”s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孙涛认为，村里原来的“村务公开”，有的公示栏被主动隐藏，拍照后撤掉；有的被风雨或调皮孩子破坏。另外，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儿童不关注、看不懂，村务公示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网上村务公开不会被损坏。”孙涛说，网上公示的村务决策、公共服务、“三资”管理、工程项目等四大类，记录了村(社区)权力清单内容、运行程序、运行过程、运行结果所有轨迹，“既是约束，也是保护”。 一次，村民李绍义怒气冲冲地向接访的孙涛告状，“村里引来一个阳光驾校，强征土地，暗箱操作”。孙涛打开手机和他同看，谁知项目早已线上公开，并附有村里开会研究的记录。 “是我误会村里了。”李绍义说，“阳光村务”平台确实“阳光”，“我让家人也都关注了，没事就点开，看看村里发生了哪些事。” 农村小微权力，一部分来自人民群众让渡，一部分来自党委、政府赋予。机构虽小，仍包含管理权、事权、人权、财权等。明晰村干部权力，才能规范使用权力，免除用权后顾之忧。 农村信访矛盾集中。以前，为解决部分群众缠访、闹访等激烈问题，不少村给予上访人员低保、五保待遇，想以此缓解、化解冲突。“一个村曾有一户5口人吃低保。”采访中，不少乡村干部坦言，“阳光村务”微信平台的开通，堵住了村干部随意用权，也堵住了更多非分要求。“村务公开了，花钱买平安的做法自然少了。” 近两年，S县群众满意度较上年分别增长1．2%、3．5％，信访总量分别下降17％、29％，反映村组干部的纪检监察信访总量较上年分别下降21％、52％。 x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唐建忠认为：“纪检监察机关找准角色定位，明确监督责任，是平台运行的核心要求。”“阳光村务”微信平台开办一年多来，全市各级纪委监察委机关聚焦主业主责，“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督促各级党委充分发挥主体责任，督促各职能部门主动联系群众履责，回应群众诉求。“用权不越权，积极不替代，才能发挥好平台的监督作用，促进党风政风转变。” “聚焦主业，不是代表不服务地方工作。”x市监察委委员曹建华表示，“阳光村务”平台，本身就是脱贫攻坚和服务群众的巨大助力。特别是贫困户评定专栏中的“脱贫对象的评定和退出情况”，脱贫攻坚责任专栏中的“责任组成员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都能不断压实相关人员责任，提供脱贫攻坚常态化科技平台。 4．201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加强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 痕迹管理来自生产实际，原本指的是在各种管理工作过程中，从时间和管理内容方面，不留间隙或空白、死角的缜密的工作记录，留下工作的证据，其最大的优点就是通过保留下来的文字、图片、影音资料，有效还原干部落实工作的情况，以备查证，是一种倒逼责任落实的手段。但是，痕迹管理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积极的管理效益的同时，如果过于倚重痕迹，以痕迹来判断工作是否落实，以照片、影像资料和文字记录判定责任是否到位，反而会过犹不及，使得新形式主义冒头，演变成痕迹主义。 在西北某乡，有村干部反映，上级部门的督查检查工作有时忽视结果导向，干得怎么样是一码事，干的过程是否有记录、材料是否齐全是另一码事。结果工作做了，却因为材料有瑕疵而遭到批评，让一些基层干部想不通。 县里从组织部、纪委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督查组，注意力不是放在入户调查上，而是聚焦到材料检查上。有时在材料中发现一两个错别字，督查组成员就质问当地村干部“是不是突击补材料、相关工作到底有没有开展”，基层干部很无奈，也很委屈。 该乡一位乡镇干部坦言，督查考核是指挥棒，重视过程、忽视结果很容易让基层学会“见招拆招”，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造成恶性循环。 “有些形式主义，真是被逼出来的。”东部某乡镇一位党委副书记坦言，“上级考核督导，都以图片和文字为准，不管成效如何，就看有没有留痕。基层人少事多责任大，上级处处要留痕，造成了基层人员和时间的浪费。” 对于目前干部队伍中反映强烈的“痕迹管理”“文山会海”的矛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为从源头上刹住考核督查中的“痕迹主义”问题，A省D区从年底考核入手主动给基层“减负”，改变以往各部门单列年终考核评比的思路，将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及纪检监察业务量化考核等部门业务考核纳入全区综合考核范畴，由区委牵头抽调人员组建综合考核组，对全区各部门业务工作进行集中考核。同时，改变以往考核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民主评议、个别谈话、延伸检查等规定程序，提倡实地察看、暗查暗访等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以提升考核实效。 D区街道工作人员彭丹介绍，除了不必再反复陪同考核组，更关键的是考核痕迹材料从40多项压缩到了11项，且大多数都是日常记录。“材料少了，考核组有了更多时间入户核查”。 《通知》着力解决过度留痕的问题，明确提出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D区目前已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对不重工作实效重包装的行为从严查处。“集中整治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聚焦主业，使考核评比真正回归推动工作落实的初衷。”D0区纪委书记、区监委李主任说。 5．“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根基在基层”，强调“必须夯实基层”“要有千千万万优秀基层骨干”。如果说基层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基层干部就是这个地基中的钢筋。 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农村工作的开展、农民权益的保障。当年，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带领200多名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使草王坝每年粮食产量从原来的6万斤增加到近百万斤。如今，山东省兰陵县代村社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放弃安稳的小日子，投身到当时贫穷落后、矛盾重重的代村治理中，从最难攻克的人、地、钱着手，理顺集体债务与资产，为村集体发展积蓄力量。基层干部与广大群众相向而行，才能不断拉近彼此距离，凝聚干事创业的力量。 群众最欢迎的就是为民办实事、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这样的干部，群众自会把他当贴心人。作为干部，应严以律己，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的疾苦，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做利国利民的好干部，做让人民放心的好干部。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5年3月5日，上海市召开智慧城市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会议。会议提出，面对信息安全事件高发的新常态，上海市将加快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等地方立法。 据分析，目前上海的信息安全工作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中央对上海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要求；二是城市运行已高度依赖网络和信息系统，信息安全事件高发将成为新常态；三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将使信息安全面临新情况；四是市民对打击涉网犯罪、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多新期待。 面对挑战，上海将重点做好政府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网上政务大厅、信用报告在线查询等重点项目的安全保障，加强基础网络、重要网站和信息系统、城市生命线系统及重要工控系统的梳理和检查。此外，上海市还将加快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通过自主创新技术的转化应用、吸引信息安全领军人物来沪发展等举措，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对于保障信息安全的作用。 2．为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2015年6月24日审议了网络安全法草案。为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防止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和非法使用，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活动。 据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监测发现，2014年1月至10月，全国网站被攻击次数达38000多次，截至10月相关数据总体呈上升趋势。全国共发现恶意网站约2.8亿个，从恶意类型数据整体分析来看，恶意网站的最大成因是黑客入侵，占总数的近5成。 从趋势特征来看，2014年的信息安全漏洞具有出新快、危害大、针对政府网站等重要特征。如“面具”病毒等新型病毒不仅以单纯破坏为主，而且由于其后门功能强大，逐步具有间谍性质，危害度呈几何级放大；又如，微软浏览器存在“零日漏洞”，这种攻击往往具有很大的突发性与破坏性，致使多个版本的IE浏览器受到影响，波及超过50%的电脑用户。此外，2014年国家与省部级重要网站漏洞减少，但地市级政府网站隐患偏大，这些网站成为黑客组织的重要“靶场”。2014年约有200多个政府网站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多个政府网站遭黑客组织攻击篡改；由于被植入非法链接等，我国300多个政府网站发生安全事件。 除此之外，新技术新应用发展也在加剧中国网络空间系统性风险。 自2013年始，一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阴云也开始逐渐展现出聚拢扩散之势：2013年10月，为如家、汉庭等酒店提供网络服务的浙江慧达驿站网络有限公司因为系统漏洞，近2000万条酒店客户入住信息被泄露并通过网络传播下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引发针对酒店的司法诉讼；2014年5月，小米论坛官方数据库泄露，涉及800万使用小米产品的用户，泄露数据包括大量用户资料，可被用来访问小米云服务并获取更多的私密信息，甚至可通过同步获得通讯录、短信、照片、定位、锁定手机及删除信息等；2014年8月，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案开庭，两名被告人从2005年至2013年6月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对我国公司或个人进行调查，非法收益达2096万余元；同月，多家快递网站因存在漏洞遭黑客入侵，有1400万条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层层转卖…… “国内外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非法采集、窃取、贩卖和利用网络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不断成熟壮大，呈现产业化、集团化、跨境化、智能化的趋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伟分析说，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我国个人信息安全面临风险的直接原因。在网络经济大潮下，用户的个人信息是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支付、网络营销等各类网络活动的基本要素，成为商家竞相开发的“金矿”和非法分子牟利的工具。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虽然迅速，但相关法律法规却没有跟得上，客观上放纵了网络犯罪。尽快完善法律法规，让网络社会与法治社会实现兼容并行，从法律上铲除网络信息泄密的“温床”，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3．2015年5月10日，37岁的王先生在乌鲁木齐一家汽车4S店门口打伤了一只黑色流浪狗。4个小时不到，他的电话、职业、家庭和公司地址等信息全部被“人肉”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并被冠以“变态男”“虐狗者”之名。此后，王先生的手机连续收到来自全球“爱狗人士”5000多条短信和不停歇的来电，他妻子的电话同样遭到曝光，同事亦遭“人肉”，身边人不断接到恐吓短信、指责电话。 随着2015年全国各地高考作文试题的公开，不少人发现今年考题的一大特点：来源于现实。比如重庆卷的《等待》来自两年前的一条热门微博；而新课标全国一卷的“孩子举报老爸f材料作文)”也有新闻原型。这个新闻原型被人肉出来，遭大批高三学生恶语相向。没想到，一封书信让众多高三学生“气急败坏”。考试结束没多久，小陈被人肉出原型是微博用户“爱心菇娘”。其微博随后被刷屏，不到半小时发了3条微博，先解释“我不是小陈”，但网友并不买账，继续吐槽着“练了3年的议论文，就因为你举报你爸要写信”。 从王先生到微博用户“爱心菇娘”，都遭受了令其极为困扰的对待——“人肉搜索”，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他们的个人信息，甚至连家人信息及非常私人的信息都被翻出来，有些极端者甚至发出恐吓、威胁的言论。不少网友感叹社会戾气加重，在一些争议话题之下，言语粗俗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极端评论也屡见不鲜，有别于肢体冲突的“另一种暴力”逐渐被人们所认知。 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诊疗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小王认为，现代人压力较大，在工作生活中可能会积累一些负面情绪。网友在看到某些新闻事件时，难免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并代人自身情绪，为了宣泄，有的网友会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过激的评论，甚至掀起“骂战”。另一方面，由于情绪可以互相感染，这些过激评论很容易影响到其他网友，甚至可能引起负面情绪的无限爆发。“在信息社会，某个网友的一些过激言论可能会对其他人的情绪、想法、行为产生影响。发布一些‘逞一时之快’的言论，个人的情绪虽然可能得以宣泄，但这些言论对话题事件的当事人以及其他看客将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进而成为一种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网络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例如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就深深地刻着互联网的痕迹。而在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也让“网络暴力”如影随形。匿名身份往往是造成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一些网民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对当事人进行侵权，因为他们发表言论和传播言论并非用其真实姓名，而是藏在“马甲”下作出，这使其个人形象和信用程度不会受到实际的贬损。在低廉发言成本的网络空间中，人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且网民对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几乎无需负责，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一些网民容易盲目跟风，简单、粗暴地进行“站队式”地情绪化表达，造成围攻声讨、威胁恐吓等不健康现象，甚至冲破道德和法律底线，将这种影响延伸到了现实世界中。再加上我国对互联网的管理还相对滞后，相关法律还有待完善，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信息传播，难以对网民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致使一些网民对做出网络中的不法、不文明行为有恃无恐。据了解，目前法学上还没有“网络暴力”的说法，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也使得“网络暴力”逍遥法外。另外，当前对网络侵权案件的处理方式，并没有针对互联网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是将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直接复制应用到互联网上，无法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管。 4．随着网购数年来高歌猛进地发展，人们已经在时刻享受着网购带来的便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网购在国内毕竟才诞生数十年的时间。虽然现在体量较大，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假货、刷单、用户信息泄露、促销信息泛滥、快递延迟损坏等，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不过，貌似领头羊淘宝一直在努力做着购物体验优化方面的工作。 近日，除了马云高调说出“淘宝假货比例已很低”的言论外，一项新服务即将面世。据某报报道，淘宝拟将推出“手机号码保护”服务。这项被认为和通信业务中“呼叫转移”类似的新服务将致力于解决买家信息泄露、被骚扰等问题。 原本买家购物，包括手机号码、地址、姓名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被卖家获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这样，似乎就不能保证网购商品的准确到达。其中，能够与买家直接联系，保证买家及时、快速收到商品并保持有效沟通的，当属买家个人的手机号码。 而如今，淘宝将要对买家手机号有大动作。据报道，淘宝计划于2015年7月中旬启动新的针对买家的服务——手机号码保护服务。从服务内容看，就是对卖家屏蔽买家手机号码，卖家和物流只能通过一个临时的电话号码联系买家，在交易完成后该临时电话号码将被冻结。 也就是说，买家在淘宝购物后不会对卖家和物流公司展示其真实手机号码，只展示系统自动分配的临时手机号。在联系时，会通过这个临时号码转接到买家的真实手机号上。与手机上常用的“呼叫转移”业务类似。 对于淘宝的卖家来说，近年来一直是“多事之秋”。征税传闻不绝于耳、流量/广告位置愈发昂贵、刷单层出不穷、假货泛滥……生存环境比前几年恶劣得多。如今，“手机号码保护”服务的推出，更是雪上加霜。这意味着卖家将无法直接与买家沟通，更无从将自身优惠信息以点对点的方式直接传递给买家，运营成本将会再度提高。淘宝卖家张先生说，这项“手机号码保护”服务，会断了商家一个促销的途径。 更让卖家“难受”的是，如果被职业差评师“勒索”，那连说理的地方都没，因为根本无法直接联系到买家!或许这一新服务是为了保护买家的利益，但却有可能成为职业差评师钻的漏洞，最终引发连锁反应，让整个淘宝都不得安宁。 对于买家来说，自然好处多多。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个人隐私被卖家乃至物流泄露、贩卖，个人财产等也得到了保障。据悉，多个网民对该项服务给予了“好评”，称今后网购再也不用担心给差评后遭遇骚扰。 5．2015年5月28日11时许，携程网瘫痪，网页版和手机APP均不能正常使用，携程网回复称是服务器遭到不明攻击所致，正在紧急恢复。当日下午，携程官网在首页顶部挂出“携程网站暂时无法提供服务，正在紧急修复中，您可以访问艺龙旅行网”的通知。