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如今，“互联网+”正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深度融合，助推社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法制化。 2020年3月30日下午，S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视频的方式召开会议，启动庭审记录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现场观摩了一起运用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的庭审全过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语音转换软件加以辅助，书记员不用出庭。法官在庭审中不用翻阅书面卷宗材料，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直接调阅电子卷宗，并可通过电子质证功能分享到当事人的屏幕上，引导当事人围绕证据内容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相比以往，庭审时间节省了约三分之一。据悉，此次改革还首次探索区块链、时间叠加等数据存证技术，运用庭审系统和庭审音字转换系统自动存证庭审相关过程和证据，自动生成《庭审录音录像文件元数据记录表》，最后由相关诉讼参与人签字后人卷归档。 而针对互联网作家如何证明“我是文章作者”以及不付房租的租客如何在家门口完成法律流程迅速腾退等问题，Z省也进行了一系列“互联网+”的法治实践。 对网络作家来说，发现作品被侵权是件特别头疼的事情。搜集证据、准备提起诉讼，往往将面临一场诉讼“马拉松”。现在，作家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快速维权。在Z省，通过实时上传电子文稿信息至H市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遭遇侵权事件后，作家们再也不用为了证明“我是文章作者”等问题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运用司法区块链技术后，由于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H市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类纠纷的诉前调解撤诉率已超过90%。 基于已有的区块链，2019年10月底，H市互联网法院进一步上线智能合约服务。智能合约中，双方签署的合同将以数字形式保存，触发相应条件后，合同可以自动履行。例如，双方签署了买卖合同，合同以数字形式上链储存。如买方签收货物确认无误，到约定日期时，货款会自动打到卖方账户。如果出现违约情况，由于签署合同过程、合同执行情况等数据均上链储存，且有司法区块链上包括公证处、法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等多节点见证，司法机关可以快速认定事实进行纠纷调解或司法裁判。 除了用新技术应对网络空间治理新挑战，探索符合网络规律的司法流程和审判机制，借助互联网的翅膀，法律服务也在基层不断延伸。 在Z省T市，互联网让小镇的矛盾纠纷有了方便的“司法超市”。为合法腾退不付房租的租客，64岁的T市皂林村村民鲍阿姨走进路边的24小时“司法超市”。通过自助机上的远程连线，鲍阿姨视频连线了一位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不到3分钟，鲍阿姨就弄明白了相关法律流程。在“司法超市”内的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机上，鲍阿姨还可以选择几乎任意类型的法律文书模版，现场扫码下载或者发送邮箱。“太方便了，一切都依法解决，这类纠纷不用再靠‘大闹一场’了。” 前不久，J市一小区物业公司因25名业主拖欠物业费，一度决定提起诉讼。在法院法官的指导下，该案最终进入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通过专业调解员推送信息、调解，物业公司及时进行服务整改，业主也在线接受调解，缴纳了物业费。 J市法院立案庭庭长A表示，ODR平台不但让矛盾分级过滤，而且在调解过程中，通过无争议事项和单一证据记载，将争议焦点越缩越窄。“就算最终进入诉讼环节，也能省去重复调查核实、重复举证质证等。” “一系列科技手段正在有效助推司法效率的提升和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A说。 2．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钟南山院士曾不止一次强调“早发现、早隔离”的重要性。在广州市黄埔区，人工智能、云超算、大数据等多项技术的快速应用，为人们构建了一张防御病毒的“技术网”。 疫情发生后不久，黄埔区便紧急协调5G应急通信保障车，完成了广州开发区医院等重点医疗单位的5G信号覆盖，在黄埔区政府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广州开发区医院等疫情防控主战场构建了5G+云服务视频会议系统。随时随地远程高清视频互联，实现了指挥中心与医院之间、医生之间、医患之间高效远程沟通。 在多一分接触便多一分危险的情况下，黄埔区政府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等单位，上线“广医五云医院”平台。基于5G智慧医疗云平台的高清视频线上问诊，缓解了区内各大医院门诊的压力，提高排查效率，降低非新冠肺炎患者到院就诊交叉感染概率，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据了解，黄埔区企业员工及社区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广医五院在线诊室”即可一键进入“5C发热门诊”界面，17位广医五院医师提供线上免费义诊。截至2020年2月7日13时，该平台累计服务826位患者，提供问诊量累计852例。 为解决当前新药和疫苗研发对大量数据分析、大规模文献筛选和科学超算的需求，加速新药和疫苗研发，黄埔区依托阿里云AI算力，向全区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机构免费开放一切AI算力，帮助科研机构、企业等缩短新型冠状病毒分析、疫苗新药研发周期。此前，阿里云就曾与基因公司联合打破世界纪录：仅用15分钟，即可完成高精度的个人全基因组测序，打破了以往科学界普遍需要120个小时才能完成类似流程的纪录。 全国首个测温5G警用巡逻机器人也在黄埔诞生。这款由黄埔区某集团自主研发的5G巡逻机器人，可实现红外线5米以内一次性10个人快速体温测量，温度误差在0.5摄氏度，并识别过往人员是否戴口罩。该款机器人可在机场、车站、广场、医院、社区及重点卡口路段启用疫情防控模式，借助移动式红外测温筛查、循环播报提醒等功能，实现远程可视化指挥，协助一线民警在危险、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完成排查、防控任务。 除了测温机器人，黄埔区在行政办公楼、街道重点路段等地安装了热成像人体体温检测系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不接触”测温，全力做好排查防控工作。 疫情当前，数据的准确及时收集至关重要。黄埔区推出的“有呼必应疫情防控”平台发挥了大作用。在试点街道萝岗街，群众只需扫码登录平台，填写调查问卷，就可一键上报近期出行情况和健康状况。 “街道社区是成功打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前沿阵地，是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目标的‘侦察兵’。”