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党员干部素养主题 背景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自身基层从政体会，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克服攀比心理，始终崇尚慎德重责。作为共产党人，在对待名利地位和进退走留的问题上，要以积极的健康心态比，以应有的精神状态比，以基本的党性觉悟比，更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思想有没有邪念，是否还有不坚定的倾向；道德有没有滑坡，是否存在不健康的东西；工作有没有差错，是否还有未尽到责任的地方；行为有没有越轨，是否出现过违反党性原则、违反纪律规定的事。以深刻的自省精神，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实现自我完善，永葆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克服失衡心理，始终保持慎权清醒。党员干部应经常提醒自己，领导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权为民所赋”，人民才是权力的所有者，党员干部只是替人民掌管权力，这个权力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也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更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始终牢记“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切实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若只记得手中的权力和待遇，而忘记了责任和义务，就必然会发生权力错位，导致滥用权力，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对此应深察之、深省之、深警之。 请结合你对背景材料的理解，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观点明确，论述深刻； (2)参考背景材料，但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3)思路清晰，结构完整； (4)总字数1000～1200字。

申论给定资料 1．随着新学年来临，J省S县为了让全县贫困学生读上书，不因家贫而辍学，教育精准扶贫大走访和家访，以及帮助贫困学生申请救助的步伐一刻也没停歇。 当看到学费缺口一点点缩小时，准大学生叶珊珊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来自戴家埔乡淋洋村一个距离县城50多公里的贫苦人家。 2016年，家中的顶梁柱叶珊珊的父亲突发脑出血，经过治疗捡回了一条命，但每天只能以轮椅为伴，生活无法自理。不得已，母亲辞工在家照顾，弟弟尚小还在读初中，遭此变故，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这些困难没有吓倒叶珊珊，她发奋苦读，2017年高考以576分的好成绩，被西南政法大学录取。但这份喜悦只维持了一会儿，高昂的费用让全家人犯了愁，仅第一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就要1万多元。 这时，驻村帮扶工作队主动找上门来，答应帮助叶珊珊办理8000元的入学政府资助，申请本市圆梦助学金以及工会的困难补助“金秋助学”基金，这样算下来，学费缺口就差不多补上了。 “这些天，县乡村的领导一拨拨来了，给了我很多帮助，叫我们全家树立信心，再苦再难，有了大家的关心、帮助，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叶珊珊的母亲坚强地说。 崇文重教一直是S县的传统，除了积极落实政府层面的各种助学金，成立圆梦教育基金之外，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了援手。得知叶珊珊的情况后，江南汽运公司决定贡献一分力量。日前，江南汽运公司派出代表上门慰问，承诺资助她四年的生活费，每个月1200元。“谢谢你们，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奉献社会!”叶珊珊的眼眶有些湿润，道出了所有贫困学生感恩社会关爱的心声。 2017年六一儿童节，S县汤湖镇平溪小学50余名学生收到了一份不一样的节日“大礼”，他们搬进崭新的校园，开始全新的生活。 近年来，S县不断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度，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在23个乡镇都建设了中心幼儿园，不断改善村小教学条件，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教育保障和资助制度，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均衡教育的“阳光雨露”。 2．以下是关于部分国家教育发展情况的内容： ●纵观近几十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来自低收入家庭、少数族裔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数量和人口比例都有了显著提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大学数量众多，只要考生学习努力，拿到一份大学录取并不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高校和政府已经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相应的法律保障，个人的教育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因素和个人努力，难以责怪政府和社会体制。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在不断努力消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入学概率。 在法律建设上，美国通过实施黑人、女性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平权法案和采取积极补偿行动，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极大缓解了教育系统中存在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 同时，联邦政府还设置了许多奖助学金项目，比如最著名的佩尔助学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 美国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也不敢采取任何针对学生家庭出身的歧视性举措。在招生和就业过程中，针对考生和应聘者个人背景的歧视在美国社会中是不可触碰的雷区。一旦发生，会酿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和极大的名誉危机。 同时，很多美国高校自身也希望扩大学生背景的多元性，并在推动教育公平、扶助弱势群体的道路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美国高校中往往设有积极补偿行动计划，承诺在招生录取和评选奖助学金方面对弱势群体考生予以优先照顾。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教育注重平等，其主要体现为“面的平等”，区别于欧美所强调的“个人化的平等”。日本强调“通过创造均质的空间和均质的时间，形成‘平等’分配资源的基础，从而将机会均等的概念真正适用于教育”。 在这个“面的平等”指导思想下，日本确立了均质的资源分配体系，以及中央集权式的课程政策；以班级为单位，提供均质均量的学校设备、课程内容以及教员，从而保证城市与农村教育条件的平等性。 除了城乡学校的设施无差别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还做到了让城乡学校的老师在数量和资质上一样平均。当然，也有老师不那么愿意到偏远的岛屿和乡村教学；但是日本实行轮调制，老师必须在一定区域内轮调，三年到五年之后必须换一所学校。这样的安排，除了出于公平的考虑外，也是为了让老师能够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得到不同的锻炼，以提升自身的能力。 据日本教育界相关人士说，因为偏远地区的学校班级规模更小，而老师的素质和城里的老师并无差异，所以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老师的指导会更多，反而学习成绩(会比城市孩子)更好一些。 在2007年以前，日本是没有贫困儿童这样的议题的。直到2009年经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发现日本有1613％的孩子过着人均不足6万元人民币／年的生活(日本以人均收入低于中间值的一半为贫困线)。于是贫困儿童成了日本新的社会议题。Kids‘Door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成为一个专注于提升贫困儿童学力的非营利社会组织(NPO)。 Kids‘Door经过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教育状况：父母收入少的孩子(大多是单亲家庭或是生活在看护所的孩子)，他们通常在家学习的时间会少于家庭经济好的孩子，能获得的校外体验也更少。由于接受不到充分的教育，这些孩子通常也不能从事高收入的职业，从而导致下一代的继续贫困。为了切断这样一个贫困的连锁链条，Kids‘Door利用大学生志愿者。为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一对一的学习辅导，帮助他们顺利升入高中和大学。 ●20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英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1969年英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几乎是50年代中期的一倍。有利的物质环境使学校能够雇用更多的教师，促进了班级规模的改善，1965年初等学校班级就读人数超过40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比例由原来的30％以上下降为13％，班级的平均人数为30．7名，班级规模的缩小也使得教育质量得到了改善。 《1944年教育法》对中央教育拨款进行了调整，拨款在总的教育经费中的比例提高到了战后的55％，财政投入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央财政的肩上。对私立和教会学校在经费上给予补助，建立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在内的公共教育体系，使初等与中等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接轨。对中等公立学校实行免费制。 1992年教育与科学部改组，成立了教育与就业部，集权趋势更加明显。《1993年教育法案》规定为脱离地方教育当局的学校特设一个拨款机构，同时设立教育标准局，以视察指导由国家直接拨款的学校，缩小各地区和学校间教育质量差距，更加有效地管理和保障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质量的平衡和提高。 2007年英国公布了《儿童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政府提出了如下政策：对贫困家庭，政府将努力解决其住房贫困问题；在3年内投资9000万英镑改善残疾儿童的设施，并将残疾儿童享受福利资助的年龄延长至18岁；为处境不利地区的学校提供最为优秀的教师；针对处于犯罪危险期的青少年，在3年内投资2000万英镑用于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预防，投资6600万英镑对最有可能犯罪的人员采取预防措施。 3．2017年高考成绩已经公布，热热闹闹的相关话题看似偃旗息鼓，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人们只是把对高考的关心埋藏在了心底。果不其然，一份最新出炉的，针对全国31个省份的60余名省级高考状元的“2017年高考状元问卷调查”。又一次成功地触动了大众敏感的神经。 2017年6月23日，北京市高考分数公布，北京二中的熊轩昂同学以690分的成绩获得文科最高分。他的父母是外交官，给了他良好的成长环境，对此，有同学表示：“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结合这份高考状元调查问卷所产生的影响，人们的担忧完全可以归结为“阶层固化”：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才有机会成功，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寒门再难出贵子。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得出这一结论的同学，恐怕在激动的情绪之下，没有将这份调查读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遇到学习瓶颈时，有92．5％的受访状元选择“自己分析薄弱所在”，70％的受访状元选择“与同学交流探讨”，57．5％的受访状元选择“找老师指点迷津”。而选择“父母指导”的受访状元仅占2．5％，选择“请家教或报课外辅导班”的受访状元仅占7．5％。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七成状元表示“在高中阶段并没有额外去参加课外补习班”。显然，在遇到困难时，状元基本上依靠的是自身，外力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尽管状元群体中的硕士父母比例渐增。但我们也得承认：高学历父母也未必能在教育上帮助子女。 在“取得好成绩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一项中，67．5％的状元选择“持之以恒的努力”。可见，不管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要想成功，最靠谱的方式还是努力。调查中的另一组数据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72．5％的受访状元表示平时除了日常作业之外，会针对薄弱环节额外给自己布置作业，80％的受访状元则会自己经常总结学习经验教训。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出生在大城市或拥有给力的父母的学生，能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但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整日抱怨“寒门难出贵子”恐怕只是失败者所能找到的最佳借口而已。 时下，人们对于“寒门出贵子”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如果将寒门子弟上北大、清华等同于“出贵子”，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按照这个说法，绝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出路，北大、清华只有一所，一年只招几千人，可中国的高考考生一年多达900万。更何况，上了北大、清华，是否就意味着“有出息”?此类对于“成功”的解读，未免太过偏狭，也太过功利。 4．根据中国校友网对全国各省级高考状元的调查显示：2007——2016年全国共有约837名高考状元，其中全国出状元数量位列前十名的城市中，乌鲁木齐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昆明、银川、西安、海口、长沙、成都、贵阳、衡水、长春。从数据图上看，状元密集的地区均属省会或首府城市，这种明显优势让许多“庶出”地方的学子望而却步。 “省会城市就好比该省的‘妻’，而其他非省会的二三线城市则为‘妾’，不同地区的学子，自然也就有‘嫡庶’之别。”教育学专家陈明以此来比喻地区政治经济氛围差别带来的教育不均衡问题。在我国，教育资源分配失衡与教育不公是存在已久的问题，根据此前中国教育科学院对全国186个区县的调查发现，各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发展水平不一致，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间校际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除此之外，在投入教育资金方面不同地区间也有出入。有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上海地区基础教育生均经费为7935．5元，而贵州地区则是1253．65元，由此可见发达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生均经费相去甚远，且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 近几年关于“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大学”的讨论愈加热烈，全国各省市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学生的升学机会，但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相对薄弱的农村学生，在进入高水平院校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等方面仍处于劣势。有关人士表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每个家庭的条件不一样，提供给孩子受教育和上升通道的机会就不一样。“拼爹”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某种程度上不无道理。家庭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和成长路径。不可否认，寒门也有出贵子的，但从机会概率来看，比知识分子家庭、中产阶层家庭出贵子的概率要低得多。 与此同时，孩子能否考上好学校，能否走上社会的上升通道出人头地，取决于诸多因素。首先，受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影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比东西部地区发达，城市比农村的教育资源发达。其次，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从早教就开始了，有条件的家庭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为孩子选择教育质量优良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这也一度提高了“学区房”的房价。越是刷“状元率”“升学率”的学校越受到家长追捧。而普通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能被动地接受能够就读的学校，从小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再则，有钱人家的孩子就算考不上国内大学，家长也可以送孩子到国外自费留学。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显然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有的就连考上了公立大学交学费都捉襟见肘。最后，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人脉资源的家庭会为孩子的就业、创业提供帮助和寻找机会，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靠自己。 5．7月的黄土高原已是鸟语花香。在G省P市N县，不论走在偏远的农村，还是繁华的城镇，目之所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最优美的环境在学校。 N县城川镇红旗村老贫困户王跃刚的小儿子王萌，现在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家门口上幼儿园。“保教费免了，孩子每天还能吃到营养可口的饭菜，天天吵着要去幼儿园哩!”王跃刚说。 但就在几年前，对于村里的百姓来说，这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红旗村原来有一所幼儿园，只负责孩子的日常活动。家长们每天忙农活，中午接孩子回家吃饭，一来一去，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了接送孩子上。为了减轻家长负担，红旗幼儿园探索形成了日托模式，并采取集中加工、分点配送的方式，为幼儿提供早餐、午餐，还为孩子们创设温馨舒适的午休场所，让家长们能安心干农活。 “我们与N县一幼建立‘一对一’帮教机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幼教培训，规范保教行为。”红旗幼儿园园长穆新燕说，“依托‘N县教育云’平台，我们与N县一幼开通同步课堂，真正让农村孩子与城里孩子一样，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学前教育资源。” 红旗幼儿园不是个例。在N县，许多家长和孩子都感受到了幼儿园带来的“实惠”。2015年至今，短短两年时间，N县行政村幼儿园从3所发展到149所，其中贫困村幼儿园75所，实现了有需求的行政村、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 为了确保农村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解放农村劳动力，N县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按照有利于利用富余校舍和师资、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有利于幼儿就近入园、有利于分级管理的“四个有利于”原则，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据统计，2017年春季N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9．1％。 现就读于P市机电工程学校(N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农牧系园艺(151)班的王伏帅，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果园管理方面的知识。来到学校后她惊喜地发现，学校建立了N县苹果产学研联盟实习实训基地，园艺专业学生每学期都有校外实践机会，能把课堂知识和生产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每次回家，王伏帅都会与父亲交流果园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一番新旧知识的碰撞，理论与经验的交融。在她的技术支持下，父亲建起了3个日光温室，栽上了油桃、杏子，利用反季节栽培，家里的收入增加了几万元，不久就翻新了房子。 为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专业设置，N县投资2．6亿元，建起了占地266亩的N县职教中心新校区。围绕苹果、建筑两大富民产业，N县职教中心设置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和工程施工、工程造价、设备安装、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等建筑类专业，每年输送毕业生300人以上，培训果农和建筑从业人员1．2万余人次。 学校还与省内外30余家企业深度合作，建立了贫困家庭学生就业援助机制。近3年来，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到99％，其中，贫困家庭学生就业率达到100％，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靠着助学贷款的支持，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2017年刚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业的石杰说，他每年都能获得5000元的生源地助学贷款。而在4年前，虽然手捧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每年的学费愁坏了石杰一家。 得知县上有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石杰赶紧递交了申请。有了助学贷款的帮助，石杰更能专心于学业，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到山东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基础上，N县将教育惠民政策资助和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深度融合，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对接、精准资助、应助尽助。N县成立了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严格对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要求，构建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各学段全覆盖的贫困户学生资助体系。 N县全力实施学校改造提升工程，建立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近3年累计投资4亿多元。同时，积极落实学前教育免保教费和学前幼儿资助、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及营养改善计划、普通高中免补学杂费和助学资金、中职免学费和助学资金、省内高职院校免学杂费、大专(高职)及以上教育生源地助学贷款等各类惠民政策，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确保了每一名学生不因贫失学。 6．2500多年前，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贤人”有72人。这72人中，出身寒门的不在少数。被孔子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颜回，不仅位居72贤之首，而且被后世尊奉为“复圣”。正如孔子所坦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是由于“多能鄙事”，故后方能为圣贤。 孔子正因为“贱”而从事各种“鄙事”，使得孔子在日后思考社会问题时，更能体会到劳动民众从事“鄙事”的艰辛与重要，更能考虑到劳动民众身处“贱”位的状况与情感，从而自心底发出了“为政以德”“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千年至论。 寒门出贤，并非说，只要是出身“寒门”，就可自然而然地为“贤”了。贤，不仅要有“德”，即能替别人着想，勇为天下谋利，而且要有“才”，即有本事，能成事。这就离不开学习。有言道：人不吃饭，饥；人不学习，愚。生活就是这样，惟有好学，才近智，惟有知学，才给力。只有努力用知识武装自己，不断增进自己的道德修为，才能离“贤”更近一步。 寒门多出贤，意味着多付出。“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曾指出：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成功、成名，永远不是用巧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心血写出来的。有了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更过人的求知欲、更开阔的思维、更远大的志向，无论出身多么艰苦，都将成就一番不凡的事业。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厦门市思明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郭副局长介绍，近年来，思明区广泛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举措，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文物保护之路。 小王一家住在充满厦门韵味的中山街，那里保存着许多百年历史建筑。小王记得，2017年，他们一家路过中山路名汇广场，看到思明区关于认领文物的宣传展板，被“一对一文物认领”模式吸引，立即以家庭的名义认领了洪本部渡头碑记，加入思明区文物守护志愿者队伍。 小王一家每个月都要对所认领的洪本部渡头碑记进行两次以上的巡查，并及时做好记录，一旦发现文物有异常，马上报告相关部门。 2016年10月15日，思明区发起了“寻根厦门记忆·守护思明文物”行动，在全省率先打造“文物守护认领”模式，将辖内199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开放，让社会力量认领保护。迄今为止，这199处文物点已全部被社会热心企业、家庭、组织和爱心市民认领保护。 “我想把下半生奉献给思明区的文物保护事业。”老徐是思明区文物保护志愿者，也是“文物寻根”志愿宣导团团长。对于老徐来说，快乐宣讲是最幸福的事儿了。 为更好地宣传厦门的城市历史文化，讲好思明文物故事，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市民，2018年思明区推出“文物宣导”志愿服务模式，并成立思明区首批“文物寻根”志愿宣导团，目前正式团员有近百名。 值得一提的是，思明区精心策划“文物思明之旅”，包括厦港印记、成功印记、侨台印记、开元印记、植物园印记、红色文化印记六条路线，其中不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厦门破狱斗争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海卢厝、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郑成功读书处等重要文物点。 每个周六上午，老徐和其他的宣导员们分成六路为市民提供专业宣讲，宣讲内容不仅有文物背后的故事，也包括文物保护知识，他们还会解答市民的疑问。为了打造一支素质高、专业强、有温度的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伍，郭副局长颇费心思。优秀的文物保护志愿者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通过层层培训考核后才上岗的。“我们还聘请了包括文史、博物馆、民俗、古建筑等方面的一批专家，为志愿服务提供专业指导。” 2018年，思明区推出官方微信公众号“思明文化印记”，开启“文物保护+线上”模式。打开“思明文化印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宣导周记”“我是守护人”“寻根记忆”“每周普法”等栏目，宣传文物保护做法，普及文物保护知识。 文旅局与教育部门联手推出“文物保护+教育”，组织思明区“文物寻根”志愿宣导团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文物故事，激发年青一代对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开展思明区中小学寒暑假“文物寻根”研学实践项目，将文物保护与青少年研学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一系列举措就是为了积蓄守护能量，让文物保护走进寻常百姓家，让祖先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郭副局长说。 2．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研究室宁主任依然记得，2007年，云冈石窟第33窟外，还可以看到两尊菩萨的衣纹，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更明显的是，一些窟内最北侧的壁画和造像紧贴山体，常年渗水导致壁画湮没，造像更是模糊不清，甚至退化成一个平面。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2022年年底前全面消除石窟寺重大险情。建立石窟寺安全长效机制，同时加强石窟寺数字化保护利用，持续开展石窟寺壁画、彩塑、雕像、洞窟、摩崖石刻和海外中国石窟寺文物、敦煌文书等数字化工作。 事实上，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建设早已起步。2014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高校合作，成立了“数字云冈联合实验室”，突破三维数据采集、运算、存储与应用等关键技术，探索出一套适用于高浮雕文物的数字化方法，成功完成云冈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的等比例打印复制项目，佛像表皮的缺损、风化在复制过程中都得以如实展现，实现大型文物移动展示和虚拟漫游。 