5月28日17点开始，艺龙旅行首页网站也无法正常访问，半小时后才恢复正常。 对于事故原因，在携程瘫痪事件发生不久之后，网上出现了内部员工离职报复、数据库被物理删除等传言。但携程官方表示，经技术排查，确认此次事件是由于员工错误操作导致，由干涉及的业务、应用及服务繁多，验证应用与服务之间的功能是否正常运营，花了较长时间，携程官网及APP已于28日23时29分全面恢复正常。 此外，5月27日下午，支付宝也出现大规模故障。据多个地区的网友用户反映，支付宝账号无法登录，更无法进行转付账。与此同时，打开余额宝后，不能显示余额，只能显示网络无法连接。随后，支付宝在新浪微博回应称：由于杭州市萧山区某地光纤被挖断，造成目前少部分用户无法使用支付宝。 如今，互联网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出行都依靠携程预订行程。事实上，像携程这样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在不断扩大自身市场份额的同时，它的社会责任也在扩大。“企业在忙于业务、忙于竞争、忙于‘互联网+’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对安全问题的维护，因为一旦发生状况，企业自身的安全问题就将会成为全社会的问题。”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沈某呼吁。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某直言，此次携程以及支付宝安全事件，一方面暴露了中国互联网安全的短板，另一方面反映了互联网企业对于企业内部运营这个工作重视不够。 “互联网安全不只是服务器软环境上的防黑、防毒、防DDOS攻击等手段，硬件安全同样重要。这应该引起广大互联网企业以及通讯服务商企业的重视，应该有备用的应急处理措施，否则，一旦机房、通讯电缆等基础通信设备遭到破坏，就会让整个企业受到影响，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上，这是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表现，体现在中小型企业上不会如此受关注，但是发生在大型企业身上就会成为矛盾焦点。”王某说。 王某称，无论是因为运营人员的误操作还是传言那样内部的人为攻击，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是运营上的不济、运维人员的技术不够、对安全的不够重视和分工不明确，出事故找不到责任人等情况，也是当前各互联网企业的运营常态，这与广大企业对于运营工作的理解不当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架构的适配不当也有一定的关系。 携程数据因被删而瘫痪，支付宝因为施工挖断电缆而停运，大数据、云时代遇到简单的问题，最终却导致网络和信息都极其脆弱地失联了。这显示了网络安全在互联网时代至关重要，无论是技术上的安全还是法律规范上的保障，都缺一不可。 “此次携程数据库，记录了大量的客户信息，而支付宝更为严重，直接涉及货币金融，好在是物理性断网而非数据入侵。因此，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立法打击黑客等物理性破坏网络的行为，保障网络安全及用户权益。”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律师呼吁。 吴律师分析，虽然网络的特性是去中心化，但是信息存储必须通过一定的物理方式进行，因此去中心化的网络形态反而成了黑客们自由驰骋、肆意破坏的挡箭牌。在这过程中，法律不能缺位，而且更应当加强，尤其是目前网络监管侧重于内容，对技术性破坏囿于技术水平等因素尚无法进行全面惩处。 按照美国的法律，企业发生一次信息泄露事件就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根据我国法律对用户隐私的侵权行为约束力有限，用户维权、寻求民事赔偿胜诉率不大，对损失评估难以确定金额，所以想要对隐私泄露的责任人追究还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大规模信息泄露、数据安全事件频出，却从未见到企业负责人被问责。”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董律师称。 究竟谁该为用户数据安全负责?董律师认为，按照现行法律，如果用户信息泄露，企业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因为公司与用户之间具备合同关系，有保障用户信息安全的义务。如果此次事故是内部人员所为，说明携程网内部存在管理问题，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用户损失。如果此次事故是外部攻击造成，需要具体分析携程方面是否有采取基本的技术措施保障信息的安全来判定携程是否存在过错。 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企业发现数据泄露后该做什么，是否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并采取措施直接体现了当事公司是否尽到了相关责任。在类似事件中，一些企业往往担心自身名誉受损，对数据泄露抱着遮遮掩掩的态度，这种心态正是网络攻击者所期望的局面，也是攻击者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 网络安全犯罪如何定罪量刑?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律师表示，无论是内部人员所为还是外部攻击，造成携程本次网络瘫痪的人员都涉嫌刑事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6．气势如虹的互联网风暴和新技术革命浪潮所形成的强大冲击波，势不可挡地对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而互联网企业所向披靡、攻城掠地的强大示范作用对人们心理和观念的触动也更加直截了当。李克强总理顺势而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计划，迅即产生举国呼应和连锁反应，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繁荣期。 “互联网+”盛宴开启之时，如影相随的安全问题不期而至：2015年5月一个月时间里，支付宝、携程、招商证券等大型企业相继发生重大安全事件，5月底又爆发了全球性黑客大战。在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明显增多，安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各种敌对势力、网络恐怖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组织、个人兴风作浪，网络的安全问题必将升级和加剧，并且呈现倍增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要始终遵循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时，坚持安全和发展互为依仗，不可偏废，并进一步认识到，安全不在，“互联网+”就将失去发展的根基，不仅加法难成，或连已有状态都将失常失控。作答要求

申论 给定资料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好评火爆的《国家宝藏》，这类节目在大量圈粉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过去在博物馆束之高阁的传统文化，也变得更加生动和亲切。通过科技和互联网的力量，在推广和普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将AR、AI、动漫、游戏等与其相结合，也更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一些人心中，科技高端而冰冷，传统文化难以接近，那么通过这两者的融合，也许能够让它们变得有趣起来。利用VR、AR技术可以让人们看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可以将文物定格在某个时间点上，就不怕它们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毁坏，这是一种很好的展示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形式。 除了采取科技的手段，将传统文化与视频、游戏、动漫等形式结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人们与传统文化更近一步。在与故宫的合作上，游戏《奇迹暖暖》中就融入了养心殿文物、《清代皇后冬朝服》等元素，让玩家更加主动地了解这些主题背后的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答要求 请以“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1000字左右。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青年有担当，国家有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G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战斗。 “在抗疫一线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抗击疫情，这是我们青年医务工作者必须扛起来的职责和使命。”2020年1月26日，G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90后”护士小郭第一时间向单位申请随医疗队支援湖北。 从1月28日开始，G省六批医疗队、两批疾控队相继从L市出发，接力援助武汉。796名队员中间，有219名“90后”。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担起来。”W县人民医院25岁的小程向单位申请，希望能到武汉去。“我长期在重症病区工作，熟悉重症救护的每个环节，虽然年轻，却是重症医疗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一到武汉，就能立即投入战斗。”2月4日，小程跟随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 “我年轻，没有不上一线的理由。”2月2日，J县人民医院青年护士婷婷毅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请战书”，成为医院护理团队中递交申请的第一人。一到武汉，婷婷和战友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2月11日，武汉客厅(东西湖)方舱医院，小孙身穿防护服带领患者跳《火红的萨日朗》的视频感动了不少人。 小孙是Z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一名护士，跟随G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 “带领患者跳舞其实就是我们日常针对患者的一种心理治疗，同时也是我们医护人员情绪管控和放松的过程。”小孙说，在病区内，他们同一组护理人员要护理十几名患者，除了给患者测体温、做检查、发药、发饭，还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 在病区陪患者聊天、做一些放松活动，是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最好的办法，也是护理人员最累的“技术活”。“不能喝水，不停地说话，我们的嘴唇龟裂出一道道口子，但为了安慰患者，还是要不停地和患者聊天。都说我们是在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其实我们也在同自己较量，我们要以最坚强的姿态出现在患者身旁，给予他们信心和力量。” 不同的制服，一样的情怀。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G省广大青年公安民警昼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1月24日，L市公安局某派出所辅警小刘在巡查中发现有7名外地人员准备入住辖区的酒店，这7名游客因担心无法入住一直不愿说出自己的具体情况。经过小刘耐心劝导，这7人说出实情：他们是1月22日从武汉出发自驾车到L市的。小刘立刻将该情况上报至城关分局指挥中心，并联系L市卫健委及相关街道人员对7名游客进行检测。1月25日凌晨2时40分，卫生部门对7名人员检测后未发现异常，之后又进行了妥善安置，小刘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接到疫情防控命令开始，T县某派出所民警小杰和妻子就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交给父母照顾。小杰所负责的社区人员密集，每天除了做好所负责小区人员进出登记外，还要处理社区警情，不能按时下班回家成为常态，提起家人他满满的内疚。“疫情不退，警察不退，我相信家人是理解我的。”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广大社区青年工作者无私奉献，日夜坚守着这道防线。 “既抱定在战斗中一往无前的决心，便顾不得儿女情长，需放下一时得失。”一位青年社区工作者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写道。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们昼夜奔忙，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2月12日凌晨4时许，正在值班的P市某社区居委会主任小磊接到有两个在辖区居住的居民从湖北开车返回P市的通知。 小磊立即赶赴现场，核实信息、测量体温、消毒、登记……处理好一切，已临近天亮，小磊和同事再次入户走访、摸排登记，安抚居民情绪，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小磊的妻子，同样穿梭在辖区每个居民小区，督查59个小区落实防控措施，向辖区居民群众宣传普及防疫知识。两人在同一个街道办上班，但两人白天几乎碰不到面。 这就是他们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热血担当。他们并非不害怕，也并非不念家，只是因为深深知道，这就是青年人该有的样子! 2．“小学门口人行道有碎玻璃，请速去处理!”专职网格员小杨收到街道指令，随即骑着电动车赶到指定地点，借来工具迅速将玻璃清理干净，前后一共不到5分钟。 30岁的小杨，已经是Y街道专职网格员队伍中的“老同志”。这支平均年龄仅30，21岁的47人队伍，有24个“90后”，只有5人超过40岁。“小年轻”挑起网格化治理大梁，Y街道的初衷是什么?Y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说，网格工作全域覆盖，需要网格员常年顶风冒雨，走街串巷，没有一副好身板，干不好这份工作。 地处大山北麓的Y街道地形复杂，山林和农田交织，一到清明扫墓、秸秆焚烧、森林防火等重要时间节点，网格员还必须延长工作时间，不少老网格员直喊“吃不消”。正因为此，Y街道近年来加速网格员队伍的“新陈代谢”，通过招聘一批年富力强、肯吃苦想干事的年轻人，让“青春力量”扎根乡村。 “空心化”是当下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小年轻”能不能服务好农村老人?能不能融入乡村熟人社会?能不能玩转“田间文化”?这些问题，必须思考在前。 熟人社会最好是熟人治理。Y街道47名网格员，清一色本地人，一开口就能拉近距离。招聘时，Y街道优先考虑本村本组的“自己人”，并按就近原则，将年轻人下派至各个网格。1992年出生的大伟负责的是某社区6号网格，土生土长的他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 但像大伟这样的，毕竟还是少数。网格人、事、物各种要素不了解怎么办?Y街道在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开展以老带新，让年轻网格员“拜师学艺”，并在队伍更新时交好网格“一本账”。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也要充分发挥，Y街道党工委要求网格内有威望的老党员，带着“小年轻”进门入户，给年轻人“背书”“站台”。社区网格员小鲁对此深有感触：“一开始村民多少有些不信任，但老党员带着我们下网格后，老人们立马对我们另眼相看。” 此外，聚焦乡村治理的痛点难点，Y街道党工委科学统筹资源，搭平台、强队伍、理权责，创新推出“一二三四”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聚焦共建共治共享一个目标，围绕平安稳定、服务群众两大主责，实施金、红、蓝三星考核机制，推进党工委抓统筹、网格员抓巡查、职能部门抓执法、督察部门抓考核四支队伍建设，一系列举措都有共同指向——让网格高效运转。 新机制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把网格员从具体事务处置中“解放”出来。过去，网格员巡查和处置一肩挑，问题发现越多意味着工作量越大，最终导致网格员面对问题“瞒而不报”的现象。如今，Y街道明确了网格员只负责巡查，顺带完成一些可以自行处置的事项。街道成立了一支由6个职能部门组成的执法队伍，根据网格员上报的线索精准处理。 “减负”不等于“放羊”，考核机制规定网格员每天至少上报5条信息，出现一次重要事件漏报要被记“蓝星”，拿到3颗“蓝星”自动下岗。“压力很大，新规定逼着我们巡查更仔细，第一时间找到风险隐患。”小鲁说。 能下，也要能上。乡村人才能否回流，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空间。对于表现突出的网格员，Y街道一方面给予物质上的奖励，另一方面也打通了“上升渠道”。小雯此前是Y街道某社区2号网格的网格员，凭借一股“傻劲”敲开居民“心门”的她，2019年被评为全市“最美网格员”，现在，她已经是街道团工委的一名干事。她的“傻劲”一如既往，“跟村民处出感情了，我还是想着哪天重回网格”。 3．2020年伊始，网络跨年晚会“二零一九最美的夜”意外走红。数据显示，跨年当晚共有超过8000万人次观看晚会直播，弹幕总数超过260万条。诸多弹幕和留言中，“燃”是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之一。 近年来，“燃”悄然走红。而与“燃”相对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年轻人审美趣味中的灰色、消极、沮丧、悲观、焦虑、迷茫、颓废的文化流行形式和态度，诸如“葛优瘫”“悲伤蛙”“蓝瘦香菇”等“丧”文化。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年轻人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难以自拔，又在以“丧”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冲击中“疲于奔命”。于是乎，一些艺术创作亦投观众所好，自诩标新立异、探讨人性，实则奢华萎靡、厌世仇杀、伤痛累累，充满了负能量。“燃”文化的流行，无疑是对“丧”文化的一种反思和革新。 如今，“燃”不仅成为一个流行词，更成为年轻群体中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不论对网络小说，还是对音乐、戏剧、舞蹈以及影视，受众都期待更震撼的视听效果、更充沛的情感力量，时下备受追捧的“易燃品”大都具备这一特点。 电影《战狼Ⅱ》《建军大业》等激情燃烧的影视作品，呈现出来的青春热血、澎湃激情，以及阳刚之美、强烈责任感，传播正气，弘扬正能量，诠释和丰富了时下流行的“燃”文化的内涵。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除了对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呈现、制作精良、效果惊艳外，影片“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的主体意识和奋发精神，更引起广大青少年观众强烈共鸣，与新一代青年人张扬个性、不甘人后的精神追求同频共振。而这无疑又为“燃”文化添了一把火。 除了影视作品，国内的某些视频网站，也在主动向“燃”文化靠近，进行品牌升级，以更加年轻化、更能引起用户情感共鸣的定位，为视频品牌注入“燃”文化因子。如腾讯视频先是启用了“不负好时光”品牌理念，对受众的体验感进行重新定义，而后又进行文化升级，选择用“好时光一起燃”——用“燃”文化，为“不负好时光”注入更年轻、更具活力的解读。在腾讯自制综艺《明日之子》、翻拍冒险系列经典IP的电视剧《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等中，都能看到“燃”文化的影子，展现给年轻群体主动进取、热情向上、乐观果敢、正面健康、积极向上的“燃”状态。 艺术总是成风化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精神世界。用“燃”文化点燃年轻人生活的热情，引领年轻受众走出颓废，进而以正能量的星星之火，推动社会进步，是时代所需，亦是青年精神健康所需。