萝岗街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数据的助力，让社区在源头防控排查和疫情监测、预警工作中更加“耳聪目明”。 面对“复工潮”，如何高效做好疫情防护是一个考验。针对这一问题，黄埔区同阿里巴巴合作，在三天内紧急开发上线了“黄埔区企业防疫联控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可对工厂企业人群实施分级分类网格化、在线化精准管理。区内企业和员工可在线进行每日健康打卡监测、上报复工情况、远程诊疗，医务人员和网格员在线指导居家监测体温、消毒等防控工作，同时为企业、工人提供物资“安心送”服务。 3．物联网、大数据等科技在田间地头广泛普及和应用，正在深刻变革农业的种植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智能化转变。 “你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成了咱种地的好帮手。”种粮大户小陈站在田头啧啧称赞，“春耕农机成主角，短短几天，400多亩(1亩=666.67平方米)地就种完了。” “几台机器开动，一天能干上百亩地的活。”某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说，2020年春耕用上智能拖拉机，误差小于2.5厘米，每10亩地能多种出半亩地。“智慧种地真省心，不少农民成了我的老客户。” “庄稼苗壮不壮?看手机就知道。”在F市，农户登录智慧农业平台App，遥感图定期更新，长势情况用不同颜色标注，足不出户也不会误农时。 “果树缺什么，我们补什么，从大水漫到‘打点滴’，水肥减少1/3。”果业大户老李说着，点开手机页面，配肥机轰轰作响，“营养餐”通过管道滴到根部。 除此之外，从事农机服务的“田保姆”越来越多，小农户被纳入现代农业的轨道。农机合作社成了生力军。 “你有新订单了。”接单、定位，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小张立即赶往目的地，很快就完成200多亩旋耕。小张表示：“种地也能像网约车那样方便了。”合作社远程在线派单，实时监控作业情况，确保农机服务质量，如今已完成农机服务作业面积1800多亩。 微信下单、网约农机……“云”春耕成新潮。农业农村部推出“农机直通车”等全国农机化信息服务平台，在线对接需求，有序引导农机作业服务。 无人机、北斗导航系统、气象站、遥感检测设备……在L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厅整面墙的电子屏幕不停闪动，实时更新着各类检测数据，让人眼花缭乱。 该区的好力保村有9041亩耕地，其中水稻就有5400亩。2019年，300亩水稻田被纳入现代农业产业园，经过一年对比，科技的优势展现得明明白白。 “这300亩水稻，一年节约的成本就有1万多元!”说起科技兴农的好处，好力保村村民老付有说不完的话题：“地块整合后，翻地成本从每亩35元降到15元，前期的底肥每亩节省17斤，后期的无人机追肥也更精准……” 智慧农业带来的好处，不只是节约成本这么简单。“物联网+智慧农业”不仅让种地借上了科技的力，还因为规模上去了，引来了大批订单。2019年，通过合作社集中销售，当地每斤稻谷的订单价格比市场价高出1毛钱左右。 “我在L区有一亩田”，是近两年当地推出的生态农业订制经营模式。认购人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时查看自己“承包”的稻田情况，田间地头的监控摄像头，是认购人远在千里之外的眼睛。认购人通过物联网还可查询、追溯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且坐在家里，就能收到“包邮”的放心农产品。2019年，L区订制农田已达到8000亩。 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无人配送车、配送无人机、配送机器人轮番上阵，在疫情最危险的地方代替人工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这是否会成为行业的新业态?无人配送的刚需时代是否到来? 疫情对于物流配送提出的无接触、高频率、实时监控等要求，催生了无人配送新的业态。疫情期间，一些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企业所需的原材料需要运进来，产品需要运出去，这给无人配送带来了广泛的应用空间和新的机遇。 机器人不光可以助力复工复产，而且还可以“机器换人”，帮助企业解决对工人的需求问题。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认为，无人配送对助力复工复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些客户做服务机器人，能把很多服务员、柜台办理人员直接给换下来。除了商业型的无人配送，在工业制造行业，无人配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现在AGV表现得很好，国内正在百花齐放”。 对于无接触配送的刚需时代是否到来的问题，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无人配送可以解决传统的物流运输方式带来的人力成本高、效率低以及智能化和信息化低等问题。 “线上消费的发展带动的线下配送需求激增，物流配送正在出现人员的缺口，线上消费及线下配送可能存在一定的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无人配送来解决。”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也坚定地认为，无人配送的“刚需”时代已经到来。 某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CTO则认为产业大发展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目前配送机器人只是一种辅助人类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工具。”他认为，“用户对机器人的认识还不太深，认识上还有误区，认为机器人应该像人一样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完全替代人。” 机器人成本居高不下仍是目前机器人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某互联网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认为，国家需要以采购补贴、项目补贴等形式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单纯依靠企业自筹，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无人配送涉及技术开发、产品应用、客户需求、应用成本、政策补贴等多方面的因素，无人配送的广泛应用，需要多方力量协同。 5．战疫期间，助力线上交易、远程办公、在线教育，云服务无处不在；从流动人员健康监测，到疫情态势研判，大数据应用身手不凡；广泛应用机器人配送、无接触方舱CT、红外人体温度快速筛检仪，人工智能崭露头角……数字技术的普及运用，使人们愈发感受到托举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新基建”作为新兴产业，一端连接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接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多个省份陆续发布的2020年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中，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大，各地为何反而对投资“新基建”热情高涨? 