2020年6月，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合作的全球首例可移动3D打印复制洞窟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亮相。在那里，参观者可以清晰地观看欣赏云冈石窟第12窟。 龙门石窟则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实现了佛首的“数字回归”。 2020年9月，一件按1:1的比例3D打印的佛首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安放在奉先寺北壁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上，佛首和残像的两个断面完全吻合。这是国内流散石质造像文物首次实现“数字回归”。 佛首原件藏于上海博物馆，系该馆1957年在北京购得。龙门石窟研究院史院长推断该佛首被盗于1923年后——因为一名日本摄影师当年曾到龙门拍过奉先寺北壁的照片，当时这尊立佛像头部尚存。他认为，佛首的“数字回归”，为流散文物回家提供了新的可能。 即使云冈石窟的“分身”已经开始频频亮相各高校博物馆，并正和敦煌、龙门共同在洛阳博物馆举办艺术联展，但宁主任仍然认为，石窟数字化并非为了展示，而是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迫切需要。“现有的技术水平，难以完全阻挡石窟自然风化的进程，更多只是延缓。可能10多年后，石窟的样子就会有所变化。”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人也表示，当前石窟寺数字化工作最核心的目的，是了解我国石窟寺文物本体基本现状，将中国大地上石窟的所有信息在21世纪如实系统地记录下来。数字化目标是为石窟建立档案，而数字化也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现存文物正陷入人为破坏、自然破坏等威胁中，考古发掘过程潜在的文化遗址信息丢失问题也常常发生。在文物挖掘过程中，诸多随机性的因素都会导致文物的损毁，比如浙江著名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人类最早的水稻，但在人为采收几分钟后迅速发生“碳化”。 文物信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古队员当时的意识。“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考古发掘过程可以不受这种影响。”某文保专家指出，“只要我们保留好文物的高清三维模型，那么500年后的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文物的样子。” 相比大型石窟寺数字化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小型石窟寺面临的困境更多。 随着旅游发展，麦积山石窟的游客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年已达到80万人次，但是该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数是小型洞窟，内部空间在2～3米的占绝大多数，不方便对多数游客开放参观，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这些洞窟平常都是处于封闭状态。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董主任直言，他们有数字化中心，但进展缓慢。而麦积山面临的山体渗水、生物破坏很严重，对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是必由之路。 2020年4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云游麦积山石窟”在线上推出，让这处古老遗产有了新的参观体验。董主任介绍说：“很多小型洞窟无法让游客进入参观，所以我们希望把洞窟里面的塑像经采集之后放到网上，让更多的游客看到麦积山石窟的精美塑像。” 57岁的王华专程和丈夫自驾来到麦积山石窟游玩，她表示相对于实地观看，“云游”石窟能看到更多宏伟的全景和洞窟的细节，对于年龄稍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技术，因为身体原因以后很少有机会出门，但是新技术的应用不会影响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近年来，为提升游客体验，龙门石窟与腾讯携手打造“智游龙门石窟”智慧导览小程序。 在到达龙门石窟前，游客可以通过“智游龙门石窟”小程序“做功课”，只需点开“诗歌龙门”“龙门故事”“发现龙门”等板块，就能提前了解龙门石窟的历史故事和文化色彩。游客还可根据自身情况及游览时间，在小程序中选取石窟文化之旅、亲子研学之旅、书法鉴赏之旅、山水胜景之旅等各具特色的游览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智游龙门石窟”小程序还为游客配备了一位AI“小导游”——奉先寺阿难，接入了腾讯云小微AI语音助手服务，不仅可以为游客介绍81个景点，还能规划实时路线、帮助游客查找服务设施。 如果壁画上灵动的飞天、佛陀造像的一抹微笑，终究要随时光而逝，那么数字化重生则将让它们在跨越时空中“永生”。 3．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党政军机关在这里驻扎，这里发生过九子峰战斗、留田突围、孟良崮战役等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在这片热土上，涌现了“沂蒙红嫂”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火线桥队长”李桂芳等英模人物。 近年来，沂南县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在当地的常山庄片区集中打造了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到沂南感悟红色风景”，如今已成为山东一个响亮的旅游口号和品牌。 2020年7月，来自山东济南的周暖一家，正在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游玩。“这一处曾在哪部电视剧中出现过”“这张剧照是哪部电影的”……走进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聆听历史故事，一上午的时间，周暖和家人边逛边聊，玩得很开心。 “我们一家是自驾来的，想带孩子看看老一辈人的生活。”周暖说，沂南不仅有革命文化，“讲故事”的能力也特别强，从展馆到实景体验再到电视剧、电影的拍摄，一路游览下来，内容很丰富。 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2008年建成，由“古山村”“古县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沂蒙红色写生基地”“蟠龙湖”等组成，是一处集红色旅游、红色教育体验、绿色养生、影视拍摄、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旅游景区。 抗日战争时期，常山庄村及周边地区因大山环绕，利于望哨，经常成为阻击日军的前沿阵地。战士们在前线奋勇杀敌，村里的乡亲们则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孕育了“军民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 今天，硝烟早已散去，常山庄片区依然是一派火热忙碌的景象。沂南县聚焦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旅游业发展的良好势头，打响脱贫攻坚的“新战役”，帮助景区周边的群众脱贫增收，探索出“红色影视基地+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就业扶贫”的脱贫攻坚“沂蒙革命老区模式”。 68岁的常山庄村村民王秀秀，以前做梦也想不到会当上演员。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建成后，全国各地的剧组纷纷来取景。因为家就住在基地旁边，王秀秀“顺理成章”地成了群众演员。“当群演一个月能有近2000元收入，也不累，还能在电视上露脸儿。”她说，她和老伴儿如今都是群演里的“常客”。随着加入群演队伍的村民越来越多，常山庄村还成立了“群众演员服务部”，专门负责相关管理工作。现在很多剧组都愿意去常山庄村找演员，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挂职沂南县干部、常山庄片区党委李书记表示，粗略估算，2019年，常山庄村的村民靠当群众演员增收200万元。 除了接待散客和拍摄影视剧，常山庄片区还通过情景式教育，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沂蒙高地”。 李书记介绍，近几年，常山庄片区建起了由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人民子弟兵将帅纪念馆、跟着共产党走纪念馆等组成的红嫂家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丰富红色教育载体，为弘扬“沂蒙精神”“红嫂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搭建了平台。截至目前，红嫂家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接待来自全国的干部群众200万余名，前来研学的中小学生超过60万人次。 为了让红色教育活起来，当地还将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划分为5个模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区、红色民俗体验教育区、“沂蒙大剧场”红色情景剧教育区、标志物“沂蒙魂”红色活动区、研学点教育区。现场教学、访谈教学、体验教学……多元化的方式让游客一次次感受到 沂南县界湖街道南村社区的集体企业，是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的投资方。南村社区党委书记说，景区周围村庄村民通过“土地入园当社员，景区务工当职员，摇身一变当演员，售卖产品当店员”，不仅解决了工作问题，而且有了稳定收入。 近些年，依托影视基地的巨大带动作用，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周边建起了300多家红色餐饮、红色商品及农副产品销售商店。2000多名周边村民常年从事群众演员、剧组用工、景区建设等工作，每天人均收入近百元，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景区所在的常山庄村，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30户，2015年实现整体脱贫。2019年，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万元。 4．江西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境内分布着近千个格局保存完整、历史风貌保存较好的传统村落，时间跨度从宋代到近代。近年来，江西从保护机制建设、保护资金拨付、立法等层面，不断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但因为地处偏僻，传统村落不同程度地遭遇窃贼“光顾”。 在江西金溪县象山公园内的锦绣塔一楼展厅中，陈列着一块明代的镂空石雕《荷塘情趣图》。“这块石雕历经9年才被追回，原本是一栋传统民居上的构件。”金溪县文广新局负责人介绍说，虽然该石雕并非文保单位上的构件，但其雕工精致、线条完美，在文物黑市中价格近10万元。 金溪县约有150余个传统村落、数千栋传统建筑，仅浒湾镇就有900多栋明清建筑。这些传统村落已沦为文物商人的“淘宝地”。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介绍，为斩断伸向传统村落的黑手，金溪县每年集中开展一次打击非法买卖文物、买卖古建筑构件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文物盗窃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但由于取证难、周期长，“破获的案件仅是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江西省住建厅有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被依法纳入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和管理范围的，只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传统村落中能被纳入上述保护范围的建筑只有极少一部分。 “传统民居中的失窃物品不是文物，只能按照一般物品进行估价。估价也并非文物部门来做，而是物价部门。”江西宜黄县公安局黎政委举例说，比如一些祠堂中的柱础，从材料上看就是石头，估价远低于其在黑市上的价格。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量刑标准，大多数偷盗古建筑构件案被按照一般盗窃行为处理。 此外，文保建筑上的构件虽受文物法保护，但存在认定难问题。文保单位上的建筑构件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文保部门在配合公安部门查案时，需要判断构件属于哪一栋文保建筑。而文物普查往往不会太细，只会对建筑整体、重要的匾额构件进行拍照登记，花窗、家具等构件较难进行比对。 受农村留守老人多以及地方经济水平限制，传统村落村民的保护积极性未能被有效调动起来，村民保护有心无力。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梁教授说：“传统村落所在地区相对贫困，交通相对闭塞，单纯地依靠村民不计成本维修古建筑，几乎不可能。” 在一些旅游业态相对成熟的传统村落，基层干部也坦言，能共享红利的往往是开发企业和少部分村民，而收益分配不均则可能引发村民不满。 黎政委认为，法律法规“禁令”多、“罚令”少，建议细化、量化惩处措施，使其发挥切实的震慑作用。金溪县文物管理所吴所长说，可考虑将某一年代之前的传统建筑上的构件，视同于文保单位的构件，使得基层执法更易操作。 一些民众反映，部门执法依据不统一、权责不明晰成为办案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一些地方，曾出现县级文物部门认定的文物不被法院认可的情况，或是负责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方面与分管不可移动文物的文化执法大队，在文物鉴定时互相推诿，不肯出具鉴定报告。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也成为各地 传统村落开发后的村民参与机制也亟待建立。“原住民和古建筑是一个整体，让原住民来打造业态才能避免过度开发。”江西吉水县文物局负责人认为，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不应由政府包办，但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据了解，江西部分景区已先行探索，让村民与旅游公司签约，出租祖宅后仍可在此生活，公司则负责房屋的修缮等日常管理。这样使得游客参观时不再是看一栋空荡荡的老宅。 梁教授建议，村民初期的兴奋与认同，有必要转变并催生村庄内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宗族房派关系应正面被利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当中。同时，传统村落的开发红利共享机制需做到公平公正。近年来，金溪县在全县重点传统村落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少对传统建筑构件的私自倒卖行为。 5．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生命力是独一无二的，开放、融合、转化是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鲜明标志。文物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亲历者、见证者、幸存者，每一件文物无不经历了风霜雨雪而倍显珍贵，每一件国宝都期待着世人打开尘封秘密，重现璀璨光彩。 近年来，我国各地文物保护利用力度明显增强。 在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到大庆后打的第一口油井“萨55井”如今已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这口井附近仍保留着当年的卸车坑、泥浆池等遗址，每年都有很多人前来参观。使用单位把这口井列为非作业施工井，专门用于研究和宣传。虽然铁人王进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片他曾经奋斗过的土地，可他的精神没有离开，他和队友们艰苦奋战的情景，永远镌刻在大庆这座城市的记忆之中。 在浙江丽水，庆元县大济古村已有1000多年历史，曾在230年里涌现出26名进士，有“进士名村”的美誉。村内保留着较为完整、具有历史底蕴的古建筑，包括明朝古民居、古寺、古庙、古街、古廊桥、古牌坊、古井和古地道等众多古迹文物。随着古村落保护项目的不断推进，大济古村的村庄环境得到了长足改善，随处可见的文化元素，展现着独特风情，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看到了古村游契机，并来此投资。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河南洛阳历史文化遗产丰厚，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年来，洛阳加快推进隋唐洛阳城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走进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明堂内部，会被玻璃罩下的遗址深深震撼。隔玻璃俯瞰，其下有一深深大坑，坑口直径将近10米，为六圈八边形的夯土台基，台基中间，几处圆形的榫眼清晰可辨，这是明堂中心柱坑遗址。这么大的坑基，正是千年前贯通明堂上下的巨木中柱所在。一个个保护展示项目的顺利实施，让深埋于地下的遗址不再沉默，让文物的生命力得到延续，也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为历史文化啧啧称叹。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文物是先人劳动智慧的结晶，是连接古代中国的历史积淀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繁荣，联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与瑰丽多姿的世界多元文明，搭建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话桥梁。有人说，文物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只有让文物活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前不久，一些网友相继在社交平台爆料称：“位于E市N区的某幼儿园竟然给幼儿吃发霉的大米。” 涉事家长表示，这所幼儿园年收费七八万元，号称是一所国际化高端幼儿园。2016年7月26日16时左右，几位家长在该幼儿园等待孩子上钢琴课时发现，琴房角落堆着一摞大米，从外包装的透明部分可以看到大米已经变黄、变绿。此外，家长们还在这家幼儿园发现其他过期的食品或调料，如酸奶、酱油、奶酪等，还有勾兑的饮料。 N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在该幼儿园练琴房发现27整箱和16袋褚峰米业大米，共计430斤。执法人员通过透明包装发现有霉变现象，立即对大米进行扣押，并进行证据采集。 事件发生后，E市N区委、区政府立即召开专题会议，提出多条处理措施。目前，该幼儿园已被查封，各类营业许可和执照被依法吊销，相关责任人被控制，公安、教育、食药监局等多个部门正在介入调查。 类似的事件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7月，各地被曝光的幼儿园食品安全事件至少5起，引发社会担忧。 据了解，曝出问题的多为民办幼儿园，其中不乏一年收费数万元的所谓“高端”“双语”幼儿园。 “原料是幼儿园食品安全最容易出现纰漏的地方，违规使用添加剂、原料存贮不当等是几大痛点。”E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指导处处长齐某表示。 按照规定，幼儿园厨房的正规操作流程是将食材采购、接收贮存、加工制作这三个环节完全分开，实行“专人定点”采购；采购来的食材也由专人储存看管，食材放置在通风良好的货架上，距离地面和墙面要有一定距离；厨房大厨只负责定量、配菜和加工制作。 但据调查，在一些幼儿园，往往一个厨师“身兼数职”，从采购到加工均由一人来完成。 调查显示，一些幼儿园的负责人会把采购、伙食等涉及财物的环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常常为了节省成本而购买不合格的低价原料。 长期工作在学前教育领域的贾女士透露，曾看到有的幼儿园工作人员将过期的罐头大量收进存储仓库，购买的牛奶或酸奶也都是即将过期的产品。 有业内人士表示，公办幼儿园伙食费按规定全部用于幼儿伙食，不得挪用，并且接受教育、审计、财政等多个部门监管。相比公办幼儿园的公益性，民办幼儿园的各项经费均自行调配，灵活性大，呈现出类似商业餐馆式的经营。 “这些差异，并不是少数民办幼儿园食品安全出现漏洞的借口。”贾女士表示，家长付出高学费，民办幼儿园完全有条件为孩子提供合格、安全的食品。 监管部门现场询问时，幼儿园大厨表示，工作人员在洗米时曾告诉园长大米有些变色，园长说“好好洗洗”。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就是“老大”，即使下面员工发现食材有问题，如何处理也是由园长决定。因此，幼儿园的食品管理处于内部监督的盲区。 据E市食药监部门的人士介绍，监管部门每年会对成立满一年的幼儿园进行三个等级的评定，其中A类每年检查至少2次，B类每季度至少1次，C类每年不少于6次。 调查发现，面对频率并不高的检查，“装样子”“捂盖子”是一些幼儿园的惯用方法，很容易逃避监管。 一些学前教育专家表示，我国已经出台的关于学校、托幼机构的食品安全规定可操作性很强，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做，上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E市食药监部门的人士表示，监管部门每年会根据许可管理、人员管理等9大类、58项指标对学校食堂进行量化监督管理。 “监管能发挥一些作用，但转变办园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才是根本。”E市一所公办幼儿园王园长建议，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办园人社会信用、从业经历等多方面的审查，严守资质审查标准，握紧托幼行业的“通行证”。 业内人士认为，加强前置资格审查、提高监管力度和频次、完善流程制度、增加技术监管手段等是扎紧幼儿园食品安全笼子的重要内容。除制度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幼儿园自身遵守法规条文的自觉性，要把已建立的机制转变成为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 同时，对于违规者，一经发现就要严惩，减少采用罚款、整改等实际约束力较差的手段，尝试推行“终身禁入”等制度，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2．在人们快要将2016年“3·15”曝光的外卖“黑店”淡忘之时，一些商家找到了重返外卖平台的机会。 据调查发现，一大批活跃在北京知名社区周边的外卖店均未获得“餐饮许可证”，其中北京像素小区102家餐馆在居民楼开店，包括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多家平台默许上线。 这些外卖店中不少曾在“3·15”期间因缺少相关营业资质、卫生环境恶劣等被央视曝光过，“饿了么”、美团等平台也曾采取过强制商家下线等惩罚措施。但在几个月后，上述“黑店”再现“抬头”之势，并通过办假证、刷单等违规行为努力挤进外卖平台的推荐名单。 对此，百度在8月8日发表回应称，已将报道中涉及的所有商户全部紧急下线。 百度公司表示，已关注到媒体相关报道，并在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涉事商户进行全面彻底检查。百度强调对商户的违规行为一直持“零容忍”态度，后续将从商户证照资质、后厨环境等多个方面对商户进行全面检查。 百度方面称，如核准报道情况属实，将依据平台商户管理办法，对违规商户进行严厉处罚，并报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协助政府部门严格管理。 除百度外，“饿了么”、美团也就上述报道分别做出回应。 “饿了么”方面表示，已当即下线涉事餐厅，并举一反三，对相关疏漏展开全面核查检讨。 “今春以来，‘饿了么’推出千人客服、三重审核、政企联动、直播后厨、全员培训等七项严厉举措，并成立专门的食品安全部门严审资质，食品安全保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由此次媒体报道内容可见，我们仍需提升，同时我们吁请各互联网外卖平台劾力同心，一同杜绝已下线餐厅重回外卖平台，让用户吃得安心舒心。”“饿了么”在回应中强调。 而美团点评首席食品安全官钟先生则表示，针对上述情况，美团点评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已作出相关处理：相关涉事违规外卖餐厅目前已经全部下线，针对媒体报道中反映的违规上线、资质造假等问题，将一查到底，如果属实，将严肃追责。 此外，美团点评也已启动对线上商家进行一轮集中排查，并对目前食品安全相关工作流程进行检讨，加强内部监察，确保相关流程执行到位。 美团方面称内部已针对商户的上线、审核制定了严格的“六步审核制度”，包括考察商户的实际卫生条件以及服务水平、初审商家证照、后台二次审核资质、风控部门定期筛查、BD定期巡店等，一旦发现商户存在证照不合规、卫生不过关的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整改，情况严重的立即对商家进行下线处理并加入“诚信商户黑名单”。 但面对数量众多的外卖餐厅，仅靠一时的集中排查和资质审核是否能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三家外卖平台没有表现出十足的把握。对于已经吃过那些“黑店”食物的用户是否提供一定形式的赔偿，上述外卖平台也只字未提。 3．在公共食品安全领域，有一条典型路径：媒体曝光—公众骂娘—政府介入—有所收敛—风头一过—回到从前。 那么，订餐平台上的“黑店”是不是没得治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被普遍期待“为系统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更加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对于近年来兴起的网络订餐平台，《食品安全法》也不乏具体规范，比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 “黑店”横行，平台方显然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对“黑店”的默许甚至主动遮掩，可从商家的逐利本质找到根源。但是，第三方平台对入驻商家有审查义务，食品安全执法部门对第三方平台和商家更有监管责任。“黑店”和问题平台是不会主动把违法违规行为直接送到监管人员和执法者面前的，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现和排除，更要靠监管者和执法人员的积极作为。 当然，监管部门也有苦衷，诸如体制之困、制约之失、人员之少、素质之忧、发现之难等等。但所有困难，媒体能破解，相信监管部门也能破解。纵有这难那难，严格执法就不难。“黑店”精于隐藏，监管者就要精于追踪。若执法资源不足，大可走群众路线，以奖励机制来发动市民举报。 回头看食品安全领域“黑店”横行，已难再归咎于立法不健全了。根本原因还是违法成本太低，而查处的几率又太小。让《食品安全法》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让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常态，“黑店”才不会卷土重来。 4．在“民以食为天”的世界，“食以安为先”的要求更为迫切。 为了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S省D市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多次改革，同时重新审视出台不久的《食品安全法》，建立了食品安全工作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监管模式。 调查发现，D市捍卫食品安全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融入到整个食品安全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 “‘产’出来与‘管’出来无缝对接，全省60余万经营主体扛起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2015年以来，S省探索建立了食品药品监管地方政府负总体责任、企业负主体责任、监管部门负监管责任和其他部门负协管责任的‘四位一体’责任体系，尤其强化企业第一责任定位，并采取多项措施引导、督促、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食品药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S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姚某表示。 “无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食品店和小餐饮(俗称‘三小’)一直以来都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们根据市食药监局的批复和统筹安排，于2014年5月开展了‘三小’登记管理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直管区‘三小’逐步由分散到集中，由无序到有序，由难以管理到便于管理转变，实现了‘三小’有人管、有办法管。”T新区食药监局食品处处长余某表示。 坐落在D市T新区东街3号的永兴老桥酒厂，在2015年6月被招纳入册。 “虽然在改造时投资了70万，但是产量却增加了一倍，一年利润增加20万，同时每天还节省了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永兴老桥酒厂负责人郭某表示。 这个于1962年由原永兴供销社创建的老酒厂，总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2000年供销社改革时，该酒厂由内部职工郭某购买，现有职工9名，年产白酒130余吨。 “过去酿酒都是用的老木桶，脏乱得不能描述，现在都是不锈钢材做的，不仅干净卫生，还容易清理。”看着过去的照片和遗留下来的旧器皿，郭某介绍称，而这间酿酒用的房屋，相比郭某自家院子里其他没有翻新过的老房子，显得格格不入。 原来的厂房是瓦房、土墙，现在的地面铺设水泥板，墙面瓷砖到顶，天花板吊顶并安装换气设施，厂区焕然一新；酿酒用的浸泡、蒸煮、加曲培养、发酵池、蒸馏池、冷却器等设备由原用的砖混和竹编材质改为不锈钢材质，干净卫生，易于清洗，使生产和储存环境得到安全保障；郭某投资40余万元进行燃料改造，把原用的烧煤改为烧天然气，使得现有的生产加工区无烟尘污染，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也保证了生产安全。 作为“三小”之一的永兴老桥酒厂，在改建之后进行了登记管理，纳入监管的正规军。 事实上，这条路走到今天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对所辖13个镇和街道进行了摸查，经过半年多时间才制定出《‘三小’登记管理办法》，通过简化手续、强化监管，及时地将1618户‘三小’纳入规范化监管，确保‘三小’经营户有证经营、规范经营。让‘三小’规范化一批，提升一批，关掉一批。”一直在摸索“三小”工作的余某表示。 而在创新监管手段上，余某也是重要参与人，他参与开发了“三小”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三小”登记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监管，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对庞大、繁杂“三小”的有效管理，建立了电脑版和手机版的“三小”电子登记监管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检查档案、自动提取数据生成多种统计分析报表、智能预警等，实现了对‘三小’登记巡查、处罚投诉、综合统计的信息化管理，极大地提高了‘三小’的监管效率，很多东西只要画勾就行了。”余某表示。 截至2016年7月，现已纳入登记管理食品加工小作坊有156家，小餐饮836家，小食品店626家，共计1618家“三小”纳入了有效监管范围。 5．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相比而言，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 2011年1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奥巴马政府的这次改革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美国食品安全体系进行的一次调整。