倡导“燃”文化，让“燃”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文化态度、生活态度甚或人生态度，引导年轻人思考生命意义，这是青春题材艺术创作的使命。 4．五四先驱李大钊曾这样寄语中国青年：“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00多年过去，先辈的叮嘱言犹在耳，在新时代的前沿，有这样一群青年，正以青春的名义书写着奉献，传递着梦想。 2018年9月1日，是小宇来到青海支教的第一天，从燕赵大地到青藏高原，辗转近1700公里，他用“支教”诠释着五四精神最美的当代价值。 小宇是H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支教团青海团分队长，和他一同前来支教的还有7位同伴，都是刚毕业便一同参加201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他们四人一组，分别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学、江西沟乡民族寄宿制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初次来到倒淌河镇的小宇被高原的美丽与神秘所吸引，小镇的宁静与柔美也让他暂时忘却了思乡之愁，但与此同时，面对的却是3200米高海拔带来的不适。“有时候高原反应会导致头痛失眠，在平原不怎么感冒的我们，没想到一来支教就接连‘中招’，所以我们相约跑步锻炼，一方面是为了更快地适应高原气候，另一方面也不想耽误了支教工作。”回忆起刚来到倒淌河镇的日子，小宇对“种种不适”只是轻描淡写，严寒、高反、饮食不习惯在他和伙伴看来都不算什么。生活条件的差异越大，支教的想法反而愈加坚定。 “来到学校后，我们发现低年级的学生不大听得懂普通话，交流上存在一定障碍，所以我们也‘入乡随俗’，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藏语便于和孩子们互动沟通。另外，在上课时我们都会借助新媒体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通过生动的画面与音频，理解书本上难懂的知识。” “在上课时，孩子们的眼睛就像青海湖一样清澈。作为他们的老师，我们希望保护好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与热爱，在做好支教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发掘并吸引社会资源开展力所能及的教育扶贫工作。”在支教前，小宇及团队的同伴们就已经联系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孩子们筹集了5000元善款，不仅购买了棉衣和保暖三件套，让孩子们温暖过冬，还成立了“童梦同行”奖学金，建立“一对一”长期帮扶机制，在助力贫困学子求学梦的同时鼓励他们上进好学。 支教前，小宇曾想到要尽全力帮助学生们提升学业，可当他来到学校后，他又增添了一个新目标——将支教转变成“支心”：支教团不仅要让孩子们掌握知识，更要让孩子们学会做人。 把每堂课上好是老师在教学中最朴素的“硬道理”，但在小宇和他的同伴们看来，“树木”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树人”。于是，支教团在学校张罗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四爱三有”“民族团结”“爱国教育”……“记得2018年12月13目我们组织开展了‘国家公祭日’爱国教育活动，希望能通过讲述历史引导孩子们勿忘国耻、发愤图强。活动中，很多孩子都哭了，低头默哀，升旗仪式上也格外认真肃穆。我们希望孩子理解并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忘了团结，更不能忘了爱国。” 此外，小宇和支教同伴更希望带孩子们认识家乡之外的广阔“天空”。2019年4月21日，在H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积极筹措下，“童梦同行”游学活动正式起航，来自共和县江西沟乡民族寄宿制小学、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学的优秀学生代表怀揣着向往与期盼，前往首都和河北保定等地开展为期六天的游学参访。 “希望此次游学活动可以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一颗颗奇妙的种子。愿来日再见之时，他们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小宇带着与孩子们的闪光记忆，期待着未来。 2020年是H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青海支教的第15年，每年7月支教团都会如约而至，在祖国西部书写青春、构筑梦想。在支教团中有这样一句口号，激励着每一个像小宇一样的志愿者——“青春汇聚、河流人海、弘文励教、薪火相传”，这不单是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更是支教团队的志愿力量、青春担当。 5．倘若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多数人的眼中，“90后”“00后”或许还只是孩子。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众多“90后”乃至“00后”，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宣告了年轻一代的责任和担当，完成了一个极富意义的“成人礼”。 正如有人说的，“成长不仅发生在幸福的时候，更多发生在挑战之中”。疫情发生后，众多“90后”“00后”投身战疫一线，焕发出巨大的能量。相关数据显示，在支援湖北武汉的医务人员大军中，“90后”“00后”有12000人之多，近乎整个队伍的1/3。而不仅仅是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抗疫一线奋斗者中，同样活跃着“90后”乃至“00后”的身影。“上阵父子兵”“战疫母女情”，这样激励人心的场景频频出现，鲜明演绎着：“家”是一种守望，也是一种传承。 冲到战场的“90后”“00后”有着英勇与无畏的精神，也透露出年轻一代幽默达观的特质。“化身‘抗疫漫画师’给医患打气”“‘小猪佩奇’上抗疫一线”“希望疫情结束，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特殊时期，积极乐观既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战斗力，具有穿透人心和时间的力量。这群可爱的年轻人，在“战疫”中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信心和力量。他们身上，充满着文化自信，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其实，所谓的白衣战士，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在和死神抢人”，网络上这段热传的话语，引发了许多人的情感共鸣。SARS肆虐的时候，“90后”“00后”还懵懵懂懂，被全社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如今，“90后”“00后”活跃在疫情防控一线，反过来兢兢业业地守护家人和国家。当年的被守护者，成为今天的“逆行者”，这样一种身份的转变，这样一种爱与责任的传递，汇聚成今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成长力、生命力。 事实上，从精准扶贫一线到科研创新前沿，从绿色军营到广袤田野，从在网络上主动建言献策到“两会”上积极参政议政，青年们已然登上了新时代的舞台。在这场“战疫”中，“90后”“00后”展示出的勇敢与担当，以及与时俱进的智慧和创造力，令我们更加坚信，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创造出中国发展的新辉煌。一个接续奋斗的民族，前途将无限光明；相信青年，相信青春，他们在追梦中必将更好地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不一样的颜色，不变的是，他们都会成为国家的脊梁。“战疫”一线的“90后”“00后”，行!这是对年轻一代的称赞，更是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深切期盼。 作答要求

申论 给定资料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能够深刻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合理有效地进行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服务流程、要素整合和运行机制上，发挥出强大的引领作用和技术效应。 广东作为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省份，自2018年以来，以政务互联网思维打造一体化数字政府，以移动化建设思路推进“掌上政府指尖办”，并在全国首创“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政务信息化建设新模式。 近两年来，广东陆续推出“粤系列”移动服务平台，包括全国首个涉企一站式移动服务平台“粤商通”、全国首个基于小程序的电子签章平台“粤信签”、全国首个集省市县政务地图数据平台“粤政图”、全国最大的省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广东政务服务网、全国集成度最高的政务终端广东政务服务一体机等。 2020年1月1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要求持续精简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等。 广东行动迅速。比如，“手机亮证”不只适用于个人用户，手机也成为企业的证件夹。以办理创业补贴申请为例，此前企业需携带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承诺书信息等10项证照和材料，现在通过“粤商通”可自动关联所需证照、自动完成材料填写。同时，企业办事人员只需一次登录，即可享受一站式服务，申领营业执照、经营许可、报税缴税等329项高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目前，广东实现企业开办申报材料提交数量减少56%，开办企业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内。 此外，广东政务服务网还推出了“我要拿地”“我要办企业”等超过10000项的“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实现企业“一件事一次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局，通过“粤商通”选择融资产品，平台自动整合企业纳税、公积金缴纳、用电情况等数据形成分析报告，提供给金融机构，加速贷款申请审批，并将审批结果主动向企业推送，方便企业随时掌握贷款审批进度。 “数据上云、服务下沉”是广东“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作为“服务下沉”的重要载体，政务服务一体机于2019年5月推出，主要部署在镇(街道)、村(社区)基层服务中心，用于办理需要采集人脸、照相和指纹，打印回执、证照和证件等服务事项。 “这有效弥补了‘线上服务不能办结、线下窗口经常排队’的问题，并将‘数字政府’的一体化行政服务能力向镇、村的‘最后一米’延伸，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利器，让基层群众特别是边远山区群众不出村便可就近办、身边办。”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只要手指一动，就可轻松举报身边的火灾隐患，如出租房老化的线路、楼道里违规停放的电动车等。公众可随时查看举报情况及处理结果，还能在线进行火灾受损申报。 事实上，这是基于“粤政图”开发的社会治理管理平台，将空间地理信息与政务数据库关联，实现人、户、房、楼等要素的网格化管理，鼓励群众随时随地报送和反馈社区问题。同时，结合“粤政图”的精确定位能力，将群众上报事件快速分派、推送给对应网格员，极大提升了社区管理效率，这也是广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探索。 “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广大市民，服务于企业竞争，服务于社会治理，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让企业发展更具活力，让社会治理更智能。下一步，广东将在夯实数字政府基础支撑能力、深化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管”等领域持续发力，紧紧围绕社会公众和企业办事需求，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更好共享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成果。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中的画线句子提到，…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广大市民，服务于企业竞争，服务于社会治理，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让企业发展更具活力，让社会治理更智能”。请根据你对这句话的理解，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2)结构完整，层次清晰； (3)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1000～1200字。

申论给定资料 1．伴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情况触目惊心，水安全正在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现实是沉重的——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趋势是严峻的——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这一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它正在变成现实威胁。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某从事环境法研究30多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雾霾大范围发生，人们经常碰到，因此被称作国家的‘心肺之患’。而水安全问题，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2．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淡水量仅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2200m3/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我国已被列人世界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国家之一。按照现行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量1000m3/年为人类生存的最低需求，人均水资源量2000m3/年就处于严重缺水边缘。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尚不足500m3/年，离最低的生存需求都相差甚远。此外，还有16个省、区人均水资源低于2000m3/年。随着环境遭到破坏，降水量也在逐年减少。B市1956—2000年的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7.4亿立方米，但是从1999年以来，B市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期，年平均降水量比往年平均值减少两成，地表水资源量衰减59%，地下水资源量衰减37%，入境水量衰减77%。 有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全国每年排放污水量高达560亿吨，除70%的工业废水和不到10%的生活污水经处理排放外，其余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致使水质严重污染和恶化。 全国118个大中城市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86%的城市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高达64.4%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仅有2.5%的城市(3个)地下水尚未受到污染。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地下水开采量仅是20亿m3～30亿m3，而目前已突破1000亿m3，占全国供水总量的20%。有100多座城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以高达0.3m～3m的速度下降，目前全国有200个县市共发现757处地面裂缝，其中西安市最为严重。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在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海水入侵，面积已达1500km2。据统计，我国每年流失的土壤近50亿吨。建国以来全国兴建的8.6万座水库，总库容为4000多亿m3，已淤积损失库容1/10，淤废重点水库22座。由于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资源平衡受到破坏，造成水源减少，加上水土流失，河湖淤塞，一些地区连年干旱，另一些地区连年出现洪涝灾害。1949—1991年的42年中，全国每年平均受灾面积780万km2，成灾面积431万km2。近十年，长江、黄河、淮河等江河连续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国是一个河流众多的国家，主要河流沿岸人口集中、城市密布，全国约有1/10的国土面积位于河流洪水位以下，而该地带集中了全国人口的40%，工业总产值的60%，洪水威胁成了经济发展的一大忧患。 在F市的一家商场的卫生间内，有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名细心的市民发现水龙头滴水后，想把水龙头拧紧。“咦?水龙头怎么关不紧，是不是坏了?”旁边一名保洁人员说：“水龙头坏了有一阵子了，一直没有人来修，反正流得小，不用管。”两人的对话结束后，卫生间内只剩下了滴水声。 在市区几家洗车店可以看到，需要清洗的车辆一到店里，几个洗车工便将高压水枪对准车身一阵猛冲，将浮尘冲掉后再喷上一层清洁泡沫，然后用毛巾上下擦洗。擦洗完毕，洗车工拿起高压水枪又是一阵猛冲，一辆车就这样清洗完毕。据观察，几乎没有一个洗车店配备污水回收设备，大量的水资源未经回收再利用，被白白浪费了。 除了公共场所存在浪费水的现象外，居民家中的生活用水浪费情况也比较普遍。比如在洗衣服时，大家都觉得应当多用清水冲几遍才干净，不少人还开着水龙头不停地冲，感觉这样能更彻底地冲掉洗衣粉泡沫，很多自来水就这样流进了下水道。 3．2014年4月11日，L市政府发布官方消息，L市自来水发生苯指标超标，全市启动应急预案，部分地区停止供水，一时间这座24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经过持续四天的努力，4月14日7时，L市宣布，全市自来水恢复正常供水，L市自来水污染危机告一段落。4月15日下午，L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应急处置情况进行了通报。L市政府承认对供水企业威立雅水务集团监管不力。 水污染，板子究竟该打在供水企业、石化企业还是当地政府身上，涉事各方、市民和舆论各有说法。饮水安全关乎民众身体健康，面对污染风险，各方为什么就不能团结协作?症结也许还是一个“利”字。管道、自流沟维护和污染的排除都需要不菲的成本，自然能推就推。近年来，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石化事故，而背后原因往往也与利益牵扯息息相关，正因为地方政府想追求GDP、石化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而各有各的算盘，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迫在眉睫的危险也常常被选择性地视而不见，直至悲剧酿成。 地下水受污染问题备受舆论关注。据了解，地下排污有三种类型，一是渗坑、渗井排放：二是浅井水层排放；三是高压深井排放。