重要原因在于，“新基建”瞄准的是未来重要技术进步的领域，是推动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孕育着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而目前这些新动能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薄弱。 实际上，当我们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时，基础设施的内涵也随之革新。过去，大量经济活动建立在以铁路、公路、机场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今，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人工智能等运算基础，成为必要而普遍的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新基建”进度，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与产业化应用协调推进，既能增强基建稳增长的传统属性，又可以助推创新和拓展新消费、新制造、新服务。因而，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化水平，既是国家通过投资促发展，也是企业面向未来谋布局。 与传统基建不同，“新基建”具有鲜明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不仅具备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更是未来新产业形态的基础或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基建”最大的价值在于为百姓带来便捷，为百业赋能，从而为中国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基建将在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等方面提供坚实支撑。比如，调研发现，96%的中小企业资金缺口在100万元以下，扶一把就能活。推进数字基建，不仅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工具提高市场响应能力，而且有助于金融机构快速分析和评价授信企业，及时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又如，越来越多的人在疫情期间习惯了线上消费，促使更多传统企业转型线上寻找新机遇。推进数字基建，可让数字化进一步深入各类消费场景。高校毕业生也将在数字基建中获得并创造就业新机会。只有夯实数字化基础，完善智能化发展生态，企业才能更好地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助力我国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数字基建的赋能，还将成为各地政府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有力抓手。提升政府效能，推动政策精准落地，是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考验。作为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积极探索，U市上线“亲清在线”数字平台，一周内为11.4万家企业、37.1万员工兑付政策补贴3.36亿元，而按照传统线下方式，则需要企业提供更多证明，周期更长。疫情期间，健康码推广全国，其深层意义在于，如果进一步普及健康码的应用，与更多现实场景融合，将叩开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大门。可以说，推进数字基建，拓展应用服务，有助于政府把公共服务高效地“精准滴灌”至企业和群众手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依然是世界上互联网最活跃、迭代最快的市场。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1．根据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2012年底，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实现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 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的创建被视为近代公共图书馆产生的标志。出身贫困的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在1849年协助议员尤尔特起草了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这法案的理念，就是建立一种由地方当局授权管理，由地方税收支出支持，因而对所有纳税人，实际也就是所有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真正的公共图书馆。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的形态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职能也在发生着演变，经历了从古代的重收藏到现在的重利用，由被动服务逐渐向主动服务，由有偿服务逐步到免费服务发展的历史过程。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平等地向公众开放。美国钢铁工业巨富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在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穷孩子。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只要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入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一夜之间，A市图书馆馆长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6万次。他对这种“波澜”也很惊讶——48岁的他已经在图书馆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事实上，80%以上的国内大型城市图书馆，都正在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反差源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误解：“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图书馆不应只为特殊阶层服务，应该向一切愿意来图书馆学习的人开放。”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就不是一个只能看书的地方，而是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在图书馆里所有人都是平等免费的，不管是百万富翁还是流浪汉，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是健全人还是身体不方便者，所有人都可以去看书，各种活动，甚至只是去吃个早餐，去打个盹，去坐会。