10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食品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美国食品安全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运转。20世纪50至6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在食品加工和农业方面出现了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的情况。为规范食品添加剂和农药的使用标准，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色素添加剂修正案》《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等多部法律。近年来，美国多次发生食品污染事件，奥巴马政府又及时调整食品监管体系，赋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更大的权力。 英国和德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和发展。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标准署成立于2000年。此前，英国在1990年颁布《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和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又是在1984年的《食品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再往前追溯，还可以找到一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而德国食品法的历史则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迄今，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所有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源远流长，而且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在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完善。 消灭食品安全隐患是英国食品标准署的基本职能之一。英国食品标准署不仅监测着市场上的各种食品，还将触角延伸到了食品产地，并且这种工作是长期持续的。比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得大量放射性物质飘散到欧洲上空，有不少放射性物质在英国养殖绵羊的一些高地地区沉降，20多年过去了，食品标准署还一直监控着当地绵羊的情况，2009年发布的公告说还有369家农场的绵羊产品受到限制。 法国是世界闻名的美食大国，食品安全一直是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疯牛病、二嗯英污染、禽流感、口蹄疫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不断涌现，促使法国更加注重对食品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监管。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法国当局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挂有识别标签，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面对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危机，欧盟于2002年首次对食品生产提出了“可溯性”概念，以法规形式对食品、饲料等关系公众健康的产品强制实行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等各阶段的溯源制度。2006年，欧盟推行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管理，对各个生产环节提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要求。 在德国，食品的食物链原则和可追溯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鸡蛋为例，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的数字。比如：2-DE-0356352，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2”表示是圈养母鸡生产；DE表示出产国是德国；第三部分的数字则代表着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舍或鸡笼的编号。消费者可以根据红色数字传递的信息视情况选购。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危机。也可以根据编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噁英，引起德国上下的极大关注。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有关机构顺藤摸瓜将焦点快速锁定在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的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身上。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才导致其下游产业产品二噁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英国食品标准署网站上，可以查询到问题食品的召回信息，包括食品生产厂家、包装规格和召回原因。比如：在3月22日的一条公告中，写明召回N公司生产的400克装咖喱鹰嘴豆，原因是未在标签中注明其含有芥末，可能会引起对芥末过敏人群的不适。像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原因都得到清晰监管，对那些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公众也就更放心。 对于不合格食品召回。德国食品安全局和联邦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联合成立“食品召回委员会”，专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2004年，在“食品召回委员会”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威胁消费者尤其是婴儿健康。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以最快速度召回了产品，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了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 6．2016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体系，制定、修订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目前，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矛盾凸显期和问题高发期，食品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开发应用，以及各种新的食品化学污染物和致病微生物不断出现，给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形势，《规划》提出，将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建设。根据标准分类重点建设7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标准研制核心实验室；加强标准宣传、培训和跟踪评价，提升标准服务，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食品安全标准的咨询等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规划》明确，将全面推进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形成相对完善的风险评估管理规范和技术指南体系；完成第6次全国总膳食研究，构建覆盖24大类食品的食物消费量和毒理学数据库：完成食品中25种危害因素的风险评估，阶段性开展食品安全限量标准中重点物质的再评估。 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面，《规划》提出，将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风险监测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并延伸到乡镇农村；省、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达到相应监测能力建设标准要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监测队伍得到充实，监测能力显著提升。三、申论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都能感国运之变化，为亿万人民鼓与呼。201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2019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如何进一步凝聚共识、增进团结?2019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时 代 总书记怎么说： 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学习笔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大批优秀作品的火爆，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新时代的“画像”。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更加需要每一个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感知时代的细微变化、书写时代的伟大成就、呈现时代发展的深层逻辑。 人 民 总书记怎么说：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学习笔记： _____________ 精 品 总书记怎么说： 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学习笔记： 既然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那么该用什么样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去回报人民呢?总书记提到了两个字：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尤其是应该与现实紧密结合，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需要创作者们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更好地凝聚中国人民最广泛的共识，以共同目标寻求最大公约数。明德 总书记怎么说： 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学习笔记： 总书记一直非常关注文化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德行问题。2014年10/日15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要求：“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又指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而总书记在这里提到“明德”，蕴含着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文化文艺工作者、踅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要“明德”，努力做到德艺双馨，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另一方面是需要文艺作品和社科研究成果，能够使国家、民族、人民都能“明德”。这样才能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形成共同奋进的强大动力。 资料2 “我很幸运，2002年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电视台，投身到了这项我无限热爱的培根铸魂的事业中，至今已有17年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总导演兼制片人于蕾说。 17年来，于蕾从《经济半小时》的一名实习记者，到连续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撰稿；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年纪最小的编导，到全国十佳电视栏目制片人，到成功完成G20峰会文艺演出和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钟”等重大国家级活动的策划撰稿，再到担任国际艾美奖艺术类节目评委……她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荧屏背后。 “我也收获了最好的成长，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个精品节目，培育文化根脉、铸造民族魂魄，把坚实的步伐留在‘培根铸魂’的征程上。” 让于蕾难忘和珍视的，是和她的团队创作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的一段经历。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要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2015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于蕾带领团队开始了《国家宝藏》的创作。 在很多同行眼里，耗时两年零七个月去创造一档节目是很难想象的，更何况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的完全原创。 “激励我创作的是对历史的无限敬畏之心。”于蕾说。 翻阅了五百余万字的考古报告和文献资料，一一叩开了故宫博物院等九大国家级重要博物馆的大门，经历了四千多个小时的创作会议，走过了数万公里的调研路程。 “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行，先祖们的创造，点燃了我们的斗志，震撼了我们的灵魂，让作为后人的我们，责任感‘爆棚’，我们越来越确信，一定要将那些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最灿烂、最伟大的文明和情感，讲述给更多的人听。”于蕾坚定地说道。 为了让博物馆和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活”起来，于蕾把自己撰写的数万字的策划案和想法，一遍一遍地讲给数千位文博历史专家和社会学者，听取意见。 创作最紧张的时候，白天在演播室打磨彩排，晚上到机房通宵修改剪辑成片，第二天一早又从机房继续去演播室完成新的彩排录制，连续两三个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历经八百多个日夜的奋斗，2017年12月3日，用理想和心血熬制的《国家宝藏》第一季开播了。”于蕾清楚地记得播出的时间。 从演绎历史的“前世传奇”，到辐射当下的“今生故事”，从“国宝守护人”戏剧化的讲述方式，到让观众惊叹不已的视觉呈现，《国家宝藏》让看似沉闷、冷门的国宝，闪耀出炽热的光芒，“让国宝活起来”也从此成为了《国家宝藏》家喻户晓的口号和魂魄，成为一次激活中国文博领域的现象级传播。节目播出后，九大博物馆门口都排起了长龙，客流增长率超过50%。 《国家宝藏》被公众和媒体形容为“一夜爆红”，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当看到大家说“这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综艺”，当90后、00后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在弹幕上写下满屏的“此生不悔入华夏”，当81岁的台湾著名书画鉴定家傅申先生专程来参加《国家宝藏》盛典并颤抖着举起双手大拇指说“我们是中国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候，于蕾热泪盈眶，所有的痛苦、煎熬、磨难都值了。能够点燃广大最普通中国人血脉深处流淌的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传播，这是作为创作者最大的幸福。 资料3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我们的书记就第一时间给我们传达了这封信。”说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副队长扎那至今仍然非常激动，“收到总书记的温暖回信，我们全队上下乃至整个文化系统都感觉无比的感动和骄傲。” 唯有行动才能表达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内心的激动和喜悦。21日下午，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就创作完成了一个名为《程爱启程》的作品。 “去年是我们乌兰牧骑建队60周年，这个作品把60年来乌兰牧骑的风雨历程和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结合到一起，也表达了我们当时激动和高兴的心情。”扎那说。 乌兰牧骑在蒙语里意为“红色的嫩芽”。扎那表示，“‘红色’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发展路线，‘嫩芽’指我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分支。”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通信落后，农牧民精神生活十分匮乏。乌兰牧骑自诞生之初就坚定了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信心和决心。 内蒙古农牧区地广人稀，扎那和其他乌兰牧骑队员们经常要在路上颠簸很久才能到达演出的地方。不论严冬酷暑，乌兰牧骑的队员们都没有丝毫怨言。 扎那表示，“乌兰牧骑以声乐、器乐、舞蹈和小品等艺术表现形式，以演出、宣传、辅导、服务为基本宗旨，深入基层，不仅为群众送演出，还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农牧生产。” 当地的农牧民非常喜欢他们，得知演出的消息后都会赶来观看。一次，队员们到原布图木吉公社白音高毕大队演出，偶然听到勿花浩特牧民达木林道尔吉因牲畜无人看管未能前来观看节目。在演出结束后，队员们顾不上卸妆吃饭，又驱车行驶40华里赶到勿花浩特。专门在老牧民达木林道尔吉家门口，为他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歌舞节目。 老人看完后激动地说：“你们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我一定要把这些化为力量，在畜牧业生产上做出成绩来。” 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 乌兰牧骑队员十分理解农牧区特别是偏远辖区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之苦，所以即使观众人数比演员还少，他们也坚持演出。有时台下只有一个观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也依然一丝不苟，一演就是一个多小时。 木偶剧是农牧区孩子们的最爱。1981年，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创建了全区第一支蒙古语木偶剧组，1982年开始在牧区和各学校进行演出，1985年同中国木偶艺术团联合排演了7集木偶电视剧《马头琴的传说》，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表演。《金鸡冠的小公鸡》《不讲卫生的猪八戒》等以及用草原民间故事改编的《考验》都成为了广大农牧民孩子们的欢乐伙伴和良师益友。 蒙语木偶剧的演出，既丰富了农牧区广大儿童的文化生活，增加了剧种，也为乌兰牧骑服务于人民的演出增添了新的表演形式，成为了牧民们心中的“流动幼儿园”。 自2012年开始，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携草原芳香走出国门，赴美国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非洲布隆迪等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展示草原原生态民族歌舞的魅力，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展现大国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乌兰牧骑坚持六个“不分”：即不分观众多少有求必应；不分场地优劣见缝插针；不分严冬酷暑坚持演出；不分生活好坏以苦为荣；不分路途远近送戏上门；不分时间早晚接送观众。观众的需要就是乌兰牧骑的责任。 这种坚持和担当，在乌兰牧骑创立之初便深深印在了所有队员的血脉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地区的客观条件非常艰苦。尽管“家当”少，但是这些乌兰牧骑队员们吹拉弹唱无所不会，他们依然给农牧民带去了众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我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现在有47人，真正能上台的演员有30多人，这对于呈现一台完美的节目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扎那表示，“我们的队员除了自己本专业之外，还会学习其他的专业。比如一个演员本专业是舞蹈演员，因为公众和节目形式的需要，他还需要学习器乐、声乐或小品。” “年轻一代的队员，在老一辈演员的指引下，会在表演时注意结合现代的科技或者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让节目更加丰富。”扎那说。 资料4 网络文学是后起之秀，虽有不逊色于传统文学的影响力和无限的创造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张威)接受采访时，提到了网络文学领域“标题党靠抓取读者猎奇心理换取流量，再卖广告变现”“APP行业资质审核不严，存在不少低俗、盗版内容”的乱象。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表示，“相对来说，现实题材创作一直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弱项。如何更好地把握现实经验，是网络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网络文学在蓬勃发展中要保持清醒，应认识到：流量不等于主流，天马行空的创作也离不开现实基础。经过20年的发展，网络文学已经从初期的探索阶段，进入一个逐渐形成发展轨迹、规范化运行的时期，而早期网站平台“靠流量打天下”的套路，已经不那么好用了。流量吸引入的可能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点开后的失望，势必会影响人们对网络文学的信心，过分注重流量，甚至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最终势必引火烧身。 此外，靠幻想类创作起家的网络文学，在玄幻、武侠、穿越等类型的小说独领风骚，但却少有出现经久流传的经典，往往是昙花一现，火得快，沉得也快。相比之下，同样是走幻想类创作的刘慈欣，凭借扎实的学识功底，在现实题材的基础上开展科幻题材写作，不仅得到了读者们的青睐，还获得了世界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成为了主流和经典。 因此，网络文学亟须在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完成一次革新。对外，既要创造适合网络文学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对内，网络文学得“结实”起来，丰富其内涵，做一个健壮的“瘦子”。 资料5 电视剧《海棠依旧》播出时，青少年观众的喜爱让他既意外又欣慰。很多90后、00后的青年人深夜追剧，被周总理的一生所感动，时不时地落泪，于是他们在微博上喊话，让导演还他们纸巾。 高质量、高水准的作品，得到年轻人的点赞、认可，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成功，更大的意义在于能够从精神层面给年轻人带来信心、力量，进而激发年轻人为自己的美好未来、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接续奋斗。 2019年春节，持续引发热议的电影《流浪地球》取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大程度上点燃了大家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幻热情。网上有一位“学霸”爸爸刷屏了，用手绘图向女儿解释了影片涉及的知识点，如太阳核聚变反应、行星加速等。这既是爸爸同女儿的一次知识讲解、情感互动，也体现着一部真正的好作品所蕴藏的影响力、引导力。当今这个时代，各种新科技迅速涌现、各种新信息扑面而来，青少年处在快速成长的人生阶段，在读书学习的同时，更加需要一些喜闻乐见、滋润人心的精品力作，与青少年的兴趣点、价值取向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更好地成长。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思想的力量、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文艺界、社科界做的就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在W市举行的“楚天汽车文化节”上，几名身着比基尼的女童车模亮相，引来围观。在微博上评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此事。一位看过表演的车友说，让小孩子穿比基尼做车模，商家在坑害“祖国的花朵”，家长太不负责任。 到底该如何看待组织方、家长的行为呢?几天来，网络舆论持续发酵。有人说，当事人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童模的妈妈觉得很委屈。她曾带孩子多次参加童模比赛，并认为通过走秀，可以让孩子身体更健康，性格更开朗。“他们是不是想歪了?”这位妈妈的看法也许不无道理，似乎也为尴尬的主办方挽回了一点面子。 不过，家长一厢情愿的看法，包括孩子自身的感受，有时并不能代表儿童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更不能代表儿童健康成长的方向。 儿童有时是没有判断力的，比如这次车展，可能在孩子们看来，跟一次幼儿园的文艺演出没什么两样，她们甚至很开心。但是否存在着不利影响，是否存在潜在的身心伤害，是否存在着后遗症，眼下她们恐怕全然不知晓。她们开心了，并不能代表她们没有受伤害。 2．2012年11月16日早晨，B市Q区一名捡垃圾的老妇发现有5名男性少年死于街头一个铁质可封闭垃圾箱内。事发路段位于B市Q区环东路人行道，距离流仓桥街道办事处步行约需1分钟。 当地警方发现事发垃圾箱内有燃炭痕迹。经警方初步调查和勘验，5名少年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结果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目击者称，“民警赶到时，小孩已没了气”。大约16日上午10时许，B市殡仪馆派车将5名少年的遗体拉走。 事发垃圾箱旁边是一个拆迁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绍，出事前若干天，已见到5个孩子在此出现，“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胶鞋，衣服和裤子都很脏”。有目击者称事发前曾见他们在工地上用弃用木材生火取暖，并在一百米距离外的B学院临近菜场找吃的。更有目击者称，在拆迁工地看到孩子们搭起来的简单窝棚已倒下，地上留有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据悉，B市当地15日和16日最低气温分别为7℃和4℃。 20日，B市市委宣传部提供一份书面名单，披露4天前死于该市市区垃圾箱中的5名男性少年身份。 在该名单上，可以看到，5名死亡男性少年分别是陶中井(男、12岁)、陶中红(男、11岁)、陶冲(男、12岁)、陶波(男、9岁)、陶中林(男、13岁)。居住地均在B市C村，距市区至少25公里路程。 陶中林的父亲陶进友说，11月5日，陶中林与其余4名男孩一起离校后未归家，监护人已以失踪为由向当地警方报案。 陶进友坦承，这5个孩子生前多次在未告知家长或教师的情况下外出玩耍，也曾被当地警方多次从外地送回家，教师也多次到家中走访，规劝他们回校上课。陶进友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外出务工或忙于农事，与子女少有交流。 对于“五名男孩为什么没有去救助站?为何未被每日巡查的工作组及时发现?”之问，B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说，当地政府部门表示将痛定思痛，进一步健全夜间主动救助工作联动机制，加强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工作，帮助未成年人及时回归家庭，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同时，也希望监护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与照顾，以防此类悲剧重演。 当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不足，除少数城市外，许多地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仍是空白。即便建立救助中心的，许多也面临资金、场地、设施、人力不足的问题，救助能力有待提升。 在许多未成年人救助机构，还存在流浪儿童想方设法逃走，不愿留驻现象。该现象固然与许多流浪儿童长期流浪，性格发生改变有很大关系，但同时，救助机构管理过严也是一大因素。许多救助机构对流浪儿童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这与孩子喜欢自由无拘束的天性明显存在冲突。 B市五名儿童“闷死”，既是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没有尽责的问题，同样也是当地社会的问题。我国社会极其缺乏扶贫济困的社区、民间和宗教组织，慈善机构的发展也不健全。 在很多国家，扶贫济困都不只是政府管的事，更是社会做的事。教堂、寺庙以及很多民间社会团体都担负着这个责任。比如，在美国，虽然一些城市的政府设立了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所，但为寻求帮助的人提供食物衣物，却是由社区组织和慈善组织来做的；在泰国，寺庙也常会给元家可归者提供食宿。只有动员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才有可能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最需要的帮助。 政府的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聪明的政府总是善于把更多的责任分给社会。帮助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到扶贫济困的工作中来，为这些组织的成立提供方便，给它们的活动提供更大的空间。此外，政府还可以指导社区和学校经常参与这样的活动，促进社区和谐，也让年轻人从小就养成帮助弱者的习惯，培育社会的爱心。 3．2011年，正是撤点并校走过的第10个年头。然而，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两次校车事故让撤点并校又置身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12月12日，J省S镇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11人受伤。