但是，见诸法律并被禁止的，只有第一种排污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某表示，我国规范地下排污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水污染防治法》，其他法律很少涉及。但是，这部法律却因为科技含量高、立法中难以把握、固定而“严重滞后”。“这部法律中许多技术性条款，诸如监测标准、水质标准、水环境容量等规范严重滞后，现实中就出现了立法赶不上变化、法律不够用的现象。”冷某说。 目前，我国的地下水管理与保护涉及多个部门，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等。 《水污染防治法》第32条第4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水功能区的水质状况进行监测，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功能区的水质未达到水域使用功能对水质的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这些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并不清晰。”冷某说，不同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机制，人为地将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割裂开来，造成多头管理，使得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责任无法明确。 环保部曾于2013年开展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专项检查，检查涉水排污企业25875家，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558件。其中，对88家企业处以罚款，总额达613万余元。这些罚款看起来很多，但如果将其平均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处罚过后，环保部门还特意叮嘱污染企业要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但这恐怕就是“良心活”了。以往排污这么严重，又被国家环保部门抓了个“现行”，到头来也就是几万块钱的麻烦；如今国家环保部门已经“检查验收结束”，监督权已回归地方环保部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地方环保部门能监督什么，发挥出什么作用，可想而知。一些地方污染严重，污染企业肆无忌惮，甚至拿地方环保部门不当回事，关键的原因就是污染状况拿钱能摆平，还不需要很多钱，对污染企业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4．X省H市为了治理水污染、加强水安全管理，仅巢湖治理一期投入502亿。这个数可不小，H市的钱从哪儿来? X省委常委、H市市委书记吴存荣说，在争取国家和X省支持的同时，H市自己加大投入力度。“目前，H市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良性发展的势头还会延续。而且H市的财政盈余还可以，财政收入在全国省会城市里排名第十，支出却只排在第十六位。我们始终是精打细算地花老百姓的钱。这几年H市的三公经费一直没有增长，甚至呈减少趋势，7年没有买公车，公务员队伍也始终没有超编。可以说未来5年，支撑巢湖治理的资金没有问题。” 吴存荣表示，当前水污染如此严重，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水污染的治理资金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不仅需要大投入，还要保证可持续。这是因为水污染的治理十分复杂，作为一场持久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以辽河为倒，2013年年初率先在“三江三湖”中摘掉了重污染的帽子，5年的治理投入达360亿。但这也仅是在COD(化学需氧量)一个指标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氨氮的达标率并不理想，后期仍然面临严重挑战。再以太湖为例，目前累计治理投入已有700亿，虽然水质稳中趋好，但是总体水质仍然为四类，还未达到让人们亲水、乐水的三类水质。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太湖治理的最大难题。 可以预见，未来随着水治理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政府公共环境服务职能的不断强化，对资金需求的压力还将进一步加大。对此，网友A在论坛发帖表示：治理水污染就是往水里扔钱，大投入也未必能很快见到成效。 回顾我国40年的环境保护历程可以发现，治理的投入在不断加大，但是与西方国家污染治理高峰期和我国污染治理的实际需要相比，还相差甚远，这也是我国环境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必须承担起治理环境的责任，改变以往环境保护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观念，真正做到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5．“六一”是国际儿童节，但在日本还是“节水日”。到这一天，以市长为首的政府官员们来到大街，宣传节水的重要性，让老幼皆知，家喻户晓。日本宣传节水非常用心，在许多用品上都有宣传的标志。例如，学生使用的铅笔、尺子上印有“节约用水”，家庭主妇用的围裙上也带有节水标记。小学四年级课本里，有水的知识和节水内容，中学课本里介绍大量“水和人的生活”。国家还专门为儿童拍摄了节水的电影。要想确保自来水的安全，必须从保护水源做起。1994年3月4日，日本制定了《促进水道原水水质保护法》，要求对于自来水的水源地进行保护，以提供安全和稳定的自来水，改善公共卫生和生活环境。该法对自来水企业和地方政府需要采取的保护水源措施，包括生活污水的处理、养殖场家畜粪尿的处理等都进行了严格规定，未经处理严格限制排入河流。 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色列就致力于海水淡化技术的研究，实际生产量也逐年增加。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技术成熟和成本降低，海水淡化生产量增长非常快。根据以色列水资源委员会的预测，到2020年时，以色列的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年产淡水2亿吨，占总供水能力的近8%。 以色列几十年来开发的节约用水技术层出不穷。初来以色列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里抽水马桶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按钮，分别用于大小便后冲水，冲水量相差一半。有关研究表明，家庭生活用水的一半左右是从抽水马桶流走的。因此，以色列从抽水马桶开始着手实施节约用水措施绝不是小题大做。 韩国人经常自豪地称汉江是韩国创造“汉江奇迹”的源泉。在工业化大步前进的关键时刻，韩国丝毫没有放松对水资源的保护，《水源地保护法》规定，凡是处于上游水源的地域，一律设为保护区。在保护区内不得兴建工厂等设施，对林木不得乱砍滥伐。在环境管理上，首尔市制定了《废弃物管理条例》，规定凡是在公园内乱扔废弃物的人，最高罚金为100万韩元。为监督和惩罚违法行为，公园事业所拥有165名环境监督警察，日夜对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韩国政府规定，汉江不许行驶运输船舶，只允许部分游船航行，江边不得开地种田。 6．在中部某省会城市，当地很多居民节水意识较为淡薄，没有间断用水的习惯，在洗碗、洗澡的时候水龙头也一直开着，水哗啦啦白流的现象随处可见；同时，居民家中循环用水、节水型生活设施的普及率也非常低，水资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 当地一位市民说：“我们也知道要节约用水，但在现实中却很少刻意去这么做，一个可能是还没有真正体验过缺水的生活，另一个就是觉得不方便，而且多用点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宣布，为引导居民节约用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2015年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国家发改委表示，推行阶梯水价后，80%的居民生活用水支出不会增加。 水价不高，但对公众而言，其敏感度却不低。阶梯水价制度所具有的引导节约用水作用，也已被一些先行先试的城市证实。安徽合肥自2010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该市城市居民的节水效率提高幅度达5%以上，也就是说居民人均用水量相比以前有明显降低。 自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来水正式进京以来，调水运行整体平稳、安全。截至2015年1月5日，累计入京水量达997.96万立方米，北京自来水三厂、九厂、郭公庄水厂、城子水厂、田村山水厂及长辛店水厂市内6座水厂取水约占南水北调来水70%。专家表示，南水北调能够改善北方当地饮水质量，有效解决北方一些地区地下水因自然原因造成的水质问题，有利于缓解水资源短缺对北方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制约，促进当地城市化进程。 近年来，S省W县博兴工业项目不断增多，尤其是几家高耗水项目投产以后，城区各单位的自备井多达95眼，年取水量达到了1100万立方米。超采地下水造成了地下水环境的恶化，出现了大面积的漏斗区。县水务部门将一份数据送到县委书记、县长的办公桌：地下水埋深已达136米! “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W县城地下就会无水可采!”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封闭县城内的所有自备井。县里成立了水源统管小组，实行单位一把手负责制，严肃纪律，杜绝偷采。封闭自备井仅一年多时间，县水资源办公室测量的数据显示，地下水位上升了41米! 县城的自备井封闭了，几乎天天都在增长的工业、生活用水从哪里来?县水务部门经过反复论证，认为从黄河南岸的渠首水库引水至县城水厂和京搏工业园新建水厂的方案可行。但是，工程需3800多万元，资金从哪里来?县政府决定以京搏集团为依托，注册成立京搏供水有限公司，采取社会融资、个人参股方式兴建。其中吸纳个人股金1000万元，其余资金由京搏集团投入或贷款解决。同时，以租赁形式盘活了闲置多年的老水厂。一年后，W城区第二水源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县城和工业园区用水，日供水达到8000立方米。 曾经在城市行进中不堪重负30多年的秦淮河，经过3年治理，其12.5公里长的主城段奇迹般重现碧水清波。为何秦淮河能够得到有效治理?治理资金从哪里来?南京政府独具匠心地推出了秦淮河工程的项目法人制。秦淮河综合整治工程包括水利、环保、安居、景观、路网5大项目，必须有高度统一的规划和指挥。2003年7月，南京市政府授权成立集投融资、建设、管理和经营为一体的秦淮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社会公益性工程实施项目法人制，公司打破条块壁垒，5大项目统筹推进。随后，南京市巧用政策，成功打开了市场化融资大门：沿河200米范围内开发3000亩土地融资；自来水费中城市污水处理费每度上涨0.15元，每年7500万，20年用于秦淮河治理。尽管3000亩土地还在土地储备中心排队，污水处理费也在等待调价指标，但是政府作出这些政策决定的会议纪要却已成了融资“敲门砖”，公司凭此得到了银行贷款22亿。与此同时，南京市赋予公司两个特许经营权，一个是旅游特许经营权，另一个是广告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的项目所得用来弥补秦淮河建设的资金缺口。 7．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水环境和水安全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对于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10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全民节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提出，沿海缺水城市和海岛，要将海水淡化作为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战略储备。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到202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 在农业节水增产方面，《计划》提出，严重缺水的地下水漏斗区开展休耕试点，严格限制种植高耗水农作物，鼓励种植耗水少、附加值高的农作物。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优先种植需肥需药量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到2020年，全国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5亿亩，完成大型灌区和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任务，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达到7亿亩左右。 在工业节水增效行动方面，《计划》提出，在生态脆弱地区、严重缺水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控新上或扩建高耗水、高污染项目。推动高耗水行业沿江、沿海布局，到2020年，规模以上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1%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到48立方米以下。 在城镇节水降损行动方面，《计划》提出，对受损失修、材质落后和使用年限超过50年的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到2020年，在100个城市开展分区计量、漏损节水改造，完成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规模约7万公里，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2018年起大型新建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的住宅建筑应安装建筑中水设施。 《计划》还提出，到2020年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京津冀区域达到30%以上。沿海缺水城市和海岛，要将海水淡化作为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战略储备。在有条件的城市，加快推进海水淡化水作为生活用水补充水源，鼓励地方支持主要为市政供水的海水淡化项目，实施海岛海水淡化示范工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降低硬覆盖率，提升地面蓄水、渗水和涵养水源能力。到202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 面对我国严峻的水安全态势，不过度开发和利用水资源，补充地下水，留有水生态自然发展的空间显得尤为重要。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三、申论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感谢，每天早上7点45分左右，停靠南京静淮街的829路公交车司机”。近日，正在家中坐月子的窦女士特意发了一条微博，想要感谢一位素不相识的公交司机，在她怀孕期间，每天为行动不便的她等上约半分钟，让她心里暖暖的。 在讲究效率、追求精准的现代社会，争分夺秒成为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紧了发条的匆忙步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时间就像一个紧箍咒，裹挟了许多人的喜怒哀乐。不少司机患上了“速度烦躁症”，对他人不耐烦、对自己不耐烦，一切费时间的事情都会引起心理上的烦躁甚至愤怒；稀缺而清新的“多等半分钟”，让我们见证了一位公交司机的善良和责任。 与之相反，一位“外卖小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近日，一段“外卖小哥冒雨送餐，因未按时送达被客户侮辱”的视频火遍网络。视频中，客户把外卖扔到了地上，并重重地关上了门。从陕西来北京的外卖小哥为了保住工作，始终没有还击；听着对方的数落，他低声解释并道歉，却始终未获原谅。 在讲究效率、追求精准的现代社会，外卖叫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暴雨中送餐晚到了一个半小时，消费者难免会饥肠辘辘。然而，因恶劣天气原因外卖未能及时送到，并非外卖小哥敷衍塞责，而是出于“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和艰辛。对于外卖小哥的境遇不仅不能感同身受，反而恶语相加，由于消费者的“不耐烦”，外卖小哥既承受了物质损失，也承受了精神伤害。 在社会流动迅速、社会成员异质性增强的今天，置身于陌生人社会的我们，总觉得人情味越来越稀薄。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人际关系干燥化，面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尤其是有过失、有错误的陌生人，一些人变得不再包容、不再克制，“一摩擦就起火”。 和外卖小哥一样，许多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既没有丰厚的社会资本，也缺乏人力资本；“无爹可拼”的他们尽管没有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依然在平凡的岗位脚踏实地，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断地努力着、付出着。这些怀揣着梦想、在平凡的世界里一步一个脚印的普通劳动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社会认同。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不以财富论英雄，就能避免用金钱把社会成员分等级、贴标签；有着起码的素质修养和基本的道德准则，那么他无论身处社会的哪一阶层，也不会因为自己比别人有钱就觉得高人一等。多一些“同理心”，对他人多一些耐心和温情，陌生人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2.近年来，国际上有“幸福学”的兴起，它表明人的最终追求是幸福，而不是钱财。我国一些地区也开始强调幸福，纷纷公布幸福指数，把幸福指数看得较GDP更重要。然而，由于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指数就难于用统计数字来支撑，人们对造就幸福的内涵做着各种不同的探索和说明。 第一种说法是经济富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少吃少穿，整天为肚子发愁，是与幸福无缘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幸福感明显提高，首先就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让大家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要让人们不断增强幸福感，必须坚持发展，使财富更加丰饶充盈，蛋糕做得更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向贫穷彻底告别。 第二种说法是社会公平。幸福既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不受歧视，才会滋生幸福感。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以后，收入公平较收入增长更能绐人们带来幸福感。为了幸福，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一定要公平地分好蛋糕。 第三种说法是良好心态，幸福既然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受制于客观现实外，还与主观心境有很大关系。俗话说，幸福重心境。