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这个数字是中国人均拥有量的46倍，而约62%的美国公民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借书证，全美平均一年光顾公共图书馆的人次达10亿多，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不同图书馆的借书证，没有地域限制，每次借阅的图书或音像资料也无限制。在金融危机期间，这里甚至成了人们寻找寄托的地方。即使阅读和查询受到互联网冲击，去图书馆仍然兴盛不衰。 在图书馆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系主任范教授看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免费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正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网页上的介绍：“幸运的是，在这个新兴而迅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有些市民预见到，如果纽约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文化中心，它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午饭后。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入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中午他都会来。 言语间，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落地窗。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来到这里，一直在附近工地上干体力活。而这里是王书恒在附近能找到的唯一“不用花钱又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书脊上那些带着数字的标签儿“就像汽车的车牌”，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悄悄熄灭；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从报刊阅览室再往里走，就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分馆。那里有着蓝色苍穹，他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睡觉，睡不着时就看着头顶上的电子星空随着音乐的节奏而闪烁。 2．占海特，一名15岁的女孩，原籍江西九江，1997年生于广东珠海，2002年随父母来到上海，小学初中在上海就读，2012年初中毕业，因无上海户籍无法参加中考而辍学。2012年6月，占海特开通微博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在获得众人支持的同时，她也被部分沪籍人士斥为“蝗虫”，他们呼喊“上海不要外地蝗虫”。在采访中，当地一民众告诉记者，上海的教育资源并非过剩，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基础教育终于趋于正常，竞争压力不是太大，孩子有更多时间培养兴趣爱好。若突然让内陆那些为改变命运而玩命读书的孩子与上海本地孩子一起参加应试竞争，那么我们的付出岂不是付诸东流了? 2012年12月8日，占海特父亲在上海人民广场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拘留，随后，房东提前要求占海特一家退房，原因是“警察和居委会施加压力”。占海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生于珠海……小学时自认珠海人，中学时才认同自己是上海人。现在有人告诉我，你不是上海人……必须回老家参加中考，留在上海只能读中职校。各位老师、叔叔阿姨，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是占海特发布的第一条微博，微博配图上，她举着一张白纸，上书六个红字——还我中考权利。 “微博是最后一根稻草。我别无他选。”占海特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在她的题为《教育公平我的梦想》的博客文章中，占海特坦言，“不是我不愿意去(江西)，也不是我不敢去。老家没有一位同学，没关系，可以从零开始；老家的教材和考试科目(与上海)不同，没关系，可以慢慢赶上；老家没有可靠的监护人，没关系，这样反而更加自由；老家的老师要求更严，没关系，我不怕！” “我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因为不想妥协。但是我却没有想到，我维权中却遇到了这么多困难。”占海特说。 “在这座号称海纳百川的大都市里，似乎已经没有这名15岁外地女孩的立足之地。自改革开放后，自由迁徙就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而占海特的这个权利正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剥夺。父亲被拘留了，又要占海特一家提前退房，这分明是要把他们赶出上海，谁给了那只无形大手这么大的权力?如果说开始时是占海特以‘约辩’的方式一个人单挑一个城市，那么现在则是一个城市集中力量对付一个小女孩，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汗颜！”一个名为“大路朝前走”的网友如此说道。 在中国，户籍制度下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暗藏的相互不满，本来就只是薄薄的一窗户纸，经占海特的大声呼喊，对立与争夺情绪顿时明晃晃地展露出来。“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准则。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观点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乃至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使占海特的诉求不合理、言辞不恰当，公权部门也不能采取各种手段让她闭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占海特的境遇是一面镜子。占海特的经历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她的主张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她的很多言语或许与她的这个年龄很不相称，甚至还有人认为她的微博是团队协同作业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她的很多话说出了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心声，核心就是非户籍的常住居民要求享受和户籍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3．