另一次事故更为惨烈，11月16日，G省Z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运送幼儿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当时，这辆核载人数为9人的面包车上，却装进去了64人。 其实，这一年，还有更多的校车发生交通事故，只是没有造成像上述那么大的伤害，因此被零星地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但每一起校车事故的背后，经常会浮现撤点并校这一根本原因。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昧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正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 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2012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 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 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较多的辍学现象。 就在2012年，Y省F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K教授认为，撤并村校带来的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问题。“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寄宿制学校，家庭的温暖、家人的温情被剥离了，亲情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X副院长也认为，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发显得缺乏生气了。因为读书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元素，乡村也会因为有学校而变得完整，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也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推崇知识和传播文化的角色，但撤点并校却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 因此，在2011年，无从是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还是从学术调查研究结论看，撤点并校在某些地区不仅没有带来农村教育的欣欣向荣景象，反而导致上学难、辍学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甚至还有研究显示，缩小城乡教育之间差距的愿望也未实现，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美国也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全美国的学区由1961年的36402个下降到1970年的17995个。然而，即使美国在撤点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车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上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多项研究表明在教学质量、教学投入、学生成长等方面，合并学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还可能带来坏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开始了一场“小规模学校”运动，让办学更加多元化。 4．近期虐童事件频发，幼儿教师教育尺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从山西太原5岁女童被老师打了70记耳光，到浙江温岭幼师揪住男童双耳提起离地10厘米，到山东东营幼儿园教师针扎多名幼童被刑拘……每一件幼儿园虐童事件都让人揪心愤怒。是个别幼师人性冷漠、素质低下，还是这些孩子真的骄纵任性到要让老师如此对待? 闵行区的朱小姐认为老师适当的轻微惩罚，家长是可以接受的。有时，自己的孩子做错事时，家长都会很生气地打他的屁股，更何况管理那么多孩子的老师呢?朱小姐说，中国古代教书先生也是用戒尺来拍打孩子的手背以示惩戒的。当孩子做错事时，轻微体罚是有必要的。 黄先生说，幼儿教师最重要的就是事事为孩子着想，幼儿园的幼教师必须具备两种功能，一个是教育，另一个就是看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智上不成熟，需要老师花时间去陪伴和引导。若有些孩子真是做了出格的事情，必须批评，但绝不能伤害他们，不论是心灵还是身体，这种伤害经过时间的累积，会对孩子今后的人生造成影响，甚至形成人格缺陷。 孩子的心灵是脆弱的，他们希望得到支持和理解，每一句鼓励的话语，都会使孩子信心百倍，每一句粗暴的呵斥，都会伤害他们的自尊。轻易地否定孩子，对他们的能力表示怀疑，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可怕的。“傻、呆、笨、坏”，在孩子的心中是非常严厉的判决，会将他们变成一个家庭或学校的“另类”，在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同时，心灵世界也会因此而一片灰暗。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学前教育还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之内，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明显不足。为了满足孩子接受学前教育的“硬需求”，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学前教育当中，弥补公办教育的不足，幼儿园由此进入到过度市场化阶段，大量缺乏办学资质、教育设施不合格的企业和个人混进来，学前教育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商品”。为了控制成本，或是应对财政上的压力，一些幼儿园不得不降低教师的工资水平，同时也降低了入职的门槛，难免会有一些无从业资格证书、教学能力不足、教学方法不当，甚至是性格上存在缺陷的人进入幼教队伍。薪资水平较低，又无法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社会认可，这些教师也就很难把幼儿教育当做一生的事业。 很显然，仅从行业自律和职业道德方面对幼师的从业行为进行约束是不够的，在财政投入有限的前提下。需要相关部门加大行业监管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多数城市对幼儿园的管理依据仍是国务院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颁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条例对体罚幼儿的情况作出了规定。具体到基层管理部门的执行方面，规定的重点放到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罚款”上来，这样的惩罚力度太过轻微，很难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而且，条例对于主管部门是否要为监管不力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说明，主管部门在监督权的行使方面，也就有了更大的弹性空间。教师素质难以保障，惩罚的力度又不足，加上监管的空白，出现连扇五岁孩子几十个巴掌的事，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5．继“中国式过马路”之后，“中国式接送孩子”又成为网络热门话题。N市华侨路茶坊将这一话题置顶到首页，立即引来众多网友的跟帖热议。而类似的话题，在全国各地的论坛中，也吸引了众多学生家长的吐糟。事实上，每到下午放学时间，全国各地小学门口，便会上演“中国式接孩子”。在配有2张照片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在N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门口，附近的马路上满是接送孩子的家长，其间各种交通工具都有，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汽车，大人、学生混迹其间，把一条宽阔的马路塞得满满当当的，人流和车流散向各个方向，毫无交通秩序可言。给城市造成了很大拥堵，让路人苦不堪言。 结合目前的环境来说，“中国式接送”没有什么问题，最起码，让我们的家长放开孩子的手目前还比较困难。 在眼下的出行环境里，别说是小学生了，就是成年人也不见得能保证安全。一家调查机构实施的“汽车大国交通死亡人数对比调查”显示：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其中，全国2011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中小学生共4205人，也即是说每三四天，全国就有1个班的孩子消失!在这样的出行环境中，谁能保证孩子自己回家的道路会是顺畅的呢! 公安部的一项通报显示：2011年，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5320起，共打掉3195个犯罪团伙，解救被拐儿童8660人。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痛苦的磨难。在此类案件还难以杜绝的现实情况下，孩子自己上下学也许只会让这样的案件有增无减。 大多数的家庭居住在学校五六里或者七八里之外的地方，有的还要更远，离学校10里以外的也还是不少的。尤其现在我们实行了教育资源集中以及学校合并之后，这样的现象更加明显了。这也就意味着，孩子上学的路途越来越远。这样的路程让孩子走着上下学，也不现实，不要说体力了，仅仅是时间也不见得允许。 有人建议增开校车，可是目前的教育投入和交通安全形势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交通事故多发，车辆事故多发，校车事故多发的因素就不多说了，就是校车接送这一块能不能做到完全免费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能完全免费的话还好些，如果不能的话，只会给家长增添经济负担。也有人说可以让孩子中午在学校吃饭，减少校车接送次数，但事实是，大多数的县级小学并未开设校办食堂。 6．近来，关于儿童的一系列报道让儿童权利保护再次进入公众视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在中国的20年——以民间组织为视角》报告中指出，我国保护儿童权利的机制还不健全，缺乏完备的覆盖全国范围的儿童保护联动机制，法律存漏洞、机制不健全为实际的儿童保护工作增加了难度。 报告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涉及到儿童的法律，大部分都是号召性的、原则性的、宣传性的。执行层面的法律很少；我国目前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儿童事务管理行政机构；我国在儿童服务、儿童救助方面，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完整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报告指出，建构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政府与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为主线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履行《儿童权利公约》、保障儿童权利的新模式是当务之急。这一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民间组织为主力，社区为根据地，家庭、学校为后盾、儿童为中心、社会为保障”的“一体、两翼、两后盾、一中心、一保障”的广撒网、共参与式的保障儿童权利的新模式。 报告解释，“一体”是指以政府为主体，“两翼”指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区的作用，“两后盾”指家庭和学校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基础阵地，“一中心”是指以儿童自身为中心，“一保障”是指鼓励广大的民众积极参与。 报告建议，从政府、民间组织、社区、家庭、学校等层面建立儿童保护联动机制，并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加强立法和行政保障机制，增加资源投入；民间组织应积极与政府合作，提升服务质量；社区应完善儿童软硬件设施，设立儿童社工岗；家长需提高儿童权利意识，学习相关知识；学校需保护儿童自尊，保障儿童安全；社会公众应提高认识，积极参与儿童公益事业；儿童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习自我保护技能。 报告特别指出，社区专业性儿童社会工作岗位的设立是建立联动机制的关键点，儿童社工岗能够连结政府、社区、家庭与民间组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维护儿童权利。另外，报告还建议设置学校社工岗，注重儿童心理健康和权利意识的培养。学校可设立相关的社工岗、心理咨询岗加强对学生儿童的服务。同时，还要培养在校儿童参与的意识与能力，提高权利意识。 报告研究课题组组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我国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整个儿童事业发展还是处于从刚刚解决完‘温饱’向专业化发展的阶段。”三、申论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小学门口人行道有碎玻璃，请速去处理!”专职网格员小杨收到街道指令，随即骑着电动车赶到指定地点，借来工具迅速将玻璃清理干净，前后一共不到5分钟。 30岁的小杨，已经是L街道专职网格员队伍中的“老同志”。这支平均年龄仅30.21岁的47人队伍，有24个“90后”，只有5人超过40岁。“小年轻”挑起网格化治理大梁，L街道的初衷是什么?L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说，网格工作全域覆盖，需要网格员常年顶风冒雨，走街串巷，没有一副好身板，干不好这份工作。 地处大山北麓的L街道地形复杂，山林和农田交织，一到清明扫墓、秸秆焚烧、森林防火等重要时间节点，网格员还必须延长工作时间，不少老网格员直喊“吃不消”。正因为此，L街道近年来加速网格员队伍的“新陈代谢”，通过招聘一批年富力强、肯吃苦想干事的年轻人，让“青春力量”扎根乡村。 “空心化”是当下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小年轻”能不能服务好农村老人?能不能融入乡村熟人社会?能不能玩转“田间文化”?这些问题，必须思考在前。 熟人社会最好是熟人治理。47名网格员，清一色本地人，一开口就能拉近距离。招聘时，L街道优先考虑本村本组的“自己人”，并按就近原则，将年轻人下派至各个网格。1992年出生的大伟负责的是B社区6号网格，土生土长的他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 但像大伟这样的，毕竟还是少数。网格人、事、物各种要素不了解怎么办?L街道在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开展以老带新，让年轻网格员“拜师学艺”，并在队伍更新时交好网格“一本账”。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也要充分发挥，L街道党工委要求网格内有威望的老党员，带着“小年轻”进门入户，给年轻人“背书”“站台”。社区网格员小鲁对此深有感触：“一开始村民多少有些不信任，但老党员带着我们下网格后，老人们立马对我们另眼相看。” 此外，聚焦乡村治理的痛点难点，L街道党工委科学统筹资源，搭平台、强队伍、理权责，创新推出“一二三四”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聚焦共建共治共享一个目标，围绕平安稳定、服务群众两大主责，实施金、红、蓝三星考核机制，推进党工委抓统筹、网格员抓巡查、职能部门抓执法、督察部门抓考核四支队伍建设，一系列举措都有共同指向——让网格高效运转。 新机制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把网格员从具体事务处置中“解放”出来。过去，网格员巡查和处置一肩挑，问题发现越多意味着工作量越大，最终导致网格员面对问题“瞒而不报”的现象。如今，L街道明确了网格员只负责巡查，顺带完成一些可以自行处置的事项。街道成立了一支由6个职能部门组成的执法队伍，根据网格员上报的线索精准处理。 “减负”不等于“放羊”，考核机制规定网格员每天至少上报5条信息，出现一次重要事件漏报要被记“蓝星”，拿到3颗“蓝星”自动下岗。“压力很大，新规定逼着我们巡查更仔细，第一时间找到风险隐患。”小鲁说。 能下，也要能上。乡村人才能否回流，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空间。对于表现突出的网格员，L街道一方面给予物质上的奖励，另一方面也打通了“上升渠道”。小雯此前是C社区2号网格的网格员，凭借一股“傻劲”敲开居民“心门”的她，2019年被评为全市“最美网格员”，现在，她已经是街道团工委的一名干事。她的“傻劲”一如既往，“跟村民处出感情了，我还是想着哪天重回网格”。 2．五四先驱李大钊曾这样寄语中国青年：“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00多年过去，先辈的叮嘱言犹在耳，在新时代的前沿，有这样一群青年，正以青春的名义书写着奉献，传递着梦想。 2018年9月1日，是小巩来到青海支教的第一天，从燕赵大地到青藏高原，辗转近1700公里，他用“支教”诠释着五四精神最美的当代价值。 小巩是H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支教团青海团分队长，和他一同前来支教的还有7位同伴，都是刚毕业便一同参加201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他们四人一组，分别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学、江西沟乡民族寄宿制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初次来到倒淌河镇的小巩被高原的美丽与神秘所吸引，小镇的宁静与柔美也让他暂时忘却了思乡之愁，但与此同时，面对的却是3200米高海拔带来的不适。“有时候高原反应会导致头痛失眠，在平原不怎么感冒的我们，没想到一来支教就接连‘中招’，所以我们相约跑步锻炼，一方面是为了更快地适应高原气候，另一方面也不想耽误了支教工作。”回忆起刚来到倒淌河镇的日子，小巩对“种种不适”只是轻描淡写，严寒、高反、饮食不习惯在他和同伴看来都不算什么。生活条件的差异越大，支教的想法反而愈加坚定。 “来到学校后，我们发现低年级的学生不大听得懂普通话，交流上存在一定障碍，所以我们也‘人乡随俗’，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藏语便于和孩子们互动沟通。另外，在上课时我们都会借助新媒体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通过生动的画面与音频，理解书本上难懂的知识。” “在上课时，孩子们的眼睛就像青海湖一样清澈。作为他们的老师，我们希望保护好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与热爱，在做好支教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发掘并吸引社会资源开展力所能及的教育扶贫工作。”在支教前，小巩及团队的同伴们就已经联系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孩子们筹集了5000元善款，不仅购买了棉衣和保暖三件套，让孩子们温暖过冬，还成立了“童梦同行”奖学金，建立“一对一”长期帮扶机制，在助力贫困学子求学梦的同时鼓励他们上进好学。 支教前，小巩曾想到要尽全力帮助学生们提升学业，可当他来到学校后，他又增添了一个新目标——将支教转变成“支心”：支教团不仅要让孩子们掌握知识，更要让孩子们学会做人。 把每堂课上好是老师在教学中最朴素的“硬道理”，但在小巩和他的同伴们看来，“树木”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树人”。于是，支教团在学校张罗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四爱三有”“民族团结”“爱国教育”……“记得2018年12月13日我们组织开展了‘国家公祭日’爱国教育活动，希望能通过讲述历史引导孩子们勿忘国耻、发愤图强。活动中，大多数孩子都哭了，低头默哀，升旗仪式上也格外认真肃穆。我们希望孩子理解并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忘了团结，更不能忘了爱国。” 此外，小巩和支教同伴更希望带孩子们认识家乡之外的广阔“天空”。2019年4月21日，在H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积极筹措下，“童梦同行”游学活动正式起航，来自共和县江西沟乡民族寄宿制小学、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学的优秀学生代表怀揣着向往与期盼，前往首都和河北保定等地开展为期六天的游学参访。 “希望此次游学活动可以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一颗颗奇妙的种子。愿来日再见之时，他们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小巩带着与孩子们的闪光记忆，期待着未来。 2020年是H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青海支教的第15年，每年7月支教团都会如约而至，在祖国西部书写青春、构筑梦想。在支教团中有这样一句口号，激励着每一个像小巩一样的志愿者——“青春汇聚、河流人海、弘文励教、薪火相传”，这不单是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更是支教团队的志愿力量、青春担当。 3．2020年伊始，网络跨年晚会“二零一九最美的夜”意外走红。数据显示，跨年当晚共有超过8000万人次观看晚会直播，弹幕总数超过260万条。诸多弹幕和留言中，“燃”是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关键词之一。 近年来，“燃”悄然走红。而与“燃”相对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年轻人审美趣味中的灰色、消极、沮丧、悲观、焦虑、迷茫、颓废的文化流行形式和态度，诸如“葛优瘫”“悲伤蛙”“蓝瘦香菇”等“丧”文化。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年轻人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难以自拔，又在以“丧”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冲击中“疲于奔命”。于是乎，一些艺术创作亦投观众所好，自诩标新立异、探讨人性，实则奢华萎靡、厌世仇杀、伤痛累累，充满了负能量。“燃”文化的流行，无疑是对“丧”文化的一种反思和革新。 如今，“燃”不仅成为一个流行词，更成为年轻群体中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不论对网络小说，还是对音乐、戏剧、舞蹈及影视，受众都期待更震撼的视听效果、更充沛的情感力量，时下备受追捧的“易燃品”大都具备这一特点。 电影《战狼2》《建军大业》等激情燃烧的影视作品，呈现出来的青春热血、澎湃激情，以及阳刚之美、强烈责任感，传播正气，弘扬正能量，诠释和丰富了时下流行的“燃”文化的内涵。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除了对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呈现、制作精良、效果惊艳外，影片“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的主体意识和奋发精神，更引起广大青少年观众强烈共鸣，与新一代青年人张扬个性、不甘人后的精神追求同频共振。而这无疑又为“燃”文化添了一把火。 除了影视作品，国内的某些视频网站，也在主动向“燃”文化靠近，进行品牌升级，以更加年轻化、更能引起用户情感共鸣的定位，为视频品牌注入“燃”文化因子。如腾讯视频先是启用了“不负好时光”品牌理念，对受众的体验感进行重新定义，而后又进行文化升级，选择用“好时光一起燃”——用“燃”文化，为“不负好时光”注入更年轻、更具活力的解读。在腾讯自制综艺《明日之子》、翻拍冒险系列经典IP的电视剧《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等中，都能看到“燃”文化的影子，展现给年轻群体主动进取、热情向上、乐观果敢、正面健康、积极向上的“燃”状态。 艺术总是成风化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精神世界。用“燃”文化点燃年轻人生活的热情，引领年轻受众走出颓废，进而以正能量的星星之火，推动社会进步，是时代所需，亦是青年精神健康所需。倡导“燃”文化，让“燃”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文化态度、生活态度甚或人生态度，引导年轻人思考生命意义，这是青春题材艺术创作的使命。 4．青年有担当，国家有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G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的战斗。 “在抗疫一线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抗击疫情，这是我们青年医务工作者必须扛起来的职责和使命。”2020年1月26日，G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90后”护士小郭第一时间向单位申请随医疗队支援湖北。 从1月28日开始，G省六批医疗队、两批疾控队相继出发，接力援助武汉。796名队员中间，有219名“90后”。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担起来。”M县人民医院25岁的小程向单位申请，希望能到武汉去。“我长期在重症病区工作，熟悉重症救护的每个环节，虽然年轻，却是重症医疗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一到武汉，就能立即投入战斗。”2月4日，小程跟随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武汉。 “我年轻，没有不上一线的理由。”2月2日，J县人民医院青年护士婷婷毅然向组织递交了一份“请战书”，成为医院护理团队中递交申请的第一人。一到武汉，婷婷和战友们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2月11日，武汉客厅(东西湖)方舱医院，小孙身穿防护服带领患者跳《火红的萨日朗》的视频感动了不少人。 小孙是Z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一名护士，跟随C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 “带领患者跳舞其实就是我们日常针对患者的一种心理治疗，同时也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情绪管控和放松的过程。”小孙说，在病区内，他们同一组护理人员要护理十几名患者，除了给患者测体温、做检查、发药、发饭，还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 在病区陪患者聊天、做一些放松活动，是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最好的办法，也是护理人员最累的“技术活”。“不能喝水，不停地说话，我们的嘴唇龟裂出一道道口子，但为了安慰患者，还是要不停地和患者聊天。都说我们是在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其实我们也在同自己较量，我们要以最坚强的姿态出现在患者身旁，给予他们信心和力量。” 不同的制服，一样的情怀。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G省广大青年公安民警昼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1月24日，Q市公安局广武门派出所辅警小刘在巡查中发现有7名外地人员准备入住辖区的酒店，这7名游客因担心无法入住一直不愿说出自己的具体情况。经过小刘耐心劝导，这7人说出实情：他们是1月22日从武汉出发自驾车到Q市的。小刘立刻将该情况上报至城关分局指挥中心，并联系市卫健委及相关街道人员对7名游客进行检测。1月25日凌晨2时40分，卫生部门对7名人员检测后未发现异常，之后又进行了妥善安置，小刘这才松了一口气。 从接到疫情防控命令开始，T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小屈和妻子就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交给父母照顾。小屈所负责的人民西路社区人员密集，每天除了做好所负责小区人员进出登记外，还要处理社区警情，不能按时下班回家成为常态，提起家人他满满的内疚。“疫情不退，警察不退，我相信家人是理解我的。”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广大社区青年工作者无私奉献，日夜坚守着这道防线。 “既抱定在战斗中一往无前的决心，便顾不得儿女情长，需放下一时得失。”一位青年社区工作者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写道。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们昼夜奔忙，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2月12日凌晨4时许，正在值班的P市某社区居委会主任小马接到有两个在辖区居住的居民从湖北开车返回P市的通知。 小马立即赶赴现场，核实信息、测量体温、消毒、登记……处理好一切，已临近天亮，小马和同事再次入户走访、摸排登记，安抚居民情绪，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小马的妻子，同样穿梭在辖区每个居民小区，督查59个小区落实防控措施，向辖区居民群众宣传普及防疫知识。两人在同一个街道办上班，但两人白天几乎碰不到面。 这就是他们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热血担当。他们并非不害怕，也并非不念家，只是因为深深知道，这就是青年人该有的样子! 5．倘若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多数人的眼中，“90后”“00后”或许还只是孩子。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众多“90后”乃至“00后”，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宣告了年轻一代的责任和担当，完成了一个极富意义的“成人礼”。 正如有人说，“成长不仅发生在幸福的时候，更多发生在挑战之中”。疫情发生后，众多“90后”“00后”投身“战疫”一线，焕发出巨大的能量。相关数据显示，在支援湖北武汉的医务人员大军中，“90后”“00后”有12000人之多，近乎整个队伍的1/3。而不仅仅是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抗疫一线奋斗者中，同样活跃着“90后”乃至“00后”的身影。“上阵父子兵”“‘战疫’母女情”，这样激励人心的场景频频出现，鲜明演绎着：“家”是一种守望，也是一种传承。 冲到战场的“90后”“00后”有着英勇与无畏，也透露出年轻一代幽默达观的特质。“化身‘抗疫漫画师’给医患打气”“‘小猪佩奇’上抗疫一线”“希望疫情结束，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特殊时期，积极乐观既是一种支撑，也是一种战斗力，具有穿透人心和时间的力量。这群可爱的年轻人，在“战疫”中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信心和力量。他们身上，充满着文化自信，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其实，所谓的白衣战士，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在和死神抢人”，网络上这段热传的话语，引发了许多人的情感共鸣。SARS肆虐的时候，“90后”“00后”还懵懵懂懂，被全社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如今，“90后”“00后”活跃在疫情防控一线，反过来兢兢业业地守护家人和国家。当年的被守护者，成为今天的“逆行者”，这样一种身份的转变，这样一种爱与责任的传递，汇聚成今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成长力、生命力。 