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感到快乐，有人则感到不快乐，这固然可能与各人的具体处境有关，但许多时候，是由于不同心情所致。一个基本生活不愁的人，由于对钱财没有贪欲，“知足常乐”，可以过得很惬意；而一个腰缠万贯的人，将幸福完全物质化，贪得无厌，在钱财上总觉得“比上不足”，内心就会常戚戚。贝多芬说：“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因此追求幸福，不仅要重物质，而且要重精神；不仅要改变环境，美化环境，而且要改变心境，美化心境。 “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全国政协常委陈自力说：“把培育社会心态写进五年规划，这还是首次。这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心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性的清醒认识。” 3.社会心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就社会个体而言，就是指个人的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对社会的认同感，而社会心态则是基于社会个体普遍心理与倾向，形成一种社会心理格局。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经济成分的单一性以及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格局的相对稳定性，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相对较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造成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压力增大，产生不良心态。 目前，中国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杨玉芳介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表明，虽然社会心态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经过历时8个月的数据收集、分析工作，最终形成了《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报告》将近年来关注比较多的社会议题归纳为反腐、房价、收入分配、环保、户籍、医疗、食品安全、就业、教育、养老、民族、宗教等12项，对1800位网络样本用户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显示，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是现今社会相对广泛的负面情绪。网络用户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用户分别占比44.7%、41.3%，接近半数。就“不公平感”而言，在不同年龄层次中，进入中年的70后“不公平感”表达最强，51.2%的70后表现出了或强或弱的“不公平感”。在不同群体中，表达“不公平感”最强烈的是社会底层群体，64.8%的社会底层群体在微博中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不公平感”。在教育水平上，大专(高职)学历的用户表达“不公平感”最强烈。就“不安全感”而言，70后同样强烈感觉“社会不安全”，但与60后、50后的比例接近，均在半数以上，具有年长化特征。在不同群体中，底层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最为强烈，占比50.5%；商界精英与高资产人士成为持有这一情绪的第二大群体，占比45.8%，财富两级人群均表现出较强的焦虑情绪。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2010年4月和10月在全国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曾经，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4.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累，好想逃”常常刷屏社交网络，甚至见诸报端。逃离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这种逃离，既指空间的远离，如离开大城市或原有工作单位；也指心理的逃避，如摆脱当下窘迫处境或糟糕心态。别以为这只是顺嘴说说、轻松幽默的媒体新时尚，这恐怕也是当下某种新的社会困境的表征。一方面，开放的市场，人口流动政策，较多的就业机会等，都使人们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被牢牢捆绑在单位体制内或农村。改变工作岗位或人生轨迹，也不限于被动地等待组织需要。“逃”恰恰说明人们拥有选择人生的主动权。特别是近年来，高铁、航空、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为人们的“逃”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方便。同时，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多样化选择，都可能成为“好想逃”的思想来源。 另一方面，越来越突出的大城市病，住房、上学、医疗等经济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环境压力，劳动力过剩、竞争加剧、上升空间缩小等发展压力，使生存环境日益艰难。特别是行业、集团利益固化，普通社会成员上升渠道窄化现象严重。举一个例子，上大学作为我国选拔人才、改变命运的主渠道作用，正在遭受空前挑战，其带来的正能量正在被各种负能量抵消，“毕业即失业”严重威胁着大学生的择业流动。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空间还是心理上，逃离的路径和选择并不多。 令人揪心之处在于，“好想逃”一代，恰恰是年轻的80后、90后。当下他们正处于人生放飞梦想、事业打拼的黄金时代，此刻本应迎难而上、奋勇拼搏。但是，许多年轻人却被回避困难、逃避现实的“逃”意识所笼罩。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在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等8个市(区)进行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相关指标中，“社会接纳”一项得分最低，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城市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劳动与服务，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的竞争，容易在城市世居人口中引起一定的社会排斥情绪，乃至排斥、歧视的言行。 由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在很多城市人口中，排外心理、利益据守心理、盲目优越心理还较为普遍，对流动人口的接纳和包容程度还不够。 由于城市资源紧张、户籍壁垒等原因，使得流动人口难以在社区服务、子女就学、看病就诊、创业就业中享受市民待遇，尤其是在优质资源紧张的特大城市。在市民化待遇中感受不到接纳与包容，流动人口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城市融入。 5.国庆黄金周里扎堆的同学聚会，让奔波其间的人们感觉五味杂陈。小学、中学、大学、MBA、党校，甚至某个培训班上认识的人，都能凑一个同学聚会。纷繁迥异的价值取向下，同学会呈现出种种怪现象。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拼”的社会：孩子们拼爹，妈妈们拼丈夫，爸爸们拼钱、拼势。同学会，是一个拉拉家常、通通感情的场所，是同学回忆友谊、沉淀感情的好时机，缘何一场盛会也沾染社会习气，功利、世俗、虚伪、造作。当代社会，显性差距是钱，根本差距是阶层的分化，夹在中间的其实就是社会心态。实际上，同学会演变为一个很“炫”的名利场，和心态的错位很有关系。当精英同学向自认为的低薪同学俯视时，有了一种傲慢，带着一种歧视，而有的人，图巴结以上位、拍马屁而荣宠，这两种社会心态的一拍而和，让同学会的情谊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这正在成为很多同学会的主流心态。 著名作家方方谈及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时说：“这是一个充满混沌意味的世道。”她指出当下年轻人眼中的成功是以发财、当官、出名为标准，平凡生活却不被认为是成功。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和成功标准的世俗化，不可避免会投射在同学聚会上。 时代决定心态，心态映照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财富时代，与财富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炫富；我们这个时代是速成时代，与速成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浮躁；我们这个时代是娱乐时代，与娱乐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炒作……这一切，在同学聚会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正是有了多种不良社会心态的交织，同学聚会才会上演“变形记”。 6.2015年10月，孔学堂成立了“阳明心学与社会心态研究院”，近日，贵州省社会心理学学会在贵阳孔学堂成立。在贵州省社会心理学学会成立的当日，一场主题为“‘心性之学’能否解决现代人的心态问题”夏季论辩大会，在孔学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谢立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欧阳祯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三位专家学者，就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能否帮助现代人解决心态、心理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现场200多名观众展开了讨论、辨析。 心理学教授许燕：《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蓝皮书》里，更多的是用西方理论关注我们的社会心态问题。此次辩论的主题，首次把阳明学和社会心态做了链接，用中国人自己的理论、传统思想来解读当前的社会心态。 王阳明学说里强调“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许燕说，心理学研究的“善与恶的力量”，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善的东西、美好的东西都很脆弱，所以要强调人格教育。但是，人格教育要有榜样的力量，王阳明强调自我修养，强调一种自律的自我人格的塑造，他就是很好的道德榜样。社会心态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境状态，它不仅是社会认知，包含着多数民众的价值观，同时还是社会情绪的基调，也是民众行动的取向或者一种动态。要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内涵植入到人们的价值观层面。 阳明学专家欧阳祯人教授：解决当今中国人的心态问题根本在于对文化的自信。通过保证社会公正、传承世世代代的家风和家教、以经典为伴三个途径，来解决心态问题。王阳明最根本的思想是立志，我们每个人从现在自我做起，在“明明德”的世界去寻找感恩、敬畏、责任和奉献和那份信仰，这就是中国文化。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谢立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阳明心学”对于解决现代人的心态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几百年后的今天，更多的是非观念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慢慢形成的。比如是非的共识会变，天理人伦也会变化，今天有很多具体的善、恶、是非标准不清晰，解决这些问题阳明心学是远远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形成“是非善恶”的标准，大家才可以按照标准去修养。而且社会心态并不是用简单的“积极、消极”来评判的，当务之急是要形成共识，才能够去教化大家，端正人心，解决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心态问题。 7.不良社会心态是与社会正常发展和人们期盼不符，且试图通过极端行为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不良社会心态之下往往掩盖着极端的暴力行为，对社会正常秩序影响甚大，且具有传染性，会产生波及效应。在不良社会心态的“教唆”下，人们很容易因细小的事情或一言一语而引发矛盾，甚至大打出手。从时常充斥在新闻报端里的各种极端现象看，确实使人感受到社会已进入转型期，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加强社会治理尤为迫切。 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用核心价值观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培育共同价值理想，共筑精神支柱，积极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中。同时，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引导人们注重个人心态调节，才能在推进改革中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就需要每一个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切实加强修养，不断提高境界。 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参与，是消除人们在人际关系上的疏离感、隔膜感和拒斥感，促进人们形成较强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感和社会成就感的重要途径。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可利用时间、可支配财力和可采取方式日渐丰富多样，社会参与意愿也明显增强。要顺应这一重大社会变迁，健全完善各种措施机制，鼓励群众在工作之余把剩余时间精力投入到社会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为他们进行社会参与创造必要和便利条件。 心态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落到“心”上，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至关重要。要积极变“堵”“禁”为“疏”“导”，提供宣泄和释放消极情绪的渠道。社会心态的疏导离不开具体的可操作性指导，可以通过建立免费的心理急救热线，在社区、学校等场所举办免费的心理健康讲座等多种方式普及心理知识，引导人们克服因信息不对等而造成的焦虑，克服习惯性思维方式带来的惰性等。同时，还可以以专门的心理卫生机构为龙头，由综合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学校及其他的社会组织开设的心理治疗机构和咨询中心等组成，建立心理卫生整体工作网络。三、申论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62%。与此同时，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令人担忧。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互联网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内容诱发的。 在给人们带来全新娱乐体验的同时，网络直播野蛮生长、良莠不齐、乱象丛生，网络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从主播数量看，由于入行门槛低，导致网络主播群体迅速扩张，主播增速快于观众增速；从主播素质看，庞大的主播群体素质良莠不齐，而网络直播“以主播带动观众”的推广模式，导致部分主播为了吸引观众做出违规行为。 网络直播的本质是让用户与现场进行实时连接，受众与受众之间、主播与受众之间进行实时交流，是最真实、最直接的体验。因其所具有的真实性，所以接下来会出现什么都是不可预料的，会给用户很大的想象空间和惊喜。但由于目前直播网站监管方式多为人工审核，很难做到及时发现、全面覆盖。 从收入角度看，网络直播行业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大部分平台依然停留在用户为主播购买虚拟礼物、平台抽成的模式，同质化竞争严重。从成本角度看，除了视频存储、带宽、平台审核所需的人力、资源等成本开支之外，签约主播也是一项巨大的开支。因此，资金储备不足、缺乏竞争力的平台为了不被市场淘汰，往往对主播的审核比较宽松，甚至纵容部分主播一些“打擦边球”的违法违规行为。 网络直播作为典型的“互联网+”业务，具有融合性、跨区域性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客观上要求网络直播涉及的多个细分行业的管理部门加强部门间协同监管、属地化协同监管及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协同治理。但目前各监管部门仍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缺乏总体统筹，行业自律虽取得初步进展，但用户、行业组织仍未真正参与进来并发挥作用，社会协同治理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网络直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要联合工商管理部门，涉黄等问题要联合文化部门，涉赌或危害国家安全的要联合公安部门等。 2．为了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把“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2021年5月19日旅游日，张家界市由市市场监管局和市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市首档直播执法类节目《直播查餐厅》正式直播。 首场直播，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把旅游景区的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执法直播检查的重点，在武陵源天子山核心景区内，通过现场抽查的方式对选中的餐厅进行突击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加工制作场所环境、设施设备、食品加工制作、人员管理、食品原料采购及储存等内容，对餐具进行了监督抽检。通过直播执法，不仅可以现场曝光餐饮单位存在的问题，促进餐饮行业自律向好，也是对市场监管局执法检查的监督，有利于不断激发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营造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氛围，大力整治食品安全问题，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整场网络直播参与人数众多、互动性和现场感强，吸引了32万多名的网友在线互动。 直播执法将执法过程曝光在阳光之下，是我国提升法治文明和推进民主进程的成果。一方面，直播执法有利于充分满足受众知情权，增加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使民众及时“知情”、客观“知情”和充分“知情”，从而提高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直播执法能帮助执法部门在违法事件处置中更好地进行社会动员，引导社会舆论，争取民众对事件处置的支持，从而顺利处置事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直播执法，可能会衍生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给违法事件处置带来不利影响。 