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分配体系中，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一次分配”和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机制实施的“二次分配”，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第三次分配”，即大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在道德和爱心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的分配，其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与政府，而是慈善公益组织(民间组织、非赢利组织)和广大的有爱心的社会成员。第三次分配将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益性团体组织构成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公益活动，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健康成长的民间公益性组织。近年来，中国的公益组织渐趋活跃，公益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温州慈善地标“红日亭”，善行天下品牌“微笑联盟”、“明眸工程”，爱心接力走天下的王振滔慈善基金……近年来，温州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爱心行为蔚然成风，慈善品牌影响力辐射全国。 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记者来到红日亭伏茶点。65岁的郑正木老人已经煮好18锅白粥。老郑说，现在每天要煮90斤大米，准备12种小菜；换了夏天，一天得烧上10来吨伏茶。 没多久，七八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继赶来。大家系上围裙，摆桌子、装菜、分碗……有说有笑。这时，亭子前已经排起了10多米的长队。队伍中有孤寡老人，也有晨练后顺道前来的市民，还有不少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吃饱了，就不会冷。”拾荒老人王怀军今年73岁，这一碗热腾腾的大米粥是他每天醒来的期盼。 不到半小时，最后一桶粥见底。盛粥的李师傅告诉记者，现在平均一天施粥600多碗，来喝粥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红日亭现共有26位老人，分成两班，他们每年农历六月到中秋节烧伏茶，中秋之后煮粥，直到腊月二十。“每天这样辛苦，累不累?”记者问。“这是做公德，身体累，心里乐，你看我们身体多好。”老人们笑呵呵地说。 红日亭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世纪70年代初，温州市区红日亭附近的五六位退休老人一到夏天便在亭前摆出大茶缸，向路人免费供应伏茶。2006年8月，一起烧茶的朱永麟、叶宝春、郑正木等老人提起，很多外来民工、流浪人员经常吃不到热饭，是不是可以煮点粥免费提供给他们解饥寒。当年冬天，朱永麟老人最先拿来1000元，其他老人也拿出退休金，共筹集到三四千元买了锅碗瓢盆，开始施粥。此后，不断有老人加入，施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红日亭在冬日每天要用80多斤大米，煮18锅粥，约有600人光顾，大多是打工者。 喝粥的人，很多都是附近的外来务工者、环卫工人甚至是路边乞讨的人。52岁的孙阿姨就在附近负责环卫，每天早上和丈夫一起来红日亭喝碗热腾腾的粥是件很暖心的事。当记者问她“怎么看这群热心的施粥人?”她直接就蹦出了两个字：“好人！” 很快，老人们的善举感动了越来越多的温州市民，来红日亭献爱心的人也多了起来。“熬粥用的米，是市民们捐的；买小菜的钱，也是他们捐的……这里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大家的爱心。”老人孙兰香一边用铲子搅粥一边说。 4．“这是孙子刚孝敬的，我也来做点公德。”八旬老人李晓菲递来一张百元大钞。负责管账的石秀芹告诉记者，现在每天都有好心人来捐钱捐物，少则几十，多则几千甚至上万元。附近的居民时常拎来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品，也会在闲暇时来添一份力；不少慕名而来的爱心人士，也会捐三五百的善款甚至更多，并且坚持不留姓名；过路人在喝过一碗伏茶后，也会留下一些钱；一些本地企业逢年过节会来捐赠物资；就连孩子们也常在家长鼓励下，前来献爱心。温州军分区自2009年起就坚持每年向红日亭施粥推捐赠5000斤大米，迄今已捐赠3万斤。除此以外，海外华侨、各地温商对红日亭的慈善事业支持力度也很大，时常委托家人带来善款。也正是有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红日亭才能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士。 红日亭边的两张爱心榜上记着每一笔捐赠：“林女士，爱心款500元”、“阿晨，大米300斤”……石秀芹说：“红日亭每天开支近千元，多亏了大家捐的这些善款，才能一直办下去，帮到更多的人。” “每笔账都要仔仔细细、清清楚楚，才能对得起行善的人。”当社会善款成为主要经济来源时，红日亭老人选出能者担任出纳、会计、采购，做到所有收支公开透明，有据可查。红日亭还实行日常管理规范化，定期进行卫生检查；规定每位在这里服务的老人必须持有健康证；一旦有人“退休”，便及时选择有爱心的硬朗老人补上。 和谐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并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老、弱、病、残和遭受突发灾难等弱势群体也有权利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救助，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慈善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乐善好施的慈善文化，动员社会各界富有者把取之于社会的部分财富通过捐赠的方式回赠给社会。如果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和救助，社会就不会稳定，最终富有阶层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红日亭的出现可以说是给这个社会带来了爱的惊喜。随着慈善事业的广泛推广，社会的公平性也逐渐凸显出来，红日亭逐渐成为了温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名片。 5．从短缺到充裕，从温饱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活跃，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当代中国，焕发蓬勃生机。然而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随意而为，但也不能无所作为。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好“守夜人”。 当下，中国从整个国民经济到普通民众的发展都飞越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享受快速发展成功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诸多的“社会发展副作用”，或者说是“经济发展失灵带来的负产品”。这其间社会不公平问题又是首当其冲。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人们的追求。