事实上，从精准扶贫一线到科研创新前沿，从绿色军营到广袤田野，从在网络上主动建言献策到“两会”上积极参政议政，青年们已然登上了新时代的舞台。在这场“战疫”中，“90后”“00后”展示出的勇敢与担当，以及与时俱进的智慧和创造力，令我们更加坚信，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创造出中国发展的新辉煌。一个接续奋斗的民族，前途将无限光明；相信青年，相信青春，他们在追梦中必将更好地构筑起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不一样的颜色，不变的是，他们都会成为国家的脊梁。“战疫”一线的“90后”“00后”，行!这是对年轻一代的称赞，更是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深切期盼。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精准方略，是脱贫攻坚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重要构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等论述，对深度贫困地区破解环境约束下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困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了重要遵循。 经过多轮扶贫开发，余下的困难群众贫困程度更深，致贫因素更加复杂，分布更加零散。深度贫困地区通常山高坡陡、土地贫瘠、自然灾害严重，同时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较差、生产方式原始、生活方式落后，资源禀赋与传统生产方式形成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生态移民通过人口外迁转移，赋予贫困群众新的资源禀赋，使其从低附加值农产品生产中解放出来，在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中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多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提高综合劳动生产效率，实现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同时，迁出地人口容量的下降缓解了人地冲突导致的生态压力，使之提供生态公共产品和特色效益产品的能力得以增强，又进一步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生态移民的双重效应，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2．作为世界濒危物种黑叶猴种群分布最大地区，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担着保护黑叶猴繁衍生存的重任，但与这顶“桂冠”不匹配的是，由于当地原住居民多，保护区内一半面积为耕地，森林覆盖率较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只能被挤压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生活。 贵州省沿河县副县长崔永龙表示，作为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一，仅沿河县就有5个乡镇6638户28153人生活在保护区范围内，其中核心区群众有589户2584人。截至2018年6月，保护区内生活的群众，总共只搬迁了227户。 “由于保护区内有较多人口，生态保护和百姓生活的矛盾较为突出。”沿河县中寨镇镇长白静明表示，近年来农民种的蔬菜、玉米、水果等农作物经常被黑叶猴偷食，群众虽然不敢打杀黑叶猴，但抱怨较多。另外，村民养殖的山羊与黑叶猴形成了食物资源上的竞争，并增大了彼此交叉感染患病的风险。 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的中寨镇大坪村，陡峭的山坡上悬挂着一条条三四米宽的梯田，村民的房屋离黑叶猴栖息地仅七八百米远。每到秋收季节，居住在山谷底的黑叶猴就成群地爬上山，偷吃群众的玉米、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村民为保护一年的口粮，年年在田边搭个窝棚守护。 大坪村村支书高腾科表示，这些年由于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十分薄弱，大坪村村民生活较为困难，全村2017年贫困发生率达到23%。为了谋生，全村80%的人外出务工，村里3400多亩田地，约2000亩撂荒。 在每年为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提供18亿立方米优质水源的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265户1016名原住居民(包括缓冲区)，他们户均拥有森林130亩，户均林业潜在价值50万元以上。“砍树—卖树—种树”曾是当地村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 “雷公山保护区九山半水半分田，农业发展条件差，农民对山林资源的依赖程度高。一段时期农民就靠砍树盖房造屋、供孩子读书、买油盐酱醋等。”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少辉表示，近年来受制于禁伐举措，农民的“生态银行”无法兑现，而每年每亩14.75元的公益林补助，难以补偿村民经济损失，当地群众意见大、生存难，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 贵州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多发、损失重，是全国自然灾害较重的省份之一。由于包括大坪村在内的许多村寨地处深山，每逢地质灾害等，都会导致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贵州省减灾中心数据显示，一般年份，自然灾害给全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70亿元左右，重灾年份则超过200亿元。 目前，仍有很多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情况难以通过常规的扶贫手段改变，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将居民迁出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对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村庄，要加大力度实施生态移民搬迁。 3．A区生态移民安置点是C县2015年重点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之一，共有安置房232套。镇党委、政府为解决贫困户入住问题精准谋划，因户施策，结合镇扶贫工作实际，动员居住地生态环境薄弱、条件差的建档立卡精准扶贫户搬迁入住。采取一系列措施扎实推进该项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C县坚持以就业容量来确定搬迁安置数量，确保每户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以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为安置重点，坚决避免从山上搬到山下，从农村搬到农村，切实让搬迁群众“搬得出、能致富”。对特困户进行优先安置，对居住在深山、石山等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优先搬迁。 移民安置点建成之初，由于大部分贫困群众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和必要的生产生活技能，再加上故土难离，对扶贫政策又知之甚少，搬迁工作进展缓慢。党政一班人通过深入调研，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再次明确挂帮干部责任，充分利用人户遍访的有利时机，加大对扶贫生态移民的优惠政策、户籍、土地、房屋产权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讲解，同时通过微信平台、召开群众会等方式进行相关政策的宣传发布；对在外务工人员由挂帮干部电话联系，保证政策传达到底到边，群众了解了政策，也消除了后顾之忧。 入户遍访摸底造册的搬迁对象均为居住地生态环境差，水、电、路、讯、房等基础设施极为落后地区的贫困群众。A区生态移民安置点修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结合城镇化建设，在修建生态移民安置房时充分考虑了未来城市居民生活小区的职能，水、电、路、讯等要素齐备，群众搬得安心，住得放心。 由于搬迁群众大多技能单一，就业面窄，而移民安置区又很难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通过推行过渡政策，鼓励双向择业。移民暂时耕种原有耕地，解决基本生活所需。同时通过加大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联系就近务工等方式，鼓励在迁入地或县城附近自主择业，逐步实现转型过渡，保证群众不因搬迁而负债，保持收入稳定增长。 此外，C县重视贫困搬迁群众的后续发展，建立后续扶持机制，通过迁出地宅基地拆除复垦与土地增减挂钩相结合，利用移民搬迁优惠政策激励拆除旧房，退耕复垦，搬迁后拆除旧房的，人均享受住房补助达29500元；通过土地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发展迁出地特色农业，促进了生态恢复和移民增收。 随着工作的开展，全镇已有193户建档立卡精准扶贫户办理了购房入住手续，其中158户签订了《房屋拆除与宅基地复垦协议》。 4．“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是G省地理的真实写照。G省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将居住在生态脆弱、生活生产条件艰苦地区的农户搬迁至集镇、产业园等地区。 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等问题，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近年G省创新模式，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省情的建设模式。 不久前，G省B村党支部书记潘永祥带着村民搬进了县城的移民安置点丰乐小区。五六层的住宅楼，广场、绿地、道路、路灯等设施齐全。潘永祥说：“村民们从深山老林一脚踏进县城，都很高兴，进城那天，大家吹了一晚的芦笙。”小区安置了来自深山区的390多户、2000多位移民。 “原来住在深山老林，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政府在县城帮忙建好了房子，几乎不花几个钱就搬过来了。”潘永祥说，县里叠加使用扶贫生态移民和廉租房两个项目的资源，利用县城保障房丰乐小区对两个一类贫困村实施整村搬迁，移民群众每3～4人免费分配一套廉租房，相当于每户免费分得一处住房。 将移民安置房、城镇保障房和农村危房改造“三房”融合是G省的创新做法，率先在全国用保障性住房资源来安置扶贫生态移民。 据介绍，2013年住建部门保障房和农村危房改造资金7亿元纳入省级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总投资盘子；2014年住建部门的2万套保障房交由县级政府整合建设，特困移民户在享受1.2万元扶贫生态移民建房补助的同时，还可享受保障房政策，移民不交钱或交很少的钱就可得一套新房。 生态移民多来自生态环境脆弱、贫困程度较深的深山区，当地财政也不宽裕。搬迁安置资金是一大难题，这钱从哪来? 移民在搬迁后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生存压力。移民补偿资金的困乏、收入水平的低下、不稳定性会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缺乏必要的信心。为了补充生态移民补偿资金，G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验，引入市场经济中的商品规律，将生态效益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看待，谁拥有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生态环境，谁支付这种商品的价值。在生态移民资金来源上，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生态移民的受惠方支付一定的资金来作为移民搬迁的资金构成。 G省D镇扶贫生态移民安置工程紧锣密鼓，来自边远山区的400多户生态移民们陆续入住新房。“生态移民户大部分是贫困人群，如果处理不好，不但会让生态移民户返贫，而且群众不肯再接受搬迁。”D镇镇长尹国龙说。 如何减少建房成本，缩短安置时间?该镇党委政府经过研究认为，安置房由老百姓自己出钱建设，国家给予补助。既然是群众自己出钱建房，花钱的事群众说了算。为此，大家一致提出，组建群众筹委会，由群众筹委会代表群众具体安排相关建设问题。 群众筹委会组建后，全权负责代表拆迁群众与承建方进行安置房竞争性谈判，确定承建方；对安置房建设中的施工、资金划拨进行监督；组织拆迁群众进行安置房分配；组织有条件的拆迁群众到安置房建设工地务工等。“按照这种方式，安置房每平方米建房成本仅940元，建筑成本节约30%以上。”尹国龙说。 生态移民中，生态的修复也是重要一环，G省结合各地环境，借助退耕还林还草、荒山造林、封山禁牧等工程模式，将山区生态移民迁出区废旧宅院、坡耕地、宜林荒坡地、天然林林缘区作为重点生态修复区域。通过项目建设，使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降到最低，为生态环境自然修复提供有利条件，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充分发挥山区水源涵养功能。 在生态移民区选择降水量比较高的地区进行人工种草工作，进行补播改良。积极采取人工草地种植管理模式，提高单位面积内的草地生产力，选择优良品种。另外，对条件较差的宅基地等部位进行平整，列入草地恢复工程。 据统计，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自启动实施以来，已搬迁移民约25万人。为从根本上解决深山区、生态脆弱区的贫困问题，G省争取用9年时间将200多万贫困人口搬出大山，拔掉“穷根”。 5．近来，S市F村的很多村民称遭遇了“被移民搬迁”，当地人称之为“背皮”搬迁，一些本来就住在安置点附近的老住户，也被披上移民搬迁户的外衣，应付上级检查。 村民A：我们的房子是自己掏钱盖的，后来开始实行移民搬迁，镇上干部说我们家也算搬迁户，给我们家挂了移民搬迁户牌，还说每家给5000块钱，上面来检查就说我们算搬迁户，后来人家检查验收以后，5000块钱也没有给我们。 村民B：我们这搬迁户指标给了60户，但是当时没有60户，搬迁户的名额不够，就让我们顶替，应付上面的检查，给我们挂牌子。镇政府说上面来检查我们必须说自己是搬迁户，补助款已经给我们打到账上了。 据村民称，“背皮”搬迁户在F村移民安置点就有21户，这21户的房子基本都是村民们在当地实行移民搬迁政策之前建的房。为了5000元的补助，村民们当时大都同意了村干部的说法，冒充搬迁户，可是上级部门检查过后，谁也没有收到上面承诺的5000元补贴钱。 村民C：给老百姓每家5000块钱，让大家不说，那不就是封口费? 生态移民搬迁作为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一直以来花费巨大，为的是能让老百姓住得更好、更安全，更快地发家致富。镇政府安排冒名顶替的搬迁户除了应付检查外，是否还有别的目的? 生态移民搬迁是省上出资的项目，钱也是专款专项，如今，F村搞出这么多的“背皮”搬迁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村主任杨某：这个搬迁起点不低于30户，为了扶持移民搬迁，一户国家补助1.85万，要争取多一点补助款就得不低于60户，上了60户原来是补助1.85万，目前是4万。 由于上面并没有支付给“背皮”搬迁户之前许诺的5000元，村民D说，他多次为此事上访，当地政府得知后，不仅没有介入调查，反而试图私了。 村民D：当时我找了县委书记和信访局，镇上的人知道了以后，镇长和司法所的吴所长说，“这个事情你别闹了，我在安装路灯的钱里面给你解决1.5万块钱现金”，就是封口费的意思。 在这件事上，镇扶贫办负责人的回答却是全面否认。 记者：村民反映镇政府让他们假装搬迁户套取搬迁的经费，有没有这回事? 扶贫办负责人：没有这回事。 记者：他们叫“背皮”搬迁。 扶贫办负责人：没有，没有“背皮”搬迁的。 对此，该镇副镇长胡某另有解释：另外21户是生态移民搬迁启动以前建的房子，考虑到他们21户也属于搬迁的，县里给镇上拨了每户5000块钱，然后把这笔钱用在了路灯建设上。 记者：那这21户，你们有没有给省里有关部门报这个数字? 胡某：给省里?那我不清楚。 6．2010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杜发春曾赴加拿大北极地区努纳武特进行调研。20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政府对居住在那里的因纽特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移居行动，从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城镇生活，因纽特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因纽特人的定居导致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在北极城镇伊魁特市，我们看到，具有传奇色彩的拱形圆顶小雪屋已经让位于设有暖气、水电齐全的房屋，小雪屋仅在狩猎时使用；现代的交通较为便利，传统的狗拉雪橇大都被雪地车、越野车、自行车及各种汽车和卡车取代；长矛被来复枪淘汰。然而，定居后的现代生活也使因纽特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面临严峻挑战：大多数因纽特人依赖政府的福利和救济生活，在因纽特社区，就业难、住房拥挤、酗酒、年轻人的高自杀率、文化断裂等社会问题突出。”杜发春说。 杜发春认为，生态移民固然能解决生态环境和移民生活的继续恶化，但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社会问题，不能因此而忽视移民后的健康、教育、就业和文化断裂等问题。 专栏作家舒泥提到了赴美国考察印第安保留地的感受。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土著，与移民来的白人一直不睦，自19世纪印第安人与美国签订一系列和平合约，双方才进入相安无事的阶段。在和平合约中，美国政府许诺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在保留地，印第安人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合约签订以后，印第安人经过了一段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艰苦时期，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尽管现在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但印第安人至少有钱而且安定了，同时，印第安人也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只剩下一部分，保留地里也有很多白人。一些印第安人的孩子学英语，业余时间学自己的语言，有语言文化班，也在城里就业，什么工作都做，也有人在旅游点表演民族歌舞。”舒泥说。 我国台湾地区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学者纪骏杰也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于生态移民的另一套理念，即从“排除人类影响”到“人与自然共同演化”。 纪骏杰举了美国黄石公园的生态移民案例来进行说明。黄石公园最开始的创设理念就是“排除人类影响”，严格执行禁区管制与禁猎等措施，对原住民采取区隔、孤立等方式，最终将原住民驱赶出了国家公园范围。无独有偶，美国西海岸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也是如此。 这种“排除人类影响”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1980年前后，在美国阿拉斯加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国家公园，开始相继建立国家与当地居民合作经营的模式。不同于传统国家公园反对公园内的人类活动，合作经营模式主要变化在于注重将人类活动导致的有害环境影响减至最低，同时，允许原住民使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以维护他们的文化、发展、营养、政治需求。 “人与自然共同演化，这才是符合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做法，也是国际趋势。如此一来，原住民一方面可以为他们的社群权益发声，另一方面可以贡献他们的传统生态知识，延续传统自然资源使用方式，并以此确保他们的文化延续。”纪骏杰表示。 作答要求

申论健康中国主题 背景材料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70余年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卫生与健康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带领群众发起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改变了传染病流行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人才配置不断健全。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基本医保实现全覆盖，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逐步缓解。 人人享有健康，离不开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奉献。无论是在钉螺滋生的田间，还是疫病流行的草原，老一辈医务工作者为控制传染病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无论是在大医院的手术室，还是在偏远的村卫生室，一批批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救死扶伤。 健康中国，你我同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到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7.7岁；到2030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信，人人享有健康一定能梦想成真。 阅读背景材料，以“健康中国”为主题，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流畅，不准照抄照搬背景材料。总字数1000～1200字。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2019年母亲节期间，许多人给母亲挑选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新浪微博上“母亲节礼物种草”这个话题就有超过2000万的阅读量，在话题里，鲜花、护肤品、首饰、家具用品、保健用品等都成为人们母亲节“种草”的对象。 此“种草”非彼“种草”，不是要去栽花栽草，而是泛指“把一样事物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样事物的过程”。如今，“种草”已是网络中的流行词，消费者可以去“种草”任何东西，万物皆可“种”。 “‘五一’打算去台湾玩，目的地定好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攻略，通过‘种草’，我们找到了很多需要消费的目标，如50岚奶茶、凤黄酥、垦丁的海鲜、花莲的凤梨、滑翔伞和药妆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放假了。”在北京读研的小李说。 “种草”把日常消费和网络社交结合起来。在不少年轻人看来，“草”本身就有普遍、遍布的含义，“种草”无处不在。 走在大街上，看到别人的穿搭好看，自己会留意下；和朋友闲谈的时候，有时也会相互推荐分享。如今，“种草”广泛存在于社交媒体上，以年轻用户为主。艾瑞咨询发布《种草一代·95后时尚消费报告》，将“95后”称为“种草一代”。“小红书、B站、新浪微博、知平等知名网络平台都有大量的‘种草’内容，像体验晒单、定期盘点、种草好物、良心推荐等都是常用的标题。这些分享使用体验的人则被称为‘up主’‘博主’‘达人’等，如果粉丝较多还会建立粉丝群，群内成员可以相互讨论、推荐。”在上海工作的年轻白领小刘介绍道。 很多时候，朋友之间相互“种草”是一种社交方式。例如，通过“偶像同款”“同一色号”等符号，找到和自己兴趣相投的群体，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中，“种草”的内容就成为一种谈资，变成了当下年轻人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专家指出，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消费行为也从保障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个性的精神跃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种草”不只是停留在功能的选择上，更像是消费者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个性态度以及品牌背后所代表的符号化意义。 “我比较喜欢欧美风，平时买衣服的时候会在微博上搜搜与这类风格类似的几个时尚博主的微博，推荐的内容合我心意就会记下来。我想成为真实又有宽阔眼界的人，所以时不时就会关注下蒋方舟等明星博主最近在读什么书，在关注什么，在追寻别人足迹的过程中塑造理想型的自己。”在江苏工作的姑娘小黄认为，“种草”也是重塑自己的过程。 作为一个既有内容又有社交的“种草”平台的代表，某软件的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分享自己的日常，形成虚拟的社交圈。除了普通网民分享的内容以外，一批影响力强的意见领袖在分享笔记或推荐商品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关注量，甚至能够形成相关领域的潮流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丁教授认为，网红或意见领袖的一个核心卖点是“人物设定”(人设)，即网红自身打造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理念。“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决策时，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即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一旦对某个网红的人设产生了自我认同，消费者就可能会被‘种草’，进而购买网红推荐的产品。”他说。 尽管“种草”作为一种兴起的社会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打破专业信息壁垒，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在北京生活的小王认为，“种草”可能会引发冲动消费。最近大火的“口红一哥”在直播间试涂380支口红，给不同的色号搭配上不同的使用场景，新年必备、圣诞装、约会装等，十几分钟卖掉上万支。实际上，口红永远买不完，将网红推荐的口红买齐要花费一大笔钱。丁教授指出，“种草”和跟风消费本身是不理智消费的一种形式，被“种草”的消费者更应保持理性，特别是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要多方核实，避免受伤害。 2．A区是B市最火爆的旅游餐饮消费集中区。2019年“五一”期间，A区市场监管局在全面做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聚焦热点，采用直奔现场、随机检查的方式，对辖区内的网红商家、热门商圈开展了抽检，对人员晨检、原料贮存、餐具消毒、凉菜制作等环节进行了检查。同时，指导商家强化食材生熟分开制度，及时更新标签标识，防止交叉污染。在现场，执法人员对用餐区餐具进行了抽检，其洁净度检测指数均符合标准。 “XX城”是A区市场监管局重点打造的食品安全示范商圈，目前有75家食品经营单位。A区市场监管局各监管所每月会定期对网红店进行突击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检查中，有部分网红店被要求整改。比如，某菜馆曾被重点批评，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一个菜碟测试餐具表面洁净度，结果数值严重不合格，除了卫生环境严重不达标外，设备还有破损，冰箱柜门有约5厘米的缝，无法闭合；某餐厅备菜间发现一块未全封闭的下水道地面盖板，在调味品的货架上发现一瓶已开封的蚝油未按使用后即冷藏的要求存放。针对这些问题，监管人员现场开具《监督检查意见书》，要求按规定立即整改，同时拍照记录，将在一周后进行回查，完成闭环监管。 2019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市食安办对“大众点评”上人气较高的B市网红餐厅进行梳理汇总，挑选出网友点评数最多的30家餐厅，邀请市民代表、媒体记者跟随监管人员一起，兵分六路在全市六个区同步开展了“全城查网红”特别行动。期间，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均对相关餐厅开具整改通知书，督促餐厅立即整改到位；在B市微信公众号上“点名”批评问题严重的商家，执法人员还不定期地“回头看”。 执法人员“回头看”发现，有的网红店借整改之机，实现自我提升。比如，某店铺曾被发现环境很难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来，店主索性换了新的经营场所。执法人员跟踪发现，该店铺新餐厅更加宽敞，卫生条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厨房防蝇设施齐全，地面也整洁了不少，工作人员均佩戴了帽子和手套。 其实早在“XX城”开业前，A区市场监管局就提前介入，对这些单位做了培训和约谈。A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内网络知名度高的网红店负责人及厨师，开展多场培训会。同时，约谈多家餐饮订餐平台，对网络订餐热度靠前的100家餐饮店加大监管力度。 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则来护航，网红店也一样。网红餐饮的经营模式在未来会继续发展，要促进网红餐饮提升质量，让公众吃得放心、安心，从国家对行业监管层面、企业自律层面、消费者监督层面，都要有积极应对。而其中，相关部门的监管殊为重要，对网红餐饮的食品安全进行常态化检查，尽可能跑在食品安全风险前面。 3．与互联网合作、在文创产品的宣传文案上“卖萌”、多方合作制作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很多人说，这几年来故宫有了“网红”体质。据介绍，截至2018年12月，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超1.1万件，文创产品收入在2017年达15亿元。一年赚十多个亿，故宫文创何以这么火? 然而，火爆的故宫文创产品并非一经推出便“一飞冲天”，而是经历一番摸索和实践。在2014年之前，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平淡无奇到几乎在北京所有热门旅游景点都能找到类似的产品，那时的它更多出现在粗制滥造、千篇一律的所谓“旅游纪念品”分类里，还称不上是文化创意产品。 虽然也有文化产品系列推出，但都是书画、瓷器、铜器、木器、钟表系列，充满知识性和历史感，块头大又不方便携带。从文化传播效应上来说，并不是大家离开故宫时会进行购买的第一选择。而且80%的产品都是来自其他地方或其他文博单位，并不能代表故宫特有的文化。同时，商店内部缺少文化气息，商业气息过重，就像大街上普通商店一样，并没有营造出一个博物馆文创店应有的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故宫的建筑、文物、历史故事等都成了研发团队取材的宝库。无论是故宫的大门还是房顶的脊兽，皇帝御批抑或是某块牌匾，深度发掘其中的特色并将其应用于受市场欢迎的载体，是故宫文创成功的关键。 转变源自2013年。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一种创意纸胶带，在网络爆红。这让故宫博物院看到文创产品的庞大市场。 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启发，故宫博物院开始了新尝试。研发人员遵循同样的模式对文献史料进行整理，摘取有潜力成为爆款的“御用”名句，再把这些词句添加到帽子、眼罩、钥匙扣、折扇等上面，赋予这些产品新的创造力。2013年8月，故宫第一次面向公众征集文化产品创意，举办以“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为主题的文创设计大赛。