在直播执法中，执法者掌握镜头的主动权，选择性的报道就成为民众避不开的质疑话题。民众会认为需要曝光的执法不直播，觉得就是演戏骗人的执法却直播了，容易滋生负面情绪。如何让执法直播迎合民众需要，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此外，执法者在语言、行为上早于被执法者做好了直播准备，而被执法者，比如违法商户会略显被动，容易引发现场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甚至导致流血冲突事件。因此，直播行动开始时，如不告知商户，容易引起执法过程中的质疑和不安，如提前告知了，又很难保证执法效果。加之，执法工作人员现场控制能力不高，容易引发执法现场的失控。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直播议题设置不当，将使执法权威受损；一些执法手段的公开展示，可能会使得试图违法者的反侦察能力增强；如何更好地保护被执法者的肖像权与隐私权，也是直播过程面临的难题；事先设卡执法可能涉及保密行动，如果因直播而泄露了执法时间、地点等信息，无疑会打草惊蛇，并最终影响执法目标的实现。 执法直播目前并无全国统一性法律规范。因为缺少政府的统一推手，很可能面临的情形是，直播还是不直播，是具体执法者的事。直播是给民众监督的权利，不直播是执法部门给自己留的偷懒间隙。如果要想让执法直播像庭审直播一样持续下去，就不能只是执法者的秀场，而是要让执法者深入民众、了解民众呼声后应声直播，并通过直播形式引导民众走向深入思考。否则，直播就将逐渐丧失吸引力。 直播的执法过程可能是秀，但是执法结果绝对不能是秀，而是实在的法律运用。仅仅看见直播执法过程还不够，还要有执法结果跟踪报道，这应该是民众最想通过执法直播看见的“真相”。这样，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长此以往，就有可能让直播执法既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能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能起到良好的法治宣传作用，带给人们更多的法治理念和深刻思考。 3．在“厚德务实、敢为人先”的精神引领下，D市将“厚德载物、阳光法治”理念贯穿于推进依法治市始终，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不断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服务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汛期来临之前，D市M县金山镇家和社区居民林义桃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每年汛期西街街面上的危房总让人担心，这几间危房既有公房也有民房，公房的拆除倒是没问题，但住在民房里的杨大爷不让拆，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社区。 作为家和社区的议事代表，林义桃联合其他代表主动承担起了对杨大爷的思想工作，“杨大爷，每天从这条巷子来来往往的还有别的人家，如果哪天房子倒塌了，要出大问题。”经过乡亲邻里的几次劝说，杨大爷终于同意拆除危房。 家和社区议事代表的产生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5～20户按宗族、院落等自愿结成一个单元，联名推荐1名自己的议事代表，是为“定向产生”；议事代表对推选他的村民负责，定向收集意见、参与议事决策、反馈议事结果，是为“定向联系”。 村(居)民代表议事制度的实行让“笼统代表”变为了“具体代表”，让“替民作主”变为了“村民自主”，真正实现了村(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目前，M县已在全县127个村(社区)全面推行该项制度，构建了“支部领导、定向代表、议行合一”的基层依法治理组织体系。议事制度形成了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依法治理良好氛围，这一理念也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在D市推广。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D市围绕依法治权推进依法行政，通过建立三项清单规范用权、公开行权、主动还权、全面督权。 建立行政权力清单，清理公布市本级现有行政权力6444项；建立行政责任清单，对现有的107项行政审批大项、595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小项梳理相应的责任清单，做到权责统一；建立行政效能清单，通过常态化监管、行政效能监察、网络监督、党风行风监督4种方式加强政务服务监督。 如果说三项清单能够推动权力依法规范高效运行，那么开展为民服务“阳光行动”则让权力置身于全社会的监督中。 D市“阳光行动”要求各级各部门构建网上阳光“晒台”，将权力事项清单、公务服务事项及服务标准、自由裁量标准、办件要求及样本、一次性告知清单和服务指南等进行晒权亮权，用阳光“消毒去霉”。 为了进一步培育领导干部和管理层的法治思维，D市市委、市政府还成立了法律顾问团，各县(市、区)、市级各部门都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和会前学法制度，全市村(社区)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顾问团既能以法治理论研究推进法治建设实践，又能站在全省最优的高度上提升依法治理各项工作。 2月讲道路交通安全，3月讲消费者权益保障法，4月讲劳动合同法，5月讲食品药品安全知识，6月讲防洪法，7月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和社区有一支居民法治宣讲团，主讲人几乎全部是社区热心居民，每次宣讲都坐满了人，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既受欢迎又能达到普法效果。 由103人组建的D市依法治市法治宣讲团，已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宣讲活动230余次；机关干部、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相关法律顾问组建了两类法律服务小分队136支，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宣讲活动210余次，接待法律咨询6400余人次，发放普法宣传资料105万余份。 除此之外，D市在全市掀起了“谁执法、谁普法”的全城普法行动。 D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事故处理中组织当事双方“学法律、讲责任”，提供个性化法律咨询服务；以视频播放事故和交通违法案例，潜移默化提升驾驶员群体法律意识；通过音乐交通台、交警短信及微博等渠道开展普法教育。 D市法院、各县(市、区)法院、市监狱、市强制戒毒所等被命名为D市市级法制教育基地。D市法院加大社区巡回法庭建设、社区法官工作站、诉讼服务中心三大普法载体，并推进司法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通过阳光审判达到普法效果。 4．整齐的石板街，干净的街道，独具民族特色的房屋……每年一入夏，L村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旅游。“很多是回头客，每年都来这住，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村民们说。 L村是少数民族聚居村，苗族占83%，山多地少，之前为省级二类贫困村。近年来，L村以法治推进地域融合、产业融合、生活融合，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撑起“法治保障”，实现了从偏远山村到旅游胜地的华丽转身。 “以前外出时，总担心家里的东西被偷。”谈起过去村里的生活环境，村民们面露难色。过去，村民生活穷困，同一个村的村民也很少坐在一起交流聊天，村里的牲畜、木料被偷是常有的事，乱砍乱伐现象屡禁不止。“不安宁、不太平”是村民们对过去生活的最大感受。 “贫困的个案不一定都关乎法治，但区域性贫困总体上与法治紧密相关。”为从根本上助力脱贫“轻装上阵”，L村下决心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 “30多岁了，还不务正业，天天喝酒闹事。”“一年365天，有300天跟人打架，太不像话了!”“砍火星”节上，一名30多岁的小伙子满面通红低头听着族人的数落。这个“批评会”正是L村将苗族特色节日与村民自治相融合的有效手段之一。 “砍火星”节，是把苗语翻译成汉语的音译，实际意思是苗族同胞家族内部每年按照规定举行大团圆的日子。节日中，会对不遵纪守法、不尊老爱幼的人进行教育批评，引导其走上正确的发展之路。此外，对于有矛盾的邻里，会在“砍火星”节当天将两家人聚在一块喝一杯酒，其寓意是消除邻里隔阂，改善邻里关系。“对犯错的人也会进行批评教育，很像苗族内部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通过这样的‘自治’方式，村民素质转变很大，邻里关系也变得和谐融洽。”L村村支书老吴介绍道。 “守法守规好风尚，算好人生明白账；不搞迷信不赌博，头脑清醒别上当……”针对村民法律意识薄弱问题，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的“族训八言”应运而生。 将节日与民主自治相结合，进一步修改完善家风家训和村规民约，以德治扬正气、以法治强保障，村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中。 乡村旅游兴旺，纠纷不可避免，时常有游客称在L村遭遇食宿价格欺诈、停车费漫天要价甚至敲诈，不过村民有时也会受到游客的刁难。 “我妈心脏病犯了，都是你们气的。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们在我家住了一个半月，不付钱，现在反而来敲诈，太坏了!”2020年夏天，在村民汪洋的民宿里就发生了一起旅游纠纷事件。 邻里一看情况不对，马上去村委会和旅游调解委员会反映情况。在旅游调解委员会办公室里，调解员坐在两位当事人对面，一名记录员进行记录，确保调解过程公平公正。调解的最终目标，是在不损害双方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彼此握手言和。 旅游调解仅是L村旅游协会工作的一部分。在L村旅游协会的二楼，有许多样板间，每间样板间都明码标价。“每一位到访游客，都会在此登记，然后再由接待中心将游客分配到合适的特色民宿旅馆。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调解是终端，我们需要排查走在化解前，化解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对于乡村旅游协会成立的初衷，村支书老吴这样介绍道。 邻里之间因土地承包与流转产生利益纠纷，兄弟之间因宅基地继承、老人赡养责任而摩擦不断。近年来，随着村里经济活动日益频繁，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而且调处难度越来越大。 土地私下置换是农村常有的事，L村小伙小马手上的这块地就是跟邻村村民私下置换的。近年来，村里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把土地流转了起来，开发乡村旅游。小马换来的地也在项目内。看着小马用本属于自己的地赚了钱，邻村的土地持有人不服气了。“这个收益本该归我!”双方因为此事一直争执不下，每次见面少不了面红耳赤。 法律顾问张聪和村支书老吴听到争吵，立马赶来劝说。“土地流转有相关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具体细节我们可以慢慢谈。但是动手推搡人是违法的!”L村有个法律服务室，每周乡司法所工作人员和法律顾问都会在这里坐班一次。张聪和老吴就是从法律服务室赶来的。 “跟人情有关的，用道德劝服。但是跟利益有关的，就得用法律。”这里也是村委会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地方，“村官”虽然不大，却要“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凡是群众有矛盾都会到村委会来，村委会就采用“听、察、导、和、访”五字诀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在张聪建议下，小马等人一起，也学着用网络搜索起法律条文来。明白了法律，搞清了道理，双方算了算账，官司不打了，各退一步，共享收益。 “我们还会针对婚姻、赡养和借贷等乡亲们关心的问题，精心编辑当地身边人的法治案例，在普法活动上宣讲。”这样的普法，每次都能吸引几十甚至上百人参加，很多村民还踊跃提问。 现在，张聪的手机里有着十余个微信群。这些微信群架起了一座法律服务沟通桥。“我的群备注里都跟着手机号码，24小时开机，所以他们有法律问题都会马上打电话给我。”法律秩序、村规民约和乡村道德互为经纬，法治、自治、德治协同发力，L村实现了“过去村里闹喳喳，如今村里笑哈哈”的华丽转身。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7年3月28日，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开播。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该剧第一集的实际收看人数(含网络)高达3．5亿人次，微博话题阅读量达7000万，讨论量达21万，该剧的热播打响了2017年反腐剧播出的第一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高度。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反腐倡廉。但从践行的力度和持续性来看，毫无疑问，十八大以来的工作和成效是最突出的。可以做一些数字比较：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有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465人，被追究司法责任的近百人；十八大以来的四年，共处分119万人，其中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的223人，已移送司法机关的105人。十八大之前，纪检监察机关每年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为几千人(2009年3743人，2010年5098人，2011年4843人)，2016年则处分了省部级干部76人、厅局级干部2781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6．1万人。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从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看，这四年打的“老虎”数量是以前30年的总和。从被处分的县处级干部看，现在一年处分的数量相当于以前的四年。反腐的高压态势为反腐剧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冬眠期”之后，以《人民的名义》为代表的反腐大剧应运而生，回应了时代的诉求。 长相憨厚、衣着朴素，骑自行车上班，在陈旧简陋的家中吃炸酱面，喜欢以“农民的儿子”自居，每个月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元的生活费；然而，却在欲望的诱惑下，丢失了作为农民最朴素的品质，忘记了当初为官的信念，在另一处隐秘豪宅的壁柜里、床上、冰箱里，塞满了一沓一沓的现金，总数超过2．3亿元。《人民的名义》中赵德汉“小官巨贪”的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落马官员皆出自普通家庭甚至贫寒人家，他们步步高升，却在权力中迷失了自我。“赵德汉们”警示着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把“不忘初心”作为为官干事的座右铭，要时刻铭刻在心，始终落实于行。 相对于普通干部，高官腐败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坏、更广、更深。过去，反腐剧的尺度停留在“副省级为止”；这一次，《人民的名义》把尺度扩大到了副国级干部。这背后彰显了中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决心。同时，该剧也警示广大党员干部，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人民的名义》用丰富的细节、细腻的表达从正反两面展示了官场人物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对官场“两面人”“两面派”的揭露，入木三分。剧中的腐败分子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活脱脱一个“两面人”形象。但“机关算尽太聪明”，演技再高，总有演砸的时候。《人民的名义》用生动鲜活的故事教育党员干部，让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受感染、受教育。因此，党员干部要从中吸取教训，做到坚定信心不动摇，面对诱惑不迷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廉洁从政意识。 正风反腐，是对世道人心的校准。党员干部要学习《人民的名义》中反腐斗士的浩然正气，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保持对权力的敬畏，永远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做让百姓放心、安心的好公仆。 2．2017年年初，W市市民徐红霞在一家理发店理发时，电动车被盗，她立即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到现场查看视频监控，获取嫌疑人体貌特征，了解到嫌疑人可能藏身之处。“请尽快抓捕。”次日，徐红霞再次到派出所催促，结果却让她很无语，接待人员说：“警察都出警了，没有车子，也没有人了。”徐红霞的失落，不少人感同身受。随着作风建设的螺丝越拧越紧，机关作风有了明显好转，“门难进、脸难看”现象明显少了，“吃拿卡要”现象明显少了，但“只微笑不办事”“不贪不占也不干”的问题多了。2017年9月8日，W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发布消息，2017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现“不担当、不作为”问题420起，整改问题309起，其中通报160人、纪律处分28人、诫勉谈话56人。 从社会现实来看，为官不为并非偶然。近年来，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一定程度地存在着重考试、强调公开竞选比例等问题，一些能考试、会演讲的干部风光满面，而一些长期默默无闻、扎实干事的干部既流汗又流泪。很多地方没有建立起凭实绩用干部的导向，在干部选任中人为因素占上风，搞平衡、搞照顾，一些“官二代”迅速走上领导岗位的现象，让很多埋头苦干的干部觉得“低头干事”没有出息，“抬头看路”才有出路，把精力从真干实干转到拉关系、跑官要官上，静不下心来干工作。 有些地方干部考核激励机制有欠缺，表面上什么都考，实际上什么都考不出来，导致勤勤恳恳干的考核等次未必好，浑浑噩噩混的考核结果未必差，挫伤了一些干部的积极性。机制缺乏约束力，既有考核指标设置宽泛模糊的问题，也有信息收集手段单一的问题，更有结果运用刚性不强的问题。考核机制起不到鞭策激励作用，必然造成忙的更忙、闲的更闲，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 对干部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组织上一般都会按照干部问责规定进行问责。但即使这样，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问责制度落实不力，问不到实处、责不到痛处，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达不到问责、纠错的目的。有的干部不作为没有造成短期内可以看到的严重后果，只要把上级重视和交代的任务完成好就是“政绩斐然”，只要把基层矛盾掩盖住，调任之后就与其无关了。结果。尸位素餐者得以大行其道。 另外，有些干部迷茫心态严重，不是不想为，而是不敢为。怕工作失误、冒风险，担心踩到红线、触犯“规则”，把“不出事”作为最高原则；怕触及利益、得罪人，担心引火烧身、承担责任，故而做事缩手缩脚。有些干部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人心态，安于现状，看摊子、守位子，推着干、看着干，工作热情减弱，进取意识淡化。 3．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而党务公开则是党内民主的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再一次擂响了我党畅通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的战鼓。 