今天，“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公平焦虑”却越来越多。我们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改革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消除不完善因素，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的问题出现。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但也应看到，即使按照平等交换原则，由于个人禀赋、先天条件等的不同，每一个人都天然处于不平等状态中，身处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个人收入出现差异，分配结果也会不平等。继续深化改革，应进一步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形象地说，就是要学会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打破。收入分配问题是目前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这一话题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计划经济中，整个社会资源基本上由行政权力支配，行政权力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权力大小决定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大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一方面个别掌权者在千方百计地控制、扩张、攫取国家资源分配的权力，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法治未能跟上等原因，为权力转化为货币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正如为什么房地产一进入市场，以往不显现价值的土地资源立即能“点石成金”?关键在于，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些有权者有压缩成本提高价格的刺激如以极端的行政主导方式来进行土地市场交易就可以使所付成本降至最低；当房地产进入出售阶段时，就以极端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买卖，隐瞒信息、哄抬售价，实现收益最大化。这样不对称的市场交易机制，必然产生一系列的不公平交易。长期将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后，随着这种局面的长期得不到解决后，社会和经济动荡必将爆发。因此，要消除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仅靠消除垄断、打击贪污是不够的，要从界定权力入手，警惕权力的过于集中！ 什么是公平、公正?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和公正就是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一定会拉开人们的收入差距，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若用阿瑟·奥肯的话来说就是：“市场里的奖金为人们努力工作和作出生产性贡献提供刺激力量。但是，这种竞争导致的差距必须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前提基础之上：那就是机会和规则平等。机会和规则平等就是每一个人在市场竞争中都享有同样的参与机会。布坎南在他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竞争机会平等的一个具体诠释。他说，一个佃农家的孩子同一个亿万富翁的孩子相比，绝不可能拥有成为总统的平等条件，但是，可以建立各种制度以保证佃农家的孩子不被公开地从竞争中排除出去。如果这个佃农家的孩子被允许参与竞争，并且是在同样规则下进行的，他至少有某种获胜的机会，即使获胜的机会小于亿万富翁的孩子。 6．“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中国梦”时讲的一句话。现代化的足音越是临近，公平正义在梦想时代的地位也愈发彰显。 基层教师陶金生的梦想直指一个词——教育公平。十多年扎根基层教育，他看到农村孩子期盼教育公平的迫切心情，更深刻体会到实现教育公平的路有多艰难。因为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愈加重视，他看到了前方梦想发出的光亮，更坚定了为基层教育奉献力量的决心。 审案30多年的法院审判员陈建忠就要退休了，他希望公平正义的接力棒代代传承，清廉公正的号角长响不衰。 基层干部肖羲的梦想，是能给基层干部一个越来越公平的发展环境，创造更多舞台、提供更多机会，以此激发基层干部热情，促使更多优秀年轻干部投身基层、服务基层。 我们从未离梦想如此接近，托起我们梦想的，不仅是国家强大、物质丰盈、民生改善，还有权利平等、机会均衡、规则透明的圆梦舞台。唯有如此，梦想才能高飞。因公平正义带来的人人出彩之梦，是消弭了阶层差别和身份差别之后，“你的梦”与“我的梦”的交织与凝聚。“中国梦”，期待人人出彩带来的绚烂和荣光。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社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而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和成本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的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 2．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之责，也是新闻媒体在一个法治国家应具有的权力。但是，权力犹如人性，总有其弱点。没有监督的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会恣意妄为，滋生“腐败”和“蛮横”。201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以“落实‘三贴近’，深化‘走转改’”为主题的“走转改”活动研讨会暨读者座谈会，总结、交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经验、做法，面对面倾听读者对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不断提高办报质量的意见建议。然而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的合法权益却很难得到保障。 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才能让一个地方的舆论监督环境风清气正。要遵循基本的新闻规律，既要配合新闻宣传，又要积极配合舆论监督。让这个社会的各种声音能够真正起到推动改革的作用。 2012年4月21日，大连金州体育场现场工作人员与申花队随队记者发生冲突，两名男性工作人员殴打一名来自上海的女性记者，导致这名女性记者直接被打倒在地。 4月22日，大连市足协成立专门调查组，调查事实真相，并通过官方网络、媒体向公众发布处理文件，文件称：“经初步调查，4月21日，中超联赛大连实德对上海申花在金州体育场比赛结束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后，大连市足协工作人员与记者陶邢莹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突，导致该女士倒地，没发生媒体所称的‘吊打问题’。