此后，故宫文创相继推出“朝珠耳机”、“奉旨旅行”腰牌卡、“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一系列产品。“朝珠耳机”还获得“2014年中国最具人气的十大文创产品”第一名。 除了做好产品的研发，另一个能让故宫文创“爆红”的原因就是“故宫淘宝”这个账号洗脑式的宣传方式。 故宫实际上早在2010年就开通了“故宫淘宝”官方微博，2013年又开通了官方微信，特别是已经推出了零星有新意的文创产品。然而当时的“故宫淘宝”自媒体平台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多数时间推送的内容以普及故宫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知识和介绍产品为主，并未就零星有新意的产品进行大规模、吸引眼球的推广，风格总体上也比较“正襟危坐”，“皮”一下的时候并不多。 大约在2014年年中，“故宫淘宝”的官方微博、微信风格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故宫淘宝微信公众号刊登了《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一文，内文里配上了动态版的《雍正行乐图》，让大众第一次以娱乐的眼光、幽默的角度看这位以为人狠辣而闻名历史的君主，从此开启了故宫淘宝停不下来的“卖萌”宣传之路。 后来，故宫淘宝的微博账号以及微信账号又陆续发布多篇名为《朕生平不负人》《够了!朕想静静》《朕有大招赐予你》等以讲历史史实之名、行宣传售卖之实的广告帖，文内多配上颠覆想象的君王的新形象。 这样的宣传模式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增加了互动感，既向各年龄层受众科普了小众的历史故事，又能将自己的新产品宣传出去。 故宫的文创之路虽然时间不长，却迅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故宫也成为融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科技、传统与创新为一体的知识产权载体。 够专业的内容、接地气的策划、高水准的制作，成为故宫产品的一贯风格，故宫也因此获得“故宫出品，必属精品”的观众评价。“不一味迎合大众，而是以严谨而风趣的方式接近消费者，最终实现文化的传播与再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这是故宫应该达到的最好状态。 4．随着移动互联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一大批自媒体人开始发迹，“网络红人”也顺势崛起，且逐年呈扩张趋势野蛮生长。到如今“网红脸”甚至已经成了左右社会审美的一种新定义，“网红”也从社交网络走向日常生活，成了一种新兴职业，备受年轻群体推崇。 某项调查显示，在“95后”群体里超过54%的人向往网络主播，想要当网红。随之而来的“网红经济”也开始发力，到如今已然成为现象级产物，撬动万亿市场。 艾瑞咨询与新浪微博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5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数达到5.88亿人，2015年中国网红经济营收规模首次突破1.1万亿元，为11218.7亿元，年增长率为47.3%，2018年网红经济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而所谓的“网红模式”已经从原来线上的社交平台、直播、游戏、电商发展到线下的实体产业，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之中。 在网红经济遍地开花的今天，互联网上随便一个小网红都能轻松月人过万，而大级别的网红，直播几个小时就能赚到数十甚至上百万，还有的摇身一变进军传统影视圈，成了流量小生。 在营销和变现上，网红绝对算得上是专家，近些年来网红们也算开启了一波创业新热潮。无论是利用粉丝经济开淘宝店进行粉丝转化变现，还是依靠自媒体内容创业等，都因为网红获得了巨大的名利，而这种玩着还能赚钱的网红模式，在年轻群体中备受喜爱，当网红好赚钱也已经成为大众的既定印象。 近几年随着社交平台的爆发性发展，“网红”一词已经从线上的网络红人延展到了线下的日常实体中，只要在网上有着足够的讨论热度和影响力，都能被叫作网红，像排队几个小时就为一杯奶茶的某知名奶茶店。 由于年轻群体近年来对于“网红”的推崇，以及生活消费方式的不断升级，买网红包，吃网红食物，到网红店打卡已经成为年轻人日常社交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样的网红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让众多商家尝到了流量变现的红利甜头。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曾在某论坛上发表演讲，回应网友骂她天天没事干就干网红，“我是网红，但如果我不做网红，不公开发声，格力就要被收购了”。由此可见，现在无论是大企业的掌舵人还是初生企业的创业者，仿佛都离不开“网红”二字，而成为网红也貌似变成了创业成功的快速通道。 2018年9月，网红打孕妇的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对网红经济的进一步探讨，打人的网红店也在舆论压力下关门大吉。这几年网红创业者们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无论是网红还是网红店，负面消息也一直没有停过，与此同时，行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也让网红经济显出颓势。如今在各界纷纷唱衰的状况下，网红经济还能走多远呢? 内容同质化已经成为所有圈子的怪病，在网红圈，这样的症结尤为突出。一大批变速+搞怪视频席卷了各大平台，现在打开抖音十个有八个都是一样的产出内容。网红经济的生命力想要长远，如果没有持续性内容的输出，被淡忘是迟早的事情，所以网红经济对于输出文化的内容方面要保持创新活力，即网红经济要保持活力，必须要以创新为源泉。 我们常说，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如今，网红更像是一个快速消费品，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流量，然后快速变现，再然后被更新替代。网红之所以难以长久，主要还是在于其过分依附营销炒作、外表包装这些手段，形式大于内容，缺乏真正的内涵价值。 在资本寒冬之下，“网红”却在互联网创业浪潮里一路高歌，但是创业路漫漫，想要走得长远，还是要从产品、内容本身入手，防止行业乱象，创造核心有竞争价值的东西。 5．“我没想到C市能这么火，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打卡’。”小常感慨地说。2019年小常从工作所在地回到家乡C市过年，目之所及都是异常热闹的景象。家乡一跃成为“网红城市”，着实让他惊奇不已。 对于“网红”这个词，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傻傻分不清的“网红脸”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内容，但目前网红已经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升级现象。从新一代网络红人，到网红书店、网红景点等吸引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再到以西安、重庆、成都为代表的网红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网红。 1月26日至28日，支付宝码商集市在C市举行，60多个网红商家的出场，使现场气氛热烈。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网红，还有人会上前与网红合影，不少群众在网红的带动下纷纷扫码买货。 在众多网红商家当中，“石榴哥”算是特殊的一个，因为他这次没有卖石榴，而是带来了家乡96户村民的农产品，主要有山药、红糖和蜂蜜。他希望能把带来的农产品全部卖完，这样每户村民就可以有800多元的收入。 “网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风向标，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互联网从业者小李说。 最近，某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位“陈博士”，他不仅是第21届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大学物理老师，也是一位乐于实验的“短视频科普网红”。 陈博士是国内多档科普节目的科学策划、顾问及嘉宾。起初，作为物理老师，陈博士只要求严谨和完美，在电视节目实验设计上和导演组有过不少争论。但随着节目的推进，以及陈博士对科普工作理解的深入，他对节目实验呈现形式的看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两年前，他在一个论坛帖中被一张傅立叶变换动图点醒。正是这次巧合，让他对影像阐释科学知识的优势又有了新的认知，“语言是抽象的，有些东西视频可以表示，但语言无法形容。”陈博士说。于是，陈博士开通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开始分享自己的“科学实验”。 “酒香也怕巷子深”，陈博士认为，短视频平台在激发大众科学兴趣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令原本“酒香而巷子深”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家们，走到“街面”上来，让大众对它们了解更深、更有系统性，是科学的“迎宾者”。 某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教授认为，作为眼球经济、社群经济、粉丝经济的产物，网红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商业产品。网红经济搭乘电商、直播、新零售的快车，融合了直播、社交、区块链、共享经济等多种新模式，正在构建上下游全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红与经济紧密结合，并将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1年4月28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对外公布。汇总的数据显示，对比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增加了7390万人，年均增长达到0.57%，属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而与此对应的是，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为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为1.18亿人，占总人口的8.87%，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上升了2.93和1.91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上人口划分的标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7%，那么就可以称之为“老龄社会”。因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充分显示，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随着中国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和生活、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老龄化趋势的脚步仍在不断加快。《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如今已相继开始进入老年阶段。根据相关数据计算，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数量将达到800万以上，老龄人口总数量将突破2亿人。 分析人士指出，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对于现有劳动力的负担、劳动生产率、政府费用支出、产业结构以及保障服务将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防曾经给出这样一个数据：1982～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总抚养比重，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C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6.8%。 如今，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凸显，被抚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造成现有劳动力的负担日益加重。因此，社会学者普遍认为，受老龄化的加速冲击，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加速衰落。 人口红利，是在一个时期内显现出来的发展阶段；而在人口红利期之后，就将转为人口负债期。也就是说，在出生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老龄化速度开始加快，导致养老负担大幅增加、费用支出加剧等状况。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据测算，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将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换句话说，中国人口红利的“窗口”即将关闭。 2．调查显示，90%以上的人都反对延迟退休。有人质疑这是给未来养老金缺口“填坑”，有人提出这是给权力图谋“占位”，有人认为这是加重民生负担，盘剥民生利益，还有人批评此政策将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各有不同的说法，也各有不同的理由。 “延迟退休”引发的是网络上如潮水般的反对声音：“该领养老金的年龄领不到，是不是政府在推卸责任?”“到60岁已经干不动了，想多歇歇，还让我干?”“如今工作本来就难找，老年人再‘占着’不走，哪有年轻人的位置?” 反对者的理由各异。其中，自称企业职工和体力劳动者的反对声，显得更加强烈。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而言是积累优势，对蓝领而言则是劣势。 社会学家刘植荣提出，“经济发展了，就应该延迟退休”这一论点，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符合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事实。与这一命题恰好相反，经济发展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财富积累增多了，应该缩短劳动时间，降低退休年龄，让人有更多的剩余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增强幸福感。 改革退休年龄涉及每位职工的切身利益。不同群体的意见往往很不一致。临近退休年龄的干部，不论男女，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可以适当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特别是其中职位、技术职称高的。据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此类人群工作强度不是很大，很多人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仍可胜任工作。一些特定行业，如医生、教师，往往是“越老越吃香”。退休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 一线工人则多数认同目前的退休年龄规定，有的人甚至希望早点退休。因为一线工人大多体力消耗大，在职时收入水平偏低且不是很稳定，退休后则可以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对一些收入不高的职工而言，早点正式退休，收入还能高一些。 不少民众担心。“依照工作性质、个人意愿等设定退休年龄标准”，是否会让某些既得利益者“赖着不走呢”?在北京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是持这一观点者。他说，“现在单位里都是领导说了算，你哪怕技术再好，如果领导不赏识你，那到时候你想多做几年也不行，而即使能力平平，但和领导打得火热，照样留住你。更有甚者，现在的领导都是高管，拿着高薪，现在到了年龄一刀切，他无计可施，真的到时候了，他可以有很多理由不退休，这既不是贪污腐败，也不违反法律法规，某种程度上还是国家退休政策支持的，又怎么办?” 反对者更大的担忧恐怕在于：延迟退休，是不是意味着影响了“本该拿到的”养老收入? 延迟退休，有人高兴、有人忧虑。高兴的无非是管理人员、从事脑力劳动者；忧虑的无非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收入较低劳动很累者，如施工人员、重体力劳动者、三班倒的挡车工，他们恨不得快退休，能拿到千元左右的退休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是大势所趋，理由是长期的人口少子化导致未来年轻劳动力供应不足，人口老龄化又导致退休人口增多，养老金支付压力放大，亏空达到上万亿之多，今后缺口更大，政府不堪重负。 也有专家认为，虽然远期来看，我国劳动力将出现严重不足的局面，但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仍是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岗位供给，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从目前来看，由于产业结构、教育结构等多种因素，大学生已经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表示，退休年龄延长，从理论上看，必然会对就业带来一定影响。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应该说是利大于弊。因此，褚福灵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就业的影响需要重视，但是不能因为影响就业就不延长退休年龄。 3．在日本的城市街头，随处可见老人的身影：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餐厅里，60多岁的大叔和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身着工作服在餐桌间忙碌；而在街头行驶的出租车驾驶室里，更是以满头银发的老年人居多。 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版日本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同比增加79万人，达到2901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22.7%。据专家预计，到2055年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达到40%左右。与中国养老问题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日本的老龄化也伴随着“少子化”现象。 目前，日本老人有在家庭养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居家养老；也有在养老院养老的，但更注重营造家庭的气氛；还有就是老人们白天聚在一起说话、喝茶、吃饭，晚上回家，这被称为居家日间服务。 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一家居家日间服务中心的二楼，老人活动室被布置得十分温馨。老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唱卡拉OK，做手工，还可以享受美容、康复训练、洗澡等服务。 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民营的老人福祉设施和私立的高端养老院。两者经过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民营机构接受政府补贴。 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的服务质量、老人评价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 2000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推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介护保险制度)。国民交纳一定的保险费，65岁后就可以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需要介护时提出申请，经审查确认后可享受保险部门提供的不同等级的服务，被保险人只需承担10%的费用。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有精细的划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型等不同服务。 配合养老护理制度，日本还推行了“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具体来说，是要打造“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在距离大概30分钟路程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 再好的设想也需要人来完成。日本同样面临着养老护理人员匮乏的问题。在日本，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不高，平均月工资20万日元。而日本国民人均月工资标准是50万日元。为此，日本政府给每个养老护理人员每个月增加1.5万日元的工资。 “时间银行”概念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养老护理人手缺乏的问题。日本时间银行的形成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1973年石油危机，日本政府没有预算，无法再提供民众公共服务，只好请民众互助。在养老问题上，时间银行便成为了“今天我照顾你，明天他照顾我”的循环养老服务模式。 4．当前，我国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分别属于五种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一位退休的李大叔说，公务员与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一样，但在生活补贴数额上有差别。公务员是按照地方财政水平计发，企业、事业单位则要根据效益。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制度养老金的差距越来越大，公务员、事业单位能比企业高3～4倍，不过最少的是农民养老金，有的地方农保，60岁以上老年人一个月只有60块。企业大概是2000块左右，农村是60块，相差30倍。公务员平均下来是4000多块，和60块差多少倍?60倍。 不到三十岁，李小姐已开始筹备养老了，但是她不愿意把钱存入养老保险。她说，我不太信任这个，还不如自己拿来用呢，因为将来钱会贬值得很厉害。 据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晓教授估算，2001年到2011年，养老金十年缩水了6000亿。这十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2.47%，但养老保险金是存在银行里的，利息只有2%，相差0.47%，算下来十年就有6000亿。 此外，养老金还有挪用的问题。李实说，企业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制。个人交8%，建立个人账户，但实际上，现在的个人账户基本上都是空的，被挪用去支付现在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了。经济在增长，养老收费还能如期地完成，怕就怕出现经济危机，一方面要支付养老金，另一方面个人账户没有钱，可能带来养老金危机。 学者呼吁做实个人账户，但这需要一大笔钱。而关于养老金的资金缺口问题也一直揪着人们的神经。2012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开回应，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上半年超过2万亿元，当期不存在缺口问题。 虽然眼下没问题，但是，未来会不会有资金缺口?对此各界说法不一，甚至完全相反，有的预测2030年缺口将有几十万亿，有的却认为届时不仅没有缺口，还会盈余11万亿。但是生活中，不少老人却过得紧巴巴。一位从企业退休的老职工张阿姨说：物价上涨得太厉害了，前两年马马虎虎，现在花销也不够了；一位退休的公务员王大伯说：平时最头疼的就是医药开销，最害怕生病。光吃饭穿衣还是够的，但是如果生病，或者发生其他事情，就没办法应付了。 赵晓认为，财政应该加大对养老金的支付力度。我国的保障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概只有百分之二点几，而西方国家差不多接近20%。国务院参事汤敏则建议，提高国企红利向养老的支付比例。现在国企加起来每年有两万多亿的利润，可以投资，但其中要拿出25%到30%给国家财政，现在连10%都不到。 5．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日益引人关注，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农村老年人所要承受的更多。 家住中部地区农村的蒋老汉今年70多岁了，老伴患胃癌，已经在半年前去世，每当想起老伴患病时痛苦的样子，蒋老汉就泣不成声。 蒋老汉的老伴患癌症两年，治病花光了老两口一辈子5万多元的积蓄，在外打工的儿子没有拿一分钱，也很少过问病情，有一次蒋老汉的老伴病情恶化，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家看看，得到的回答是：“是不是真不行了?来回车费很贵的!”最终，儿子还是没有回来看母亲。 “有时候真想抽他几个巴掌，我们当年含辛茹苦把他带大，老了却是这个结果!”蒋老汉无奈地说。 2011年春节，儿子媳妇回家探亲，但什么活都不干，所有的家务全由蒋老汉老两口承担。“每天早上，我们做好饭叫他们起来吃，他们还没有好脸色，嫌这嫌那，真是不孝子孙。” 尽管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药费个人还是要掏一部分，这对经济困难的蒋老汉来说负担很沉重。2012年2月，老伴病情又恶化，因手中实在没有钱了，无奈只能出院回家。 “其实我们知道，回家就是等死。老伴癌症处于晚期，经常痛得死去活来，我们没钱，只能买点止痛药吃。老伴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一辈子没享他什么福，走得还这么痛苦!”说起这些，蒋老汉不禁老泪纵横。 专门研究农村孝道文化的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说，近年来农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较明显，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子女不养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无论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老人能动的时候，就‘啃老’，什么活都让老人干，等老人老得动不了了，就感觉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陈国友说，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遭遇，但害怕丢人，往往不愿意对外人谈起。 《礼记》说：“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为大孝；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为次孝；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此为下孝。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刘燕舞看来，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艰难维持的窘境。刘燕舞长期研究农村养老和农村老人自杀问题，他说：“近些年来，农村老人自杀日渐增多，折射出传统孝道的日渐衰落。” 根据他在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等7省34村所做的实地调研，刘燕舞认为，在农村，孝道的衰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庭中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即由父强子弱变为父弱子强、夫强妻弱变为夫弱妻强。父母权威或孝道的获得与儿子的地位有必然联系，当儿子在夫妻关系变动中处于弱势时，父辈将很难从儿子那里获得有力支持。二是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市场理性甚至侵蚀到道德领域，使人们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有一点地位”，“无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没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 “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是养了我，但你养好我了吗?”刘燕舞说，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带来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当被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不少老人说，“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我老了没用，帮不上他们的忙，哪能怪他们呢”。或许，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更或许，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6．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开展以来，从乡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城镇失业人员，养老覆盖面逐步扩大。各级财政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按时足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平稳。这一制度的施行，不仅可以直接为农民和城镇居民增加收入、消除生活后顾之忧，而且进一步释放了消费潜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75岁的孤寡老人杨文中是云南省玉溪元江县曼来镇曼来村委会的一名普通农民。自2011年10月开始，老人每月得到政府给他发放的由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老龄补助、孤寡补助合计组成的105元“退休金”。领取了一年多“退休金”的杨文中感言：“每个月都给我发钱，就像是有了亲人一样，让像我这样的老人不再孤单，真心感谢党和政府……” 近年来，我国下大力气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2011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试点；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农保和城居保工作。至此，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实现“老有所养”是亿万民众的朴素愿景，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09年7月6日16时50分许，云南省昆明下马村一农贸市场门口，五华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莲华街道办事处中队清理违法占道经营时，与小商贩发生冲突。冲突发生后，一辆城管执法车被砸坏挡风玻璃。一名男子被砸伤额头而缝针，群众称这名男子是被城管用对讲机砸伤的。“城管打人”早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这一次却显得与众不同：城管中队长(被打者称)竟然用对讲机把小商贩王双福的头砸伤了，配新闻的图片上显示，王双福满脸是血，表情呆滞，看上去非常震憾。