201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会议强调，党务公开政治性、政策性强。要坚持正确方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务公开放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谋划和推进，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求贯穿到党务公开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坚持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更好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时回应党员和群众关切，以公开促落实、促监督、促改进。要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统筹各层级各领域党务公开工作。 事实上，早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的党就提出了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更把党务公开写进了党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对推进党务公开作出了进一步部署；2009年中央成立由中央纪委牵头的中央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2010年9月印发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年底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党的基层组织全面实行党务公开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做好党务公开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明确了基本思路，指明了努力方向。 按照这一思路，近年来，党务公开先从党的基层组织抓起，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稳步实施。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明确公开事项、扩大公开范围、创新公开形式、规范党务公开程序，如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预告、任前公示、试用期和地方党委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制度已全面推行。对于重大问题和重大决策，各地广泛推行票决制改革，让科学决策能够真正落实，这有利于广大党员和群众及时了解党委、政府发展思路、发展重点和发展举措，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证。 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权利得到更多保障，对于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看到，在党务公开过程中，各地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意公开、避重就轻”的不良心态，存在着公开内容不全面、更新不及时、公开不规范，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政务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亟须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可喜的是，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为各级党组织做好党务公开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说，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时期，党中央研究出台条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实行党务公开，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及以公开促监督的鲜明态度。 风劲正是扬帆时，擂响战鼓踏征程。从当前来看，各级党委要把推进党务公开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解读，全面准确掌握条例的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把贯彻落实条例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以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风，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前进、取得实效。 4．带着思想印记的岁月，总能引起人们驻足回首。2017年年初，央视制作系列微视频《初心》，截取习近平在梁家河、正定、宁德等地生活、工作时的片段，为我们讲述了党的总书记一路走来坚守不变的初心。“深入人心，满满的正能量”“看了的确很受触动”，视频在热播的同时，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几分钟的视频，能产生如此触动人心的力量，除了真挚的情感、淳朴的话语，归根结底，还在于一字一句、一言一策都闪耀着人民至上的思想。习近平在陕北工作期间，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褥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与大家打成一片，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拉近了，与群众才会心意相通，心里才会装着彼此，才能有相互的信任，工作起来才会真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一经历，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这就是在后来每次遇到挑战、考验，或者要去做一个全新的工作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脑海里不断翻腾的都是陕北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信天游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与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要求和号召，也是一项对领导干部实实在在的工作要求。 当前，我们的各级干部能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骨肉相连的深厚感情，这是一张摆在每一位人民公仆面前的特殊考卷。在这方面，各级干部应该走出舒适的办公室，从专车上走下来，脱下西装，穿上便服，到田间地头多走一走，到车间工地多转一转，到群众中间多聊一聊，起码争取每一个月都乘坐一次公交车，逛一次菜市场或者超市，参加一次社区居民活动。只有每天看得见紧张劳碌的老百姓的身影，每天听得见带着方言味道的老百姓的语言，我们的干部才会时刻想到老百姓，才会真正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感知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才能真正与他们打成一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要为人民做事的。他明确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长在群众中的老县长”独龙族干部高德荣，从不为自己争利，长期坚守在条件艰苦的独龙江畔，“自己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基层干部刘孝刚将全部精力投入村里发展，身患重病的他“晚上在床上疼得哼哼一夜，第二天又跑到村里去了”。他们时刻谨记自己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始终坚守着一个理想信念，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有信仰上保持正确性，政治上才能慢慢成熟，理想目标上才会更加执着，行动上才会更加不可动摇。这也促使他们每天都从身边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中做到不平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起点，也是不容偏离的根基。 在正定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习近平和同事一起给中央写信，为当地减少了1．4万吨的粮食征购任务；为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到正定，他给全国各行各业的一百位知名专家学者写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把增强百姓的获得感作为决策目标，也体现在近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建立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亿万人民的生活兜底；攻坚脱贫的复杂难题，实现脱贫人数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三；努力解决就业问题，连续多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当下，民生指标逆势上扬，体现了党心与民意的同频共振，彰显了执政者的为民情怀。 维护人民的利益，就要防止与民争利、遏制贪污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段时间，福建宁德机关干部乱占地建房现象严重，群众意见颇大。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决定以清房为突破口来惩治腐败。清房工作涉及几千人，面对后来记者“到底动还是不动，心里有没有掂量”的提问，习近平说，“我们将近三百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两三千人该得罪?”“我就是在那儿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才能维护人民的利益，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纪律。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这就是纪律。”习近平的话语表明了党严明纪律的决心，也说明严明纪律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一以贯之的坚持与笃定，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是对人民力量的深刻认知，更是对人民利益的有力维护。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其实，无论是习近平的成长三部曲，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轨迹，它们标注的都是为民的底色，说明人民是共产党人最温暖的初心。 5．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自身基层从政体会，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克服攀比心理，始终崇尚慎德重责。注意道德操守，并指出“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如果见到别人一掷千金、灯红酒绿，便产生失落感，觉得清正廉洁吃了亏；如果看到别人既升官又发财，觉得“不捞白不捞，捞了也没事”；如果经常想当年手中没权时，想捞也捞不上，现在有权了便“捞一把”……这种攀比心理，越比就越觉得自己失去的多而得到的少，越比个人的私欲就越膨胀，越比党纪法规的观念就越淡薄，逐渐地就会耐不住寂寞、挡不住诱惑而发展到不择手段地追逐声色犬马、粉白黛绿，从而弱化对“病毒”的免疫力和抵御力。作为共产党人，在对待名利地位和进退走留的问题上，要以积极的健康心态比，以应有的精神状态比，以基本的党性觉悟比，更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思想有没有邪念，是否还有不坚定的倾向；道德有没有滑坡，是否存在不健康的东西；工作有没有差错，是否还有未尽到责任的地方；行为有没有越轨，是否出现过违犯党性原则、违犯纪律规定的事，以深刻的自省精神，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实现自我完善，永葆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克服失衡心理，始终保持慎权清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党员干部把用权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就都变得迎刃而解。一个人刚走上领导岗位之时，大都头脑清醒，为人谦虚，工作敬业，做事谨慎。随着职务不断提升，赞扬、吹捧之声逐渐增多，慢慢地头脑就发热了，甚至变得飘飘然、昏昏然了。特别是感到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作时间越来越有限，“人走茶凉”的境况日益迫近，便容易产生失衡心理，秉公用权的行为准则就会发生偏移。党员干部应经常提醒自己，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权为民所赋”，人民才是权力的所有者，党员干部只是替人民掌管权力，这个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更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始终牢记“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才能切实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若只记得手中的权力和待遇，而忘记了责任和义务，就必然会导致权力错位、权力滥用，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对此应深察之、深省之、深警之。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动员令”吹响之后，垃圾分类正在我国多地系统铺开。陆续开出的罚单和整改通知书，向社会释放出明确信号：垃圾分类动真格，距离你我不再遥远。 垃圾分类话题火热，段子手们纷纷出笼，催生出不少“社交梗”：街坊打招呼张口就问“你什么垃圾”，人们的聊天内容从车子房子变成“垃圾怎么扔”，就连“拎得清”也成了新梗，被赋予了新义——手里拎着垃圾能分清的人…… 垃圾分类，当然不是一个桶变几个桶那般简单，“干垃圾”“湿垃圾”乍听起来也确实让人费脑筋。然而透过朋友圈刷屏的幽默段子不难发现，人们并没有因其麻烦而烦躁、因其严格而抱怨，相反认同率、行动力大大超出了预想。“社交梗”背后，是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认同。 会心一笑，认真分类，见证着这些年社会文明水位的提升。垃圾分类倡议已久，早在2000年，北上广深就被列为首批国家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虽然推行不甚理想，但也让许多人了解到了这一绿色生活方式。 可以说，全社会对于垃圾分类并非“白纸一张”，而是已然迈出了润物无声的第一步。而针对“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问题，需要一种外部硬约束来切实倒逼一下。如今社会文明素质进一步提高，各大城市适时出台细致具体的管理条例，明确分类标准，明确惩处手段，有力推上这一把，再次给了垃圾分类在更大范围做好做实的契机。 要让垃圾分类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需要过程，这场“同一起跑线上的考试”，上至80岁老人，下至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参与，也都需要学习。行为心理学有个“21天效应”，相信人们在认认真真地做好20次分类之后，第21次就会自然而然地“拎得清”。 2019年7月1日，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按照当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垃圾混投的个人将被处以50元至200元罚款，如果是单位没按规定实施垃圾分类，最高罚款5万元。近一段时间，逼疯上海人的“垃圾分类”引发全民关注。 推进垃圾分类首先是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不仅需要理念层面的认同，更要普及相应的知识。上海的垃圾回收被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4类。喝剩下的奶茶、吃剩下的小龙虾怎么扔?如果说食材废料都属于湿垃圾，为什么粽子叶、玉米衣又是干垃圾?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不可或缺，上海构建了一个从线下到线上、从社区到学校的全方位、立体化、无缝衔接的垃圾分类习惯培养体系。培养垃圾分类的习惯需要时间，垃圾分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检讨过往垃圾分类的探索，一些垃圾分类试点的地方，人们最初的积极性常常因为垃圾转运、处理无法满足分类需要而受挫。精心分类的垃圾最后被一辆垃圾车混装运走，成为“一勺烩”，这是推进垃圾分类的一道坎儿。垃圾分类是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环环相扣的完整链条，涉及产生垃圾的居民和单位，收集、运输和处理的企业，管理的政府，参与者众多。推进垃圾分类，每个环节都应该把自己在这一链条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推诿指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上海垃圾分类引发了全社会关注，犹如一场“热身运动”，将垃圾分类与人们的生活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2020年年底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46座城市城区都要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其他45座城市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能否成为下一座可以“拎得清”的城市? 2．“分类型垃圾桶网上卖断货了”“工作太忙只能求助爸妈或保姆，家人多了很多话题”“公司里个人座位旁的垃圾桶都没有了，扔垃圾人都跑瘦了”……近日，强制垃圾分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一些个人生活习惯悄然改变。上海的宋女士说，为减少垃圾分类错误，已经开始少叫外卖了；北京市民陈先生说，父母开始把塑料袋反复使用了，尽量减少垃圾。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2019年6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3的大中城市面临“垃圾围城”，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以北京为例，其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可达2万吨，而且还在逐年增加。平均每个人每天至少产生1千克的生活垃圾，这些垃圾除了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大多数都将进入填埋场、焚烧厂进行处置。无论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还是健康效益来说，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北京的情况不是个案，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存在，有些地区的垃圾问题甚至更加紧迫。 