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大连市足协目前已就该事件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大连市足协秘书长郭军被停职检查，负有直接责任的大连市足协工作人员于某被辞退，并给予罚款，赔偿挨打记者医疗费用。” 4月27日，打人者郭军向陶邢莹赔礼道歉当日，陪同肇事者郭军专程到新民晚报社的还有大连体育局副局长、大连足协主席孙新生。郭军握着陶邢莹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恳地说：我代表我自己以及于健(事发后已被辞退)向您道歉。孙局长表示，我们一定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员工，加强对赛区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2011年11月8日，在东莞市庆祝第十二个记者节的活动上，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在演讲时脱稿讲道：“以后谁关爱媒体、善待媒体、支持媒体，我就表扬谁、鼓励谁、奖励谁，谁对不起媒体，我就对不起谁!”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让许多记者听来倍感激动。 在正常的法律秩序之下，任何公民不惧怕公权力侵权。“进京抓记者”等新闻使新闻“背后”报道新闻的记者，一下子变成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在抽丝剥茧、事实水落石出的同时，记者的权益与责任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媒体的报道是否可以顺利进行，也不只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新闻记者们同时也是一个个普通的公民。 他们所遭遇的，将会是身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面临的现实权利窘境：包括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通缉”，包括面对傲慢权力时“被呵斥”，甚至也包括哪怕只是巧合发生的安全隐忧。如果我们的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被滥用的权力利剑，谁能不恐惧?如果舆论被压制，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等法定权利和人权又该如何保障?如果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连讲真话和依法行使权利都有风险，谁还敢讲真话和行使权利? 在现代社会，媒体、新闻记者充当了社会正义守望者的角色，新闻记者所维护的不仅仅是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众的眼睛，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权力与私欲的约束。正如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所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法治社会，新闻舆论被当做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成为现代社会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一把利剑，许多大案要案、内幕黑幕都是新闻记者冒着风险昭示天下的。 记者节虽然过去了，但对记者的保护不能过期。殴打记者事件不断发生，折射出当下舆论监督的困境，折射出记者权益亟待制度护佑的急迫性。个别政府部门和官员拒绝、害怕舆论监督，阻碍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轻则对新闻记者的监督“以牙还牙”，重则动用警力和司法权力进行报复。那么，究竟该如何保护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监督权?又该如何约束被监督者呢? 知名学者展江认为，依法治国，落实宪法，应该体现在新闻法制更加健全、新闻道德准则更有可操作性、新闻职业组织的职能更加正常化上，这几个环节共同构筑了一条维护记者权益的链条。用法律为新闻采访定位，明确采访对象的权利义务，用立法解决新闻从业环境“硝烟弥漫”的现状刻不容缓。否则，由限制新闻记者采访权而导致的对新闻记者人身权利侵害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才能让一个地方的舆论监督环境风清气正。然而，很多政府、企业等单位却不遵循基本的新闻规律，不配合新闻宣传，更担心舆论监督带来不利的影响。 4．2011年初，包括“中国作协作家团人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被评选为十大受到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假新闻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则新闻不一定报道得多么生动，但真实性是必备的。 假新闻的出现离不开记者的报道，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亲历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社会现象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虚假新闻的出现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与专业理念匮乏的突出体现。关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就是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利益驱使、观念缺乏、管理失误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记者报道失实的原因。通过分析十大假新闻的产生环境与报道方式，我们能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必须秉承的职业理念与道德操守。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许多负面影响也日渐产生。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对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致使记者与被报道单位产生摩擦，甚至引发冲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对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一是不能深入行业采访，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满足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网站、短信息的影响，产生浮躁之风，有时靠网络信息编新闻、发新闻，所以产生了假新闻，引起社会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的‘走转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访真实的社会，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5．