本来用于业务联络的对讲机竟然成了“战斗武器”，而且其“战斗”的对象是弱势的小商贩，不能不令人感到愤慨。面对如此“凶悍”的城管，附近摊贩和周围群众自然会情绪激动，因此，不仅要求城管中队负责人交出“打人者”，还对城管执法车作了一番“处理”：挡风玻璃破碎，车头的雨刮被拧成“麻花”，四个车轮被放气，破碎的玻璃像是一张蜘蛛网。如此大的群众围观场面，原因到底是多大的事?知情人士称：当时，夫妇俩(王双福夫妇)都在那里卖洋芋，他们的三轮车被城管人员收走后，双方发生矛盾，然后，一名城管人员就用对讲机将王砸伤。显然，事件的原因主要还是城管的暴力执法，而这一原因的根源，十有八九在于城管的执法态度：作为本来就很弱势，就很害怕城管的小商贩来说，只要城管在执法时客气一点、温柔一点甚至是耐心一点，他们绝对不会“反抗”，更不会造成如此大的矛盾冲突的。近些年来，各地城管在城市管理上的确费尽了心血，但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情况是，小摊贩违章摆摊并没有真正有什么实质效果。如果各地城管能真正理解小商贩的处境，理解这一群大多是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农民以及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理解没有学历、技能的他们摆贩只是而为了生计，进而对他们进行“疏导”和人性化的管理而不是粗暴执法，那么，看似极度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就会变得简单起来。 2．“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2009年，一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城管教材内容在网上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质疑。这本教材中还出现了“不能轻易放过相对人，要把相对人带上执法车，扭送公安机关，或者干脆带回队部，问清是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为什么胆敢动用暴力抗法，是否知道今天的严重事件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处罚”等字句。虽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北京市城管执法局透露，这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是北京市城管执法局2005年通过委托相关单位开发的内部培训教材，这本教材当时出版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能对一线的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进行指导，不过等书出来以后感觉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有过激和偏颇之处，所以最终这本教材并没有下发给一线执法人员。 3．2010年6月22日，公安部部署在全国开展重点打击整治行动后，个别地方公安机关不注重执法方式、方法。7月3日晚，广东东莞市清溪镇三中派出所在“创平安、迎亚运”专项整治行动中，抓获了4名涉嫌卖淫嫖娟的违法人员。7月5日，本地媒体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公布了涉嫌卖淫女子的照片。此后又将抓获涉嫌卖淫妇女戴着手铐、绳牵、赤脚站街照片在媒体上公布。在此前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洪山街派出所贴出公告，公布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姓名、年龄和处罚措施。当月，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查处卖淫嫖娟违法犯罪活动时，要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违法人员人格尊严的做法。通知指出，广东、湖北两地基层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工作中发生的上述问题，反映出当前一些地方基层公安机关和民警片面追求打击效果、轻视保障人权的观念根深蒂固，不能正确、公开、公正、文明、理性执法，执法方式严重违反国家规定，侵害了违法人员的人格尊严。通知要求，各地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切实改进方式方法，坚决纠正简单执法甚至粗暴执法的问题。既要严格、公正，又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既要坚持执法公开，又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查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时，要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违法人员人格尊严的做法，努力实现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4．2011年4月26日，昆明市将召开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为期两天。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期间将听取和审议关于制定《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的议案。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城管执法职能、范围、手段等不够明确，管什么、管多少并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2008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曾有30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呼吁加快为城管立法的步伐，制定城管执法的专门法律。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西安、深圳、北京等城市出台同类地方性法规。除了以上议案，本次大会还听取和审议关于制定《家政服务业管理条例》等多项内容。按照惯例，市人大常委会特邀了10位公民旁听。 5．为全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8月份以来，石河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紫泥泉大队针对执法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积极采取“刚柔相济”的执法手段，努力强化民警素质，规范执法行为，倡导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进一步增强警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全力营造和谐的路面执法氛围。一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执法水平。为进一步提高民警执勤执法水平，要求民警对常用法律条款熟记熟背，在执勤过程中，遇到个别违法行为人情错激动、不服从处罚，故意刁难民警的现象，将其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准确说出来，并及时告知违法行为人所享有的权力，使其对处罚做到心服口服。二是推行微笑执法，营造和谐氛围。要求全体民警要严格按照《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的要求，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进一步增强人性化执法意识，对交通违法人的语气要和蔼一点、笑容要多一点，真正从内心尊重违法人，切实做到公正、公平的纠违执法，使受处罚的当事人真正感到民警是为他好，从内心里接受处罚。三是遇事冷静处理，巧妙化解矛盾。在日常的执法中，民警难免会碰上个别不讲道理的违法人，如果民警心情急躁、态度强硬，会导致彼此间的矛盾激化，要求民警遇见情绪激动、说脏话的交通违法当事人时，坚持做到最大限度的容忍，对待群众宽容一点、语言忍让一点、服务周到一点，通过耐心的教育感化，让违法当事人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错误和严重危害性，然后酌情进行适当处罚，从而达到教育与处罚并举的目的。四是执法手段灵活，柔性查处违法。要求民警在执法时要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切实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做到执法方法多一点、脑筋活一点，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违法行为，合理适用法律条款，通过采取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式，正确地处理好警民关系。 6．黄昏的宽巷子街口，一名女交警站在奥拓车旁，微笑着敬礼、再敬礼，半小时内13次敬礼!只为请这位违法车司机出示驾照……这是2009年9月的一天某网友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的场景。这段近半小时的视频上，一辆违法奥拓车(川A165F×)被一位女交警拦下。随后近20分钟的时间内，女交警始终面带微笑地站在车旁，说几句话、敬一个礼，再说、再敬礼。细数之下，敬礼竟有13次之多……但奥拓车司机就是不下车。发帖的网友“我是你的唯一”说，女交警请那个司机拿驾照，但司机说他认识“某某局长”，请女交警放他一马，就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该司机才下车，又缠着女交警好一会，最后才不情愿地接受了处罚。这段近半小时的视频被网友发出后，立即引爆热议，还有网友为女交警喊出了“温柔一刀”的美名。这位女交警就是成都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四分局的民警胡玲。“女交警原来站奥林体育馆路口，每天笑眯眯挺和气的，但她处罚乱来的司机绝不讲情面，逮到就肯定要处罚。”于是，有司机给这个女交警起了一个“温柔一刀”的名号。帖子一经发出，顿时引爆网友热议。而她“温柔一刀”的名号一出，网友们更是交口称是，都说这名字“贴切!” 7．2010年4月，胡玲作为嘉宾与人民网的主持人进行了在线访谈。以下是访谈实录的部分内容。(未做文字梳理)[主持人] 你自己觉得“温柔一刀”为什么会“火”呢?[胡玲] 我想，这个名字大概是对我的执法方式的一种形象比喻吧。说是更深一些，这应该是老百姓心目中期待的执法者的形象，说明老百姓更接受这样的执法态度和方式。执法是我们交警的基本职责，但执法的目的不是处罚，而是提醒、教育违法者不再违法，提高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交警执法的最终目的。[主持人] 也就是说，老百姓对咱们警察执法满不满意，执法的效果好不好，其实是和我们的执法态度、方式有直接的关系。[胡玲] 当然了。虽然我执法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留情面的，但我的执法方式可以人性化一些。事实证明，大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网友们给我取的“温柔一刀”这4个字，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对于“和谐执法”的一种期待。[主持人] 网友“枫叶片片”问，“温柔一刀”让许多人感觉你的执法形象非常亲切，但我觉得，你的13次敬礼有点影响执法者的形象和执法效率。你自己怎么看呢?[胡玲] 我觉得，敬多少次礼并不重要，这也不是我执法工作的常态，事实上那次执法我是达到了目的的，之后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过程，用违法者容易接受的方式，纠正了他的违法行为，调整和强化了他的交通习惯和守法意识，让他不再违法。[主持人] 那你认为，一个优秀的交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胡玲] 我毕竟当警察不久，也不知道自己说的算不算全面。我的同事都挺优秀的，虽然他们每个人的特点不同，但是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一种相同的品质，就是“亲民、爱民、为民”，我们成都交警有个喊了15年的口号—“心中无群众、不配当交警”。这就是我心中的优秀警察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之一。我想，只要每个警察都这样想、这样做，就能够把工作做好，做到老百姓心里。[主持人] 去年以来，因为“温柔一刀”，很多网络和媒体报道了你的故事，作为一名刚入警不久的交警就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你自己有什么感受?[胡玲] 我只是成都交警的普通一员，作为一名80后的年轻女交警，一切都刚刚开始。因为干得时间不长嘛，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提高。我现在也正在努力学习，向身边的优秀民警和老民警们请教。还有，我的故事其实也很普通，在我们成都公安队伍的任何一名警察身上都可能发生，发生在我身上只是一种偶然。我觉得，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老百姓对和谐社会、和谐执法、和谐警民关系的一种期待。 8．一位赴澳大利亚旅游的朋友回国后，在自己的博客上讲了他在澳大利亚的一件事。他到澳大利亚之后，几位朋友为他接风，席上，东道主劝大家敞开喝，一醉方休。这位朋友说不行，是开车来的，不能喝酒。东道主说没关系，只管喝。果然，聚会结束，几个人喝得都有八九分醉意。这位朋友正在无奈，只见东道主拿出手机打起报警电话：“我们几个人在某某饭店喝醉了酒，请帮忙送我们回家。”朋友正在疑惑，来了两个警察，“刷”地一个敬礼，说道：“感谢你们对公众安全的关心。请问诸位住在哪里?”问明白后，警察接过几个人的车钥匙，把他们的车停在停车场，然后交还钥匙，用警车把他们送了回去。一路上再三感谢他们对公众安全的关心。看到这里，这位游客不禁对澳大利亚的警察肃然起敬。澳大利亚警察把司机醉酒后主动向他们报警看作是对公众安全的最大关心，不仅帮醉酒司机开车，还用警车送他们回家。澳大利亚的警察认为，喝酒驾车会给公共安全带来威胁，一旦交通肇事，后果不堪设想。你既然报警，就是对公共安全负责，既是对警察的信任，也是对警察工作的最大支持，岂有不感谢之理。如此看来，“再三感谢”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位游客写道：“从澳大利亚警察‘错位的感谢’中，我们看到了那里的警察真正是在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把维护公众安全看做是他们的天职，没有发现危害公众安全的隐患，才是他们工作的最大失职，所以他们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在守望安全。而主动报警，使警察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这是在信任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警察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是何等的强烈。诚然，中国的国情不同，也不可能哪个驾驶员喝酒，请警察帮忙，警察都会‘有警必到’。但澳大利亚警察的这种‘感谢’的执法理念，他们对公众安全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文明执法的言行不仅令人钦佩，而且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9．浙江省杭州市在全市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中铺开“软着陆”的执法方式。以杭州市的主城区为主，主要针对机动车贩卖水果、流动摊贩、工程渣土、犬类、小广告等行为。车载水果摊是杭州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难点问题。车主大多数来自外省同一地区，以自驾农用车(多数为外地车牌)为工具，占道(一般都在慢车道)贩卖各类水果，严重影响街景市容、道路畅通，由于其流动性大，摊主组织性、专业性较强，一旦整治摊主不是逃逸时横冲直撞，对行人构成安全隐患，就是暴力抗法，打伤或撞、碾伤执法队员。为避免与当事人的冲突，探索人性化执法的路子，拱墅区城管执法局于2009年8月开始探索非现场执法模式。类似于现在全市铺开的“软着陆”执法工作模式。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暴力抗法明显下降，队员压力有效缓解，执法能力有效提升。接下来，城市管理执法系统将根据工作形势的发展，以违法行为是否消除或者明显减少、城市管理秩序是否明显好转等作为终极评价标准，通过开展“软着陆”执法，确保完成重点工作，破解热难点问题。以下是一次成功实践“软着陆”执法方式的案例。当事人纪某使用一辆轻型货车在金华路占道售卖西瓜，拱墅区城管执法局通过对违法现场的调查、取证、相关部门协作，在未进行现场暂扣违法经营物品等常规操作的前提下，对纪某无证经营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既避免了与当事人的冲突，又实现了严格执法与人性化操作的统一。不采取现场扣押措施，在避免与当事人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经过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手段，照样对当事人实行行政处罚，达到管理的目的：这是“软着陆”执法的核心内容。杭州市城管执法局陈祥荣局长在拱墅调研时发现，一年来，该局共实施执法非现场执法31件，暴力抗法15起，同比下降22%，无重大执法冲突和人员伤亡事件发生，为全市开展“软着落”执法提供了借鉴。如案例中的无证西瓜摊贩纪某，被执法队员巡查发现后，对执法队员开具的执法文书予以拒签。执法队员在持有违法现场照片、视频等汪据资料的情况下，又请群众作了旁证。然后，拱墅区城管执法局通过公安查到了纪某的相关信息，并通过特快邮递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寄到在安徽老家的纪某手里。纪某提出陈述申辩，经调查复核和研究，拱墅区城管执法局认为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部分成立，决定予以部分采纳，并根据相关法规条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纪某按规定到银行交纳了罚款。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15年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是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后，第二次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书香社会。 连续两年，“全民阅读”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还专门就读书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据2014年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远低于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64本。 中国有悠久的读书传统，素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耕读传家”之说。传统中国人无论是为官、经商，还是农耕，都把读书看得很重。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读书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只要条件允许，谁都愿意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即便没条件读书，也把读书作为仰望的人生愿景。正因有这种绵远悠长的读书传统，才有我们中华文明的葱茏、繁茂。 然而，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今天，精神生活的缺乏却变得更加突出。当我们填饱了饥渴的胃囊，更深切感受到心脑的空洞。精神、文化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创新发展的结构性短板。要补齐国人的精神生活短板，读书显然是必修的课业。诚如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言，阅读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而创新不足、道德滑坡，恰恰是我们当下中国最纠结的难题。“全民阅读”是一项基础工程，需要长线作业。让“全民阅读”从国家政治议程层面落地，进而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民的日常生活，显然不是靠运动式突击可以完成的。这需要我们上下齐心，坚持不懈，让每一盏灯都亮起来。我们期待，假以时日，“中国人不读书”之讥，将成为过去时。 “全民阅读”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意昧着读书问题正式进入国家政治议程。这一看似点缀的政策书写，是政府政策议程的一大结构性的突破。“全民阅读”属于另一种形式的民生问题，准确地说，乃是民生的升级版。 2．在潜江，一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全民阅读活动，让不少离开书本多时的群众又重新捧起书。 “书，就是我的眼睛，带我看到很多风景。”潜江市盲协主席A由衷地说，市盲人协会300多名盲人会员，长期参加阅读的有100多人。在市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盲人之家”。2016年4月22日，一场以“用你的声音做我的眼睛”为主题的演讲交流活动举行。15名盲人朋友将他们的阅读心得与体会、收获与启发，向大家介绍、推荐、交流。 50岁的B，早年曾学过盲文，读过盲文书，后来长时间没接触就渐渐忘了。演讲中，他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社会上的明眼人朋友能够每月为盲人朋友读一次书，大家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眼睛。” 前两天，市财政局来了一位“客人”，让广大干部职工十分欢喜，这位“客人”就是流动图书车。“有什么新书推荐吗?”几个人涌进图书车里，小小的空间里摆放着800余本图书，30余本杂志，还有一大摞近期的报纸。“这本《每天进步一点点》不错，在书店里热销。”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大伙儿都挑选到了自己喜爱的图书，还有人现场办理了借阅卡。“现在大家都看手机，感觉读书离我们慢慢远了。”该局职工小黄如是说。 2015年10月，该市图书馆筹措资金15万元，购买流动图书车，专门用于送书进城、下乡。活跃在城乡的流动阅读车，眼下备受追捧。 一间20多平方米的书屋，5个书柜、一个期刊架、一个报架，政治、经济、科技、生活、少儿五类1700余册图书，20种报刊，一台录像放映设备和两张书桌及长椅，这是该市393个农家书屋的标准配置。 该市竹根滩镇李垸村农民潘永军以前在外打工，眼见别人养鱼养鸡养鸭发了财，不懂技术的潘永军只能“干瞪眼”。 今年，市农技部门在农家书屋举办养鸭技术讲座，并为书屋赠送了最实用的养殖技术手册，有互动、有交流，这一下子激发了潘永军的读书热情。 此后，他边学边实践，如今办起了有5000只蛋鸭的养殖场，年获利都在8万元以上。 3．站在“互联网+”时代，不可否认，人们的阅读方式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些由微信、微博、智能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介编织起来的立体网络，把我们带进信息知识丰富海洋的同时，也渐渐拉远了人们与纸质图书的距离。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阅读凭借快捷、有效、即时交互式、易查询等优势，广受读者青睐，同时也使阅读越来越呈现浅尝辄止的“碎片化”趋势。人们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需要接收：各种各样的公众号推送内容要点开，朋友圈文章要读，新闻客户端要浏览。 某媒体工作者朱先生喜欢读书，但现在也很少能够静下心来捧本书看。“碎片化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大量的信息、知识和娱乐等内容，但似乎与提高文化修养、陶冶情操相去甚远。”他说，“别看我们天天在微博微信上看各种心灵鸡汤，但让自己写点什么，还真不知道从何下笔。” 都说“阅读点亮人生”，可不少受访者告诉记者，现在基本很少读纸质书，自认为读书较多的人也越来越少。“现在读的书越来越少，感觉停下来静心阅读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市民C表示。 拥有2000多册藏书，自称是半个“读书人”的S觉得，对读书人来说，买书追求的是一种愉悦感和占有欲。“买书和读书其实是两回事。”他旁征博引，“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有藏书家，同时也有学问家。这是两拨人，偶有重合。” 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图书销量上升，另一方面是阅读量下降，有关数字证明，很多人买了没读。 “买书时总有一种囤积的热情，阅读时却总没时间、没心情、没机会、没耐心。”刚刚升级为母亲的Y这样调侃。自从有了娃，Y家书房的风格就变了样：原来是整整齐齐码着书，现在堆满了婴儿车、玩具、纸尿裤。“上班忙事，下班忙娃，那些好书真的需要静下来才能读。”Y说，“没娃之前，我还喜欢给老公念书，现在天天不是‘消防员山姆’就是‘不一样的卡梅拉’。” 尽管买的时候总想着“什么时候要读这本书”，但通常的结局是，读书的进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旧的还没读完，新的又搬了回来。这时，孟凡勇就安慰自己，这本书好美，摆在书架上看着也好。 采访中记者发现，当下更多的人则是持有“没时间读书”“现在谁还看纸质书啊”“有手机和电脑就够了”等观点。生活压力的重重考验、信息爆炸的选择困难，现在的读者似乎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慢慢品读一本书了。如何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为迷茫的心灵找到安身之所?答案，也许就在书中。 市民D告诉记者，自己会去图书馆借书读。在“要还”的压力下，自己会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精力读一本书。如果看完之后还念念不忘，就在购书网站打折的时候集中买上一批。D说，“这也避免了有的书名看上去不错，买回来却发现文不对题。”他认为，有规划、成系统，会让读书变得更有效率。在零星的随性阅读之外，开始系统地读一些自己专注方面的图书，还先后参加了“雷蒙读书会”等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鞭策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读计划。 近年来，N市一直在积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建立长效机制、开展阅读活动、实施公益助读等方面进行整体推进，比如进一步推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建设，开展读书月活动等，以便给大众创造更好的阅读条件，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4．2016年11月21日，Z市公交车上开展“读书奋斗在上班路上，传递文明在路上”丢书大作战活动，前期先在82路的23辆公交车上投入了600本图书，将每本图书放置到座位上以方便乘客阅读。他们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让人们能够回归阅读的本质，努力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此次图书种类涵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健康、励志类等。同时，Z市公交公司要求乘客阅读时不要将图书损坏，阅读后不要把书带走，从而使更多的乘客阅读，让文明传递下去。 据Z市公交公司政工科Y介绍说：“本次丢书大作战活动除了在82路公交车进行外，还将在82路调度室设立图书免费借阅点，打造‘书香公交站’，‘书香公交站’面向全体市民提供免费借阅服务。同时，我们也向市民、乘客发出倡议将自己阅读过的书籍捐献出来，可以向任意一辆82路公交车进行捐赠。” 此次活动是Z市“书香公交·阅读在路上”系列活动，“丢书大作战”是一项图书分享活动，起源于英国伦敦。而让这个图书分享活动火爆的真正原因是《哈利·波特》中扮演女神学霸赫敏的英国女演员艾玛·沃特森(Emma Watson)。她在伦敦地铁丢了100本书，这些书被藏在伦敦地铁的各个角落，她号召粉丝们寻找并阅读。和当年的“冰桶挑战”一样，此举迅速被引入国内，包括一些明星都积极加入。每位明星都在自己“丢”出的书上手写推荐理由，而可能出现他们身影的“丢书现场” 一城市地铁里，也不乏粉丝们寻觅的目光。 但被“丢”到地铁里的书籍，能否完成从明星到百姓的阅读价值传输，其效果恐怕难称乐观。产生这种判断最直接的依据是中英两国对于书籍本身的价值认定。赫敏“丢”的英国是一个重版权的国家，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一本新书基本需要20英镑至40英镑，用国人的话说，买书和“剁手”无异。因此，爱书的英国人常常在书店纠结很久。这种背景下，在伦敦地铁上拾到被“丢”的书籍，那真是惊喜。 而在中国，买书从来就不是件奢侈的事情，在生活中支出比例可谓微不足道。这里，不仅有盗版书的“神助攻”，还有电子书和网络阅读的低门槛、电商的价格战。加之人们在成年后对于知识涉猎的热情普遍不高，因此，一本崭新的书籍突兀地出现在地铁的某个座位上时，所能够引起的兴趣恐怕寥寥。甚至，在社会敏感度较高的环境下，人们会对“嗟来之书”存有卫生、被恶作剧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丢书大作战”可能真的就成了丢书大作战了——它们下一站很可能是进入到垃圾箱。 5．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而在80年前，胡适就对“为什么要读书”这一问题相当重视，也是将其视作读书的首要问题来看待。纵观胡适一生，从“为什么要读书”开始的读书经验之探讨，再精确到治学方法的探求，他都毫无保留地将其读书经验与治学感受与青年读者们分享。 从宏观上去看，“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知识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知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之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 现代人读书似乎总是要以“学以致用”为最高目的，“为读书而读书”总有点“读死书”之嫌。对此，胡适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模糊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近，所以读书要戴眼镜。不读书，学问不能进去，读书没有门径，学问也不能进去。” “思想可分作五步，第一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岔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是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困难很多。病有各样的病，发烧、头痛，多得很。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读书就是出主意、暗示，但主意很多，于是又逢着困难。主意多少要看学问多少，都采用也不行。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么，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出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试验。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胡适的“五步走”读书经验，给出了读书通向实用的可能路径，把“死读书”变成了“活读书”，也把读书人的思路从学海书山中拉了出来，让他们头脑清醒地面对现实与生活。 胡适得出结论说：“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6．阅读危机的实质是，人们由于缺乏以专注阅读为主要形式的精神深呼吸，而陷入被大量信息垃圾围困的心灵缺氧状态。刚看了五分钟电子书，就被弹出的新闻链接吸引了注意力；这一分钟还在为某一公共事件激愤不已，下一分钟可能就因为某个段子开怀大笑。照这个趋势，未来人类的心智结构或将改变，变得像金鱼一样只有7秒钟的记忆。 