面对“垃圾围城”，我们能做什么?垃圾分类，正是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途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垃圾分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投入、久久为功地抓下去。”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一大前提，是从源头进行分类。源头分类可以有效地推动高残值可回收物，例如纸盒、塑料瓶等资源的回收工作，也可以从源头避免湿垃圾对其他低残值可回收物的污染，降低低残值可回收物的回收成本，提高垃圾回收的总体比例。 在过去，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始终高于无害化处理量，大量城市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堆放，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还容易造成蚊虫滋生，传播传染病。从塑料袋收费到丢垃圾不再“零成本”，其目的都是提高国民保护环境和生态意识。而对干湿垃圾、食物垃圾进行严格区分，则有利于培养人们珍惜粮食、珍惜劳动人民成果的意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相关专家曾评价垃圾分类行业：“它可能不是一门短期就能赚钱的生意，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重构上。”垃圾分类回收后，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能更高效地工作，进而提高整个城市的运转效率，对于推动城市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随着国内垃圾分类回收的普及和推广，也必将诞生一批专门针对垃圾分类的创业型企业。“垃圾分类”或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之前，由于居民环保意识差，不重视垃圾分类，各种生活垃圾掺在一起，成为N市垃圾处理的“老大难”问题。环卫局工作人员表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给N市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带来了契机。据了解，N市中心城区已建成33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区，其他各县(市、区)也在积极探索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如今，走进N市F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目之所及，绿树成荫，芳草遍地，葱茏的树木环绕在山体周围，中间铺上HDPE膜用于雨污分流，刚刚填埋好的垃圾被黄土覆盖碾压。即使走到山底，也闻不到明显异味，看不到明显垃圾。在N市某餐饮公司，机械分选系统正将餐厨垃圾进行分拣消化。公司负责人表示，N市餐厨垃圾在这里被回收利用，转化为可再利用的有机肥、洗衣粉、肥皂等，避免了地沟油、泔水油回流餐桌，也让人人头疼的餐厨垃圾变为“宝物”。 3．自从上海启动垃圾分类，国人就开始了对此事的高度关注。而对各种“风向”相当敏感的创投圈更是早就有所动作，早几年就已经出现了布局垃圾分类的科技公司。自从“最严垃圾分类政策”出台，资本对垃圾分类更是热情高涨，积极地去找寻垃圾分类的创业者，力图在垃圾分类之风席卷全国的前夕占得先机。 然而入局较早的那批垃圾分类科技企业，其结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垃圾分类行业存在的缺陷。例如在业内比较知名的智能垃圾分类公司“小黄狗”，其设备推广进度还不错，可就算是这种“头部企业”也并不好过。2019年2月开始，“小黄狗”位于北京的许多智能垃圾柜陆续停用，而最近又传出“小黄狗”破产重整的消息。众多创业者齐声高喊：“垃圾分类是下一个创投风口，但涌入太快可能会成为‘大坑’。” 垃圾分类行业是风口，这已经是公开的趋势，可为什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创投机构普遍都在亏钱甚至是倒闭?众所周知，目前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垃圾分类生意主要是前端回收和线上线下结合的回收设备，可这些看上去很有道理的模式其实仍不成熟。 现在很火的智能垃圾柜，其重点在于如何将高科技加入柜子中，以柜子为核心，而很少能考虑到此模式所需的成本、效率，以及整个回收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若要柜子发挥作用，离不开环保意识、环保政策等相关问题的解决，可这些创投公司根本无法解决。资本投入了大量金钱，让创业者在线下铺设，看上去确实很高大上，但解决不好整个链条上的问题，线下放再多功能齐全的柜子也是白搭。 另外一些以“互联网+回收”为名提供一键呼叫上门回收的业务，其实和传统的“收废品”模式并没什么区别，只是加入了线上预约的方式，更何况还要自己提前分好类对方才肯收，那倒不如自己走到垃圾箱前自己去投。这种模式中没有增量，未能提升产业效率，无法产生新价值，自然也就不能得到快速发展。 当然，现在腾讯、阿里等巨头也有AI识别垃圾种类的功能，但以目前的识别技术水平来看，成功率还未达到理想的程度，因为其发布较为匆忙，样本训练度不够，所以识别率也不高。 投入成本高、盈利模式不清晰、未能真正抓住重点，这些都是垃圾分类创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过程急不来。一则垃圾分类尚未在全国普及，所以中国市场对这方面缺乏经验，没有经验自然谈不上行业成熟。二则关于垃圾分类的技术不成熟、人才严重短缺，这都是垃圾分类行业发展的关键点。 上海的垃圾分类模式已经创造出了75.56亿元的市场规模，一旦普及全国，市场规模可能达到1960亿元，产业链中的厨余垃圾处置、垃圾焚烧等领域都会成为机遇，为此添置的相关设备所创造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600亿元。 而要解决这一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单凭企业与资本远远不够。说到底，环保是公共事业，本质上是“逆市场行为”，尤其是后端处理技术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驱动，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政策和实践过程中给予指导与帮助，多管齐下才会让垃圾分类行业成为创投的“风口”，而不是一个“大坑”。 4．2018年11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W市华诚混凝土公司西南侧池塘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整改情况开展调查，发现场地污染依然严重。 2017年5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群众两次举报华诚混凝土公司西南侧池塘内被绿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倾倒填埋飞灰、炉渣等工业固体废物，督察组均向地方转办。在此之前，省环境保护厅(后调整为“生态环境厅”)也曾收到类似信访举报，并于2017年4月对该处场地进行了现场检查和取样监测。 2017年6月1日和2日，W市两次上报督察组并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表示该地块由W市凝力制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凝力公司”)租赁，用于堆放绿洲公司的炉渣和其他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W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根据监测结果，确定是否需要实施生态修复。 公开整改情况后，W市既未主动对接省生态环境厅了解采样监测结果，也未启动实质性整改，该群众举报成为“烂尾案件”。2018年7月11日，W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华诚混凝土公司西南侧池塘堆存固体废物处置及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要求W经济技术开发区立即启动举报场地固体废物处置及生态修复工作。至此，W经济技术开发区才委托技术单位于2018年8月进场开展环境监测，并于9月形成相关调查报告和处置方案，但仍未启动固体废物处置清运工作。10月23日，W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再次要求W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处置工作进度，及时开展生态修复。 2017年8月，W市上报称该举报已整改完成。在2018年1月30日印发的《W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及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方案》中，W市也未把该举报列入未完成的群众举报问题整改清单。 督察组向周边村民了解证实，早在7年前该处就存在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等各类垃圾的情况，将一个深6～7米、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水塘填满，一直未被查处整治。 还存在的问题是，W市及W经济技术开发区未经采样鉴别即称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凝力公司用于制砖的炉渣，以及其他企业倾倒的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对于场地内固体废物的性质、数量均未调查明确。督察组调查发现，2016年之前，绿洲公司年产飞灰约4000吨，2010年至2013年产生的飞灰均交由凝力公司处置。督察组初步估算，填埋区域面积约11670平方米，最深处达7米，填埋固体废物量在3万吨以上。 调查报告监测数据也显示，倾倒填埋场地下水中镍、铅均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Ⅳ类标准限值。实际上，2017年4月W市环境保护局监测数据显示场地固体废物淋溶液也超标，但调查单位仅依据场地土壤不超标得出污染可能来自其他区域的草率结论，未做深入调查。 在场地地下水已被污染、场地西侧积水塘(淋溶液)pH值、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均超标的情况下，W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督察组进驻前一周，匆忙对场地内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在未清理鉴别其他各类固体废物、未采取任何防渗防雨措施，也未建设淋溶液收集处理设施的情况下，直接覆土封场，环境隐患突出。 2018年11月6日，督察组现场督察发现，填埋场周边水沟中积存大量淋溶液，颜色泛黄，采样监测显示，pH值为9.54，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为426毫克/升和32.4毫克/升，分别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V类水标准9.65倍和15.2倍。该填埋场紧临周边村民的菜地和水塘，水沟中淋溶液与村民水塘连通，对水塘造成一定污染，周边村民反映强烈。 5．“没喝完的猪骨头煲玉米汤应该扔到哪里?”“外卖盒怎么处理?”“用完的圆珠笔属于什么垃圾?”对于这些问题，G市天河区员村街辖内不少小朋友都能对答如流。他们说，这是由于玩了一款新出的H5小游戏，在游戏中掌握了大部分垃圾种类和处理方法，“有时候还能把学到的知识教给爸爸妈妈，很有成就感!” 2019年7月，G市全面启动整体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全市都掀起了学习垃圾分类的热潮。常见的垃圾究竟如何分类，着实困扰了很多居民。怎么让居民快速熟知“这是什么垃圾”，员村街想出好办法，利用与辖内最大非公企业三七互娱开展党建共建合作的机会，研发一款H5小游戏“垃圾分类智会人”，迅速在辖区刮起一阵乐学爱学风潮。 8月6日，员村街道党工委主办、三七互娱协办的“乐学员村”垃圾分类宣传暨“垃圾分类智会人”小游戏发布会在三七互娱大厦举行。发布会上，居民通过试玩小游戏、现场互动等方式，轻松解决“这是什么垃圾”的疑问，让群众迅速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垃圾分类智会人”研发团队现场为大家演示了游戏的玩法：游戏开始后，玩家需要在120秒内将下落的垃圾分人正确的垃圾箱。选择正确，可获得100积分；选择错误后，游戏会暂停，并在物品下方显示正确的投放类别。该游戏已收集120多种生活中常见、易分错垃圾。未来，研发团队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问卷调查，了解用户垃圾分类认知需求，持续更新游戏内垃圾种类，提升游戏的实用度。 这款小游戏是怎么来的呢?员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管力强介绍，“垃圾分类智会人”游戏是员村街党工委与辖内最大的非公企业三七互娱开展党建共建深度合作的第二次尝试。2019年6月底，员村街党工委着力打造“乐学员村”党群服务微平台，就与三七互娱推出了第一款H5小游戏——“乐学达人”党建答题闯关游戏，通过“知识竞答+游戏闯关”的形式，让参与者寓学于乐，加深了解党史、国史、员村本地文化史等知识。该游戏推出一周便吸引了辖区内党员、群众共500多人参加。 “作为基层单位工作者，应着力于联系群众、沟通群众、服务群众，把党的大政方针、政府的惠民利民政策宣传到位。这是一次政府与企业的强强联合，探索了全新的党群服务模式，也是一次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尝试。”管力强说，由于第一次合作成功，双方趁着G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契机，继续打造第二款小游戏。 从后台数据分析来看，“垃圾分类智会人”不仅风靡员村，还影响了G市其他区，甚至国内其他城市的玩家。 6．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为更好了解垃圾分类落实情况，Y区各城管中队以突击检查的形式，在全区范围开展了专项执法行动。执法队员在某小区内巡查时，发现一居民未按规定进行分类，把一塑料袋包装的垃圾都投放入湿垃圾桶中。执法队员随即上前要求当事人立即整改。但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小题大做，表示周围人扔垃圾都没有规范分类，以未有人因垃圾没有规范分类而受到惩罚为由，不配合执法，拒绝当场改正违法行为。执法人员遂按照《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当场对当事人处以50元的行政处罚，并向当事人发放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单。 据了解，自《条例》施行以来，Y区城管中队已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逾40份。近日，根据责令整改的期限，在对某家有干湿垃圾混投现象的企业进行复查时发现此类现象依然存在。对此，执法人员当场开具《谈话通知书》，要求相关责任人配合立案调查。次日，该企业的行政负责人携相关材料来到Y区城管中队接受调查询问。最终，依据《条例》规定，城管中队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5000元的罚款处罚。该企业表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愿意接受处罚。当天下午，当执法队员再次来到该企业进行检查时，看到其分类工作较之前已有较大提高，分类纯净度有明显的提升。企业负责人说，接下来公司将会对员工进行垃圾分类教育培训，并督促员工认真做好分类工作。 推广垃圾分类，看起来面对的是物，实际上面对的是人。大部分人对垃圾分类知识有所了解，但是仍然存在“高意愿、低行动”现象。“知而不行”是我国大多数居民存在的问题。但是在日本，垃圾分类却是很多人生活中的一种信念、习惯或仪式，人们愿意把精力与时间“浪费”在垃圾分类上。不分类扔垃圾是违法行为，丢错的垃圾会返还家中，若被投诉会被罚款，严重的还会承担刑事责任，而且会被认为是有损公民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丢脸的事情。何以至此?日本政府对国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学校设置垃圾分类回收相关课程，孩子从小在学校和家庭中就对垃圾分类方法耳濡目染。政府从垃圾分类方法到丢弃垃圾时间都进行详细规定，每隔一段时间会修订分类手册，以适应实际变化，还单独出版“家庭垃圾收集日历”。有些地区还制定专用垃圾袋，某类垃圾使用特定样式的垃圾袋丢弃。日常里被反复教育，生活中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就会刻在脑子里，上升为一种信念和价值观，甚至成为一种身份认同乃至精神归属的通用符号，最终会习惯成自然。 作答要求

申论 给定资料 “上级遴选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大学毕业后小雪通过公务员考试，于当年10月入职J省某乡，工作刚满两年，因基层工作琐碎繁重，一心想着逃离。近期，她正忙着准备遴选考试。“现在考选条件越来越苛刻，不少都有年龄限制，有的岗位仅限全日制研究生。所以趁着年轻抓紧考走。” “年轻人来了没几年就会走，有的通过各种门路借调到县直机关。”J省一副镇长介绍，近年来所在镇招了不少年轻人，但由于镇政府办公地位于山区，有的年轻干部刚适应基层工作，就因离家太远、工作量大辞职离开了。 许多基层干部认为，“60后”干部本乡本土居多，他们是基层较为稳定的干部群体，而招录进来的年轻干部不少抱有逃离基层的心态。 “每天接到的通知、文件就有几十个，还要应付很多突发事件。”J省一镇长介绍，其所在镇有8万人、25个村、上百家企业，人少事多，只有30个公务员编制，要兼顾服务、发展、稳定多项工作，人员“混编混岗”严重，例如团委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洗盘子多砸盘子就多，干得越多被问责就越多。” 与基层干部职责任务越来越多、问责力度越来越大相对应的是，个人发展和保障不足。不少基层干部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天花板”，事业激励不足，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 不少基层干部期盼尽早进城、进机关。“区级机关、市级机关的工作相对轻松，比如发发文、开开会、督促检查，实际工作最终都是层层转到最基层。”J省一街道党工委书记认为，市、区机关工作时间有保障，基本上都能保证按时上下班，很少需要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处理矛盾纠纷。 有专家认为，需给基层干部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渠道，如创新职级和职务相分离的机制。组织部门要善于发现、提拔优秀基层干部，形成示范作用，让更多的基层干部看到，只要基层工作干得好、有成绩、有口碑，即使长期身在基层，也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很多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做好基层工作，要激励年轻干部奋发进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需要在落实减负目标、创新激励手段、提高待遇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有专家认为，现在基层普遍处于疲态，“80后”“90后”基层年轻干部配偶多不在当地，太多烦琐无谓的工作让一些基层干部失去正常生活和社交，无法顾及婚恋、养育等人生大事。需要进一步落实基层减负，给基层干部留下正常的生活和社交空间。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条件比较优秀的干部更应充实到基层一线。”有基层干部说，基层工作直面群众、企业和社会矛盾，更需要素质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待遇保障应向基层一线倾斜，可以比市、区更高。 作答要求 请根据“给定资料”，分析年轻干部想要逃离基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要求： (1)原因梳理全面、准确； (2)所提措施有针对性、切实可行； (3)不超过4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