在美国，为有效管理互联网，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美国各州、市也相继通过相关法规。纽约已通过立法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2012年1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生效的一项新法规定，校方有权将有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等“欺凌行为”的学生予以停学或开除。 在英国，谣言治理是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为此，英国在社区设立了公民咨询局，是政府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工作人员大多是来自社会不同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公民咨询局与政府、议会等各方面联系密切，因此能保证在提供咨询时具有权威性。同时，民众通过公民咨询局，还能更直接找到相关部门，提高民众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效率，扩大知情权。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设立了“抵制谣言代理人”岗位，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从事破除谣言和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的工作。公民在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遇到谣言，也有即时辨析的途径。抵制谣言代理人拥有全面准确的信息，这为他们破解谣言提供了基础。 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关于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的各种谣言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慌。日本总务省发布通知，要求“电气通信事业者相关团体”所管辖的电气通信事业者在保证报道的同时，采取为大众所知的必要措施，以消除谣言的危害。日本是注重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家，各企业都要加入到行业所在的协会之中，并听从各行业协会的指令，电话、电视、网络等领域也都有各自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大都归总务省管辖，总务省通过对行业协会发布通知，从而间接管理电话、电视、网络等，防止谣言的传播。 各种形式的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打击网络谣言方面，各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在这方面，各国依据本国实际，不断探索、大胆实践。总体来讲，各国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与社会公众主导型。 6．2010年9月8日，《法制日报》记者、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一起到H部门就黑心棉、金浩茶油被传含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的问题进行采访，但H部门当时未作出任何回应，采访的记者也被“采访审批制”挡在了门外。 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媒体监督政府无须“预约”。H部门设置“审批”制度来应对媒体采访，这种做法是否合适?社会各界意见不一。 “采访还须领导层层审批，这种规定非常可笑。”《法制日报》记者在与其他媒体记者交流时发现，对于H部门设置的采访审批制度，众多媒体记者都持反对态度。 “一些突发事件是不能预见的，如果突发事件都需要审批才能够采访，信息就被延迟了，对公众知情权是一种损害。”供职于湖南省某都市报的记者小蒋说。 记者小蒋认为，H部门的这种做法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限制。这项规定使质监部门便于掩盖一些他们做得不妥的事情。某些涉及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问题、公共安全的情况需要湖南省质监局统一部署再发布消息，是应该的。但是，为了维护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把针对特殊情况的做法普遍化，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记者张伟认为，政府部门都有义务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这种监督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就无可非议，是无须预约的。 2012年4月份，“湘潭神女”“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等另类的“政治明星”成为网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90后副局长”事件经网络发现，记者深入采访，报道事实真相。M部门面对突发事件快速回应，表明立场。从任前公示发布至湘潭市官方宣布该提拔任用违规总共历经两天，M部门的快速回应防止了负面舆情的继续发酵。 事件曝光后，M部门借助新浪认证微博对此事进行回应，称对王茜“暂缓任用”，此回应引起网友质疑和不满。同时，网友爆料称“王茜之父是某市发改委原主任”，王茜被贴上“官二代”标签。当地官方28日公布调查结果，将王茜之父免职，对该地区委书记立案调查。M部门借助媒体材料，在10多天时间里，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了撤销对王茜拟任该地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进行了处理，惩处的人数之多、处罚的力度之大、追究的时间之快，显示出政府与媒体的良好互动。 从处理的内容来看，首先，对王茜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说明，做到了公开透明，显示出调查工作的缜密细致。从对有关人员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当地官方对此事的查处和关注力度较大，对一些之前未被网友关注的嫌疑官员也依照调查结果及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由于被处理人员涉及不同地市、不同部门，因而该处理决定以M省部、地、市的名义分别作出，但统一公示，避免了媒体和网民分别查找的烦琐，体现了有关部门的诚意。同时，该处理报告省去了有关处理决定的具体纪律条款及处理经过，直接公示处理结果。 从处理结果的传播方式来看，此次处理结果通过新华社、红网、华声在线等媒体发出，充分考虑了网络媒体传播的广泛性。这样的方式，更容易满足网友的信息需求。 7．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申论要求