以前，人们的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APP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增加了文化厚度。 评论员L认为，读书活动中，政府利用完善的法律体系，充分调动一切资源，扮演协调角色，彰显了政府的力量，有效推动了读书活动。对此，她列举了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读书文化振兴法》；俄罗斯颁布《民族阅读大纲》等。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做法，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提出“日本中小学读书活动”时，首先是提供立法保障，确立《关于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然后广泛宣传其重要意义，建立家庭、地域和学校一体化的读书环境，调动家庭、图书馆、民间团体和学校的力量共同推行。我们要像抓《全民健身条例》落实一样，尤其是要在全民性、常态化和终身学习等方面下功夫。加强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及各类图书馆的使用；通过设立阅读节，开办读书活动、积极推介好书、表彰读书益智先进典型等形式多样的助推载体，让阅读变得容易。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时下的图书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仅无端耗费了人们寻书读书的宝贵时间，更会因垃圾书籍的误导而扭曲价值取向。消除阅读危机，不仅要提升国人的阅读数量，更要确保国人阅读到优质读品。这需要靠阅读者自觉摒弃低俗、劣质和垃圾书籍，只有清除了垃圾读品，“开卷有益”的读书功能才会回归本源。 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每天只要没有其他特别的事，82岁的马建章院士都习惯来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的院士办公室工作。 “中俄边境东北虎频繁跨境活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存在着军事围栏、交通设施和农业开垦破碎和分割栖息地的问题，尽管中俄两国政府在东北虎生态廊道上已经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保护区，但在部分关键区域仍存在严重的保护空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编制了一个中俄跨境东北虎保护区方案，国家很重视这项工作，已经批复，我的学生正在调研，争取早日拿出详细方案。”提及近期工作，马建章说。 作为新中国最早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专家，马建章一直在为野生动物的保护而奔走，退休后亦是如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他感到幸福和快乐。而这源于他从小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热爱。 1937年，马建章出生在辽宁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后来，一家人移居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农村。科尔沁草原的辽阔天地，激发了马建章热爱大自然的天性，他开始对动植物感兴趣。 1953年，少年时代的马建章自作主张报考了内蒙古扎兰屯林业学校。1956年，从林校毕业的马建章面临人生选择。“有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两个保送机会，我考虑东林学制是5年，能够多学习一年知识，另外东北靠近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就选择了东北林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林业大学)。”马建章回忆。 毕业后，马建章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野生动物生态与保护、管理工程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物种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要想维护生态平衡，首要是保护物种。”马建章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摸清家底，马建章经常到野外观测、调研。几十年来，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野外考察不仅艰苦还常常伴随着危险。一次，马建章带着同事们到小兴安岭搞野生动物调查。山坡上是茂密的森林，里面异常闷热。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马建章身后，一点一点分剥开灌木丛，一步步向前勘察。突然，马建章觉察到对面有寒光射过来，他惊得足有好几秒才回过神儿来——对面的隐蔽处卧着一只大老虎，与他们直线距离不足30米。 “我们叽里咕噜从山上滚下来，带的所有东西都丢了，军用水壶也压扁了，好在老虎没追上来。”回顾往事，马建章早已忘记危险，反倒因为当时的窘境哈哈大笑起来。 1963年，马建章和同事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寻找驯鹿的踪迹。茫茫雪野，身穿白羊皮袄，脚穿靰鞡鞋，头戴狗皮帽子的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无比艰难。饿了，啃一口冻得硬邦邦的干粮，渴了，抓一把冰凉的白雪。“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林学院的。”曾经的苦难，成为自嘲。 “野外考察虽然辛苦，但当我们找到了一直苦苦追寻的物种时，那种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表。”马建章笑着说。 大自然不仅成为马建章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还是他育人的课堂。20世纪80年代，马建章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三北防护林地区”野生动物资源和自然保护区考察。“三北”防护林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面积近400平方公里，考察难度极大。 马建章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大胆把东北林业大学动物系七七级和七八级三个班学生的毕业设计改为实地调查。带着他们长途跋涉12省区，行程10万公里，创造了发现33种鸟类的新纪录。同时，绘制出60多幅经济动物分布图、珍贵动物分布图，完成200多万字的科考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建章所带的这两届毕业学生，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个个练就一身本事，现在大都是野生动物管理与研究方面挑大梁的人物。 “从新疆天山，到北极漠河，什么罪都遭了，什么苦都吃了。白天，在灌木丛里考察，举步维艰，老师跟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往前走，手把手教我们统计数据。晚上，老师到每个房间查铺，给我们掖被角。这段历练对我的成长太重要了。”目前在宁夏林业厅工作的高级工程师白庆生回忆道。 在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野生动物学科建设方面，马建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创建了我国野生动物管理学科、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学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并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管理学》和《自然保护区学》。 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马建章主张“不可一味保护，而应合理开发利用”。结合我国国情，他首次提出“保护、驯养、利用”的野生动物管理方针。创立的“濒危物种的管理、生境选择与改良、环境容纳量”等理论，奠定了我国野生动物管理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采访中，伴着马建章的回忆与讲述，记者感受着他工作中的苦与乐，更被他苦中作乐的干劲和科研精神所感染。马建章热爱他的事业，希望能有更多人接续做好这项工作。谈到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寄语，他说：“做科研工作，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应该注重国家需求，服务国家需要。其次要有责任心，敢于攻坚，野外调研要能吃苦。三要恪守科研工作的底线，真实不做假。” 资料2 我国幅员辽阔，横跨维度也比较多，这为我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目前生活在我国境内的野生动物种类和类型丰富多样，珍稀品种和特有品种较多，并且品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当然这也使得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全球有相当一部分野生动物正处在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变得支离破碎或者已经丧失。野生动物被隔离在不同的生境版块内，严重阻碍了它们的迁移与扩散，既增加了野生动物近亲繁殖的几率，也使得传染疾病的危害性被进一步提高，多种因素下，物种濒临灭绝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土地开垦与森林砍伐的问题也愈发严重，土地沙化、草地退化现象加剧，大大减少了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同时也减少了野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 近年来，我国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并且有很大一部分野生动物正在濒临灭绝，虽说保护工作已经得到有序开展，但由于相关法律的滞后以及社会保护意识缺乏等原因的存在，保护效果并不理想。以野生梅花鹿为例，古时野生梅花鹿在我国分布广泛，东北地区、华北华南、山西、甘肃等地均有亚种分布，但如今华北、山西亚种已经灭绝，东北野生梅花鹿几近灭绝，近几年通过人工繁殖，数量上才有所提升，如今野生梅花鹿在我国已是高度濒危动物，保护工作责任重大。 野生动物遗传多样性的逐渐丧失对其保护与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遗传多样性能够反映出生物的进化潜力，并且存在遗传多样性越丰富，生物适应环境变化能力越强的自然规律，野生梅花鹿在我国存在多个亚种分布，足以说明其存在优越的环境适应能力，但由于人类的发展在不断压缩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使得野生动物逐渐丧失了大范围迁徙和扩散的机会。比如我国的朱鹛种群近交的问题就比较严重，经常会发生幼鸟残疾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种群的健康发展。 环境污染物通常会产生较多的毒性，比如神经毒性物质、内分泌毒性物质等，这些有毒物质通过空气、水等媒介转移到动物体内，进而阻碍动物的健康生长，影响动物的繁育等，并且还有部分有害物质经过食物链的作用会被放大，然后会对整个生物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例如长江水体的污染使得中华鲟体内积累了过多的三苯基锡，使得其所产幼体出现畸形，大大降低了中华鲟种群的数量，同时也给长江水系的生物系统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环境恶劣还使得疾病暴发的几率大大提升，而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受限，又提升了疾病的危害性，每发生一次恶性传染病，都会有大量野生动物丧生，比如发生在青海湖的鸟类禽流感，一次就夺走了6000多只鸟类的生命。 想要科学、有效的去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就要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基本状况、动态变化、原因等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再进行科学的评估，当然想要做好这项工作，还需要国家及相关部门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 目前，我国的中科院动物所及其他一些单位已经建立了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但相对我国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来说，这一资源库的规模太小了，所以说还要加大投入力度。与此同时，建立野外研究基地和配套的网络体系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只有建立起野外研究基地，才能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准确、科学的数据支持，而野外研究基地的存在也将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实现规范化、系统化、现代化的发展，这对野生动物保护是极为有利的。 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2006年)等相关法律、法规，但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这些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且不得到很好的执行与落实，并不能为野生动物营造良好栖息地与栖息环境，所以说国家和相关部门还应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具体需求来制定更加严谨、切实、有效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在野生动物疾病监测方面应制定《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以防止动物疫情的大规模扩散和出现较高的死亡率；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补偿主体、监管单位的责任与任务以及动物保护的具体程序等，以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为根本前提。 对具有药用价值的濒危野生动物进行研究与驯养，将驯养繁殖作为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物最有效的途径来发展，也可通过研发替代品，比如用鼢鼠代替虎骨，利用生物合成技术来生产野生动物的药用成分等等方式，从利用价值这个源头上，保护野生动物免遭杀害。 不断完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体系，比如建立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目前我国在野生梅花鹿保护方面就建立了江西桃红岭、四川铁布以及东北拜泉县仙洞山等多个自然保护区，并且还在东北建立起了梅花鹿驯养基地。此外，还可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比如说我国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上就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资料3 2020年2月4日，浙江省检察院挂牌督办十件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案，海宁市检察院承办的“海宁龟友”微信群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政公益诉讼案名列其中。此前，海宁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已对李某、徐某、迟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向海宁市法院提起公诉。 “宠物店老板被警察抓了!”2018年12月，这个消息在海宁市南关厢历史街区不胫而走，原本门庭若市的萌宠店关了门，老板也联络不上。似乎是意料之中，大家对此并不意外，因为店主卖的“货物”他们都有所耳闻。在此前不久，海宁市警方多次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通过一个叫“海宁龟友”的微信群非法买卖珍贵野生动物。根据线索，警方很快抓获了群主李某。 侦查人员进入李某租住的房子，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饲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几种陆龟类，还有体型硕大的球蟒。除了动物，房间里还有动物饲料、保温箱、饲养工具等物品。据李某交代，他在海宁从事爬行动物生意已有五六年时间，这些野生动物是从杭州花鸟市场、网络等途径购得。 警方顺着李某这条线，又相继查到50余名犯罪嫌疑人，搜获濒危野生动物100余只。50多名犯罪嫌疑人中，有8名是从李某手中购买这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鉴定结果显示，查获的苏卡达陆龟、亚达伯拉象龟、赫尔曼陆龟、红腿陆龟、豹纹陆龟、黄缘闭壳龟、球蟒、非洲灰鹦鹉、高冠变色龙等100余只野生动物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或者Ⅱ，对应为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这些动物都是禁止个人买卖和饲养的。 “我们这个‘海宁龟友’群有成员105人，原本只是个私人小群，后来陆续拉了一些人进来，本意是交流养龟的经验和心得体会。”据李某供述，随着成员的不断加入，群内人员日趋复杂，不少售卖野生动物、饲料、饲养工具的商家也进入群中。由于在线交易隐蔽，群里人员营销时不像在实体店交易那般“遮掩”，而是直接将动物名称、价钱、照片等信息公示出来。这些野生动物的价格从百余元到上万元不等，如美洲绿鬣蜥售价400元；苏卡达陆龟售价1500元；辐射龟售价3600元；亚达陆龟售价1.7万元。一旦有人有意向购买，双方私下约定交货时间与方式，交易十分频繁。 除了微信群，贴吧也是李某的“主战场”，几乎每一种“异宠”都有自己的专属贴吧，许多卖家会在吧内打广告，看到有求“宠”的信息，就立即留言，招揽买家。 犯罪嫌疑人徐某就是李某从贴吧招揽的顾客，他在李某处购买变色龙后，李某将他拉入海宁龟友群。徐某“入坑”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学会了变色龙的养殖技术，不仅将自己繁殖的变色龙售卖，还做线上代理，在朋友圈、贴吧发布广告招揽生意，再让上家代发自己赚差价。 记者在“变色龙吧”上看到，一个“变色龙属于二级保护动物，禁止交易”的帖子被置顶，里面说得很明确：变色龙交易属于违法行为，不允许交易、饲养、繁殖。然而，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难挡巨大利润诱惑，还是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如高冠变色龙，8个月就成年，一年最多可繁殖6次，每次产蛋十几至六十几枚，一只变色龙一年就可以给卖家带来上万元利润。还有一些打着“镇宅”“化煞”迷信的名号，一只陆龟就能卖出上万元。 海宁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这一系列案件时发现，50余名犯罪嫌疑人中，1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余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擅自收购并饲养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因情节轻微等问题已作相对不起诉或公安机关撤案处理，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也未对他们作出行政处罚。 “虽然构不成刑事犯罪，但也要让违法人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更要以此警示社会，推进这类问题的深度治理。”章小平告诉记者，在对李某等11人提起公诉后，2019年10月开始，该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充分运用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通过实地查看、审查案卷，并就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的可行性及合法性问题与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研究沟通。最后，海宁市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间向海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陆续发出14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认为海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野生动物监管部门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明确防控疫情期间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及监管职责的重要性、紧迫性，督促他们对上述未被追究责任的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监管执法力度。 海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十分重视，根据建议的具体内容，结合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集中整治活动，对野生动物保护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下发《关于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全面加强省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点疫情监测防控，关停全市花鸟市场。截至2月14日，该局已对7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人处以3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罚款及没收所购野生动物的行政处罚。 资料4 2019年12月20日上午，由农工党云南省委、云南省湿地保护发展协会、云南政协报社共同主办的以高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为主题的“议政圆桌”讨论会在昆明举行。以下为其内容摘要。 省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云南省委专职副主委何云葵：一直以来，农工党云南省委开展过多次关于湿地保护的调研。通过这些相关调研深深感到，云南在打造绿色“三张牌”，尤其是在健康生活目的地打造方面，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湿地保护，人人有责”的意识。作为民主党派，将继续发挥人才荟萃的优势和作用，为云南湿地保护和建设贡献民主党派的真知灼见。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范亦农：湿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目前湿地应该具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个特点却没有得到相应体现。 目前在湿地建设中的误区较多，对这些误区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处理好，会导致云南湿地建设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具体表现就是乱打湿地标签，混淆了湿地的定义和概念。还有几乎每个湿地都存在着“植物就是芦苇，动物就是鱼”的现象。其实云南的动植物多样性这一点非常具有优势，仅云南特有的物种就达200多种，为什么不用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动植物来体现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呢?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杰：建议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元化湿地公园投融资机制。对于湿地公园的经营性建设投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投融资格局，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对湿地保护的投入。加快湿地申报和认定，健全分级管理体系。合理开发湿地资源，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积极提倡生态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为云南省生态发展提供科学的选择。 昆明滇池(湖泊)污染防治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钱春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形成了多样的城市生态格局。建议深入挖掘多样的民族生态文化，促进高原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通过多样性民族生态文化的发掘，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恰当利用少数民族生态智慧，把少数民族生态观内化为当地居民的价值观。把少数民族尊重自然的强烈意识上升为重要的社会理念，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云南省湿地保护发展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发明：什么样的湿地是好湿地?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监测数据说了算，是花草、虫儿、鸟儿、鱼儿说了算。 保护高原湿地，就是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如何保护高原湿地，这是一个综合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结合自然、水文、水利、环保、林业、农业等多领域的综合因素，从区域性、流域性、局部性的污染综合治理和修复；结合海绵城市的低影响开发理念，从面源、点源、内源等多方位入手，控源截污、低碳生态修复，合力构建适合多种群生物生存的环境，因地制宜构建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系统。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副处长张晓明：结合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话题，作为职能部门，我们将按照中央、省委、省政府的相关要求，高水平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生态空间布局的工作，助推湿地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意义，高标准做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编制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使城市有新变化新面貌，给老百姓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环境资源处副处长胡涛：结合省农业农村厅职能职责，结合云南实际，突出大理洱海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加强分类指导；开展调研督导，推动措施落实；增强技术支撑、抓好示范引领。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管理，通过实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绿盾行动，加强涉鱼工程论证审查，监督跟踪湖区生态环境损坏赔偿工作，复核怒江上游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面积范围、功能区分。印发《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不断把此项工作推向深入。 资料5 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在激烈进行时，一项名为“禁食野生动物，争做自律青年”的倡议活动今天在线上正式启动。 该倡议活动由中国青年杂志社联合中国环境报社、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中国绿发会与Owhat平台共同发起。 据悉，该活动吸引了黄晓明、张晋、李易峰、白敬亭、王菊、周深、阿云嘎、杨紫等青年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他们将从2020年2月21日开始，每天以音频、海报等形式，在网上倡议全国广大青年加强自律，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禁食野生动物。 为何策划这样一个面向全国广大青年的倡议活动?中国青年杂志社相关负责人表示，2月1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表示，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抗“疫”的生力军。很多青年在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时，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应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中国环境报社负责人表示，滥食野生动物危害多、风险大，但国内“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生命安全已经构成了重大隐患，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表示：“钱穆先生曾说过，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应该从文化问题来解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不仅要有效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还需充分运用文化的教育功能。” 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已经引起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透露，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相关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快车道。 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表示，广大青年是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群体，是最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有生力量，是保护野生动物、建设健康中国的生力军，应充分发挥先锋作用。 Owhat平台负责人表示，将利用所在互动平台动员明星粉丝群体，积极响应和参与该倡议活动。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文明则国家文明。全国的广大青年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投入这一文明行动中。 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